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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放是七月派诗人，因为胡风事件牵连，多年身陷囹圄。我对他的诗没有多深印象，倒是他对胡风事件的反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胡风追悼会第二天，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胡风集团成员及北京的朋友20多人来到胡风家，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相见。在为死去的朋友和受他们牵连的人们凭吊之后，开始了反思。由于胡风集团由最高首脑钦定为反革命集团，将近半个世纪才被平反。陷入共和国第一场文字狱时，许多人还是风流倜傥的青年，几十年后聚首，已成白发老翁，因而，他们的反思显得意味深长。其中，诗人徐放的话尤其让人难忘。
       徐放说：“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没有奴性吗？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
       他提出的问题虽然是以问号的形式，其实，答案是肯定的。他的结论更为意味深长，那就是，他们和很多中国人一起，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
       按常理推断，多年受左的势力迫害，一旦解放，就会天然地被视作反左的英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以英雄自视。谁也不会想到他们身上也会受到左的东西的浸染。让他们来承认自己受到左的东西影响，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人格。
       通常，失败的人才去反思，而胜利的人是不会去反思的。
       左的东西就像后来的非典病毒，不但传染病人，医生也受传染。尽管医生对此有警惕，并有一定保护措施，依然难逃被传染的命运。因为这病毒太厉害了，不是你痛恨它、躲避它，就能奏效，它几乎防不胜防。它不固定呆在哪一类人身上，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就像我们反封建，可并不敢保证自己身上没有封建的孽根；就像我们反腐败，并不能保证自己就不沾上腐败的细菌。
       可有意思的是，受迫害、被摧残的人坦然承认自己也受了左的病毒影响，并痛苦地承认，自己构成了愚昧和奴性的基础。而那些真正中毒很深的人，却总是拒不承认身上中毒，总是把自己说成一贯健康。他们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胜利者。而正确的人，从来用不着检讨，胜利者永远用不着忏悔。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奇怪的现象：真正正确的人，常常被逼着做检讨；被迫害的人，却总是在不停地忏悔。而真正该检讨的，总是在台上作报告；真正该忏悔的，却总是滔滔不绝地教导别人。尽管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左的危害，但这些人从来置若罔闻。
       也许有人会说，正确的人不需要反思，胜利的人不需要忏悔。但是，有时所谓正确者更需要反思，胜利者更需要忏悔。比如，我们实行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些改革的方向、方法、步骤，不值得检讨吗？就像我们熟知的教育改革，把教育产业化，使许多贫家子弟上不起学；各个学校不管条件如何，一个劲儿升格，这不值得检讨吗？另外，像国有企业改革，在有些人那里就变成一个卖字，几千万的企业，几万元甚至几百元就给卖了；工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几千块钱就给打发了；弄出那么多下岗工人，让社会背起沉重的包袱；这些不值得检讨吗？当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算得上胜利者了，可他们烧毁了那么辉煌的圆明园，不应该忏悔吗？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也算得上胜利者了，可他们麻烦不穷，又一个劲儿虐囚，不应该忏悔吗？
       什么时候，正确者知道反思了，胜利者晓得忏悔了，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进步。
       ［选自《湘声报》2006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