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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死了，可是还活着。雷锋就是这样一位。
       元旦一过，“雷锋”(以下省去引号)活蹦乱跳地从东北出发去江南执行任务。领导要我随其采访。在南方某市下了火车，还没出站，忽见一男青年从大包里落下一只小包。雷锋一个箭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也许是那男青年感觉到大包变轻了，回头一看雷锋正在弯腰，不禁大喝一声，“不许动!不许抢!”没等雷锋开口，他恶狠狠地把包裹从雷锋手里拿走。周围的人都停下来看他们。我急忙前去解释，指着雷锋对男青年说：“这位先生是好心。”那男青年“哼”了一声就走开了。
       走着走着，又看见一老妇人领着三四岁的小孙子。小孙子哭着要老人抱。老妇人两手拎两个包，怎么可能抱孙子?这事被雷锋注意到了，跑上去把孩子抱在怀里，老妇人还没发现，过路人一把抓住雷锋衣领，吼道：“拐孩子……”老妇人见状大喊“救命”。不容分说，警察把雷锋扭走了，我跟老妇人说：“误会!误会!”可是，警察却对着我说：“走开，与你不相干。”我怎么能走呢?也跟着人流涌进了铁路派出所。警察问我：“你是什么人？”
       我掏出记者证，警察顿时缓和了态度。但是，看热闹的人中忽然冒出一句：“他们是同秋，刚才就是他指使那家伙抢包裹。”于是，警察又严肃起来。我说：“他(指雷锋)是模范，我是采访他的。”可是，老妇人还是指着我们说：“人贩子。”到底还是警察有眼力，打量了我的西装革履和雷锋的中山装，冷静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拐孩子的事大多了。今天委屈两位，希望你们能理解。”雷锋脸通红。我连声说：“理解，理解。”
       走出铁路派出所，已是晚上11点，我提议就在旁边的四星级宾馆住下来。雷锋不同意。我说：“就住今天一夜，附近找不到别的旅馆。”雷锋不得不跟我走。在宾馆电梯里我遇见了一位朋友。我让雷锋先进房间，我到隔壁朋友房里去了。十分钟后，我回到自己房间。雷锋又气得说不出话来。我莫名其妙：“四星级服务一流，谁又惹你生气?”雷锋说：“服务超一流，我刚坐下，就接到两次电话，问我晚上要按摩不?要陪夜不?”我也火了。我们商定，明天向市长反映。
       市长是雷锋的老上级，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以为打个电话去，是很简单的。谁知不简单。市长以为我们是来拉赞助的，不肯接，让秘书档驾。我听出不对劲，便说：“我们找市长没任何要求，就是讲点治安问题。”秘书让我们稍等片刻，不要挂电话，然后说：“明晚市长请二位到五星级宾馆吃便饭。”我征求雷锋意见，雷锋说：“不吃了，也不见市长了。你在火车上不是讲透明度吗：我看你就把这一路见闻在你报上发吧!”我沉思了一会，雷锋又接着说：“我不明白，如今人们的思维怎么都喜欢逆向式?”
       三天后，通讯见报。我又用笔名配了篇言论。大意是说：要承认现实，正视现实。男青年、老妇人、市长的思维方式无不是现实的反映。如此严酷的现实，尤其需要活雷锋。活雷锋也尤其需要从如此残酷的现实出发，把人们扭曲了的心态再扭过来，把全民族的素质一步一步地往高里提。
       [刘可荣荐自《报告文学)2006年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