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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爱尔兰所有银行罢工，而由于当时人人诚信，各大小商铺纷纷自行印发支票簿。你可以开出没有银行名称的支票，待罢工结束再偿还。那年我26岁，任职教师，和父母及两妹一弟同住，每天前往都柏林上班。
       我喜欢查看地图，也爱读旅游文章，老是担心自己没走遍全世界便撒手尘寰。虽然我已去过好些地方，但确实不够，连“还可以”也说不上。这都怪我一直手头不宽裕———当教师的周薪只有17英镑。银行大罢工期间，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个主意：开张1000英镑的支票拿去兑现，然后环游世界。我知道有位男性朋友会有这么多钱，他是律师，我告诉他我在“芒斯特及莱茵斯特银行”有37英镑存款，现在想兑现一张1000英镑的支票，“行，没问题，”他说，“我乐于帮忙。”我于是得到了1000英镑。
       其后，我写了封信给那家银行的经理：“雷迪先生台鉴：本人谨通知阁下，本人已透支了一点信贷额。”信贷额！我的存款只有区区37英镑！“本人原打算先与阁下商谈再透支，可惜贵行正在罢工。”可惜？才不是呢！
       我有位表叔在香港高等法院当首席法官，比我们富有得多。他每次回爱尔兰探望我们，总会说：“你们一定要去香港玩玩，在我家住几天。”他心里有数，知道我们谁都不会有钱去的，但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他家族嗓门最响、个头最大、举止最粗鲁的女性即将到访，我发现有艘客轮“越南”号会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香港，途经吉布提、孟买、斯里兰卡和泰国，都是我一直渴望一游的地方。我登上客轮，了无牵挂地踏上旅途。那段日子真是快乐极了。我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人物，令人眼界大开。
       我终于抵达香港，在香港山顶区一幢豪华房子里作客，住了两个半星期才回都柏林。这次旅行刚好用了1000英镑。
       我买了礼物送给家人，也准备了礼物送给那位银行经理，因为知道回国之后一定会有麻烦。我当然不是杞人忧天。我还没抵达香港已有一封信在等着我，信封背后印有“芒斯特及莱茵斯特银行”的字样，信中字句充满火药味。“阁下未与本行商议便擅自从阁下账户透支963英镑，本行深感不安，阁下如今身处香港，本行更感不安。”
       我去见雷迪先生。因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所以我买了3份礼物送给他。第一份是个精巧的望远镜，第二份是盏小鸦片灯（“雷迪先生，这小摆设现在很热门，送给你放在架子上”），我听说他和太太都是天主教徒，因此又买了串念珠送给他。
       我记得他当时曾用力狠拍桌子一下，桌上的3份礼物都跳了起来，“不要用我的钱买礼物给我！”他怒吼，“告诉我，你打算怎样还债？”
       “这样吧，”我说，“一星期还4英镑。”我在飞机上计算过，我只能负担这么多。他说不行，然后问：“你没办法多赚点钱吗？”我回答：“试试看吧。”
       于是我开始写作，我从没有生养过孩子，却写了一本育婴指南，我也写了差不多6个月的星座运程预测———自此我再也不相信星座，因为我所写的全是凭空杜撰。
       不知何故，我的收入突然大增，没用一年便偿清债务，我拜访雷迪先生：“我已偿清欠款了，是吗？”他说：“是的，你真棒！”然后用力拍了我的后背一下。
       许多年后，我已小有名气，有一天在公车上碰到雷迪先生，他随即对车上所有人说：“瞧见那位女士没有？我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激励她奋发向上的人。”我对车上的人说，实情大概是如此。
       其实，不管雷迪先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我心血来潮的举动使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压力。在压力的挤迫下，我平淡的人生出现了另一条道路。随着这另一条道路的出现，我的思维开始扩大，令我更开心的是，我发觉外面的世界原来充满着许多机会，就算我丢了那份安稳的中产阶级的教职，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因为维持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这就是雷迪先生给我的“激励”。更确切地说，是压力给了我通向成功的路。在我如今的生活中，我总是以欢呼的姿势迎接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压力，心里热情地呼喊：来吧！来吧！因为我知道它会给一个沉默的人生带来什么。
       文/赵 晗摘自《海外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