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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八岁的时候烦死了学习，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父亲安排我到成都去当兵。
        就这样，我穿上了军装，当我每天早晨被军号吹醒时，当我每天被一项项纪律要求时，我觉得人生怎么这么无聊啊。
        一切的改变是从伊蕊的出现开始的，当她从山坡的那边渐渐向我走来，我正举着相机拍落日，而她闯入了我的镜头，梳着短发，穿着一身军装。
        夕阳中的伊蕊英姿飒爽，我从来不知道女孩子穿军装会这么美丽，比起那些穿裙子的女孩子要美丽一千倍。我傻了一样，把相机的快门摁下去的刹那，伊蕊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谁让你拍我的？
        我呆呆地站在她对面，展颜一笑。伊蕊，这个十七岁的文艺兵，像一棵水仙花在我心中摇曳多姿。我冲下山，几乎是一路跑着回到连队，把宿舍全打扫干净了，连长说了几次的被子也被我认真地叠成了豆腐块。
        文艺兵营房和我们连离得不远，有事没事我就去伊蕊那里，她是不理我的，而我每次只是路过，透过窗子看着里面的排练情况。伊蕊是拉二胡的，很多次我路过那里的时候，她正在深情地拉着。我从来不知道二胡的声音这样好听，但现在，我买了十盒二胡带子，从《二泉映月》《江河水》到《病中吟》，我终于明白伊蕊身上为什么总有一种淡淡的雅致和美丽了，明白她为什么像一朵水仙花了。当我戴上耳机一个人听时，总是会泛起微微的酸来，而十七岁的文艺兵伊蕊，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叫康明阳的男兵，那个男兵把他拍下的那张照片放大了搁在日记本里。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伊蕊，阳光灿烂，穿着肥大的绿军装，短发在风中飞扬着。
        几个月后，文艺兵的连长莫红来找我，她大大咧咧地说，小康，听说你会照相，我们文艺连想请你去给女孩子照照相，可以吗？
        我差点跳起来，因为伊蕊马上会出现在我的镜头里了，这样的美差如何会不愿意？
        当那些文艺兵换了五彩缤纷的衣服出现在我的眼里时，我却发现少了一个人，因为伊蕊没有在那里，我有些失望地问莫红，你们就这些人啊？
        莫红说，噢，少一个，她去演出了，给人救场，如果她回来愿意照就让她再去找你。
        那天我心情很乱，照来照去的女孩子们在我镜头里像一只只蝴蝶，但我只想给那个穿着军装的女孩子拍照，她笑的时候，我的心中像千万朵花在开。
        周日，一个人在床上看伊蕊照片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着照片上的人。我慌了手脚，因为以为是战友，所以，穿得几乎衣不遮体，而且刚理了极难看的头发，像个逃犯一样。她笑着看我，康明阳，连长说照相可以找你，因为只有我没有照过，可以再给我照吗？
        我几乎颤抖着，当然当然，然后倒水给伊蕊，不小心烫了手，再拿出老妈寄来的话梅，发现被我放得快发霉了，我解释着，成都太潮了太潮了，而同样紧张的小女兵伊蕊拿着我倒给她的水说，不会喝不会喝。
        当我拿出照相机时我脑袋都大了，一下就傻眼了，上次给那帮女生照相所有胶卷全用完了，而要再买新的胶卷要去成都市里，往返几乎要半天，怎么办？
        有事吗？伊蕊问我。
        没有没有。我立刻镇定下来，我们走吧。
        伊蕊依然穿着那身肥大的军装，英姿飒爽。
        我和伊蕊去了后山，后山上，大片大片的野花开得正灿烂，伊蕊站在那些花中间，风吹过来撩起她的短发，镜头里的伊蕊一脸拘谨和羞涩。我不敢看她，只是忘情地注视着镜头中那个女子，那个像水仙花一样的女孩子，轻轻地摇曳着，在我的眼睛里，在我的心中。
        那天我一直在拍，好像永远也拍不完一样，伊蕊从来没有问过我，她只是按照我的要求摆着姿势。一张又一张我摁着快门，只有我知道，那里什么也没装，但是，伊蕊的身影已经不用照相机了，因为她的每一笑每一颦都刻在了我的心里，那些美丽的倩影如一张张永远的底片，只要我想，就会瞬间影印出来。
        累的时候，我们坐在后山的山坡上，伊蕊说，有机会我给你拉二胡听吧。
        好。我说，然后我伸出了手，把你的呼机号码给我吧。
        伊蕊笑笑，在我手上写了一串号码，怕出汗，我就那样张着手，一直到宿舍，其实，那个号码我早就记住了，只是怕一转眼背错一个数字。
        那次照相成了我和伊蕊的秘密，当一帮女生穿着军装湿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碰上我时，我总假装不认识伊蕊，因为我和伊蕊都明白在军队里恋爱意味着什么，何况，我们从来没有说爱，但我在我的军帽里写了一行字：伊蕊，很爱很爱你。
        在伊蕊和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对她说，背着二胡去后山等我吧。
        在后山上拉二胡的女子，忽然让我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尽管我骗了她，尽管我没有为她照相，但是，她早已经在我心中，为我拉了许多曲子了，然后她伸出手来：我的照片呢？
        对不起，我说，胶卷坏了，所以，我们要重照。
        她愣愣地看着我，然后说：你是骗子，然后背起二胡转身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也许我那天应该告诉她相机里根本没有胶卷，也许我应该把偷拍的那张给她？一切还来不及细想如何解决，文艺兵调离了成都，全去了北京，我呼了伊蕊有几万遍，但转眼间烟消云散，我竟然忘记她的呼机出了成都是呼不通的，一个月后，我从成都调往江苏，从此永远失去了她的消息。
        几年后，我终于如父亲所愿上了军校，然后一直留在了部队里，而伊蕊却再也没了消息。
        两年之后，我结了婚，和一个地方上的女子，并且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展，摄影展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伊蕊。十七岁的伊蕊，在后山的山坡上被我偷拍的那一张。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伊蕊说，那次我们去后山上照相，我的相机里是没有胶卷的，而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爱上了她。
        那顶旧军帽我一直留着，在帽圈里，一直有那一行小字：伊蕊，很爱很爱你。我的妻几次想扔了它，都被我阻止了。军帽里的秘密，是曾经开在我心中的一株水仙花，只开在十八岁那年的夏天。
        偶尔的一天，我坐在电视前，看到一个穿黑色紧身衣的女子，长发，正深情地拉着二胡，是拉了几十年的《二泉映月》。一曲终了，主持人说，请二胡演奏家伊蕊再为我们拉一曲《光明行》。我呆呆地看着，直到眼泪像虫子一样堆满了双眼。演出结束后记者做了随机采访，有人问伊蕊，开这样的二胡演奏会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紧张特别难忘？伊蕊摇着头，笑着答，不，如果说难忘，那么我十七岁时的那场演奏会最难忘，因为听众只有一个，并且，我还爱他。
       （谭海波摘自《情感》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