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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哈佛大学是我的梦想，但入学哈佛却颇令我犹豫了一番。
        1986年我在申请入哈佛大学的同时，还申请了另外六所美国大学，其中最早录取我的学校是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的心理系在美国相当出名，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美国惟一到访过的学校。
        克拉克大学于5月下旬就正式通知录取我，并给了我很好的待遇———不仅免除四年的学费，还提供四年的助学金（需要我为系里做一些事）。这样优厚条件的录取信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过了些日子，我盼望已久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信也来了，但校方只给6500美元的学费奖学金，而且只是给当年的。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助学金，还要补缴4000美元的学费（哈佛大学当年的学费是10500美元）。
        到底是上哈佛大学，还是上克拉克大学？那几天，我陷入了抉择的苦恼。为此，我找到Palubinskas教授，征求她的意见。
        她首先问我：“这两所学校，你更喜欢哪一所？”
        “当然是哈佛喽。”我不假思考地回答。
        “可哈佛才给6500美元的奖学金，这实在是太少了。”我接着说。
        “是啊，6500美元的奖学金是少了点，但这可是哈佛呀！”她笑着说。
        “但是，”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共缴4000美元，我还承受得了；如果年年都缴4000美元的学费，我可惨了去啦！”
        “你有没有找哈佛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的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呢？”她再问。
        我摇摇头。
        “那你就去了解情况吧，”她语气坚定地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会得到进一步资助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兴奋地问。
        “因为你不对学校表现出充分的诚意，它怎么会愿意进一步资助你呢？”她两手一摊说。
        “对呀！”我感到茅塞顿开，深深地点头说，“我明天就去进一步了解情况。”正待我要出门时，她叫住了我问：“我感到你怎么有些垂头丧气的？”
        “是啊，”我长叹一口气说，“这选择也太难啦，搞得我几天都心绪不宁。”
        Palubinskas教授摇摇头说：“不对，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至少你现在有两个选择。我真希望我当初读博士时，也有你现在的两个选择。这就好比有两个姑娘同时在追求你，总好过一个姑娘追求你吧？”
        她的话令我的心情顿时晴朗起来：对呀，这被追求的感觉总好过被拒绝的感觉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向主任了解情况，并进一步陈述自己的经济困难。他耐心地听我讲完后问：“你到底有没有决定上哈佛？”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我已经决定上哈佛。”
        “那就好，”那主任说，“待我收到你的回信后，会进一步替你想办法的。”
        回到家中，我立刻给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回信，表示我欲秋季入学。
        我的信是6月8日发出的。五天后，我收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的回函，通知我学院决定补加2500美元的奖学金。这令我喜出望外，马上去Palubinskas教授那儿，与她分享我的快乐。
        “你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她忽然问我。
        我想了想说：“凡事要多想可能性，多做调查。”
        Palubinskas教授点点头说：“先进去，再想办法（Get in first, and then work your ways out）。”顿了一下，她又一脸认真地说：“我敢打赌，你将来缴的学费一定比你现在想像的少得多。”
        Palubinskas教授的话没有错。入哈佛大学之后，我又通过不同途径找到了各种经济资助。到头来，我在哈佛读书的六年里，非但一分学费未缴，还挣到40000多美元的奖学金！
        “先进去再说”成为我日后的一项重要的处事原则。
       文/宋 敏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