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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那年夏天，我靠帮人在庭园的草坪割草挣点钱。日子长了，我对各家的园子都了如指掌：哪家栽了花儿，得留意别伤着了；哪家插了桩子，得留意别被绊着了；还有些人家总爱在园子里掉一些东西。此外，我还熟知了我这些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镇的老乡们的付酬方式：要么以活儿换活儿，要么按月计酬，要么干脆——什么也别付。
       巴卢先生属最后一类。而且，他每回都有理由。一次，他没有比50美元更小的钞票；又一次，他手头的支票本用完了；还有一次，我敲门找他时发现他根本不在家。但除了这事，他倒是个满不错的老头儿。每次在远处看见我，他都要朝我挥挥手，或扬扬头上的帽子。他似乎是个退休工，由于身体的某些不适不宜自己干庭园的活。我便把替他干的活儿做了个帐，但对这倒不十分在意。不过是割割草，对我是顺手的活儿，再说，他那点草坪也费不了多大事。
       7月的一天下午，我路经他家时，他站在门口招呼我，叫我进去。他的门厅里很凉爽，但光线幽暗，我好一阵子才习惯过来。“我欠你的，”他说，“但……”
       我知道他一定又有个新理由，便没等他说完，打断说：“不用为这担心，我并不在乎这事。”
       “银行做我的帐时出了点差错，”他没管我的话，继续说，“但一两天后就能弄清的。这之前，我想也许你可挑一两本书，作为眼下的报酬。”
       他指了指四面的墙。我看见壁架上堆满了书，真像个图书馆，只是没把书分门别类地摆放。“不用急，慢慢看，”他鼓励说，“先读，再借，再自己保留。你可以挑你最喜欢的。你平常看些啥书？”
       “我也说不清。”我的确说不清。平常我只是胡乱看些杂货店架子上摆着的平装本书，或家里翻到的一些杂志，连环漫画等等。让我自己专门挑一本书，这还是新鲜事，但不乏吸引力。于是我挨个儿扫视架上的书，并问：“这些书你全挨页儿看过吗？”
       “看过，”他点头说，“这儿的书全是我特意保留的，都是值得反复看的。”
       “那你帮我挑挑吧。”
       他扬起头，眉心舒展，赞许地打量我，像要给我量衣服似的。片刻后，他从架上挑出本颇厚的书，递给了我。
       “《最后的公正》，安德烈·施瓦兹·巴特著，”我念道，“是写什么的？”
       “你告诉我，”他说，“下个星期。”
       晚饭后，我坐在家门口捧着书啃起来。仅看了几页，周围的一切便从我意识中消失了。书中主角的悲剧故事，善与恶的冲突和搏斗，优美、通俗、富于感染力的语言深深迷住了我。当薄暮降临字迹已难辨认时，我把椅子搬进屋，在灯光下看了个通宵。
       直到35年后的今天，我仍栩栩如生地记得那件事。那本书蕴含的力量令我震惊，我从没想到过，一部小说能这样强烈地打动人。但我拙于言辞，无法讲清内心感受，所以，第二个星期巴卢先生问我时，我只简单地说：“很好看。”
       “那就归你了，”他说，“还要我帮你挑一本吗？”
       我点点头，他便又给我拿了本玛格丽特·米德的经典历史著作《萨摩亚人研究》。
       长话短说吧，巴卢先生那年夏天和来年夏天，都没付过我一次现钱，但最终我却得以成为达特茅斯大学的一名人类学教授。而且，那个夏天我还懂得了，阅读决非单是无害的消遣。当一本好书恰逢其时地落到你手中时，没准会改变你一生的航向。
       （王峰摘自《思路与智谋》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