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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特莱尔，玛丽·塔德和亚伯拉罕·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王尔德，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这是美国独立学者黛博拉·海顿的新书《天才、狂人与死亡之谜》披露的惊人观点。
       1492年，哥伦布不但发现新大陆，也从美洲带回“天谴”的梅毒，由此绵延西方五百年？贝多芬谱写《快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这些谜团隐藏着时代的秘密和病症，黛博拉·海顿试图以梅毒和名人的死亡这个视角来观察历史，破解人类和大自然的生态结构。
       3个月前，我读《世界瘟疫史》时，得知希特勒被这种可怕的梅毒逼迫得发疯，丧心病狂地发动了战争。这一切源于一个犹太妓女传染给他梅毒，正像梅毒刚开始悄无声息潜伏一样，历史的车轮也许在那一刻开始转向，发生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瘟疫史》在“梅毒”这一章节，频繁援引黛博拉·海顿的研究成果，当时，就想早日看到《天才、狂人与死亡之谜》的中译本，一睹为快。
       今天，梅毒用青霉素很容易治疗。但是，在20世纪之前，欧洲与美国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得过这种无法痊愈的慢性疾病。天才、狂人当然也不例外。学者黛博拉·海顿研究15-20世纪的知名人物，探讨梅毒对他们生活与作品的影响。梅毒患者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因此，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在“SARS”、疯牛病、禽流感、艾滋病流行的今天，这些时代的“瘟疫”，和历史上的梅毒似曾相识，虽然科技发达，但人类在和疾病的对局中，很难说是胜利者。透视梅毒侵害人类的历史，可以折射出野蛮、纵欲、荒淫、战争等诸多不文明的镜像。不妨把梅毒流行看作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上帝的实验，通过疾病这种手段来达到大自然的均衡，而梅毒是人性阴暗与罪恶的昭示，是神灵对人类的警示与惩罚。
       历史不轻易作出结论，黛博拉·海顿的研究也并非盖棺论定，她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种结局。
       （黄小玲摘自《齐鲁晚报》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