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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鉴于许多评论周扬的文章之不能惬心贵当，特别是周扬的若干老部属对他的美化之远离历史真实，我曾作《如何评价周扬》一文(刊于《河北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7月号，后收入拙著《零年零星》)，认为周扬是一个历史人物，关系着一代文运和文学界人的命运；他的是非、顺逆、正负、肯定或否定，应该就他负有重大责任的历史效应的是非、顺逆、正负等作出评价才庶几合理。据此，则将上世纪30年代他以“工头”身份自恃，妄图钤辖鲁迅而损害了人民文学事业这些旧账姑置勿论外，50年代起历次摧残知识分子特别是茶毒文学界的残酷运动，他都是中坚人物，亲手操作的指挥者。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沙化和知识群体的失音，他都是“功”莫大焉的。
       在《如何评价周扬》一文中，我除了对人们盛称的晚年周扬“真诚悔悟”略举事实提出了一点质疑外，没有议及周扬的性行和人品，自以为是十分平恕的。这回之所以要涉及这一方面，是由于读了周景雷君《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而引发；且也据事实而发言，自信也不背于知人论世之道。
       《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刊载于《书屋》2005年第9期。该文开宗明义就说：“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周扬的经历和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在医院中……撒手而去。”云云。
       其实，周扬与法捷耶夫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就以文学上的成就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言，也差异极大。法捷耶夫以小说创作起家，他的代表作《毁灭》虽然还算不上经典作品，却是苏联文学中的代表性著作，流播于世界各国迄今还数得上是那个时期的文化积累的文本，书中描述苏联内战时期的生活有其真实性和艺术吸引力，如美谛克那样的知识分子在动乱中的软弱性格也有其典型性，予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周扬留下了些什么呢?翻译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半部《安娜·卡列尼娜》，编了一本马恩列斯的文学语录。自己的最重要的“创作”成绩只是狠整知识分子的动员令式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之类讨伐令。而且，连这些助“左”为虐的报告也未必全是他的亲笔，而是秘书为他起的草，他须授意并点定一下的官样文件。至于被《周扬与法捷耶夫》一文所大肆称颂的“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亦即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概念的报告，则是邀请王元化、王若水等人起草而成的，有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一文(见《清园自述》)为证。周扬本人那点水平还写不出来。不幸的是，这篇周扬晚年想挣扎着向舆论卖好以图东山再起的文章，偏遭逢打击，倒成了他“抑郁”不起的张本。周扬晚年如有悔恨，此举可能是他最为揪心的痛点。
       周扬与法捷耶夫的社会身份也不同。法捷耶夫始终以文学家立身，至死也只担任社团性的作家协会的领导，并未涉身官场。周扬则是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长官，作协、文联之类只是便于控制而担任的兼职。法捷耶夫只是因为斯大林的宠信，其意见足以影响文学家的升沉荣辱；而周扬则是可以发号施令直接掌管实权的领导人物。法捷耶夫一生都踏在“文学船”上，而周扬则从上世纪30年代进入文学界以后，就是一脚踏在“文学船”而另一脚踏在“革命船”上的两栖人物。当文学人民中心为文学权力中心所取代后，周扬又踏上政治船而拖带“文学船”，直到“文学船”在“文革”中沉沦。而“文革”浩劫，正是周扬所衷心拥护并奋力执行的多年“左”的路线车轮滚滚所导致的结果，周扬是自食其果。
       周扬正如鲁迅所说，是天生的“工头”和“奴隶总管”的性格。凡“奴隶总管”势必要抢住一个主子，不管是非好恶，都得绝对认定主子的意旨行事，并以此来统驭和管束下属，打击异己。上世纪30年代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就按照王明路线奋力，乃至“拉大旗作虎皮”去妄图压服鲁迅。到延安后，为路线斗争的需要，义无反顾地唯命是从，可以不顾事情的是非曲直，不管别人的死活，都要恪尽其“奴隶总管”的使命。可举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扬的态度为例。
       周扬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究长。“鲁艺”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据说，鲁艺大约有80％以上的人被打成了‘特务’，有的系到最后只有两个人不是‘特务’了。1943年5月23日，周扬笑着对别人说，他过去是特务学校校长，现在是反省院院长。他还在大会上宣称，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大学出版社版)
       就是周扬当时令人震粟的态度，当“抢救运动”被肯定为错误，连毛泽东也向公众敬礼谢罪之后，周扬依然如故。据《延安鲁艺风云录》一书的作者写道：
       1996年2月27日晚，严文井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回忆道：“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时，周扬问我对鲁艺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抢救运动不太好，不应该那样搞。周扬居然很吃惊，说，你还有意见!”
       那就是说，在周扬心目中，是非曲直，哪怕整死多少人，在他是无介于心的，只要遵从上级的安排就是。难怪后来整胡风，整丁玲，整冯雪峰……都不手软。除了他自己做稳“奴隶总管”之外，什么都毫不在乎。
       事实昭彰，没有丝毫虚拟，这便是周扬的品性，周扬的人格。
       当然，人是多面体，社会关系的总和。也许在别的场合，别的人际关系中，周扬有可爱的一面，如对于那些听他使唤而很得力的部属之关爱，对于不损害其利权的同僚的和洽，诸如此类。而且，哪怕最恶劣的人，只要不和历史大事搭上关系，也于世于人无害。周扬却偏偏嵌在历史里，是个历史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流程和知识分子不幸的命运的大账中，就不能不记上他的账项，折算起来不能不是负面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马静荐自《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