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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卯足情才二思著一文，以表达对同道前辈邵飘萍的怀念和祟仰之意。但每每碍于笔力孱弱而不敢造次。今适逢邵君殉难整八十载之际，甚感不允再延宕，所以也就顾不得浅陋，斗胆作一“才不足情为添”之篇了。
       当年邵飘萍“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越英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如此无畏之肝胆，自华夏开新闻一业始，今昔能有几人堪与比肩?邵氏创办《京报》，亲书“铁肩辣手”高悬报馆，执意作文要让当局“听命于正当民意”，如此凛然之正气，遍数业内人士中，今昔又有几人堪与争锋?想今日吾辈同道或一言指示，或仅一数百纸币红包，便俯首屈就，“大手笔”一挥，阿谀造假之辞即面世愚众，而当年张作霖汇大洋30万，以期邵君搁笔开恩，却遭一口回绝，如此坚贞之操守，今昔竟有几人堪与媲美?
       我有时很惊诧，在一个军阀混战，万马齐喑的年代，怎么会有邵飘萍这样的人物横空出世?这是否属于时势造英雄?我有时还难以理解，像邵飘萍这样的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却竟敢在一帮蛮不讲理的兵魁面前贫贱不移，是属于良知所致还是不坠青云之志?我有时还很纳闷，邵飘萍能面对30万大洋和屠刀而不变节，这是属于无欲则刚抑或是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整个地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这样的高风亮节对今天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天外来客的作为了。这使我想到我们这儿每年的记者节上总有这样一个“动人的场面”，几个被选上的“新闻从业人员”中的先进或积极分子，在大雅之堂上宣誓，内容是遵守职业道德不收受红包什么的，我想这让九泉之下的邵飘萍肯定是报之一哂了：这样的行为还要通过宣誓来遵守，这岂不是几近荒唐与可笑了嘛?!
       今天，由于商业社会的进步，新闻业也得以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且由于时代的嬗变，亦赋予“新闻”一词以全新的诠释，只可惜这样的“进步”和“发展”，这样的“嬗变”和“诠释”，却是产生不了章太炎所期冀的“不务谄媚，不造夸词，正色端容，以存天下之直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了，更产生不了像邵飘萍这样真正的大记者了。今天大多数的“新闻从业人员”，很成熟很理智、很老到很洒脱，很精明也很识时务，但就是鲜见毛泽东所称道的，像邵飘萍那样“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所以老人家当年要经常登门拜访邵并面聆教诲，所以他办《湘江评论》时还要感叹“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恩格斯说十九世纪是一个需要伟人而且产生了伟人的时代，而今天的商业社会，是否可理解为是一个不需要也不会产生真正大记者的时代?所以我们每天让受众接受的新闻，不是风花雪月加“胆怯的爱情”，就是哪个歌星影星要生娃了，要不就是“迅速致富之通道”，当然，还有会议座谈加接见。
       八十寒暑等闲度，年轮的更替使得大多数国人早已忘却了邵君献出的生命及其这生命的价值，即便是“业内人士”中，知晓邵飘萍者也是多乎哉，不多也。或许是在喻利不言义的社会形态中，像邵君那样的“铁肩辣手”，“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办报宗旨实在是落伍且不合时宜了。今天，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更多地是服从组织安排以保住饭碗，遵循见机行事以捞取实惠，崇尚察言观色以获得晋升，而像邵飘萍那样恪守正义、秉笔直书并以身殉道则成了酒后饭余的谈资和笑料。一言以蔽之：悲乎!
       今天，我写下这几行追忆邵飘萍的文字，当然不足以镂述我对这位同道前辈的崇仰之情。另外，此刻不述与邵君齐名的林白水君，不述秉承夫志、前仆后继的汤修慧女士，亦是一种大大地缺憾，但惜乎纸短才尽，所以只好作罢。
       逝者已矣，不堪其衰，君子在上，伏维尚飨。愿邵飘萍君在天之灵安息!
       [翟明荐自《东方评论》2006年3月16日]
       荐稿人语：叶治安先生的文章用心表达了对先辈记者的怀念和崇敬，也对目前记者队伍的现状进行无私的揭露。我推崇这样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