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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时，与陈岱孙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那时的金岳霖只有32岁。
       金岳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m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一日，金岳霖登台演讲，讲到得意处时，忽然停下，对学生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然后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中细看，表情甚为得意。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昆明，人们便要常常“跑警报”。这位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恋之情，终身不渝。但因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结合，金只能将这一真情隐藏心中，并与梁、林二人结为终身挚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徐志摩曾说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他劈开了不得舒服。”
       [翟 明荐自《人物》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