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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霍英东看裸女壁画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后来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二、袁庚的蛇口要小了
       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李鸿章曾得意地对人言:“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40年来，最得手文字。”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年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29任董事长叫袁庚。
       袁庚向中央打报告，想在香港边上搞个工业区。1月31日，他在中南海向李先念汇报。李先念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画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李先念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公里。蛇口的地要小了，袁庚后悔了一辈子。
       三、“傻子”给马克思出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是个文盲，7岁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的瓜子好吃，慢慢地出了名，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一个一个增加，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捅出了大娄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不言自明。
       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四、偷渡客振兴珠三角
       这一年，写出了《日本第一》的美国人傅高义跑到了广东。他发现，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他们的创办人竟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
       “很显然，广东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傅高义评述说。这一年，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12月，省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地方官员则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特别是在东莞、中山等地，大量的“三来一补”项目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回来办的。一位东莞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任法苗荐自《杭州日报》2005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