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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二○○五年，围绕着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韩国与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由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机会，并对中国采取了很不明智的态度，使得事态一度变得十分紧张，中日关系也由此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谋求外交解决的共识之下，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峰会上援引村山前首相的立场，就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表示了道歉，日本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缓和局势的呼声，而中国市民也表现出了相应的克制态度。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最后解决。如何使事态在两国民众的关注之下得到良性发展，将是一个持续性的课题。
       中国的游行是一个突发事件。在我们这个充满危机却缺少危机感受力的时代里，它似乎并没有带来新的信息，而是很快就被整合到旧有的认知模式里面去了：长时间以来，中国大陆被某些人视为政治与言论不自由的“极权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所有突发事件最终都会被解释成“政府授意”的结果。从这次中日关系紧张之后日本朝野的反应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态。尽管随着事态的变化，日本舆论的说法也在不断地调整，但是占主导位置的基本认识模式并未发生变化。这个模式，就是所谓“中国政府掌控”。作为游行主体的中国市民，在日本社会的想像里，经常被视为受到政府利用或者被压制的被动对象。因此，对于日本朝野的主流舆论来说，游行过程中的失控状态，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材料。游行，特别是游行中出现的失控状态，变成了一个游离于其他现实要素之外的符号。它潜台词是：中国政府无视国际法准则，默许暴民的暴力，并且不加阻止，也不对日本政府道歉。这种符号化的意象，一直与日本保守传媒近年来反复报道的诸如中日之间领土问题等相关联，并且在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的时候被重复再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或许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人们在谈论当下事件时明显的偏重倾向。这种偏重倾向不仅存在于日本，而且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主流舆论代表着西方的思维框架。姑且不提日本极端分子对中国驻日机构的暴力性骚扰，即使仅就中国的游行而言，渲染游行中的失控并且把它孤立于其他要素之外的做法，也是偏离现实的简单意识形态。比如，由于过分渲染游行中的暴力，人们很自然地忽略了这样的问题：这次陆续发生的大范围反日游行，为什么仅仅发生在周末？它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为什么这些游行的主体并不是大学生，也并不是社会的贫困阶层，而主要是那些被视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年轻白领群体？在中国社会内部是否存在着对于游行和抵制日货的不同意见？各种意见是否有平等争论的局面？等等。
       事实上，伴随着游行的出现，中国的市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在进行着各种争论。关于游行是不是民族主义，关于游行的有效性，关于抵制日货的限度，关于日本入常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等等，都存在着多种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的反日派和极端的亲日派看上去都缺少拥戴。毋宁说争论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例如，呼吁抵制日货的人们同时会承认是否抵制日货是个人的自由；而关于抵制日货的论争，也并不是在原理的层面上展开的，更多的是对于状况的分析。比如日本的品牌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是否应该列入抵制的范围？如果抵制，对于中国的从业人员与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这些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而在于它成为了促使人们深入认识现状的契机。因此，它进而深化为对于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分析。相比之下，反倒是对于游行中发生的暴力很少产生争论，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除了谴责之外，很少能够从中找到可以深入分析的要素，这不是一个可以引起讨论兴趣的话题。尽管官方传媒一直采取低调态度，但是在互联网上，在社会生活的各种空间里，争论仍然一直在持续。这些争论呈现了一个基本事实：相当多的市民并不满足于游行这个形式本身，而暴力性的事件对于多数人来说也不是关注的重点。相比之下，无论是否参与了游行，中国人开始表现出更多的追问兴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分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模式？普通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等等。这次游行的真正效果，其实不是造成了暂时性混乱，而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公共性话题空间，那就是“日本”。中国社会历来对于日本缺少关注，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难题比中日关系更急切和直接。但是，当游行发生并且彼此呼应之后，它的真正意义似乎在于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从而把“日本”这样一个既近又远的对象真正带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表现出如此广泛的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普遍存在的对日反感由于这种关注将会渐渐变得不再单纯），似乎并不能理解为对于“五四”运动的简单复制。随着局势的缓和，有一些要素暗示着当下的“反日”具有某些新的结构关系；比如，在激烈的情绪化的反日风潮中，开始出现了冷静的认知（或者讨论）空间；以白领为主的游行，显示了很多市民开始摸索理性地参与社会政治的方法（一个显著的例证是，面对背景不明的暴力行为，相当多的人把“理性”作为约定俗成的关键词）；很多人观察政府对日立场是否代表民意，并以此作为行动选择的前提。必须指出，这些新的要素并不是独立而完整地显现的，它与很多破坏性的负面现象掺杂在一起，因此，充其量也不过是暗示了当下的“反日”具有某些新的结构关系，而这些结构关系恰恰在人们把关注过分集中于游行（特别是其中的暴力部分）的时候被遮蔽了。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被日本传媒反复炒作的“中国政府控制事态”看到这一点。这个说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认为在中国除了国家意志之外不存在民众意志。只要市民上街游行，就是政府纵容，否则就意味着政府实行了掌控。日本和西方的公众可以调动他们在冷战时期的某些历史记忆片断支持这个思路。事实上，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三十年里，这也是一个包括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不断再生产的思路，并且形成了固定乃至僵化的思维定势。当中国社会在不断的变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的时候，观察中国的思路却没有相应的调整，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游行中的暴力行为引发了日本公众记忆中反复出现的“暴民”意象，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次游行的结构性特征，从而把它视为以往发生在中国社会那些局部性反日事件（比如足球球迷事件）的延伸，并且把事态的平息归结为政府的强权。但是，统观整个反日游行从高潮走向平静，不能不说中国市民对于政府意志的配合是基于自己的主体判断，而判断的依据是民间对于政府对日姿态的满意度。与“九一一”以后舆论一律的美国社会相比，今天中国的舆论界在事实上更有弹性：在有效推进社会改革这样的共识下，社会正在摸索着各种新的结构关系，也由此而可能催生新的认识原理。必须看到的是，在“九一一”之后，突破在冷战思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认识论逻辑（包括某些批判理论）正在成为可能，而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正在呼唤着这样的突破。
       进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表达的态度和要求（比如胡锦涛主席对小泉首相提出的关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等），首先也正是在顺应中国的民意，并不是政府的独断专行。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很难把中国市民的政治诉求对于政府决策的复杂影响力纳入自己的视野，当然也很难接受中国政府呼应民众意志这样一个视角。但是比起这个状况来，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动态暗示着政府与民间的政治互动关系正在形成，这种形成中的互动关系正在借助于突发事件呈现出来。必须承认，这个互动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新鲜的经验。而它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很容易忽略它的真实存在，或者歪曲它的内涵。游行作为一个非制度性的突发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它的非制度性反倒使它具有了混沌而丰富的内涵。而对它的观察，最重要的不是它和暴力有什么关系，而是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关注点，以及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调整。作为思想史课题，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这样的问题：假如日本和西方世界理解中国游行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其冷战意识形态偏见的话，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打破这样的偏见？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活的政治要素与徒有其表的行政假象？如何在相互矛盾的社会现实中尽可能把握历史的脉搏，而不是迷失在缺少生命力的意识形态观念之中？
       两年前，借助于SARS这样一个突发事件，中国社会重新组合了各种力量对比关系，推进了政治改革过程。政府不仅开始把关注转向了弱势群体，而且建立了更有效地回应社会诉求的机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官僚主义和与其相适应的管理手段等等作为强大的惰性，仍然构成巨大的干扰，而已经形成的利益阶层也在顽强地把历史进程扭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中国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正在迫使当代史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变动着、延展着、推进着！尽管思维惰性在阻碍我们敏感地捕捉这些鲜活的历史要素，但中国政治最有活力的部分将越来越突显并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作为在中国社会中生活的公民，我们每个人对于改革的艰难和不尽如人意都有很深的体验，正因为如此，每个公民都对我们的社会负有责任。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者，我因此有着对于通行认识框架的危机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当人们津津乐道地猜测游行是否还会发生时，或许悄然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却正在与我们擦肩而过；当人们更多地满足于对两国的政府评头品足的时候，或许我们正在失去参与历史的机会。现在，我们正站在历史的交叉路口上，而是否能够进入跃动着的同时代史，与它一起行进，这或许是比游行更为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