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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早上我到诊所的时候，比利的太太已在那里等我。虽然多年不见，但我一眼就能认得她———是个肥胖、心直口快的女人（比利常开玩笑地喊她“女王”）。
        “医生说比利没几天好活了，”她告诉我，“比利要你去看看他。今天行不行？”
        “当然行，”我说，“马上就走。”
        听说一生多姿多彩的比利没有几天好活了，真是晴天霹雳。比利的太太在路上告诉我，他得了心脏病。她又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见我，因为他明明知道我是整形外科医生，又不是心脏病专家。
        “他不肯告诉我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她说。
        我在她脸上看到一种从前常见的表情，对她那位捉摸不透的丈夫又恼又爱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是为了向我这位老朋友道别吗？那他要道别的老朋友可多了。
        车子到了纽约贫民区，我不禁想起当年认识比利的情形。我是在这个区域出生长大的，他在这里开了一个只有一张椅子的理发店，这一带热闹嘈杂，天天都有人吵嘴、打架。居民中各国人都有，有各种风俗习惯，各种纠纷。比利的理发店恍如一块美丽亲善的绿洲。
        当时的理发店都少不了裸女日历、渲染犯罪和色情的杂志，他就不要这些。
        “我替人理发，”他常说，“总是你低着头看人家的脑袋。不过一个人总得有点可以抬起头来看看的东西。”
        我们这些小孩在理发时所见的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东方三贤士、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王。我们在他那里初次听到精妙的瑰丽的诗句，因而知道了但丁和莎士比亚。
        比利是个大腹便便、圆滚滚的胖子，留了两撇浓黑的八字胡，讲起话来比手划脚，一把剪子妙用无比：可以变成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大画家伦布朗的画笔，或是莎翁名剧中决斗的长剑。
        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进比利的理发店时，总是蓬头垢面的，出店门时就觉得自己漂亮而有气派了，初次知道还有一个辽阔、美妙而机会无穷的世界。我们听到了伟大人物的丰功伟业及艺坛杰作的故事，都是意味深长、令人振奋的。
        如果哪家孩子没有1角5分钱理发，而头发又到了非理不可的程度，比利就会把他从街上招呼进去，给他理发，然后说：
        “告诉你妈妈，下次做葡萄干甜饼的时候带一点来给我。啊，等一等，那可不止1角5分！我还得找钱给你。”
        小钱柜“当”的一声响———孩子手里多了一枚亮晶晶的银角子。
        照他一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情形来说，他实在没资格这样大方。实际上，他也没能力收养托尼。当时托尼才6岁，那天夜里破旧的公寓倒坍时，他父母不幸丧生，而比利实在不忍心看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眼泪汪汪地到孤儿院去。
        在那个时候，每条街的孩子都有帮派，打起群架来可真凶狠，有时用砖头，有时动刀子。比利对各帮之间的明争暗斗非常清楚，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赶去劝解，常常丢下客人，任由客人在理发椅上吹胡子瞪眼睛。原来比利有密探———也就是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小鬼头，谁快要打架了，马上就向他报告。他通常都可以拦阻殴斗，因为连最凶悍的孩子也尊敬他。
        我们都知道比利很能干。他当时一心要劝说本区的负责人，想办法在本区造一个运动场。虽然我们始终没有得到运动场，棒球制服倒真得到了。
        比利这位秃顶大胡子的矮胖子，不仅对小孩子特别爱护，而且对大人的困苦也很关切。他不知化解了多少冤仇，指导了多少新来的移民，他们初到这陌生的地方，一切生疏，他温和而又耐心地教他们适应这里的风俗习惯。酒鬼潘雅改过自新，就是他的功劳。
        潘雅做零工赚来的钱全换成了酒。有一天，比利看到潘雅在街上踉踉跄跄，终于倒在一家门口，呼呼大睡。比利忽然计上心来，去卖了一些东西。下午潘雅醒了，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身上又脏又臭，比利便过去扶住他，带他到理发店去，给他洗头、理发、修面，请他洗澡，换上新衣服，让他站在镜子前，瞧瞧自己容光焕发的样子。
        “老兄，”比利说，“你现在和港口的自由女神像一样了。”
        潘雅摇摇脑袋，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像自由女神像？”
        “当然啦！”比利兴高采烈地说，“你们俩都是自由的象征。你摆脱了酒，自由了。从今以后，你就是这条街名正言顺的自由女神像，也是我的助手了。打扫店铺，开电灯。周薪5元！”
        比利在潘雅的新衣上别了一枚别针，上面是自由女神像。
        潘雅的自尊心恢复了，戒了酒，不久之后，当了某公寓大厦的管理员。一直到他死，不论他穿什么衣服，工作服也好，星期天穿的漂亮衣服也好，胸口总是别着那枚小别针。
        现在我就要见比利最后一面了，我想到自己应该感谢他的地方实在太多。多亏了他，我们许多孩子才领略到美：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有抱负，穷和贫民窟也挡不住上进。车子开进了旧日的街坊，我心里深深自责，为什么不早回来，让他知道我并没有忘记他。这里的变化非常大———许多新建的公寓大楼，周围有草地和树木，丑陋的旧建筑拆了；新建了好几个广阔的运动场。我知道许多变化都应该归功于比利，因为他一直在奋斗，要求种草种树，争取儿童游乐场，而且他的“老朋友”有些长大成人，还为这一带的建设出了力。
        比利的太太带我进了卧室，我发现比利也变了。他变得瘦骨嶙峋，脸像瓷器一样苍白，只有乌黑欢愉的眼睛和粗大飘散的八字胡还是老样子。
        “你瞧，我把医生请来了。”比利太太说。
        他在床上稍稍撑起身来。
        “走近一点，马克斯，让我好好地瞧瞧你。”他细细地瞧了我一阵，“咯、咯、咯”地笑，“你差不多没有变，记得吧，你妈最喜欢你的那些小卷发，那天我把它剪了，你才像个男孩子。”
        我一时说不出话，只是握住他的手。
        “马克斯，”比利说，“你是能把别人身上的疤去掉的医生，是吧？”
        我点点头。
        “也许你会以为我发痴了，说实话，我年轻时在西西里，坏得很，野得很。我跟人打架，动刀子，我狠狠地戳了人家几刀，人家也戳了我一刀，留下一个疤，”他又凑近些道，“马克斯，我就要去见上帝了。上帝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愿让他看到我的疤。因为我觉得羞耻，你肯不肯把我的这个疤去掉？”
        我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我想，这时候动手术，他的身体恐怕受不了。
        “噢，让我看看，”我说，“疤在哪儿？”
        他掀起大胡子的一角：
        “在嘴唇和面颊上，看到了吧？”
        我睁大眼望去，原来他蓄胡子是用来遮疤！
        “比利，你上次看它，是什么时候？”
        “很久了。为什么问这个，马克斯？”
        “噢，因为上帝好像已经替你修饰好了。”我拿了一面镜子递给他，让他自己看清楚。
        固然，老年人皮肤虚弱收缩，旧疤会无形中消失，但是我宁愿相信：这么多年来，比利做了这么多好事，刀疤跟着一点一点越变越小，终于不留丝毫痕迹。
       (文/高海燕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