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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瘫痪后，我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待我沉寂下来，母亲就会悄悄地进来，两眼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
       “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带着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可我却不知道，她的病已很严重了。后来妹妹告诉我，母亲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叶落。母亲进来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你去看吧。”她脸上现出央求的神色。“什么时候?”“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让她喜出望外。“好吧。”我说。她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吐着鲜血。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金卫南摘自《家长里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