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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岁那年，我突然特别渴望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这种内心的渴望来源于我儿时的伙伴梅，她高中就辍了学，近年来下海经商已成了当地有名的小老板。想想大学时我卓越的管理能力，想起我那跟着富家千金远走高飞的男友，于是我毛遂自荐要到梅的旗下做销售。为这事我和父母闹僵了。父母是纺纱厂的双职工，这些年举债供我读书，然后又花了不少精力替我安排就业，我却轻易摧毁了他们多年的付出。
        父亲狠狠扇了我一巴掌，他咆哮着让我滚，说他没有我这样叛逆的女儿。我摸着火辣辣的脸，在母亲的哭泣声中边收拾行李边倔强地说：“你们别把我看扁了!我要是不混个出人头地，就永远不进这个家门!”
        年关将至时，梅冷着脸再度问起我长沙一笔货款的事。那是我经手的，事后我电话催过很多次，对方却不守信用一拖再拖。我再也忍受不了梅对我能力的怀疑，顾不上自己正感冒的病体,一咬牙在萧瑟的寒风中踏上了前往长沙的客车。
        辗转找到那个家具厂时已是下午5点。守着电栅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面无表情地问我找谁。得知我的来意后，她停住手里的毛线针，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然后说：“小妹，一个人来的?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过年去吧，啊?这每天要账的我见多了，你一个小丫头奈何不了的。”我一听来了气，我还连人都没见着呢，一个守门房的居然赶我回去?我在心里暗自嘲笑着她。
        5点半陈经理下班，看见我后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并嘱咐司机去给我安排住宿。坐进陈经理的小车前，我朝女入轻蔑地“哼”了一声，以讥讽她的自以为是。在酒店吃完饭，司机突然塞给我一个红包。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小妹，这是一千元，你先拿回去过年，春节后我们一定把账给你打过去。”看清他们葫芦里原来卖的是这一种药，我“啪”的一下把红包摔在了地上，硬邦邦地说：“不行!你必须现在就付我全款!十万元一分也不能少打到我账上!否则我去告你!”初出茅庐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像块又臭又硬棱角尖利的石头。对方恼羞成怒，一掌拍在桌子上：“敬酒不喝你偏要喝罚酒!告诉你，我就是有钱也不还你!你有本事就去告吧，看你这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能把我怎样!”说罢他们捡起红包扬长而去。我一下子蒙了，心里一片茫然。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来得及想好对策，宾馆服务员说给我订房的人已把房间退了，我要再住的话得自己付钱。我气鼓鼓地说：“这一晚的钱我也自己付!”我边说边在坤包里找钱夹，找着找着心沉了下去———钱夹不见了。仔细一想，肯定是来的时候在车上呕吐，昏头昏脑拿纸巾时把钱夹拖丢了。我摸遍了全身的每一个口袋，只搜到了幸存的一元钱。现在这一元钱，就成了身在异乡的我的全部资产。
        不敢用那一元钱坐公交，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步行四十多分钟到家具厂。身上流了汗，湿漉漉的，冷风从脖颈里钻进去与热汗交织，说不出得难受。守门的女人见了我，吃惊地问：“小妹，你怎么又来了?钱没给你吧?”我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说我要见陈经理。女人摆着手说陈经理没来，而且厂里有规定上班期间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否则她就有可能丢掉这个饭碗。我气极了，疯狂地踢着铁栅门大嚷大叫：“大家快来看呀，云天家具厂不还钱呀!”我用最高分贝的声音号叫，喊得嗓子都哑了，吸引了不少围观的人。两个保安闻声而来，说带我去见陈经理。
        可围观的人群一散，那两个保安马上就转身把我往外推。推搡抗争中我的衣袖被撕扯破了，踩掉了一只鞋，头发蹭得像一窝乱草。但我骨子里有着天生的倔劲和犟脾气，他们越是这样，我就越是不肯服输走人。在厂房的正门口，我一屁股坐了下去。女人把我的鞋捡过来递给我时，我看到她手上长长的血痕，一定是劝解我们时我狠命抓的。但我心里没有丝毫的愧疚，谁让她和他们是一个贼窝里的呢?我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女人离开门房往厂房的方向去了两次，第三次回来时女人走过来低声对我说：“傻妹子，别在这儿遭罪了。我找了三次陈经理都不在，他这两天不会来了。这帮子没良心的，就喜欢拖泥带水欠人家的账，我早就看不惯了。我没啥文化，腰又受过重伤不能做力气活，要不是家里有个靠药保命的男人，我才不会吃他们这口饭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女人的絮叨简直就是五百只苍蝇在耳边嗡嗡，我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女人无奈离开了。
        饥寒交迫之下，我有种支撑不住将要崩溃的感觉。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那一元钱紧紧攥着，揣摩着怎样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买馒头充饥吗?不行，吃了这一顿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打一个长途电话?打给谁呢?打给我曾发誓不成功就不回家的父母，还是满身铜臭味的商人梅?我是那么自尊自负的人，如果在这种落魄的情景下求助，无疑是在自取其辱让他们看笑话。
        抬眼望去，商家的大红条幅正当风扬起，四处已开始张灯结彩迎新年，可是我，一个娇生惯养长大没经历过任何风雨的女孩子，却在这儿背井离乡流落街头。二十二年来，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孤立无援，什么叫举目无亲。
        女人再次踱到我身边时，那张纸币已被我揉搓得皱巴巴了。女人问：“小妹，都一点了，怎么不去吃饭?这样不吃不喝怎么行?”话里的关切让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但我很快仰起头把它们逼了回去，我转过脸冷冰冰地说：“用不着你管。”女人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手上的纸币，若有所悟。她弯下腰凑过来，试探地问：“你是不是……我这儿有点钱，你要是……”这句话一针见血扎疼了我的要害，一种隐私被人偷窥的羞愤使我刚刚对她建立起来的好感分崩离析。我一把推开她，歇斯底里地大叫：“谁要你可怜了?我就是冻死饿死也决不接受你们这窝子人的施舍!我告诉你，你们一天不还钱我就一天不走人，我就坐死在这里给你们看!”那一刻我隐忍已久的绝望和愤怒全部爆发了，我感到整个世界对我的遗弃。爱情飞了亲情断了友情变了，人与人之间又是如此冷漠残酷，我的承受力像一根裂痕斑斑随时可断的细绳，经不起一缕微风的触碰。
        也许是我眼里的火焰吓着了女人，她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一言不发地离开。
        我渴得要命，嘴角都起了泡。不知过了多久，再抬头时，看到身旁搁着一只敞口的大圆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这碗水深深地诱惑着我，我转头朝门房里看她，只看到半个脑袋尖儿，应该是低头在织毛衣吧。我安慰自己：不过是碗一钱不值的水，喝了也不欠她人情。
        最主要的是她没有亲手“施舍”给我，我就少了那一份正面交锋的尴尬。我捧起碗大口大口地喝着，痉挛的胃舒缓了许多，这水竟是从未有过的甘甜。
        放下空空的碗，我无力地把头搁在膝盖上。头昏沉沉的，身体仿佛在空中飘荡。这样的时候，像小时候盼望擦亮童话里的阿拉丁神灯一样，我多么盼望奇迹出现，盼望有贵人从天而降让我化险为夷。
        各种各样的鞋子在我的视线下漠然穿梭着，交错来回。突然一双脚停在我眼底不动了，是一双小小的儿童脚。我诧异地抬头的一瞬，却听见“当”的一声响，一枚硬币落在了我面前的大瓷碗里。原来，纯真的孩子把我当成了……看着小脚蹦蹦跳跳地跑开，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孩子的眼里，头发乱蓬蓬的我加上一只碗构成了乞丐的模样。而实际上我的处境和乞丐又有什么区别呢?事已至此，我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去拒绝一个孩子的善良，那枚躺在碗里的硬币不但没有给我耻辱，反而让我感到温暖。至少我看见了人性里爱心的一面。哪怕是个孩子给予的。
        碗里的硬币成了一个引子，引来一位好心的大妈。她往碗里放了张50元的钞票，和蔼地说：“孩子，每个人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一定要坚强地挺过去呀。”我几乎怀疑自己眼花了，可是，千真万确是整整50元。看着她衣着寒酸的蹒跚背影，我终于哭出声来。这世上还是有好人啊，连陌生的路人都这样关爱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自己?难道我这种偏激的行为，就能收回货款吗？
        拿着那50元钱，我买了返程的车票。
        春节过后，我和市场部经理再次前往长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守门房的女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位帮助过我的好心大妈。大妈身旁玩耍的小男孩，也是那么眼熟。我一把抓住大妈的手，连声叫着“恩人”，大妈却面有惭色把手抽开说：“孩子，你谢错人了，真正帮你的人不是我呀。”追问后我才明白，原来是那个看门女人用她独特的方式帮助了我。女人用心良苦借助一只碗和一个孩子，把我的耻辱感降到最低程度，把她的关怀和善良绕着弯递给我，我才在不知不觉中从高危的边缘走下来。我颤抖着声音问：“她人呢，现在到哪里去了?”大妈叹口气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她以前是我邻居，他男人癌症恶化得厉害，现在卖了房子到北京治疗去了。”
        一阵尖锐的疼痛从我心上碾过，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了满脸。一个生活贫困的女人，却有着多么富有的灵魂。我一直以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无私与给予，但那年冬天的一只碗，一个孩子，50元钱，上演了一出最美丽的戏，这出戏成为我一生之中最温暖的记忆，告诉我人性的善良永远大于冷漠。
       （文/雷雨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