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让人们看到和听到昨天已经发生的悲剧，今天或明天才能少发生或不发生悲剧。
中国历史显示，在政坛上常常有这种现象，有的人虽然败了，但虽败犹荣，有的人虽然胜了，但虽胜却输。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金奖银奖不如民意的“夸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金矿银矿不如百姓的“智矿”。
在一个国家，倘若人们在公开场合说真话令人景仰显得特别值钱的话，那么，有些本来就特别值钱的如文凭、信誉、承诺、头衔等东西肯定就不会再值钱了。
历史老人不止一次地告诉世人，凡是由强权所设计施工的政治建筑物，肯定会随着强权的坍塌而坍塌。
社会的正义莫高于“自由的平等和平等的自由”。在通向实现这一正义的道路上，倘若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那么，社会正义也就难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因为苏格拉底、布鲁诺和张志新等历史硬汉之死说明，与正义结为连理的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歌德有名言曰：“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所以，当今时代，为了最崇高的幸福，则需众人共同呼唤蔡元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博大和崇高的人格。
正义与自由往往互荣互枯，正如哲人有云：“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
一把刀很难削掉自己的把，一个人很难看到自己脖颈后的灰。
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这就给在人治社会的用人者提供了方便：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很坏的人身上找到他很好的或者可以利用的一面，然后把此人予以使用或重用，或予以肯定。相反，也可以在一个很好的人身上找到他的不足之处，而予以不用或否定。重用不用或肯定否定，全凭用人者自己的需要定夺。因此，坊间才有著名对联应运而生：“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2005年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一句名言却牢牢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一个人要想在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不同流合污，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倘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并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能可贵。
阅读古书，我深深体会到古代之贤者对后人的期望，这就是：老子期望中国人要做真正的人，墨子期望中国人要做真实的人，孔子期望中国人要做真诚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同时能做这三种人，他将绝对如毛泽东所言：“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国很多地方的选举，候选人从不向选民发表施政演说，选民只能根据他们的相貌、服饰和上级的意图等等不相干的因素进行投票选举。这种选举有什么意义呢?民主选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选举人和候选人之间必须要有最基本的思想或政治观点的交流，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理性的选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几乎所有的政治评论都认为我国长期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制约的机制，但为何会长期如此呢?
有些国人看到美国黑人康多莉扎·赖斯成为美国国务卿羡慕不已，可是你知道她的父母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吗?你知道她本人是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吗?那就听听康多莉扎．赖斯自己是怎么说的：“我的父母让我深信，也许(作为黑人)你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到，但是你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在实行种族隔离的伯明翰，常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你拿出双倍的劲头往前冲，或许能赶上白人的一半。不过也有人愿意付出四倍的辛劳，得以跟白人并驾齐驱。而偶尔，也有人愿意付出八倍的辛劳，得以赶在白人前头。”
谁在闽家团圆之际，还能惦记着那些被天灾人祸打碎家庭的悲伤和痛苦的人，谁就是在坚守人性的底线。
为什么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真理高于一切，也高于亲情呢?亚里斯多德在二千三百多年前就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敬佩不已的箴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看亚里斯多德这句箴言就是答案。
宋代陆游《
老学庵笔记》记载，宋朝田登做州官，要老百姓避讳他的名字。因为“登”和“灯”同音，所以老百姓“点灯”只能说“点火”。元宵节放灯时，田登贴出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百姓看了十分气愤，就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后来这句话用来比喻治人者只许自己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却不许被治者有半点自由。当今营造和谐社会，如果还用得着这句话的话，当改为“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为好。因为中国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惟有如此，社会才能和谐。
[刘畅荐自《中国思维网》2006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