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览追述“文革”的书籍，令人每每生发可笑、可叹复可悲之感。
著名作家、学者俞平伯著研兴趣广泛，举凡新诗、散文、旧体诗词曲创作和《
诗经》、唐宋词、《
红楼梦》研究等均曾予涉猎，皆卓有成就。孰料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两位“小人物”发难在先，伟大领袖及时肯定，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批判俞先生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俞先生无法抗拒的“副产品”便是：《
红楼梦》研究，遂被人目为他的主业；而他的“红学权威”声名，亦瞬间飙升，至于其他研究成果，反倒被大多数世人给淡忘了。“文革”中，像他这种解放后交过“华盖运”的人，自然又是在劫难逃，挨斗不断。而堪称“批斗经典”的是，一次斗争他时，批斗者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厉声让他交代：“《
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确乎是“沧桑易代繁华远”了，一群连中国文化最基本常识都不具备的粗鄙之徒也敢来批斗“红学权威”了，竟然也能来批斗“红学权威”了!面对如此愚妄的诘问，真不知学识渊博的“俞平老”当时是如何作答的——我想，他可能惟有一种对“今夕是何年”百思不得其解后所必然出现的满脸尴尬吧。
无独有偶，原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除以撰著《
张居正大传》、《陆游传》等多部人物传记蜚声士林外，平素也酷爱研究古典文学，对《
楚辞》一书探索尤存独见，他认为(离骚)这篇作品的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淮南王刘安，并撰写《楚辞探故》论文一组，阐言自己的观点。百家争鸣，有胜于无，学术现点正确与否，总应该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明辨扬弃。可1966年夏天，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朱先生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时，“造反派”却非要让他承认自己是“草包”，至于原因，那也十分简单而堂皇：“你连《离骚》的作者是屈原都不知道，还不是草包吗?”对于这一判词，据说倔强的朱先生当时还颇不服气，竟文绉绉地试图解释：“那看怎么说了”……但是，不服气归不服气，估计他那时的神情，也只能与“俞平老”一样，唯剩下尴尬一途了。
俚语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说的应当就是俞先生、朱先生的这种遭遇吧。当然，这里所说的“兵”，无疑是指“红小兵”、“红卫兵”了!而如果是遇到后一种“兵”，则两位先生的脸色肯定还将愈益尴尬。因为“红小兵”组织的成员基本上是儿童或少年，“娃娃们”瞎胡闹，或许还可用“年幼无知”作搪塞，来求得宽容、谅解。至于“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则大多是青年，甚至是中年人、老年人了——从留存至今的许多“文革”照片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或动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衮衮诸公们，左臂上不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吗?如果这样一大批思维正在走向成熟，或者说应该已经成熟的人，仍然瞎胡闹，则不能不让人思考出现大规模瞎胡闹的这个时代与出现大规模瞎胡闹的这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了。透过俞先生、朱先生这两位智者被批斗时脸上的尴尬，我们难道不能从中折射看到狺狺乱叫的众多无知的批斗者之荒唐与尴尬吗?进而，难道我们不能从中折射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一个特定时代的尴尬吗?
假如还有人心存兴趣，欲承袭《今古奇现》或《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名，编纂或记写一些反映现当代中国文人或文化命运的文字，我建议他一定不要忽略上述两则逸事。我总固执地认为，在反映一个时代对文化人的漠视与对文化的摒弃上，还有什么文字能比这两则逸事来得更简捷而深刻呢?
[选自《捐城文学》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