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外相町村信孝以及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等日本政要相继提出中国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已接近毕业，日本将要减少乃至停止对华ODA，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日本向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ODA毕业？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以及最近的动向？
       根据经合组织（OECD）开发援助委员会（DAC）的定义，ODA是指，发达国家政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的，赠与水平（grant element）25%以上的赠款或贷款。
       一九五四年日本政府加入科伦坡计划，开始向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ODA。一九七九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ODA。日本ODA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外国政府的开发援助。
       日本对华ODA采用无偿资金援助（包括技术合作）和政府间贷款（日元借款）两种形式。无偿资金援助是指日本政府为某一个特定项目向中国政府提供的不需要偿还的援助资金。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境中心等都是由日本的无偿资金援助建设的。技术合作是指，由日本政府出资，中方派遣研修人员赴日研修或日方派遣专家来中国讲学、传授技术或提供器材。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都不需要中方付费，属于赠与的范畴。与此相对应，政府间贷款是指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其前身为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向中国提供的还款期限比较长、利率比较优惠的借款（简称日元借款）。由于利率比较优惠，这种借款也就被认为具有援助的性质而被统计为ODA。
       二十多年来，日本到底向中国提供了多少ODA？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区分协议金额、支付总额和净支付额这三个概念。由于这三个概念比较接近，人们往往弄错。协议金额是指，日本政府根据两国政府的换文（E/N）向中国政府承诺的为某一个项目所可能提供的最大金额。至于这一金额是不是真的全部支付，则要看项目的进展情况。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节约了开支，那么协议金额就不一定全部支付。支付总额是指某一年度日本政府所实际支付的赠与和日元借款的总金额。净支付额是指支付总额中扣除了中国政府所还借款以后的支付额。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年起就开始还本付息。这样，净支付额就可能小于总支付额。如果有一天日本停止了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那么日本对华ODA的净支付额就会成为负数。
       根据我们的计算，一九八○年到二○○一年的日元借款协议金额为二兆八千三百亿日元（加上二○○二年和二○○三年的，累计协议金额为三兆四百七十亿日元）。这也是很多文章所经常引用的数字。但是，这些借款还没有全部支付。实际上，到二○○一年的总支付额为一兆九千亿日元。协议金额与总支付额之间有将近一兆日元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来自于日本政府已经答应，而工程尚未完工的将来需要支付的金额；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由于采取了国际招标等手法而节省下来的已经不需要日方支付的借款。笔者根据已经完工的项目匡算，节省的经费为总经费的25%左右。也就是说，在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中国只用了日本75%的协议金额。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三兆日元的日元借款，则显得有些夸张了。有的学者把日本政府提供的其他政府贷款也算成是日本对华ODA，总金额达到六兆日元。这种说法离事实就更远了，因为其他政府贷款的利率同商业贷款没有区别，所以不应该被计算成政府开发援助。
       如上所说，中国从一九九○年起开始还本付息，到二○○一年共还本付息近三千亿日元。这样，到二○○一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的净支付额为一兆五千七百一十八亿日元，合一百一十一亿美元（到二○○○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由于数据问题，无法做出上述仔细的区分，我们假定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协议金额与净支付额相等，那么，从一九七九年到二○○○年的赠与金额为四十一亿美元。日元借款占全部政府开发援助的73%，无偿资金援助等约占17%。
       二十多年来，日本对华ODA的构成、用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ODA中赠与的部分在不断增加。八十年代日本对华ODA中赠与的部分只占20%（最低年份只占10%）,到了九十年代，赠与部分增加到30%，二○○一年以后，赠与部分已经继续增加到40%。二○○三年赠与部分差不多占ODA净支付额的一半。有报道说，日本对华ODA就是日元借款，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第二，八十年代日元借款主要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港口、电力、通讯是使用日元借款最多的领域。到了九十年代，除了上述基础设施领域以外，日元借款开始更多地用在城市建设（比如自来水、污水处理、地铁等）方面。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借款开始更多地用于环境保护、人才培养等领域。第三，日元借款的地区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十年代，日元借款主要用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而现在则主要用在中西部等不发达地区。总体而言，包括日元借款在内的日本对华ODA的使用方向是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相一致的。
       一九七九年以来，中国开始接受包括日本、德国在内的二十多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在这些对华援助中，日本是最大的援助国，除一九八○年以及西方国家因“六四”风波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一九九○、一九九一年以外，在其他所有年份里，日本对华援助占全部双边援助（不包括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援助）的50%以上，最高年份达到80%以上（一九八二年）。
       尽管日本对华提供了超过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但在中国所吸收的外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八十年代，由于中国吸收的外资数量不是很多，所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占中国吸收外资的比例在7%以上，最高的达到14.4%（一九八四年）。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引进的外资迅速增加。尽管在九十年代前期，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也在增加，但其在中国所引进的外资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一九九七年下降到1%以下，现在也只占1.2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开发援助，根据当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可以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进行比较。根据计算，一九七九到一九九九年的日本对华援助相当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44%，相当于中国财政支出总额的1.02%。那么，日本对华开发援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据日本内阁经济社会综合研修所的调查，一九九六至二○○○年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GDP增加的贡献为0.12个百分点。这一计算结果，根据上述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财政支出的比例，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
       二十多年来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环境保护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接受外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已接近毕业，决定从二○○六年开始停止对华的无偿援助（包括技术合作），逐步削减对华日元借款。其实日本早在二○○○年前后就开始提出中国ODA毕业的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公开提出中国ODA毕业问题，并开始落实在具体的政策之中。
       为什么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提出毕业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日本政府的这种判断？我们认为，日本提出中国ODA毕业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判断，人均GDP达到一千四百美元就可以停止无偿援助，人均GDP达到三千美元就可以停止政府借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GDP从八十年代初约三千亿美元增加到二○○三年的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人均GDP也从八十年代的二百多美元增加到二○○三年的一千一百二十六美元。到二○○六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一千四百美元的无偿援助毕业水平。第二，日本政府对中国崛起的警戒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平崛起，但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一直对华疑虑重重，日本国内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证据。二○○三年通过的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公开提出对外援助要体现国家利益，强调政府有对国民做出说明的义务。在当前“经热政冷”和两国国民感情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很难继续维持过去的对华援助的规模。第三，提出中国ODA毕业也同日本财政收支恶化，ODA预算减少有关系。众所周知，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财政收支日益恶化，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ODA预算一九九七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七亿日元）以后不断减少，二○○四年为八千一百六十九亿日元，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净支付额也由一九九四年的一百四十五亿美元减少到二○○三年的八十九亿美元。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ODA毕业问题呢？第一，接受外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本身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可以援助毕业了。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像一个人读了四年大学终于可以毕业走向社会一样，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没有必要反应过度。第二，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外国的帮助。但是，如上所述，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并不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是很多，即使没有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中国也应该能办好自己的事情。第三，俗话说，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日本，有那么一些政治家总是希望把日本对华ODA作为外交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有的学者甚至建议把日本对华ODA当成诱导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手段。如果中国从政府开发援助毕业了，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外交压力也就会随之消失。中国的对日外交就可以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