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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英语系的课程，开始了向往已久的环绕美国之旅。和我合作的桑德拉教授开着车子把我送到了机场。时间还早，我们就在候机大厅里面闲谈。桑德拉教授是犹太血统，善于理财是不必说的。在美国有许多可以省钱的事，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到，她已经替我想到了。这次来机场，她提出由她开车，既是友好，也是为了替我省去至少十美元的出租车钱。她没有明说，我心领神会。
        忽然扩音器里传来一则通知：由于工作不慎，本次航班多卖了3张票，如有旅客自愿推迟一天出发，航空公司方面将立即奉上300美元支票。我不免心头一动。看看美国女教授，却什么表情也没有。也许是我听错了吧。
        不久，广播又响了起来，这一回千真万确，只要推迟一天，立刻获得300美元。又看看美国女教授，仍然是一脸的漠然。第三次广播以后不久，我绝望了，只好随大流登机。
        3分钟的路程，我竟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感觉。每一秒都有希望，可是每一秒都是更沉重的失望。
        上了飞机，广播还在响。我的心脏变成了一面鼓，每一声广播都引起我从腹部到臀部的强烈震动。发动机开始幸灾乐祸地哼哼起来，好像在嘲笑我死要面子活受罪。300美元，相当于两千多人民币，相当于1台录像机，甚至是1台电视机的价钱啊，就这样泡汤了。如果拿了这300美元，我在黑人乞讨者面前潇洒地丢下5美元一张的钞票，整整可以丢60次，如果丢1美元，那就是300次。
        看那些美国人，本来是最坦然地为了每一个硬币而据理力争的，可今天却一个个无动于衷的样子，不知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这个中国人做精神的较量，难道他们就放弃了美国作为立国之本的实用主义？僵持就是痛苦，而且埋伏着失败。我实在不能甘心这样煎熬，就对身边的一个美国人说了这事，这个家伙立刻以乔丹空中投篮的灵敏，从座位上跳了出去，连给我道谢一下都来不及，还抢在一位女士的前面接过300美元的支票。粗野的美国人哪，完全没有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这个粗野的西部牛仔的后代，临下飞机还向我回过头来，吹了一声口哨。这声口哨应该是我对他吹的才对。
        我那没有吹出来的口哨，可能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
        马克思说，科学的最高形式是数学。那么，要科学地表达我这次的精神损失，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方程式：在等号前面是他的口哨，在等号后面是我的面子，后面再加一个等号，最后的数字是300美元。
        是他的口哨的价格太贵，还是我的面子太便宜了呢？
       (文/曹玉成摘自《今晚报》200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