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闲读《
红楼梦》，读到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看到荣国府里的头头脑脑们一听到皇帝有请，便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真不免有些感慨，想一想生活在皇权时代里的人们，哪怕是豪门权贵，也真是在提着脑袋过日子的。
皇上的这次召见，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那天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府的人都在荣府齐集庆贺，喝酒听戏，热闹非常。这时，忽有门吏来报：太监宣旨来了。一家人“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跪接圣旨。圣旨很简短，就一句话：“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太监宣完了旨就打马回宫了。贾政不敢半刻耽误，赶紧更衣入朝。而在家的“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读到这里我就在想，这皇上的威力真是太大了，一说让人去见他，便把一家人吓得如此惶恐不安。若是有点心脏病、高血压病底子的人，岂不要当场吓死过去。
对皇上的威权，过去的认识是，从理论上讲，他是“上天之子”，来到凡间是“代天牧民”的；在实践上则是因为皇上手里握着枪杆子刀把子，还有一处又一处的天牢。但现在想来，这还不是威权的由来。以今例古罢，现代国家里，哪一国的首脑手里不握着这些硬梆梆的东西，哪一个国家里又没有监狱呢?如果是，那美国总统的威权应该是最大的，他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可在美国，别说官宦们不怕他，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怕。相反，总统出来“视察工作”，发表讲话时，平民还敢向他扔个鸡蛋，搞个示威之类的小动作。
现在说，皇权时代没有法治，是人治社会。但这话如果让皇上听到，他一定会反对，因为那时也有法律。不但皇上会说他治国的法子是法治，而且反过来还要说他那个法治比现在严厉得多。比如说清朝，乾隆皇上就会说他的《大清律》，有厚厚的好几本子，罪条罚则，上边写得一清二楚，这怎能说是人治呢?乍一看，对杀人、放火、抢劫之类的犯罪，也确是如此。可是，再看看清朝时办的那些文字狱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时代，清朝是文字狱案最多的时代，仅“康、雍、乾”的“盛世”里就办了160多起大要案。当然，这些案子的“判决书”，也是很合法义的，述说“事实”之后都落着“依律凌迟处死”、“依律发往某地”之类。依的“律”大多是“欺君罪”、“忤逆罪”和“谋反罪”之类。但是，看看那些依“律”‘说你有罪”的法子，就会知道皇上的威权有多大，多可怕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上责令查办了胡中藻一案。胡是乾隆六年的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为清初重臣鄂尔泰的门生。案子是从查胡的诗文人手的，结果不查不要紧，一查便查出了胡中藻“欺君谋反”的死罪来了。比如，胡诗中有“一世五日月”和“又降一世夏秋冬”之句，这便是“悖逆”之证，因为“我大清”太平盛世景像远超汉唐宋明，胡诗却“又降一世”，岂不是在骂朝廷?又如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竟敢把“浊”字加到“我大清”头上，更是谋反罪证了。就这样，胡中藻被“依律处死”了。后来，据史学家考证，胡氏一案，真正的原因并不在诗文，而是因为他跟鄂尔泰跟得太紧。而鄂尔泰又素与当时的另一重臣张廷玉不和，胡便与张作对，有朋党之嫌，引起了乾隆的不满。这就更让人惊恐了。
如果律条上既写着罪名，又有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触犯了律条，犯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律条上的罪名是有了，可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触犯了律条，却是遮遮掩掩， “神龙见首不见尾”，而那解释权又全在皇上的肚子里。比如上面说的胡中藻案，他的那些诗早就写了，之前一些人甚至还觉得写得新奇好看，但经皇上一解释却是死罪。更可怕的是，跟着皇上过日子，皇上有了说不出来又不好治你罪的不满，便能想个另外法子让你有罪，并抓起来或关或杀。因此，这种“治罪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更难以预防。比如胡中藻到死可能也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可见，皇上的威权既不在于他是谁的儿子，也不在于他手里有多大的法器，而在于他在制定律条时，便在罪名的认定上预留了神秘的解释权给自己。如此想来，贾政一听说皇上要召见他便惶惶不安，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要想治贾政的罪真是太简单了，不仅他会写也写过诗作过赋，至于贾宝玉那些歪诗乱词，就更经不住皇上的解释了。何况，他更不知道皇上是不是对他有了不满。
[王翔宇荐自《搜狐博客》2006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