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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忠先生发表在2月22日新华网上的《“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何错之有?》(以下简称吴文)，把任建明教授说的“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这个观点捧上了天，并连带为“公车货币化改革”、“高薪养廉”大唱赞歌，还引经据典用鲁迅的话来支持自己论怔的观点。
       显然，吴文把“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当成了至理名言，对此笔者实难以苟同。因为以“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作为评判公务员待遇的标准，至少有三点值得商榷。
       商榷之一，无论现在还是今后，买不买得起私车都不应该是评价公务员待遇高低的标准。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的待遇标准虽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但最基本的是要合理、合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如果拿某种具体的消费作为公务员待遇的标准，其依据在哪里?如今任教授提出应“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那么让公务员住上百平方米的房子、让公务员每年出国旅游一次、让公务员买得起红木家具这些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衡量公务员待遇的标准呢?显然以某一单项消费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是极不科学、不严谨的。
       商榷之二，以“今后”二字作为“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借口是说不通的。“吴文”称：“任教授说这句话是以‘今后’二字为前提的，并非指现在，何错之有?”“其道理不是像15年前说在今后步入‘手机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手机一样浅显么!”对吴文的说法笔者不能认同。“今后”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时间概念，明天是今后，十年、五十早、一百年以后也是今后。教授如果指的是遥远的“今后”，就没有现实意义。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那时不仅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算不了什么，多数百姓想必也将具有买车的能力。那么任教授所说的“今后”，显然是在指前者，即极其靠近现在的将来，他所体现的是强烈的现实要求。其用意就是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在大多数百姓还在为上学难、看病难发愁的时候，让公务员们提前事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物质条件。笔者要问这合理吗?
       商榷之三，以“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遏制腐败是否可行?吴文认为，要遏制严重的吏治腐败和权力之下的公车腐败是不可能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从而失去腐败的欲望。于是，吴文高度赞同公车货币化改革和高薪养廉的思想。那么请问吴忠先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你凭什么断定“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后，那些贪欲无限的赃官会收手不贪?
       吴文假鲁迅的话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把鲁迅批评的过度追求完美和理想的论述，作为遮羞布，掩盖公车货币化改革中的弊端和高薪养廉的虚伪性，缺乏说服力。
       [闲话荐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