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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1300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用他的神来之笔，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向我们描述了一幅绮丽变幻、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卷，使多少代人为之心醉神迷、浮想联翩。李白一生遍游祖国名山大川，他的诗中既有流连山水的浅吟低唱，也充满了宏图大志不得施展的怨愤呐喊。他那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确实与稍早一点的孟浩然和同时代的王维等大诗人颇为不同，王维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坐看云卷云舒的恬淡自如，安适自足，李白没有，李白更多地希望得到社会以至朝廷的认可，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然而，天生具有的诗人气质，使他屡受打击，虽应诏入京，终免不了受排挤、遭孤立的命运。直到晚年，他犹抱国世救国思想，等待朝廷的再度召见。一生只得以狂放之态来排解胸中的郁闷块垒。
       李白的人生际遇跌宕起伏，这也使他的情堵大起大落。得意时的自我张扬，“仰天大荚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与失势时的躁郁不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恰成鲜明对比。他既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积郁，又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洒脱。他既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沉静，又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这样一个自视很高的人，被朝廷召去，又被赐金放还，对诗人的自信心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其中固然有社会的原因，但与诗人自身狂放不羁的性格不无关系。酒只能作为诗的催化剂，却成不了官场的媒介物。不是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说吗?醉酒后的狂思乱想，与政治的中和理性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李白天生缺乏为官的素质，历史注定他不可能在政治的舞台上一展抱负，他是一个被贬谪下凡的“仙人”，更是一个狂诗人。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倘若真的让李白掌控朝廷大权，历史将会怎样演绎?李白真的能济苍生、明大道?也许，朝廷只不过多了一位庸官，而历史将失去一位伟大的诗人。李白的大多数杰作都是在遭到朝廷贬谪后写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雄才大略而不得施展，那是诗歌之神给他插上的一双翅膀，以此让他的诗飞翔得更高更远。正是应了那句“愤怒出诗人”的名言，李白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首华光异彩的诗篇。他的想象力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诗充满了非人间的奇思妙想，读他的诗，你的思想会飞升到一种如醉似幻的状态，在自由无碍的探索中，获得精神上的高度超越。他对自然的亲近，他对天地万物相谐而生的理解，他积极进取、永不退缩的人生态度，他将开放的社会现实与精神上的高度自由完美结合，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这正是李白的伟大之处，是经过千百年的栉风沐雨，他依然鲜活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视野中的缘故。
       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用诗歌节这样的方式采纪念李白。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来都走这样，当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反而会出现精神上的回溯现象，亦即对本源的一种关照。李白之于中国，犹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是一种文化的图腾。人类不能仅仅生活在物质的层面上，更需要精神的支撑，来延伸他的内心世界，丰富他的生存价值。很多东西会随着流行、时尚而改变，唯有对传统文化的仰慕、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是永恒的。李白的文化精神在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我们，在诗歌的熏陶里，祛除急功近利的物质欲，增添一份精神上的雍容大度，对人生就有了更高意义上的超越和感悟。
       无论历史的长河流淌到何时，李白的文化精神将永远流传!
       [马静荐自《燕赵晚报》200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