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以来，乌托邦叙事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在这个文学传统之后是人类的乌托邦心态。无论传统的乌托邦文学走向反乌托邦或者伊托邦，乌托邦文学必然因为乌托邦心态的存在而存在。
关键词：传统乌托邦文学 反乌托邦文学 伊托邦 乌托邦心态
一、乌托邦文学
纵观西方文化史，乌托邦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公元前8世纪的希伯来先知到构建“理想国”的柏拉图都曾阐述过该思想。但直到莫尔及其《乌托邦》的问世才开启了乌托邦文学的大门，奠定了现代乌托邦小说的范式。随后至今的乌托邦文学根据时间的纬度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传统乌托邦文学、反乌托邦文学和伊托邦文学。
1）传统乌托邦文学
各类乌托邦叙事对社会制度、经济和政治积极探讨并提出不同的乌托邦方案。方案虽然各不相同，却传达了共同的信念，即人性本善，因此人类有可能通过完善自身和外在社会来获得终极幸福和自由。典型的例子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传统乌托邦叙事又可分为宗教乌托邦和阶级乌托邦，前者强调人的自我完善，而后者着重外在社会制度的完善。
宗教乌托邦关注人与神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类社会并不完美，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完善自身和对宗教的信仰来到达超验的理想家园。基督教将此精神家园称为“天国”，佛教则以“西天”冠之。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就是一个宗教乌托邦。“上帝城”的人信奉上帝，抛却自我，追求精神上的圆满。而《
西游记》的故事或许可以被理解成为一个通过不断完善自我而到达精神家园的宗教乌托邦故事。
阶级乌托邦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自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一些有识之士看到阶级制度的非人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残酷，提出建立理想国家的方案，这就是阶级乌托邦。《乌托邦》、《乌有乡消息》和《回顾》都属于这类作品。虽然每部作品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不同，但都旨在建立一个“社会制度实行公有制，强调社会的统一模式，个人服从集体”的社会乌托邦。在那里，“人们真诚、直率、友好，过着自由、平静、幸福的生活，没有矛盾，没有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压迫。在政治、经济、工作、教育、婚姻等方面都建立了公认的运行方式，人人都自觉地按照规定和合乎道德的规范去行动。”赵一凡、张中载和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15页。这些阶级乌托邦往往有着两个共同点：世俗性和统一性。
2）反乌托邦文学
反乌托邦文学又被称为恶托邦文学（Dystopia）。“Dys”表示“生病的、败坏的”。其标志为以乔治•奥威尔的《1984》为中心的恶托邦三部曲的面世以及安德鲁•芬伯格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对恶托邦的描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期以来，英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开端。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种种弊端、连续不断的战争以及生活的苦难使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梦想破灭。二战中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令人们对极权主义统治下恐怖和狰狞的世界心生余悸。反乌托邦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思想渊源上来说，反乌托邦文学与传统乌托邦文学有思想关联，因此将反乌托邦文学和传统乌托邦文学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反乌托邦文学。首先，反乌托邦文学是对过度乐观和理想化的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反省和反拨。宗教乌托邦理想往往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阶级乌托邦所鼓吹的阶级革命在实践中并不一定走向“自由”、“平等”和“幸福”。其次，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相比，反乌托邦文学更能激发读者比较自身生存境况和小说中描写的恶托邦，从而对盲目乐观主义保持警惕。反乌托邦文学的这一优势主要和它的时空观念相关。传统乌托邦文学往往指向遥远的、不为人知的与世隔绝之地。其“彼”与“此”的区别非常清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能清楚地意识到何为当下，何为乌托邦。而反乌托邦文学中的未来与现实的距离非常接近。从空间观念上来讲，反乌托邦文学中所描述的社会也几乎与作者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环境同步或仅隔数步之遥。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中描述的恶托邦给读者亦真亦假、恍若现实的感觉，从而迫使读者忧虑、紧张并思索。反乌托邦文学对极权主义深恶痛绝，并对有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的科学技术心怀揣测。
恶托邦小说中所描述的白色恐怖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它体现了恶托邦作家对发达工业文明社会的反思。面对如恶托邦般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如何走出恶托邦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马尔库塞借鉴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提出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并指出审美乌托邦是走向人类最终解放的有效途径。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的压抑与升华创造了文明，因此人类文明史就是性本能压抑史。对此，马尔库塞认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的确有赖于对性本能的压抑，但根据它是基本压抑还是额外压抑，可以把文明划分为压抑性文明与非压抑性文明。所谓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就是人类为生存而不得不对本能进行的必要压抑。所谓额外压抑（surplus repression），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对本能进行的过多压抑。在人类文明史上，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相互交织。这样，文明每前进一步，压抑就强化一步，因此发达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发展的顶峰。在马尔库塞看来，额外压抑是一种过多压抑，而审美乌托邦对额外压抑的颠覆则证明了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审美乌托邦家们怀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希望通过改造艺术和审美来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使人们通过想象和幻想来否定和超越作为现实存在的额外压抑，由此创造一个有着非压抑性文明的理想王国。其实，艺术审美活动所具有的解放功能，一个世纪以前的拉斯金就已经注意到了。而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理论即是要通过艺术重新唤起人对事物的审美感受。如此这般，人才能避免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并在这个后工业社会保持个体独特的存在。
3）伊托邦（Etopia）
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和赛博空间的出现催生了伊托邦的问世。该词首先出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媒体艺术教授威廉•米切尔的论著《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中。米切尔教授指出“伊托邦”是一个中性词，特指1993年数字革命带来的“提供电子化服务、全球互联的当代社会和未来城市”，它“既非充满美好而浪漫的社会想象色彩的乌托邦，亦非蕴含着抑郁、怀疑、厌倦、绝望的黯淡情绪的恶托邦”。转引自《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从乌托邦、恶托邦到伊托邦》，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其实仅从以上表述，我们就已看出伊托邦是一个徘徊在传统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的悖论存在。一方面，伊托邦令我们超越一切时空束缚，使得人类真正得以平等、自由、无差别地交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同世界”。另一方面，如果科学与网络技术使用不善，伊托邦很有可能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恶托邦的延续。威廉•吉伯森的“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就是恶托邦与伊托邦结合的例子之一。而对伊托邦的关注也并不局限于文学范畴，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机器人》等都成功塑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恶托邦和伊托邦互渗的后现代空间。
如果说恶托邦的出现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伊托邦的崛起则是数字革命的新生儿；如果说传统乌托邦是彩色照片图像绚丽的正面，那么恶托邦则是丑陋不堪的黑白负片。然而，无论是乌托邦、恶托邦还是伊托邦，它们都从不同纬度反映着同一实体——人和人的乌托邦心态。
二、乌托邦心态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首次提出了“乌托邦心态”这个概念。他指出，“当一种心灵状态与它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实在状态不相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乌托邦心态。”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与现实不相容的心态都称为乌托邦心态，而“只有那些具有超越现实取向的心态才是乌托邦心态”，而当此心态落实到实践中去时，“它就会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地破坏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事物的秩序。” 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根据以上描述，“乌托邦心态”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它超越现实；第二，它或多或少有志于颠覆现存意识形态，具有革命性。
综观以上提到的种种乌托邦文学形式，它们都表现出了超越现实的精神诉求。无论是传统乌托邦作家还是恶托邦和伊托邦作家，他们都是人类现有生存环境的“守望者”，面对已经恶化或者行将恶化的现实社会环境，他们难免会出现救世主情结，希望通过各类乌托邦叙事来为人类指出一条超越当下现实的道路。正是这种超越“此在”的精神冲动，使乌托邦小说在经历了种种变体后仍然经久不衰；也正是这种精神冲动，使乌托邦小说表现为对“人”的存在的研究并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简而言之，“生活在别处”是所有乌托邦作家的夙愿。
此外，乌托邦小说是“危险”的小说。带有破坏倾向的“乌托邦心态”决定了它的颠覆性和革命性。在阶级乌托邦叙事中，体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社团乌托邦”是革命诉求的传声筒。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就讲述了工人阶级在工人联合会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并最终建立拥有“完全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而恶托邦则是对工业革命后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意识形态的颠覆。恶托邦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从本质上来讲，它仍是传统乌托邦叙事的分支。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生本能与死本能，恶托邦与传统乌托邦相互转换，体现出一种辩证的存在。审美乌托邦虽然求助于艺术与审美，但它对工业社会压抑性文明的挑战使它不失为“非暴力革命”的一种演绎方式。
可见，“乌托邦心态”深深植根于各类乌托邦变体中。“乌托邦心态”的存在决定了乌托邦文学的存在，并将决定乌托邦文学的何去何从。
三、乌托邦文学是否走向终结？
拉塞尔•雅各比在《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中宣称，“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同时，这位富有时代责任感的学者为乌托邦的终结唏嘘不已，希望通过自己的呐喊重新唤醒人们的“乌托邦心态”。事实上，“乌托邦心态”的消逝主要归咎于两点。
首先，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乌托邦哲学往往被冠以“空想主义”之称。而乌托邦文学则无异于无稽之谈。其实，乌托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对乌托邦的研究中，曼海姆赋予了乌托邦历史的纬度。他指出乌托邦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它来自现实，打破现实，然后又自由地朝下一个现实发展。此时不可实现未必代表着将来仍不可实现。无可否认，曼海姆的研究为日渐式微的“乌托邦心态”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此外，冷战的结束及苏联的解体使世界政治变得乏味不堪并走向衰竭；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最具乌托邦性质的无产阶级失去革命性并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铺天盖地的消费浪潮则伙同大众传媒使人类丧失主体并日渐物化。因此雅各比称我们这个时代为默认时代或者复写时代，今天只是昨天的复制品，而未来可能会更差。曼海姆更是指出乌托邦的消失将造成一种事态的静止局面，结果，人变成了物。对此，布洛赫试图用他的“希望哲学”来重新唤起奄奄一息的“乌托邦心态”，因为这样的时代恰恰更需要“乌托邦心态”和乌托邦文学。
曼海姆和布洛赫的努力并不会白费。虽然说“乌托邦心态”源自对当下现实的失望，但是正由于失望，我们才企求希望，因为只有希望才能最终带领我们超越失望。曼海姆更是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指出“topia”的希腊语（topos）原意有“家园”的意思。因此，“乌托邦心态”代表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诉求。只要人类一息尚存，那么“生活在别处”的精神诉求将一直存在。故人类的历史就是乌托邦的历史，而人类“乌托邦心态”的最忠实记录者——乌托邦文学也将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在，并以其独特的形式来描绘一幅值得一瞧的世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