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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是我生平最灰的一年，在黑龙江百事不顺，度日如年，天天找伤感的音乐听。无奈中，我向家里发了封求援信。母亲心领神会，一个加急电报打过来，让我请到一个月事假。
        南归的列车上，坐在我边上的也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呼玛插队的，衣着破旧，逢人就像做广告似的说，她们那儿起早贪黑做一天苦力只挣五角钱。她跟我谈了三句话，就开始盘问我的收入。我那时是个从不向外人诉苦的人，而且恨别人同我谈钱，只觉得这个旅伴俗得不可救药，所以便常常独坐看景，彬彬有礼地拒绝与她聊天。然而她也不在乎，见我网兜里有只苹果烂了一角，就讨去吃掉了。
        列车到了哈尔滨，才知唐山大地震，南去的列车全线停运，于是，我只能再绕道到大连。在大连轮船售票处排队时，我又见到了她，她依然穿得像个贫下中农，远远地，我们彼此点点头，也许都懒得同话不投机的人厮守在一起。
        列车停运后，大连开往上海的客运成了热门行当，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我知道家里会为我担心，就拟好了电文去排队打电报，轮到我付费了，却发觉钱包被窃。
        我真的成了无产者。捏着电报纸发呆，这时，看见那个女知青也来打电报，她问我怎么了，我说遭小偷劫了，然后扔了电报纸就走。我不愿多说，那年我反正是倒运的，碰到这事，好像一点不突然，相反，遇上好事倒会忐忑不安。我盘算着怎么度过这几天，候船室向来是知青的免费宿地，只是没东西吃，网兜里剩三个苹果，还有一包干木耳，再加上水，也许是饿不死的，能撑回上海，一切都好办。
        可是，我第一天就超了计划，把三只苹果全当了主粮，后面的几天怎么过？我感到处在穷途末路中。正在发愁，她来了，把我的轮船票讨了去，一会儿，跟人把四等舱票换成了五等的，将五等舱票和差额的钱交给我。
        我拿着钱直奔食品店，买了店里最大的一种面包。从此，我出远门总是要带充足的食品，而且从不怕累赘。
        我去谢她，很想跟她说些什么，可她笑着把话岔开，只说放心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只是以后该学学她的样，把十元的钱缝在内衣里。
        我和她就这么匆匆分手，都没想到要互留地址，或许都想到彼此只是个普通的旅伴，没有续写故事的必要。
        船到上海，没料到家人来接船，问他们怎会有这信息，他们说收到电报，是按电报的要求办的。
        我想起了扔掉的电报纸，想起我的旅伴说“一切都会好的”时眼里特殊的光彩，便开始在码头找她，可是茫茫人海，哪里有她的踪迹。
        旅伴的真情点点滴滴地给了我多年的美好回忆。人的希望就在于人心中有善。
       （韩月楼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