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高祖本记》中记叙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即位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沛县的经过，是一段极有情趣的文字。短短数百字，既慷慨激昂，又缠绵悱恻；既有帝王气象，又富于人情乡味。太史公的手笔出神入化，令人叹服。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免除税赋劳役)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献牛酒)。高祖复留止，张(设帐)饮三日。……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委婉曲折，红火热闹。谁能相信这是二千多年前人写出来的呢?它岂不几乎是明白如话吗?谁又能说“愁苦之情易状，欢愉之辞难工”呢?就看什么人来写了。刘邦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胜利了，得志了，毫无骄矜之态，而是翩翩起舞，慷慨悲歌，当众泣下。他随口唱出的《大风歌》也成了千古绝唱：七百多年之后，它被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人经典性的《
昭明文选》之中；二千五百多年之后，它又被新中国的剧作家陈白尘用来作为新编历史剧《大风歌》的剧名和插曲。刘邦和陈涉截然不同，后者取得初步胜利被拥为楚王就骄傲起来，有个老朋友偶然对人说起他的过去，他竟把老朋友杀了。刘邦却不避讳别人说他的并不十分光彩的往事，而且和乡亲们“道旧故为笑乐”，这不仅写了刘邦的气度，也反映出汉初农村经济恢复给人们带来了自信。由高祖还乡联想到项羽的还乡，却不免令人发一浩叹。衣锦还乡，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大人物和常人不同，还乡务须选择适当的时机。项羽到了关中，先引兵西屠咸阳，把秦宫室烧光，把财宝妇女抢光，把刘邦逼人巴蜀之地，把自己立为“西楚霸王”，然后就火烧屁股一般想要东归故里了。有人给他献策说：“关中西周地势险要，三秦田土肥饶，您将都城设在这里，可以雄霸天下。”假如项羽听从了此项建议，这一段古史可能就要另写了。然而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有人在下面讥讽：“听说楚人就像穿着冠带的猕猴，果真如此!”说这话的人并不是辱骂项羽像猕猴，而只是说天下未定，还乡之事不必那样“猴急”。项羽听不出人家的好心，勃然大怒，烹杀了此人，然后引兵东返。项羽在不该回乡时硬要回乡，一念之差铸成了大错。接下来就是四年的楚汉相争，最后项羽在垓下决战中大败，身负重伤，有人劝他东渡乌江逃脱，他笑道：“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在奋战中自刎而死。这次，项羽在不该回乡时坚决不回，他又做对了。所以宋诗人李清照有诗吊之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大人物回乡，绝不是小事一桩啊!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另一件有关还乡的事情。最近在2005年6月期的《粤海风》杂志上读到彭明道的《大跃进情结催生的诗情》一文，觉得既有精彩透辟的见解，又有鲜为人知的史料，道前人之未能道，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文章在评论毛泽东在1959年6月回到家乡韶山所作的七律时写道：“历代诗人写还乡诗，常把乡音乡情引发的物是人非的情愫加以渲染，而在毛泽东的《回韶山》诗中，是找不到这种情怀的影子的，除了豪情壮志，别无他物。”此说与鄙意不谋而合，我也觉得这首诗就是不回韶山也可以写出来的。文章又谈到：“他请了一次客，请的都是他的故交老人和本家长辈。两桌饭，大碗酒。他知道大家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想让乡亲们尽情地吃，尽情地喝。不一会，桌上就一扫而光了。他想叫华国锋再给每桌加一碗红烧肉，华说：主席，没有肉了，农民吃饭都困难，养不起猪。”在战争年代，数百万敌军都不在话下；在“大跃进”以前，杀十头猪也不成问题，而此时却为两碗红烧肉犯了难。看来，毛泽东回乡也没选好一个适当的时机。这虽是一件小事，恐怕影响也非同小可，因为他老人家只在韶山住了两天，紧接着就是上庐山开会了。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6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