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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事”之说，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至于何为闹事，查《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聚众捣乱，破坏社会秩序”。记得1957年，在那场现在被定性为“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煽动群众闹事”的说法，便常常在报端出现，以至于当时还在上中学的我，也在小小年纪之时就懂得了闹事之可恶、之可恨、之不可为。只不过半个世纪过去，从偶尔翻阅的几本记述往昔“扩大化”旧事的著作中得知，当时被定为“闹事”并在报纸上、广播里大遭挞伐的事件中的一些，其实倒是群众为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所进行的并不过分的抗争，“闹事”云云，纯系诬陷不实之词也！
       有道是经一事，长一智，历经了前述对1957年所谓闹事事件的认识过程，再有谁说何时何地有群众“闹事”云云，我便不会不加分析地盲目轻信了。并且，通过对近几年来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被人称作“闹事”的事件的思前想后，慢慢地，我还有了自己的一些多少显得有点儿独特的想法。
       首先，我以为中国老百姓在不爱（或曰不敢）“闹事”这一点上，可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居民小区，多年前铺设的自来水管道因太过细小，无法为后来大量增加的人口充分供应生活用水，于是居民长年是在一种缺水的煎熬下度日，每逢夏季此种状况愈甚。小区居民一次又一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困难，要求改造自来水管道，却迟迟未有结果。缺水的日子难以忍受，合理的要求长期不被理睬更难忍受，就这，他们也从来不曾“聚众捣乱，破坏社会秩序”。最后，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居民们欣喜若狂，口口声声地“感谢党，感谢政府”。倒是市长是个明白人，在媒体上表示这么长时间没把该做的事做好，政府应该向居民道歉……目睹此景此情，让人油然想起曾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出现过的一句台词：“多好的群众啊！”并深感此说绝非是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不爱（或不敢）“闹事”，却绝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忍着不去“闹事”，不是有这么一说吗——兔子急了都咬人！比如，2003年8月，南京有一居民跑到拆迁办自焚，烧死了自己，烧伤了拆迁办的官员；2004年4月，西安小伙刘亮爬上广告牌大呼小叫，一时间搞得彩票销售现场秩序大乱。以上俩人的作为，好像显得是在“闹事”；但究其“闹事”的原因，却不难发现，在他们“闹事”之前，已经有领导搞了一大堆没名堂的事（我们不妨也称其为“闹事”）。具体来讲，南京的那个拆迁办用推土机将后来自焚的那位居民的住房夷为平地，还造成家具、电器、现金等私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家里的人也受到人身攻击；而西安呢，渎职的体彩官员和作恶的不法奸商联手，把刘亮合法获取的宝马轿车非法剥夺，并且还诬刘亮造假。请看，领导“闹事”和群众“闹事”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以我称其为“官逼民闹”；当然，这么说好像不怎么好听，那咱们就换个说法：领导“闹事”在前，群众“闹事”在后。
       并且，这样的事例还真是举不胜举。湖南嘉禾的百姓，还有陕西周至的农民，最初也是被一些人视为“闹事”，而挥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予以无情打击的，但他们又“闹”了什么？不过是面对着政府的野蛮拆迁和违法圈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闹事”），合情合理合法地表达了不满（这样做，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结果呢？政府愈发“闹”得肆无忌惮，抓捕、殴打、游街、示众，无所不用其极，嘉禾县政府甚至还大肆张贴如此穷凶极恶的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公开对群众进行恐吓，真是“闹事”“闹”到了极致，对照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稳定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渴盼，是强国富民之必需，所以，对一切真正意义上的“闹事”，都应该依法予以治理。但必须看到的是，领导“闹事”的危害远远大于群众“闹事”，在很多情况下，前者还往往是后者的诱因，所以，在治理“闹事”这件事关稳定的大事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刘畅荐自《羊城晚报》200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