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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十年以前，我看到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一直忘不了那个虽然又瘸又盲却始终不屈不挠的刚强老人。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连书名都极其相似的另一本：《梁漱溟的最后39年》。
       单纯从“学术水平”衡量，实事求是地讲，梁漱溟还算不上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师”。如同本书作者指出：“他没有留下真正开一代风气的巨著。”梁漱溟的杰出在于：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集体失语”或“喳”声连连的情况下，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发出了庄严的“不”，多少挽回了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
       当然，在那个时代，说“不”的中国人还有马寅初，还有顾准，还有张志新，还有彭德怀……然而比较起来，说“不”的时间最早、最长，社会影响最大，次数最多，内容最尖锐、大胆，最不怕“犯上”，无论如何也只能属于梁漱溟。马寅初自从五十年代提出“计划生育”受到围攻丢了北大校长职务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都再也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顾准的“不”极有思想深度，但他的远见卓识在当时不敢也不能公开，只能冷藏在自己的“日记”里。张志新的“不”极为勇敢坚强，但她没有与最高领袖见面与之辩论的条件和机会。彭德怀倒是有机会并且也大胆地与最高领袖进行了“直接交锋”，影响也极大，但由于他为自己的“身份”所限制，于是在庐山发出了那一声伟大的“不”以后，跟着又被迫“认错”，并被迫沉默了很多年。
       梁漱溟则不同，他从1949年以前就是伟大领袖的私人朋友和座上宾，没有断过往来。其次，由于他的“民主人士”而非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在国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拥有的名声和影响，还由于他的绝不妥协的坚强性格，以及最高领袖“有意放一马”的策略考虑，一直没有“打倒”他。——这最后一个原因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与最高领袖面对面进行了关于“雅量”的激烈争论，引发了在那个时代可算是空前绝后的“面折廷争”，惹得领袖当面怒斥他“我看你是个伪君子”，“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即使这样，领袖还是当众宣布“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于是，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其例外的“另类角色”，梁漱溟一直有机会不断地公开表达着他的“不同政见”。
       尤为惊世骇俗的是1978年2月15日，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的发言：“?菖?菖?菖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菖?菖?菖首先考虑到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
       敢于最先公开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露骨”，非这位“梁委员”莫属！须知他如此“放炮”之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主流媒体上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一片颂扬，刘少奇还位于“大坏蛋”之首！不消说，他的这一番“谬论”，又“当即遭到批判”。
       这就是梁漱溟的命运。他就像是某个特别合唱团里的一个“不守规矩”的调皮演员，老是唱得比其他人快一拍甚至两拍，不断地挨骂，却又总是很“幸运”地不被“开除”。令人悲愤，也不乏“有趣”。
       ［选自《济南时报》2005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