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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很多年前，有一队年轻的士兵被派到乡下劳动，帮助农民收麦子。连队规定一个星期工作结束，连长说提前干完提前归队，剩下的时间作为奖励一并归入假期。能想象到，这些一顿吃九个馒头的小伙子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热情投入到劳动中去的。他们仅仅用了两天就结束了所有的工作，并将情况通报了上级。于是，漫长的等待开始了，他们像一群孩子一样聚集在村口，在每一天里等待着远方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五天里，希望像退潮的海水，愤怒像加上煤炭的火。
        规定的时间到了，连队的卡车来了，小伙子们愤怒地围住汽车，质问为什么才来接他们。汽车兵说，并没有接到有关提前接回士兵的新指示，他只是照常执行连队一周前的命令而已。
        他们愤怒了，也许是为了这漫长的五天，也许是因为被愚弄，他们打碎了宿舍里所有的物品，拆碎了所有的床板……结果是原有的休假被全部取消，每个人被处分，并接受检查。
        理论上，在这个故事里，是没有任何人有错误的。军事命令被规定为一个星期的周期，无论是连队还是汽车兵都没有错，严格的按照规定的时间准确的执行了。连长的话可以作为一种激励，甚至说诱惑也可以，但它并没有被作为军事命令发布，它是不明确的，在理论上是没有责任的。
        那么，那些被处分的小伙子们错了吗？也没有。他们提前五天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应该受到表彰。并且，当他们受到愚弄的时候，他们是有权力表达自己的愤怒的。然而，客观上确实发生了违纪事件，必须有人出来为此负责。
        谁呢？——年轻的孩子们。因为是他们砸碎了那些床。
        “这就是生活的残酷。”讲故事的人平淡的说。他说话的感觉使我有一种直觉，他就是那些小伙子当中的一个。
        是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残酷。它有许多规矩，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一条轨迹。这些东西常常是与我们年轻的心灵，我们的理想相抵触，甚至背道而驰，直到伤害我们。
        生活永远也不会是我们想象，或者说希望的那样，它只是它自己的那个样子。
        乔弘在《女人四十》里对萧芳芳说，生活是很过瘾的。我想是这样的，就因为这番不容易，才有意思吧。人的那种力量，那种尊严，因为那不容易，才绽放出来。
        我在生活里看到一些人，他们像我一样多情、敏感、脆弱，他们从来都是缺乏这个社会上许多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庸俗妥协的能力，他们要么很认真，要么很倔强。我从不担心他们不再会去反叛、拒绝，他们都是对自己的心灵非常在意的人，他们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需要坚持的东西。我惟一担心的是这些好人，他们不能去妥协，不能坦然的去接受生活那不义的一面，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获得智慧，去保持他们最为可贵的东西。
        我希望那些珍视内心生活的人，能够和我一样，在生活的耳光中长大。能够学会顺从，学会妥协，在他们无法摆脱的习惯性的面对生活举起他们多情的臂膀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使得他们柔软的肋部能够抵挡住生活的撞击。
       （王小林摘自《中华工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