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的每一期都有一篇《编辑手记》，记述编辑过程中的感想，或记人述事，或对本期杂志刊发的文章略做介绍。杂志的特点是“杂”，从内容到形式，范围之广，文体之多样，实在不是在如此之短的篇幅之内能够把握的。以这一期为例，从吴飞关于当代社会中的自杀现象的讨论，到郑萍关于华北郑村的小传统的探讨，虽然都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内，但主题和方式截然不同；从约翰逊对围绕中国的崛起而展开的美国—日本—中国关系的研究到王进对于日本“东学”的分析，虽然均以日本、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为考虑的中心，但观察的视角、涉及的问题差别极大;还有葛兆光、戴燕等从文史角度涉猎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想象和研究，刘再复对《
红楼梦》的重新讨论，以及徐贲、张曙光借评论相关著作而展开的萨特、加缪和哈耶克的思想世界及其政治抉择的分析……内容不同，风格各异，或视野开阔，或显微知著，各有各的世界。
但是，这些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思想世界，也在差异之中显示出某些相似的取向。比如，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乡村工作者，他们展示了一种从民间、从所谓下面、从具体的习俗和事件观察社会演化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揭示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为深刻的变迁，却与那些有关现代化、市场化或全球化的宏大叙述学截然不同；无论是国际关系学家，还是文史工作者，他们都展示了亚洲区域内部的历史、现实和知识的复杂关系，从而也体现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有关这一区域的历史图景，从而与那种总是从中国—西方或东方—西方的二元关系出发描述中国和亚洲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这样的历史视野出发观察历史，我们能够从中引出的结论和暗示大概也和那种在中西二元论中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的吧。这些年来知识界纷争不断，观点的交锋固然是重要的，但具有更深刻意义的，也许是观察视野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方式的转变罢。
大约十年前，《读书》杂志发表过讨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引起了许多反弹；但是，当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和知识图景在我们面前逐渐展开的时候，那种简单的反弹似乎没有力量了；《读书》杂志发表过有关全球化、现代化及其后果的讨论，也曾被批评为“倒退”甚至“反动”之类，但当人类学家们“从下面”具体地展开这个历史过程的时候，说服力是不言而喻的；《读书》发表过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批评各种简单的现代化论的文章，许多朋友认为那是“后现代”的西方才会面临的问题，但是短短几年，中国的生态危机已经极为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二○○○年以来，有关“三农”的讨论甚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尽管结论不一，但有谁可以用一句“改革开放”就将这样的问题打发了？《读书》发表过关于法律和政治改革的讨论，以及对于产权问题的不同观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具体的实践中，这些观点正在被印证或获得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读书》邀请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一同讨论我们的共同历史、共同挑战，目的在于扩展我们思考和对话的空间，打破僵固的和强势的逻辑，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
许多知识界的争论常常被笼罩在一些名词、概念的纠缠之中，更不用说那些蓄意的攻击和扭曲的评论了，但纷扰之后仍然能够留下的，是那些更为深入的研究、思考，以及经由这些研究和思考所展示的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才有能力提出和回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正在经历的大转变。常常有人说，《读书》是有倾向的，当然，只要发出声音，就一定会有倾向；哪怕是装着客观的样子的论述，只要像阿庆嫂一样“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就能够知道那“倾向”绝不比这“倾向”更弱的。但是，《读书》的倾向是在多元的论述中展开的，是在不同的声音中构成的，是在对那些占据支配地位、想当然正确的前提的怀疑和质询中确立的，也是在相互的争论和自我的修正中发展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在印刷文化如此发达的世界里，《读书》至多只是一滴水珠而已，它能够折射的世界实在有限，但对于参与编辑工作的人而言，能够从中学到的也确实不能算少了。这是我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