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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２月，它是最阴沉凄凉的时节。寒冷和苍白的天空不过是表明它的特征，即便预示了春天的来临，那也不过是它愚弄我们的诡计。２月仅仅带来死亡的征兆，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正是在7年前的2月中旬传来了爸爸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噩耗。
        我们曾经一度怀疑为何爸爸会得不治之症，即使在他70多岁时，生命也照样活跃旺盛。然而这个冬天却一下削弱了他强健的生命：始终不见好转的咳嗽，紧随其后的便是无以阻止的衰竭，严重到以至于他不会也不能穿戴整齐的地步。最后他被送往医院，化验结果确定了最糟糕的我们不敢说出口的惧怕———癌症。诊断来得太迟，因此任何治疗都是白费苦心。惟一能做的只有把他带回家，静待死神最终来敲响房门。
        在父亲最后的几周时间里，我常常同母亲交谈，她无休止地诉说她的烦忧和疲乏。有好几次她那种没有感情的语言触怒了我，更多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的身心有多疲倦。我们的话语为死亡做着掩饰，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我一直有着深深的罪恶感，因我当时曾暗暗恳求爸爸的死亡能早日来临，早日把我和他从漫长延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事后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当时能为他康复而祈祷啊。
        死亡似乎会把生者与垂死之人之间任何密切的纽带都拧断。在爸爸活着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去看他。大家正聊着天，他提到自己多么喜欢吃炸薯条，他多希望现在面前就能有上一大盘儿。母亲听到他的话，开始厉声说道爸爸要吃什么她总做给他吃，可结果他却碰都不碰。她的吼声那么刺耳、那么没完没了，我和爸爸两人都陷入了尴尬。爸爸不再看着我，但我仍看见那双曾是我见过最明亮的眼睛的眼角此刻正涌上泪花。那一刻我恨母亲说话的恶毒尖刻，但我更恨我自己。这本是一件举手之劳，我完全可以为爸爸做炸薯条，我完全可以马上站起身告诉母亲我理解她的劳累，就算爸爸真的不吃，我也可以为他炸些薯条的。我本该让母亲坐下歇一会儿，或者安慰她爸爸只不过是提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而已。我可以做上百万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令人失望的是，事实上在母亲继续嚷嚷而爸爸竭力掩饰自己受到的伤害时，我却找了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慌忙逃脱。
        驱车回家的路上，我想着母亲把我对爸爸的这次探望变得有多沮丧，脑海里迟迟无法摆脱那幅爸爸那张原来的笑脸突然充满伤痛和羞辱的画面。我为什么不驳回母亲？为什么站出来说句话显得那么困难？父亲就要离开我们了，他只不过是要些微不足道的土豆罢了，他甚至没有要求任何人来做给他吃。就算罪大恶极的囚犯临刑前都能要求一顿杀头酒。残忍地拒绝父亲一盘炸薯条，还有什么人道可言？惭愧的泪水禁不住溢满眼眶。
        我打开家门，希望进浴室前不要被丈夫和女儿问及任何问题。还好去厨房的路上丈夫正在听电话，只是对我望了一眼，我把冷水泼到脸上，努力消退双眼因流泪而引起的红肿。等我终于打开门时，丈夫正站在另一边等着我出来。他温和地把我拉进怀里，轻声说着他爱我，他很难过，但不得不告诉我，父亲就在刚才与我们永别了。
        在丈夫带我们去父母家的路上，我不住地想，离开父亲只不过30分钟，他那时还活在这个世上。死神总是嘲弄人类，即便你一直都在等待那最后一刻的来临，到真正来临时还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爸爸去世有7年了，我刚刚开始原谅母亲对他最后的吼叫，但我却无法宽恕自己。每天我都被自己的思绪折磨：我怎么能明知爸爸有需要却就这样离开他呢？我是怎么了，居然如此袖手旁观！
        等到公平的死神也来拉走我时，我只要求做一次祈求。如果真的存有天堂之门，如果真的灵魂在跨入门前需要接受检阅，回顾一生，我会述说我的故事。在我被审判之前，我会祈求是否能恩准我一些时间来准备一盘炸薯条？是否好心的天使能将它捎给我的父亲？如果上帝能帮我这个小忙，我不会介意灵魂被派往地狱，或是天堂。
       文/张芳摘自《海外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