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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祥奥(山东禹城)
       读了张雨生先生的《以教育出名的穷村》(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3月)一文，让我做了一次深深的反思。
       我也是从穷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我从小受过的教育让我知道，人不能忘本。正是有了众多的父老乡亲的帮助，包括从经济上接济，从精神上的期待和鼓励，才能使我这样一个家中世代务农的农村孩子一步步考上大学，念完研究生。从道义上讲，我最应该回到那个虽然至今还很贫困，但却是生我养我的山区，为家乡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可是，当我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我还是留在了城市。
       我在念小学、中学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们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好好念书，别像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窝在这个小山沟里。或者是：你看人家谁谁，考上大学后，把他爹都接到城市里去享福了。等我考上大学之后，我的亲朋好友都松了一口气：终于考出去了。
       比我早几年考上大学的，当然也有回到家乡的。他们刚毕业时也曾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可是其中大多数人后来的遭遇却让我害怕。除了个别人通过关系进入政府部门外，大部分都在县城的企业上班，工资没法保障，有时还要靠种地的父母接济。更让人受不了是一些人的风言风语：这人太没本事，肯定是在外面找不到工作了，才回来的。
       在考虑就业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时说，年轻人应该有一股闯劲，只要自己努力，在哪里都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受到这样的鼓舞，我也曾考虑过回家乡去。可是，在我们那个县城，啤酒厂是全县唯一一个像样的企业，还主要是依靠了山泉的水质好。其它的企业就像是走马灯一样，起得快，消失得也快。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要资金没资金，要关系没关系，又能如何呢?当我真的沦落到再依靠父亲种地的收入吃饭、让父亲为我的事担心时，我觉得那将使我父亲大半生的希望都化为泡影，在绝望和惊恐中度过自己的晚年。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不寒而栗。
       在生活上，留在我现在的单位，肯定比回到家乡要好得多，在事业上当然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家长面前，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是进取还是逃避?有时我也会因此而自责，可是看到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出国，在异域扎根，我又会有些坦然，毕竟，自己还是在为自己的国家作着自己的一点点贡献。
       陈志云(湖南桃江)
       贵刊2006年2月所载孙玉祥《那代人的风采》一文中，关于华罗庚对古诗(塞下曲)的置疑我有不同看法。
       唐朝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而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有“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这句注解中讲，鸿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随阳鸟——由此两句可以证明，当时(唐朝)北方大雪时，群雁尚未南归。月黑天高时虽看不到雁飞，却能听得雁鸣，因此可以给人“月黑雁飞高”的印象。我在西北住过一段时间，故以为《塞上曲》并无逻辑上的错误，只不过中原人难以理解罢了。
       另外孙玉祥先生把华罗庚对于古诗逻辑的置疑归为对古诗造诣不凡，这一点也不见得合适。很多诗词中都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这种文体也根本不可能像数学一样严谨，华罗庚先生是数学大师，对于古诗词可能会不自觉地运用数学头脑来推敲，当然华先生可能确实对古诗词造诣很深，只是不一定体现在这个故事中。
       刘曰建(北京丰台)
       饶有兴味地拜读《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3期《当代打油诗拾趣》，这些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名人写的打油诗，表面通俗、轻松、幽默，却把沉重的历史画面浮现出来，看似大白话，细想有深意，你笑出的不是泪水是血泪。没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深刻的思想认识，是决然写不出来的。这些打油诗可称得上大雅若俗，大洋若土，且是雅后之俗，洋后之土。现在有些所谓的诗，既无诗味又少文采，读来味同嚼腊，更难耐那无病呻吟，令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怪里怪气的语句，让人不知所云。只好扔下不读，诗人的“心血”可就糟蹋了。
       浅显非浅薄。朱德元帅1961年写的《看西湖茶区》，也可列入打油诗：“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喜悦之情跃然纸上。郭沫若在1963年红薯传入我国370周年时填写的一首《满江红》：“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多。输入者，华侨利。陈振龙，本是福建原籍。挟人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文字看似粗俗，但读来另有味道。可见文学作品，包括杂文不应追求文字的奇巧、怪异，而应重在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