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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加拿大，一本由法学教授撰写、关于上市公司的法律结构的著述竟成了畅销书。这就是乔尔·贝肯的《上市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疯狂追逐》（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与此同时，一部与书同步摄制的纪录片也高居票房之首，并多次得奖，成为二○○四年最引人注意的影片之一。《上市公司》成功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它深入浅出、清晰尖锐的文笔。在不到二百页的篇幅中，贝肯精到地描述了在过去二百年里，西方上市公司怎样逐步扩大其影响，如今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任何时刻都无法避免商业公司的影响，无法避免它们的产品及其无所不在的商标和推销。
       但是，这本书成功的更重要原因，是贝肯触到了一根敏感神经，即对大公司所作所为普遍流行的厌恶和幻灭感。书中列举大量公司恶行，并由此得出结论：西方大型上市公司的“法律人格”如果由精神病医生们来归类的话，无疑应当列入混乱性——甚至谋害性的——精神错乱。其病症包括，“不负责任”，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总想“操纵他者”；“狂妄自大”；“反社会倾向”、“缺少同情心”，以及“无法感觉忏悔”。并且，大公司调动一切手段，通过大量广告、慈善捐款及其他社会活动为自己树立完美的公司形象，但事实上，它们所导致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其善行给社会带来的益处。
       贝肯举安龙超级能源公司的例子来证明其论点。每年，安龙都会出具一份“公司责任”报告，吹嘘自己在降低污染、推广可循环能源、赞助艺术教育机构及对社区建设等方面如何努力。可是，在最后一份报告刚出笼不久，安龙就因其管理人员的贪婪及做假报表而崩溃。成千上万的雇员因此失业，数万小投资者当初轻信了公司天花乱坠的业绩报告，此时手中的公司股票顷刻间不值一文。许多持股人把一生的积蓄都用来投资安龙，结果是倾家荡产。
       当然，安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破产恰恰显示出，公司经营者为个人利益而玩弄法律，走出太远之后总会触礁的。但是，贝肯的其他许多例子同样证明了其中心观点，即上市公司的法律结构将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引向毁灭性的反社会行为。也许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这些实例所涉及的并非只是小企业或边缘性商业，而是欧美商业界中的蓝股主流。
       通用电器(GE)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有声誉的公司之一，其GDP比许多小国还高，但却是个惯犯，其案底“足以让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也望其项背”（该书75页）。贝肯援引监察组织“多国启动”为其开列的名单，一九九○到二○○一年间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些活动中通用电器被相关部门抓住了尾巴，起诉成功——包括环境污染、信息误导以及金融舞弊等，多达四十二项指控，被判罚金超过二十五亿美元。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通用电器因为罚金而吸取教训。不幸的是，对那些该公司污染环境、金融舞弊和其他行为的受害者来说，通用电器规模巨大，利润丰厚，几乎能够承担任何罚款，然后在下一个规划中，对其违法旧伎照行不误。事实上，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通用电器会仔细权衡遵纪守法所花的代价和违法被罚之间的得失。在很多情况下，罚款再多也比守法的成本要小，所以公司宁愿取经济利益的捷径来博取最大利润，为股东带来最大的收益。用经济术语讲，只要可能，公司就会“外化”其成本，让其他人来承担公司的工商业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和环境损失。
       贝肯还举了更多的例子，显示蓝股公司把短期利润置于消费者、工人和其他公民的健康之上。最醒目的一例，是通用汽车(GM)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其雪佛兰马里布(Chevrolet Malibu)型汽车及其他类似型号汽车的处置方式。如果把该款汽车的油缸放在尾部，一旦尾部被撞，会有引起大火和爆炸的高风险，另一种方法则是把油箱放在车中部的安全位置，并用金属撑架来加以保护。在把马里布型汽车投放市场之前，通用汽车委派其一位工程师来计算两种设计之间的成本差异。通用汽车的工程师预测，如果把油缸放在汽车尾部，将会有大约五百例火灾直接引起的死亡；他还预测，对每一例死亡，通用汽车将应付给亡者家属大约二十万美元的法律赔偿，平摊到每辆车上就是二点四美元的成本。而把油缸放在汽车尾部，则给通用汽车省下每辆车八点五九美元的成本。所以，即使把死亡赔偿算在内，通用汽车仍然能在每辆车上省下六点五九美元。通用汽车选择了省钱之计，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导致了多起死亡事件。
       一九九三年，一位受害者对该公司提出起诉。这位妇女的马里布型汽车尾部遭他人酒后驾驶撞击，引起大火，她的全家人都被严重烧伤。法官判决，通用汽车赔偿受害者五十亿美元，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通用汽车不服，上诉，这个案子至今还由于程序性的拖延，而在加州的上诉法庭等待重新开庭。这是大公司面临起诉时又一个典型的应付策略。它们发现，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花钱雇最好的律师，把案子尽可能地拖延，以此使受害者不胜疲惫而寻求庭外和解。这样，他们只需付法官所判数额的零头就可以逍遥法外。
       同样的经济考虑指导着大多数公司对待他们雇员的方式，雇员的安全和福利被放在所谓的效率和低成本之后。这也是西方主要的大公司把其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来，他们付给当地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北美工人工资的零头，还不必为防止工伤和剥削童工的劳动保护法规而头痛。
       西方的制衣商和玩具商，如沃尔玛、耐克和玩具反斗城在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成千上万供应商，这些公司甚至试图对供应商的所在地加以保密，免得公众注意到那里的生产条件，以至于影响公司的形象。但是，国际劳工组织频频把这些供应商的“血汗工厂”的工作条件加以曝光：紧锁的大门，每天十四到十六小时工作时间，责打和随时解雇抱怨的工人，没有充足的卫厕，以及无数的生产安全问题。有时，火灾发生，很多工人因厂房紧锁，无法逃脱而死亡（65—69页）。
       当然，一些公司管理者会说，这些供应商的工厂虽然工作条件不尽如人意，但比起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工厂还是要好；并且，这些工厂提供的工作机会有助于当地解决失业问题。他们的证据是，工人源源不断地到来，并自愿在那样的条件下工作。但如此的论据并不证明剥削有理，只能说明，西方跨国公司无法垄断对工人的剥削而已。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更斯一百年前就指出的那样，任何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机都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它总是有那么一种冲动，要让生产条件回到榨取的极限状态。也正是因此，现代西方社会才会建立起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监察和平衡机构，以削弱资本主义制度无情残酷的一面，比如最低限度的安全和工作条件，失业保险，环境和投资法规，全面的公司税收政策等等。这些法规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陆续引进，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和工人罢工，也是为了保持获取利润而必须依赖的劳动力资源，大公司及其背后的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同意这些规范。但是，很明显，一旦有机会节省工人权益和保护环境这笔成本，他们当然不会错放过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世界贸易和投资系统的日益开放——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一九九五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同时，远距离交通和通讯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机会似乎到来了。
       当然，大公司不能把生产过程全部转移到海外，尤其是那些自然能源公司，产品必须来自北美的矿田和油井。这样的公司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凭其举足轻重的财经力量来影响地方和国家政府，让决策向他们倾斜。其手段花样繁多，从赞助选举，到设置智囊团为华盛顿炮制政策报告，再到雇用那些有良好关系网的前政府雇员和退休政客在国会开展游说。通过这些手段，公司推销一种论调，即“过分规检”商业活动正在损害美国经济，浪费纳税人的钱，并培养起一个庞大、浪费的官僚政府。最好对商业活动“非法规化”，让市场自己决定应该怎样做。按照这种论调，如果一家公司采用不安全的生产方式，工人就不会来这里工作，这家公司自然就会垮台。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政府似乎很接受这种论调。
       不幸的是，这种盲目相信市场调节的想法是极其幼稚和危险的。它假设，工人真的可以选择工作机会，而一旦公司违反安全规定，他们也有能力进行制止。贝肯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共和党对政府监察机构的削减，与能源工业中发生的致命灾难之间，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
       二○○二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的油田，一位技工受命对一口旧油井进行检修，此时，该公司的工程师们非常清楚，这口油井的井压已经很高。结果，这位技工在操作当中，发生了井喷，引起了高达四十英尺的火焰，他被严重烧伤，仅仅捡回一条命。事实是，在此前的几年里，该公司在阿拉斯加的雇员一直在抱怨公司一再违反安全维护法规。二○○一年,该公司还因明知故犯地释放有害物质而遭起诉，被罚款五十万美元，并承诺“保护工人、公众和环境，遵守各种有关的规章制度”。但是，英国石油公司根本就不愿花钱雇用足够的技工来维护这一地区的油井，因为这些油井已经到了其生产周期的尽头。阿拉斯加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石油工业声称可以自我规范，在其影响下，州政府对油田安全检查机构进行了削减。监察员每周必须巡行几百英里，仅仅能够保证最低限度的检查，而且，他们还要把其检查活动提前通知公司，以确保能够进入那些油田。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公司基本上可以逍遥法外（80—84页）。
       通过对大公司种种劣迹的观察，贝肯得出结论说，就像精神病人一样，上市公司不是把他人当作人来对待，而是当作生产利润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在失去使用价值时就可以弃之不顾。当然，上市公司也为社会带来诸多好处，使我们的生活现代化，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西方社会中，大多数人比其二百年前的前辈们生活得更好，至少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公司制度无疑为这一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多数西方人也许不会怀疑这一资本主义观念，即，追逐自我利益和利润是主要驱动力，驱使人们努力工作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社会中，对于大型上市公司及其管理阶层的确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普遍反感和不信任，认为它们将贪婪和短期利益置于所有事物之上。每逢国际经济组织举行会议，如亚太经济首脑会议（APEC），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以及八国首脑会议（G8），都会发生公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是这种反对意见的清晰呈现。此外，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了上千个非政府组织和网站，呼吁制止“邪恶”和“不公平”的企业全球化；同时，相关的严肃学术研究，就像贝肯的这本书和同名纪录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凡此种种，都是这种反对意见的明显表达。
       这些抗议之声有着种种的针对性，但其中的主题是，那些操纵主要跨国公司的商业和金融精英已经变得太过贪婪。换句话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上市公司的扩张，已经让他们拥有太多的权力以及左右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而他们则运用这种影响力操控国际组织甚至美国政府的活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普通公民却因此而遭殃。
       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到：借口反倾销，国际贸易组织允许发达国家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原材料；但，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组织却允许发达国家给它自己的农产品以丰厚补贴，以便在与贫穷国家的农民的竞争中占上风。同样，国际贸易组织十分关心保护知识产权，而这一保护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的制药厂、高科技和娱乐公司，同时却减缓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后者无力购买新的科技成果。在很多情况下，用来挽救生命的新药品却无从抵达那些最需要它们的病人手中，如非洲就是如此。
       西方财经利益集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过去十年中，在东亚、非洲以及东欧多个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贷款作为筹码，迫使这些国家采纳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此类政策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善那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却使西方的银行降低了在这些国家中的投资风险，并在本土公司羽翼丰满之前，让跨国公司抢先进入新的开放市场。大多数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中受益，他们的国家却由此背负上巨额贷款，自然是要由其纳税人来偿付。
       最近，对美国为首的侵略伊拉克战争，西方国家的民众普遍不满，同样是出于怀疑，侵略的一个主要动机乃是为一些英美石油公司和军备制造商——都在世界上最大公司之列——的利益。也许，仅用此一理由来解释这场战争的动机是过分简单了，但不能否认的是，石油公司、军备制造商和美国的其他工业将从伊拉克的毁灭和重建中赚取大笔利润。
       当然，如果这些西方公司的危害行为只局限在世界上其他贫穷地区，人们对企业全球化的反对之声也许不会这样强烈。但是，事实上，公司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所导致的全球化，已经直接影响了西方人，而且是十分消极的影响。
       例如，现在，许多大公司高层管理者们的巨额工资和红利是根据公司季度产值和股市上的股价而定，动辄每年上百万美元。这就让高管们不顾一切地榨取最大利润以获取高额回报，通过裁员来减少开支就成了家常便饭，然后，并购其他公司来提高股价，接着再裁减那些公司的雇员。结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成千上万个有技术有经验的雇员，很多甚至是中级管理人员，失去了本来以为很牢固的饭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通过中介重新找到短期合同的工作，虽然所做的工作与从前差不多，但却不再享有公司的福利和退休保险计划。而那些有幸保住全职的人则发现，他们被迫延长工作时间，失去了家庭生活，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在这种士气低落的工作环境里，没人对前途有信心。同时，他们的顶头上司却把巨额的报酬揣进口袋，其数额与日俱增。当人们发现，这些高管还卷入舞弊行为，用误导的报表来夸大公司利润，让他们的高额酬报显得合理合法，就尤其感到义愤填膺了。就这样，贪婪的高管们把雇员榨取得一干二净，然后其过分扩张和风险投资的策略又把公司推上毁灭之路。于是乎，本世纪初，当美国的股票市场遭遇暴跌的时候，一大批似乎很茁壮的公司竟突然陷入破产。
       近来，西方消费者们受这些大公司之害实在不浅，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被大规模地私有化这一方面。大公司说服政府，它们会更有效率地经营电力、煤气和水公司，如此可以节省政府和纳税人的钱。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服务的私有化导致价格上扬，并产生更多安全问题，因为公司会尽量地从公共设施中榨取利润。贝肯谈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电力私有化导致了加州以及美国东北部、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数次大停电，代价巨大；而澳大利亚等国的供水私有化，则导致了饮水污染事件增多。
       西方民众与大公司打交道的教训，以及他们对那些深受全球化之害的贫困国家的深切同情，使很多人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其活跃程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人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以来少见的。虽然大多数人都承认，自我利益和利润是企业商业成功的两个主要动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公司价值”吞噬自己的生活。对于过分自私和贪婪的人，只能依靠一种社会机制来防范他们为满足一己之欲而越界去侵害他人利益，同样的道理，也需要有效的方法来遏制那些过分自私的公司行为对工人、消费者和环境造成危害。社会提供给公司劳动力和资源，并让公司获得丰厚的利润，必须设法让公司回报社会。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拭目以待，那些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国家政府是真的聆听选民意见，对大公司进行遏制，还是继续为财经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正如贝肯所引一位评论家的话，如果允许上市公司一如既往地左右世界经济，那么它们只会“拿，拿，拿，浪费，浪费，浪费”，直到它们把生命引向毁灭，把人类引向灭亡。
       （Joel Bakan,The Corporation: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Toronto，Penguin Canada,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