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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重新崛起。在一片繁华悸动中，王安忆以小说为这座城市打造了一套谱系。一本《长恨歌》从旧社会写到新时期，风靡大陆及海外读者，之后的《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等，也多半以上海和周边市镇为背景，白描浮生百态，拟想城市和历史的互动关系。
       王安忆下笔繁复细腻，俨然继承十九世纪以来写实主义小说的正宗。她对人性素朴面的探勘，还有对都市生活社会学式的观察，永远兴致盎然。她的风格，好之者认为翔实生动，恶之者认为夹缠琐碎，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然而王安忆又不能为简单的“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现实主义公式所局限。她对小说在世界中所呈现的意义，每有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像、铺陈伦理关系的重要方法。在一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文字，重新安顿“事物的秩序”。或有识者认为她近期作品耽于物质原初细节，充满社会主义式的乡愁。但这毕竟是见树不见林的说法。正如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小说《纪实与虚构》已经预告的，她是以上海为基础，重写“创市”──也是“创世”──神话。
       《遍地枭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来的重要突破，很可以显现她现阶段小说美学的变与不变。这本小说仍然以大上海为题材，时间的落点则是当代。习惯了《长恨歌》式情节的读者，对《遍地枭雄》要有心理准备。这本小说不写新旧上海的罗愁绮恨，甚至没有女性主角。相对的，王安忆要写的是男性──而且是黑道上的男性──之间的情义。以往王安忆善于将故事安排在街巷弄堂，上海市民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一回，她把角色连根拔起，让他们穿乡走镇，过起亡命生涯。《遍地枭雄》是一本不折不扣的“路上”小说。这一人与空间关系的转换，和她的上海想像有什么关系？
       故事的主人公韩燕来出身上海郊区的贫民区。这块城市与乡镇接壤的地方原来一无是处，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居然也透露了生机，也让生长其中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了。韩初入社会，高不成低不就，但再怎么甘于平淡，也禁不住环境的挑拨。企业、投资、生意、工厂……年轻人哪能不志在四方。然而知易行难，韩燕来必须妥协。即便如此，他要为自己打开出路。做木匠还是做开车师傅？韩燕来的选择可以料得到，而在这样的选择的背后，有着历史算盘拨弄的回声──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六十年前的选择，是有相似性的。
       小说由此进入正题。王安忆要写的是一个上海小青年的启蒙故事，她要观察一个年轻人与社会打交道的古老主题，在新世纪里会带来什么样的教训。韩燕来学会开车，加入千百出租车司机的行列，过起送往迎来的生涯。他的车子不只是谋生工具，也是欲望媒介。穿梭大街小巷，韩燕来仿佛有了自主的生活，也同时好像失去了什么。车是租来的，必须与人轮班；乘客形形色色，由不得司机挑拣。深夜的“男鬼”、“女鬼”在车上无所不为，尤其让韩燕来难堪。他还是童男子，王安忆提醒我们，内里还有那一点娇贵的天真和自尊。就这样，韩燕来一点一点融入上海这座大城市的轨道，直到那个生意鼎盛的圣诞夜晚上，直到那三个年轻男子上了他的车。
       王安忆写韩燕来和他的车子之间的关系，平实流畅至极，但也隐隐透露寓言意义。《遍地枭雄》的这一部分，日后一定会不断引起读者将其和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经典《骆驼祥子》（一九三七年）做对比。我们还记得来路不明的祥子到北京讨生活，一心要挣一辆“自己的”洋车。他原本洁身自爱，一点一滴攒下血汗钱，好作为买车的资本。他三次几乎达成心愿，但又三次失去已经到手的洋车。与此同时，祥子逐渐堕落，他的身体和自尊终被淘洗一空。为了车，祥子付出一切，最后一无所获。小说达到高潮时，我们看到祥子已经沦落为无赖，在老北京的婚丧仪式中权充场面。甚至同情他的叙事者也一改初衷，指斥祥子是个“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老舍的《骆驼祥子》未必有左倾意识，但他写出抗战前夕的古城里，一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动物”的悲喜剧。祥子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本钱，努力经营，盼望拥有一辆──以至更多辆──洋车。但他算计不精，被卷入一个莫可名状的机器里，血本无归。这个机器可以是古老命运的轮盘，可以是自然主义的“遗传”和“环境”的限制，也更可以是资本主义的无情运作。小说开始，当叙事者要将祥子作为人物抽样来描写，像“机器上某种钉子”那么准确时，一个人与机器，或人变成机器的寓言已经隐然形成。
       而作为写实小说家，老舍也必曾想过，他逼真的叙述到底是写出了祥子和他所在社会的病根，还是撒下了一个文字的天罗地网，成为陷祥子于不义的那个社会的代言工具。写实小说到底是社会的批判，还是同谋？
       将近七十年后，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仍然在思考《骆驼祥子》所提出的问题，但结论何其不同。由北京到上海，由人力车到小汽车，社会主义建设翻天覆地了五十年，何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还是阴魂不散？韩燕来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它不只投射共和国又一代青年的希望与怅惘，还启动了前世今生的诡异循环。比起祥子，韩燕来其实没有吃过太大苦头，也容易安于现状；只要在上海继续发展，他可以按部就班地开车，像“机器上某种钉子”。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否有一股模糊的冲动，一种不甘心如此的欲望？这样的冲动和欲望不能只落实到一辆“自己”的洋车，或一辆汽车上。在人和物的关系之间，总还应该有些别的。
       这就引向了《遍地枭雄》情节的大逆转。圣诞夜往外滩的路上，三个男子上了韩燕来的车。他们很快露出真面目，押着年轻的司机开离了上海。这伙强徒以抢劫倒卖小汽车为生，专在苏、浙、皖一带活动，犯案稳准，行踪飘忽。韩燕来开始的恐惧和怨愤不难想像，然而逐渐地，他发现这三个抢匪和他年纪相若，而且自有一套生存逻辑。他们相交越来越投契，步调越来越一致。等到抢匪准备放他回上海时，他居然不情愿离开了。
       韩燕来和三个抢匪的一段亡命生涯，是小说的精华。个中曲折，暂且不表。我所感兴趣的是，王安忆如何借此凸显当代都会经济关系的急速变化，以及因此而生的法理与人情的歧义性。韩燕来由被害人转为共犯，也许是犯罪学常见的服从机制。但对王安忆而言，这个年轻司机的出轨有不得不然的因素。当抢匪逼着他离开他生长于斯的上海、闯荡他乡时，韩燕来的视野陡然放宽。抽离生活周而复始的常态，韩燕来面对生命粗粝的本质，几乎一夕开窍。一种莫名的诱惑由此而生。韩思前想后，和抢匪分而复合的大段描写，无疑是小说最动人的章节。
       王安忆塑造的三个抢匪没名没姓，分别称为大王、二王、三王，很有点三星聚义的意思。但他们其实只是江湖上的混混，而且各有各的伤心过去。与他们相比，韩燕来单纯得简直像是天之骄子了。这是王安忆的用心所在。从三王那里，韩燕来学得了人间的凶险世故；从韩那里，三王见证了一个青春男子的洁净本色，那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早早就被剥夺了的。在最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外乡人和（来自经济结构低层的）上海人相互定义对方。而他们共同面对的，是由上海辐射出来的庞大金钱、物流网络。
       王安忆写四个人的路上冒险，由木渎到常州、南京、徐州、济南……有着“浪荡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架构，但他们何尝不是在串联江南江北的地下经济锁链？他们站在“法”的另一边，成了违逆现实的叛徒。但什么是法，什么又是现实？他们不务正业，但也必须“有”劳而获。他们无所顾忌，却保持了盗亦有道的虚荣。他们各有野心，但再大的买卖也补偿不了那漂泊的宿命。餐风宿露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他们同车一命，相濡以沫，竟然有了生死与共的浪漫情怀。王安忆似乎暗示，现实是如此混沌的东西，这四个人和他们所背离的社会其实是个古怪的命运共同体。价值旋转，意义的生产秩序真伪难辨，曾经吞噬骆驼祥子的那个神秘机器，还在运转不休。
       如果《遍地枭雄》仅止于此，我要说王安忆不过将老舍以降的作家对现实──以及现实主义叙事法则──的矛盾，做了复杂的推衍。但王安忆别有打算。《遍地枭雄》令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韩燕来和三王的情谊，或人情世路的即景速写，这些早就是王安忆拿手的；而是四个男子在路上彼此所诉说的故事，所锻炼的修辞技术。武戏文唱，王安忆所为何来？
       大王是启动这一叙事游戏的关键。大王曾经当过兵、也成了家，在四个人里见过最多世面。大王是个有心人，为了磨合彼此默契，得空就让兄弟变着花样玩扑克牌，玩成语接龙、故事新编，当然还有“盍各言尔志”。大王自己更是天地古今，头头是道。一个抢匪集团竟然容得下如此的文学趣味，毋宁可怪。王安忆显然认为这些歹徒看着放荡不羁，其实是没有出路的；而闲磕牙似的语言游戏是没有出路中的出路。
       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没头没脑的故事里，王安忆找出了历史和当下现实间的线索。大王来自浙西乡下，一向自命见多识广，得理不饶人，哪怕都是歪理。他在百无聊赖中悟出，莽莽乾坤，惟有英雄才能造时势。朱元璋起事之处，正是他原来谋生的地带，有为者亦若是。往前看，成吉思汗不是一代天骄？往后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天下山河，民生民心，古今多少风云变幻，尽在谈笑间。前面讲的法，讲的现实，不是不能改变的。大王口若悬河，想像丰富，简直就是个小说家。我甚至要说大王的真身不是别人，就是王安忆。
       王安忆当然不无反讽意图:大王几乎是个概念式的人物，当不得真。他自恃的“魅力”毕竟只及于三个喽，而他口口声声的“勇”与“谋”最后证明不堪一击。但问题不在大王的成败与否，而在于他的非非之想如何彰显了一种历史意识。成王败寇，古今皆然。天地之大，有多少像大王这样的人物不甘现状，伺机而起。不是说英雄不怕出身低么？不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么？但机会一闪即逝，惟有大志者，不，有大想像力者，方才能赋予形状，填充内容，从无创造有。
       这触及到《遍地枭雄》的核心。我以为这本小说不只讲了个上海出租车抢案，更讲了个有关“创造世界的方法”的寓言──和这一寓言瓦解的可能。这是王安忆从《纪实与虚构》以来，又一次正面反省小说与现实关系的尝试。说她勾起了社会主义的乡愁，其实是小看了她。她毋宁是从虚构进入历史，遥想那些古老的欲望和冒险，怎样又在后现代的血肉中复活。从这一角度来看，小说的题目正是一场命名仪式。“遍地枭雄”：那是发迹变泰的时代，秦叔宝、尉迟恭打江山，梁山泊好汉聚义；那也是逐鹿中原的时代，朱元璋一举安天下，华夏更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历史的创造，从一念之间开始。王安忆从几个混混的空话大话里，看出了一种历史律动的可能。我们仍然去古未远。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见起义，也容不得“革命”。大王憧憬的天命未必是金銮宝殿，却可能是个同样金光闪闪的所在，姑且叫做上海。他和兄弟游走四方，但一举一动无不被那座城市牵引。然而属于他们的时机没到。他们最后穷途末路，困到山中废墟里，四面楚歌。
       是在这座废墟上，王安忆思考现实主义律令的残酷意义。这几个抢匪不成气候，大话说尽，还是得向现实低头。《遍地枭雄》结局急转直下，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如前所述，王安忆自己不是一个安于现实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她法网难逃的故事里，飘荡一个有关走出和回归现实（主义）的虚无声音。创造与毁灭、纪实与虚构相生相克。也因此，她松动了那个建构现实内外的“大叙事”框架。江山再如此多娇，抵不住灰飞烟灭。“大说”倾颓的废墟里，有绝望的种子。但绝望之为虚妄，不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的话言犹在耳，这是王安忆致力“小说”的要义了。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韩燕来回到上海，于是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在外面闯了一圈，他有了曾经沧海的忧伤。大上海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但从里看，从外看，就快“没有”能说故事的人了。失去虚构叙事的力量，现实再怎么丰富，也就乏善可陈。
       王安忆以小见大，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见证当下历史与叙事的困境。回到上海的韩燕来还能安于现状么？做不了强盗，他可能成个小说家么？而在新世纪、新中国的土地上，又有多少“枭雄”游走现实边缘，怀着非分之想，蓄势待发？大王安在哉？
       （《遍地枭雄》，王安忆著，文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五年五月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