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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苏·格拉夫顿 著
       唐克胜 曾凡海 译
       T is for Trespass by Sue Grafton
       Copyright © 2007 by Sue Graft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a member of Penguin (USA)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
       索拉纳
       她当然有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出生时起的，也是她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里用的——但是现在，她有了新的名字——索拉纳·罗哈斯。这是她侵占的人家的名字。一旦有了新的身份，以前的那个人就不见了，根除了。对她来说，这就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她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母亲玛丽·特雷西十七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十九岁时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男孩。两个孩子都不是婚姻的产物，尽管他们都是随父亲的姓，可他们从来不认识他。他因吸毒受到指控，被送进监狱，后来死在了那里，是被同监狱的一个犯人杀死的，为争一包烟。
       玛丽·特雷西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帕诺斯·阿吉拉尔的人，八年中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后来他弃她而去，跟人家跑了。她三十岁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一文不名，只有八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才三个月。她只好又嫁人，这一次嫁的是个勤劳可靠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有了女儿索拉纳——他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俩唯一的血脉。
       在索拉纳成长的过程中，她那些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声称要做各种各样的人，什么运动员、士兵、做恶作剧的、有成就的、戏剧女王、骗子、圣人和万事通等。留给她的只有做个一事无成的人。跟她母亲一样，她婚前就怀孕了，刚刚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个儿子。自那以后，她就一直倒霉。什么事都不顺。挣多少花多少，没有任何节余，前途渺茫。至少她的哥哥姐姐们是这样认为的。她的姐姐们给她安慰，给她建议，训她，哄她，最后彻底绝望了，知道她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她的哥哥们尽管恼火，但发泄一通之后总是拿些钱出来，帮她摆脱困境。她有多么诡计多端，他们没人知道。
       她是一条变色龙。她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样子。她跟他们不一样，跟别的人也不一样。她花了好些年才完全觉察到这一点。起初她以为自己的这种古怪能活跃家里的气氛，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对真相有些了解了。其他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纽带她没有。她跟他们的情感不相通，好像她不是人一样。她假装跟自己同年级的那些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像他们一样争吵、流泪、闲谈、傻笑，像他们一样努力做到优秀。她观察他们的举止，模仿他们的举止，把自己融入到他们的世界之中，直到看起来跟他们一样。他们说话时她插进去，装作对一个笑话饶有兴致，或者重复一遍人家说过的话。她没有跟人家不一致的时候。她不发表意见，因为她没什么意见可发。她不曾表达过自己的愿望或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她是无形的——是一座海市蜃楼或者一个幽灵——在寻找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她那些同班同学都专注于自我，不在意别的东西，而她却高度戒备。她什么都看见了，却又什么都不关心。到十岁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伪装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到二十岁的时候，她消失不见的举动变得非常快，非常机械，常常连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她就不在房间里了。她刚刚还在这里的，可转眼之间就不在了。因为她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而且无论对方是何许人，她都能变成她，所以她是个理想的伙伴。她是个笑剧演员和小丑。人们自然就喜欢她、信任她。她也是个理想的雇员——负责可靠，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有求必应。上班到得早，下班走得迟。这使她好像非常无私，而实际上，除了那些有助于实现她的目标的事情，她是彻头彻尾地冷漠。
       在某些方面，她不得不找托词。她那些哥哥姐姐大部分人都把学校念完了，在这个阶段似乎都比她成功。能帮助帮助小妹妹，他们感觉很好。小妹妹的前途跟他们的比起来还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乐于接受他们的慷慨给予，但她并不喜欢当他们的附属。她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办法，得到了相当多的钱，她把这些钱存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账户上。最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她最小的哥哥，就是获得法律学位的那个，是哥哥姐姐中唯一一个用得上她的人。跟她一样，他也不想在工作上付出太多，倘若值得，他不怕犯法。
       她曾经借过人家两次身份，变成过另外一个人。她充满深情地想着自己变过的那个人，就像一个人在思念迁居到另一个州的老朋友一样；又像体验派演员，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现在是索拉纳·罗哈斯，这就是她现在的焦点所在。她一直用这个新的身份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用一件斗篷把自己包裹起来一样，觉得变成了这个人自己就很安全，就得到了保护。
       原来那个索拉纳——就是她借身份的那个人——跟她在养老院的康复部一起工作过几个月。真正的索拉纳——她现在认为是“对方”——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以前学的也是准备拿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持有执照，而她课程还没上完就不得不辍学了。这是她父亲的错。他死了，没有人当她的继父供她上学。葬礼过后，她母亲要她放弃学业找份工作，这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事情。她首先找了份打扫房子的活，后来做了助理护士，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如果她在城市学院把课程学完了的话，她是有可能成为持照职业护士的。“对方”做的所有事情她都知道怎么做，但由于她没有相应的证书，所以工资没有“对方”高。你觉得这公平吗?
       她选择索拉纳·罗哈斯的方法跟选择其他人的方法一模一样。她们相差十二岁，“对方”六十四岁，她五十二岁。她们长得并不像，但在一般人眼里，她们长得已经很像了。她和“对方”的身高、体重大致相当，虽然她知道体重一点也不重要。女人的体重总是在变的，所以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差异，那也很容易解释。头发的颜色是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头发可以是任何颜色，可以深，可以浅，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在杂货店的盒子里找到。在前几次中，她的头发从深色变成了金色，又从金色变成了红色，每次都与她本来的灰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三十岁以后头发就变成灰色了。
       过去一年来，她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染黑，直到跟“对方”差不多。有一次，养老院刚来的一个雇员把她们当成了两姊妹，这让她兴奋不已。“对方”是个美籍西班牙人，而她不是。如果她愿意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她的祖先属于地中海民族，是意大利血统、希腊血统，外加一点土耳其血统的混合体——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当她置身于盎格鲁人中时，如果她不出声只做事，人们很可能会以为她不太会说英语。这就意味着许多谈话是当着她的面进行的，好像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实际上，她不会说的却是西班牙语。
       上个星期二，她准备盗取“对方”身份的工作突然发生了转机。星期一那天，“对方”告诉护士们她两周后离职。她报读的课程班很快就要开始了，她想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之前稍稍休息一下。这是个信号，是她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由于驾驶证对她的计划非常关键，所以她要拿到“对方”的钱包。几乎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机会就来了。这是生活对她的偏爱，为了她自身的提高，为了帮她发迹，一个接一个的机会呈现在她面前。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即使有，也是她自己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
       “对方”看完医生回来时，她正在护士休息室。“对方”去看医生是事先约好的。前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生病，现在正在康复，要经常做些检查。她告诉大家，自己的癌症是神恩所赐。她非常感激生活。疾病促使她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重新排了顺序。她被研究生院录取了，要去学习卫生保健管理，毕业时可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方”把手提包挂在存衣柜上，又在手提包上挂了一件毛线衫。有个吊钩的钉子掉了一颗，摇摇摆摆的没什么用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吊钩。“对方”合上存衣柜，猛地关上密码锁，但没有打乱密码。她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下班时开锁既快又方便。
       她一直等着“对方”出来去了护士站，才戴上乳胶手套，把锁使劲一拉，存衣柜就打开了，她把手伸进“对方”的包里，把钱包拿了出来。她把“对方”的驾驶证从透明的隔层里拿出来，把钱包放了回去，干净利落。她脱下手套，塞进制服口袋里。她把驾驶证放在右边鞋底的“斯科尔先生”鞋垫下面。没有人会怀疑。如果“对方”发觉自己的驾驶证不见了，可能以为自己放在了什么地方。总是这样的。人们常常责备自己粗心大意，心不在焉，很少会想到责备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到把目标对准她，因为她相信在别人眼里她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为了完成余下的计划，她一直等到“对方”和所有的行政人员下班，所有的办公室都空了。星期二晚上，办公室的门通常都不锁，这样，清洁工就可以进来打扫卫生。在他们专心打扫卫生的时候，她就能轻而易举地进来，找到上锁的文件柜的钥匙。钥匙放在秘书的抽屉里，只要拿起来用就是了。没有人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她甚至怀疑事后是否有人记得她来过这里。这些清洁工是外面一家机构的。他们的任务是吸尘、掸灰、把垃圾倒掉。养老院康复部内部的运作情况他们知道什么呢?对他们来说——她穿着那样的制服——她是个名副其实的护士，是个有地位和值得尊敬的人，她有权力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她把“对方”求职时填写的申请表拿出来。她设想的新生活需要的所有数据都在这两页申请表上：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圣特雷莎)、社保号、所受教育、护士执照号，以及工作经历。她把这些资料连同附在这些资料后面的两封推荐信复印下来。她还复印了“对方”的工作评价和薪水记录，当她看见两个人的报酬差距是那么大时，她突然狂怒起来，觉得非常耻辱。现在为这个发怒没有意义了。她把资料放进夹子里，把夹子重新放回抽屉，然后把抽屉锁上。她把钥匙放进秘书桌子的抽屉里之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2
       1987年12月
       我叫金西·米尔霍恩，女，是南加州圣特雷莎小镇上的一名私人侦探。圣特雷莎位于洛杉矶以北九十五英里。现在1987年快接近尾声了，在这一年中，按圣特雷莎警察局犯罪分析家的记录，发生了五起杀人案，十起银行抢劫案，九十八起入室行窃案，有三百零九人因在汽车上偷窃被拘留，五百一十四人在商店偷窃，所有这些案件均发生在大约八万五千一百零二人的小镇上，还不包括小镇北部边缘的科盖特和南部的蒙特贝罗。
       此时正值加州的冬天，冬天的加州，下午5点夜幕就降临了。这时，全镇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起来。煤气壁炉打开了，喷射而出的蓝色火苗绕着一堆堆假木冉冉升起。在小镇的某个地方，你也许还会闻到木头燃烧后的淡淡的香味。圣特雷莎的落叶树不多，所以12月份的天空虽然阴沉，我们却看不到光秃秃的树枝。草坪、树叶、灌木林都是绿油油的。尽管天气阴郁，但仍然有斑驳的色彩——从12月到来年2月，橙红色和绛红色的叶子花都常开不败。不过，太平洋却了无生气——一片灰暗，永不宁静——海滩上空无一人。白天的气温降到了华氏五十多度。我们都穿着厚厚的羊毛衫，对这样寒冷的天气满腹怨言。
       我呢，尽管重案不少，但工作一直都是慢条斯理。季节的变换似乎妨碍了白领犯罪。挪用公款者大概在忙于用从公司铁柜里劫掠出来的钱财购置圣诞用品。银行和抵押中的诈骗行为减少了，电话推销的骗子们也兴趣索然，无精打采。即使那些正在闹离婚的夫妇也偃旗息鼓了，他们也许觉得可以把敌意轻而易举地留到来年春天。我跟往常一样一直在档案室找资料，除此之外，没有多少别的事情可做。可是，诉讼总是在室内进行的，我的工作是递送法律程序文件，我在圣特雷莎注册和签约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一直很忙。这份活要开车跑不少路，但这个活不征税，所有的钱都是净赚的，支付各类账单绰绰有余。我虽然不会永远这样停滞不前，但前方有什么路可走我也看不清。
       星期一早上8点30分，这天是12月7日，我拿起挎包、运动夹克和车钥匙，出门去上班。我有个慢跑三英里的习惯，但有些时日没坚持了，我不愿意在天亮之前把自己搅得不得安宁。考虑到床上是那么舒适，我甚至连一点内疚感都没有。我经过大门的时候，听见一声哀号，声音很短，大门铰链发出的吱吱声不再像平时那样令人安慰。起初我以为是猫、狗、婴儿，或者电视的声音。但都不像。我停下来，凝神静听，都是普普通通的来往车辆的声音。我倒回去，推开大门，向后院走去。房东出现的时候我刚刚转过拐角。亨利八十七岁，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我住的那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与这栋房子相连。他惊愕不已。“什么声音?”
       “我不知道。我刚才出门的时候也听到了。”
       我们站在那里，感觉跟平时一样。足足有一分钟，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又开始了。我像只小狗一样歪着脑袋，竖起耳朵听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就在附近。
       “是格斯吗?”我问。
       “大概是吧。等一等。我有钥匙。”
       亨利回厨房找钥匙的时候，我在他的房子和格斯·弗伦斯基的房子之间走了几步。格斯跟亨利一样，也是快九十的人了，但是亨利精明，格斯粗暴。他靠自己的“工作”赢得了“邻里怪人”的美誉，如果他认为你的电视机的声音太大了，他就会叫警察；如果他认为你的草长得太长了，他也会叫警察，他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只要听见狗叫，看见狗在四处游荡，或者狗逛到他的院子里来了，他都会打电话向动物管理中心报告。只要哪里有建筑工程，哪怕是小工程：修篱笆、修天井、换窗户、修屋顶，他都要打电话到市政署确认发了许可证没有。他怀疑你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非法的，要来让你走正道。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在意各项规章制度呢，还是喜欢大惊小怪。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能让你和你的邻居作起对来，那对他来说就更妙了。他之所以能活那么长，大概就在于他对制造纠纷非常热衷。我虽然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口角，但我听说过很多。亨利不止一次地接到过这样的骚扰电话，但他忍了下来。
       我在格斯隔壁住的七年中，看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弯曲得非常厉害。曾几何时，他是那样高大，可是现在曲背凹胸，背脊几成C形，好像在他两腿之间夹着一个球，一条无形的铁链把他的脖子拴在这个球上，他正在用力拉似的。这一切在亨利拿着钥匙回来之前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们一起穿过格斯的草坪，爬上他门廊前的台阶。亨利拍打着前门上的窗格玻璃。“格斯?你没事吧?”
       这一次听到清清楚楚的哀号声了。亨利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走进屋里。我最后一次看见格斯大概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当时他站在院子里，正在申斥在房子外面街道上练习滑板的两个九岁男孩。滑板的噪音确实很大，但我认为他们非常有耐心，非常灵巧。我还认为，他们把精力花在蹦蹦跳跳上总比把肥皂抹在窗户上，或者把垃圾桶踢翻强，在我小的时候男孩子的娱乐就是这些。
       亨利看到格斯了，我随即也看到了。老人跌倒了，向右侧躺着，脸上白白的。他的肩膀脱臼了，肱骨球从关节窝里凸了出来。在汗衫下面，锁骨也凸了出来，像一只正在发育的翅膀。格斯的手臂又瘦又长，皮肤差不多变成了半透明的，我看见沿着肩胛骨像树枝一样分布的血管。深蓝色的伤痕表明韧带或者肌腱受了伤，大概要很长时间才能好转。
       我感到一阵剧痛，好像受伤的是我一样。我曾经三次开枪把人打死，但那纯粹是自卫，与我现在因为树桩一样的骨头和明显可见的痛苦受到的惊吓沾不上边。亨利在格斯身旁蹲下来，想扶他站起来，但他的哀号声太刺耳了，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注意到，格斯的助听器有一只松了，掉在了地上，刚好在他够不着的地方。
       我发现在沙发一端的桌子上有部老式黑色转盘电话。我拨完911，坐下来，希望突然在我脑海里响起的警报声平息下来。当调度员拿起电话时，我详详细细地把情况说了，请她派一辆救护车来，并把地址告诉了她。我一挂断电话，就穿过房间来到亨利旁边。“她说要七到十分钟。我们这段时间做点什么?”
       “你看看能不能给他找条毯子来给他暖和暖和。”亨利盯着我的脸。“你怎么了?看起来不是太好?”
       “我没事，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
       格斯家的布局跟亨利家一模一样，我没花多长时间就找到了卧室。卧室里乱七八糟——床没整，衣服到处都是。有一只像古董一样的五斗柜和一只高脚橱柜，里面塞满了破烂。房间里散发着霉味和胀鼓鼓的垃圾袋的味道。我从一堆缠在一起的床单中扯出床罩，回到客厅。
       亨利小心翼翼地给格斯盖上，尽力不碰到他的伤口。“你什么时候摔倒的?”
       格斯痛苦地扫了亨利一眼。他的眼睛青了，下眼睑垂得跟警犬的一样。“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半夜的时候，我起来关电视，摔倒了。我不记得是怎么摔倒的。我一站起来就摔了下去。”他的声音既刺耳又虚弱。亨利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去厨房水龙头下接了一杯水。我再强调一遍我对这个房间的看法，它比我见过的那些房间更糟。人怎么能住在这样一个垃圾遍地的地方?我在厨房的抽屉里快速搜索了一遍，没有找到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抹布。我把后门打开，让它半开着，希望进来些新鲜空气把笼罩在家具上的酸味赶走。我把杯子递给亨利，看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条干净的手绢。他把手绢浸湿，轻轻敷在格斯干裂的嘴唇上。
       三分钟以后，我听见救护车呜呜地拉着警报转到我们这条街上。我走到门口，看见司机急匆匆地把车停下，跟坐在后面的两个护理员从车里钻出来。一辆鲜艳的红色消防车在救护车后面停下来，几个急诊医生从车上下来。车顶上鲜红的灯有节奏地闪烁着。我开了门，进来三个男的，两个女的，都穿着蓝色衬衣，衣袖上戴着袖章。走在最前面的小伙子扛着装备，大概有十到十五磅重，其中有心电图仪、自动减颤器、血氧定量仪。其中一个女的背着一只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急救箱，我知道里面装着药品和插管。
       过了一会，我把后门锁上，来到前面的门廊等着，护理员正在干活。他们干活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跪着的。从开着的门里，我听见他们在关切地询问格斯，格斯颤抖着回答他们的问题。到了要搬动他的时候了，我不想这时候在场。如果他再大叫一声的话，他们就要来救我了。
       过了一会，亨利也出来了，我们两人回到大街上。邻居们零零落落地站在人行道上，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都非常关心。亨利跟莫扎·洛文斯坦聊了起来，他们的房子隔着两栋。由于格斯的伤并没有危及生命，我们聊这些也就说不上什么不敬了。又过了十五分钟，他们才把格斯搬到救护车上。这时他已经插上了输液管。
       亨利去向那个司机了解情况，司机身材魁梧，满头黑发，三十多岁，他告诉我们，他们要把格斯送到圣特雷莎医院的急诊室，这家医院被我们很多人亲切地称为“圣特雷医院”。
       亨利说他要开车跟过去。“你来吗?”
       “我不能去。我得去上班。你稍后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当然可以。我一知道情况就给你打电话。”
       等到救护车离开，亨利把车倒出来，我才上了车。
       在去镇里的路上，我到律师办公室去了一下，取了一份“陈述理由指令”，该指令通知没有抚养权的一方出庭，因为获得抚养权的一方要求增加抚养费。那位前夫名叫罗伯特·维斯特，凭经验，我此行不会很愉快。我们这位鲍勃(注：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住在科盖特，是个在家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税务顾问。我看了看手表，10点刚过几分钟，于是准备去他家，希望在他的办公桌旁截住他。
       我找到他家，先用比正常速度稍慢一点的速度从他家门前开过，然后绕回来，在街道对面把车停下。车道上和车棚里都是空的。我把文件放进包里，穿过街道，爬上台阶，来到门廊。早上送来的报纸还放在垫子上，表明鲍勃还没有起床。可能昨天晚上很晚才睡。我敲了敲门之后就等着。两分钟过去了，我又敲了敲门，这次更重。还是没有反应。我侧着右肩向窗户里看了一眼，从餐桌一直看到远处黑乎乎的厨房。里面有一股阴沉的空洞的气息。我回到车上，记下来这里的日期和确切的时间，然后赶往办公室。
       3
       索拉纳
       “对方”离职六个星期以后，她准备辞职了。这是个类似毕业的日子。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她要告别助理护士这份卑贱的工作，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因为她最近获得了做职业护士的执照。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但这个世界上现在确实有了个新的索拉纳·罗哈斯，在同一个圈子里过着同样的生活。在有些人眼里，圣特雷莎是个小镇，但索拉纳知道，她可以干自己的事，不会有多少风险，不可能碰到跟她同名的人。她以前就以惊人的从容做过同样的事情。
       她用索拉纳·罗哈斯的名义办了两张信用卡，但街道地址还是自己的。在她看来，使用“对方”的执照和信用卡不是欺诈。她没有想过赊账，打算买什么东西自己会掏钱。完全没想过赊账。只要账单一来她就会仔细保管起来。虽然入不敷出的时候也有，但只要一有钱，她就会立即开具支票寄出去。她可负担不起欠款的代价，因为她知道，如果账户转到了为其他公司代收欠款的公司，她的诈骗行为就会曝光。这样绝对不行。一定不要玷污“对方”的名誉。
       她觉得有个小小的障碍，也是唯一的障碍，就是“对方”的草书太独特了，她无法模仿她的签字。索拉纳尝试过，但她掌握不了那种匆促鲁莽的方法。她担心某个过分热情的售货员把她的签名和复制在“对方”执照上的缩小的签名进行比较。为了避免出问题，她经常在钱包里放一条带子，去购物之前就绑在右手腕上。这样她就可以说自己有腕骨狭窄综合征，人家就会同情她，而不会怀疑她的签名跟“对方”不像。
       即便如此，她在市区的一家百货商店还是差点没逃掉。为了款待自己，她打算买几条新被单、一块新桌布和两只绒毛枕，她把这些东西拿到了亚麻制品部。售货员把这些记入收银机，瞟了一眼信用卡上的名字，吃惊地抬起头来。“简直难以置信。不到十分钟前我刚接待过一位名叫索拉纳·罗哈斯的人。”
       索拉纳微笑着，不理睬这种巧合。“这样的事一直都有。这个镇上有三个人的姓名一模一样。大家总是把我们搞混。”
       “我能想象得出来，”售货员说。“一定很烦人。”
       “虽然有时候很滑稽，实际上也没多大关系。”
       售货员瞟了一眼信用卡，语气十分讨人喜欢。
       “我可以看看身份证吗?”
       “好的。”索拉纳说。她打开手提包，假模假样地在里面找。她突然意识到，“对方”刚刚来过，她不敢把偷来的驾驶证拿给那个女人看。事到如今，“对方”身上可能已经有了一份驾驶证的复印件。如果她用它作过身份证明，那么同一张身份证明那个售货员就会见到两次。
       她停下来，不再在手提包里找了，她的声音有些不知所措。“天啊，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
       “你来这里之前在别的地方买过东西吗?”
       “天啊，买过。我想起来了，买鞋子的时候我把钱包拿出来放在柜台上了。我肯定拿出来了，因为我把信用卡拿出来了，一定是忘在那里了。”
       售货员伸手去拿电话。“我帮你跟鞋部核实一下。或许他们收起来了。”
       “噢，不是那里。是下面街上的一家店。呃，没关系。请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我一找到钱包就来付款。”
       “没问题。我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谢谢。非常感谢。”
       她离开百货店，放弃了这些床上用品，最后到离市区几英里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买了这些东西。这次遭遇使她惊恐不已，心有余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把这件事好好思考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太危险了，不能再碰运气了。她到档案室，复印了一份“对方”的出生证明。然后去交通管理局以索拉纳·罗哈斯的名义，用自己在科盖特的地址申请了一本驾驶执照。她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不止一个索拉纳·罗哈斯，正如这个世界上不止一个约翰·史密斯一样。她告诉那个办事员，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她刚刚学会开车。她必须参加笔试和路考，路考时旁边坐着一个多管闲事的家伙，然而，无论是笔试还是路考，她都轻轻松松地过了。她填了表格，照了照片，他们给她发了一个临时驾驶执照，正本只能在萨克雷蒙托做，做好后会邮寄给她。
       做完这个之后，也许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她有钱，但她不想把这些钱用掉。她把这些钱藏起来，万一自己想消失呢——她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她需要一笔稳定的收入。毕竟她还有个儿子蒂尼要抚养。有一份工作是最基本的。为了这个目的，数周来她每天都在分类广告里找，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比较多的是机械师、清洁工和散工，不太需要卫生保健方面的人。她对此怨恨不已。她辛辛苦苦才到这一步，可现在似乎对她的服务没有什么需求。
       有两家登广告招聘家庭儿童保育员。有一家明确说明要有护理婴儿和初学走路小孩的经验，另一家提到了要有护理学龄前儿童的经验。这两家的广告上都说，妈妈在外面工作。怎么可能有人雇一个只会读广告的人来照看自己的孩子呢?如今的女人都没有理性。就好像抚养孩子有损于她们似的，好像抚养孩子是个可以交给大街上任何一个陌生人的小事情。难道她们就没有想过一个有恋童癖的人有可能在早上看到报纸上的广告，然后在这天结束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藏起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证明书和核实背景上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女人心情都很迫切，只要人家有点礼貌，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就匆忙抓到手里。如果索拉纳愿意接受干活的时间长、拿到的工资低这样的条件的话，那她就可以申请这些职位。但实际上，她盯的是更好的事情。
       她要考虑蒂尼。他们两个挤在一套简陋的公寓里差不多十年了。她那些哥哥姐姐常常谈起他，他们觉得他被宠坏了，没有责任心，工于心计。那个男孩出生时的名字叫托马索。出生时体重十三磅六盎司，当时她身上某些女性特有的部位受了感染，使她断绝了再生孩子的念头，也失去了再生孩子的能力。他出生时很漂亮，可儿科医生给他做过检查之后说他有缺陷。虽然她现在记不得那个专业术语了，但她当时就没有理睬医生说的那些让她郁闷的话。尽管她儿子块头很大，但哭声却很微弱，像猫叫一样。他迟钝，反应慢，肌肉控制力差，吮吸和吞咽都有困难，所以进食有问题。医生告诉她，最好把孩子送到收容所去，收容所里有专人照料他那样的孩子。她不听。孩子需要她。他是她生命中的光亮和欢乐，如果他有问题，她会想办法给他治疗。
       孩子出生还不到一周的时候，她有个哥哥给他起了个诨名“蒂尼”，自那以后这个名字就被大家叫开了。她把他亲切地当作“汤托”，这似乎是恰当的。就像西方老电影中的汤托一样，他是她的追随者，忠心耿耿的伙伴。他现在三十五岁了，扁扁的鼻子，深陷的眼睛，一张光溜溜的娃娃脸。他的一头黑发在后面扎成一个马尾辫，暴露在外面的耳朵低低地挂在脑袋上。虽然抚养这样一个孩子不容易，但她把全身心都投入进去了。
       他一直在接受特殊教育，到了相当于六年级的时候，他的体重就达到了一百八十磅，按照医生的建议把体育课免了。他极度活跃，攻击性很强，受到妨碍时喜欢发脾气，伤人伤物。因为他有学习障碍，阅读有困难，所以小学和初中成绩一直很差。不止一个老师暗示她，他智力有点迟钝，可得到的是她的嘲弄。既然他在课堂上难以集中注意力，那为什么还要责备他?这是老师的错，老师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不错，他表达有困难，但老师理解没有困难。他留了两次级——四年级一次，八年级一次——终于在他高一那年满十八岁的那天辍学了。他兴趣有限，再加上是个大块头，因此不可能找到一份正规工作，或者说，任何工作。他虽然壮实，有点用处，但要说到工作，他真的不是那块料。
       她翻了一页，在“求助”栏里寻找着。她看第一遍时错过了这部分广告，但由于受某种东西的驱使，她又浏览了一遍广告条目。有了，在靠近顶部的位置，有一条十行字的广告，招聘一个兼职护士，护理一位老年痴呆病人，这样的病人需要具备特殊能力的人照料。“可靠，值得信赖，有车。”广告上这样写道。只字没提诚实与否。上面还有地址和联系电话。真要去面试的话，她还要看看能不能搞到更多的信息。她喜欢提前估计一下形势，这样就能决定值不值得。
       她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码。
       4
       我10点45分有个约会，要讨论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我现在关心的头等大事。上个星期我接到一个名叫洛威尔·埃芬格的律师的电话。七个月前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后来这起事故作为人身伤害案起诉了，他是被告的代理律师。去年5月，在阵亡战士纪念日(注：5月30日，美国用以纪念阵亡将士的日子。官方纪念活动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之前的那个星期四，他的当事人莉萨·雷开着一辆1973年生产的白色“道奇·达特”，从城市学院一个停车场出来左转时，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大篷车撞了。莉萨·雷的座驾严重受损。警察和护理人员都来了。莉萨的头撞破了，护理人员给她检查之后建议她去一趟圣特雷医院急诊室。很明显，她没采纳这个建议，去一趟要耗掉几个小时，于是只好送她回家了，一起送回来的还有一些警告和一个开有镇痛药的处方。他们告诉她脑震荡有哪些注意事项，并建议她，如果需要，去看看自己的医生。
       大篷车司机米勒德·弗德利克森在那里唠叨个不停，但基本上没有伤着。他的妻子格蕾蒂斯伤势较重，她坚持要送她到圣特雷医院去，急诊室的检查结果表明她得了脑震荡，严重挫伤，脖子和腰部的软组织受伤。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右腿韧带撕裂，随后的X光显示，一个骨盆破裂，两根肋骨断掉。医生给她做了治疗，随后还要咨询整形外科医师。
       莉萨当天就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把她的情况告诉了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的调解人，碰巧我跟这个调解人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星期五那天，也就是事发之后的第二天，那个调解人玛丽·贝弗劳尔跟莉萨联系，记录她的证词。按照警察的报告，错在莉萨一方，因为她要确保安全后才能左转。玛丽到事发地点照了相，也把两辆车的受损情况照了下来。然后对莉萨说，去评估一下吧。虽然她觉得这辆车没多大用处了，但她还是想要个数字作为资料保存下来。
       四个月以后，弗德利克森一家上诉了。我看过诉状，里面有很多“鉴于”、“然而”、“但是”、“相反”、“为何”、“因此”之类的，足以把一个普通公民的裤子吓得掉下来。据说原告的“健康、力量、活动均受到了伤害，身体上遭受了严重、永久的伤害，精神和情绪上受到了惊吓，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原告情绪萎靡不振，精神和肉体痛苦不堪，进而导致失去夫妻之间的正常生活……(等等等等)。原告的索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前和以后的医药费、扣发的工资、事故中产生的所有费用，以及法律允许的各种补偿性赔偿。”
       原告的律师海蒂·布赫瓦尔德认为，要拿出一百万才能抚慰和减轻她的当事人的痛苦，当事人看到那后面的一串零时就会感到非常安慰。我以前在法院办事的时候见过海蒂一两次，离开时我有个想法，就是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她了。她五十多岁，又矮又胖，盛气凌人，缺乏幽默感。我想象不出来她除了好斗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她对待对手就好像人家是垃圾，对待被告就好像人家低她一等似的。
       一般来说，在这样的讼案中，一审法院会指定一个人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但莉萨·雷认为用自己的律师更好。她态度很坚决，不同意庭外和解，并请洛威尔·埃芬格做她的代理律师，她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她感到一审法院会千方百计地拖延。警察报告的情况恰恰相反，莉萨·雷发誓说她没有错，是米勒德·弗德利克森超速，格蕾蒂斯没有系安全带，这两条本身就触犯了加州的交通法规。
       我从洛威尔·埃芬格那里取来的卷宗里有很多文件的复印件：被告关于提供物证的请求，关于提供物证的追加请求，医院急诊室的病史档案，给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治疗过的医务人员的报告，还有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她的丈夫米勒德以及被告莉萨·雷的证词的复印件。我快速地读了一遍警察的报告，迅速翻了一遍书面质询的记录。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那些照片和现场草图，这些照片和草图把两车碰撞前后的相关位置都标示出来了。在我看来，对目击者的证词还存在分歧。目击者当时的意见是支持莉萨·雷的说法的。我告诉埃芬格，我要去调查一下，然后回来，10点钟左右跟玛丽·贝弗劳尔见面。
       我去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办公室之前已经做好了思想和情感上的准备。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后来跟公司不欢而散。当时有个安排，按照这个安排我可以有个办公场地，但条件是，我要负责调查纵火案和非正常死亡案。玛丽·贝弗劳尔当时刚在这里租房，二十四岁，新婚，有一张漂亮清新的脸蛋和一个聪慧、精明的头脑。如今她已经有四年的工作经验，跟她打交道是件乐事。我坐下之后检查了一下她的办公桌，看能不能找到装在相框里的她的丈夫彼得的照片，以及这几年中可能抽空生的小孩的照片。显眼的位置什么也没看见，我心想，她在养儿育女方面到底是个什么运气啊。我想最好还是别问了，于是继续手头的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伤势真的很重吗?”
       “看起来是那么回事。除了那些明伤——断掉的肋骨、破裂的骨盆和撕裂的韧带——之外，还有你说到的难以证明的受伤的软组织。”
       “都是挡板弯曲所致?”
       “恐怕是这样。低速行驶的汽车相撞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为严重。弗德利克森的大篷车的右前挡板撞在了莉萨·雷的小车的左侧，撞得很厉害，两车相撞之后打了个转，然后再次相撞，莉萨的右后挡板碰到了大篷车的左后挡板。”
       “我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好。我们以前打交道的医生只有这些内科医生。诊断中没有欺骗的迹象，也没有虚报账目的迹象。如果警察不传唤莉萨出庭，我们会更加倾向于自己的立场。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申辩，但明显是她错了。我把赔偿要求从线上传了上去，这样‘预防保险犯罪协会’也可以看一看。如果原告请求过保险公司理赔，她的名字就应该出现在他们的数据库里。还有件小事我要说一下——我们认为跟这件事无关——米勒德·弗德利克森在几年前的交通事故中残废了。他非常不幸，痛苦不堪。”
       玛丽接下去说道，她认为除了医药费之外，格蕾蒂斯最后会以十万美元了结此事，从公司的角度来说，这个价钱他们可以接受，这样他们就不用上法庭了。
       我说：“一百万降到了十万?很大的一个折扣呢。”
       “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律师要拿走一大笔，所以，这个数字在我们看来就很大了。”
       “怎么这么快就达成一致了?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个女人或许会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夸大事实?”
       “也许吧，但不可能。她六十三岁了，还超重，这个因素很重要。她去看了医生，又做了理疗和脊柱推拿，还吃了药，但还是无法工作。医生暗示说，她可能终身残废，这又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
       “她是干什么的?上面好像没提到。”
       “什么地方提到了吧。她靠做些小生意赚钱。”
       “听上去赚不了多少钱吧。她赚了多少钱?”
       “按照她的说法，一年两万五。她的纳税申报单有优惠，她的律师说，她可以提供发票和收据，以证明她的说法。”
       “莉萨·雷怎么说?”
       “她虽然看见大篷车开过来了，但她觉得有充足的时间转弯，尤其是当时米勒德·弗德利克森已经打了右转向灯，放慢了车速。于是莉萨开始转弯，可她马上就感到大篷车撞上了她。她估计自己当时的时速在十英里以下，但即使如此，一辆三千二百磅的车子撞到你也不能小觑。莉萨看见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却无能为力。米勒德的说法恰恰相反。他说他赶紧踩了刹车，可莉萨出现得太突然了，他没法不撞上她。”
       “目击证人怎么说?你跟他谈过吗?”
       “呃，没有。问题就在这里。他一直都没有出现，莉萨知道一点点他的信息。按她的回忆，他是个白发老人，穿一件棕色的皮夹克。”
       “警察在现场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和地址?”
       “没有。别人也没有。警察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已经在那个地方贴了布告，而且在分类广告中的‘寻人’版登了广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反应。”
       “我要亲自见见莉萨，然后再来找你。或许她还记得点别的什么，通过她我就可以把那个家伙找出来。”
       “但愿吧。陪审团审讯简直是个噩梦。如果我们最终要在法庭上相见的话，我保证格蕾蒂斯会披着护肩，带着难看的脚支架，坐着轮椅出庭。她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胡说八道，那可是一百万哪。”
       “我明白。”我回到办公室，又一头埋进文书工作之中。
       有两点我想应该在此提一下：
       (1) 我现在开的是一辆1970年生产的“福特野马”，不是那辆1974年产的“大众”，前者是手动的，我喜欢手动的。这是一种供两人坐的小汽车，有个隐蔽的扰流器，车胎是宽轨的，引擎罩上有个很大的进气口，以前的进气口都没这么大。当你有了一辆“伯斯 429”，你就会这样说。在上个案子中我心爱的淡蓝色小汽车钻进了一个深洞里。我应该叫推土机用泥土从上面把它埋在那里的，可保险公司坚持要我把它拉出来，这样他们才能告诉我车子完全报废了：引擎罩和挡风玻璃挤到了一块，挡风玻璃碎裂成片，散落在后座及其四周。这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吃惊。
       就在同一天，我在二手车市场发现了这辆“野马”，想象用它来做监视工作是再完美不过了。我是怎么想的?我想，尽管这辆“蓝色强夺者”的外表有些炫丽，但它已经老化了，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我真笨。在我买来的头两个月里，在我遇见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大街上拦住我，跟我聊半球形封头V8引擎，这款引擎原来是用于“美国全国汽车比赛协会”举办的比赛上的。在我意识到这款车非常惹眼的时候，我已经爱上它，不忍心把它卖掉了。
       (2) 后来，当你们看见我的麻烦越来越多时，你们就会感到惊讶，我为什么不向切尼·菲利普求助，切尼·菲利普是我往日的男朋友，在圣特雷莎警察局工作——“往日”的意思是“以前”，关于这个我待会还要讲。后来我确实给他打过电话，不过当时我已身陷困境。
       5
       我的办公室在一栋有两间房的小平房里，有浴室和厨房，位于圣特雷莎闹市区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从这里步行就能到法院，更重要的是，房租便宜。这里一共有三栋这样的小平房，我这栋在中间，三栋房子就像“三只小猪”中的小别墅一样排成一排。这些房产一直处于待售之中，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买主的话，我就要被赶出来。
       切尼和我分手以后，我虽然说不上感到沮丧，但我真的不想怎么努力了。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去跑。或许“跑”这个词太慷慨了，因为它的真正的定义是每小时六英里。我说的“跑”是慢跑，比轻快的步行快一点，但也快不了多少。
       我三十七岁了，认识的很多女人都在抱怨，人变老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体重增加了，这种现象我希望自己能避免。我要承认，我的饮食习惯不太健康。我对快餐特别贪婪，尤其是麦当劳的奶酪汉堡，而每天消耗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又少于九份(实际上，不到一份，除非你把炸薯条也算上)。切尼离开我以后，我总是开车到外卖窗口，次数非常多，超过了对我身体有利的次数。现在是摆脱郁闷控制自己的时候了。我几乎每天早晨都在发誓，第二天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慢跑。
       在打电话、接电话和文书工作之间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午饭的时候，我吃了一盒脱脂松软干酪，少量调味汁，调味汁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从我打开盖子到把空盒子扔进垃圾筒里，这顿饭花的时间连两分钟都不到——是我吃奶酪汉堡所花时间的两倍。
       1点钟，我钻进“野马”，开车去金曼和艾夫斯法律公司。罗尼·金曼是我的律师，在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公司免去了我的职位之后曾给我租过办公场地，我在这家保险公司度过了七年的快乐时光。我不想细述自己被解雇的过程，太丢人了。我一被赶出来，罗尼就让我用那间空着的会议室，给我提供了一个临时避难所，让我得以疗伤，重振旗鼓。三十八个月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罗尼让我给住在帕迪多的一个名叫文尼·莫尔的人送去一份“保护令”，他妻子告他暗中跟踪她，威胁她，对她使用暴力。罗尼认为，如果由我代替县里一个穿制服的治安官给他送去那份让他克制一点的命令，他的敌意或许就会平息。
       “这个家伙有多危险?”
       “如果没喝酒的话，不会有多危险。如果喝了酒的话，什么事情都会让他爆发。尽你所能吧，要是你不喜欢这种感觉的话，我们可以试试别的事情。他有点骑士气概……至少，特别喜欢漂亮的女孩子。”
       “我既不漂亮也不是女孩子，但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我在文件里查了查，确信地址是对的。再次钻进汽车之后，我又查了一下托马斯的“圣特雷莎和圣路易斯县街道指南”，我一页一页地浏览着，直到找到目的地所在的精确位置。我来到最近的高速公路，然后沿101公路向南。高速公路上车不多，到帕迪多只花了十九分钟，通常要二十六分钟。我想不出把他送上法庭的合适理由，但按照法律，必须对刑事或民事案件中的被告给予适当的书面通知。我就送过传票、扣押令以及法庭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命令，这项工作也可以用别的办法来完成，但最好亲手递交——要么亲手递交，要么放在门上的投信口里，即使拒绝接受也算送达。
       我要找的地方位于帕迪多市中心的加尔各答街。这是一栋灰泥房子，看起来阴沉沉的，大型落地窗前钉了一块胶合板。除了窗户破了之外，有人(无疑是文尼)在空心的前门上踢了一个齐膝高的大洞，然后把门从铰链上取了下来。自那以后，门框上就钉上了很多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条，钉的都是关键的地方，这样门就无法使用了。我敲了敲门，然后弯下腰从洞里向里窥视，只见一个人从对面朝我走来。他穿着牛仔服，腿又瘦又细。他身体前倾，从洞里朝外面看，我只能看见他胡子拉碴的下巴上的凹口、嘴巴和一排歪歪斜斜的下牙。“怎么了?”
       “你是文尼·莫尔吗?”
       他后退了一步。短暂的沉默之后传来一声闷声闷气的回答。“那要看是谁问这个问题。”
       “我叫米尔霍恩。有一些文件要给你。”
       “什么文件?”他的语气沉闷，但没有挑衅的成分。愤怒的火焰已经从这个破洞里飘走了：波旁威士忌、香烟和果汁香口胶。
       “是一份要求节制的命令。你不应该用任何方式虐待、骚扰、威胁、跟踪或打扰你的妻子。”
       “不应该什么?”
       “你应该离她远点。你不能用电话或邮件跟她联系。下个星期五有个听证会，要求你出席。”
       “噢。”
       “你能把你的身份证明给我看看吗?”
       “什么身份证明?”
       “驾驶证就可以。”
       “我的驾驶证过期了。”
       “只要上面有你的名字、地址之类的就行。”我说。
       “好的。”停了一会，他把驾驶证放在洞口。我认出了下巴上的那个凹口，但脸上的其他部位让我吃了一惊。他长得并不难看——眼睛有点斜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斜，因为我驾驶证上的照片使我看起来像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十大要犯之一。
       我说：“你是把门打开还是我把文件从洞里塞进去?”
       “我想还是从洞里塞进来吧。喂，我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但她是个说谎的杂种。总之，她让我到了这步田地，我也要去告她。”
       “你可以在法庭上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法官。法官或许会同意你的说法的。”我说。我把文件卷成一个圆筒，从洞里塞了进去。我听见文件在另一边打开的时候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嘿，胡扯!该死的。我从来没说过这些话。她是从哪里搞来的?是她打我，不是我打她。”文尼假装自己是“受害”的角色，这是那些想占上风的人一贯的伎俩。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莫尔先生，请你保重。”
       “好。你也保重。听起来你这人不赖。”
       “我是很可爱。谢谢你的合作。”
       我上汽车后，记下了所花的时间和车子上的里程数。
       我开车回到圣特雷莎市区，把车停在公证人办公室附近的停车场。我花了几分钟时间填写服务宣誓书，然后进了办公室。我在回执上签了字，也请公证人签了字。我借用公证人的传真机，复印了两份，然后步行到法院。我在文件上盖了章，把原件留给了那个办事员。一份保留，另一份准备退给罗尼，他好应诉。
       我一回到办公室，就发现亨利给我打过电话。他的留言很简短，不要求回复。“喂，金西。现在1点刚过，我刚刚回来。医生把格斯的肩膀放回去了，但他们还是准备把他收下来，至少今晚收下来。虽然骨头没断，但他仍然觉得很疼。明天早晨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他家，把卫生打扫一下，这样他回家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让人作呕了。如果你想支援一下，很好。如果不支援，也没问题。别忘了今天下班后鸡尾酒的事。我们到时候再聊。”
       我查了一下日程表，不用看就知道，星期二早晨没什么事了。我在办公桌旁磨蹭了一下午。5点10分，锁门回家。
       在屋前我经常停车的地方停着一辆1987年产的黑色“卡迪拉克”，我只好在周围转来转去找地方，最后在半个街区以外的路边找了个空位。我锁好“野马”往回走。从“卡迪拉克”旁边走过时，我注意到一个车牌。一定是夏洛蒂·斯奈德的车，最近两个月来，亨利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跟她约会。他当初决定向她献殷勤时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在房地产上的成功。
       我转到后面的院子，进了自己的公寓。电话机上没有留言，信箱里也没有值得打开的邮件。我梳洗了一番，然后穿过院子，去亨利家见他最近结识的那个女人。他以前结识的女人并不多。对他来说，约会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
       去年春天，他在加勒比海乘船巡游时被一个布景师迷住了。虽然他跟这个名叫马蒂·海尔斯特德的布景师最后没有弄出什么结果，但亨利很快就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在恢复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即使在他这个年龄，希望异性相伴的想法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游船上很多女人都看中了他，但他还是决定只跟其中两个住得较近的人接触。第一位叫伊莎贝拉·哈蒙德，八十岁。她以前当过英语老师，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圣特雷莎高中上学时关于她的传奇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当时她已退休。她喜欢跳舞、读书。她和亨利约会过几次，但很快就感到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没有了。伊莎贝拉在寻找火花，而亨利冰冷固执，未能燃起她的火焰。这一点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使他大为不快。他相信男人应该追求女人，而且，求爱的时候应该殷勤、克制。而伊莎贝拉太洋洋自得，太盛气凌人，情况很快就明朗了，他们两个人不合适。在我看来，那个女人是个笨蛋。
       现在夏洛蒂·斯奈德进入了他的生活。她住在南边二十五英里的地方，刚过帕迪多，就在奥尔维达多的海边。虽然七十八岁了，却仍然在积极地工作，明显地不想退休。亨利邀她到自己家里喝几杯，然后到附近一家不错的埃米尔海滩餐馆吃饭。他要我参加他们的鸡尾酒会，看看她怎么样。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夏洛蒂合适不合适。我觉得这个评估应该由他来作，可是他要问我的意见，所以我要去提提意见。
       亨利的厨房门开着，但纱门是关上的，所以我走到跟前时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和说话声。我闻到了发酵粉、桂皮和热蔗糖的味道，心中暗自猜测，亨利以前约会时的勇气大概来自于烤小甜面包，如今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他以前是个面包师，据我所知，人们对他技艺的赞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在纱门上轻轻敲了敲，他把我让进屋里。为了这次约会，他精心打扮了一番，把通常穿的短裤、啪嗒作响的懒人鞋换成了茶色家常裤和跟他的眼睛非常匹配的天蓝色短袖衫。
       从视觉上，我给了夏洛蒂很高的分数。她跟亨利一样，穿着整洁，服饰得体，品位高雅：斜纹软呢裙子，白色丝绸衬衫，衬衫外面是一件黄色的圆领毛衣。她的头发软软的，短短的红棕色，染成这样花了很多钱，非常时髦。看得出来，她的眼睛做过手术，但我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值得，也不觉得她虚荣。这个女人是做房地产的，她的经历是一笔资产，容貌同样也是一笔资产。她就像个帮你保存契约顺利过关的第三方。如果我要买房子，我就会从她那里买。
       她靠在厨房的案台上。亨利给她兑了一杯伏特加滋补酒，自己喝着加冰的杰克·丹尼，那是他常喝的酒。他给我开了一瓶夏敦埃酒，一介绍完夏洛蒂和我，就给我倒了一杯。他摆出一碗坚果，一碟干酪和薄脆饼干，上面点缀着一串串的葡萄。
       我说：“我在想，亨利，如果明天中午之前能打扫完的话，我很乐意帮你一起打扫。”
       “太好了。我已经把格斯的事告诉夏洛蒂了。”
       夏洛蒂说：“可怜的老家伙。他回家后怎么办呢?”
       “这正是医生问的问题。除非有人帮他，否则不让他出院。”他说。
       “他还有什么家人吗?”我问道。
       “我没听说。罗斯或许知道。他每隔一个星期左右就跟她谈一次，主要就是抱怨我们这些人。”
       “我见到她时问问她。”我说。
       夏洛蒂和我聊了一会儿，当话题转到房地产时，她热情高涨起来。“我正跟亨利说呢，这些老点的房子近些年多俏啊。我离开办公室之前，出于好奇，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房源共享系统和均价——注意，是均价——六十万。像这样的单身家庭住所可能会卖到差不多八十万，况且还附带一套出租房。”
       亨利笑了笑。“她说我坐在一座金矿上。1945年我买下这个地方的时候花了一百零五块，还觉得自己只能住在这样比较差的房子里了。”
       “亨利说要带我去看一下。如果我们花点时间去看的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去吧。我没事。”
       他们两个人离开厨房，经过餐厅到了客厅。他带她参观的时候，我能捕捉到他们的行踪，当他们到了他称作窝的卧室时，谈话声基本上就听不见了。他还有两间卧室，一个面朝大街，一个面朝后面的花园。有两个带浴室的卫生间，一个没有浴室的卫生间，在入口处右侧。我听得出来，她非常善于辞令，她的惊呼声就好像有美元挂在那里一样。
       他们回到厨房时，话题从房地产转到了新屋开工率和经济趋势。她谈到了低迷时期，公债的收益，以及消费者的信心。她那么有信心，我有一点点害怕，但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我们喝完酒，亨利把空杯子放在水池里，夏洛蒂起身去了最近的卫生间。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她。聪明、漂亮。”
       “很好。她似乎不错，消息灵通——这是我非常欣赏的。”
       “我也欣赏这一点。”我说。
       夏洛蒂回来时，口红变得更亮了，两颊重新上了一层胭脂。她拿起手提包，我们两个人从屋里出来，给亨利留点时间锁门。
       “我们可以去看一眼你的公寓吧，亨利告诉我那个地方他设计过，我喜欢看看他做的事情。”
       我做了个鬼脸。“也许我要先整理整理。我天生就是个爱整洁的人，可是一整天都在外面。”说实话，我不想让她去看，不想让她估算那套公寓又涨了多少，如果她说服他卖掉的话。
       “你租了多长时间了?”
       “七年。我喜欢这个地方，亨利是个很好的房东。这里离海边只隔半个街区，离我市区的办公室也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但如果你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想想到现在有多少净资产了吧。”
       “我明白自己有房子的好处，但我的收入时高时低，不想精神上有负担。让亨利操心税和维修费，我很高兴。”
       夏洛蒂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太文雅了，她觉得我目光短浅，可这一眼没有表现出来。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她和亨利还在说话。她谈的是房屋的租赁情况，他可以用这个地方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在奥尔维达多买一栋她正在卖的三层楼的房子。奥尔维达多的房子没有这么贵。她说虽然房子需要维修，但如果他做些必要的修缮，然后卖出去，就能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润，然后用这些钱再投资。我设法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但我真的不希望他被她说服了，干出些荒谬可笑的事情来。
       也许我并不像我心里想的那么喜欢她。
       6
       一般来说，我会走半个街区到罗斯的酒馆吃晚饭。罗斯是匈牙利人，做的菜也是匈牙利的，主要有酸奶油、面团布丁、果馅奶酪卷、膏化汤、干酪面条，以及卷心菜之类的配菜，牛肉和猪肉由自己选，一般都是块状，而且煮了好几个小时，端上来的还有辣根调味汁，非常刺鼻。我希望她知道格斯·弗伦斯基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亲戚，如果有，怎么联系。我最近有个新的目标，就是更为平衡地用餐，更加全面地吸收营养，我决定把谈话推迟到晚饭以后。
       这顿晚饭，我吃了一个花生黄油泡菜夹馅面包，面包是一整块小麦面包，还有少量玉米煎饼，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块煎饼可以看作是少许。我向你保证，虽然花生差不多是百分之百的脂肪，但仍然是比较好的蛋白质的来源。而且把面包黄油泡菜归入蔬菜类，这其中肯定有文化因素。吃餐后甜点时，我招待自己的是一把葡萄。吃的时候是躺在沙发上想着约会了两个月的切尼·菲利普吃下去的。我从来没想过要长寿。
       切尼很可爱，可是，“可爱”不足以维持一段关系。我这个人很难相处。这我知道。我是由一生未婚的姑妈带大的，她认为要培养我的独立能力，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给我一块钱，然后就把我赶出去。我确实学会了从城里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坐公车怎么走，我也能用一张电影票的钱骗过人家看两场电影，可跟她在一起，她并不慷慨，因此，离她“太近”让我汗流浃背，呼吸短促。
       我注意到，切尼跟我约会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是对罗伯特·迪斯充满了幻想，我两年没有罗伯特·迪斯的消息了。这就是说，我更喜欢跟一个老是不在身边的人结成亲密的关系。切尼是个警察，喜欢运动，步幅很快，喜欢热闹，而我喜欢独处。对我来说，闲聊是个苦活，大小聚会都让我厌烦。
       切尼做过很多事情，但都一事无成。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他的地板上总是一成不变地铺着防水布，我从来没见他拿过刷子，但空气中总有一股新鲜的油漆味。屋里门上那些金属玩意儿都取下来了，这就意味着你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时，你不得不把手指插进洞里往外抠。在他那个可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后面，有辆卡车搁在砖块上面，轮子不见了，邻居们看不见，因而也就不抱怨，车道上有个锈迹斑斑的月牙形，是下雨时把一把扳手长时间放在外面所致。
       我喜欢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如果我看见橱柜门没有关好，我就会发疯。我喜欢计划。我事先准备好了，就不再变来变去，而切尼认为自己是个自由的精灵，随遇而安。与此同时，我又很冲动，而切尼会花几个星期做市场调查。他喜欢一边想一边把想法说出来，而我对为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争来争去感到厌烦。并不是他的这些方法比我的好或者比我的差，而是我们在这些无法形成共识的领域本来就截然不同。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我对他说了实话，当时非常痛苦，这样的事情不能再有了。他想让我相信他非常受伤，但我至今都不相信他会伤得那么厉害。在某种层面上，他一定得到了解脱，因为我无法从这些摩擦中找到乐趣，他比我更不能。现在我们分手了，我喜欢的是脑海中突然的宁静，自主的意识，没有社会义务的自由。最大的乐趣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不会碰到别人。
       7点15分我从沙发上爬起来，扔掉当作晚餐盘子的餐巾，抓起挎包和夹克，锁好门，走了半个街区，来到罗斯的酒馆。罗斯的酒馆很“家常”，是餐馆、酒吧和社区居民活动室这三者的综合体。我说“家常”，是因为这个地方不规则，而且基本上没有装饰。跟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酒吧一模一样——前面有一排黄铜底座围栏，后面镜子前的架子上摆放着酒瓶。在酒吧上方墙面的长钉上挂着一条塞满了填充物的大金枪鱼，还有一条三角绷带。这条讨厌的三角绷带是个小流氓喝醉之后扔上去的，自那以后，罗斯就不让客人朝那条鱼扔东西了。
       在两面墙边是两排未经修饰的小隔间，小隔间由胶合板锤合而成，染成了黏糊糊的黑色。那些桌子和椅子，质量跟二手货差不多，丽光板和铝合金很不协调，偶尔还会出现一条腿比较短的情况。幸亏光线很差，很多瑕疵看不出来。空气中充斥着啤酒、炒洋葱和一些不知名的匈牙利调味品的味道。香烟的味道倒是没有，罗斯酒馆去年就禁烟了。
       由于这个时候在一星期当中尚属较早的时候，喝酒的人还比较少。酒吧上方，电视机调到了“幸运大转盘”节目，声音是静音状态。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后面的隔间里，而是坐到了酒吧的高脚凳上，等着罗斯从厨房里出来。她丈夫威廉给我倒了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放在我面前。他跟他弟弟亨利一样，个子高高的，但穿着比他弟弟正式，喜欢油光锃亮的系带鞋，而亨利喜欢穿噼啪作响的懒人鞋。
       威廉脱掉夹克，用橡皮筋绑着的纸巾做成护腕，把衬衣雪白的袖口保护起来。
       我说：“嘿，威廉。我们好久没聊聊了。你怎么样?”
       “我胸部有点充血，希望不要搞成上呼吸道感染了。”他说道，从裤袋里掏出一小包药，取出一颗扔进嘴里，然后说道：“锌锭止咳糖。”
       “效果不错。”
       威廉患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任何小毛病他都非常认真地对待，惟恐自己这条命被这些小毛病夺走了。他的病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但如果有谁的死期正在逼近，他仍然给予密切的关注。“我听说格斯情况不妙。”他评论道。
       “有些地方擦伤了，有些地方摔破了，其他还好。”
       “别太肯定了，”他说。“像那样跌一跤会引起并发症的。一个小伙子或许没事。但一旦他卧病在床，就会得肺炎。血液有可能凝结成块，葡萄球菌感染就更不用说了，单单后者就能要你的命。”
       威廉手指的敲击声结束了我所有的乐观看法，我是不应该这么乐观的。在威廉看来，格斯就跟入土了差不多。威廉已经作好了死去的准备。罗斯治好了他的臆想病，主要是她在烹饪方面的热情让他消化不良了，从而阻止了他的臆想病的发作。他仍然觉得很压抑，能暂时给他精神上一些鼓舞的只有葬礼。谁能挑他的毛病?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如果看到自己的朋友死了也不受到一点点鼓舞，那他的心肠就太硬了。
       我说：“我比较担心的是格斯回家后怎么办。他即使要死也还有一两个星期。”
       “可能更长。”
       “对啊。我们希望罗斯认识愿意来照看他的一两个亲戚。”
       “我是不会指望亲戚的。那个人已经八十九岁了。”
       “跟你一样大，你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在世，三个都九十多岁了。”
       “但我们家族的人都很健康。格斯·弗伦斯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抽烟。据我们所知现在还在抽。最好的办法是从护士协会找个上门服务的护士。”
       “你觉得他有健康保险吗?”
       “恐怕没有。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活那么长，可以享受健康保险，但他有医疗补助计划或医保。”
       “我也这么想。”
       罗斯背对着外面，从厨房的转门里出来，两只手里都端着盘子，一只盘子里是一堆用平底锅炸的猪排和卷心菜卷，另一只盘子里是匈牙利特有的鸡蛋宽面焖牛肉。她把两只盘子送给酒吧尽头的客人。我敢肯定他们从中午开始就在那里喝酒了，或许是想让他们在摇摇晃晃地回家之前清醒过来，她才给他们提供了这顿免费晚餐。
       她来到我们中间，我把我们对格斯的担心简要说了一下。“有个侄孙女，”她迅速说道。“好多年没见到他了，对他很有感情。”
       “真的。太好了。她住在镇上吗?”
       “纽约。”
       “那对他没什么用，除非有人照顾他，否则医生是不会让他出院的。”
       罗斯没有理睬。“放在疗养院。我把我妹妹就放在……”
       威廉身体前倾。“……后来很快就死了。”
       罗斯不理他。“那个地方不错。就在小教堂那条街上，跟米塞尔街相交的地方。”
       “他侄孙女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跟她联系上?”
       “他书桌里有一个本子，本子上写有她的名字。”
       “啊，我们就从这里入手吧。”我说。
       
       星期二早晨6点钟闹钟响的时候，我非常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索康尼”跑鞋。我是穿着汗衫睡的，这样在最近开始的清晨仪式中就能节省一点时间。我刷牙的时候，凝视镜中的自己，感到非常失望。昨天晚上，我放荡不羁的头发在头顶形成了一个圆锥，我不得不用水把头发打湿，用手掌压平。
       我锁好门，把钥匙拴在跑鞋的带子上。我推开大门出去的时候，停下来，假装伸了伸腿筋，万一有人看着我呢。然后我来到卡巴拉大街，沿着自行车道慢跑了一个街区，海滩就在我的右边。在我最近那次慢跑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太阳升起的时间越来越晚，这样就使得清晨的时光似乎更加黑暗。大海看起来阴沉隐秘，海浪撞击在沙滩上听起来让人战栗。几英里以外的峡岛在地平线的映衬下露出参差不齐的黑黢黢的轮廓。
       一般来说，慢跑的线路我很少考虑，但是当我跑到卡巴拉大街和州街的交会处时，我朝左边扫了一眼，发现州街两边的灯仍然亮着，心里踏实了一些。虽然这个时候没有别人到这里来，店面也是漆黑一片，但我还是凭借自己的本能，把海滩抛在身后，朝北面十个街区以外的圣特雷莎闹市区跑去。
       在州街的尽头有个火车站，还有一个出租自行车的地方和一个海洋冲浪中心，该中心出售水橇板、比基尼泳装和水下呼吸管。再朝上走半个街区，有一家T恤衫商店，一两家廉价旅社。稍微高级一点的那家名叫派拉蒙，40年代好莱坞那些宠儿坐火车到圣特雷莎时就下榻在这家酒店。从火车站步行到酒店很近，酒店里有个引以为豪的东西——一个天然温泉池。后来工人们发现，在地下蓄水层中含有从废弃的加油站渗漏进来的有毒化学物质，于是酒店就把这个温泉池关了。这家酒店转手后，老板恢复了那些豪华设施。现在内部装修已经完成，正在修建新的温泉池。为了保护工地，在这里竖起了一个临时屏障，惹得人们从洞口向里窥视。有一天早上，我也停下来看了看，但只看见一堆堆的垃圾和一片片废弃的马赛克瓷砖。
       我接着跑完了十个街区，然后掉头，把自己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之中，以此来转移对肺部压力的注意。黎明前料峭的寒气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炭黑色的天空此时变成了灰白色。我快跑完的时候，听见早班货运列车随着一声柔和的汽笛，缓缓地从镇上驶来。信号门放下来了，发出欢快的丁丁当当的声音。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在一旁等着。我数了数，有六节货车车厢、一节油槽车、一节牲畜车、一节冷藏库、九节货柜车、三节有金属顶盖的车厢、一节平板车，还有最后一节，乘务员车厢。火车开过以后，我继续朝前走，利用最后几个街区让自己平静下来。通常情况下，我喜欢在偏僻的地方慢跑。
       我没有洗澡，心想，就这样邋遢着吧，做完家务以后再洗。我把橡胶手套、棉球、各种各样的清洁用品从一个塑料篮子里拿出来，又加了一卷纸巾、抹布、洗衣服用的肥皂和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带着这些装备，我来到院子里等亨利。什么工作都没有私家侦探这样的工作危险和充满魅力。
       亨利来了以后，我们一起到格斯那里去。亨利在屋子里巡视了一番，估计了一下形势，然后回到客厅里，把许多个星期以来扔在地板上的报纸收集起来。我呢，站着看了一下屋里的陈设。窗帘非常小气，四件套沙发(一张长沙发椅，三张安乐椅)全都套着同样的套子，套子是咖啡色的，有弹性。桌子是用易碎的层压胶合板做成的，看起来就像是用红木做的一样。一到这样的屋子里就让人泄气。
       我分配给自己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搜查格斯的书桌，寻找那个本子，本子塞在放铅笔的抽屉里，和一串钥匙放在一起，这串钥匙上面有个圆圆的白色标签，上面有个标记——“皮茨”。
       我拿起来。“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格斯还有你家的钥匙。”
       “当然。所以我也有他家的钥匙。信不信由你，他以前不像现在这样爱发脾气。我过去去密执安州看我的兄弟姐妹时，他常常给我拿邮件，还给我的花盆浇水。”
       “但愿奇迹永远都不要停止。”我说，回头去干手上的活，亨利把那摞报纸搬到厨房，塞进垃圾桶里。格斯的家庭财政安排得很好——付过的账单放在一个夹子里，没有付过的放在另一个夹子里。在第三个夹子里，我找到了他的支票簿，两个存折，银行对账单用橡皮筋捆在一起。我禁不住看了一下他存折上的钱。哦，说实话吧，我仔仔细细数过上面的钱，但我没有做记录。在活期存折上差不多有两千美元，其中一个储蓄账户上有一万五，另一个上面有两万二。这些可能还不是全部。他给我一个印象：这个家伙书里都夹着百元大钞，在多家银行开的账户连碰都没有碰过。他定期去存的钱很可能是他的社保金或者养老金。“嘿，亨利，格斯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亨利从门厅角落里探出头来。“在东部的一家铁路公司。很可能是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但我不知道他的职位是什么。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他钱不多。我是说，这个家伙不富裕，但他可以比现在过得好。”
       “我认为钱和爱干净没有联系。你找到了他的地址簿了吗?”
       “找到了。住在纽约的只有一个人，是梅拉妮·奥博琳，一定是他的侄孙女了。”
       “你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
       “你觉得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你也许还可以把电话费记在他的账上呢。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去收拾厨房。你一打完电话就去收拾他的卧室和浴室。”
       我拨了那个电话，就像如今老是碰到的情况一样，我没有跟活人说上话。应答机上的那个女人虽然说她是梅拉妮，但没有说姓什么，她没法接我的电话。她说她很抱歉，可她的声音听起来高高兴兴的。我把格斯摔倒的事简要说了一下，然后留了我的姓名、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末了要她给我打个电话。我把地址簿揣进衣袋，心想，如果没有接到她的电话的话就再试一下。
       我像亨利那样在格斯屋子里转了一圈。在门厅，我闻到了老鼠屎的味道，还闻到了也许是最近老死在墙缝里的死老鼠的味道。第二间卧室里塞满了没有标签的纸盒子和旧家具，有些家具还非常好。第三间卧室里显然是些老人舍不得扔掉的东西。一捆一捆用细绳捆起来的报纸堆得跟人一样高，在一排排的报纸中间还留有过道，如果有人把1964年12月以来的所有星期天报纸上的连环漫画收集走的话，这些过道就方便了。还有些伏特加酒瓶，装罐头的箱子，大量的瓶装水，自行车架子，两台生锈的割草机，一纸箱女式鞋子，还有三台小里小气的电视机，天线像兔子的耳朵，屏幕跟飞机上的窗户一般大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板条箱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在一张废弃的躺椅上是一堆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在一张咖啡桌上是一整套大萧条时期的绿色玻璃餐具。
       在一面墙的墙边搁着一些装饰华丽的画框，我数了数，一共有十五个。我把画框朝前扳了扳，从上面看了看画，搞不清为什么这些画会摆到一起。画的主题各不相同：有风景画、肖像画，有一幅画是一朵繁茂却无力的花，还有一幅画画的是个桌面，桌面上摆着切好的水果、一只有柄的大水罐、一只头吊在桌边的死鸭子。大多数画上的油彩都很暗，就像是从带色的窗户里看过去的一样。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对这些收藏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有那只死鸭子，我认为它的品位值得怀疑。
       浴室是最难弄干净的，所以我决定先打扫浴室。我就像在杀人现场一样，不让自己动任何感情。你要干一桩活的时候，厌恶是没有用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又是擦，又是洗，又是掸灰，又是吸尘。亨利清空冰箱，烂掉的东西装了两大垃圾袋，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碗柜架子上的罐头，底部凸了出来，好像马上要爆炸了。我把一堆一堆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他也在洗碗机里装满了碟子，把机器启动起来，我也把洗衣机启动起来。我把那些被褥之类的扔在洗衣房的地上，等洗衣机空下来。
       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尽自己所能清理出了一些地方。屋子里的秩序有所恢复，我发现这里实际上非常压抑。我们即使再干两天，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沉闷、无人照管、半空中漂浮着片片残梦。我关上门，亨利把两个装满垃圾的大铁罐滚到前面的路边。他说他把房子打扫干净后，就到超市给格斯买几个架子。然后再给医院打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出院。我回家洗了个澡，穿着我平常穿的牛仔裤去上班了。
       我决定再到鲍勃·维斯特那里去一次，把“陈述理由指令”送给他。我停好车，穿过马路，去敲他家的门，这一次我看见门廊上放着两份报纸。这个征兆不太好。我怀着侥幸的心理等着，希望他是在上厕所，身上穿着齐膝长的短裤。我站在那里，看见门廊边的一根柱子上有擦痕。猫在门口的擦鞋垫上磨爪子时撕下的碎片原封未动。乌黑的猫窝里全是毛屑和跳蚤卵，但不见猫的踪影。
       我来到外面，查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些邮寄来的广告、商品目录册、几份账单和几本杂志。我把这堆东西夹在腋下，穿过草地，来到邻居家门口。我按了门铃。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把门打开，手里夹着一支烟。在她周围弥漫着油炸熏肉和蜂蜜的味道。她上身穿一件小背心，下身穿一条七分裤。胳膊骨瘦如柴，臀部的裤子松松垮垮的。
       我说：“喂，你知道鲍勃什么时候回来吗?他要我把这些邮件捎给他。我觉得他昨天晚上回来过，可是我看见他没有把报纸拿进去。”
       她把纱门打开，越过我看着她的车道：“他怎么把你也拉了进来?他让我注意一下他的猫，从来没说过邮件的事。”
       “也许他不想给你添麻烦。”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想。别的所有的事情他都愿意麻烦我。由于那只猫经常是由我照顾的，所以它现在认为是我家的了。那个肮脏的老家伙。我替它感到可怜。”
       鲍勃对那只猫疏于照顾，这一点我并不觉得奇怪。不过我还是替他害臊。“他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他说今天下午，如果你相信他的话。有时候他说出去两天，实际上他知道自己会出去一个星期。他觉得自己出去的时间不长我才会同意。”
       “噢，你对鲍勃很了解，”我举起那些邮件，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会把这些留在他门前的台阶上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他拿着。”
       “谢谢。你太好了。”
       她仔细打量着我：“实际上不关我的事，但你不是他老是谈起的那类新潮女孩。”
       “绝对不是。我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不能成为他的女朋友。”
       “很好。我很高兴。你看起来跟他不是同一类人。”
       “他是哪类人?”
       “就是那类常常在凌晨3点出门的人。”
       我到办公室以后给亨利打了个电话，他把最近的情况给我说了一下。果不其然，医生决定让格斯再待一天，因为他的血压还很高，红血球还很低。由于格斯吃了止痛药，感到昏昏欲睡，所以亨利去社会服务部见负责病人出院的工作人员，看看格斯出院后可以享受哪些医保项目。亨利自告奋勇地给我解释，这些医保项目是如何复杂，但由于太枯燥了，我听不进去。除了A部分和B部分之外，所有的项目似乎都有三个首字母：CMN、SNF、PPS、PROs和DRGs。由于我再过三十年也不会需要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信息在我听来特别冗长。医院的服务指南设计得很巧妙，故意要把病人们搞得晕头转向。
       医院让病人住多少天才有钱赚，住多少天就会亏钱很显然有一个计算公式。格斯错位的肩膀虽然仍然很疼、很肿，身体暂时还很虚弱，但并不是很严重，保证再住两个晚上就可以出院了。尽管分配给他的天数还远没有用完，但医院要力求万全。星期三的时候格斯就带着一台灵巧的护理仪出院了，那个仪器就是众所周知的生物能量治疗仪。
       
       7
       滚山养老院是一座不规则的砖结构房子，既没有什么山，也没有滚来滚去，只有一层，占地十分之一英亩。有人曾经想在外面增加一个装饰性的鸟澡盆和两把你坐的时候会在裤子上留下锈迹的铁长椅。停车场是讨厌的黑色，有一股似乎是刚铺上的沥青的味道。在狭窄的前院里，常春藤形成了一张张绿色的毯子，爬满了墙壁、窗户和屋顶的边缘。只需一年，这个地方就会被绿色覆盖，成为一个像消失的玛雅金字塔那样低矮古怪的土堆。
       房子里面，大厅被漆成了红黄蓝三原色，大概是人们觉得老人跟婴儿一样吧，鲜艳的颜色可以刺激他们，对他们有好处。在远处的角落里，有人从盒子里拿出了一棵人造圣诞树，还把铝做的“树枝”插进树干上钻好的洞里。树枝的构造看起来栩栩如生，跟近来移植头发的插孔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装灯。夕阳微弱的光芒透过窗户照进来，了无生气。铬合金制成的连体椅排列在两边，座位是塑料的，嫩黄色。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灯，但灯泡跟那些廉价的汽车旅馆一样，瓦数很低。
       接待员藏在一扇滑动的不透明的窗户后面，就是医生办公室里的那种。一个竖得直直的纸板架上放着一些小册子，使得滚山养老院看起来就像“黄金年代”的旅游胜地一般。在一组用蒙太奇手法合成的照片中，一些长相英俊、精力充沛的老人坐在花园里一边打牌，一边愉快地聊天。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个自助餐厅，两对能够走动的夫妇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美食。说句实话，这个地方让我感觉还不如早点死掉，快点死掉。
       我走过去，在一家商场停下来，盯着一个杂志架看了一会。什么样的杂志能让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从中得到乐趣?我买了一本《铁路模型杂志》、一本《花花公子》、一本关于填字游戏的书，还有一大块独立包装的块状糖。他也许喜欢吃甜食，正在到处找呢。
       我没在大厅逗留太长时间，由于接待员没有打开窗户，我就在那块板子上敲了敲。窗户打开了三英寸，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向外面窥视。“噢，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外面。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想看个病人，格斯·弗伦斯基。他是今天早些时候住进来的。”
       她在一个台式旋转夹里翻了翻，然后打了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始终用手蒙着话筒，我看不见她的嘴唇，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她挂断电话，说：“坐一下。马上有人来。”
       我坐在一把能看见走廊两边所有办公室的椅子上。在走廊尽头，也就是另一条走廊与这条走廊相交的地方，要绕过一个护士站，就像河水绕过一块石头一样。我猜想，病房在那边两个大厅的周围。那些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住的地方一定在别处。我知道自助餐厅就在附近，因为我闻到了很浓的食物的味道。我闭上眼睛，分辨着味道里面的组成成分——有肉(也许是猪肉)、胡萝卜、萝卜，还有别的——也许是昨天剩下的鲑鱼。在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排加热灯照在十英尺宽、十三英寸长的不锈钢平底锅上：一只锅里装满了牛奶肉汁鸡块，另一只锅里装满了光溜溜的红薯，在第三只锅里是捣碎的土豆，土豆泥很黏稠，边缘有点干。比较起来，跟干酪一起吃下四盎司的东西是多么糟糕啊，在生命的尽头面对这样的垃圾，我现在为什么要克制自己?
       一个身着粉红色棉质工作服的中年义工及时来到接待处把我接走了。她带着我在走廊里走的时候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她的举止让人感到非常愉快。
       格斯住在一间双人病房里，他笔直地坐在靠窗户的那张床上。从窗户里能看见常春藤的根部，一排排白色的块茎看起来就像千足虫的脚一样。他的一只胳膊吊着，从长袍上敞开的洞里可见摔倒时留下的瘀伤。按照他的医保，他请不起私人护理，用不起电话，也看不起电视。
       跟他同室的病人的床用帘子围了起来，帘子是装在滑道上的，拉成了一个半圆形，看不见他。安静的时候，我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这种呼吸声介于锉磨声与叹息声之间，迫使我数着他吸气的次数，如果他停下来，给他上呼吸机就是我的事了。
       我踮着脚走到格斯的床边，用在公共图书馆里那样低的声音说：“喂，弗伦斯基先生。我是你的邻居，金西·米尔霍恩。”
       “我知道你是我的邻居!我的头没有摔着。”格斯说话的语气跟平常一样，听起来就像在喊一样。我不安地朝他病友的床上扫了一眼，心想那个可怜的人会不会被吵醒。
       我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格斯床边的旋转桌上，希望能安抚安抚他的坏脾气。“我给你买了一块糖和一些杂志。你感觉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很疼。”
       “我想象得出来。”我咕哝道。
       “不要那样低声细气的，请像个正常人那样说话。如果你不提高嗓门，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对不起。”
       “对不起没用。在你问那个愚蠢的问题之前，我一直这样坐着，如果躺下的话会疼得更厉害。浑身剧痛，就像在地狱一样。看看这些瘀伤，他们从里面抽了很多血。装在四根大管子里，一定有一夸脱半。化验报告说我贫血，但是在他们动手之前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虽然一直带着同情的表情，但觉得没必要安慰他。
       格斯哼着鼻子，厌恶地说：“我只要在床上躺一天，背上就要发炎。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一天，浑身就会发炎。”
       “你应该对你的医生或护士说。”
       “什么医生?什么护士?两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进来。那个医生实际上是个白痴。他连自己在说些什么都不知道。我出院的事他是怎么说的?他最好赶快把字签了，否则我就走人了。我是个病人，不是个囚犯——除非人变老是犯罪，事实上在这个国家就是这样。”
       “我虽然没有跟楼面护士谈，但过会亨利就来了，他可以问一问。我确实给你纽约的侄孙女打过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跟她说了。”
       “梅拉妮?她没用。她太忙了，又太自私，不可能操心我的事。”
       “说实话，我没有跟她说上话。我给她留了言，希望她回个话。”
       “她帮不上什么忙。好几年都没来看我了。我告诉她我要把她从我遗嘱中拿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拿掉吗?因为代价太大了。我为什么要把好几百美元送给律师而让她一分钱也得不到?有什么意义?我虽然也买了人寿保险，但我讨厌跟代理人打交道，他总是想说服我买份新的保险。如果我把她从受益人的名单中拿掉，我得解决把谁放进去的问题。我没有别的亲人了，我也不愿意给慈善机构捐一分钱。为什么要捐给慈善机构?我的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认为其他人也应该这么做。”
       “呃，也许吧。”我说，想不出更好的话来。
       格斯看着半圆形的窗帘。“他怎么了?最好别那样喘气。让我非常不安。”
       “我想他睡着了。”
       “哎呀，他妈的不顾及别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在他脸上盖个枕头。”我说。“开个玩笑而已。”趁他还没有笑起来之前我补充道。我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跟他在一起待了足足四分钟。“弗伦斯基先生，要我在走之前给你弄些冰吗?”
       “不用，去你的吧。真见鬼。你以为我抱怨得太多了，但我要抱怨的事你连一半都还不知道。你是还没有到这一步的。”
       “太好了。那好，以后再来看你。”
       我逃也似的走了，不愿意跟他多待一分钟。他的暴躁无疑是由于精神上的苦恼和身体上的疼痛，但没必要让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在停车场找到车，感觉好像跟他一样急躁、心烦。
       我只要心情不好，就决定再去给鲍勃·维斯特送一次传票。他忘了看好猫或许可以逃脱惩罚，但是对于他的前妻和孩子，他最好还是注意一点。我开车来到他家，像以前那样把车停在马路对面，像以前那样敲了敲门，没有什么反应。那个家伙到底去哪里了?鉴于这次是我第三次来这里，从技术上讲我可以就此止步了，提交一份传票未能送达的书面陈述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自己快成功了，不想放弃。
       我回到车上，吃着自带的午餐——一个橄榄黑椒奶酪夹心面包和一串葡萄，我把这串葡萄分成两份，每天吃一份，两天吃完。我随身带着一本书，时而读读书，时而听听车上的收音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引擎发动起来，把空调打开，让车里充满暖气，觉得幸福无比。这就是在变老。如果维斯特到两点钟还不露面，我就走人。我总是后来才能决定值得不值得再试一次。
       1点35分，一辆新款小卡车出现了，向我这个方向开过来。司机边把车开进屋前的车道边转头朝我这边看。卡车及其牌照与我得到的关于这辆车的资料一致。从描述的情况来看，那个家伙正是我要送传票的鲍勃。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从车里出来，从卡车上取下露营用具，在人行道上拖着。一只脏兮兮的灰猫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小跑着跟在他后面。他急匆匆地打开门，他还没进门，猫就飞快地跳了进去。鲍勃在门关上之前又朝我这个方向扫了一眼。情况不妙。如果他怀疑我是来给他送传票的，他很可能会想办法从后门跑掉，避不见我。如果我能为自己找个来这里的理由，那么就能消除他的怀疑，从而引诱他进入我的圈套。
       我从车里出来，转到车前面，提起引擎盖。我装出一副修理引擎的样子，然后把双手放在臀部上，摇了摇头。糟了，那个女孩肯定被一个像这样又大又脏又破的引擎难住了。我等了好一会之后“砰”的一声把盖子放下来。我穿过马路，走上他家前面的人行道，来到前门的门廊。我敲了敲门。
       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又敲了敲。“有人吗?对不起，打扰你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下你的电话。我的蓄电池可能用完了。”
       我敢肯定，他就在门那边，就像我试图听到他的动静一样正在听我的动静。
       没有反应。
       我又敲了一下，一分钟后我回到汽车上。我坐下来，盯着那栋房子。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维斯特把门打开了，盯着我看。我伸出手，在仪表板中的小柜里搜索着，好像在找维修手册一样。一辆用了十七年的“野马”，它的维修手册还在吗?我再次回过头来时，他已经从门廊前的台阶上下来，正朝我这个方向走。噢，这个大笨蛋。
       他四十多岁，鬓角灰白，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很多皱纹——由于永不满足，面部有些扭曲。他似乎没带什么武器，我深受鼓舞。等他走近之后，我把窗户放下来，说：“喂。你好。”
       “是你敲我的门吗?”
       “是的。我想用一下电话。”
       “什么问题?”
       “发动不起来了。”
       “要我试一下吗?”
       “当然。”
       我看见他的目光移到我座位旁边的传票上去了，但他一定是没有记住高等法院的含义，没有看清原告和被告的字样，因为他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因惊慌而退缩。我把传票折起来，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塞进了手提包里。
       他坐到我刚才坐的驾驶座上，没有转动钥匙，而是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羡慕地摇着头。“我过去也有这么个宝贝。天哪，‘伯斯429’，最有力的汽车，我把它卖了。真是见鬼，卖了。我实际上是送掉了。我现在还在责备自己。我甚至不记得自己用那些钱干什么了——大概买了些没用的东西。你在哪里买的?”
       “在小教堂街尽头的二手市场。我买的时候是出于一时的兴致。在那个交易商手里还没有放到半天。他告诉我这样的车不多。”
       “1970年总共只有四百九十九辆，”他说。“赛车手佩蒂开着那辆‘426 半球形观景楼’赢得美国全国汽车协会举办的赛车冠军之后，福特公司于1968年研制了‘429引擎’。还记得邦基·克努森吗?”
       “不太记得了。”
       “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离开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福特，成为福特的新老板。是他说服他们在‘野马’和‘美洲豹’生产线上使用‘429引擎’的。由于活塞很大，悬挂得换个地方，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把电池放在尾部的行李箱里。事实证明，福特公司在这两款车上没赚什么钱，但是伯斯302和429仍然是最炙手可热的车。你是多少钱买的?”
       “五千美元。”
       我以为他会把头朝方向盘上撞，而他却摇了摇头，是那种表示非常后悔的慢条斯理的晃动。“我绝对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说完转动了一下钥匙，引擎立即发动起来。“你的引擎一定是溢流了。”
       “我真蠢。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不值一提，”他说。“你要是想卖掉这辆车，就卖给我吧。”他从车里出来，站在一旁让我上车。
       我从包里拿出那些文件。“你大概不是鲍勃吧?”
       “我是啊。我们见过面吗?”
       我把传票递过去，我拍着他的肩膀时他机械地把传票接过去。“不。很抱歉，我不得不说，你的传票送达了。”我边说边坐到了驾驶座上。
       “我什么?”他低头看着那些文件，当他看清是什么时，他说：“真他妈见鬼。”
       “顺便说一句，你应该把你的猫照顾好点。”
       我回到办公室，给格斯的侄孙女打了第二遍电话。尽管有三个小时的时差，但我希望她已经下班回家了。电话响了很久，她终于把电话拿起来时反倒吓了我一跳。我把我说过的话又简要地说了一遍。她似乎记不起来了，又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这次解释得更详细，告诉她我是谁，格斯发生了什么事，他被送到了养老院，需要有个人，也就是她来帮他一下。
       她说：“你在开玩笑吧。”
       “我希望得到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的。”我说。
       “我在三千英里以外。你认为真的有那么紧急吗?”
       “呃，他虽然没有出血什么的，但他确实需要你的帮助。得有人来控制局势。他照顾不了自己了。”
       她不说话了，表明她对我的意见是不接受的，既不能整个地接受也不能部分地接受。这孩子怎么啦?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突然问道。
       “我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你觉得你可以跟你老板谈谈吗?”
       “怎么谈?”
       “告诉他——”
       “老板是女的……”
       “好吧。我相信她是可以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难关的。格斯现在八十九岁了，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她的语气从抗拒转变为勉强接受。“我确实在洛杉矶有业务要联系。我虽然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完成，但我想周末可以飞过来，周六周日也许可以见见他。这样怎么样?”
       “只在这里待一天对他没任何用处，除非你想不管他了。”
       “不是在养老院吗?这个主意不错。”
       “不，很坏。他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养老院有什么问题吗?”
       “这样说吧。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相信你是绝对不会住到那种地方去的。那地方是很干净，照顾得也非常好，可是他还是想待在自己家里。”
       “呃，待在家里不行。你说过，他的肩膀那样了不能照顾自己。”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得找个人照顾他。”
       “难道你不能找吗?怎么做你比我更清楚。我都不在一个州。”
       “梅拉妮，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是认识他而已。”
       “在我找到别人之前，你也许可以照顾他一两天。”
       “我?”我把电话拿得远远的，盯着话筒。她肯定知道不可能让我去照顾他。我知道我是最不会照顾人的人，这一点有人可以作证。虽然偶尔也伺候过人家几次，每次都笨手笨脚地应付下来了，但我根本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我姑妈金不太在意疼痛和疾病，认为都是装出来的，目的就是想引起人家注意。跟医生去抱怨自己的病痛，她受不了，而且她认为所谓的严重疾病都是捏造的，一直到她检查出癌症的那一刻，她都是这种看法，后来她患癌症死了。我虽然不像她那样冷淡无情，但也好不了多少。一支注射器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以为自己快昏过去了。这时，我意识到梅拉妮还在花言巧语地哄骗。
       “那个发现他摔倒之后打911的邻居怎么样呢?”
       “就是我。”
       “噢。我以为隔壁住着一个老人呢。”
       “你说的是亨利·皮茨吧。他是我的房东。”
       “这就对了。我想起来了。他退休了。我叔祖父以前提到过他。他没有时间看他一下吗?”
       “我认为你还没有搞明白。他不是需要人‘看一下’。我说的是专职护理。”
       “你为什么不跟社会福利机构联系?一定有机构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是他的侄孙女。”
       “他的侄孙女，也许血缘关系更远呢。”她说。
       “嗯嗯。”
       我故意不说话，让她不要激动得跳起来，进而摔话筒走人。
       她“喂”了一声。
       “我还没有走。我在等着听你打算怎么办呢。”
       “很好。我虽然要走了，但我不欣赏你的态度。”
       为了表明她的观点，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8
       星期五晚饭后，我跟亨利一起到米拉格鲁一个卖圣诞树的地方帮他买一棵树——他做出这个决定时是非常严肃的。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但谈到节日，亨利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他觉得这里的树刚砍下不久，比他去过的别的地方品种要多。那些六英尺高的树他最喜欢，有这样几个品种：香脂冷杉、弗雷泽冷杉、蓝色云杉、高加索冷杉、挪威云杉、贵族云杉。他和这个地方的老板就每一种树的优点讨论了很久。蓝色云杉、贵族云杉和挪威云杉针叶的保留时间不长，高加索冷杉的末梢太细太长。他最后选中了一棵暗绿色的香脂冷杉，这棵树造型幽雅，针叶柔软，香气悦人，是松林间(或称“松木精油清洁剂”，看你的参照物是什么)的芳香型品种。树枝用粗麻绳保护着，我们把树拖到他的旅行车上，从树的顶上用一根精致的细绳和橡皮带绑好。
       我们沿着卡巴拉大街回家，左边是黯然的大海。海面上的石油钻台闪闪烁烁，就像有很多船挤在一起要倒的样子。此时差不多8点了，海滩对面的餐馆和汽车旅馆灯火辉煌。我们朝州街上瞥了一眼，目力所及，都披上了圣诞节的盛装。
       亨利把车停在他的车道上之后，我们解开绳子和橡皮带。然后他拖着树干的一端，我吃力地抓着中间，费劲地把树弄到路上，又从路上弄到通向他院子的人行道上，又从人行道上弄到前门。亨利把家具重新摆了一下，在客厅的一角给这棵树腾出一块地方。我们把树直起来一放稳，他就把T形螺钉上紧，在下面的蓄水池里加上水。他早就把六只印有“圣诞”标记的盒子从阁楼上拿下来，堆在附近。其中五只盒子里装满了仔仔细细包扎起来的装饰品，在第六只盒子里装着一套绕成一团的圣诞树灯。
       “你什么时候把灯和装饰品挂上去?”
       “明天下午。夏洛蒂从2点到5点有个家庭招待会，她忙完之后会来一下。欢迎你也来。我正在做蛋奶酒，到时候我们高兴高兴。”
       “我不想来干扰你们的约会。”
       “别傻了。威廉和罗斯也来。”
       “他们见过她吗?”
       “威廉见过，对她大加赞赏。我想知道罗斯的反应。她是个苛刻的人。”
       “为什么要搞这个民意测验?你要么喜欢她，要么不喜欢。”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些地方让我烦。”
       “比如说?”
       “你没有发现她有点一意孤行?”
       “我只跟她说过一次话，我觉得她对自己的事情很在行。”
       “我的感觉更为复杂。她聪明、有魅力，这我承认，但是她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卖，卖，卖。几天前我们吃完晚饭去散了一会步，她把这个街区的每一栋房子都估算了一遍。她还准备去挨家挨户地说服人家把房子卖掉，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这些人家是我的邻居。多数人都退休了，买房子的钱也付清了。如果她说服人家把房子卖了，人家住哪里呢?他们最后得到一堆钞票，可是没有地方住，也没法再买一套房子，房价这么高。”
       “她反应如何?”
       “她还好，让步了，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是个女强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说实话，我担心她把你说服了，把这个地方卖了。”
       亨利做了个“不予考虑”的手势。“不用担心。我爱我的房子，决不会卖掉的。她还在游说我把房产租出去，但我不感兴趣。我已经有了一个房客，我要那么多房客干什么?”
       “好的，或许她有野心。这并不构成性格缺陷。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老是担心的话会影响你们现在的关系。如果将来实在维持不下去了，那就算了。”
       “非常有哲理。”他说。“我会记住你的话的，有朝一日我会把这句话用到你身上的。”
       “可能吧。”
       9点30分，我回到出租屋，进了门，关掉门廊上的灯，把夹克挂起来。我拿着一杯酒和一本书正准备坐下来，这时有人敲门。这个时候敲门，很可能是来推销什么东西的，要不就是来派发印刷得非常差的预言“世界末日”的小册子的。我感到非常吃惊，居然有人敢走到我的门口来，街上的路灯照不到亨利的后院。
       我打开外面的灯，从门上的猫眼里向外看。站在门廊上的那个女人我不认识。三十来岁，四方脸，很白，眉毛稀疏，拔过，口红很红很艳，浓密的赭色头发在头顶扎成一个结。虽然穿的是西装，但我没有看见推销时用的写字夹板，也没有看见装样品的手提箱，所以也许没事。她看见我在看她时，微笑着挥了挥手。
       我把防盗链放在滑槽里，把门打开一条缝。“你好?”
       “你好。你是金西吗?”
       “我是。”
       “我叫梅拉妮·奥博琳。格斯·弗伦斯基的侄孙女。我打扰你了吗?”
       “一点也没有。等一下。”我把门关上，把防盗链从滑槽里取出来，让她进来。“哇。这么快。我两天前才告诉你，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你了。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我租了一辆车，停在房子前面。老板认为我来一趟洛杉矶的想法不错，于是我昨天晚上就飞到了洛杉矶，整整一天都在见客户。直到7点才开车过来，心想自己很聪明，错过了交通高峰期，结果在马里布，六辆车撞在了一起，把我塞住了。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为自己这么冒冒失失地闯到这里来感到遗憾，但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没有格斯叔祖父家的钥匙。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吗?”
       “亨利有钥匙，我相信他还没睡。如果你愿意等的话，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愿意。谢谢。你介意我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吗?”
       “请随便用。”
       我带她到楼下的洗手间，她上厕所的时候，我穿过院子，来到亨利的后门，在玻璃上敲了敲。厨房的灯虽然灭了，但厨房那边的客厅里有电视机反射过来的光亮。过了一会，他出现在门口，把厨房的灯打开，然后把后门打开。“我以为你晚上在家呢。”他说。
       “我是在家，可是格斯的侄孙女来了，她需要格斯家的钥匙。”
       “等一下。”
       他在厨房装破烂的抽屉里找钥匙时，门一直开着。“听你讲你们在电话里的对话，我以为她根本不会来呢，更不用说这么快了。”
       “我也这么以为呢。我虽然感到很吃惊，但觉得很愉快。”
       “她准备待多久?”
       “我还没问，我回头再告诉你。我明天一早就要去办公室，你也许要跟她打交道了。”
       “星期六还去办公室?”
       “恐怕要去。有些文书工作要赶，我喜欢安静。”
       我回到公寓时，梅拉妮还在洗手间，水声表明她正在洗脸。我从橱柜里拿出两只杯子，打开一瓶夏敦埃白葡萄酒，给每人倒了六盎司，她出来时，我把酒和格斯家的钥匙递给她。
       “我希望你喜欢这酒。恕我冒昧，”我说。“请坐。”
       “谢谢。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三个小时，确实想喝点东西。我以为波士顿的司机已经很糟糕，没想到这里的人像疯子一样。”
       “你从波士顿来?”
       “差不多吧。虽然我九岁的时候我们家就移居纽约了，但我仍然在波士顿上学，仍然去拜访我波士顿大学时代的朋友。”她在一把折叠椅上坐下来，然后快速地扫了一眼。“不错。这里是镇上的豪华住宅吧。”
       “到处都是豪华住宅，”我说。“你能来我感到很高兴。亨利刚才还问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
       “如果一切顺利，我准备待到下周末。为了提高效率，我给本地的报社打了电话，登了一个分类广告，从明天开始登，一直登到下周。他们会把广告放在‘求助’栏目——寻求同伴、私人护理之类的——他们还会在‘个人简讯’栏目上登。由于我不知道格斯叔祖父有没有电话应答机，所以我把他的地址给他们了。我希望这样做没做错。”
       “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错。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应聘的人大概不会很多。许多人都把找工作的事推到了圣诞节以后。”
       “我们要看看怎么做。在紧要关头我总能想出办法。我真的要向你道歉，你打电话来我竟说那样的话。我很多年没见到格斯叔祖父了，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旦决定飞过来，我想我就要做我该做的事情。谈到格斯叔祖父，他怎么样了?我应该首先问问他的情况的。”
       “我虽然今天没去看他，但亨利去看过，说他跟预料中的一样。”
       “换句话说，又喊又叫?”
       “差不多。”
       “以前他发疯或者发怒的时候，扔东西也是众所周知的。”
       “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虽然知道他是你叔祖父，但是是哪边的亲戚?”
       “是我母亲那边的。他实际上是她的叔父，所以我想应该是我的叔祖父。到这个刚刚过去的5月我母亲死了有十年了，他哥哥去世后，我就成了他唯一在世的亲人。这么久没来看他，我感到很内疚。”
       “呃，你在东海岸，也不容易。”
       “你怎么样?你家人也在这里吗?”
       “不在。我是个孤儿，也许这样最好。”
       我们聊了十到十五分钟，然后她看了看表。“噢。我要走了。我不想耽误你太久。明天早上，你给我指指怎么去养老院吧。”
       “我明天早上很早就出门了，但你随时都可以敲亨利的门。他很乐意帮你。我想你会住在隔壁吧?”
       “我想是吧，你认为他会反对吗?”
       “我想他不会介意，但我要提醒你，那个地方很可怕。我们虽然整理过，但我觉得还有问题。谁知道格斯最后一次清理是在什么时候。”
       “有多可怕?”
       “非常不卫生。床单虽然是干净的，但床垫好像是从路边拉过来的。他还是个喜欢囤积的人，三间卧室中有两间根本不能用，除非你在找扔垃圾的地方。”
       “他喜欢囤积?这可是件新鲜事。他过去不是这样的。”
       “他现在成这样了。盘子、衣服、工具和鞋子。他好像把过去十五年来的报纸都积攒下来了。冰箱里的东西大概只能传播疾病了。”
       她吸了吸鼻子。“如果我住在别处，你认为是不是好点?”
       “是的。”
       “我采纳你的建议。这个时候去找旅馆难不难?”
       “不难。每年的这个时候游客都不多。离这里两个街区的地方有六到八家汽车旅馆。我每天早晨经过的时候，总看见那个写着‘空房’的牌子是亮着的。”
       或许是由于酒精的作用，我发现自己对她非常友好，这份友好大概是由于她来了我对她心存感激，或者由于我们这种关系，刚开始时意见不一致，后来意见一致了。我喜欢上她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只知道自己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是：“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至少今晚可以待在这里。”
       她似乎跟我一样吃惊。“真的吗?太好了，但我不想麻烦你。”
       当然，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但是出于礼节，我觉得一定要让她放心，我是真诚的，而她也发誓说，在黑暗中去找地方住也没太大的关系——很显然，这是她不愿意的。
       最后，我在客厅里用折叠沙发给她铺了一张床。由于她已经知道了洗手间在哪里，所以我花了几分钟时间教她怎么使用咖啡壶，告诉她吃的在哪里，碗放在哪里。
       11点钟，她上床睡觉，我从螺旋梯爬到阁楼。由于她使用的仍然是东岸时间，所以在我关灯之前她早早就把灯关掉了。早上8点我起床、下楼、洗澡，穿衣服的时候，她已经起床走了。她跟所有尊贵的客人一样，把床单收了起来，整整齐齐地折着，和她洗澡时用过的毛巾一起放在洗衣机的盖子上。她把沙发折起来，把垫子还原。按照她走时留下的便条，她出门是想去找个咖啡店，9点钟回来。她还说那天晚上我如果没有应酬的话她给我买晚餐。那天晚上我确实没有应酬。
       那天早上8点35分，我出发去了办公室，在随后的六天里，我再也没有见到她。那顿晚餐也没有兑现。
       9
       星期六晚些时候，我跟亨利和夏洛蒂一道，搞了个圣诞树剪枝活动。我婉言谢绝了蛋奶酒，我知道里面含有多得吓人的卡路里，脂肪和胆固醇就更别提了。亨利的食谱里总有一杯特级食糖，一夸脱牛奶，十二个大鸡蛋和两杯搅拌的乳酪。他的食谱里是不含酒精的，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波旁酒或白兰地。我到的时候，圣诞树上的灯已经挂在了树枝上，罗斯来了，又走了。她吃了一杯蛋奶酒，然后就去酒馆了，因为厨房里需要她这个独断专行的人。
       亨利、威廉、夏洛蒂和我打开圣诞装饰品欣赏着，大部分装饰品亨利都用过很多年了。树一剪完，威廉和亨利就为怎样撒金丝吵了起来，他们每年都要为这个争吵。威廉的意见是一次撒一缕，而亨利认为，把所有的金丝一起抛出去，让其形成一些栩栩如生的密集群，这样会自然得多。他们最后达成一致，两种方法都用。
       8点钟，我们走了半个街区来到罗斯的酒馆里。威廉去酒吧间干活，桌旁只剩下亨利、夏洛蒂和我。
       我没有注意到他们每个人喝了多少，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不是。那天晚上的菜单上照例是些怪里怪气的匈牙利菜，其中许多是罗斯预先确定的，供我们来的时候随便选。
       我们在等第一道菜上来的时候，我转向亨利。“我看见格斯家里有灯，所以我想我今天早上上班后你跟梅拉妮联系过。”
       “我们联系过，我发现她非常坚强，而且效率很高。她在纽约已经习惯了应付生活中的混乱局面，所以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9点15分我们到达滚山养老院。这一次当然也没看到主治医生的踪迹。而没有主治医生的正式批准，格斯是不能出院的。可不知怎么地，梅拉妮把主治医生找到了，而且让他在表格上签了字。她组织的这次行动效率非常之高，我们把格斯从医院里弄出来回到家时才11点过5分。”
       “她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她住进了卡巴拉大街的码头客栈。她到杂货店买了一些东西，从一家租赁公司预定了一把轮椅。他们把轮椅送来后，她当天下午就推着格斯到周围转了转。她的这份关注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他真的好多了。”
       我正要说点什么作为回应，这时夏洛蒂大声说道：“你们街区的那排房子是谁盖的?看起来如此雷同。”
       亨利转过身来，看着她，话题的突然转变让他有点不安。“不是那样的。我的房子和格斯的房子一模一样的，可是那块空地那边的房子以及莫扎·洛文斯坦的房子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这些房子的建造时间大致差不多，但由于这些年中这些房子都改造过，原来的地板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很难辨认出来了。”
       亨利和我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夏洛蒂没有注意到这个。她肯定是想把话题转移到房地产上。我希望她的问题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可她显然有自己的思路。
       “我觉得没有一栋房子是著名设计师设计的。”
       “这个我不知道。这些年来，许多建筑商在这里买下一块地，然后什么材料便宜就拿什么建。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在想五十年以上的房子有些什么限制。如果一栋房子没有什么历史意义，买主可以随便毁掉它的结构，建起一栋新的。否则的话，你或多或少就会受到一些限制，这就降低了它的潜力。”
       “这跟你说的有人想把房子卖掉有什么关系?没有哪个邻居表示过想把房子卖掉。”
       她皱起眉头。“我知道这些房子卖不了几个钱，但是考虑到房子的主人已经上了年纪，有些房子肯定是要卖掉的——格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怎么这么说?”
       “他死之后怎么办?梅拉妮又不知道怎么卖房子。”
       我又飞快地看了亨利一眼，他显得非常沉着冷静。我认识他有七年了，很少见他发脾气，总是温文尔雅。他看也不看她。“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没什么建议。我只是说，从别的州来的人可能会看错形势，低估它的市场价值。”
       “如果格斯或者梅拉妮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你的名片给他们，你就可以来抢购了。”
       夏洛蒂看着他。“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找客户。你打算经营这块地方吗?”他问道。他指的是经营这个地方的房地产——散发传单，拜访居民，播下种子，希望买到一套房子。
       “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你明确表示不赞成。如果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你，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相信不是你的本意，但在我认识多年的人还没有死的时候就预测他们死后房子会值多少钱实在是有些冷漠无情。”
       “噢，天啊，亨利。你不能当真的。这里面并不涉及个人。每天都有人死掉。我自己都七十八岁了，我认为房地产规划非常重要。”
       “大概吧。”
       “你不要用那种口气说话。毕竟还牵涉到税的问题。受益人是谁?对大部分人来说，房子是他们最大的财产，我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如果我对财产的价值一无所知，我怎么能保证在我的继承人中平均分配呢?”
       “我相信你会一直计算到分。”
       “我没有具体指谁。我说的是一般人的情况。”
       “格斯似乎没有你认为的那么一般。”
       “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敌视我?”
       “还不是因为你。金西和我正在讨论别的事情。”
       “呃，对不起打搅你们了。很清楚是你眼红了，我除了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之外什么也没做。我不明白你在害怕些什么。”
       “我不想让我的邻居认为我跟掮客串通一气。”
       夏洛蒂抬起头看着菜单。“我明白，在这点上我们无法取得一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边?”
       亨利也拿起菜单，打开。“我赞成。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或许就可以聊点别的了。”
       我感到脸上有些发烧。这完全是夫妻之间的斗嘴，只是这两个人还不是很熟。他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我以为夏洛蒂会觉得难堪，可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个时刻过去之后，那顿晚饭中间其余的谈话显得非常平常，结束的时候也似乎很愉快。
       亨利把她送到车上，等他们两个人说完“晚安”，我想跟他提提他们之间的这场冲突，但还是决定算了。我知道他在这个话题上为什么那么敏感。他八十七岁了，也得考虑自己财产的分配问题。
       夏洛蒂开车离开以后，我们也迈步离开，准备步行半个街区回家。“我猜你在想我为什么那么过分。”他说道。
       “呃，我觉得她没有你说的那么惟利是图。我知道她是专注于她的工作，她并不笨。”
       “我生气了。”
       “好了，亨利。她不是有意的。她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自己财产的价值，为什么不应该知道呢?”
       “我觉得你说得对。”
       “这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问题是，如果你们打算在一起过的话，你就得整个地接纳她。如果你不打算再见到她，那为什么要吵?”
       “你觉得我应该道歉?”
       “那在于你，不过道歉也没什么坏处。”
       我计划在星期一下午晚些时候跟莉萨·雷见一面，让她回忆回忆那次事故的情况，她被人家起诉了。她给我的地址是科盖特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区，这是一系列框架结构的住宅群，共有四个建筑群，并肩排列。房子的外部有六种风格，四种建筑材料：砖块、木头、粗石和灰泥。每栋楼有六层，每层楼在修建时都有小小的改变，每套公寓都显得非常独特。公寓的结构各不相同——有的有百叶窗，有的有阳台，有的前面有院子。每四栋形成一个正方形，周围是修剪整齐的草坪。有灌木、花坛、让人充满希望的小树，只需四十年这些小树就长大了。这里没有车库，人们把车子停在楼房之间的长长的车棚里。大部分车位都是空的，表明人们都去上班了。我也见不到一个小孩的踪影。
       我找到莉萨的门牌号，把车停在房子前面的大街上。等她来开门的时候，我嗅了嗅，没有闻到饭菜的香味，证明这个时候没有人做饭。大概还太早了吧。我想住在这里的人大概5点半或者6点才陆陆续续地回家。晚餐是用车顶上有标记的车子送来的，或者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盒子上印着的食物的照片非常艳丽，炉子和微波炉上的烹饪说明印得是那么小，你得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莉萨·雷打开门。她的头发很黑，很短，自然拳曲，有很多小圈，很好看。她容光焕发，绿色的眼睛，鼻翼上有些浅褐色的雀斑，身穿红色短袖棉毛线衫，黑色光滑的连袜裤和有褶压的红色裙子。“呀，你这么早!你是金西吗?”
       “是的。”
       她一边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一边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快。我刚刚下班，想把这些衣服换掉。”
       “很好。去换吧。”
       “我很快就回来。你坐一下。”
       我走到客厅，她一次跨两级地上楼了，我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从档案中知道她的年龄是二十六岁，部分时间在大学里学习，每周在圣特雷医院办公室工作二十个小时，以支付自己的学费和各种开销。
       这套公寓很小。白色的墙壁，浅褐色的地毯，看起来都非常新，散发着刺鼻的化学药品的味道。有些家具是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还有些家具是她说服她父母送给她的。两把椅子也不配套，上面放着印有美洲豹图案的坐垫，旁边有一张红色的格子花呢沙发，在两把椅子中间放着一个茶几。在房间的尽头有一张小木桌，还有四把椅子，在小木桌的右边是一条过道，通向厨房。我看了看茶几上的杂志，有两本过期刊物，《魅力风尚》和《大都市》。我拿起《大都市》，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男人在床上喜欢什么。是什么样的男人?又是什么样的床呢?自从切尼离开我之后，我没有跟别的男人亲密接触过。我正准备计算他离开我有几个星期了，但还没有开始计算就想到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沮丧。
       五分钟后莉萨出来了，换上了T恤衫和牛仔裤，从楼上急急忙忙地朝下跑。她的T恤衫前面有个加州大学圣特雷莎校区的校徽。她在一把有坐垫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把杂志放在一边。“你上的就是这所学校吗?”我指着她的T恤衫问道。
       她低头看了看。“这件衣服是我的室友的。她是数学系的秘书。我在城市学院，正在攻读X光线照相技术的准学士学位。圣特雷医院非常好，我想工作多少小时就让我工作多少小时。”她说。“你跟保险公司谈过了吗?”
       “简单谈了一下，”我说。“你知道，我过去常常跟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公司联系，所以我认识那个名叫玛丽·贝弗劳尔的调解人。我几天前跟她聊了一下，她把基本情况给我说了一下。”
       “她人不错。我喜欢她，虽然我们在这个案子上意见完全不一致。”
       “我把能收集到的资料都收集了。我知道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沟通过好几次了，你能不能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说一下?”
       “当然。我不介意。那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之前的星期四。我那天没有课，想上学院的电脑室复习一下功课。我复习完功课，去停车场开车，开到出口处时，我打算左转上帕里萨德大道。当时车不多，我打着左转灯等几辆车先过去。我看见弗德利克森的货车从大约两百码远的地方开过来。他打了右转向灯，而且放慢了车速，所以我估计他可能要去我刚才停车的停车场。我向右边扫了一眼，确信那个方向没有别的车过来，然后踩下油门。当我意识到他的车速比我想象的快时，我刚转到一半。我加快速度，希望避开他，但他从侧面撞了过来。我没有被撞死真是个奇迹。驾驶室的门被撞得凹了进去，中柱也弯曲变形了。我的车被撞到一边，大约有十五英尺的距离。我的头部‘啪’地向右一甩，重重地撞在玻璃上，把玻璃都撞碎了。我打算去看一下脊柱科的医生，让他按摩一下。”
       “按照卷宗里的说法，你不愿意去医院。”
       “呃，是的。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我当时感觉很好，也许只是受了点惊吓。当然，我心里非常烦，但没有提出任何需要治疗的要求。没有撞断哪里，也没有流血。我知道我头部有块很大的瘀伤。医护人员认为我应该去急诊室看一下，但基本上他们的意见是由我定。他们快速地给我做了一两个检查，确信我没有失去记忆或者患上复视觉——以及在你头部遇到危险时他们关心的其他的毛病。他们敦促我，如果有什么毛病暴露出来，赶紧去看我的私人医生。我的脖子不能动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告诉你，我周末的计划真的被搞得一团糟。我在我妈家里待了整整一天，用冰敷脖子，服用去痛片，这些去痛片都过期了，是我妈妈一两年前看牙时留下来的。”
       “格蕾蒂斯怎么样?”
       “她有些歇斯底里。当我费了好大的劲把车门打开时，她的丈夫已经从货车里出来，坐到轮椅上，正对我大呼小叫。她好像要死了一样，尖叫着，哭喊着。我当时想这是个骗局。我在周围转了一下，看了看两辆车的情况，好让自己对受损情况有个了解，可这时我开始发抖，抖得非常厉害，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我回到自己车上，把头埋在两膝之间。就在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他走过来了解我的情况。他非常好，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没事，不要担心，不是我的错之类的话。我知道格蕾蒂斯听见了他说的话，因为她突然夸张地倒在地上，不停地呻吟，装模作样地喊叫。我看得出来，她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就跟我三岁的侄女一样，一不如意就吐。那个老人走过去，把格蕾蒂斯扶到路边。当时她还没有真正发作起来。当然，我知道她是假装的。”
       “按照急诊室的报告，她不是假装的。”
       “噢，请相信我。尽管我相信她是‘砰’的一声摔下来的，但我也相信她会竭尽所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这次机会的。你跟她谈过吗?”
       “还没有。我会给她打电话，看她同意不同意谈一谈。按照法律，她不需要跟保险公司谈。”
       “不用担心她不会谈。她如果有机会说出她的一面之词，她是不会放过的。你应该跟那个警察一起去。”
       “等一等。是谁报的警?”
       “我不知道。我想一定是有人听见了车子相撞的声音，然后拨了911。警察和护理人员差不多同时赶到。那时已经有一两个人把车停在路边，有个妇女从马路对面的房子里出来。格蕾蒂斯呻吟不止，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所以，你知道吧，护理人员做的第一件是就是测量她的各种体征，设法让她平静下来。警察走过来，问我事情的经过。我这才知道那个帮助我的老人已经走了。我记得接下来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用带子把格蕾蒂斯的头部固定在一块板子上，推进了救护车里。我当时就应该搞清楚自己有多大的麻烦的。我对整件事感到非常恐惧，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痛苦。与此同时，我觉得她的行为具有欺骗性，纯粹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按照警察的报告，责任在你。”
       “我知道报告上是怎么写的，但这是非常可笑的。按照法律，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从技术上讲，责任在我。我第一次看见那辆货车时，它的速度很慢。我敢发誓时速没有超过三英里。一定是他意识到在我还没有转过来之前可以赶上来，于是就将油门踩到了底。”
       “你是说他撞你是故意的?”
       “为什么不是故意的?他看到机会终于来了。”
       我摇了摇头。“我不明白。”
       “为了得到那笔保险，”她不耐烦地说。“你不信去查一查。她基本上是个自营职业者，一个自力更生的合同工，所以很可能没有长期的医疗保险，也没有伤残保险。她通过起诉我，退休生活就有了保障，多好的机会啊。”
       “你肯定是这样吗?”
       “肯定什么?她没有伤残保险?不，我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样，但我愿意赌一下。”
       “我无法想象。米勒德怎么能肯定她就能从事故中活下来?”
       “呃，他的车速并不是那么快。相对来讲，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车速没有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他一定知道我们两个人都不会死。”
       “即使如此，还是非常危险。”
       “也许这要取决于赌注。”
       “是这样，但是用汽车来骗取保险的做法通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参与的不止一个人。他们诱使你追尾，这都是计划好的。而且，‘受害人’、律师和医生都是串通一气的。我不相信格蕾蒂斯或者米勒德参与了这样的事情。”
       “这些人不一定都得参与。他或许在一本书中读到过。策划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多少天赋。他看到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于是就立刻付诸行动了。”
       “我们怎么去证明?”
       “找到那个老人，他会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他看见了事情的经过?”
       “他肯定看见了，因为我记得快到停车场的出口时看见过他。我没有特别注意他，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在前面的马路上。”
       “你看见他在哪里?”
       “在帕里萨德大道的另一边。”
       “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猜他在等着过马路，所以在我看见那辆货车的同时他也一定看见了。”
       “你认为他有多大年纪?”
       “老年人的年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发是白的，皮夹克是棕色的，看起来有点单调，有的地方甚至破了。”
       “你还能回忆起别的什么吗?那个老人戴眼镜吗?”
       “我不记得了。”
       “什么样的脸形?”
       “有点长。”
       “胡子刮得很干净?”
       “我认为是这样。他没有络腮胡子，但肯定有小胡子。”
       “没有痣或者伤疤?”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心里很烦，所以没太注意。”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他好像比我高，我五英尺六，但他不重，差不多是骨瘦如柴。对不起，我无法说得再具体了。”
       “他的手怎么样?”
       “不知道，但我记得他的鞋子。是那种老式黑皮鞋，系带子的，跟我爷爷过去上班时穿的鞋子一样。你知道这种鞋子吗?鞋背上有很多小孔。”
       “翼波状盖饰鞋?”
       “对。他的鞋不亮，需要擦了，右边那只鞋子的鞋底松了。”
       “他有口音吗?”
       “我没有注意到。”
       “他的牙齿怎么样?”
       “又脏又乱。有点黄，他好像抽烟。这点我不太确定。”
       “还有别的吗?”
       她摇了摇头。
       “你除了颈椎扭伤之外，别的地方还伤着了吗?”
       “我起初头痛，但现在不痛了。我的脖子还很疼，我想我背疼就是它引起的。我两天没有上班，别的损失就没有了。如果坐的时间长了，我必须站起来走一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情况不是太糟。”
       “你真的很幸运。”我说。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我没有机会跟梅拉妮说话，但亨利总是把她和格斯的争吵告诉我，格斯爱挑剔的脾气又上来了。有两次，在大清早，我看见她从汽车旅馆里过来。我知道她为了照顾格斯，在他家待得很晚。我也想过邀请她到我这里来喝杯酒，或者提醒她，她曾经主动提出过要给我买晚餐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再做一份营养丰富的砂锅菜，这样就算给他们两个人做了一餐饭，表现出一个友邻应有的礼节。但是这些听起来像我吗?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没有这样做：
       (1) 我不会做饭。
       (2) 我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格斯，不想被拉进他周围的混乱中去。
       根据我的经验，不管你给人家做什么，人家起初可能非常感激，可最终都会恨你，因为你干涉了他们的生活。我知道这一点，可还是禁不住要帮助人家。由于那些长期生活在混乱之中的人并不喜欢你干涉他们的生活，你不可能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虽然需要你的呵护与同情，但他们并不想改变。这是一条真理，我似乎永远都没掌握。格斯的问题在于，他的麻烦并不是他造成的。他打开一扇窗，麻烦就蹑手蹑脚地进来了。
       亨利告诉我，格斯回家的第一个周末，滚山养老院的院长推荐过一个私人护理，这个人愿意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每天来护理八小时。这样就缓解了让梅拉妮越来越讨厌的医疗和个人保健责任，同时在格斯发脾气的时候又给他提供了一个被骂的对象，他每个小时都要发一次脾气。
       亨利还告诉我，梅拉妮一直没有收到她登的分类广告的任何回音。后来她跟一家中介所联系，不停地面试愿意来家照顾格斯的人，希望找到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缺。
       “她运气好吗?”我问道。
       “确切地说，一点都不好。到目前为止，她雇过三个人，其中两个一天都没有干完。他对第三个好一点，可也好不了多少。我听见他在篱笆后面对她破口大骂。”
       我说：“我想我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可我又觉得如果自己学会了应付自己的愧疚心理之后可能会好一点。”
       “学得怎么样了?”
       “快好了。”
       
       10
       索拉纳
       索拉纳停好车，又核对了一遍“人事栏”里的那个招聘广告，确信地址是对的。广告上没留电话号码，这无关紧要。她最后一次应聘的那个分类广告不行。病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住在她女儿家，一直卧病在床，床是一张医用床，放在客厅里。房子虽然很可爱，可因被临时用来当了病房，所有的效果都被毁掉了。光线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倾泻下来，使得一切陈设看起来非常雅致。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厨师和一个管家，这给索拉纳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
       病人的女儿面试了索拉纳，她想找个人来伺候她母亲，但又觉得不应该给人家费用，因为她自己也在家里。
       索拉纳要给那位病入膏肓的母亲洗澡、帮她进食、替她换尿布、给她洗床单、洗衣服、伺候她吃药。这些活她都能干，但就是不喜欢她女儿的态度。她似乎把职业护理人员当成了家庭用人，跟洗衣工差不多。索拉纳怀疑管家的待遇都比她好。
       那位高傲的女儿在她的记事本上做了点笔记，然后说她还有几个求职的人要面试，索拉纳知道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那个女儿想让她觉得有人跟她竞争，好像她得到这个职位很幸运似的。她每天要干九个小时的活，每周休息一天，上班期间不能打私人电话。她可以有两个十五分钟的咖啡休息时间，但一日三餐得自理。可家里就有个厨师!
       索拉纳问了很多问题，假装非常感兴趣，假装搞清楚了女儿讲的每个细节。最后她都同意了，包括那么低的薪水。说服人家接受了这么可笑的条件，病人的女儿感到非常得意。索拉纳注意到，她再也没提到其他应聘的人。
       她解释说，她事先没有来得及填表，不过，她会在第二天早上8点钟来上班时把填好的表带来。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万一那个女儿想起了别的什么事情要跟她讨论呢。索拉纳走的时候，那个女儿对她感激万分，终于可以放心了，她的问题用这么少的钱就解决了。她热情地握着索拉纳的手。索拉纳回到车上，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这个女人。她给她的电话号码是帕迪多一家医院精神病房的，蒂尼曾经在那里住了一年。
       现在，索拉纳坐在马路边，她正在寻找的那个地址就在斜对面。她在上周末看到了这则广告，现在才来应聘。她起初没理睬这个广告，因为上面没留电话号码。眼看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自己感兴趣的活出现，她决定，去看一眼这个地方。从周围的环境来看，这个地方似乎不大景气。有种被人忽视的感觉，尤其是跟这个街区的其他房子比起来更是如此。这个地方靠近海滩，居民几乎全是单亲家庭。在这些矮小压抑的房子中间，她看见了一栋新盖的具有西班牙风格的二联式公寓或四分式公寓，这样的楼房在这个地方很普遍。索拉纳猜想，住在这里的很多人都退休了，这就是说他们的收入是固定的，能随意支配的钱很少。
       仅仅从表面上看，她的经济条件跟住在这里的人差不多。两个月前，她的一个哥哥给了她一辆被撞得七零八落的折篷汽车，她哥哥急于把它当作垃圾扔掉。她之前一直开的那辆车有一截牵引杆掉了，修理人员告诉她，修理费要两千块，比买一部新车还要贵。当时她没有多余的钱，当她的哥哥把这辆1972年产的“雪佛兰”汽车送给她时，她接受了——虽然接受时不无羞辱感。很显然，他认为这样的破烂对她来说已经够好的了。她曾经看上过一辆更好的车，甚至经不住诱惑想先支付一部分费用，可权衡了一下，最终还是没买。现在她很感激，因为当初接受了这辆二手“雪佛兰”汽车，它跟停在街边的这些车非常类似。比这些车新一点点都可能发出错误的信息。雇来的帮手比自己都有钱，谁愿意雇这样的人。
       除了广告中简短的介绍之外，到目前为止，她不了解病人的任何情况。根据已知情况，他还不错，八十九岁，站得不稳当，还把自己摔伤了。他需要从外面请帮忙的，表明他没有亲戚愿意来照顾他。如今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要是影响到自己的舒适和方便的都不耐烦。从她的观点来看，这样很好。可是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那么好。如果他是儿孙绕膝，那他对她来说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去做家庭护理要支付一笔费用，她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支付。她不能通过医疗保险费用或公共医疗补助费用支付，因为如果社会保障局来查她，她就完蛋了，而他的私人保险看上去也不会很充足。太多的老人对长期伤残没有任何准备。他们仿佛是错误地漂进了自己的垂暮之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资源是如此有限，无法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而一旦患上急性病、慢性病或者灾难性的疾病，这些医药费就会随之而来。他们认为这些必需的费用能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认为谁会肩负起缺乏计划的责任?幸运的是，她最后那个病人的办法很多，索拉纳好好利用了一把。那份工作的结局有点拙劣，可是她学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一课。她不会重蹈覆辙的。
       她仔细考虑着自己来这样一个普通的地方找活干是否明智，但她最终还是决定至少应该敲敲门，介绍一下自己。从科盖特一路开车来到这里，最好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她知道有些有钱人表面上很谦卑，而且以此为荣。这个人或许就是这样的。就在两天前，她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有个老女人死后，在牲口棚子里留了两百万元，还有些其他东西。这个女人的朋友和邻居都瞠目结舌，她生前过得像个叫花子一样，谁都不相信她藏了这么多钱。她最关心的是她那六只老猫，可她尸骨未寒，负责她财产的律师就用安乐死的办法把这些猫弄死了。这样，数千美元的律师费有着落了。
       索拉纳在后视镜中端详着自己，戴的眼镜尽管很便宜，却是新配的，她觉得跟“对方”驾驶执照上的那副很接近。头发染黑了，这样看起来就跟“对方”差不多一样了。虽然她的脸要瘦一些，但她并不担心。谁要是把她的脸和照片上的比较，只会认为她体重减轻了。她为这次求职选择的衣服是棉质的，熨烫过，走路时沙沙有声，令人鼓舞。这套衣服尽管不配套，但是线条都很简单，而且散发出天然淀粉的味道。她唯一佩戴的装饰品是手表，表面的数字很大，有不停移动的秒针。戴这样一只手表，其暗含的意思就是，她对那些生死攸关的体征能给予及时而且是职业化的关注。她拿出小粉盒，在鼻子上搽了一些粉，看起来更精神了。她面色鲜亮，头发变成了这样一种全新的黑色，她喜欢。她把小粉盒收起来，对自己的角色——老年人的忠实伴侣——感到非常满意。她从车里出来，在身后把车门锁上，然后穿过马路。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看起来有些俗艳——鲜红的口红，暗红的头发。她的皮肤很白，好像很少干活、足不出户一样。她肯定不是加利福尼亚人，尤其是她那眉毛被拔掉之后又用眉笔描黑的拱形细眉，更不像是加利福尼亚人。她穿着黑色的靴子和细长的黑色羊毛裙，羊毛裙的下端到了小腿中间。无论是裙子的形状或是长度都不合身，但索拉纳知道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就像暗红色的指甲一样。那个女人大概以为自己会鉴别新潮时装，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她在最近的杂志上见过新潮时装的“样子”。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她穿的这些就会过时，不再时兴。索拉纳窃笑着。像这样缺乏自知之明的人都是很好对付的。
       她拿起报纸，折起来，这样那则广告就出现在视野里了。“我想你在报纸上登过一个广告。”
       “登过。噢，太好了。我还以为没有人来应聘呢。我叫梅拉妮·奥博琳。”她伸出手，说道。索拉纳是个用假蝇钓鱼的高手，她把钓鱼线抛了出去。
       “索拉纳·罗哈斯，”她一边回答，一边握着梅拉妮的手，确保自己握得有力。她读过的文章里面都说，握手要有力，看着你未来老板的眼睛。这些是索拉纳必须记住的小秘密。
       那个女人说：“请进来。”
       “谢谢。”
       索拉纳走进客厅，脸上既没有吃惊的表情，也没有沮丧的表情。房子里弥漫着一股酸味。浅褐色的地毯破旧不堪，污渍斑斑。笨重的家具上盖着一块茶褐色的布，她知道摸上去肯定是黏糊糊的。由于长时间大量抽烟的缘故，灯罩被熏成了羊皮纸那样的深色。她知道，把鼻子凑近窗帘会吸入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二手焦油和尼古丁。
       “请坐吧。”
       索拉纳在沙发上坐下。
       这是个孤身男人生活过多年的地方，他对周围的环境都漠不关心了。房间只粗略地整理了一下，很可能是最近才整理的。但要除去那么多层尘垢，得把房间里面毁掉才行。虽然她还没看到，但她已经知道，厨房地上的油地毡可能完全变成了灰色，那台老化的冰箱可能很小，冰箱的上面凹了进去，像个驼背一样。里面的灯可能已经坏了，多年来溢出来的食物可能在架子上结上了硬壳。
       梅拉妮环顾四周，从她的客人的眼光来端详这个地方。“我一来就想整理一下。这个房子是我叔祖父格斯的。就是他摔倒了，肩膀脱臼了。”
       索拉纳喜欢她这种带有歉意的语气，因为这种语气表明她很着急，而且想取悦她。“你的叔祖母在哪里?”
       “她1964年就去世了。他们有个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还有个女儿，在车祸中丧生了。”
       “这么不幸啊，”索拉纳说。“我有个叔叔，跟他情况差不多。八十六岁了，妻子去世后一个人独自生活。我很多周末都是跟他一起过的，给他打扫卫生，替他跑腿，准备下个星期的吃的。我觉得他最喜欢的是有人陪，别的都是次要的。”
       “确实，”梅拉妮说。“格斯叔祖父虽然脾气很暴躁，但我注意到只要有人陪，他的脾气就会好很多。你想喝杯咖啡吗?”
       “谢谢。不用。我今天早上喝了两杯，我每天最多只喝两杯。”
       “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可我一天要喝十杯才熬得过去。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我们最先选择的就是咖啡。你是加利福尼亚人吗?”
       “第四代，”索拉纳说。那个女人转弯抹角地想问她是不是墨西哥人，她觉得很好笑。她虽然没有说自己是墨西哥人，但她知道梅拉妮·奥博琳会这样想，即她来自于一个曾经富有的西班牙家庭。“你有点口音，不是吗?”
       “波士顿口音。”
       “我想就是这样。你提到的‘城市’是指波士顿吗?”
       梅拉妮摇了摇头。“我指的是纽约。”
       “你是怎么知道你叔祖父发生不幸的?在这里他还有其他亲人吗?”
       “很抱歉，没有。是他的一个邻居打电话告诉我的。我飞过来本来只想待几天，可现在已经待了一个星期半了。”
       “你直接从纽约来的?你真是太好了。”
       “哎，也是没办法。”梅拉妮说。她的笑容里虽然有些过分自贬，但很清楚，她说的是心里话。
       “如今孝顺的人少之又少。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请求你原谅，我这话说得以偏概全了。”
       “没有，没有。你说得对。这是个对时下非常悲哀的评论。”
       “不幸的是，附近没人能帮得上忙。”
       “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家庭，所有的人都走了。”
       “我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但是没关系。你一定急于回家了。”
       “更准确的说法是‘急得要发疯了’。我和不少家庭保健服务机构谈过，想找个能干活的人。可到现在了，我们还是毫无进展。”
       “要找个合适的人并不容易。你的广告上说要找个注册护士。”
       “对。因为我叔祖父需要治疗，不仅仅是有个人陪他。”
       “说实话，我不是注册护士。我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我不想在我的资格问题上说假话。我确实在一家代理机构工作——‘老年健康保健管理中心’——但与雇员相比，我更像个独立的合同工。”
       “你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呃，大同小异嘛，是不是?”
       索拉纳耸了耸肩。“在训练时有所不同，当然，注册护士挣得比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多多了。就我自己来说，我要说，我的主要经验都在照顾老人方面。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人们都非常尊重老人和学问。”
       索拉纳滔滔不绝，兴致勃勃，随意捏造，肆无忌惮。她说的每个字梅拉妮都相信。她也愿意相信她的话，这样她在逃也似的离开时就不会感到内疚和缺乏责任心了。“你的叔祖父一直想有人照顾吗?”
       “不，不是。绝对不是。医生担心他在恢复期间生活不能自理。他除了肩膀受伤之外，身体一直很好，所以我们可能只需要找个人来照顾他一个月左右。我希望这不是什么难事。”
       “我的大部分活都是临时的，”她说道。“你是怎么考虑的，有些什么服务内容?”
       “我想还是平常那些事情。给他洗澡，让他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做一点家务，洗一点点衣服，或许还要一天做一顿饭，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事情。”
       “是不是还要去杂货店买东西和在医生约好的时间送他去见医生?他难道不用去看他的私人医生?”
       梅拉妮朝后坐了坐。“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那就太好了。”
       “当然。通常还有些别的差事，至少按我的经验是这样。要干多少小时?”
       “随你。怎么都行。”
       “报酬呢?”
       “我想大概每小时九块左右吧。这是东部的标准。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索拉纳掩饰住自己的惊讶。她打算要七块五的，七块五已经比她平时挣的多了一块。她扬了扬眉毛。“九块。”她说，语气中充满了无限的遗憾。
       梅拉妮身体前倾。“我希望我能多给点，但这些钱都是从他口袋里掏的，他付得起的价钱就是这个了。”
       “我明白了。当然，在加利福尼亚，你要找个熟练的专业护理，这个价钱低了点。”
       “我知道，我感到很抱歉。呃，或许我们可以给到九块五。你看行吗?”
       索拉纳仔细考虑着。“如果你说的是每天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或许我可以试一试。如果周末也必须照顾，价钱就要提到每小时十块。”
       “很好。如果周末也需要的话，我可以补齐这个差价。重要的是他需要的帮助他都得到了。”
       “当然，病人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索拉纳踌躇着。“今天是星期五，我有几件事情要处理一下。下个星期怎么样?”
       “星期一可以吗?”
       索拉纳明显有些坐立不安。“啊。我也许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日程安排，但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你。”
       “我?”
       “你需要我填写申请表吗?”
       “噢，我认为没必要。基本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了，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我们到时候再谈。”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但你应该将我的情况备个案。如果我们把话说在明处，可以说，对我们两个人都好。”
       “这样就非常周全了。说实话，我确实有些表格。稍等一下。”
       她站起来，穿过房间，来到一张靠墙的桌子边，桌上放着她的手提包。她从包里掏出一沓折着的纸。“你要笔吗?”
       “不用。我回家填，明天一早带来。这样你周末就可以核实我填写的内容。到星期三的时候，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就应该全了。”
       梅拉妮蹙起眉头。“你不能星期一就来吗?我到纽约后可以随时给你打电话。”
       “我想可以吧。这件事你就放心吧。”
       “我不担心。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你在这里，我感觉好多了。”
       “你定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吧。”
       “好。让我把你介绍给格斯叔祖父，然后到周围转一转吧。”
       “好。”
       她们朝门厅走去的时候，她又看见了梅拉妮脸上焦急的神情。“对不起，这个地方太乱了。格斯叔祖父没怎么打理。典型的单身生活。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灰尘和年久失修的情形。”
       “他可能提不起精神吧。上了年纪的男人似乎特别容易失去对生活的热情。这一点我是从他们不讲个人卫生，对周围的环境漠不关心以及社交圈子很小这些方面看出来的。有时候连性格都变了。”
       “这我倒没有想过。我要警告你，他可能很难伺候。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慷慨可爱的人，但有时候缺乏耐心。”
       “换句话说，就是急性子。”
       “对。”
       索拉纳笑了。“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相信我吧，我对付大喊大叫和大发脾气的人很有经验。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丝毫影响。”
       “那我就放心了。”
       索拉纳被介绍给了格斯·弗伦斯基，她对他非常感兴趣，虽然她对他说的话很少。逢迎他没有任何意义。雇她的是梅拉妮·奥博琳，而她很快就要走了。不管那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子，满嘴脏话还是和蔼可亲，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索拉纳想怎么对付他就怎么对付他。他们两个人有充足的时间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那个星期五下午，她坐在福米卡圆桌旁。她的公寓很小，用来吃饭的圆桌也是她的书桌。她的厨房非常狭促，灶台小得几乎连饭都做不了。她有个适合在这种小公寓里用的小冰箱，一个四脚炉子，看起来像个玩具，一个水池，还有些安装在墙上的廉价橱柜。她的各种账单就是在这张桌子上付的，桌上经常堆满了信函和账单之类的东西，所以没法用来吃饭。她和她儿子就坐在电视机前吃饭，盘子放在茶几上。
       在她面前放着求职表。求职表的旁边是“对方”求职时所填表格的复印件，是她从“对方”的个人档案里偷出来的。在十五英尺以外的地方，电视机声如雷鸣，可索拉纳几乎没有觉察。客厅和厨房呈L形，L形上较长的部分是客厅，客厅和厨房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区别。她的汤托——蒂尼，趴在地垫上，双腿翘起，两只眼睛盯着电视。他耳朵不好，总把音量开得很大，让她坐立不安，惹得隔壁的人老是捶墙以示抗议。他辍学以后，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附近一个超市做装袋工。但就是这个活也没干多久。他认为这个活不配他做，六个月后就辞职不干了。后来他受雇于一家绿化公司，工作是修草坪和剪树篱。可他又抱怨太热，对草和花粉过敏。他常常不是迟到就是请病假。即使来了，如果没有人管他，他也想走就走了。他是自己辞的职还是被别人炒的鱿鱼，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后来他又试着找了几份工作，但每次面试之后就再无下文。由于他的表达能力很差，他常常感到非常沮丧，瞎攻击别人。后来他就不再白费劲了。
       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让他待在家里还轻松点。他没有驾照，上下班都要靠她接送。她在疗养院工作的时候要倒班，接送就成了问题。
       现在，他把一瓶啤酒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一袋打开的薯条就像一条忠实的猎狗躺在大腿上。他一边看着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一边大声地咀嚼着。他最喜欢的节目是有大量声光效果的娱乐节目。他喜欢用他那奇特怪异的声音大声回答节目中提出的问题。尽管所有的答案都是错的，可他似乎并不觉得难堪。有什么关系呢?他从参与中得到了乐趣。每天早上，他看的都是肥皂剧，下午晚些时候，看的都是卡通片或老电影。
       索拉纳研究着“对方”的工作经历，既嫉妒又有点自豪，因为现在她声称这份简历是她的了。那些推荐信上说她非常可靠，非常有责任心，索拉纳觉得这些品质就是对她这类人的描述。她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那十八个月怎么办，在那十八个月中，“对方”请了病假。她之所以知道这些细节，是因为她们在一起工作时谈过很多次。“对方”被诊断得了乳腺癌。她随即把乳房肿瘤切了，做了化疗和放射线治疗。
       索拉纳不打算在申请表上体现这个信息。她对疾病非常迷信，不希望别人认为她是得过这样让人难堪的疾病的人。乳腺癌?我的上帝啊。她不需要这样的怜悯，也不需要马屁精的关心。而且，她还担心未来的雇主好奇。如果她把癌症这样的信息放进去，别人也许会问她癌症有些什么症状，用过些什么药，医生跟她说的复发的可能性是多大。她一辈子从来没有得过癌症。她的近亲中也没有人得过癌症。在她思想里，得癌症跟嗜酒成性一样，都是不光彩的。而且，她还担心，一旦写下来，癌症也许真的就上身了。
       但她怎么解释真正的索拉纳——“对方”没有工作的那段时间呢?她决定用自己干过的一个活来替代。正好在那段时间里她正在陪一个老太太，名叫亨丽埃塔·斯帕露。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所以谁都无法给她打电话索要推荐信。亨丽埃塔再也不能抱怨(像她当时那样)她被虐待了。她的抱怨以及受到的虐待，一切的一切，都随她入土了。
       索拉纳查了一下日历，写下了干这个活的起止时间，简单描述了一下她负责的事情。她是用整整齐齐的印刷体写的，她不希望自己的手写体作为取样出现在任何地方。申请表填好后，索拉纳坐到电视机前跟儿子一起看电视。她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准备订三个意大利辣香肠比萨大饼来庆贺一下。如果事实证明格斯·弗伦斯基不好相处，她随时可以走人。她期待着梅拉妮·奥博琳的离开，越快越好。
       11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吃午饭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公寓，希望避开快餐的诱惑。我热了一罐汤，是不能加水的那种，我知道汤里有很多钠，跟吞下一大汤匙盐差不多。梅拉妮来敲我的门时我正在洗涮。她的开士米外套非常合身，也很长，正好到她黑皮靴子的中间。她把一条宽宽的黑红相间的佩斯利(注：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区，在格拉斯哥的西部。它自18世纪早期以来就是一个纺织中心，到19世纪以各色图案的围巾而闻名。)披肩折成一个很大的三角形披在肩上。她怎么有自信这样披着?如果我这样披着的话，看起来就会像无意中穿过晒衣绳时缠在了床单里一样。
       我打开门，站在一旁，让她进来。“你好，怎么样?”
       她从我身旁飘进来，在沙发上坐下，伸开双腿，仿佛崩溃了一样。“别提了。那个家伙要把我搞疯了。我看见你的车停在那里，就想在你出门之前逮住你。时间不巧吗?请告诉我这个时间刚好，否则我得自杀了。”
       “时间没问题。怎么回事?”
       “我刚才虚张声势了。他跟平时差不多，既没有好点也没有更差。不管怎么说，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找了个女人，今天早上就要来，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当然。是什么情况?”
       “这个女人……这个天使……名叫索拉纳·罗哈斯，她上周五上午来面试了。我们反反复复地谈了——格斯叔祖父，他的受伤情况，他需要的帮助。诸如此类的。她说这正是她的优势所在，她很高兴干这份活。她后来甚至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收一分钱。我害怕让她见到格斯叔祖父，担心她会不干，但从道义上讲，我应该尽责。我认为她应该知道她要做的事，她似乎接受了。”
       “既然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我明天就要飞回纽约了，没有时间打电话证实那些介绍信的内容。”
       “你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吃惊。”
       “感到吃惊的不仅是你一个人，”她说。“我原计划上个星期五飞回去的，但是格斯——你是知道的——真的成了大问题。我的老板那边也是。我是说，她太了不起了，同意让我来，但她今天早上紧张兮兮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工作上遇到麻烦了，想让我回去。‘否则的话就对不起了。’这是她的原话。”
       “太糟糕了。”
       “我知道她会这么做的。只要她做得过来她是非常慷慨的。”梅拉妮说。“我想，凡是有利于我从这里离开的我都应该感激。这就说到正题上了。亨利告诉我你是个侦探。是真的吗?”
       “我以为你知道。”
       “我居然从来没有问过你。真不应该，”她说。“我希望你能迅速查一下她的背景，让我知道索拉纳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会付给你报酬的。”
       “你想让我多快查出来?”
       “尽快。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她同意每天工作八小时。这之后，假定一切顺利，我们再调整，直到合适为止。就目前来说，她3点开始干活，11点离开，这段时间涵盖了格斯吃晚饭、吃药和准备睡觉的时间。像他那么虚弱的人，我知道他实际需要的比这多，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她晚上离开之前，要给他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餐。我安排好了，让送外卖的给他送午餐和晚餐，午餐送热的，晚餐简单一点。她提出给他做饭，但我想不能要求太多。我不想占人家的便宜。”
       “听起来你都安排好了。”
       “希望如此吧。这么急急忙忙地离开，我有点担心。她看起来是个诚实有责任心的人，但在星期五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我也许不应该想当然。”
       “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她是某个服务机构推荐的，那她就没什么问题。所有家庭保健服务机构都会证实她的推荐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他们让她出来之前，她得有执照，得签合同。”
       “正是这样。她是为一家服务机构工作过，但她是以个人身份来应聘的。说实话，她是唯一来应聘的人，所以在这方面我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呢。”
       “是家什么服务机构?”
       “我这里有张她的名片——‘老年健康保健管理中心’。电话簿上找不到，我试着拨了一下这个号码，结果无法接通。”
       “她怎么解释呢?”
       “我问的时候，她充满了歉意，说名片上的号码是以前的。后来这家机构搬了，她还没来得及做新名片。她给了我一个新号码，可那是一部自动应答机。我留了两条信息，希望有人打回来。”
       “她填了申请表吗?”
       “在这里呢。”她打开手提包，掏出几张折了三折的纸来。“这是一张普通的表格，我在法律文件的文档里找到的。我在工作中总是雇人，但人事部门的头总是要先审查一下。在我工作的领域，我看人是很准的，但是对于护理，我一无所知。她虽然是执照职业护士，不是注册护士，但她照顾过老年病人，对于照顾老人，她并不感到紧张。当然，格斯叔祖父脾气暴躁，很难对付，但她可以从容应对。雇她照顾比我更合适。看到他那么粗鲁，我真的恨不得揍他一顿。”
       我从上至下看了一眼，申请表是用圆珠笔填写的。清一色的印刷体，全部是大写，没有画掉的地方。我检查了一下申请表底端的声明，那个女人在那里签了字，保证她所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真实的。在这段中间有一份授权书，批准雇主有权核实她的各种资格和工作经历——“我理解并同意，若有任何谎报或遗漏事实的情形，均可解除我被雇用的权利。”
       “这应该全都包括了。我虽然可以用电话核实一些内容，但大部分内容最好跟本人见面核实，尤其是性格方面的情况，更要通过见面才行。过去大多数雇主都不太愿意书面质询，害怕被起诉。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可能更愿意提供细节方面的情况。你希望我查到哪一步?”
       “哦，抽查一下就可以了——她的学位，她最后工作的地方，一两封介绍信的内容。我可不希望你把我当成个妄想狂。”
       “嘿，我是靠这个为生的。你不必为这样做找什么理由。”
       “我主要想知道她是不是个在逃的杀人犯。”她可怜地说。“即使如此也不算太糟糕，只要她跟他相处得好就行。”
       我把申请表重新折起来。“我到办公室复印一份，然后把这个还给你。”
       “谢谢。我9点飞回洛杉矶，中午再从洛杉矶飞走。星期三我给你打电话。”
       “或许最好等我有什么事向你报告时再打给我。”
       我从最上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花了几分钟时间填好，详细注明了协议的性质和内容。我在合同的顶部写上了自己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我们双方一签字，她就掏出钱包，给了一张名片和五百块现金。“够吗?”
       “够了。我向你递交报告时会附上一张开支明细的。”我说，“她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不想让她觉得我不信任她，尤其是我当场就答应要雇她，更不能让她觉得我不信任她。你告诉亨利没问题。”
       “我会谨慎从事的。”
       我计划去一趟城市学院莉萨·雷出事的地方。现在是侦察一下这个地方的时候了，看能不能撞上那个消失不见的目击者。驶出高速公路的坡道时快到3点15分了，我向右上了帕里萨德大道，这是一条坡路。此时天气阴沉，天空中乌云密布，我觉得要下雨了，可加利福尼亚的天气常常骗人。在东部，密集的乌云可能表示一场骤雨即将来临，可在这里，海洋上形成的云可能什么也说明不了。
       圣特雷莎城市学院坐落在一面绝壁之上，俯瞰太平洋，是加利福尼亚107所社区学院之一。校园占地面积相当大，一条名为高桥路的街道把东西两个校区隔开，形成一个和缓的斜坡，向卡巴拉大街和海边延伸而去。我开车从旁边经过时，可以看见停车场和校园里的楼房。
       附近没有什么零售店，只在西边一英里的地方，也就是帕里萨德大道和卡皮罗街的交会处，有一排店面：一个咖啡馆、一个修鞋店、一个食品店、一个卡片店和一个药店。在靠近校园的地方有个煤气站，一个比较大的连锁店，两家快餐店，连锁店和快餐店共用一个停车场。那个老人也许住在学校附近，也许在这里做生意。从莉萨的叙述来看，不清楚他是不是走路去的，也不清楚他是去开车呢还是从车上下来。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城市学院的教职员。我想从事故发生的地方开始挨家挨户地去敲门。
       我经过校园，绕回来，把车停在那个入口对面的路边，莉萨·雷当时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入口处准备左转的。曾经也有侦探在这类诉讼案中这样做。我就认识一个侦探，他的专业是绘制事故比例图，测量与事故有关的街道的宽度和参考点。他甚至拍下车辙、视角、滑痕和留在现场的其他有形的证据。然后让一个事故模拟专家把这些数据组合起来，其计算方法、计算公式和电脑模型把推测的成分几乎全都消除了。如果案子到了法庭，专家的证词可以使其成立，也可以将其推翻。
       我坐在车里，又把卷宗读了一遍，首先是警察的报告。史蒂文·苏润生警官我不认识。在各种要求指明当时条件的栏目中，他写的都是晴天，中午，路面干燥，没有异常情况。在“碰撞之前的位置”一栏中，他写的是弗德利克森的“福特”小货车(第一辆车)直行，莉萨的“1973 道奇·达特”左转。他附了一张草图，草图不是“按规定比例”画的。按照他的意见，责任在第二辆车，莉萨的情况适用于第21804(a)款和第22107款，前者是，从公共或私人建筑物处出来，要避让行驶中的车辆；后者是，不安全转弯，打了(或者没打)转向灯。洛威尔·埃芬格已经请了瓦伦西亚的一个事故模拟专家，事故专家已经把数据组合在一起，正在准备一份报告。他还兼任生物力学专家，准备利用这些信息来测定格蕾蒂斯的伤是否是因撞击所致。关于那位消失的目击者，传统的跑腿的办法最适合我，尤其是在我想不出别的办法的时候。
       交警当时拍的几张黑白照片似乎没有多大帮助。于是我转向玛丽·贝弗劳尔拍的照片，她拍的照片既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既有现场的也有那两辆车的。她是在事故发生的当天赶到的，照片上连路上的玻璃碎片和金属碎片都清楚可见。我朝马路的两端看了一眼，心想那个目击者是谁，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我回到办公室，又把卷宗看了一遍，找到了米勒德·弗德利克森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之后，他的妻子格蕾蒂斯接了电话。“你是谁?”
       电话那头，有只狗在不停地叫，从声音判断，是只小狗，浑身正在发抖。
       “喂，弗德利克森夫人。我叫……”
       “等一等，”她说。她用手掌捂住话筒。“米勒德，你能不能让那只狗别叫了。我正在打电话。我说让那只狗别叫了。”她把手掌拿下来，说道：“你是谁?”
       “弗德利克森夫人，我是金西·米尔霍恩……”
       “谁?”
       “我正在调查你和你丈夫五月份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我在想，可不可以跟你们两个人谈一下。”
       “是关于保险的事吗?”
       “是关于诉讼的事。我非常想听听你们对这起事故的说法，如果你们这么宽宏大量的话。”
       “呃，我现在不方便。我得了拇囊炎，一阵一阵地疼，我丈夫出去买了一只鸟，那只狗见到它像发了疯一样，请别见怪。我告诉他，装在笼子里的东西我是不会替它打扫卫生的，不管笼子底部有没有垫纸，我都不关心。鸟很脏，虱子也多。这些谁都知道。”
       “确实如此。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希望明天早上来一下，9点怎么样?”
       “明天星期几?星期二吗?让我查查我的日历。我打算去按摩一下脊椎。你知道吧，尽管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我每周都要去两次。吃了那些药片和不值钱的东西，你也许会以为我会好起来。等一等。”我听见她前后翻页的声音。“9点我没空。好像两点钟有空，但两点以后也没多少时间有空。我约好了去做理疗，不能迟到。他们准备再给我做一次超声波治疗，希望缓解我腰底部的疼痛。”
       “你丈夫呢?我也想跟他谈一谈。”
       “我不能替他做主。你得来了之后问他。”
       “很好。我尽量来了之后就走。”
       “你喜欢鸟吗?”
       “不太喜欢。”
       “呃，没关系。”
       我又听见那只狗惊叫了一声，声音尖锐，格蕾蒂斯猛地放下电话，大概是救那只狗的命去了。
       12
       星期二上午，我在办公室复印了一份索拉纳·罗哈斯的申请表，把原件装进我写有梅拉妮地址的信封里。她提前给我的那五百块是我通常工作一天的费用，所以我要使劲干，让她的钱花得值得，让自己也不要耗时太多。
       我坐在桌旁研究起那张申请表来，表上有索拉纳的社保号码、驾驶证号码、出生日期和地点、执照职业护士的证书号码。她在科盖特的地址上有个公寓住宅号码，但那条街道我不知道。她六十四岁，身体健康。离异，家里没有未成年的孩子。1970年获得圣特雷莎城市学院的副学士学位，就是说，她是在四十五岁左右回去拿学位的。她申请护士学校时，由于申请的人很多，等了两年学校才接收她。十八个月后，她完成了护理专业三个学期的必修课程，获得了执照职业护士资格证书。
       我研究她的工作经历时，注意到她干过很多私人护理的工作。最近在一家养老院做了十个月，工作是定额的，包括扎绷带，换绷带，插导管，冲洗，灌肠，收集化验室分析报告的样本，药物的服用。她列出的薪水是每小时八块五。现在她要的是九块。在“背景”一栏中，她表示从来没有犯过重罪，现在也没有因违法等待审判，也从来没有在工作场所使用过暴力。确实都是好消息。
       她还列出了从以前到现在的所有雇主的姓名，包括他们的地址、电话号码，适当的时候还列出了主管的姓名。我看得出来，这些工作前后衔接的时间天衣无缝，涵盖了她自授予执照以来的所有时间。在她护理过的老年病人中，有四个人住进了养老院，三个人死了，两个康复之后生活能自理了。她附了两封推荐信的复印件，推荐信上的内容正是你所期望的。什么责任心啊，什么很能干啊，等等。
       我找到圣特雷莎城市学院的电话号码，让接线员接通了入学档案室。接电话的那个女人伤风了，接电话以后咳嗽不止。我一直等着，直到她挣扎着不咳了为止。患伤风的人是不应该上班的。她大概还为自己没有请一天假而感到自豪呢，而她周围所有的人都因上呼吸道感染把一年的病假用完了。
       “对不起。哎呀! 很抱歉。我是亨德森夫人。”
       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说自己正在为一个名叫索拉纳·罗哈斯的人作职前背景调查。我把她的名字拼给了她，也把她从圣特雷莎城市学院护理专业毕业的时间告诉了她。“我需要证实一下她提供的信息是否精确，请快一点。”
       “你能等等吗?”
       我说：“当然。”
       我听着圣诞赞歌的时候，她一定扔了一颗止咳药片在嘴里，因为她回来的时候，我听见她嘴里吱吱有声，好像药片在她的齿间移动一样。
       “我们不允许在电话里泄露信息。你得亲自来。”
       “你难道给我个简单的‘有’或者‘没有’都不行吗?”
       她停下来擤鼻涕，我听见她擤鼻涕、擦鼻涕的声音。“对，我们有规定，要替学生保密。”
       “有什么可保密的?那个人现在正在找工作。”
       “这是你说的。”
       “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撒谎?”
       “哦，那我怎么知道。这得你告诉我。”
       “如果我有她在申请表上的签字，允许核实她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呢?”
       “等一下，”她愤愤不平地说。她用手捂住话筒，跟旁边的一个人低声说着。“如果是那样，可以。把申请表带来。我到时候把表复印一份，连同表格一起交上去。”
       “你能不能现在就去把她的档案找出来，这样我到的时候就有了。”
       “我不可以那样做。”
       “那好。那我到了之后要等多久?”
       “五个工作日。”
       我恼火了，但我知道最好不要跟她争。她服用的感冒药大概不是处方药，而是自己到药店买的，或许服用得太多了，此时正兴奋不已，正急于把我关在门外呢。我谢过她之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萨克拉曼多(注：美国加州首府。)的职业护理与精神病专家理事会打了个长途。接电话的办事员非常配合——我交的税发挥作用了。索拉纳·罗哈斯的执照还是有效的，她从来没有受到过制裁，也没有受到过投诉。她的执照仍然有效，说明她在什么地方完成过护理专业的学习，但我还是要去城市学院核实一下。我想象不出来她伪造证书的理由，但是梅拉妮给我付了钱，我不想让她吃亏。
       我到法院大楼去了一趟，很快在公共档案里查了一遍。我检查了刑事犯罪索引，民事犯罪索引，轻微犯罪索引，公共犯罪索引(包括一般民事、家庭、医嘱检验和重罪案件)，都没有她犯罪的记录，她既没有告过别人，别人也没有告过她。腐败的记录也是清白的。到我去城市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充分相信那个女人跟她自己所描述的内容是一致的。
       我放慢车速，把车停在校园里的问讯处。“你能不能告诉我招生档案室在哪里?”
       “招生档案室在行政楼，行政楼就在那里。”她说道，指了指正前方的那栋楼。
       “怎么停车?”
       “下午是对外的。你想停哪就停哪。”
       “谢谢。”
       我一找到一个空位就把车停了下来。我从车里出来，在身后锁上门。从我站的这个位置来看，能从树林之间看见太平洋，但海水很暗，天边被薄雾笼罩，看起来模糊不清。持续的阴天让人感觉比实际温度要冷。我把包甩到肩上，抄着手，让身体保持暖和。
       校园里大部分建筑的风格都很简单，米色的灰泥，精心制作的铁栏杆，红色的瓦屋顶，不过，都非常经久耐用。桉树在草地上投下斑驳的阴影，微风拂过路旁高耸的棕树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六到八个教室已经投入使用，其他的设施还在修建之中。
       奇怪的是，我记起了自己当初入学的时候。我学了三个学期以后，发现自己不适合纯理论的东西，各门必修课程达到基本要求都很困难。我应该有自知之明的。中学就曾经让我非常痛苦。我坐立不安，心情烦乱，对吸大麻的兴趣超过了对学习的兴趣。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这一辈子，但我真的不希望一定要通过上学来打发。这就把医学、牙科学、法律，以及其他数不尽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吸引人的职业排除在外了。我意识到，没有大学文凭，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让我做总裁。哦，见鬼。不管怎么说，如果我能把宪法读正确，即使我受的教育不够，也不会妨碍我成为美国总统，要当美国总统，只要是个土生土长的公民，满三十五岁就行了。这让人激动吗?难道不让人激动吗?
       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干过很多最低级别的工作，不过，在正要升迁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些工作。我刚二十岁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我现在不记得了，我到圣特雷莎警察局求职。当时我的行为已经检点了，讨厌起大麻来，就像讨厌卑贱的工作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在鲁宾逊运动服装部，你能把同一叠运动衫折多少次?而且薪水也低得可怜，就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也太低了。我确实发现，如果你对薪水低的工作感兴趣，那书店的工作比服装零售店更低，而且它的时间更长。在餐馆里当服务员也是一样，这项工作(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需要比较多的技巧和手腕，而我的技巧和手腕都不够。我需要一次挑战，看看我的应变能力能带我走多远。
       令人惊奇的是，我从警察局的选拔中脱颖而出，通过了笔试，身体灵活度的测试，医药和管制药物的甄别，以及五花八门的面试和评估也都通过了。一定是阅卷的人快睡着了。我在警官标准与培训学院度过了二十六个星期，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苦的事情。毕业之后，我做了两年的警官，做警官之前要宣誓尽职尽责，最后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在官僚机构中工作。后来我转到一家私人侦探公司做学徒，事实证明，这个活正好把自由、灵活与勇敢结合在了一起。
       我借助这片刻的机会，沿着记忆的小道迂回前行时走进了行政大楼。走廊又宽又亮，不过，从窗户中射进来的光线却是冷冰冰的。圣诞节的装饰到处可见。见不到学生，说明他们已经放假了。在我记忆中，这个地方没这么舒服，但这种感觉无疑是我当时上学态度的反映。
       我走进招生档案室，问坐在桌子旁的那个女人，我要找亨德森夫人。
       “亨德森夫人已经下班了。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哎呀，肯定有啊。”我说。 我打了个寒噤，得抓住机会说谎了。“我一个小时前跟她通过话，她说她可以帮我从学生档案中找点资料的。我现在来取这些资料。”我把索拉纳的求职表放在柜台上，指着她的签字。
       那个女人皱了皱眉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听起来好像不是贝蒂的做派。她没有跟我说一个字。”
       “没有吗?那就太糟了。她病得太厉害了，大概忘了。既然我已经来了，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可以，但要等一等。我没有她那么熟。”
       “好的。不着急。谢谢你。”
       七分钟后我得到了我需要的资料。遗憾的是，我未能从那个女人那里哄到更多的资料。我想，如果索拉纳是个C类学生，那她未来的雇主就有权利知道。正如我的一个朋友过去常说的那样：“坐飞机的时候，你不希望那只嗅炸弹的狗的毕业成绩是最差的。”
       我回到车上，找出那本介绍圣特雷莎和圣路易奥比斯波县的“托马斯指南”。我找到了索拉纳最后工作过的疗养院的地址，发现从我办公室步行就可以到。
       “曙光会馆”集康复医院与辅助生活设施于一体，共有五十二间房，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永久性的。会馆虽然只有一层楼，框架结构，但有许多扩建的建筑，横向和纵向的都有，摩肩接踵，其布局就像匆忙拼凑而成。会馆里面雅致大方，绿色与灰色的装饰给人以慰藉，不会让人感到谦卑。这里的圣诞树虽然也是假的，但它属于针叶很浓很密的品种，小小的灯，银色的装饰，恰到好处地点缀在树上。白色的毡布树裙上摆着八份很大的包装精美的礼物。我知道这些盒子是空的，但是它们的存在让人联想起即将到来的惊喜。
       在一张具有东方风格的毯子的正中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接待员六十多岁，端庄优雅，和颜悦色，乐于助人。她大概以为我有年迈的父母要来这里住。
       我说我要找人事部门的头，她就带着我穿过迷宫一般的走廊，来到行政助理办公室。她转过头来，说：“我们没有人事部，但埃斯特隆夫人可以帮你。”
       “谢谢。”
       艾洛伊· 埃斯特隆年龄大致跟我差不多，三十多岁，又高又瘦，一头鲜红的头发。她穿的是明快的两件套绿色羊毛衫，格子花呢羊毛裙，平跟鞋。我看着她和她杂乱不整的桌子，抽屉是空的，抽屉里的东西都堆在椅子和桌子上。五花八门的铁丝篮和抽屉分隔器堆在附近的一只盒子里。在她身后的书柜里，有五张用相框镶嵌起来的硬毛狗的照片，是在它不同的年龄段拍摄的。
       我们隔着桌子握了握手，握手之前她在一块湿润的毛巾上擦了擦手指。她说：“对不起，这个地方太乱了。我来这里才一个月，我发誓放假之前就会整理好。请坐，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
       我有两把椅子可以选择，两把椅子上都堆满了文件夹和老年医学过期杂志。
       “那摞东西最终是要扔到垃圾桶里的。你可以把它放在地上。”
       “我能帮你些什么?”
       我把索拉纳的申请表放在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块没有东西的地方。“我想核实一下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的一个人的情况。她最近被雇去照顾一位老人，老人的侄孙女住在纽约。我想你们把这叫做‘尽职调查’吧。”
       “当然。”
       艾洛伊穿过房间，来到一排灰色的铁质档案柜旁，打开一只抽屉。她拿出索拉纳·罗哈斯的档案，边翻边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我没有找到很多。根据档案中的记录，她是1985年3月来这里工作的。对她的工作考核是优。事实上，在那年的5月，她评上了‘月度优秀职工’。没有收到过对她的投诉，雇主也从来没有写过有关她的不好的评价。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她为什么走了?”
       她低头看着档案。“她好像要去读研究生。如果她正在申请私人护理的工作，这肯定不合适。”
       “这里有谁认识她?我想找到一位整天跟她在一起工作过的人。她现在要照顾的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的侄孙女想找个有耐心、讲策略的人。”
       “我明白，”她说道，又核实了一下索拉纳的档案。“她好像在术后区的西一区工作。我们或许能给你找到认识她或者记得她的人。”
       “那就太好了。”
       我跟着她在过道里走着，对自己的运气并不太乐观。在作背景调查时，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或许需要认真对待。如果你找到的是当事人的朋友，你得体谅他们这种关系。如果她们两个人关系很亲密，或者是知己，你或许可以了解到很多隐私，但是要找到你需要的东西的希望却很渺茫。根据定义，好朋友是互相忠诚的，因此，不择手段地盘问她们关于好朋友的情况收效甚微。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找到的是当事人工作上的伙伴，或者不太认识的人，你了解到事实真相的可能性可能大一点。毕竟，谁能抵抗得住对他人落井下石的诱惑?人际间的任何竞争都可以当作炸弹来使用。敌意，包括公开的冲突、嫉妒、微不足道的委屈，或者工资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都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财富。为了取得最大的成功，你要有耐心，也要做得隐秘，这样你找到的那个人才会自由自在地把她心里的秘密吐出来。术后区似乎缺乏产生这种效果的气氛。
       我碰到一点小小的运气。
       拉娜·舍曼是个执照职业护士，跟索拉纳工作了差不多一年，我找到她时她正准备离开护士站去喝咖啡，顺便休息一下。她示意我跟她一起走。
       13
       我们沿着走廊向员工休息室走去，我问了她几个问题，想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告诉我，她在圣特雷莎出生长大，来“曙光会馆”三年了，她觉得这里不错。“热情”这个词绝对用不到她身上。她的头发很黑很稀，层层鬈发无力地垂着，看起来非常沮丧。我希望她把自己的“发型师”炒了找个新的。她的眼睛是黑色的，眼白部分充满了血丝，好像她第一次戴隐形眼镜没有戴好一样。
       员工休息室很小，但布置得很迷人。有一张桌子，椅子收拢放在桌边，有一张时髦的沙发，还有两张舒适的双人沙发，摆在一张咖啡桌四周。柜子上有一台微波炉、一台烤箱、一台烤面包机和一把咖啡壶。冰箱上贴着严厉的警告：不得动用他人的食物。 我在那张桌子旁坐下来，拉娜把咖啡倒在一只杯子里，加了两包牛奶和两包糖。“你要咖啡吗?”
       “不用，谢谢。”
       她拿起一只盘子，走到自动贩卖机前，在投币口放了一些硬币。她按了一下按钮，我看见她选择的东西滚到了下面的箱子里。她把盘子端到桌上，放下盛满咖啡的杯子、勺子和一包外面裹着巧克力的油炸圈饼。
       我一直等到她坐下来才开口。“你认识索拉纳多久了?”
       她把一块圈饼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扔进嘴里。“她申请的是个什么活?”
       这个问题有点突然，但为了给她打气，我补充道：“我的邻居摔倒后，肩膀错位了。他八十九岁了，肩膀恢复之后需要家庭护理。”
       “她要做什么?”
       油炸圈饼看起来又厚又干，深色的巧克力糖霜泛着蜡一样的光泽。如果有人给我一毛钱让我把她撂倒，把她的油炸圈饼偷来自己吃掉，我会这么做的。我终于知道，过去几天来我吃的很多水果和蔬菜已经让我心怀敌意了——就我的工作性质来说，这是不好的。
       有那么一瞬间，我完全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什么?”
       “薪水多少?”
       “我不知道。别人只要我跟她一起工作过的人谈一谈。我感兴趣的是她的性格。”
       “找找她的街坊。”
       “除非我把别的地方的人都找遍了，否则我是不会跟邻居谈的。”
       “我在问薪水。每小时多少?”
       “没有人提这个。你在考虑换工作吗?”
       “也许吧。”
       第二块圈饼是怎么没的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开始弄得我心烦意乱。“如果她不适合这个工作，我很乐意推荐你去。”
       “我可以考虑，”她说。“你走的时候提醒我一下，我把简历给你。我钱包里有一份。”
       “太好了。我把它递过去吧。”我说道，然后话题一转。“你和索拉纳是朋友吗?”
       “我不能说是朋友，但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相处得不错。”
       “她怎么样?”
       她耸耸肩。“一般。”
       “一般?”
       “我觉得她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喜欢她那种类型的人的话。”
       “啊。什么类型?”
       “爱大惊小怪。如果有人迟到了两分钟，她就不得了了。”
       “所以她非常准时。”我说。
       “呃，是吧，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她个性怎么样?”
       “哪方面?”
       “她是否耐心，是否富于同情心，是否诚实，脾气好不好。我要调查的就是这类事情。你一定有很多机会观察她，得到第一手资料。”
       她搅着咖啡，然后把勺子舔干净，放进托盘里。她把一整块圈饼放进嘴里，一边想着如何回答，一边咀嚼着。“你想听我的真实想法?”
       “想。”
       “别觉得我不道德。我对那个女人没任何意见，但她缺乏幽默感，口才也不是那么好。我是说，你对她说个什么事情，她也许回答，也许不回答，要看这个事情对不对她的胃口。她要么老是坐在那里盯着图表看，要么到病区为病人做检查。即使不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她也要去管。”
       我说：“哇，我一点都不知道。纸上的东西看起来不错。”
       “纸上很少能把全部情况反映出来。”
       “这正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把空白填起来。她不工作时的情形你见过吗?”
       “几乎没有。我们其余的人有时在星期五晚上出去一下，也就是在周末一起出去放松一下。而索拉纳总是直接回家。这样过了一阵之后，我们连叫都不叫她了，因为我们知道她会说不。”
       “她不喝酒?”
       “哈哈，你在开玩笑吗?她经济很困难，而且总是很注意自己的体重。休息的时候就读书。就像我们这些人是酒鬼，没有教养一样。这些对你有用吗?”
       “非常有用。”
       “你觉得会请她吗?”
       “这由不得我，毫无疑问，我会把你说的话记下来的。”
       下午1点，我离开那个地方，手里捏着拉娜·舍曼的简历。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经过一个三明治店，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午饭。在工作繁忙的时候，我忘了吃饭是出了名的，但很少像现在这样饿。我注意到，正确进食跟感到饱了是非常矛盾的。吃下一个四盎司的牛肉汉堡包和一大份油炸食物会让你昏昏欲睡。大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让你非常想打盹，这就是说要过10到15分钟你才会考虑下一餐饭。我掉头走进三明治店。我点什么不关你的事，这种感觉真好。我坐在桌旁，一边查看弗德利克森的卷宗一边吃着。
       2点钟，我手里捏着写字板去赴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的约会。她和她丈夫住在海边一栋中等大小的房子里。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家，房子比他们家的都大很多。由于当地的房价高得出奇，所以只要有房子卖买主们就抢购下来。买下之后，要么在现有的基础上大面积翻修，要么全部推倒重建。
       弗德利克森家只有一层，框架结构，与其说它是一栋亟待维修的房子，还不如说是一堆要你用推土机推到一起烧掉的垃圾。房子破烂不堪，年久失修。在房子的边上，我看见一条铝制水槽，已经变得松松垮垮。在水槽和房子之间的缝隙里，有一堆正在腐烂的树叶。我怀疑他们家的地毯会又潮又湿，瓦片之间的水泥浆也发霉变黑了。
       门前的阶梯是木头的，从车道到门廊之间的那条长长的斜坡也是木头的，这条斜坡可供轮椅通行。斜坡上有驳杂的深绿色海藻，一下雨肯定非常滑，像玻璃一样。我站在门口，俯视着点缀有酢浆草黄花的常春藤花坛。屋里，狗在汪汪地叫着，按照它叫的频率，狗屁股上很可能会挨上重重的一击。我穿过院子，走过一个用铁丝围起来的鸡圈，看见隔壁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些东西摆在草地上，大概是些每年都要用到的圣诞装饰物，包括七个圣诞老人的小帮手，这些小帮手是用塑料做的，空心，可以从里面点亮。还有九只驯鹿，其中一只驯鹿有一只大红鼻子。她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匆匆向她挥了挥手，她对我报以微笑，微笑中掺杂着甜蜜与苦痛。曾几何时她也有小孩——儿女或者孙辈——在她的记忆中仍然保存着全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的鲜活的记忆。
       我已经敲了两次门，正要敲第三次的时候，格蕾蒂斯把门打开了。她倚在拐杖上，脖子上套着一个泡沫项圈。她又高又壮，宽松的格子花呢上衣，纽扣没有扣上，露出丰满的胸脯。人造纤维裤子上，腰部的松紧带已经松了，她用两只别针把裤子别在衬衣上，以免裤子掉下来堆在踝关节周围。她脚上穿的是一双廉价跑鞋，显而易见，她最近是没法跑步的。她的左脚患了拇囊炎，为了减轻痛苦，鞋子上剪去了一块半月形的皮子。“你是谁?”
       “弗德利克森夫人，我是金西·米尔霍恩。我们约好了谈一谈的。”
       “你是保险公司的?”
       “不是你的保险公司。我在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公司。是莉萨·雷的律师雇的我。”
       “责任在她。”
       “别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来这里是想核实一下她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正不正确。”
       “哦。呃，我想你还是最好进来吧。”她这样说着的时候，手里的拐杖已经转向了，她驼着背倚在拐杖上朝那把躺椅走去，之前她一直躺在那里。
       我关上门，注意到墙边靠着一把折叠轮椅。关于地毯，我想错了。他们把地毯拿掉了，露出了细长的硬木地板。曾经用来固定填料的钉子还镶嵌在木头里，我还看见一排大头钉钉过的黑洞。
       房子里很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煳味。一只色泽鲜艳的鹦鹉在屋子里东碰西撞，就像帏帐中的蛾子一样，从一扇窗帘撞向另一扇窗帘。那只小狗从沙发垫上跳过去，绊倒了堆在沙发上的杂志、邮寄广告、账单和报纸。小狗的脸很小，眼睛黑得发亮，胸前有一撮毛，看起来有点自命不凡。小鸟在桌椅之间的地上拉了两摊白色的屎，看起来就像赌场里的筹码一样。格蕾蒂斯大声喊道：“米勒德? 我叫你把狗弄出去!迪克西跑到沙发上来了，它接下来要干什么我就不管了。”
       “这个该死的。我来了。别大喊大叫了。”米勒德的喊声从横着的小过道中传来。迪克西还在叫，它两只后脚立着，两只优美的前腿在空中刨着，眼睛盯着那只小鹦鹉，心想它的小伎俩会得到回报的，那就是把那只小鹦鹉抓住吃了。
       过了一会，米勒德坐着轮椅来了。我断定他跟格蕾蒂斯一样，六十出头，但比她成熟。他体格魁梧，脸色红润，小胡子又浓又密，灰色的鬈发。他对那只狗吹了一声口哨，口哨声很尖，那只狗从沙发上跳下来，快速穿过房间，跳到他的大腿上。他在轮椅的枢轴上转了一下，嘴里咕哝着消失在过道里。
       “你丈夫坐了多久的轮椅了?”
       “八年。我们不得不把地毯拿掉，这样他才能在房间之间来回走动。”
       “我希望他今天给我抽点时间。我既然来了，也想跟他谈一谈。”
       “不，他说今天跟他谈不合适。如果你想跟他谈，你得再来一次。”格蕾蒂斯把一堆报纸推到一边。“如果你想坐的话自己腾个地方。”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她清出来的地方。我把挎包放在地上，取出录音机，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一堆蕉麻纸信封顶在我的大腿上，这些信大都是通过一个名叫“快巧”的快递公司送来的。我等着她走到那把活动躺椅前，慢吞吞地坐下。她坐上去时咕哝了一声。在这会工夫里，我借口这堆信封要掉到地上了，瞥了一眼上面的五六个信封。有两个上面边上是红的，上面有一条灰白的警告：紧急!!最后一次通知!一个是有关汽油信用卡的，另一个是一家连锁百货店的。
       格蕾蒂斯一坐下来，我就像个上门服务的护士一样，问道：“如果你允许，我想把谈话录下来。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我按下录音键后，大声报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时间和案件号。“只是为了录音而已，你提供信息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没有受到威胁或强迫。是这样吗?”
       “我说过可以。”
       “谢谢。非常感谢。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请你只回答你知道的事实。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评价或者结论。”
       “呃，跟大家一样我也有自己的意见。”
       “这我理解，弗德利克森夫人，但我的报告里只能写上你提供的准确的信息，所以你要尽量准确。如果我问的问题你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了，就说不知道或不记得了。请不要猜也不要推测。准备好了吗?”
       “从我坐在这里时我就准备好了。拖延时间的恰恰是你。我没有料到还有这些废话。”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
       她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第一个问题，她就自己述说起来。“噢，亲爱的，废了。 我不是在有意说双关语。我的车废了，人也废了。现在我没有拐杖就寸步难行。我这只脚老有麻刺感，好像睡着了一样，怎么放都不舒服……”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腿是如何如何地疼，我坐在那里记录，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还有吗?”我问道。
       “呃，当然还有头疼，脖子也很僵。瞧，这里——几乎没法转头。所以弄了个项圈支撑一下。”
       “还有别的地方疼吗?”
       “亲爱的，浑身都疼。”
       “我可以问问你用了些什么药吗?”
       “什么药都有。”她把手伸到桌子尽头，那里放了很多药瓶子，沿着一排高脚杯摆着。她拿起药瓶子，一个一个地伸过来，我把药名写下来。“这是两种止痛药。这种是缓解肌肉紧张的药，这种是治疗忧郁症的药……”
       我虽然潦草地写了下来，但还是觉得好奇，于是抬起头来。“忧郁症?”
       “我得了慢性忧郁症。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情绪低迷的。整形外科专家格德法伯医生让我去看一个精神病专家，他给我开了这些药。我想是因为原来那些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不太好了的缘故。”
       我记下她伸过来让我检查的盐酸阿密替林。“你以前吃的什么药?”
       “锂盐。”
       “那次事故之后你还有别的毛病吗?”
       “睡眠差，几乎无法工作了。他说我也许再也不能工作了。部分时间工作都不行了。”
       “我知道你在给许多小公司做财务。”
       “做了四十二年。那是个做到老的活。我现在病了，对这个活厌倦了。”
       “办公室就在你家里?”
       她朝过道点点头。“在那边第二间卧室。问题是，我不能坐太长时间，因为臀部总是痉挛。你可能已经看见了那块陈旧性瘀伤，这边从上到下都是，紫得像个茄子。还有块黄色的东西，有月亮那么大。疼不疼?哦，疼得我头晕目眩。这些肋骨上都缠着带子，我说过，脖子上也有这个问题。像鞭子抽一样，还有脑震荡。我把脑震荡叫做‘混合性挫伤’。”说着，她大声咳嗽起来。
       我客气地笑了笑。“你开的什么车?”
       “1976年产的‘福特’小货车。我还是先说了吧，深绿色的，万一你接下去要问呢。”
       “谢谢，”我说道，记了下来。“我们还是说说那起车祸吧。你能不能把经过说一说?”
       “好，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或许能够想象。”此时她的眼睛变得又细又小，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目光望着远方，好像在朗诵诗一样。她说到第二句中间时，我就明白了，这些话她说得太多了，细节几乎没什么变化。“米勒德和我开着车沿帕里萨德大道经过城市学院。这天是星期四，周末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那是什么时候，六个或八个月以前了吧?”
       “差不多。具体是那天什么时候?”
       “下午。”
       “天气怎么样?”
       她皱了皱眉头，由于无法再重复那些陈词滥调，只好考虑回答我的问题。“我记得是晴天。那个春天总是断断续续地下雨，但干旱的时候来了，报纸上说那个周末天气晴好。”
       “你们朝哪个方向开?”
       “朝市区。是他开的车，时速没有超过五六英里，或许超过一点点，但在杆子上写的限速以内。这一点我很肯定。”
       “那是时速二十五英里。”
       “差不多吧。”
       “你第一次注意到雷小姐的车时有多远，你记得吗?”
       “我记得她在我右边，在城市学院停车场的入口处。米勒德正要经过，她突然冲到我们面前。砰!他猛踩刹车，可来不及了。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惊吓，真的!”
       “她打了左转向灯吗?”
       “我觉得没有。肯定没有。”
       “你们的转向灯呢?”
       “没有，夫人。他没打算转弯。我们准备下山继续一直走到城堡去。”
       “我觉得你的安全带有点问题?”
       她用力摇了摇头。“我坐车从来没有不系安全带的。撞击的时候可能松了，但我肯定系了。”
       我花了片刻检查自己的笔记，盘算着用什么办法可以打乱她的节奏。那些排练好的说法太陈旧了。“你们去哪里?”
       这个问题把她难住了。她眨着眼睛，说：“去哪里?”
       “我想知道事故发生时你们想去哪里。我在填补一些空白。”我举起写字夹，好像写字夹什么事情都能解释一样。
       “我忘了。”
       “你不记得你们要去哪里?”
       “我刚才说过了。你跟我说过，如果我不记得了就说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很好。你绝对是对的。”我盯着写字夹，做了个记号。“不知道对你恢复记忆有没有什么帮助，你们是不是想上高速公路?因为从城堡那里你们可以往北走，也可以往南走。”
       格蕾蒂斯摇了摇头。“自从车祸之后我的记忆力就不行了。”
       “你们是外出办事?去杂货店购物?还是买晚上吃的东西?”
       “一定是外出办事。是办事。你知道，我可能得了健忘症。医生说在这种车祸当中得健忘症并不鲜见。我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这就是我无法工作的原因。我不能坐，不能思考，只能加加减减，在信封上盖盖戳了。”
       我低头看着笔记。“你提到了脑震荡。”
       “哦，我的头狠狠撞了一下。”
       “在哪里撞的?”
       “我想是在挡风玻璃上。可能是在挡风玻璃上。还有个包。”她说，把手在头部的一侧放了一下。
       她放的时候我也把手放在头部的左侧。“在左边上面一点还是后面?”
       “都撞到了。两边都撞了。这里，你摸一摸。”
       我伸出手。她抓着我的手在拳头大小的一个硬块上面压了压。“天啊。”
       “你最好记下来。”她说，指了指我的写字夹。
       “当然，”我说，在纸上潦草地写着。“后来呢?”
       “米勒德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你想象得到吧。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受伤，但他看见我像道光一样给撞飞了，完全失去了知觉。我一恢复知觉，他就把我从货车里弄出来。这对他来说不容易，因为他必须坐在轮椅上，把他自己弄到人行道上。我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我头晕目眩，灰心丧气，像片叶子一样颤抖不止。”
       “你一定心烦意乱。”
       “她在我们眼皮底下把车开走了，我为什么不应该烦。”
       “当然。让我们看看。”我停下来检查笔记。“除了你，你丈夫和雷小姐之外，现场还有其他人吗?”
       “哦，天啊，有。有人报警之后警察很快就来了，救护车也来了。”
       “我说的是在他们来之前，有人停下来帮你们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觉得没有。我想不起来了。”
       “据我所知，交警来之前有位先生在帮你们。”
       她惊愕地盯着我。“呃，对，幸好你提起来。我忘记了。米勒德查看货车的时候，这位先生把我扶到路边。他把我放下之后用他的胳膊托着我的肩，怕我休克。这一幕我一直忘了，现在才想起来。”
       “他也是个开车的吗?”
       “我觉得他是从街上走过来的。”
       “你能描述一下那个人吗?”
       她似乎犹豫不决。“你为什么想知道?”
       “雷小姐希望找到他，给他送封感谢信。”
       “呃。”足足有十五秒钟她一言不发。我明白，她在心里估算着各种可能性。她老谋深算，完全能够意识到，如果一个人这么快出现，那他很可能看见了车祸发生的全过程。
       “什么?”
       “你对那个人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米勒德或许记得比我清楚。当时，我右髋部疼得很厉害，让我感到的是我还能忍受。如果你给我照个X光，我可以把受伤的肋骨指给你看。格德法伯医生说我很幸运，髋部的裂缝不是很大，否则，我就要卧床不起了。”
       “他什么种族?”
       “他是白人。这点不会错。”
       “我是指那个帮你的人。”
       她有些恼火地摇了摇头。“我没有太注意，我只顾高兴去了，我的腿没有断掉。如果你是我，你也会感到高兴的。”
       “你说多大年龄?”
       “我现在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了。我很激动，心里很烦，格德法伯医生说这样不好。他说一点都不好。”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注意到她的视线避开了我的视线，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回到问题单上，这次选的是些比较中性和没有刺激性的问题。总的来说，她很配合，但我看见她越来越没耐心了。我把笔塞进写字夹的笔夹里，拿起挎包，站起来。“呃，我想就到这里吧。谢谢你抽出时间来。我把记录打好之后，拿给你看看是否准确。你可以做些必要的修订，一旦你觉得满意了，就给我签个字，我就再也不来烦你了。”
       我喀哒一声关掉录音机，她说：“很高兴对你有所帮助。假定责任全在她的话，我们想要的也就是公平而已。”
       “雷小姐对这个也感兴趣。”
       从弗德利克森家出来，我拐上了帕里萨德大道，右转，这条路线是格蕾蒂斯发生车祸的那天走的。我经过城市学院，看了看停车场的那个入口。我沿着山路蜿蜒而下。我在帕里萨德大道和城堡交界的地方左转，然后一直走到卡皮罗街，然后右转。这时的交通很顺畅，不到五分钟我就到办公室了。天上乌云滚滚，据说有雷雨，我觉得不可能。圣特雷莎有雨季，却很少有雷雨，其中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基本上，闪电这种自然现象我只在黑白照片上见过，白色的线条仰卧在夜晚的天空中，就像玻璃杯上不规则的裂纹一样。
       我一回到办公室就建起文件夹，把我的记录打印出来。我把拉娜·舍曼的简历放在文件夹里，和索拉纳· 罗哈斯的申请表放在一起。我是可以把它扔掉的，但既然在我手里了，我为什么不紧紧握住呢?
       星期三早上，梅拉妮打电话来，我把自己的调查结果给她作了《读者文摘》式的非常浓缩的通报，末了她说：“这么说她没问题。”
       “好像是这样，”我说。“当然，我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
       “别担心。没那个必要。”
       “那就这样吧。看起来跟原计划一样。我会让亨利密切注意，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让你知道的。”
       “谢谢。谢谢你的帮助。”
       我挂断电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满意。我哪里知道，自己刚刚在无意之中给格斯·弗伦斯基套上了一个圈套。
       14
       圣诞节和新年一晃而过，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夏洛蒂到菲尼克斯市去了，去和她的孩子和孙儿们过节。圣诞节那天上午我是和亨利一起度过的，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礼物。他给了我一个计步器，一副“索尼”耳机，这样我早晨慢跑的时候就可以听收音机了。我给他送了个古色古香的煮蛋计时器，六英寸高，是个颇有创意的玻璃罐，里面装着粉红色的沙子。要激活它，你只要转动那个三分钟计时器直到它靠在顶部的杠杆上就可以了。沙子从上半部分漏到下半部分以后，上半部分就会倒过来，小铃铛就会响一下。我还给了他一本《最新伯纳德·克莱顿面包全书》。2点钟，罗斯和威廉来跟我们一起吃圣诞晚餐，吃完圣诞晚餐，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睡了一个假期长觉。
       平安夜我待在家里读了一本书，没有到外面拿自己的小命和四肢冒险，感觉有些飘飘然，路上有很多醉汉。我坦白，在圣诞那天，我放弃了不吃垃圾食品的决心，美美地吃了一个四盎司的双层奶酪汉堡包和一大份浸在番茄酱里的油炸薯条。我吃的时候确实是把那个新的计步器带在身边的，而且那天确实走了一万步，我希望这对我是有利的。
       我在1988年开始工作的第一周非常尽职尽责，早上6点就起床了。我戴着耳机慢跑了三英里，然后洗澡，吃早餐。到了办公室，我急忙取出那支忠实的“史密斯”自来水笔，写了一则公告，准备在《圣特雷莎通讯》的“分类人事广告”版发布。在公告里，我说我对那位在1987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3点15分左右见过两车相撞的目击者非常感兴趣，我把自己掌握的几个特征写了进去，还列出了那个人的年龄，五十五岁左右，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身高和体重我说是中等，头发，“蛋白色”。我还提到了他棕色的皮夹克和黑色的翼尖鞋。我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写了一个联系电话和一份求助书。
       我在忙这些的同时，给米勒德家打了个电话，希望跟米勒德见一面，讨论一下那场车祸的事情。电话响了无数次，我正要把话筒放回去的时候，他拿起了电话。
       “弗德利克森先生!很高兴找到你了。我是金西·米尔霍恩。一两个星期前我去过你家，跟你妻子谈过话，她说我要跟你打个电话之后才能安排见面。”
       “我不能在这件事情上费心了。你已经跟格蕾蒂斯谈过了。”
       “是谈过了，她对我非常有帮助，”我说。“但还有一两点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比如说?”
       “我的记录不在身边，但我来的时候会带着。这个周三可以吗?”
       “我很忙……”
       “下个周一怎么样，离今天正好一周。我2点钟可以到。”
       “星期一我事情很多。”
       “你定哪一天吧。”
       “星期五好点。”
       “好。下周五，15号。我会在日历上记下来的。我2点钟来见你。非常感谢。”我在日历上标了日期和时间。接下来的十天就不用再担心了，我感到如释重负。
       9点30分，我给《圣特雷莎通讯》打了个电话，被告知，那份公告将在星期三登，登一个星期。车祸刚发生时，玛丽·贝弗劳尔提出过类似的想法，没有结果，但我觉得值得再试试。做完这些，我走到法院附近的复印店，一口气复印了一百份传单，传单上把那个人描述了一番，并且进一步指出，希望他见过在某某天发生的那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我在每份传单上钉了一张名片，心想或许我还会捡到新客户。除此之外，我认为这样做还可以表明我是非常认真的。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帕里萨德大道那边山坡上挨家挨户地寻找，对面就是圣特雷莎城市学院的那个入口。我把车停在一栋双层公寓楼附近的辅道上后向前步行。我一定敲了五十多户人家的门。好不容易发现一个人在家，我把情况跟他说了，说我要找个目击证人。我轻描淡写地说，他可能要代表被告在法庭上作证。即使最有原则的公民有时候都不太愿意出现在法庭上。倘若审判时反复无常，目击证人可能要在冷飕飕的过道里坐上几个小时，只有等对立的双方在审判前达成和解时才准许离开。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一无所获。和我谈话的大部分居民都不知道这起车祸，谁都没见过一个跟我描述的目击证人一样的人。如果我敲门时没有人来开门，我就在门里留一张传单。我还把传单用大头针钉在电话杆上。我考虑过把传单塞在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刷下，但这样做很招人烦，我自己就总是把这样的东西扔掉。我确实曾把传单用胶带贴在公共汽车站的木凳子上。这样来使用市政设施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我认为，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可以找到我把我杀了。
       2点10分，我把这个地方全部跑了一遍之后回到汽车上。我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开进学院的停车场。我拿起扔在后座上的夹克，缩着肩套上，锁好“野马”，下车走到辅道进入四车道的帕里萨德大道的入口处。一道铁栏杆把向东和向西的车辆分开。在我的右边，道路沿着一个斜坡呈弧线而下，消失在视线之外。两个方向都没有为打算开进停车场的车辆指定车道，但从莉萨·雷这个角度，可以看见大约五百码以外的车辆，我先前来时没有注意到这个。
       我站在一堵粗石砌成的矮墙上，看着车子呼啸而过。几辆脚踏车在校园里进进出出。大多数行人都是学生和在学院办的日间托儿所接孩子的上班族母亲，托儿所位于远处角落里，在汽车站附近。据我所知，日间托儿所没有自己的停车场，所以妈妈们来接孩子时就把车停在城市学院。只要有机会，我就找这些路人搭讪，算她们倒霉了。我把自己正在寻找的那个白发老人的情况详详细细说了。妈妈们彬彬有礼，但显得心烦意乱，勉强应付几句就匆匆离开了，生怕孩子接晚了托儿所会额外收费。下午慢慢地过去，牵着孩子的妈妈们接连不断地从学院里出来。
       在我走近搭讪的四个学生中，有两个是新生，还有两个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不在镇上。第五个连个学生都不是，只是个出来找狗的妇女。谁都提供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我对一流狮子狗的聪明才智和傲慢自大了解了很多。校园里的保安停下来和我闲聊，大概是担心我无家可归，在为晚上的偷窃踩点，或者贩卖毒品。
       他在盘问我的同时我也在盘问他。他虽然对那个白发老人有点印象，但是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他的回答虽然很模糊，但至少给了我一线希望。我递给他一张传单，要他再见到那个人时就跟我联系。
       我就这样一直待到了5点15分，过了事故发生时间两小时。5月份，天应该8点钟才黑，可现在才5点太阳就落山了。我非常希望那个人的作息有规律，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我打算星期六再来一趟，在附近找一找。周末运气可能会好一些，可能有人在家。如果没有人对我报纸上的公告做出回应，我就下个星期四再来。我放弃了当天的计划，打道回府，感觉疲惫不堪，心情沮丧。根据我的经验，闲逛是一种让人萎靡不振的行为。
       我转到我公寓附近的大街上，像往常一样急急忙忙地寻找最近的车位。当我看见一辆鲜红的、卸空的垃圾车停在路边时，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这辆车足有十二英尺长，八英尺宽，一家五口住在里面都没问题。我只好把车停在转角处之后走回去。从车旁经过的时候，我从五英尺高的边框朝里面瞟了一眼，里面空空的。是干什么的呢?
       我从信箱里取出邮件，经过大门，从公寓的边上绕过去。我的公寓以前是间车库，只能停一辆车。七年前，亨利重新修车道时，修了一个可停两辆车的车库，把原来的车库变成了一间出租屋，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这套公寓。三年后，发生了一次爆炸，这个地方不幸被夷为平地。亨利利用这个拆迁不用支付任何费用的机会，把这个地方重建了一下，增加了半层，这半层是卧室和浴室。当时亨利租了一辆车来把这些建筑垃圾运走，这是我在我们这个街区见到的最后一辆垃圾车。
       我把包扔在公寓里之后，连门都没有关就穿过院子跑到亨利家。我在他的厨房门上拍了几下，他正在客厅里看晚间新闻，不一会就出来了。我们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之后，我问道：“那辆垃圾车是干什么用的?”
       “格斯的护士要的。”
       “索拉纳?这可是个大胆的举动。”
       “我也这么想。她今天早上来了一趟，告诉我要把这些东西运走。她把格斯的那些破烂扔了。”
       “你在开玩笑吗?”
       “我没有。她跟梅拉妮说清楚了的，是梅拉妮同意的。”
       “格斯同意吗?”
       “好像同意了。我给梅拉妮打了个电话，想知道应不应该这样。她说格斯这段时间病得很重，晚上不能一个人待着，让索拉纳住两个晚上。她就在沙发上住下了，沙发又短又有烟味。她请求梅拉妮同意让她弄张轻便小床进来，但没有地方。他的第二间卧室和第三间卧室满屋子都是破烂，她打算扔掉的就是这些东西。”
       “他竟然同意了，我感到很吃惊。”
       “他没有多少选择。你不能指望一个妇女在地上铺草垫。”
       “谁去搬那些破烂?一个房间里的报纸就有半吨。”
       “大部分是她自己搬，至少她搬得动的那些东西由她来搬。那些体积大的，我想她会雇别人来搬。这一切都是她和格斯一起做的，扔什么东西是他决定的。好一点的东西他紧紧抓在手里——画和几件古董——其余的都是历史了。”
       “希望她把那些讨厌的地毯也弄走。”我说。
       “但愿如此。”
       亨利邀我进去喝杯酒，我正要接受他的邀请，但我家的电话这时响了。
       “我还是去接电话吧。”说着，我疾步而去。
       自动应答机正要启动的时候，我拿起了电话。是梅拉妮·奥博琳。
       她说：“哦，太好了。很高兴找到你了。我担心你不在家。我正要出门，有个问题要问问你。”
       “请问吧。”
       “我今天早些时候给格斯叔祖父打过一个电话，我感觉他不认识我了。说的话很古怪。有点傻兮兮的，你知道吗?他好像喝醉了一样，又好像很混沌不清一样，或者这两者都有点。”
       “这不像他。我们都知道他很执拗，但他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次不是。”
       “或许是药物的影响。他们或许让他吃止痛片了。”
       “这个时候吃止痛片?好像不对啊。我知道他在吃氧可酮，但医生已经决定不让他再吃这种药了。你最近跟他谈过吗?”
       “你走之后还没有，但亨利去看过他两三次。如果有问题，我相信他会提出来的。你想让我去看看他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说。“他挂电话之后，我又打回去跟索拉纳说了说，希望她估计一下他的病情。她觉得他有老年痴呆的迹象。”
       “呃，那就麻烦了。”我说。“我一两天之内去看看，跟他聊一聊。”
       “谢谢。你可以问问亨利，看他觉察到了什么没有?”
       “好。如果有什么事情就向你报告。”
       星期二早上，我留出了一个小时，准备给一个房客送份通知书去，他住在科盖特的一栋公寓里，通知书上要求那个房客要么在三天之内付房租，要么走人。通常情况下，房东理查德·康普顿会亲自去送这份逐客令，希望通过吓唬让他把房租付清。 康普顿拥有这套房产才六个月，却一直在忙着赶人。有些欠租不交的人脾气非常不好，其中有两个甚至还威胁要把他打昏过去。他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派个人，也就是让我代他去。我虽然认为他太胆小了，但如果我把这张纸条送去的话他给我二十五块，这似乎也非常值得，不就两秒钟的事情吗?路上车不多，我开了十五分钟，把收音机调到一个谈话节目，听众们打进电话就一些婚姻和社会问题进行咨询。我很倾慕那个女主持人，我还饶有兴致地想，不知道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不是跟她一样。
       我找到那个门牌号，把车停在路边。我把通知书折起来，塞进夹克的口袋里。通常在送逐客令时，我不喜欢一开始就把看起来非常正式的文件拿在手上挥。最好搞清情况之后再说明自己的来意。我下车时从副驾驶座上拿起包，把车在身后锁好。
       我花了一分钟时间打量这些公寓楼，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监狱一样。我凝视着那些楼房，共有四栋，每栋三层。四栋楼形成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角上是敞开的，中间有走道。每栋楼有二十四套公寓，每栋楼都涂着灰泥，看起来朴实无华。或许是为了让外表看起来柔和一些，墙边种着一些桧属植物。遗憾的是，大多数常绿植物都枯萎了，树枝稀疏得就像上一年的圣诞树一样，残存的针叶变成了铁锈色。
       我从最近一栋楼的前面穿过去，看见一排矮矮的门廊，只有一级台阶那么高，临时放了些铝制椅子。每个门洞的上方有个倒置的V字形屋顶，看起来很谦卑，但都太小了，不足以保护人们不受暴风雨的侵袭。在雨季，你可以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钥匙，摸索着开门，等门打开时，你浑身可能都湿透了。夏天，烈日炎炎，把楼道变成了小烤炉。无论是谁，只要爬到三层都会心脏狂跳，气喘吁吁。
       从前门看没有什么院子，但进到内院以后，我看见二楼和三楼凉廊上有个带顶的烧烤屋，还看见一楼绿地上的晒衣绳和孩子们的玩具。垃圾桶杂乱无序地放在一个车库的一端，车库很简陋，里面没有一辆车，一般的车库都是密封的，而这里的车库不是。楼群里有一股久未住人的奇怪味道，就像灾难过后遗弃的房舍一样。
       康普顿对那些房客除了抱怨之外什么也干不了，那些房客都是婊子养的(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按照他的说法，他买这些房产的时候，公寓里已经人满为患，房屋毁坏严重。他做了些修修补补之后，在外面刷了一层油漆，把租金普遍提高了。这样那些最不合意的房客虽被赶了出去，但留下来的却也是些喜欢抱怨但不喜欢支付房租的家伙。
       这家房客是古费夫妇，分别叫格兰特和杰姬。上个月，他们没有交房租，康普顿给他们写了一封威胁信，古费夫妇对这封信没有理睬。他们已经欠了两个月的房租，打算再欠一个月，然后再对他的威胁做出回应。我穿过枯草地，绕过那栋楼的转角，爬上一段楼梯，楼梯在房子外面。十八号公寓在二楼，是三套公寓中间的一间。
       我敲了敲门。过了一会，门开了，露出一道防盗链拉直时那么宽的缝，一个女人向外窥视。“你是谁?”
       “你是杰姬吗?”
       停顿了一会。“她不在。”
       我能看见她的左眼，蓝色，浅棕色的头发上挂着冰镇橙汁罐头大小的卷发筒。我还能看见她的左耳，软骨上穿着金黄色的耳环，活像一本螺旋形活页簿。康普顿在给我形容她时提到过这个，所以我敢肯定这人就是杰姬，而她却当面撒谎。“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你想干什么?”
       现在不知说什么好的倒是我了，我想着如何回答。“她的房东要我找她一下。”
       “干什么?”
       “他不让我跟别人讨论这个问题。你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停了一会。“我是她妹妹。从明尼阿波利斯来。”
       我想最好的谎言都要添枝加叶。我自己就是个世界一流的说谎者。“你的名字是?”
       “佩蒂。”
       “介意我写下来吗?”
       “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把手伸进挎包，掏出一支笔和一个有衬里的小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下“佩蒂”。“姓呢?”
       “姓就不必告诉你了吧。”
       “你知道杰姬和她丈夫两个月没交房租了吗?”
       “谁知道这个?我是客人。跟我没任何关系。”
       “呃，或许你可以替房东给他们捎个信去。”
       我把那份通知书递给她，她还没意识到是什么东西就接了过去。我说：“三天之内要么付钱，要么走人。他们要么全额把房租付了，要么把房子腾出来。两条路由他们选。”
       “你不能那样做。”
       “不是我要那样做。是他，是他在警告他们。你姐姐回家时你提醒提醒她。”
       “他也没信守他的诺言。”
       “比如说?”
       “付房租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快，狗日的修房子的时候慢吞吞的，而且根本没有修好。窗户打不开，下水道下不了水，甚至连厨房的水池都不能用。所有的碟子盘子都只能在浴盆里洗。看看这周围，简直是个垃圾场，你知道房租是多少吗?每个月六百块。还得花一百二十块修电线，否则整栋房子就会烧掉。这就是他们没有付房租的原因，因为他没有把他们花的钱用在他们身上。”
       “我非常同情你们，但我无法给你们任何法律上的建议，即使我有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康普顿先生的行为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你也可以那样做。”
       “权利，算个屁。什么权利?我要么待在这里忍受他的废话，要么搬出去。这是什么交易?”
       “这个交易是你搬进来时签过字的，”我说。“你想你的声音被别人听见的话，你可以加入租户联合会。”
       “贱女人。”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在防盗链没有取下来的情况下，她只能用那么大的力了。
       我回到汽车上，前往公证人办公室，准备写一封完整详细的报告交差。
       15
       午餐后我回到办公室，自动应答机上的留言灯在闪烁。我按下“播放”键。
       一个女人说：“喂?哦。我希望这个号码是对的。我是杜威·格雷特豪斯。我昨天在自家门缝里发现了一张传单，我打电话来就是为这事的。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我见过那个人。你接到这个电话后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谢谢。哦，我的电话是……”她飞快地把电话说了一遍。
       我抓起纸笔，凭记忆把号码写下来，又放了一遍留言核实。我急切地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铃响了十多次。
       那个女人终于接了电话，明显地气喘吁吁。“喂?”
       “是格雷特豪斯夫人，还是杜威?还是我把名字搞错了?”
       “是杜威。等一等。我刚刚跑上楼。对不起。”
       “没问题。慢慢来。”
       最后，她说：“哎呀!我听到电话响时正从洗衣房出来。你是谁?”
       “金西·米尔霍恩。你要我给你回个电话。你给我留了言，是关于我在你门缝里塞的传单的事。”
       “是留过言。我想起来了，但我觉得你没有留姓名。”
       “对不起，非常感谢你给我打电话。”
       “我这样问希望你不要介意，你为什么要找这个人?我不想让别人有麻烦。传单上说有个什么车祸。他把别人撞了吗?”
       我又从头解释了一遍，明确告诉她，车祸不是那个人引起的，跟他没有关系。我说：“恰恰相反，他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我在为一个律师干活，他希望那个人能把当时的情形给我们说一下。”
       “噢，我明白了。呃，那好吧。我不知道我能帮你多大的忙，当我看到你的传单时，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他住在这个地方吗?”
       “我觉得他不住在这个地方。我见过他坐在维斯塔迪玛和帕里萨德大道的公共汽车站。你知道我说的那个车站吗?”
       “在城市学院吗?”
       “对，城市学院对面。”
       “哦。”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那条街在我家附近，我开车回家时见过他。我减速转弯时要朝那个方向看。”
       “你多久能见到他一次?”
       “在过去一年中每星期能见一两次，都是在下午。”
       “就是说，从去年5月份以来?”
       “对。”
       “能不能告诉我是星期几呢?”
       “我没注意过。我是1986年6月搬到那里去的，当时我找了个兼职的活。”
       “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杜同汽车公司的服务部工作。从这里上班只需要十分钟，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这里租了一套公寓。”
       “你说是什么时候?”
       “午后。我2点50分一定能到家。因为相距只有半英里，所以一旦上路之后时间就不会太长。”
       “你了解他吗?”
       “不太了解。大多都是从你说的当中知道的。他的头发又浓又密，穿一件棕色的皮夹克。我见到他时都是一晃而过，所以真的不知道他的年龄和眼睛的颜色之类的。”
       “你认为他在这附近工作?”
       “我猜是这样。也许是个杂务工之类的。”
       “有可能是城市学院的杂务工吗?”
       “我想有可能，”她带着怀疑的口吻说。“他看起来年纪很大了，不可能是学生。我知道有很多年纪较大的人回到学校学习，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背着背包或提着公文包。我见到的所有大学生都带着这些东西。至少有书。如果你想找他谈一谈的话，你也许可以在公共汽车站找到他。”
       “我试一试。如果你再见到他，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她说，然后喀哒一声挂了电话。
       我在便笺簿上她的名字和号码周围画了个圈，然后放进文件夹。即使只大致确认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我都已经很激动了。就像看见尼斯湖水怪或喜马拉雅山雪人(注：传说中，在上个冰河时期，在喜马拉雅山区出现过巨大的“雪人”，目前还有少数残留。有人说是熊，也有人说是巨猿。)一样让我充满了希望。
       那天我支付账单、清理工作头绪到很晚。回家时已经6点45分，天完全黑了。气温从白天的华氏六十二度降到了四十多度。我的脖套和运动夹克根本挡不住寒风的侵袭。海上湿漉漉的雾气又使这种寒气变本加厉。我知道自己一旦进门之后就再也不想出来。我看见格斯家有灯，就决定去看看，这是拜访别人的最好时间。我希望他们已经吃过晚饭，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吃饭。
       我经过的时候，看见垃圾车装了一半。索拉纳很显然正在推进她的扔破烂工程。我在格斯的门上敲了敲。因为冷，我浑身缩成一团，两只胳膊抱在胸前。我跺着脚想暖和暖和身子，可一点用都没有。我非常想见到索拉纳·罗哈斯。三个星期前我查过这个人的工作经历。
       从格斯前门的玻璃框中我看见了她的一举一动。她关掉廊灯，透过玻璃向外面张望。“谁啊?”
       “你是索拉纳吗?”
       “是的。”她戴着黑色边框眼镜。头发是清一色的棕色，是自己在家染的。如果是在发廊染的，某些地方会因为使用了“艺术手段”而显得不太真实。我从她的申请表上知道她六十四岁了，但她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年轻。
       我微笑着提高嗓门，弯着拇指朝亨利的方向指。“我叫金西·米尔霍恩。住在隔壁。我想来看看格斯怎么样了。”
       她把门打开，一股热气飘出来。“你是叫——”
       “米尔霍恩。我叫金西。”
       “很高兴见到你，米尔霍恩小姐。请进来。弗伦斯基先生会感到很高兴的，有人来看他。他有点忧郁。”她朝后退了一点点，让我进去。
       她打扮得很整洁，但腹部有点大，说明她曾经怀过孩子。年轻的妈妈们怀孩子后体重很快就下去了，可人到中年时就会有个嘲弄人的小肚腩，再也下不去。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下意识地估算了一下她的身高，五英尺二左右，我是五英尺六。她穿一件柔和的绿色束腰外衣，看起来非常结实耐用，裤子与上衣搭配得很好——尽管并非一套，可防皱的衣服舒适、耐洗。病人的血迹或其他液体弄在上面后容易洗。
       我被客厅里的景象惊呆了。碎裂的胶合板桌子以及上面那些黏糊糊的小玩意不见了。沙发上和三把椅子上的茶褐色套子不见了。事实证明，原来的室内装饰非常悦人，各种颜色组合在一起，深浅不同，有奶油色、粉红色、珊瑚色、绿色，大概是已故的弗伦斯基夫人挑选的。无精打采的窗帘取了下来，窗户看起来无遮无拦、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一丝不乱。地毯上虽然仍然放着防鼠药，但咖啡桌上摆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过了一会我才意识到这些花是假的。甚至屋子里的味道都从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尼古丁的味道变成了一种清新的味道，大概可以称之为“春雨”或“野花”的味道吧。
       “哇塞，太漂亮了。这里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
       她似乎感到很满足。“还有工作要做，但至少这些地方好点了。弗伦斯基先生在他的房间里看书，跟我来吧。”
       我跟着索拉纳在过道里走着。她的绉绸鞋底没有一点声响，真是奇特，她就像漂浮在我面前的一艘气垫船。我们来到格斯的卧室，她偷偷地朝他看了一眼，回头瞟了我一眼，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他睡着了。”她轻声说道。
       我从她旁边看过去，看见他倚着身子坐在床上，身子下面垫着一堆枕头。胸前放着一本书，是打开的。他张着大嘴，眼皮像刚出生的小鸟那样透明。卧室看起来很整洁，床单似乎也是新的。床的另一头放着一条折得整整齐齐的毯子。他的助听器取下来了，放在手边的床头柜上。我用很低的声音说道：“我不想打扰他，还是明天再来吧。”
       “你定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叫醒。”
       “不要了。不着急。”我说。“我8点半上班。如果他那个时候起床了，我可以来看他。”
       “他6点钟起床。早睡早起。”
       “他怎么样?”
       她指了指。“我们到厨房去说吧。”
       “哦，好。”
       她折回来，转左进了厨房。我尾随在后面，试图像她一样步态轻盈。厨房跟客厅和卧室一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炊具都在原来的位置，随着岁月的流逝变黄了，但是现在，灶台上添了一台崭新的微波炉，这个地方以前是空的。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窗帘好像洗过、熨烫过，重新挂上去的。
       我刚才的问题她这时才回答：“他时好时坏。在他这种年龄，不应该反弹这么快。他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每走两步总要后退三步。”
       “我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我知道他的侄孙女对他的精神状态很担心。”
       她的脸上似乎挂上了一层愠怒的面纱。“你跟她谈过?”
       “她昨天给我打过电话。她说他们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他好像很迷糊。她问我是否注意到了他的什么变化。我几个星期都没见到他了，所以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我告诉她我会去看他。”
       “他的记忆可不是这样。我给她解释过。如果她在护理方面有什么问题要问，她应该问我。”她的语气有点不耐烦，脸也开始发红了。
       “她不担心护理的问题。她是想问我了解不了解情况。她说你怀疑他有老年痴呆症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没有?也许我搞错了，我觉得她确实说过，你提到过老年痴呆症的迹象。”
       “她误解我了。我说有几种可能性，痴呆是其中一种。还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者维生素B缺乏，如果治疗得当，两者都可以好转。我不愿意冒昧地做出诊断。这不是我的事。”
       “她没说你做过诊断之类的。她只是提醒我，让我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她有点不悦了。
       “对不起，我想我没有说清楚。她说他在电话里听起来很迷糊，认为可能是服用药物之类所致。她说她随后给你打了电话，你们两个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现在她派你来再核查一遍。”
       “不是核查你，而是看看他的情况。”
       她不再看着我，她的举止僵硬，表明她生气了。“很遗憾，她觉得必须在我背后跟你说这些。很明显，她对我的说法不满意。”
       “说实话，她打电话时没有说到你。她问的是我注意到了他的什么变化没有。”
       她狠狠地盯着我，脸色阴郁。“所以你是医生?也许你想看看我的记录。我把每件事情都记了下来，老师是这么教我的。服药，血压，排便。如果她怀疑我的资质，或者怀疑我对她叔祖父的护理不用心，我愿意把记录给她复印一份。”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攻击我。她疯了吗?我似乎不能从这个想法中摆脱出来。我担心如果自己再说两句，她会一气之下不干了，那梅拉妮就进退两难了。她就像蛇见到人一样，起初咝咝有声，然后就准备盘起来。我既不敢转身，也不敢把视线移开。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放弃了打了就跑的策略，决定装死。如果你碰到熊就跑，它会跟着你追。这是畜生的本性。蛇恰恰相反。如果我离开，她可能会袭击我。
       我迎着她的目光。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控制住了自己，某种屏障降了下来。我已经在她身上看见了我无意中看到的一个方面，以及她转瞬即逝的愤怒，她把愤怒掩盖了起来。这情形就像癫痫病发作的人一样，三秒钟的发作之后又恢复了。我不想让她意识到她把自己暴露到了什么程度。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说：“哦，趁我还没有忘记，我想问问那个炉子怎么样。”
       她的目光变得清澈了。“什么?”
       “去年格斯的暖气炉出了问题。天气这么冷，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很暖和。没什么问题吧?”
       “没事。”
       “呃，如果炉子不正常，随时给我打电话。亨利有负责炉子的暖气公司的电话号码。”
       “谢谢。当然。”
       “那我告辞了。我还没有吃晚饭，天已经很晚了。”
       我朝门口走去，感觉她就跟在我后面，我朝后面瞟了一眼，笑了笑。“我明早上班的时候再来。”
       我没有等她回答，就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从前门出来。我从门前的台阶上下来时，感觉她就站在我身后的门边，正透过玻璃看着我。我想回头看看是不是这样，最后还是忍住了。我走的是左边那条路，等她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哆嗦了一下，这个哆嗦让我从头到脚都摇晃起来。我打开公寓的门，花了几分钟时间让所有的灯亮起来，把房间里的阴影驱散。
       我早上上班之前又到隔壁去了一趟，决定跟格斯谈一谈。我虽然认为他晚上这么早就睡觉有些奇怪，但或许老人都这样。索拉纳对我的有关格斯精神状态的反应让我想了又想。我想象不出来她表现出来的那些困扰，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我告诉梅拉妮我去查过了，再也不会让那个女人吓走了。我知道她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来，一想到见不着她我还是觉得高兴。
       我爬上门前的台阶，敲了敲门。没有人开门，我把手掬成杯状趴在玻璃上朝里面看。客厅里没有灯，厨房里的灯好像亮着。我在玻璃上敲了敲，然后等着，可没有人在的迹象。我曾经借过格斯给亨利的那把钥匙，但我认为自己这时候不能冒昧地进去。
       我绕到后门，后门的上半部分是玻璃。里面用胶带贴着一张条子：
       送外卖的人，门没有锁，请自己进来。弗伦斯基先生听力很差，可能听不见你敲门。
       我试着转了转门把手，门果真没锁。我把门打开，把头探进去。“弗伦斯基先生?”
       我朝厨房的灶台和炉子顶上看了一眼。他好像没有吃早餐。我看见一盒干干的荞麦食品，旁边有一只碗和一把勺子。水池里没有盘子。“弗伦斯基先生?你在吗?”
       我听见过道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真他妈的该死!不要那么大喊大叫的行不行?我已经尽力了。”
       不一会，爱发牢骚的格斯·弗伦斯基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拄着拐杖，曳脚而行。他仍然穿着睡衣，由于骨质疏松症，上身弯曲得几乎跟下身重叠了，他的视线始终是盯着地板的。
       “我希望没有吵醒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他歪着脑袋，侧着脸看着我。他戴着助听器，但左边那只歪了。“那些噪音是你搞出来的?我到前门，门廊里没有人。我以为是恶作剧，孩子们在胡闹。我小时候就常常这样干，敲了门就跑。我听到这里有响动时正准备回床上睡觉。你他妈的想干什么?”
       “我是金西。租亨利房子的那个人。”
       “我知道你是谁!我不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知道总统是谁，所以别以为你能在这个上面让我犯错误。哈里·杜鲁门是在职时最正派的一个人，他扔下了那些炸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告诉你。”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事。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需要什么东西?我需要恢复听力。我需要健康。我需要不再这么疼。我摔倒了，肩膀废掉了……”
       “我知道。那天亨利发现你摔倒时我跟他在一起。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你睡着了。”
       “这是我剩下的唯一的隐私。现在有这么个女人来了，老是这事那事地烦我。你也许知道她。叫索拉纳什么的。说她是个护士，但在我看来不太像个护士。如今这个都不怎么靠得住了。我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她早些时候还在这里的。”
       “我认为她3点钟才能来。”
       “现在几点了?”
       “8点35分。”
       “上午还是晚上?”
       “上午。如果是晚上8点35分的话，外面应该是黑的。”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我听见有人在摸摸索索的，以为是她。门没有锁，谁都可以进来。很幸运，我没有被人害死在床上。”他的视线移开了。“那个人是谁?”
       他从我身旁看着厨房门口，我看见门廊里站着一个人时吓得跳了起来。她是个体格魁梧的女人，身穿貂皮大衣，手里提着一只棕色的食品袋。她指了指门把手。我走过去，把后门打开。
       “谢谢，亲爱的。我今天早上忙得很，但又不想把这个放在门廊上。你好吗?”
       “很好。”我告诉她我是谁，她也告诉我她是谁，她说她是戴尔夫人，是送外卖的义工。
       “你还好吗，弗伦斯基先生?”她把外卖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一边把东西拿出来一边跟格斯说话。“外面太冷了。邻居这么关心你，真是不错。你情况怎么样?”
       格斯没有回答，她也没有指望他回答。他恼怒地挥了挥手，让她走开，然后拄着拐杖朝一把椅子移去。
       戴尔夫人把一些盒子塞进冰箱，然后走到微波炉前，把三只盒子放进去，按了几个数字。“这是鸡肉砂锅菜，一个人吃的。你可以把蔬菜装在两只小一点的盒子里跟这个一起吃。你只需要按一下‘开始’键。我已经把时间设好了。拿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我不希望你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烫着了。”她说话的声音比平常要大一些，但我不相信他听得见。
       他盯着地板。“我不要甜菜。”他说这话时好像她在责备他他在辩驳一样。
       “没有甜菜。我跟卡瑞根夫人说过，你不喜欢甜菜，所以她给你换成了青豆。这样可以吗?你曾说青豆是你最爱吃的。”
       “我喜欢青豆，但不喜欢硬的。脆的不好。尝起来有生味的我不喜欢。”
       “这些应该不错。还有半个红薯。我把你的晚餐放在冰箱里，用棕色袋子装着。罗哈斯夫人说到了吃饭的时间她会提醒你的。”
       “我会记得吃的!你以为我是个白痴吗?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金枪鱼色拉三明治，凉拌卷心菜，一个苹果和一些小甜饼。麦片粥加葡萄干。你记得吃药吗?”
       他茫然地看着她。“你说什么?”
       “你今天早上吃药了吗?”
       “我觉得吃了，吃了。”
       “呃，很好。那我走了。享受你的美餐吧。很高兴见到你，亲爱的。”她把棕色纸袋折起来，夹在腋下，出去了。
       “真是多管闲事。”他说道，但我觉得这话并不是真心的。他就是喜欢抱怨。这一次，我对他执拗的疑虑打消了。
       16
       我在格斯家待了至少十五分钟，他这时似乎疲倦了，我也似乎很累了。对我来说，跟一个耄耋之年的人用高分贝嗓门拉家常大概到了我能容忍的极限。我说：“我得走了，但我不想把你留在这里，你要去客厅吗?”
       “也行啊，但你得把那个午餐袋子给我拿过来，放在沙发上。我饿了，我不能跑来跑去的。”
       “我想你是想吃鸡肉砂锅菜吧。”
       “那个玩意我够不着。把它放在那个台子的后面我怎么够得着?我的胳膊再长三英尺差不多。”
       “你想让我把微波炉拿近一点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想中午的时候吃午饭，天黑以后吃晚饭。”
       我扶着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让他站稳。他伸手拿过拐杖，在我的搀扶下慢吞吞地向那个铝制门框走去。我陪着他，跟他步调一致，缓缓向客厅走去。我禁不住感到吃惊，人的老化过程竟然不是一样的。格斯与亨利还有亨利的兄弟之间的区别是那么明显，即使他们的年龄不相上下。从厨房到客厅这段路已经让格斯筋疲力尽了。亨利虽然不能跑马拉松，但他身体强壮，活跃向上。格斯的肌肉也没有了。我轻轻地握着他的胳膊，感觉都是皮包骨，没有一点点肉。甚至连他的皮肤也是易碎的。
       他在沙发上一坐下来，我就回到厨房把午餐从冰箱里拿出来。“你想把这个放在桌上吗?”
       他愤怒地看着我。“我不管你怎么做。你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
       我把袋子放在沙发上他够得着的地方。我希望他别在拿午餐的时候摔倒了，又让该死的什么东西折了。
       他要我给他找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在无线频道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我爱露西》，这部电视剧全天二十四小时播放。他的电视机很旧了，要找的这个频道上面有些雪花点子，我觉得烦躁不已。我跟格斯提这个，他却说六年前他做白内障手术时他看到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我给他倒了一杯茶，快速看了看浴室，他的药箱放在水池边上。那只塑料箱子跟铅笔盒差不多大小，有很多小隔间，每个隔间上写着一个大写字母，表示是星期几该吃的药。星期三的隔间里是空的，所以看起来他在按时吃药。回到家，我把格斯家的钥匙放在亨利家门前的垫子下面，然后就去上班了。
       我上午在办公室的效率很高，把文件整理了一遍。我有四个银行专用的盒子，1987年的案件材料都用盒子装了起来，这样就给今年腾出了地方。我把这些盒子放在办公室后面的储藏室里，储藏室在小厨房和浴室之间。我去了一趟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些新的悬挂式文件夹，十几支我最喜欢的“舵手”牌圆珠笔，有衬里的黄色便纸簿和即时贴。我看见了一本1988年的日历，也把它塞进了购物篮里。
       我开车回办公室的时候，想了想那个不知下落的目击者。在公共汽车站闲逛似乎是个浪费时间的做法，即使每天闲逛一个小时也是浪费时间。最好从源头上去找。再次坐到桌子前时，我给大都会公共交通局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值班督导。我想跟在城市学院周边地区路上跑的公共汽车司机聊一聊。我简要地把莉萨·雷撞车的事跟他说了，而且告诉他，我非常想跟跑这条路线的司机谈一下。
       他告诉我有两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16路和17路公共汽车，说我最好找一个名叫杰夫·韦伯的人。他早上7点钟从小教堂和卡皮罗街的运输中心出发，在镇上转一大圈之后，沿帕里萨德大道回中心，每一趟要花四十五分钟。他下班的时间一般在3点15分。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我给自己好好当了一回秘书，打字、归档、整理桌面。2点45分，我锁好办公室，前往与长途汽车站毗邻的大都会公共交通局大楼。我把汽车停在付费停车场，带着一本平装本小说在大楼里坐下来。
       售票员看见杰夫·韦伯从衣帽间出来时便指给我看。他胳膊上搭着一件夹克，五十多岁，制服的口袋上挂着名签。他个头很高，小平头，金色的头发有些许灰白了，白色的眉毛下面有一双蓝色的小眼睛。他的鼻子很大，有晒斑，衬衣衣袖短了两英寸，骨瘦如柴的手腕露了出来。他太高了，胳膊又特别长，他如果打高尔夫球的话，需要俱乐部给他特别订做衣服。
       我在停车场追上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递上自己的名片。我给他的材料他看也没看，但当我开始对那个要找的人进行描述时，他显得彬彬有礼，非常专心。
       我一说完，他就说：“哦，是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
       “你知道?”
       “你说的是麦尔文·唐斯。他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干。”我又把那起车祸详详细细讲了一遍。
       韦伯说：“我想起来了，不过，我没有亲眼看见车祸是怎么发生的。我在那站停下来时，有辆警车和救护车已经到达现场，交通慢了下来，像爬行一样。警察正在千方百计疏导交通。虽然只耽误了十分钟，却是件棘手的事情，当时我车上没有一个人抱怨，但我感觉得到他们烦了。许多人刚刚下班，急着回家，马上就要开始周末长假了，他们有点急不可耐。”
       “唐斯先生呢?那天也坐了你的车吗?”
       “大概吧。我每周一般都要看见他两次——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时候。”
       “呃，他那天一定也在那里，因为发生车祸的双方都记得见过他。”
       “我不怀疑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不记得他上没上汽车了。”
       “你了解他吗?”
       “从我的观察来看，他人不错。他虽然很和蔼，但不像别人那样喜欢唠叨。他坐在靠近汽车后面的位置，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说话。车上人多很挤的时候，我看见他不是把座位让给残疾人，就是让给老人。我从后视镜里见过很多次，他这么有礼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礼仪如今都不教了。”
       “你觉得他就在那附近工作?”
       “我猜是这样，不过，我无法告诉你他在哪里工作。”
       “我跟别人谈起过他，他们认为他可能是做零工的，或者是工地上的工人。”
       “很有可能。那个地方住着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寡妇和退休的职业妇女，她们或许需要雇个零工。”
       “你是在哪里把他放下来的?”
       “我一直把他带到这里。他是在终点站下车的。”
       “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我碰巧知道。在弗洛雷斯塔附近或玛德琳娜附近的戴夫莱文街有个公寓酒店。很大，木头建筑，黄颜色，有环形走廊。天气很好的时候，我看见他在外面坐着。”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手表。“对不起，我只能帮你这些了，我妻子已经在路上了。”他举起我的名片，“我把这个留下来，下次见到麦尔文时，把你找他的事告诉他。”
       “谢谢。请把我想找他谈谈的事告诉他吧。”
       “好的。太好了。肯定会的。祝你好运。”
       我回到汽车上，绕着这个街区转了一大圈，其间经过小教堂路，又沿戴夫莱文街而下，后者是一条单行道。我放慢车速，寻找那栋黄色的公寓酒店。这个地方跟我住的地方一样，单一的家庭住宅和一些小公司奇怪地混合在一起。许多位于转角的住宅，尤其是那些离市中心较近的住宅，都变成了夫妻店：有一个小市场，还有一家卖酒和服装的小商店，以及两家古董店和一家二手书店。我找到那家酒店时，后面排了一长串车子，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紧跟在我后面的那个司机对我做了个粗鲁的手势。我在第一个转角处右转，又开了一个街区才找到停车场。
       我步行了一个半街区，经过一个旧车市场，这里出售各种各样的低档货车和敞篷卡车，挡风玻璃上用蛋黄色颜料写着不同的价格和各式各样的忠告。一定要看一看!2499元。不要错过!价格实惠，1799元。一经售出，概不负责!! 1999.99元。后者是一辆卡车，很破很旧，送牛奶的，现在改装成了一辆野营挂车。车的后门是开的，我看见里面有个小厨房，还有内嵌式储藏间和两张沙发椅，这两张椅子拼起来成了一张床。那个售货员正抄着手跟一个戴着太阳镜和平顶卷边圆帽的白发男人讨论这辆车的优点。我也差点停下脚步去看看这辆车。
       我对有个小窝特别着迷，而且价格不到两千块——呃，两千块差一分——我想象自己蜷缩在野营挂车里，借着电池提供的照明阅读小说的情形。当然，我会把它停在自己的公寓前面，而不是在大自然里野营，在我看来，最不可靠的事情莫过于野营了。一个女人只身在森林里简直就是熊和蜘蛛的诱饵。
       酒店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在岁月的流逝中曾经重建过，多少有点匆忙的意思。后面的阳台看起来就像加上去的，然后又封了起来。有一条走道，上面有顶，把这栋房子和另一栋独立的或许也是出租的楼房连接起来。花坛干净整洁，灌木丛修剪过，外面的油漆看起来还是新的。大楼对角的凸窗看起来是原来就有的，二楼的凸窗整整齐齐地堆叠在一楼上面，冠顶沿着屋顶突出来。这突出来的两英寸冠顶显得复杂精美，木质撑架非常华丽，上面刺有圆形和月牙形的图案。屋檐下有鸟儿筑起的小巢，鸟巢上一根根粗糙的树枝就像一个优雅端庄的女人没有去毛的腋窝那样刺眼。
       前门是开着的，门上一半是玻璃，门铃上方有句话，是用手蘸着墨水写的：“门铃坏了——敲门听不见——办公室在后厅里。”我理解这是邀请我进去。
       在走道的后面有三扇门是开着的。在一扇门里，我看见了一间老式厨房，很大，地上的油地毡几乎完全退色了。炊具就像我在一个主题公园里见过的反映1880年以来美国家庭生活的一样。在远处的一面墙上我看见有个楼梯迂回而上，消失在视野之中，我想象附近可能有扇后门，不过，从我站的地方看不见。
       第二扇门一定是通向后面客厅的，可现在当作餐厅来用了，放进了一张敦实的橡木桌和十把并不配套的椅子。空气中散发着软蜡的味道，以及多年来沉积下来的雪茄和昨晚煮熟的猪肉的味道。在一只笨重的橡木碗柜上盖着一条手工编织的毯子。
       第三扇门里是原先的餐厅，这可从其得体的布局看出来。有两扇门被灰色的铁皮柜堵住了，一张超大号拉盖书桌挤在窗户前。出乎意料的是，办公室是空的。我在门框上敲了敲，一个女人从一间小一点的房间里出来，这间房子原来可能是个储藏室，现在改成了化妆间。她身材矮胖，头发呈灰色，拳曲稀少，随意地绑了一下，而散落下来的头发更多。她戴着一副小小的金丝边眼镜，牙齿就像被树根扭曲的人行道一样，重重叠叠。
       我说：“我要找麦尔文·唐斯。你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间房吗?”
       “我不能泄露房客的情况。我要考虑他们的安全和隐私。”
       “你能不能让他知道有人来找他?”
       她眨了眨眼睛，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可以，但没有用。他出去了。”她闭上嘴巴，很显然不想提供更多的情况，大概不想让我痛苦。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吗?”
       “哎呀，你跟我一样会猜。唐斯先生没有把出去和回来的时间告诉我。我是他的房东，不是他老婆。”
       “如果我等等的话，你会介意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介意。星期三他一般很晚才回来。”
       “大概什么时候，6点?”
       “从过去的情况判断，我要说，差不多10点。你是他女儿?”
       “不是。他有女儿吗?”
       “他提到过一个。事实上，我不让单身女人晚上9点后去见我的房客。它会给其他人发出错误的信息。”
       “我想我还是改天再来吧。”
       “好吧。”
       我回家时直接去了亨利家。我敲了敲门。我们好几天没见面了。我看见他在厨房里，正把一只大碗从橱柜下层拿出来。我在玻璃上敲了敲，他看见我，把碗放在案板上，把门打开。
       “打扰你了吗?”
       “没有，没有。进来吧。我正在做跟面包黄油一起吃的泡菜。欢迎你来给我帮个手。”
       我看见水池里有个很大的粗滤器，还有些黄瓜，堆得很高。在一个小一点的粗滤器里面装着白色的洋葱。案板上依次摆着用小玻璃罐装起来的姜黄粉、芥菜籽、芹菜籽和辣椒。
       “这些黄瓜全是吗?”
       “这是我这个月第三次做泡菜了，但我仍然很投入。”
       “我以为你只买了一种植物。”
       “呃，两种。一种似乎太少了，我觉得应该再加一种，有个伴。现在我半个院子里都是葡萄树。”
       “我以为是野葛。”
       “有意思。”他说。
       “我无法相信你1月份还在收获。”
       “我也不相信。把刀拿起来，我给你找块砧板。”
       亨利给我倒了半杯酒，给他自己倒了一杯黑杰克鸡尾酒，加上冰。我们肩并肩站在案板前，不时地啜一口，把黄瓜和洋葱切成片，这样过了十分钟时间。做完这些，亨利给装在两只大陶瓷碗里的蔬菜撒了一些盐。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碎冰，紧紧压在混合在一起的黄瓜和洋葱上面，然后用厚重的盖子把两只碗盖起来。
       “我姑妈过去常常这样做泡菜。”我说。“它们要放三个小时，对不对?然后你把其他配料在一个罐子里煮沸，加在黄瓜和洋葱里面。”
       “是这样。我给你六品脱，还要给罗斯一些。在餐馆里，她把泡菜和软干酪一起放在黑面包上面。足以辣出你的眼泪来。”
       他在一把很大的汤壶里加了一些水，然后把汤壶放在炉子上，准备给罐子消毒，罐子就放在附近的盒子里。
       “夏洛蒂的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她说不错。四个孩子都聚在她菲尼克斯市的女儿家里。圣诞前夜停电了，一家人开车去了斯科特斯德，住进了腓尼基人酒店。她说这是圣诞节最理想的过法。黄昏时分来电了，他们回到她女儿家，又把一切重做了一遍。你等等，我给你看看她给我带的东西。”
       “她送了你一份圣诞礼物?我以为你们没有交换礼物呢。”
       “她说不是为过圣诞节，而是提前过生日。”
       亨利把手擦干，出了厨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鞋盒子。他打开盖子，拿出一双跑鞋。
       “是跑鞋?”
       “走路时穿的。她多年来一直坚持走路，希望我也养成这个习惯。威廉可能会跟我们一起。”
       “呃，这个计划不错，”我说。“我很高兴听说她还在你身边。我近来不大见到她。”
       “我也是。她有个客户从巴尔的摩来，那个客户快要把她逼疯了。她开着车带着他到处看房子，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房子都不太合适。他想建个四单元公寓楼之类的。她试图教给他关于加利福尼亚房产的知识，而他呢，不停地告诉她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不知道她的耐心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样?这些天生活得怎么样?”
       “很好。我在制定来年的计划，”我说。“我确实跟索拉纳发生过一次口角，很怪。她是个容易生气的人。”接下来我把当时跟她发生的冲突和她得知我跟格斯的侄孙女通过长途电话后发火的事说了一遍。“那个电话不是讲她的。梅拉妮认为格斯有些迷糊，她想知道我注意到什么没有。我说我可以去看一看，但我没打算管索拉纳的闲事。我对老人护理一无所知。”
       “也许她对各种各样的阴谋见得太多了。”
       “我不知道……好像还有别的隐情。”
       “我不太喜欢她。”
       “我也是。在她身上有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17
       索拉纳
       索拉纳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时钟。此时是凌晨2点零2分，她听见她放在老人房间床边的监视器发出的嘶嘶声。他的呼吸就像海浪那么有节奏。她把被头折起来，光着脚在走廊里走着。屋子里很暗，但她的夜视能力很强，大街上的灯光透进来，很亮，墙壁发出灰色的光芒。她让他按时服药，把非处方药——安眠药捣碎，加在他的晚饭里。送外卖的给他送来热气腾腾的午饭，还给他送来用棕色的纸袋子装着的晚饭，是让他稍晚一点吃的。可他喜欢在5点钟吃这顿热气腾腾的饭，以前他一直在这个时候吃晚饭。虽然她拿苹果、甜面包和三明治没什么办法，但砂锅菜完全可以达到她的目的。另外，他喜欢在睡觉前来一碟冰淇淋。他的味觉消失了，哪怕安眠药再苦，他也从来不会说一个字。
       她让他的生活恢复正常以后，他就比较容易相处了。有时候他似乎比较迷糊，但跟她看护过的很多老人比起来，他还没有他们那么迷糊。他很快就对她产生了依赖性。她喜欢病人抱怨。通常，那些碍事、脾气暴躁的人是最先安定下来的人，好像他们等待了一辈子才等来她的抚慰似的。她是母亲和救死扶伤的天使，要把他们年轻时没有享受到的关心与爱护全都给他们。
       她相信，好斗的老人跟好斗的孩子是一样的，对一心想给他们爱抚和赞许的父母充满了愤懑、失望和排斥的情绪。在父母提供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中，这些迷失的灵魂断绝了绝大部分社会交往。他们一方面轻视别人，另一方面又受到别人轻视，表面上愤怒，孤独，内心却充满了渴望。跟她照顾过两年的斯帕露夫人比起来，格斯·弗伦斯基的脾气既不比她的好也不比她的坏。斯帕露夫人是个尖刻的老泼妇。当斯帕露夫人最终被她送上黄泉路时，她像只小猫那样轻盈地离开了，只在药物起作用的时候“喵”了一声。讣告上说，她是在睡觉时安详地死去的，这基本上是事实。索拉纳是个软心肠。她为此感到自豪。她让病人们摆脱痛苦，获得自由。
       现在，格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用手掌罩着笔形电筒，在橱柜的抽屉里搜索着。她花了几个星期逐渐给他增加剂量，这样她才有理由留下来过夜。他的医生给他检查的次数不多也不少。她不想引起人家的怀疑。而建议格斯需要监控的正是这个医生。她告诉医生，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却想从床上爬起来。她说她见过他两次在屋子里游荡，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延长时间就意味着要把一间卧室清出来，这样她才有地方住。她动手清理之前，把两间卧室都搜了个遍，把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放在一边，把其余的放在另一边。垃圾车就停在路边，她把他多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当作破烂扔了。她开始扔的时候，他破天荒地号啕大哭了一次。但是由于他很少进那些房间，所以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有多少东西不见了。
       她以前搜过他的卧室，但她显然遗漏了一些东西。他的资产怎么可能那么少?他曾经告诉过她，虽然用的是抱怨的口气，他在铁路公司工作了一辈子。她见过他的社保单和账户上每个月的退休金，这些钱加在一起只能支付他每个月的开销。其余的钱去哪里了?她虽然知道他的房款付清了，但是现在他要支付她的工资，而且并不低。她很快就要给梅拉妮开出超时工作的账单，虽然增加护理时间是她让医生提出的。
       她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周就发现他有两个存折，在他书桌的一个文件夹里。其中一个存折上只有可怜的一万五千块，另一个存折里也只有两万二。很显然，他希望让她相信他只有这些钱。他知道她无法染指这些钱，他在逗她呢。她以前干活时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她说服菲尔德坎普夫人签了很多支票，勉强兑现了，但那个老女人死后又翻出来四个数额更大的存折。那四个存折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五十万，她失望得落泪了。她孤注一掷，在提款时的小纸片上填上以前的日期，模仿那个女人签了字。她以为这些努力能蒙混过关，但是银行却不同意，甚至还说要告她。要不是她及时脱身，她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幸好她逃得快，她的其他欺诈行为才没有被银行发现。
       上个星期，她在格斯家一间卧室的抽屉里仔仔细细搜索了一番，找到了一些珠宝，一定是他妻子的。大部分珠宝都很便宜，不过弗伦斯基夫人的订婚戒指上面有颗很大的钻石，手表也是“卡地亚”牌的。索拉纳把这些东西藏到她房间的隐蔽处，准备一有机会就拿到珠宝店去鉴定一下。她不想去当铺，因为她知道在当铺里她得到的钱会很少，而且当铺里的东西容易查出来。绝不能去当铺。说实话，除了手头上的这些东西，她再也不指望挖出别的什么来了。
       她蹑手蹑脚地来到壁橱前，提起把手把门打开。她知道打开这扇门时铰链会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有人踩了狗尾巴一样。那是在这里住下来的第二天晚上。格斯坐起来，问她在他房间里做什么。她急中生智地说：“我听见你在大喊大叫，以为你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噩梦吧。为什么不喝点牛奶暖和暖和?”
       她往牛奶里加了点樱桃止咳糖浆，说，这是小孩子喝的一种特殊饮料，维他命和矿物质都很丰富。他当即就喝了下去。她这次动手之前在门枢上涂了一些油。现在她又把他夹克的口袋、雨衣、唯一一件运动服上装和他挂在壁橱门把手上的长袍搜了个遍。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她生气地想。如果这个老家伙没有什么钱，那她就再也没法忍受他了。他可能还要残喘很多年，如果什么东西都捞不着，那伺候他还有什么用?她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不是义工。
       她放弃了当晚的搜寻工作，回到床上，很失落，很不高兴。她躺在那里，毫无睡意，在脑海里把整个房子漫游了一遍，试图搞清楚他是怎么骗的她。谁要是在什么地方没有一大笔钱，不可能活得像他那样长。她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就被这一点迷了心窍。她问过他的保险单，假装她在规划自己的一辈子似的。他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告诉了她，他把保险停了。她大失所望，不过，她从埃布尔索尔身上观察得知，通过献媚求宠来让自己成为保险受益人是何等困难。普利恩特夫人就好得多，不过，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获得的经验是不是适合目前的情况。格斯肯定有遗嘱，这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她虽然没有看见过，但她见过一把保险柜的钥匙，这就说明他把贵重的东西都保存在银行里了。
       一切担忧都让人疲乏。凌晨4点，她起了床，穿好衣服，把床整理干净。她从前门出来，走了半个街区来到她的车旁。此时天色很暗，天气很冷，她的心情很坏，久久挥之不去。她开车去了科盖特。长长的高速公路上空无一人，宽阔空荡得像条河。她把车停进自己公寓的车棚，目光从那排窗户上掠过，看谁还醒着。她喜欢这种掌控他人的感觉，她也曾经历过这种感觉，自己已经起床走动，而其他许多人还对这个世界无知无觉。
       她进门，看看蒂尼是不是在家里。他很少出门，但只要一出门，就会有好几天见不着他人。她就像搜格斯的壁橱一样蹑手蹑脚地打开他的门。房间里很暗，弥漫着他的体味。他把厚厚的窗帘拉上了，早晨的阳光让他很烦，会在他还没准备起床的时候把他弄醒。他晚上看电视一直看到很晚，他说他无法面对中午之前的生活。过道里破晓时的柔和光亮照出床上他巨大的轮廓，一只结实的胳膊放在被子上面。她关上了门。
       她在一只果冻杯里倒了一点点伏特加，在餐桌旁坐下来，餐桌上，垃圾邮件和未及拆开的账单堆积如山，其中有她的新驾驶执照，这个驾驶执照让她毛骨悚然。在离她最近的那堆东西顶上，有个空信封，信封上面潦草地写着她的名字。她认出那是她房东的笔迹，字迹几乎无法辨认。他实际上是管理员，他很喜欢这个职位，因为不用付房租。里面的信很短，简明扼要，告诉她从现在开始每个月租金涨两百块钱。两个月前她被告知，这栋楼卖了。现在新房东有条不紊地提高了房租，房产的价值也跟着水涨船高。与此同时，他在几个地方修补了一下，如果你愿意称其为“维修”的话。他把邮箱修了，因此受到好评，而实际上这是邮局的规定。邮箱上的标记不清楚的，邮递员不给送信。楼前枯萎的杂草拔掉之后在路边放了几个星期，收垃圾的人一直视而不见。公共洗衣房多年废弃不用了，现在成了存放自行车的车库，很多自行车被盗，他在这里装上了自助洗衣机和干洗机。她知道大部分房客是不会理睬这些洗衣机的。
       穿过公寓后面的小巷是她的房东买的另一个楼盘——这个楼盘有四栋楼二十四个单元，每栋楼有间开放式洗衣房，每间洗衣房里有台免费的洗衣机和干洗机。她那栋楼里只有二十套公寓，像她那样的房客很多都用免费设施。自动售货机里有小盒装的清洁剂，但这样的机器能轻而易举地撬开，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她不知道那个新房东在搞什么鬼，大概是想把这些房产抢先抓到手里。贪婪的人就是这样，要榨出跟她一样在生活中挣扎的人身上的最后一分钱。
       索拉纳没打算每月多付两百块钱去租一套带家具的房子，那样的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阵，蒂尼养了一只猫，是一只上了年纪的白色公猫，很大，他给它取了个跟自己一样的名字。他很懒，不愿意起来让猫进进出出的，于是这个小动物就开始在地毯上撒尿，还在暖气炉上拉屎。到现在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但是她也知道，如果她离开这个地方，那个管理员就会来大吵大闹。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宠物，所以她没有付宠物保证金。她不明白为什么猫老死了她还要承担责任。她甚至不想去考虑蒂尼从浴室的墙上取下来的药柜，也不想去考虑薄板柜台上那个烧焦的地方，那是几个月前他把一个热辣辣的平底锅放在上面烫的。她决定在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暂时不付房租。
       那天下午3点她回到格斯家，发现他已经醒了，脾气很坏。他知道她每周要在他家过三四夜，他希望她能听从他的使唤。他说他在墙上捶了好几个小时了。正是这句话让她勃然大怒。
       “弗伦斯基先生，我昨晚告诉过你，我要在11点钟离开，我平时也是这样的。我专门到你房间来告诉你我准备回家了，你同意了。”
       “有人在这里。”
       “不是我。如果你怀疑我，可以到我房里去看我的床。没有人睡过。”
       她继续说着，坚持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她觉得他真是迷糊，自己明明站在那里告诉他事实真相，而他却还固执己见。
       他眨了眨眼睛，脸上带着固执的表情，她非常熟悉这种表情。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这不是你的错。你太冲动了，就这么回事。像你这种年纪的人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你也许受过一连串打击。不过，效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你在这里。你来过我的房间。我看见你在壁橱里找什么东西。”
       她摇了摇头，朝他苦笑了一下。“你在做梦。你上个星期也做过这样的梦。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他在她脸上搜索着。
       她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和蔼，让自己说话的声调充满同情。“我告诉过你，你在凭空想象，你不愿意相信我，是不是?现在你又在想象了。”
       “我没有。”
       “你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不止我一个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你的侄孙女跟你通完电话之后又给我打了电话。她说你比较迷糊。她很担心你，要一个邻居过来看看你。你记得米尔霍恩小姐吗?”
       “当然。她是个私人侦探，她想调查你。”
       “荒唐。你的侄孙女要她来看一看，因为她认为你有老年痴呆的迹象。所以她来了，亲自看一看。不用私人侦探来决定你的精神有多么不正常吧。我把你可能得的疾病都告诉她了。比如，甲状腺出了问题，这种情况我跟你的侄孙女也解释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闭上你的嘴巴。他们会以为你得了多疑症，凭空捏造——这是老年痴呆的又一个征兆。别在别人眼里侮辱你自己了。你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有怜悯和嘲讽。”
       她看见他一下蔫了。她知道她可以把他击垮。尽管他暴躁，脾气不好，但毕竟不是她的对手。他开始颤抖起来，嘴巴也开始抽搐。他又眨了一下眼睛，这一次是想控制住眼泪。她拍拍他的胳膊，说了几句抚慰的话。根据她的经验，老人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他善良。他们可以接受别人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大概还会欢迎别人跟他们争论。但同情(或者在这种情形之下貌似爱抚的东西)却会触及他们的灵魂。他开始哭泣，柔和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只有不堪绝望重压的人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你想服点什么安安神吗?”
       他把一只颤抖的手放在眼睛上，点点头。
       “很好。你会感觉好些的。医生不希望你太激动。我再给你弄点姜汁汽水。”
       他一服完药就睡着了，睡得很沉，她狠狠地在他腿上捶他都没有反应。
       她打定了主意，只要他再抱怨她就走人。她不愿意再迎合他。
       那天晚上7点钟，他东倒西歪地从卧室来到厨房，当时她正坐在厨房里。他拄着拐杖，砰砰砰的声音很大，让她非常不安。
       他说：“我还没吃晚饭。”
       “那是因为现在是早晨。”
       他犹豫了，突然对自己拿不准了。他朝窗外瞟了一眼。“外面是黑的。”
       “才凌晨4点，太阳还没起来，当然是黑的。如果你想吃，我可以给你做早餐。你想吃鸡蛋吗?”
       “钟上是7点。”
       “钟坏了。我要把它修一下了。”
       “如果是早晨，你不应该在这里。我说我昨晚见过你，你说我是在凭空捏造。你只有下午3点才来。”
       “平常是这样。但我昨天晚上留下来了，因为你非常不舒服，而且很迷糊，我很担心。在桌子边坐下来吧，我给你做点好吃的早餐。”
       她扶着他在餐桌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她知道他在挣扎着想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她煎蛋的时候，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她把鸡蛋放在他面前。
       他盯着盘子，没有动。
       “怎么了?”
       “我不喜欢煎得太硬的。我告诉过你，我喜欢软的。”
       “对不起。我错了。”说着，她端起盘子，把鸡蛋倒在垃圾桶里，然后又煎了两个，没有煎熟，几乎还是稀的。
       “现在吃吧。”这一次他吃了。
       索拉纳厌烦了这种游戏。什么也捞不到，也许到该撤的时候了。她喜欢让她的病人身上还留着一点斗志。否则的话，她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讨厌的人，身上有股淡淡的药味，还有一股湿味。那一瞬间她决定走人。如果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她离开的时候不会那么麻烦地去通知他的侄孙女。为什么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长途电话上?她告诉他是吃止痛药的时候了。
       “我吃了。”
       “不，你没吃。我替医生作着记录呢。你自己可以看看，这里什么也没写。”
       他服了药，不出几秒钟，他的头就垂了下来，她把他扶到床上。他终于安静下来。她回到房间，把自己的东西打好包，把他妻子的珠宝塞进短途旅行用的箱子里。她超时工作的报酬他的侄孙女已经在昨天通过邮件寄给她了，是一张数额很小的支票，连封感谢信都没有。她不知道可不可以借用一下那辆车，她见过那辆车停在车库里。由于他很少出门，大概不会注意到车不见了。事实上，格斯和他的亲戚朋友谁都不会用这辆车，而索拉纳自己的二手折篷汽车已经是一堆废铁。
       她听见有人敲门时刚刚把包的拉链拉上。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造访?她希望不是隔壁的皮茨先生来问老人的健康状况。她在梳妆台上的镜子里照了照，把头发向后摸平，调整了一下发夹。她走到客厅，打开廊灯，朝外面张望。那个女人她不认识，虽然看起来很眼熟。来人好像有七十多岁了，穿戴经过修饰：低跟鞋，长筒袜，黑色的套装，套装的脖子处有泡沫一样的褶边。她看起来像一位社会工作者。她的笑容很讨人喜欢，她微笑着朝她随身携带的那张纸上瞟了一眼，突然记起来了。她把门打开一条缝。
       “你是罗哈斯夫人吗?”
       索拉纳犹豫道：“是啊。”
       “我说对了你的名字吗?”
       “说对了。”
       “我可以进来吗?”
       “你是推销什么东西的吗?”
       “不是。我叫夏洛蒂·斯奈德，是房地产代理商，我想知道我能不能跟弗伦斯基谈谈他的房子的事。我知道他摔了一跤，如果他觉得现在不合适的话，我可以换个时间再来。”
       索拉纳故意看了一下手表，希望那个女人明白她这个暗示。
       “很抱歉这个时候来打搅。我知道现在很晚了，但我一整天都跟一个客户在一起，我一抽出空就来了。”
       “这栋房子是怎么回事?”
       夏洛蒂从她身旁向客厅里张望。“我最好跟他本人说。”
       索拉纳笑了。“你进来吧，让我看看他起来没有。医生让他尽量多休息。”
       “我不想打搅他。”
       “别担心。”
       她把那个女人让进来，让她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就去了卧室。她把顶灯打开，看着他。他睡得很熟。她等了等，估计差不多了，就关掉灯，回到客厅。“他感觉不太好，不能出来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让我在他感觉好些的时候转告他。请你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好吗?”
       “斯奈德。夏洛蒂·斯奈德。”
       “我认出你来了。你是隔壁皮茨先生的朋友，是不是?”
       “呃，是的，但我来这里不是因为他。”
       索拉纳坐下来盯着她看。她不喜欢那些说起自己的事情来小心翼翼的人。那个女人有些不安，但索拉纳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当然，斯奈德夫人，你认为怎么最合适你就怎么做，但是弗伦斯基先生把一切都委托给我了。我是他的护士。”
       “这个责任可是很重大啊。”她似乎还在做思想斗争，不知道斗争的对象是什么，她对着地面眨眼睛，然后决定继续说下去。“我来这里不是推销什么东西。我碰巧有个客户想买这样的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索拉纳禁不住要贬低这栋房子，它又小又旧，维修状况也不好。但是，她忍住了，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代理商，难道是帮她杀价?
       “你知道他有两块地皮吗? 我跟县评估办公室核实过，弗伦斯基先生购买这块地的时候，把隔壁的那块也买下了。”
       “当然，”索拉纳说，她从来没听说过隔壁那块空地也是他的。
       “两块地方都够一大家子住。”
       索拉纳对房地产所知甚少，一辈子从未拥有过一件房产。“是吗?”
       “我的客户从巴尔的摩来。我把列出来的房产都给他看了，可昨天，我突然想……”
       “多少钱?”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可以把价格告诉我。如果弗伦斯基先生有问题，我会让你知道的。”这个提议错了。索拉纳又看见那个女人坐立不安了。
       “你知道吧，我又想了一下，觉得最好还是换个时间再来。我要当面跟他谈。”
       “明天早上11点怎么样?”
       “好。这样也好。非常感谢。”
       “没必要浪费他的时间也浪费你的时间了。如果价格太低就不卖了，不管怎么样，没必要再麻烦他了。他喜欢这栋房子。”
       “我相信他喜欢，但说实话，现在地皮比房子更值钱，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是要把房子推倒。”
       索拉纳摇了摇头。“不，不。他不会那样做的。他跟他妻子在这里生活过，这样做会让他心碎的。要他同意的话可能要花很多钱。”
       “我明白。也许这个主意不好，我们讨论……”
       “幸运的是，我可以对他施加影响，说服他，如果价格对头的话。”
       “我还没有测算。我得再考虑考虑，但所有这一切都得看他。我想在进行下一步之前看看他的态度。”
       “你一定有想法了，否则你不会到这里来。”
       “我把不应该说的话都说了。跟你讨论别人的房产，这样太不专业了。”
       “随你吧。”索拉纳说。她说话的语调表明她要关门送客了。
       斯奈德又停下来整理自己的思绪。“呃……”
       “请说下去。我可以帮你。”
       “两块地加在一起，我想比较合理的是九。”
       “九?你是说九千还是九万?如果是九千的话，你最好就此打住。我不想侮辱你。”
       “我是说九十万。当然，我不能替我的客户承诺一块钱，但我们可接受的价钱在这个范围内。我代表的是他的利益，他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是最高的，但是，如果弗伦斯基先生想让我做他的代理的话，我会非常乐意把卖房子的程序告诉他。”
       索拉纳把一只手放在脸上。
       那个女人犹豫了。“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有名片吗?”
       “当然有。”
       后来，索拉纳如释重负地闭上眼睛。她想，差点就空手而归了。那个女人一走，她就走进卧室，把打好的包裹打开。
       
       18
       星期五，我下班开车回家，看见亨利和夏洛蒂走在卡巴拉大街的自行车道上。他们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亨利穿着一件水手穿的厚呢短大衣，夏洛蒂穿着一件滑雪衫，戴着一顶针织的帽子，帽子拉得很低，把耳朵都盖住了。两个人正全神贯注地说话，没有注意到我从旁边经过，我也没跟他们打招呼。外面仍然很亮，但天空中是薄暮时分阴沉的灰色。街灯亮了起来。卡巴拉大街上的餐馆都开了，此时正值减价供应饮料的“快乐时间”，汽车旅馆前“有空位”的招牌也活跃起来。棕榈树悠闲地站着，海风吹来，叶子沙沙作响。
       我转向公寓附近的那条街，把车停进见到的第一个空位，这个位置夹在两辆车中间，一边是夏洛蒂的黑色卡迪拉克，另一边是一辆破旧的小型货车。我锁好车，向公寓走去，经过垃圾车时我朝里面看了一眼。垃圾车是个让人快乐的东西，它总是大叫着要把自己填满，鼓励我们把积攒在车库和阁楼上的破烂扔掉。索拉纳扔过自行车架、割草机、罐头、女鞋盒，这些破烂堆起来一大堆，跟垃圾桶一样高，大概不久就得拖走。我把邮件从邮箱里拿出来，进了大门。我转过公寓的转角，看见亨利的哥哥威廉脖子上系着围巾，穿着整整齐齐的三件套站在他的家门口。1月寒冷的天气将他的双颊冻得通红。
       我穿过院子。“你怎么来了，找亨利吗?”
       “是的。上呼吸道感染引发了哮喘。他说我可以借一下他的加湿器，免得病得更厉害了。我说我顺便来拿，但他的门锁了，我敲门他也不开。”
       “他跟夏洛蒂在散步。我刚才在卡巴拉大街上看见他们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如果你想进去的话我可以让你进去。我们门上的钥匙是一样的，这样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出去了，他也可以进我的公寓。”
       “谢谢你的帮助。”他说。我走上前把后门打开，他站在一旁。亨利把加湿器留在了餐桌上，威廉拿走加湿器之前给他写了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
       “你打算这就回家睡觉吗?”
       “要下班以后才行，如果我能熬那么长时间的话。星期五晚上是最忙的。年轻人在周末更活跃。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戴个口罩，免得传染。”
       “我看你已经裹得很严实了。”我说。
       “我刚刚从威宁顿·布莱克回来。”
       威宁顿·布莱克是个殡仪馆，我非常熟悉(什么葬礼啊、火化啊、运送尸体啊，以及根据不同的信仰举行的各种仪式啊，都在那里举行)，以前去过几次。我说：“很抱歉。是我认识的人吗?”
       “我觉得你不认识。这条不幸的消息是我今天上午查讣告时读到的。那个人叫斯威茨。上面没有提到他的亲戚，所以我认为最好去一下，万一他需要人陪呢。格斯怎么样?亨利最近没提到他。”
       “要我说的话，还可以吧。”
       “我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会恶化。老人一旦摔倒……”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他陷入了沉思，心想生活为什么跟格斯过不去。“我有空的时候应该去看看他。格斯随时都有可能走。”
       “呃，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快就离开，我相信有人去看他他会非常感激的。也许最好在他早上起床以后。提提他的精神，让他高兴高兴。”
       “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合适?如果要让他打起精神的话。”
       “可能对他真的管用。”
       威廉眼前一亮。“我可以把比尔·凯普斯的死讯告诉他。格斯和比尔多年来总是一起打草地滚球。他没有参加他的葬礼肯定很遗憾。不过，我带来了一份仪式程序，可以给他说说。结尾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是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死亡随想录’。我相信你知道这首诗。”
       “我好像不知道。”
       “我爸爸在我们兄弟姐妹还小的时候要我们背诵诗歌。他认为背诵诗歌对人生有好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背给你听。”
       “别站在寒风中背诵，进屋吧。”
       “谢谢。悉听尊便。”
       我一直用手把门开着，等威廉走进客厅后才把门关上。冷飕飕的空气似乎跟着他一起进来了，他急不可耐，热情高涨，右手抓住西服胸前的翻领，左手藏在背后，开始背诵起来。“只是最后一部分。”他介绍道。他清了清嗓子：
       “所以活着，直到被召唤去加入
       那庞大的篷车旅行的队伍，向着
       神秘的王国前进，人人都将在死亡
       沉寂的殿堂里找到自己的房间
       不要像矿场的奴隶一样在深夜
       被鞭笞进黑暗的地牢；而要带着
       平静的抚慰和永恒的信仰，走进
       你的墓穴，打开你华丽的铺盖
       躺下去，进入甜美的梦乡。”
       我等着，指望他还要得意洋洋地说两句。
       他看着我。“很有启示，对不对?”
       “我不知道，威廉，并不是那么振奋人心。为什么不来点更乐观的?”
       他眨着眼睛，慢吞吞地去想别的诗。
       “回去好好想想吧，”我说。“我会告诉亨利你来过的。”
       “太好了。”
       星期六早上，我又到戴夫莱文街上的公寓酒店跑了一趟。我把车停在前面之后就进去了。我沿着走廊来到办公室，那个房东正在用一台老式加数机点收据。
       “对不起，打扰一下，”我说。“麦尔文·唐斯在吗?”
       她在椅子上转过来。“你又来了。我觉得他好像出去了，我给你查一查。”
       “非常感谢。顺便说一句，我是金西·米尔霍恩。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胡安妮塔·冯，”她说。“我是房东、管理员、厨师，几个身份集于一身。我不打扫卫生。有两个比较年轻的女人替我打扫。”她从桌旁站起来。“你可能要等一会。他的房间在三楼。”
       “你不能给他打电话吗?”
       “我不允许在房间里打电话。装插孔太花钱了，他们如果要打电话就用我的电话。当然，他们不能占便宜。你可以在会客室等一下，你沿着这条走廊向前走，在你左边，就是布置得相当整齐的那间。”
       我转身回到会客室，在里面转了一圈。表面上并不乱，但胡安妮塔·冯似乎喜欢陶瓷画像和袜子松垂、手指衔在嘴里的内八字脚小孩。书架上没有书，大概是想让她的清洁工们省点力气。窗帘很薄，显得无精打采，透进来的光使房间里变成了一片灰白。尽管沙发是配套的，坐上去又硬又不舒服，凳子是木头的，摇摇晃晃的。房间里唯一发出声响的东西是角落里那座落地式大摆钟。这样的地方住着什么样的人?我想象着他们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真叫人压抑。
       我看见咖啡桌上整齐地堆放着六本杂志。我拿起上面那本，是上周的《电视指南》，下面那本是1982年11月份的《汽车与司机》，在它下面是去年3月份的《商业周刊》。几分钟后胡安妮塔·冯回来了。“出去了。”她说道。她似乎觉得，能告诉我他出去了自己感到很满足似的。
       “再啰嗦一句，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呢?”
       “我不知道。我是房东，不插手房客的事。如果不是我的事，我不问。这是我的原则。”
       我想跟她套近乎，就说道：“这栋老房子非常不错。你买多久了?”
       “到今年3月份就二十六年了。这是老冯家的房产。你以前也许听说过。这些房产一直从州街延伸到海湾，跨十二个街区。”
       “真的嘛。很大一块地方啊。”
       “是的，很大。我从我祖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栋楼。楼是我曾祖父在这个世纪之交建的，我祖父母结婚时他给了他们。你也许看得出来，有些是后来加的。每边都有走道。”
       “你父母也住在这里吗?”
       “简单跟你说吧。我母亲那一支是从弗吉尼亚来的，她坚持要搬到罗阿诺克去，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不太喜欢加利福尼亚，当然对当地的历史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我祖父母知道她说服了我父亲，只要他们一走就把这里卖掉，所以我父母那一代没在这里住，房子最后留给我了。我感到很抱歉，把房子隔成这样的小套间来出租，但我也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得到一些维修费。”
       “有多少房间?”
       “十二间。有些大一点，大多数房间光线都很好，层高也是一样的。如果有钱的话，我打算把一些公用的房间重新整一下，但最近不大可能。如果房客想把房子刷一下，或者修一下，只要是经过我同意的，我有时候也在房租上给他们打点折。”
       她开始整理那些杂志，她的注意力转到了别的事情上面，就不再跟我有眼神的交流。“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问的话，我想问问，你找唐斯先生有什么事?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来找他。”
       “我们认为他去年5月亲眼见过一起交通事故。在城市学院附近有两车相撞，他帮助过他们。遗憾的是，一方现在要另一方赔一大笔钱，我们希望他掌握情况，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觉得现在喜欢起诉的人太多了。”她说。“我在两个案子的陪审团里工作过，双方都是在浪费时间，更别说浪费纳税者的钱了。呃，如果我们聊完了，我要干活了。”
       “我给唐斯先生留张条子吧，他可以跟我联系。我不想变成一个讨厌的人。”
       “请便。”
       我拿出一支笔和一个活页簿，匆匆写了一张便条，便条上请他在方便时跟我联系。我从活页簿上把那页纸撕下来，对折之后，连同我的名片一起递给她。“这些电话都是自动应答机。如果他没有找到我，告诉他我会尽快给他回电话的。”
       她看了看名片，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不过，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带我转一圈。”
       “我不把房子租给女的。女人总是很麻烦。我不喜欢讲闲话和斗嘴，那些堵塞抽水马桶的卫生用品就更别提了。我负责唐斯先生拿到你的便条。”
       “明白了。”我说。
       回家的路上我去了一趟超市。这一次，太阳出来了，虽然气温仍然很低，华氏五十多度，但天空却是清澈明亮，湛蓝湛蓝的。夏洛蒂的卡迪拉克停在街对面。我进门，把购物袋放下，注意到亨利在我的公寓和他的房子之间的那条用玻璃封闭起来的过道里放了一个摇篮，摇篮里是些新鲜的面团，正在发酵。他有很多年没做面包了，这让我心情很舒畅。他曾经是个职业面包师，一次能做八到十条面包，而且慷慨大方，乐于与别人分享。我跟夏洛蒂也一个星期没说过话了，所以我一把厨房清理干净，就穿过后院去敲亨利的门。我看见亨利正在忙，从炉子上的水壶判断，他正在做吃面包用的香辣肉酱，或者意大利面条汁。威廉坐在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杯咖啡，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夏洛蒂抄着手站在一旁，亨利正在使劲地切洋葱。他伸手给我开了门，但直到我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才感觉到屋子里的紧张气氛。起初我以为是格斯出了问题，因为他们三个人都默不作声。我以为是威廉到隔壁去看了一下之后带回了不好的消息，这实际上只对了一半。我从一张呆板僵硬的脸转向另一张呆板僵硬的脸。
       我说：“没事吧?”
       亨利说：“有点事。”
       “发生了什么事?”
       威廉清了清嗓子，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亨利就说道：“我会处理的。”
       “处理什么?”我问道，仍然一点线索都没有。
       亨利用刀把洋葱拨到一边，然后摊开八瓣大蒜，用刀把大蒜拍扁之后再切碎。“威廉今天早上到格斯家去了，看见咖啡桌上有张夏洛蒂的名片。”
       “噢?”
       “我不应该提这件事的。”威廉说。
       亨利朝夏洛蒂的方向飞快地看了一眼，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吵架。“这些人是我的邻居，他们有些人我认识差不多五十年了。你跑到他们那里去硬要他们把房子卖掉。格斯还以为是我让你去这么做的呢，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而他也根本不想卖房子。”
       “你不了解情况。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资产净值，也不知道用它来干些什么。当然我知道他把隔壁的那块地也买下了，但那是五十年前，正是这半英亩的地皮把他整个房产的价值都提上去了，可他并不明白。大家都有知情权。你不感兴趣不代表别人也不感兴趣。”
       “我觉得你的努力并不怎么样，我不欣赏你这么做。从他护士的说法来看，他都快要崩溃了。”
       “不是这样的。他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我们谈得很愉快，他说他要考虑考虑。我在那里只待了二十分钟，他没有任何压力。我也没有给他施加压力。”
       “索拉纳告诉威廉，你去过两次。第一次是跟她谈的，第二次才跟他本人讨论这件事情。也许你不把那叫做压力，可我认为是压力。”
       “第一次他在睡觉，她说她会跟他说。我应她的请求又去了一次，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解释清楚了没有。”
       “我请你别这样了。别背着我干这样的事情。”
       “我做自己的生意并不需要得到你的允许。”
       “我没有说要我允许。我说的是要得体。你不要到一个男人家里去制造麻烦。”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麻烦?激怒大家的是索拉纳。我今天早上从帕迪多一路赶过来，到了这里你跟我说这些废话。谁想听这些废话?”
       亨利沉默了一会，他打开一瓶番茄酱。“我不知道你这么冒昧。”
       “我很抱歉，让你感到不安了，但我真的觉得你无权对我指手画脚。”
       “完全正确。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别提我的名字。格斯身体不好，这你是很清楚的。他不需要你在那里转来转去的，好像他行将就木似的。”
       “我根本没有干那样的事!”
       “你刚才听见威廉说的话了吧，格斯就在他旁边。他觉得他的房子要背着他卖掉了，自己会被送到养老院去。”
       夏洛蒂说：“住嘴。够了。我有个客户想……”
       “你已经有客户了?”亨利停下来，诧异地盯着她。
       “我当然有客户。这一点你跟我一样清楚。我这不是犯罪。格斯是自由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威廉说：“从他走路的速度来看，你最终是能做成这笔生意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亨利“砰”的一声丢下刀子。“真他妈见鬼!那个人还没有死。”
       夏洛蒂从椅背上抓起外套，耸着肩穿上。“对不起，讨论到此为止。”
       “请便。”亨利说。
       我希望看见她夺门而出的样子，可那两个人还没准备停火。就像所有的争吵一样，两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对对方所持的观点感到非常恼火。
       “很高兴见到你，”她一边扣着外套的扣子一边说。“很抱歉，让你见到了这不愉快的一幕。”她拿出一副皮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戴上。
       亨利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等我们都平静下来再谈吧。”
       “如果你认为我那么卑鄙，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你实际上在说我感觉迟钝、不值得信赖、肆无忌惮……”
       “我在告诉你你对一个虚弱的老人产生的影响。我不能袖手旁观，让你欺负他。”
       “我没有欺负他。你为什么相信索拉纳的话就不相信我的话。”
       “因为她没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她的活是照看他，而你的活是说服他把房子和地卖掉，这样你可以提成百分之六。”
       “你骂人。”
       “你还真说对了。我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不要这样做，想不到你还是用了这些伎俩。”
       “这是你第三次这样说了。你已经说服人家相信你的观点了。”
       “很显然，没有。你还得道歉。你维护你所谓的权利而无视我的权利。”
       “你在说些什么?我提到了这周围的一些房产值多少钱，你就以为我会硬挤进去，为了得到几块钱虐待你的邻居。”
       “那个人在流泪。他不得不服用镇静剂。如果这不叫虐待，那你叫它什么?”
       “虐待，我的老顽固。威廉跟他说过话，你见过我虐待他吗?”她转向他问道。
       威廉摇了摇头，故意把视线移开，这样其他人就无法立即责骂他了。我也不开口。话题现在从夏洛蒂去他家转到了索拉纳的说法上。他们转变的速度很快，我根本没办法插进嘴，让他们休战。况且，我也不擅长那种事情，而且我发现，要弄明白事实真相很困难。
       夏洛蒂还在继续。“你亲自跟他谈过吗?没有。他给你打电话抱怨过?我相信也没有。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凭空捏造?”
       “她没有捏造。”
       “你真的不想听听真相，是不是?”
       “是你不想听。”
       夏洛蒂抓起手提包，没再说一句话就从后门出去了。她虽然不是把门砰地关上的，但是在她关门的动作里，有种“完了”的意味。
       她走之后，我们都想不到要说点什么。
       威廉打破沉默。“我希望自己没有制造麻烦。”
       我差点笑起来，因为麻烦很显然是他制造的。
       亨利说：“如果你不提这件事的话，我是非常不愿去想会发生什么事的。我要亲自跟格斯谈一谈，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不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房子面临危险。”
       威廉站起来，伸手去取自己的外套。“我要走了。罗斯要准备午餐了。”他想再说点什么，可想想还是什么都没说。
       他走之后又恢复了寂静。亨利剁菜的速度慢了下来。他有些出神了，脑海里大概在重复刚才的争吵。他只记得自己的话在理，而忘了她的。
       “你想谈谈吗?”我问。
       “不用。”
       “你想有人陪你吗?”
       “暂时不用。我不想对你粗鲁无礼，但我确实心烦。”
       “如果改变主意了，你知道我在哪里。”
       我回到公寓，把清洁工具拿了出来。擦洗厕所一直是我缓解压力的方法。星期六中午之前就喝酒吃药，这个想法太让人不舒服了，不予考虑。
       对我来说，没有冲突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我决定去科盖特的古费家一趟，理查德·康普顿昨天在我办公室的电话机上留了言，说古费夫妇还没有付房租。他星期五上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非法滞留”的诉状，他想让我送给他们。“我会给你付钱的。文书在这里。”
       当然要付钱，他以为是免费的吗，我应该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但还是别找那个麻烦了，他最近给了我一大堆事做，而且到别人家里找人星期六最合适。“我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到你家去一趟。”我说。
       19
       我把自己那辆值得信赖的“野马”发动起来，七弯八拐地来到位于上东城康普顿买下的住宅，然后沿101高速公路向北走。赖债不还的人喜欢住在市中心，住在某些四周被围起来的地方，这里破败不堪，且价格便宜，很显然，具有同样想法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来了。还有一些人，即使住在最简陋肮脏的地方，都仍然难以为生，遭到债务人的起诉和法庭的传唤。我能想象得出来那些经济拮据的人经常变换的花招：许诺、支付一部分，说支票已经寄出去了，银行出问题了，信件丢失了。这些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象自己没有任何义务。我经手的大部分案子都表明，那些人觉得自己有权利欺诈和行骗。他们欺骗自己的老板，欠租不还，扔掉账单。为什么这样?向他们追讨要花时间，要花钱，而且几乎什么也追不回来。没有资产的人是刀枪不入的。随你怎么威胁吧，钱是没有的。
       我围着那四栋楼转了一圈，看了看分配给十八号公寓的停车棚。空空如也。要么他们把车卖掉了(假定他们有车的话)，要么他们星期六去旅游了。我在这个街区转悠着，然后在他们公寓附近的街对面把车停下来。我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平装本悬疑小说，找到上次停车的地方。车里很安静闲适，我读着小说，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古费夫妇回来没有。
       3点20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嘎嘎嘎地来了一辆车，声音像老式的喷洒农药的飞机飞过来一样。我抬起头来，正好看见一辆破旧的“雪佛兰”汽车转到这条小巷里来，在古费夫妇家的车棚里停下。这种车我在酷爱老式车的人做的广告中见过很多，他们买卖这种用锈铁组成的“经典”小车，一开起来就丁当作响。如果把车子拆开的话，各种零部件比它们组合在一起还值钱。杰姬·古费和一个男人从楼房的转角处走来，那个男的我认定是她丈夫。两个人手里都提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袋子是附近一家廉价商店的。他们欠下的房租一定给了他们许多额外的钞票来花。我一直等到他们消失在公寓里才从车子里出来。
       我穿过街道，爬上台阶，在他们门上敲了敲。哎哟，没人赏脸开门。“杰姬? 你在吗?”
       过了一会，我听见一声闷声闷气的“不要”。
       我从门缝朝里看。“是佩蒂吗?”
       没有回音。
       我说：“格兰特在家吗?”
       没有回音。
       “有人吗?”
       我拿出一卷胶带把那份非法滞留的诉状贴在前门上。我又在门上敲了敲，说：“信件留在这里了。”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邮电总局外面那排信箱时，又用平信方式给古费夫妇寄了一份通知。
       星期一早上，我醒得很早，心烦意乱，焦虑不安。亨利和夏洛蒂的争吵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仰面躺着，被子盖到了下巴，两只眼睛盯着天窗清澈的树脂玻璃。虽然外面仍然漆黑一片，但我看见了闪烁的星星，所以我知道天空是清澈的。
       我对冲突的忍耐能力很差。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我跟我自己相处得非常好，谢天谢地。我很高兴自己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我可以用蜡笔在涂色簿上画画，蜡笔跟刨笔刀一起放在盒子里，共有六十四支，许多涂色簿看起来都很傻，可是我姑妈却强调要买好一点的。我还可以玩自己的玩具熊，如果你按一下它下巴下面的扣子，它还会张开嘴巴。我还可以给熊喂硬糖，然后把它翻过来，把后面的拉链拉开。我还可以把糖果从它当作胃的小铁盒子里拿出来吃掉。而它从来不抱怨。这就是我对一种理想关系的看法。
       在我看来，学校是痛苦的源泉，但我一旦学会了阅读，我就沉浸在了书中，快乐地遨游，书中的一切栩栩如生，就像真的一样，跃然于眼前。我五岁时父母就死了，把我抚养成人的姑妈金跟我一样不善交际。她虽然有几个朋友，但我得说，她跟谁都不亲密。结果，我长大后，碰到意见不一、观点不同、意愿相左，或者需要妥协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可以处理自己业务方面的争执，但如果是人际关系方面的龌龊，我就只能逃之夭夭了。只有这种办法比较简单。这就是我为什么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的原因，也是我为什么不希望重蹈覆辙的原因。亨利和夏洛蒂之间的口角让我非常不安。
       5点36分，我放弃了继续睡下去的想法，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跑步穿的衣服。太阳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升上来。天空中镀上了一层破晓前的银灰色，很奇特。我脚下的自行车道好像从下面点着了一样，闪闪发光。我在州街左转，沿着自己新开辟的路线跑着。我戴着耳机，听着具有乡土气息的“轻”音乐。此时街灯还亮着，投下一圈一圈的白光，就像一连串的圆点花纹，我就在这样的花纹里跑着。圣诞节的装饰早已消失不见了，最后一棵变色的圣诞树也被拉到了路边，等着别人来收走。回来的时候我在派拉蒙酒店停了一下，看看泳池修得怎么样了。工人们正在用喷枪往钢筋上喷水泥浆，在我看来，这非常令人鼓舞。我继续跑着。跑步是让人沉思的一种方式，我的思绪非常自然地转到了吃上，这种吃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我想到了鸡蛋麦松饼，只因麦当劳不会在这么早的时候供应四分之一盎司一个的奶酪面包。
       最后几个街区我是走回来的，利用这个时间把一些事情想了一下。我还没有找到机会跟亨利谈谈他跟夏洛蒂吵嘴的事，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仔细想想，真正攫住我的是他们争吵的那件事情。夏洛蒂认为他们之所以斗嘴是因为索拉纳·罗哈斯。这让我非常不安。没有索拉纳的帮助，格斯一个人绝对无法生活。他依赖她。我们大家都依赖她，因为她充当起了临时代理人的角色，担负起了照料他的重任。这样她的权力就很大了，这是大家不安的真正原因。她要利用他简直太容易了。
       我在调查索拉纳背景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丝毫问题，但即使她的历史是清白的，人也是可以变的，也确实是在变的。她六十出头了，也许没有存什么钱供自己退休后用。格斯也许没多少钱，但或许比她多。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个强大的刺激。骗人的人最想干的事情莫过于把财产从别人的腰包里掏到自己的腰包里来。
       我从海湾路转到阿尔巴里尔路，经过格斯家时停了一下。客厅里的灯亮着，但没有见到索拉纳，也没有见到格斯。我经过垃圾桶的时候看了一眼，那块邋遢的大地毯撕成了碎片，扔在那里就像一层褐色的积雪。我就像大多数时候做的那样仔细看了看其余的垃圾。好像索拉纳把一个废纸篓里的东西倒进了垃圾桶里。很多撕碎的小纸片落在缝隙里，就像山顶上的残雪一样。里面有垃圾邮件、废报纸、传单和杂志。
       我歪着头，看见地毯的一个折缝里夹着一个信封，信封的边缘有一条红线。我伸手把它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看着。信是寄给奥古斯塔·弗伦斯基的，上面有寄信人的地址，是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信封是封着的。这是格斯的公用事业公司的账单。红色的边框说明这是严厉的斥责，我在心里猜测，支付日期已经过了，他还没有付款。可为什么在垃圾桶里呢?
       我曾经见过格斯书桌上的文件夹。他付过的账单和没有付过的账单分得整整齐齐，和收据、银行对账单及其他财务文件放在一起。我记得他把东西摆放得这么整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管理家务的本领比较糟糕，但很清楚，他对日常事务还是尽责的。
       我把信封翻过来。如果他真的没付呢?那就让人不安了。我抵挡不住偷看的念头，撕了撕封口处。我知道联邦政府有关偷窃邮件的规定。偷窃别人的邮件是犯法的——没有如果，没有而且，也没有但是。确实，放在路边垃圾桶里的文件，其性质不再属于丢弃者的个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这封没有打开的账单好像是错误地放进垃圾桶里的。这就意味着仍然不能看。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这是一封讨债通知，而我又把它留在了原地，他的煤气和电可能会被切断。另一方面，如果我把信保留下来，我也许就会被联邦政府关起来。让我心烦意乱的是，这些天倒垃圾的肯定不是格斯，而是索拉纳。过去两个月来我没看见格斯出来过。他刚刚能走动，我知道处理家里日常事务的不是他。
       我爬上他门前的台阶，把账单放在前门的邮箱里，然后回到自己的公寓。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搞清楚格斯的家庭财政是否管理得当。我从大门进来，绕到我的公寓的后面。进了公寓，我爬上螺旋形的楼梯，来到阁楼，脱下跑步穿的汗衫，跳进淋浴间。我一穿好衣服，吃完荞麦早餐，就穿过后院，去敲亨利的门。
       他正端着一杯咖啡，坐在餐桌旁，面前是摊开的报纸。他站起来，打开门。我扶住门框，欠着身子，快速地环顾四周。“没在吵架吧?”
       “没有。平安无事了。你想喝咖啡吗?”
       “想喝。”
       他把我让进去。我在餐桌旁坐下来，他拿出一只杯子，倒满咖啡，然后把牛奶和糖放在我面前，说：“这是普通牛奶，不是奶油和牛奶各占一半的那种。承蒙你来看我，非常荣幸。 我希望你不是来指责我的不良行为的吧。”
       “我想给格斯送点自家做的汤去。”
       “需要配方吗?”
       “不要。我实际上是想弄点已经做好的汤。你冰箱里有吗?”
       “我们来看看吧。如果我想到了的话，我会亲自给他送一些去的。”他打开冰箱，拿出许多特百惠家用塑料罐，每个罐子上都贴着名称和日期。他仔细地看着其中一个罐子。“咖喱肉汤。我忘了还有这种汤。听起来不像你做的汤。你喜欢做的是鸡肉面条汤。”
       “说得很对。”我说，看着他从架子的最后面拿出一个能装一品脱的容器。容器上的标签上结满了霜，他不得不用拇指甲把霜刮掉。“85年7月?我觉得这个维希奶油浓汤已经过了保质期。”他把容器放在水池里解冻之后继续找。“我看见你今天早上跑步了。”
       “你这么早在外面干什么?”
       “你要替我感到自豪。我在散步。我数了一下，走了两英里。感觉很快乐。”
       “都是受夏洛蒂的影响。”
       “是吧。”
       “噢。我想你并不想谈这件事吧。”
       “不想。”他又拿出一个罐子，说道：“稻米鸡汤怎么样?才两个月。”
       “很好。我先给它解冻，然后热气腾腾地端过去。这样更令人信服。”
       他把冰箱关上，把石头一样硬的罐子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你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
       “我一直在担心格斯，这是我去看他的借口。”
       “你为什么要找借口?”
       “与其说借口还不如说目的。别讨论什么借口或目的了。夏洛蒂似乎觉得你们两个人发生口角是因为索拉纳。我在想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是说，如果她在策划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人怎么不应该知道?”
       “我觉得夏洛蒂说的话没什么用，虽然公正地说，我认为她的所作所为不一定是错的，不过是在投机而已。”
       “你有没有机会弥补?”
       “我怀疑。她不会向我道歉，而我肯定也不会向她道歉。”
       “你好像跟我一样。”
       “肯定没有你那么顽固，”他说。“不管怎么样，在索拉纳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调查过她的背景，她的历史是清白的。”
       “也许是，也许不是。梅拉妮让我快点查一查，我就快速查了一下。我知道她没有犯罪记录，因为我最先查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想去那里打探一下。”
       “差不多吧。如果什么都打探不出来，对我来说也好。我宁愿愚弄自己也不愿意让格斯身处险境。”
       我回到公寓，把冻汤罐子放在厨房的水池里，在周围加上一些温水让它解冻。我找到一只碗，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拿出一只炖锅。我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爱做家务的主妇了。在等待鸡汤加热的时候，我把要洗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等汤一好，我就把它倒回到特百惠塑料盒里，一路小跑来到格斯家。
       我敲了敲门，过了一会，索拉纳出现在过道里。我扫了一眼，发现那个画着红色边框的信封还在信箱里，我没有管它。通常，我会把它抽出来拿进去，交的时候还会急速地解释一番，但由于她是个偏执狂，如果我提这件事的话，她会认为我在监视她。我当然在监视她。
       她打开门，我把盒子递过去。“我做了一大罐汤，格斯或许想喝一点。”
       索拉纳的举止表明她不欢迎。她接了盒子，咕哝了一句“谢谢”，她正要关门，我赶紧说道：“他怎么样?”
       她黑着脸盯着我，好像想故意怠慢我，似乎又要再斟酌一下。她不再对我虎视眈眈。“他正在打盹。他昨天晚上很难受，肩膀疼得很厉害。”
       “很抱歉。亨利昨天跟他聊过，在他印象中，格斯的病情正在好转。”
       “来探望的人让他觉得很累。你也许可以跟皮茨先生说一下。他不应该待那么长时间。我3点钟到这里的时候，弗伦斯基先生已经上床了。他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瞌睡，所以昨天晚上睡得很差。他像个婴儿一样，把白天和黑夜搞混了。”
       “我想知道他的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
       “约好了星期五看一下。我正准备说呢，”她说。“还有别的事吗?”
       “呃，有。我正要去超市，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一点也不麻烦。我总是要去的，很高兴能帮你一点忙。我甚至可以跟格斯坐一会，如果你想自己去的话。”
       索拉纳对我的提议不予理睬。“等一等，帮我带一两样东西吧。”
       “当然。”我现场编造了要去超市的谎言，拼命想延长一点时间。她就像个在大门口看门的人一样，除非你经过她那一关，否则你就见不到格斯。
       我看见她进了厨房，把汤盒放在案板上，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大概在找纸笔。我走进客厅，朝格斯的桌上看了一眼。那个装账单的文件夹是空的，但那两个储蓄存款账户的银行存折还在我以前见过的地方。好像他的支票簿也插在那里。我非常想检查一下他的财力，确信他的账单都付了。我朝厨房门口瞥了一眼。不见索拉纳的影子。如果我当时就行动的话，也许就如愿了。而事实上，我的犹豫不决让我失去了机会。过了一会，索拉纳出来了，胳膊下面夹着钱包。她给我的清单很短，只有几项，潦草地写在临时找来的一张纸条上。我看着她打开钱包，拿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递给我。
       “那块破破烂烂的地毯拿走之后这里看起来好多了。”我说，装作她不见的这会我在欣赏她的工作，而不是在策划把格斯的存折偷走。我很后悔。我本来可以在几秒钟之内穿过房间把存折拿到手的。
       “能做的我都做了。奥博琳小姐告诉我，她来之前你和皮茨先生打扫过。”
       “这不算什么。跟我姑妈过去常说的一样，随便划拉了一下。这是购物清单吗?”我停下来，瞟了一眼那张清单。胡萝卜、洋葱、蘑菇肉汤，大头菜、芜菁甘蓝和新马铃薯。都是些营养价值高、有益健康的东西。
       “我答应过弗伦斯基先生，要做些新鲜的蔬菜汤。他的胃口不好，他唯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汤。不管什么样的肉都让他作呕。”
       我感觉自己的脸红了。“我想我应该先问一问的。我做的是稻米鸡汤。”
       “也许他好点的时候可以。”
       她走得离我更近了，基本上是在护送我朝门口走去。她也许还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把我朝外面拖。
       我在杂货店慢悠悠地转着，假装给自己，也给格斯买些东西。我不知道芜菁甘蓝是什么样的，垂头丧气地找了一会之后不得不问服务员。服务员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粗糙的植物，就像肿起的土豆一样，皮子像蜡一样，一端长出了几片绿叶。“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芜菁甘蓝吗?”
       他微笑着。“你听说过萝卜和马铃薯吗?这就是萝卜，也叫芜菁甘蓝。德国人在1916年的冬天到1917年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谁知道这个?”
       我回到车上，往家里开去。我转过海湾路到阿尔巴里尔路的转角，看见废物管理公司收起垃圾桶，拖走了。我把车停在路边的空地上，提着索拉纳要我买的东西，爬上格斯门前的台阶。她把塑料袋和零钱接了过去，然后说感谢我，可并没有邀请我进去。多气人啊!哎，为了能进去，我得重新找个借口了。
       20
       星期三，我回家吃午饭，发现戴尔夫人穿着长可及脚的貂皮大衣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抓着棕色的纸袋，袋子里装着她送的外卖。“你好，戴尔夫人。你还好吗?”
       “不太好。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弗伦斯基先生的后门是锁着的，玻璃上有张条子，上面说他不需要我们的服务。他对你说过什么吗?”
       “他没有对我说过，但这确实很奇怪。那个人总要吃东西啊。”
       “如果我们送的东西他不喜欢，他可以提。我们很乐意调整。”
       “你没跟他说过?”
       “我试过。敲过门，敲门的声音很大。我知道他听力不好，如果他已经一瘸一拐地来到过道里了，我就准备等一等。可出来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护士。我看得出来，她不想说话，但她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她告诉我他不想吃东西，她不想那些东西浪费掉。她的态度近乎野蛮。”
       “她取消了外卖。”
       “她说弗伦斯基的体重减轻了。她带他去让医生检查过他的肩膀，的的确确，轻了六磅。医生很吃惊。从她的举动来看，好像是我的错。”
       “让我想想我能做什么。”
       “求求你。这样的事情还从来没在我身上发生过。我一想到是我的错就很害怕。”
       她一离开，我就给纽约的梅拉妮打了个电话。跟往常一样，我没有跟一个活人说上话。我留了言，她下班后在加利福尼亚时间的3点整给我回了电话。当时我已经到了办公室，我把手头正在写的报告放在一边，把我跟戴尔夫人的谈话告诉了她。我以为她会感到震惊。然而没有，她非常生气。
       “这就是你打这个电话的原因?这些事我都知道。格斯叔祖父几个星期来都在抱怨外卖。起初索拉纳并没有太注意，因为她以为他只不过是脾气不好。你知道他有多喜欢抱怨。”
       我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特点，所以我无法反驳。“那他吃饭怎么办?”
       “她说她可以处理。她刚来的时候就提出给他做饭，可是我觉得已经让她护理他了，不能要求太多。呃，我不知道。我倾向于让她做饭，至少在他恢复胃口之前让她做饭。我真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你觉得有什么不好吗?”
       “梅拉妮，你难道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吗?她在老人周围修起了一堵墙，谁都不让接触。”
       “噢，我不这样认为。”她用怀疑的口吻说道。
       “呃，我却这样认为。他老是睡觉，这样对他不好。亨利和我每次去那里，她总是引用他的话说‘不舒服’或‘他不喜欢人家陪’。总是有借口。亨利好不容易去看他一次，她又声称格斯事后非常虚弱，不得不上床睡觉。”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生病的时候也只想睡觉，最不喜欢别人坐在那里聊天，聊得人疲乏不堪。”
       “你近来跟他说过话吗?”
       “有一两个星期没有说过话了。”
       “我相信她对这一点非常满意。她不希望我过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得绞尽脑汁才能站到他的门口一次。”
       “她是在保护他。这有什么坏处呢?”
       “如果他的情况在好转，这也没什么。而他的情况每况愈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索拉纳和我每两天就要沟通一次，我没听她说起这个。”
       “当然没有。是她让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的。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坚信这一点。”
       “我希望你不是在说我应该再来一趟吧。六个星期前我才来过的。“
       “我知道这样很麻烦，但是他需要帮助。我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如果索拉纳知道你要来的话，她会把她那些事掩藏起来，让一切看起来正常的。”
       “好了，金西。她问了我三四次，问我能不能来看看他，但我脱不开身。如果她在干些不道德的事情，她为什么要这样提议呢?”
       “因为她非常狡猾。”
       梅拉妮不吭声了，我感觉转来转去的，就像车轱辘一样。我以为我终于让她明白了，可她却说：“你确信自己没事吧?如果你想了解真相的话，说这些话是非常奇怪的。”
       “我很好。我担心的是格斯。”
       “我不怀疑你担心他，但所有这些有关阴谋的话都有点耸人听闻，难道你不觉得吗?”
       从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恼火的声音，又长又低，好像已经受够了似的。“好了。很好。就假定你是正确的吧，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现在轮到我不吭声了。跟往常一样，当我面对那样的要求时，我的大脑里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我现在没有准备，想不起来。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我得说她在麻醉他。”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你认为她那么危险，那就炒掉她。”
       “我没有这个权力。这是你的事。”
       “呃，我在没跟她谈话之前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们都公正一点好吧。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如果我严格按照你的话把她炒了，她会到劳动关系管理委员会去告我们，说待她不公，或者无缘无故地就把她炒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梅拉妮，你这是胡说。如果你跟索拉纳说这个的话，她会勃然大怒的。上次她以为我在调查她时，她的反应就是这样的。”
       “别的还有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
       “她是什么事情都不会承认的。她太聪明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你的一面之词。我不是固执，但我也不能因为你的一种‘感觉’就飞三千英里。”
       “别把我的话当真。如果你认为我是在胡说，为什么不给亨利打个电话，问问他?”
       “我没说你胡说。我了解你，不会说你胡说。让我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忙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请假会引起很多麻烦和不便。我跟我老板谈一谈，回头找你。”
       典型的梅拉妮的性格，那次通话之后我们一个月没再通话。
       6点钟，我朝罗斯的酒馆走去，发现亨利坐在他通常坐的那张桌子旁。我做出决定，自己这么负责任，应该出去吃一顿。酒吧里人山人海。现在是星期三晚上，工薪阶层都称它是“驼峰日”，因为到这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大半了。亨利优雅地站起来，扶住我的椅子，我在他旁边坐下来。他给我买了一杯酒，当他喝完那杯冰镇黑杰克鸡尾酒时我仍然在小口小口地呷着。我们点了，或者确切地说按照罗斯的推荐点了菜。她断定，亨利可能会喜欢她的红烧鹿肉。我把自己的营养目标告诉了她，恳请她少放一点酸奶油之类的。她爽快地答应了，说道：“很好。不要担心。我给你准备一份好吃的。”
       “太好了。是什么?”
       “粘果酸辣椒酱炖鹌鹑。”
       亨利带着受伤的表情，在椅子上动了动。“我为什么不能吃这个?”
       “好吧。你们两个人都有。马上就来。”
       鹌鹑端上来的时候，她坚持要给我们倒上一杯红酒，红酒的味道非常糟糕，她倒酒的动作非常夸张。我向她敬酒之后啜了一口，说道：“噢，好喝。”舌头在嘴里卷缩着。
       她走后，我尝了一口辣椒酱。“出问题了，”我用叉子挑起鹌鹑。“我要借一下格斯家的钥匙。”
       他看了我一会。我虽然不知道他看见了我的什么表情，但见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了一串钥匙。他从钥匙圈上取下格斯家后门的钥匙，放在我伸开的手掌里。“我觉得你不会介意解释一下。”
       “我什么也不说对你最好。”
       “你不会干什么犯法的事吧。”
       我用手指塞住耳朵，让他别再说了。“我没听见你说什么。你能不能问点别的?”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把汤送给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把手指从耳朵里取出来。“她告诉我他的胃口不好，吃什么肉都让他感到恶心，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我在门口把装满鸡汤的盒子给了她。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白痴一样。”
       “你跟他说过话没有?”
       “当然没有。没有人能跟他说上话。你上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前天。”
       “噢，对了。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格斯上床了，因为你在那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把他的精力耗尽了，真是胡说八道。而且，她把外卖取消了。我给梅拉妮打了个电话，没有任何结果。她好像在说这些事情是我编的。不管怎么说，她觉得应该给索拉纳辩护的机会。她确实建议过，如果我有哪怕是一点点证据也许就会大有帮助。因此……”我抓起钥匙。
       “你要小心。”
       “小菜一碟。”我说。我现在需要的只不过是机会而已。
       跟许多人一样，我相信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我虽然不相信已经存在一个什么宏伟的计划，但我确实知道宇宙中存在着本能和机缘，比如巧合。没有什么意外。
       比如：
       你在高速公路上，你的车胎爆了，于是你把车停在路边，希望别人停下来帮助你。很多车子都没有停，后来终于有人停下来帮你了，原来是你五年级时坐在你后面的同学。再如：因为堵车你上班晚了十分钟，结果在你前面，你每天都要经过的那座桥垮了，六辆车掉了下去。你完全可以早走四分钟，这样你也就掉下去了。生活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巧合组成的，有些巧合是好事，有些巧合是坏事。有人称其为同步性。而我把它叫做纯粹的运气。
       星期四那天，我鬼使神差地早早就离开了办公室。这天我做了很多文书工作，或许是厌烦了。当我行至卡巴拉大街到海湾路的转角时，正好从索拉纳·罗哈斯那辆破旧的折篷车旁经过。格斯弯腰驼背坐在前面，身上裹着一件外套。据我所知，他几个星期没有出过门了。索拉纳在聚精会神地跟他说话，我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抬起头来。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在转角处停下，打着右转向灯。我猜测她正带他去看医生，可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那么回事。
       我赶紧找了一个停车场把车停下，锁好车门，然后一路小跑，爬上格斯前门的台阶。我假模假样地在门上的玻璃上敲了敲，愉快地向里面挥了挥手，好像里面有人似的，然后朝侧面指了指，点点头，好像明白了一样。我从房子的侧面绕到后面，爬上后门的台阶。我从门上的窗玻璃向里窥视。厨房是空的，灯是灭的——没有多大让人吃惊的事情。我用亨利给我的钥匙进了屋。严格地说，这是不合法的，但我想就算是给格斯还邮件吧。我告诉自己，我是在做好事。
       问题在于：
       即使格斯·弗伦斯基在家，我在没有接到他的邀请的情况下，也没有合法的理由进入他家，何况他不在家。我看见他坐在索拉纳的车上从我身边经过，到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去，这完全是巧合。如果我被抓住了的话，我能给别人什么样的解释呢?既没有烟雾从他家的窗户里冒出来，也没有人喊救命；既没有停电、地震，也没有泄漏煤气、水管也没有漏水。总之一句话，除了我对他的安宁和安全的担心之外找不出别的借口。
       在进入他家的过程中，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有两样：他在可靠的人手里的证据和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证据。我沿着过道走进格斯的卧室。床整理得很干净——“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每件东西都各得其所”是索拉纳·罗哈斯的信条。我打开几个抽屉，没见异常。我虽然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什么，但这正是你来看一看的原因，因为你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走进他的浴室。装药的长方形的盒子还放在水池上。写着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的隔间是空的，写着星期三和星期四的隔间也是空的，只有写着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隔间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片。我打开药箱，扫了一眼他的处方药。我翻遍挎包，找到了笔记本和笔。我把见到的每个瓶子的信息记了下来：日期、医生的名字、药名、剂量以及服用须知。一共有六个处方。我对药物之类的不熟，所以我仔仔细细地作了笔记，记完之后把盒子放回到架子上。
       我从浴室出来，继续沿着过道走。我打开第二间卧室的门，这是索拉纳存放衣物和个人用品的地方，她有时候在这里过夜。这间屋子以前是个储藏室，堆着很多没有标签的纸盒子，现在这些纸盒子都搬走了。仅有的几件古色古香的家具现在也掸掉了灰尘，擦得油光锃亮，而且经过重新整理。我看得出来，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一张漂亮的红木床架经过重新装配，亚麻布床上用品整洁得就像部队里的小床一样。有一张镶嵌着樱桃木的去过节疤的胡桃木摇椅，一只大衣柜和一只果木圆角五斗柜，五斗柜的把手呈古铜色，很华丽。我一连拉开三个抽屉，里面都是索拉纳的衣服，装得满满的。我非常想继续搜一搜她的房间，可我的守护神提醒我，我在冒进监狱的风险，最好到此为止吧。
       在第二间和第三间卧室之间有个带浴室的卫生间，我从开着的门里看了一眼，没看见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打开药品柜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有很多化妆品，但我从来没见她化过妆。
       我穿过大厅，打开第三间卧室。有人在窗户上挂了一扇厚厚的遮光窗帘，房间里非常暗，空气也是热烘烘的。在墙边的一张单人床上有一大堆东西。我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个特大号枕头?还是打好包的要扔掉的衣服?我已经习惯了格斯喜欢囤积的毛病，以为这是他喜欢囤积的又一例证呢。这时传来一声咕哝声，接着那堆东西动了一下。是一个人。那个人原来是向左边侧着的，现在侧向了右边，这样就正好面对房门了。他的上半身仍然看不清，一道亮光把床分成了两半，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在两条狭长的切口里闪闪发光。他要么是睁着眼睛睡觉的，要么就是正盯着我看。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看见我的任何迹象。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
       在深度睡眠时控制我们的是动物的本能，一旦遭遇危险，这种本能就会提醒我们。即使温度的一点点变化，空气流动方向的改变，最微弱细小的声响，或者光线的交替变化都会唤起我们自卫的本能。在变换姿势时，人就从最深的睡眠中向上移动。他要竭力恢复知觉，就像缓缓上升的潜水员要见到头顶那圈开阔的天空一样。我虽然很害怕，却不敢吭声。我从房间里退出来时，牛仔裤发出的沙沙声和皮靴底在地板上的摩擦声清晰可闻。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一只手紧紧握住房门的把手，另一只手顶住房门的边缘，以防房门在碰到门框和锁舌插进锁孔里时发出哪怕是最为微弱的声响。
       我转过身，踮起脚，沿原路不要命地往外撤。我把挎包紧紧贴在身上，因为我明白，如果在椅子上碰一下，哪怕非常轻，也可能让那个家伙从床上弹起来，追查屋子里还有谁。我穿过厨房，从后门里出来，即使到了门廊，我仍然不敢放松。我从后门门廊前的台阶上下来，竖起耳朵听着后面的动静。我来到那排灌木前，抬起胳膊，扒开灌木，强行穿过了那片树丛，到了亨利的后院。虽然一路上可能都有折断的树枝，但我来不及停下来看一下。直到到了自己的公寓，把门锁起来之后我才喘了一口气。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锁上门把上的锁闩，关掉灯，绕过餐桌，来到水池、炉子和碗橱形成的一个U字形的地方，这里没有窗户，是个死胡同。我瘫坐在地上，抱起膝盖，等着有人来捶门，要我给他一个解释。现在安全了，我又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在我胸口好像有人要用冲击钻把一堵墙推倒一样。
       我在心里把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我假模假样地在前门的玻璃上敲，又假模假样地跟里面的人说话。我噔噔噔地从前面的台阶上跑下来，又噔噔噔地从后面的台阶上跑上去。一进去，我就把门关上。我来来回回地拉动抽屉，在两个药柜里寻找，按理说，声音应该很大。我一点也没有在意自己弄出的声音，我以为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而那个人一直在隔壁的房间里睡觉。我疯了吗?
       我躲了三十秒之后，开始觉得自己很蠢，我开门和进门的动作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个小偷。没有人看见我进去或出来。没有人报案。甚至都没有人发觉——我自认为是这样。不过，这件事你真的可以当作一次实践教学课。我要把这件事牢记在心，但当我想到错过了拿走格斯存折的机会时，我呆住了。
       21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沿着圣特雷莎大街一直走到奥蕾莉亚，然后转左，绕到一家药店的停车场。琼斯药店是一家老式药店，架子上摆满了维他命，急救药，营养品，造口术器具，特效药，护肤、护发、护甲用品，以及其他一些减轻病人小病小灾的药物。你可以自己开处方，但在这里买不到室外用的桌椅。你可以租拐杖，买臂架，但你冲洗不了片子。这里量血压确实是免费的，我在等着咨询的时候就把橡皮箍袖带套在胳膊上。经过一番打气、挤压和放气，结果显示：118/68，于是我知道自己不会死。
       我等咨询的窗口一空下来就走到柜台前，看见了药剂师乔·布鲁克斯，他过去给过我很多帮助。他七十多岁，雪白的头发，前额正中有个旋涡。他说：“喂，夫人。你好吗?有些时候没见你了。”
       “我在这里啊——一直在尽量避开麻烦，”我说。“我现在需要一些资料，心想你也许帮得上忙。我有一个朋友，他吃了很多药，我很担心。我觉得他睡得太多了，即使醒着的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他怀疑他吃的这些药有副作用。我把他吃的药开了一个清单，但处方不是在这里开的。”
       “没关系。大部分药剂师给病人提供的咨询都跟我们一样。我们要让病人明白药物的作用、剂量，怎么服用，什么时候服用。我们还向他们说明在服药期间不宜吃的东西或药物，并建议他们，如果有异常情况赶紧联系医生。”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想再核实一下。如果我把清单给你，你能告诉我这些药物的作用吗?”
       “应该不是问题。医生是谁?”
       “迈德福德。你认识他吗?”
       “认识，他医术不错。”
       我把笔记本拿出来，打开，翻到开列清单的那一页。他从夹克的口袋里取出老花镜，从容地框在耳朵上。我看着他一行一行地看着，边看边评论。“这些都是合乎标准的，茚磺苯酰胺是利尿的，降血压的。美托洛尔是β阻断药——也是降血压的。氯化钾是一种钾的替代品，樱桃味，是处方药，过量服用会影响心率，毁坏胃肠道。保泰松是一种消炎药，大概是为了治疗骨关节炎。他提到过骨关节炎吗?”
       “我知道他抱怨过这疼那疼。肯定抱怨过炎症。由于骨质疏松，他的身体佝偻得厉害。”我从他的肩膀上方看过去，读着那张清单。“那是什么?”
       “安妥明是用来降低胆固醇的，最后这一种，西米替汀是治疗胃灼热的。我觉得唯一需要仔细查一下的是他体内钾的含量。低血钾可以导致他迷糊、虚弱、嗜睡。他多大了?”
       “八十九。”
       他点点头，歪着头思索着。“年龄是个关键问题。这是无疑的。老人的排泄不像健康的年轻人那样快。肝脏和肾功能都大大减弱了。三十岁以后冠状动脉开始衰退，到九十岁时最多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了。你所说的这些病症似乎互不相干，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没看过老年疾病专家的话，最好请个专治老年疾病的专家看看。”
       “他请了医生看病。一个月前他摔了一跤，肩膀脱臼了，刚刚去复查过。按我的预期，他应该恢复得比较快，而实际上病情没有什么好转。”
       “这是有可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条纹肌也在萎缩，所以撕坏的肌肉组织、骨质疏松症、尚未确诊的糖尿病以及受损的免疫系统阻碍了肩膀的尽快恢复，这是有可能的。你跟他的医生谈过吗?”
       “没有，按照现行的有关隐私的法律规定，我觉得跟医生谈没什么用。他办公室的人甚至都不承认他是个病人，就更谈不上让他的医生在电话里跟一个陌生人聊他的治疗情况了。我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是，他只是我的一个邻居。我猜想他的护理人员已经把所有情况都给医生讲了，但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乔·布鲁克斯思索着，考虑着各种可能性。“如果为了治疗肩膀给他开止痛药，那他就是在滥用药物。这里我没见到这类药物，但他手头可能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饮酒。”
       “我没有想过这个。我觉得两种可能性中肯定有一种。我虽然从没见他喝过酒，但我又知道他什么呢?”
       “我说，我很乐意给他的医生打个电话，把你的担忧转告他。我跟他很熟，我觉得他会听我的。”
       “缓一缓吧。他的护理人员还跟他住在一起，她非常敏感。除非有必要，否则我不想得罪她。”
       “明白。”他说。
       那天中午我离开办公室，准备回家草草吃点算了。我绕过公寓，来到后院，看见索拉纳像发了疯似的在亨利的厨房门上捶。她把一件外套像披肩似的搭在肩上，情绪明显地不安。
       我在门口停下来。“出了什么事吗?”
       “你知道皮茨先生什么时候回家吗?我敲了很多次了，他一定是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我能帮你吗?”
       我看见她脸上挣扎的表情。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她最不愿意求助的人了，或许由于形势紧迫的缘故，她用一只手抓住外套的边缘，穿过了后院。“我需要个帮手。我正在给弗伦斯基洗澡，可我无法把他弄出来。他昨天又摔了一跤，又受伤了，所以我担心他在瓷砖上滑倒。”
       “我们两个人行吗?”
       “希望行吧。跟我来吧。”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格斯的前门，前门虚掩着，她离开时留的门。我跟着她走进屋子，随手把包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回过头来，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想在晚饭前给他洗个澡。虽然他的平衡不太好，但我以为自己能行。他在这里。”
       她领着我经过格斯的卧室，来到浴室，浴室里弥漫着蒸气和肥皂的味道。浴室的地上很滑，我知道要在这样的地上走稳有多难。格斯蜷缩在一个角落的一只塑料凳子上。水已经关掉了，好像索拉纳在离开之前想尽量把他擦干。尽管她给他披了件长袍让他保持暖和，但他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他的头发湿漉漉的，水顺着脸颊滴落而下。我从没见过他没穿衣服的样子。我感到很吃惊，他竟然是那么瘦。他的锁骨上窝很大，胳膊上全是骨头。右边的臀部上有大块大块的瘀伤。他正在哭，断断续续的抽泣声说明他非常无助。
       索拉纳俯下身。“没事了，现在没事了。我找了个人来帮忙。别担心了。”
       她把他擦干之后，扶着他的右臂，我扶着他的左臂，让他站了起来。他颤巍巍的样子，很明显状态不是很好，只能蹒跚而行。她移到他的前面，抓住他的两只手向后退，好让他的身体保持平衡，我则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肘关节下面，扶着他慢吞吞地向卧室走去。要扶着像他那么虚弱的人站起来往前走确实是需要技巧。
       我们来到床边，索拉纳站在他跟前，让他靠在垫子上。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我，她先给他的一只胳膊套上法兰绒睡衣，然后又给另一只胳膊套上睡衣。他大腿上的皮肤很松，骨盆上的骨头清晰可见。我们让他坐在床沿上，她给他穿上睡裤。我们又一起把他提起来，让她把睡裤拉到他的腰部。她又小心翼翼地让他躺在床沿上。当她把他的腿提起来，依次放进被窝里时，他疼得大叫起来。她在附近放了一堆旧被子，这时在他身上盖了三床。他的颤抖似乎是不由自主的，我听见他的牙齿都在打颤。
       “我去给他弄一杯茶吧。”
       她点点头，想方设法让他感到舒服。
       我沿着过道，来到厨房。茶壶在炉子上，我打开水龙头，直到水变热之后才用水壶去接，水壶接满水之后，我把它放在火炉上。我急匆匆地在堆放整齐的碗柜里寻找茶包。最近买了伏特加酒吗?没有。谷类食品，意大利面食，大米呢?都没有。找第三次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利普顿”盒子。我找到一套杯碟，放在灶台上。又走到门口，在拐角处窥视了一番。我听见索拉纳还在卧室里，对格斯低声说话。我不敢停下来细想自己要冒的这个风险。
       我蹑手蹑脚地穿过大厅，来到客厅，向那张桌子走去。那些文件夹还在原来的地方。我虽然看不见账单或收据，但能看见他的银行对账单、支票簿和两张银行存折，一条橡皮筋把它们绑在一起。我去掉橡皮筋，扫了一眼存折上的余额。原来有一万五千美元的那张存折上好像没动过。第二张存折上取了一些钱，我把它塞进包里。我打开支票簿，把里面的记录拿下来，然后把支票簿的封面和其中一个存折放回到文件夹里。
       我走到沙发旁，把存折塞进挎包的底部。然后就大步回到了厨房，把滚烫的开水倒在“利普顿”茶包上。我的心怦怦直跳，当我端着瓷杯瓷碟沿着过道来到格斯的卧室里时，他们两个人还在喋喋不休，就像响板一样。在进入卧室之前，我得把泼到碟子里的水倒回到杯子里。
       我看见索拉纳坐在床沿上，拍着格斯的手。我把杯碟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把枕头垫在他的背后，让他坐起来。“我们先让茶冷一冷，然后你就可以好好喝一口了。”她对他说道。
       他看着我，我敢发誓，他在向我无声地求助。
       我瞟了一眼时钟。“你是不是说过跟医生约好了，今天晚些时候要去看医生?”
       “是的，去看内科医生。弗伦斯基先生的两条腿很虚弱，我很担心。”
       “他能去吗?”
       “应该没事。他暖和一点后，我就给他穿上衣服。”
       “约的是几点?”
       “还有一个小时。医生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1点半吗?”
       “两点。”
       “希望一切顺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等着帮你把他弄上车。”
       “不用，不用。我现在可以了。非常谢谢你的帮助。”
       “我很高兴能帮帮你。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我走了。”我说。我既想留下来好好看看，又想赶紧逃开，这二者撕扯着我。我感觉背上的汗珠直往外冒。她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都很少说感谢的话，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
       我走到客厅，抓起挎包，出门走到车旁。我看了一眼手表，把车子发动起来，离开了路边。如果这件事我办得高明的话，我可以把格斯的财务数据复印下来，趁索拉纳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把支票簿和存折还回去。
       我一到办公室就把门锁上，把包扔在桌上，把复印机打开。在复印机预热的时候，我急得直跺脚，抱怨怎么这么慢。等机器上一出现准备好的标志，我就开始复印支票簿的内容和存折上的取款记录。以后再来仔细研究吧。如果我踩准了点的话，我还可以回到自己的住处等着。一旦看见索拉纳和格斯驾车离开去看医生，我就可以从后门进去，把东西放回原处，让她毫无察觉。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尽管完成这件事要取决于我掌握的时间，但形势对我非常有利——假定那个呆子不在的话。
       复印机很慢，真急人。那道白热灯光在面板下来来回回地移动，嘀嗒有声。我揭开盖子，翻到紧邻的两页，合上盖子，按下按钮。复印件从机器里面滑出来，摸上去还热烘烘的。复印完毕，我关掉机器，拿起包。这时我的目光落在桌上的日历上。1月15日，星期五这天有一条备忘录，写的是“米勒德·弗德利克森，下午2点”。我绕过桌子，正着看了一下那条备忘录。“见鬼!”
       我花了半分钟时间，找到弗德利克森家的电话。我希望能重新安排个时间，于是抓起话筒，急匆匆地拨了那个号码。占线。我看了看钟。现在是1点15分。索拉纳告诉过我，到医生办公室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这意味着她在1点30分左右就会离开，因为要留出停车和把格斯弄到医院里的时间。他走路的速度很慢，尤其是最近又摔了一跤之后，走快了一定会很疼。她也有可能把他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去停车，然后再回到医院门口，领着他穿过自动玻璃门上电梯。如果我早点去弗德利克森家，那么就可以快点访问完，赶在她回来之前去一趟。如果有什么遗漏的话，我可以在随后打电话问米勒德。
       弗德利克森家离我这里不远，我只能在他家待十五分钟时间他或许会非常高兴呢。我拿起文件夹，文件夹里有我和他妻子谈话时的记录。虽然跟弗德利克森的见面也很急迫，但我得把精力放在更为急迫的事情上。
       从我办公室开车去弗德利克森家自然免不了会碰到很多红灯。在有“停车”标志的交叉路口，我就迅速勘察一下，确信周围没有警车时，就不再想停车的事，直接冲过去。我转向弗德利克森家的那条街，把车停在街道对面，向他家的前门走去。在那条长满海藻的光滑的坡道上，我差点摔一跤，但在摔下去之前控制住了。不过我的腰扭了一下，日后得付出代价。
       我按了门铃之后就等着，希望格蕾蒂斯会来开门，就像我上次来时一样。可是这次开门的却是弗德利克森先生，他坐在轮椅上，衬衣的领口上塞着一张餐巾纸。
       “你好，弗德利克森先生。我想我早来了几分钟，如果我打搅了你吃午饭的话，我可以一个小时左右后再来。这样是不是对你更合适些?”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祈祷，可我的双手并没有合起来。
       他向下瞟了一眼餐巾，用力取了下来。“不用，不用。我已经吃完了。既然你已经来了，我们就开始吧。”他把轮椅摇回去，向后倒了两次，来到咖啡桌边。“坐吧。格蕾蒂斯去做理疗了，我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一想到要跟那个人在一起待两个小时，我的心里顿时就慌了。“不用那么长时间。我问完几个问题就不打搅你了。坐在这里可以吗?”
       我把杂志和邮件移到一边，这样就可以坐在我原来坐的那张沙发上。我听见后面的屋子里传来狗的闷声闷气的声音，但是并不见小鸟，所以或许是它的午餐也吃得不错吧。我把磁带录音机拿出来，希望里面还有电。“我要把采访过程录下来，跟上次采访你妻子一样。希望得到你的同意。”我已经按下了录音键，做好了准备。
       “好。没问题。你想了解什么事情?”
       我说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日期，时间，主题和其他一些细节，我说得很快，就像在用比正常速度快一倍的速度播放一样。
       他抄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我最好从头开始吧。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
       我快速地翻着那本黄色便笺簿。“大部分信息我都有了，现在只需要填几个空。我很快就要走。”
       “我讲的时候别催我。我们没有任何隐瞒。她和我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我们打算合作。这样才公平。”
       我的目光落在转动的录音机上，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僵了。“非常感谢。”我说。
       那句“我们没有任何隐瞒”在我脑海里回荡着。我立即想起了一句俗话：“越是说自己诚实的人越不诚实。”这句旁白就像某些人开头说的“说实话”一样。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下面说的所有的话如果不是错误的就是十足的谎言。
       “你想从什么时候讲起就从什么时候讲起吧。”我说，看也不看他。
       他又把那次车祸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沉闷乏味之极。他的语调是经过事先排练的，他讲述的内容很显然跟我从他妻子那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我知道他们仔细商量过。天气情况，安全带，莉萨·雷突然闯到他们那条道上来，急刹车，最后用手刹才刹住。不过，格蕾蒂斯不可能把她告诉我的每件事都记住，如果我再对她说一遍的话，她又会改变自己的说法，以便和她丈夫的保持一致。他一边说，我一边草草地记，确信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跟他妻子提供的是一致的。采访录音的时候，没什么比听不清别人说的是什么更糟糕的事情了。
       我心里真正担心的还是格斯。我不知道怎么把支票簿和存折放回原处，但现在也管不了这个了。弗德利克森啰里啰嗦地讲的时候我还得点头，发出一些表示同情的声音，让自己的表情显得饶有兴致。他越讲越起劲。三十二分钟以后，他又准备重复一遍，我说：“呃，谢谢。我觉得大致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就这些了。”他说。“只提一下莉萨·雷那个女人撞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吧。我记得你问过我妻子这个问题，她一时没想起来。”
       “对。”我说。他有点坐立不安，声音也变了，我知道一个弥天大谎就要从他嘴里蹦出来。我身体前倾，聚精会神地听着，笔也做好了准备。
       “超市。”
       “啊，超市。这样就有道理了。哪个超市?”
       “山脚下转角处的那个。”
       我点点头，记了下来。“准备去买些什么呢?”
       “星期六的彩票。很抱歉，没有中奖。”
       “太不幸了。”
       我关掉录音机，把笔插在夹子的顶部。“这点很有用，我一整理好记录就拿过来给你看。”
       我开车回自己的公寓，心里没抱多大的希望。现在已经2点45分了，索拉纳和格斯可能已经从医生办公室回来了。如果索拉纳到客厅，发现那个夹子是空的，她肯定知道是我干的。我在自己的公寓前停好车，看了一眼街道两边的车。没见索拉纳的车。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了。我还有时间吗?我只需要跑进去，把东西放回到桌子上，然后赶紧逃走就行了。
       我把车钥匙放进包里，穿过格斯家的草坪，沿着人行道来到后门。支票簿和存折都在我包里。我向台阶上爬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我看见送外卖的人留的条子还贴在玻璃上。我从窗户向里面张望。厨房里是黑的。
       我只需要十到十五秒钟，如果那个呆子没有在客厅里等着我的话。我拿出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打不开。我握住门把手，尽量巧妙地扭动钥匙。我低下头，迷惑不已，心想，亨利是不是把钥匙给错了。不会啊。
       那就是换锁了。
       我叹了一口气，从台阶上下来，担心自己什么都还没做成就被抓住了。我穿过格斯和亨利后院之间的那道篱笆，回到自己的公寓。我锁上门，在桌子旁坐下来，惊慌就像胆汁一样从我的喉咙里升起来。如果索拉纳意识到支票簿和存折不见了，她肯定知道是我拿的。不是我还有谁?除了床上的那个家伙之外，我是唯一进过房子的人。亨利一两天前也去过，所以他也是被怀疑的对象。我心里的恐惧就像一颗炸弹要爆炸一样，却什么也干不了。我静静地坐了一会，歇了一口气。现在担心有什么用呢?做都已经做了，既然自己被骗了就要承担这次行窃的后果。
       接下来我花了十分钟查看格斯的存折。不用会计员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有两万二的那个存折上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只剩下一半了。我翻到存折的开始几页。那个时候索拉纳还没有来，格斯好像定期储存两千到三千块。他的支票上显示，从1月4号开始就有钱从其中一个储蓄账户上转到他的活期存款账户上，很多支票上面写的都是“现金”。虽然没有作废的支票可供核查，但我确信他的签名是假的。在存折的后面，我在无意中发现了车管所发给他的那张粉红色纸条，一定是从什么文件当中取出来的。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把汽车的所有权从他的名下转到她的名下。我又看了一遍那些数字，摇了摇头。是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我拿出电话簿，翻到县办公室的电话，找到“家庭/老年犯罪热线电话”，我禁不住把“死亡”一词拼了出来(注：家庭/老年犯罪热线电话的英文为Domestic/Elder Abuse Telephone Hotline，首字母合在一起即为DEATH(死亡)。)。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没有必要来证明索拉纳的所作所为是在虐待老人，或者在违法。应该是她证明自己没有虐待老人，或者没有违法。
       22
       “预防虐待老人三县管理处”那个接电话的妇女简短地问明了我打电话的缘由。她把电话转给一位名叫南希·沙利文的社会工作者，她受理了我的报告，跟我谈了一刻钟。从电话里听得出她很年轻，而且是按照摆放在自己面前的一张表格在向我提问题。我向她提供了有关信息：格斯的姓名、年龄、地址，还有索拉纳·罗哈斯的姓名等情况。
       “他身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题多着呢。首先是肩膀摔脱了臼。此外，据我所知，他还患有高血压、骨质疏松症，可能还有骨关节炎，兴许消化系统也有毛病。”
       “有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呢?”
       “这可说不准。据索拉纳·罗哈斯说是有的，可是我没有亲眼见过。有一天他在纽约的侄孙女给他打电话，认为他有点迷糊。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他正在睡觉。而等到我第二天早晨去看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好了，虽说略显暴躁，然而却没有神志不清之类的症状了。”
       我不停地说着，尽可能向她多提供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我不愿提及财务方面的问题，原因是我不想承认偷了他的存折。尽管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是描绘了那天早晨他走路摇摇晃晃以及索拉纳提到的他摔倒的情况。“我看见他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人很瘦，瘦得跟钓鱼竿似的，看上去有点吓人。”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危险就在眼前呢?”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我认为那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就叫警察了。可是我又认定他需要帮助，否则我就不打电话了。”
       “那么有没有叫骂或者打斗的事情发生呢?”
       “嗯，没有。”
       “情感纠纷?”
       “据我所知没有。我跟这人是邻居，常常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现在虽说他确实老了，可是他还是尽量显得中规中矩。以前他一直是我们这里比较古怪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都不大敢接近他。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眼下有何打算?”
       “未来一至五天内我们将派一位调查人员来。现在太晚了，等周一一大早我就把记录整理好，然后叫人去。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再委派一名社会工作者，以便必要时采取措施。到时候可能还需要你回答一些问题。”
       “好的。只是我不想让他的护理人员知道是我揭发的她。”
       “这点你不用担心。你的身份以及你向我们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绝对保密的。”
       “那太好了。可能她还是要猜疑，我只是不想让她这么快就确定是我。”
       “我们都十分清楚保密的重要性。”
       时间很快到了星期六早晨，我有别的事情要办，主要是找到麦尔文· 唐斯的藏身之处。我到公寓酒店跑了两次，结果都无功而返，现在得抓紧时间了。我从米塞尔街的高速路出口下来，七弯八拐地来到戴夫莱文街。走过以前见过的那个二手车停车场以后，我把车停在小巷边。显然那辆标价为1999.99元、经过改装的送奶货车或者叫做野营挂车已经卖掉了。我当时居然没有上去看个仔细，现在还真有点后悔。说实在的，我对于休闲车兴趣不大，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开车长途旅行并不是件什么好玩的事情。我是说，那辆送奶货车还不错，当时我真应该把那玩意买下来。亨利会让我把它停在侧院里的。如果手头不宽裕，为了能过上时髦的生活，我愿意放弃那套公寓。
       我来到公寓酒店，三步并作两步爬上门前的台阶，走进前门。门廊和楼下的大厅里空无一人，于是我来到位于一楼后面的办公室。我发现房东正在把去年的文档和财务记录从壁柜的抽屉搬到保险柜里。
       “我刚来，”我说。“你还好吧?”
       “有点累。这事真令人头痛，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后来我确实有种满足感。这次你可能很幸运。刚才我看见唐斯先生进来了，不过他可能又出去了；如果他从前面楼梯走的话，我就发现不了了。要找到他真是难。”
       “你知道吗?哪怕是上楼，我这次也够格了。这是我第三次跑到这里来了。如果还见不到他，你必须自己去向受理这个案子的律师解释。”
       她考虑了一下，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以显示她并不为我的威胁所动。“那么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等一下，我带你去。”
       “不用。”我说。说实话，我很想有机会前去窥探一番。不过她对此一无所知，可能还以为我只不过是去找找那个邋遢老人呢。
       她离开办公室之前停下来洗了洗手，为了防盗，她把桌子锁上了。我跟着她出了办公室向前走。一路上她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我彬彬有礼地应和着。她抓着扶手开始爬楼，我跟在她后面，隔两步楼梯的距离。上到二楼时我听见她吃力地喘着气。
       “楼梯间平台上的这块地方是房客们晚上聚会的地方。我帮他们弄了三台彩色电视机，告诉他们观看时要考虑一下别人，不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调换频道。”
       这地方面积还不小，可以放两张长沙发，一把宽臂高背椅，还有三把小一点的木头椅子，椅子上都铺着坐垫。我想象着一群人坐在这里，把脚搁在咖啡桌上，对体育和警匪片大发议论的情形。我们接着向右转，进了一条走廊，走廊很短，到了走廊尽头，她给我看了看一个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和一间洗衣房。我们下了两步台阶，来到一条通向大厅的走道，走道沿房子的长度方向伸展。所有的房门都关着，每扇门上有一个黄铜做的槽，槽里放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印有房客的姓名。我看了看上面的号码，依次是一号到八号。这意味着麦尔文·唐斯的房间可能在大楼后面靠近楼梯的地方。
       我们转过拐角，又爬了一段楼梯。从一楼到三楼好像花了六分钟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顶楼。我真希望她不要在附近逗留，监听我和唐斯的谈话。她陪着我来到他的门前，让我站在一边，自己上前敲门。她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前面，等着他收拾好后来开门。
       “一定又出去了，”她说，好像我不会猜测似的。她偏过头来说，“等一下，可能是他。”
       过了好一会，我隐约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来。一个白发老人出现了，扛着两个插在一起的装酒的纸箱。他的脸很长，耳朵又尖又小。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条条沟痕，嘴边遍布着深深的皱纹。
       胡安妮塔·冯面露欣喜之色。她说：“你终于回来了。我告诉米尔霍恩小姐你可能上楼来了。有人来拜访你。”
       他脚穿黑色翼尖鞋，身穿棕色皮夹克。这样的衣服和鞋子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我感觉好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我当时根本不相信他的存在。我伸出手来对他说，“你好吗，唐斯先生?我叫金西·米尔霍恩。能找到你真的很高兴。”
       他握手时很有力，举止也很友好，不过有点疑惑。“我不知道你有何贵干。”
       冯太太不安地说道，“我要回去工作了，你们俩谈吧。按照本酒店的规定，年轻女士待在房客的房间里时不能关门。如果时间超过十分钟，你们可以到客厅去聊，那样比站在过道里更合适一些。”
       我说：“谢谢。”
       “没什么，”她说。“我在这里待得太久了。我得去看看鲍威先生，他病了。”
       “好的，”我说。“我知道怎么出去。”
       她下楼去了。我把注意力转向唐斯。“你想去客厅聊吗?”
       “在路上我乘坐的那辆公共汽车司机就告诉我说有人在打听我。”
       “他就说了这些吗?喔，如果我惊扰了你，我向你道歉。我告诉他可以把情况都告诉你。”
       “我见过一份传单，上面说的是一场车祸，但是我从未遇到过。”
       我花了几分钟时间重复了一遍那次事故和起诉的情况，还问了他当时看到的一些情况。
       他盯着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镇上没有人认识我。”
       “纯属运气。我把传单散发到车祸发生的周边地区。你见到的那份传单一定是其中的一份。在上面我把车祸简短地描述了一下，不久就有一位妇女打电话说她在公共汽车站看见你从城市学院出来在车站逗留过。于是我打电话给大都会公共交通局，找到了经过这里的公交车线路，然后跟那位公交车司机聊了一下，就是这么回事。”
       他似乎恢复了镇定，主意也改变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事情都过去好几个月了。”
       “或许我能帮助你恢复记忆。”
       “很抱歉，我还有事。改天吧。”
       “不会耽误你太久。只不过问你几个问题，很快就不打扰你了，好吗?”
       他停顿了一下，说道：“好吧，可是我记不太清了。这事即使在当时似乎也不那么重要。”
       “我明白，”我说。“如果你回忆一下，这事就发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之前的星期四。”
       “好像是的。”
       “在你下班后回家的路上，是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只是让你记起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
       “当时我下了班。对，我正在等公共汽车。当我向前看的时候，发现一位年轻女孩开着一辆白色小轿车，正准备左拐从城市学院的停车场开过来。”
       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盘算着尽可能少地透露信息，而且做到不露痕迹。
       “还有另一辆车吧?”
       “那辆货车正从卡皮罗山那边开过来。”
       “是向东行驶的。”我接着说。我也在努力不露声色地引出话题。我并不希望他只是提供我问到的信息。
       “司机亮起了向右转的信号灯，然后我看见他慢了下来。”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缄口不言，站在那里，想营造一种通常最能激发对方发言的谈话氛围。我热切地望着他，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头一辆车里的那位姑娘已经转过弯来，可谁知道这时候货车司机却加大车速，直接向姑娘撞了过去。”
       我心头一紧，说：“他加速了?”
       “是的。”
       “故意的吗?”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没有时间想这些。我跑过去想看看能帮着做点什么。看上去那姑娘伤得并不重，倒是车上的那位乘客——一位老太太，问题很大。我是从她脸上看出来的。我做了我能做的，尽管帮助不是很大。”
       “那位年轻女孩，也就是雷女士本想着要对你的善举表示感谢的，然而她说很快就不见了你的踪影。”
       “该做的我都做了。当时一定有人拨打了911，因为我听到了警笛声，所以我知道营救的人来了，就上了车。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情况。”
       “你不知道你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这些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被告的律师要你的证言……”
       他望着我，好像我打了他一耳光一样。“你并没有说证言的事啊!”
       “我记得提到过。不会有事的。埃芬格先生不过是想把这些问题再问一遍，作个记录而已……问的都是些同样的问题……不过你现在不必为此担心。当然这样会引起很多人对你的注意，我相信他会处理好这一切，你也不会耽误工作。”
       “我并没有说我愿意作什么证。”
       “你当然可以不必去作证。这个案子可能会撤回，也可能解决了，这样的话你就解脱了。”
       “我已经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难道这还不够吗?”
       “噢，我知道这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没有人喜欢搅到这些事情里面去。我可以让他给你打个电话。”
       “我没有电话。冯太太也不会捎口信的。”
       “那我把他的电话给你吧，你可以跟他联系呀。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你方便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拿出笔记本把埃芬格先生的名字及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写给了他。
       我说：“很抱歉让你误解了。我应该说清楚。正如我刚才说的，还有一种可能，事情将得到解决。即使让你去作证，埃芬格先生也会尽可能减少你的麻烦。这事我可以向你保证。”
       当我撕下那页纸递给他时，看见了他的右手。在拇指和食指间，以前的文身清晰可见。周边是仿佛口红一样的红色，因为时间久了，颜色变淡了一些。两边的指节上各有两个黑色的圆点。我立刻想到了监狱，难怪他那样的态度呢。如果真的有前科的话，那么他说话吞吞吐吐就不足为奇了。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
       我移开视线，假装对室内装饰产生了兴趣。“这地方不错。你在这里住了多久?”
       他摇了摇头。“我没有时间聊天。”
       “好的。占用了你宝贵的时间，不好意思。”
       我一回到办公室就给洛威尔·埃芬格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他的办公室周末是关门的，电话转到了自动应答机上。我给杰尼瓦·伯特留了言，把麦尔文·唐斯的姓名及地址给了她。我说：“别等了，这老兄似乎坐立不安了。如果你明天一大早没接到他的电话，就给他的房东冯太太打电话。她这人很难缠，可能会出言不逊，态度粗暴。”
       我把胡安妮塔·冯的办公室电话号码给了她。
       23
       给负责“预防虐待老人三县管理处”的人打过电话之后，我指望着万事大吉了。剩下的事不归我管了，对索拉纳·罗哈斯的调查由别人负责。然而事实上，与索拉纳的不期而遇马上就让我感到不安。我曾经极尽逢迎巴结之能事去接近格斯，而现在，如果跟他断绝一切联系，那位调查员一出现就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那么结论很明显：那个电话是我打的。电话当然是我打的。我真不知道该怎样保持我的清白无辜，哪怕是在表面上也好。从内心来说，我很清楚格斯的安全要比害怕触怒索拉纳重要得多，可是我仍然烦躁不安。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撒谎者，现在我却害怕她指控我讲了真话。
       这就是现在的制度。一个公民目睹一件坏事，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这位公民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褒扬，反而惹火上身，随之而来的是好像自己做了错事。虽然我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然而现在我却恨不得钻到地下藏匿起来，以免看见索拉纳。我会成天告诉自己做了蠢事，可是我更为格斯担心，怕他为我打的那个电话付出代价。索拉纳可不是寻常之辈。她是一个无情的另类，一旦弄清楚我的所作所为，她就会骑到我头上拉屎撒尿。虽说我们住处这么近，可是这根本于事无补。我只得向亨利吐露自己的想法，他当时正坐在自家厨房里喝鸡尾酒，我便和他对饮起来——他喝加冰的黑杰克鸡尾酒，我喝的是夏敦埃酒。
       “难道你做了什么让你在镇上待不下去的事吗?”他问道。
       “这并非我所愿。事实上，如果我走了，你就会受到怀疑。”
       他不以为然。“我可以把索拉纳搞定。如果事情到了那步田地，你也可以对付她。你做得对。”
       “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不过我得承认我有点小小的违规。”
       他感叹道：“噢，天哪!”
       “事情还不是那么糟糕。那天我在给索拉纳帮忙照料格斯的时候，趁机拿了格斯的支票和一本储蓄存折。”
       “‘拿’，不就是偷吗?”
       “啊，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正因为这样，我才打电话给县里，这是我得到的索拉纳套取格斯存款的第一份证据。问题是她现在换了锁，我没法还回去了。”
       “噢，这下糟了。”
       “我知道糟了。可我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老是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这些东西又不能放在我那里。要是她发觉了，报了警来搜查怎么办?”
       “你怎么不放在你的保险柜里?”
       “那还是有危险啊。再者说，我又不能把这些毁掉，因为如果索拉纳受指控犯了罪，这些就是证据。反之，如果我被指控，这也是证据。”
       亨利摇着头，表示不同意我的说法。“别这么想，理由有三：首先不能交出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是毒树上结的果实。不是有‘非法获取的证据’这一说吗?”
       “对啊。”
       “另外，银行有同样的记录。如果事情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地检署也会从银行索取相关记录。”
       “第三呢?快说，我都急死了。”
       “把这些资料装进信封封起来寄给我。”
       “我不想让你受牵连。我会想出办法来的。我已经受够了，想改过自新了，”我说。“噢，对了，还有一件事。我第一次走进……”
       “你进去了两次?”
       “嘿，第二次是她请我帮忙。记得那次是格斯在洗澡的时候不太顺利。我头一次用他的钥匙进屋时记下了他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我在想是不是药物混在一起服用之后使他神志不清，昏睡不醒。我找药剂师谈过，他说有可能是服用止痛片或酗酒的缘故。说到点子上了。我在屋子里搜的时候，以为格斯和索拉纳都出去了。我打开门，来到第三间卧室，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三百磅重的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可能是她雇的值班的人。上次我去她那里，她提起过他。他每天来一次，干些搀扶格斯进出卫生间之类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在上班时间睡觉呢?”
       “也许是她待在那里他就可以休息一天。”
        “不对。她跟格斯出去办事了。你想想，在索拉纳不得不把格斯从卫生间弄出来的时候，值班的人在那里为什么不帮她?”
       “如果你再在那里看见他，让我知道一下。梅拉妮从未透露过索拉纳雇人的事。”
       7点钟，我打开门，回到了家里。焦虑让我食欲不振，结果却让我很高兴。没有食物，我就喝酒。我瞥了一眼桌子，看见电话应答机上的灯在闪烁，就走过去摁下播放键。
       “喂，金西。我是理查德·康普顿。你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能有什么事啊?上星期我已经为这个老兄办了好几件事了，可能是他又有什么事要我去办。只要能从邻里的事中解脱出来，让我干什么都行。我拨通了他留下的号码，电话通了，我说了姓甚名谁。
       “谢谢你回我电话。唉，星期六晚上打扰你真是对不起，可是我确实需要你帮忙。”
       “没问题。”
       “明天早晨6点钟我得飞往旧金山。我想与其到了飞机场再给你打电话，不如现在就找到你。”
       “是这个理。有何贵干?”
       “我从住在古费夫妇楼上的那个人那里得到消息。他们正准备搬走。”
       “是非法滞留的诉状起作用了吗?”
       “好像是这样。”
       “那是好事啊。”
       “是个大好事。问题是，我这一走要到星期五才回来。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机会最后去查一查，也没有机会拿到钥匙了。”
       “你可以想法把锁换掉啊，为什么非要弄到钥匙呢?”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让他们支付了二十块钥匙押金，另外还有一百块保持室内清洁的押金。如果没有人去那里，他们就会发誓说那地方是干净的，而且把钥匙放在显眼的地方了。然后他们就会回过头来要回全部押金。当然啰，这事你不必现在就去办。只要星期一中午以前办好就行。”
       “如果需要的话我明天就去。”
       “没有必要为这事太操心。我会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你星期一去。什么时间合适?”
       “11点15分怎么样?那样的话午饭前我就能把事情办好。”
       “好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如果你找我，我住在联盟广场的凯悦酒店。”
       我记下他给我的酒店的号码。“喂，理查德，很乐意为你效劳，不过我学的不是物业管理。说实在的，你应该雇一个专业人士来处理这些事情。”
       “我会的，老姐，只是用你要便宜合算多了。管理公司要提成10%。”
       我还想说点什么，可是他把电话挂了。
       我星期一早晨离开家的时候，朝街上和格斯的房子前面扫了一眼，希望不要碰到索拉纳。我不相信还能和她平心静气地说话。我启动车子匆忙开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伸长脖子看看有没有她的踪影。我发觉她的窗子那里有动静，不过可能是幻觉。
       到达办公室，我走了进去。我收起星期六送来的邮件。邮件是从投递口硬塞进去的，现在落在会客区宽大的红色垫子上。电话应答机在欢快地闪烁着。我把垃圾邮件撕掉扔到废纸篓里，与此同时我按了一下电话应答机的播放键。是杰尼瓦·伯特在洛威尔·埃芬格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听口气她有点烦，不过她每个星期一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我一边拆账单，一边拨通了法律事务所的电话，把电话夹在右耳和右肩之间，这样背部就弓了起来，可双手腾了出来。杰尼瓦那边拿起电话时，我说了我是谁，然后说道：“有什么新情况吗?”
       “喂，金西，你好。谢谢你给我回话。我正跟唐斯先生联系，可怎么也联系不上。”
       “他应该打电话给你，这就是我先把你的号码给他的原因。他自己没有电话，因此给他的信息都是通过那位女房东转的。看来让他主动打电话联系更简单，因为实在太难联系到他了。”
       “我明白了，我忘记你说过他有多么烦躁。埃芬格先生急于录证言，所以他要我打电话，做些有用的事。今天早晨我打了三次电话，可是一次都没人接听。真不想打扰你，可是他正在指望我。我只有反过来指望你了。”
       “让我想想我能做什么。我想星期一他一般不上班，因此我可能在他家里找到他。关于具体的日期时间你有什么安排吗?如果有的话，我保证让他安排到他的日程里。”
       “还没有。一旦了解到他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就以他的时间为准。”
       “好极了。等跟他谈过之后，我马上去找你。如果他不愿意，我就把他塞进我的车里送过来。”
       “太感谢了。”
       我坐进自己的车子，绕过圣特雷莎大街，经过八个街区，左转两次就上了戴夫莱文街。公寓酒店出现在我眼前，酒店前面曾经有个很不错的停车场。我把车停在路边，三步并作两步上了门前的台阶。我推开门，下楼经过大厅来到后面冯太太的办公室。前台有一个老式门铃，我使劲按了一下。
       一个年轻女人手里拿着鸡毛掸子从餐厅里走出来。她二十多岁，头发往后梳着，用蓝色塑料梳子固定。她身穿T恤衫，牛仔裤，腰上系着围裙，像个厨师长。“要我帮忙吗?”
       “我找冯太太。”
       “她外出办事去了。”
       这时她身后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叮叮。叮叮。她望了一眼，好像没听到似的，也不去接。“有什么要我帮忙吗?”
       电话铃声停了。
       “你也许，”我说。“知道唐斯先生是否在家吧?”
       “他走了。”
       “这人总不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他搬走了。我是被请来做清洁的。这不，我还没做完哩。冯太太正在写房屋出租告示。刚写了一半，她就有事出去了。”
       “不会吧。星期六我还跟他谈过，他只字未提要搬走的事。他什么时候提出来要走的?”
       “不是事先提出来的。他只是收拾了一下就走了。无论你对他说过什么，都一定会把他吓走的。”说这话时，她笑了起来。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到底跟洛威尔·埃芬格先生怎么交代呢?麦尔文·唐斯的证词对他的案子很关键。现在倒好，这家伙脚底抹油——溜了。
       “我能看看他的房间吗?”
       “冯太太不会愿意的。”
       “就十分钟，好吗?就十分钟。她不会知道的。”
       她想了一下，然后耸了耸肩。“门没锁，你想去就去吧。没什么好看的。早先我朝里头看了一眼，看看他是否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结果却发现里面非常干净。”
       “谢谢你。”
       “没什么。我的意思是，我正忙着收拾厨房。如果她把你抓住了，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次我走的是后面的楼梯，因为如果从前面楼梯走的话，我担心冯太太回来时会碰到。我听到电话又响了起来。可能有人向保洁人员交代过不许接电话，也可能是保洁人员联盟组织的409条款不允许她做合同上没有规定的事情。
       来到三楼，为了安全起见，我敲了一下麦尔文· 唐斯的门，看有什么反应。没人开门。我又向两边瞅了瞅，发现没人，这才把门推开。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他的房间。每次我到一个自己不该去的地方都有这种心慌的感觉，这些天我一直被这种感觉困扰着。我闭上双眼，吸了一口气。我又睁开眼睛，把房子打量了一番。房子特别大，长宽大概分别有二十英尺、十六英尺。储藏室也不小，里面有一只宽大的五斗柜，两边是两根木衣架，门背后有个鞋架。在衣架上面，还有些木架，一直连接到天花板，上面没放什么东西。
       与之相邻的浴室长宽都是十二英尺，里面有一只老式四脚浴缸，铸铁的，还有一个宽口水池，水池上方有个小玻璃架子。马桶的底座是木头的，水箱挂在墙上，手拉式。地板上铺的是一条一条的仿木油地毡。
       主卧室里也有一只五斗柜，一张双人床，铁床架漆成了白色，还有两只不配套的床头柜。那盏台灯带有典型的功利主义色彩——两只七十五瓦的灯泡，还有一根悬挂的金链子和一个发黄的普通灯罩，灯罩有几处烤焦了。我拉了一下链子，灯泡只亮了一个。床上的东西已经拆散了。床垫折了起来，床上的弹簧也露了出来。麦尔文已经把需要洗的亚麻制品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起，有床单、枕头套、床垫套、床罩和毛巾。
       在较远那面墙上的凸窗下面有一张白色的木桌，还有两把未做好的木椅。我穿过房间，来到一张长长的灶台前，灶台的上面是一小排碗柜。我看了看架子上的东西，有一摞碟子、六只酒杯、两只装麦片的盒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饼干。正如我当时对冯太太的了解，新添一只盘子或者任何其他厨具都受到严格禁止。
       我开始仔仔细细地搜查，没见什么藏起来的东西。我把每个抽屉拉开，瞧瞧里面，看看后面，瞅瞅下面，又一一关上，然后继续搜。垃圾篮子里什么也没有。五斗柜下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从厨房搬了一把椅子来到储藏室，爬上去想看看架子最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拉了拉一个裸露灯泡的灯绳。灯光很暗。刚开始我想又将是一无所获，可这时我看见墙边的一个角落里有个什么东西。我踮起脚，低下头，尽量伸长手臂，在满是灰尘的架子上盲目地摸索着。我抓住了那个东西，把它拖出来，原来是个玩具，这种玩具由两根相同的木棒组成，一压，上面的木制小丑就会翻斤斗。我看着小丑快速地翻了一两下，然后就从椅子上爬了下来。我把椅子送回到厨房里，把小玩具装进口袋，就进了浴室。
       浴室没有擦洗，也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我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从一个装酒的箱子上弄下来的纸板夹，折叠得平平整整，插在水池后面。记得我们双方自我介绍的时候，麦尔文·唐斯一直扛着两个装酒的箱子，其中一个塞在另一个里面。这就说明他已经在着手收拾东西了。真有趣，是什么促使他匆忙离开呢?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我离开房间，随手把门关上。向楼梯走去的时候，我隐约听见大厅对面房间传来的收音机的声音。
       我犹豫了一下，接着敲了敲门。问问又不失去什么。
       开门的人上门牙没有了，长着络腮胡子，大概两天没刮了。
       “对不起，打扰了。我想知道麦尔文·唐斯怎么了。”
       “不知道。管他呢。我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他总算走了。”
       “还有别的什么人我可以谈一谈吗?”
       “他常常和住在五号房间的那个人一起看电视。在二楼。”
       “他现在在吗?”
       他把门关上了。
       我说：“谢谢啦。”
       我出来上了车，手握方向盘思量着何去何从。我看了看手表，快到11点了。眼下，要对付古费夫妇，我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转动钥匙打着火，向科盖特驶去。如果现在不动身，我就要迟到了。
       24
       索拉纳
       星期天上午，索拉纳站在厨房里，用杵子在研钵里研磨一把药片。这种研成粉末状的药是一种新上柜的安眠药，她前一天刚刚买回。现在她想做做试验。让那个老头安定之后，她才有机会给“对方”打电话，自圣诞节之前她就一直没跟她说过话。由于节日期间太忙了，加上要照看那个老头，索拉纳没怎么想到“对方”。在这里她感到很安全。她看不出自己的过去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但好像关注一下“对方”的动向也决不会有什么坏处。
       一番通常的寒暄之后，“对方”说：“我碰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去曙光会馆，顺便看看原来的同事，想跟他们打声招呼。在行政办公室我遇见了一个新来的女人。她问我喜不喜欢我的新工作。我说我在学校脱产学习，她很特别地看了我一眼。我没法跟你描述这眼光有多么奇怪。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来了一个私人侦探，正在调查我的背景，看我是否够格干私人护理的活。我问她是不是弄错了，因为我并没干私人护理。”
       索拉纳闭上双眼，想弄明白这其中的意味。“她一定是弄错了，把你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她打开文件夹，并指给我看她当时做的记录。她甚至把那个女人的名片拿给我看了。”
       索拉纳听到这个消息，尽管非常好奇，却超然地问道：“女人?”
       “我以前没见过这个名字，现在记不得了，我不喜欢别人问我有关私人的问题。”
       “我得走了。门口有人来了。待会我再给你打电话。”
       索拉纳挂断电话。她感觉像是触了电一样，浑身如火烧一般。让索拉纳震惊的是，隔壁的那个年轻女人在探听与她本人无关的事情。这事太让人心烦了，但是现在她又不能停下来为这事担心。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她已经和一家画廊约好了，要去那里把那些画出手，这些画是她刚来这里工作时发现的。尽管她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那些画框非常精美，她相信这些会给她带来一点点收入。她查了一下黄页，选了位于镇上繁华地段的五六家画廊。蒂尼帮她把那些画装到汽车尾箱之后，她马上把车开走了，留下蒂尼照看弗伦斯基先生。
       下了高速公路，她取道老海岸路，这条路经过以“下村”著名的蒙特贝罗。在这里找不到这么偏远又像村庄的地方。这里都是高档零售商店：有经营订做衣服的服装店、室内装饰店、建筑办公室，还有房地产办公室，橱窗里张贴着售价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房子的彩色照片。她在一排商店的中间找到了那家画廊。这里的停车费非常贵，于是她开车绕了两圈，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她打开车厢，从带来的六张画中抽出两张。两个画框都十分华丽，她相信上面的金箔是纯金的。
       画廊本身很普通，空间狭长，地上也没铺地毯，除了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以及分放两边的两把椅子以外，也没什么家具。室内光线倒是很好，把墙上挂的三十多幅画照得十分醒目。其中有些画并不比她带来的两幅质量好。
       坐在桌旁的女孩抬起头来，脸上笑容可掬。“你好!你一定是塔西娜托女士吧。我叫卡瑞·曼福德。”
       索拉纳说：“你好。我已经跟这里的老板约好了，想谈谈有关我卖画的事情。”
       “我就是老板。请坐吧。”
       索拉纳居然没看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她怎么想得到这样一位漂亮的女孩这么年轻就拥有这样好的一家画廊呢?她想象中的老板是个男的，年纪要大些，高傲但却容易掌控。她尴尬地把画放下，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做。
       曼福德女士站起身从桌子那边绕过来说道：“我可以看看吗?”
       “请看吧。”
       她挑了那幅大一点的画，走到墙边。她把画放在墙上贴了贴，然后又返回来取放在旁边的另一幅。索拉纳观察到她脸上的表情变化莫测。她摸不透这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对索拉纳来说，这两幅画是很不错的，可是也许画廊的这位老板不这么认为。
       “这些画你是从哪里弄的?”
       “不是我的。我为一位先生做事。因为需要现金，他想把这些画卖掉。这些画是他太太好多年前买的。太太死后，他觉得没什么用了。这些画放在房子里，尽占地方。”
       卡瑞·曼福德说：“你知道这两位画家吗?”
       “不知道。我自己对风景画从来不感兴趣——无论是山啦，罂粟花呀，还是橘子花什么的。也许你觉得它们不如你的画好，可是光这画框就值好多钱呢，”索拉纳说，努力使她的声音听不出渴望或者内疚的味道。
        卡瑞·曼福德惊奇地望着她。“原来你卖的是画框吗?我还以为你谈画呢。”
       “我都想把画奉送。有什么不对吗?”
       “根本没有。这是约翰·甘博，是本世纪早期的一位外光派画家，他的作品非常难得。我好多年没见过这样大的画作了。另一幅的作者是威廉·温特，也是一位外光派画家。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这里有两三位客户，我敢肯定他们会有兴趣，只不过我得通知他们。”
       “需要多久?”
       “一个星期到十天。这些人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跑，要找到他们有时还真有点费事，但是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说这些画是真的，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异议。”
       “我不知道我是否该把画留下来。我没有权利那样做。”索拉纳说。
       “这要取决于你啦，但是有兴趣的购买者在决定购买之前，一般都要看看画作，甚至可能把画拿回家研究几天。”
        这种情况索拉纳能够想象得到。这女人要把画转到别人手里，这是她最不情愿的事情了。“这个名叫甘博的家伙……你说那幅画值多少吧?”索拉纳感觉到自己的手掌汗湿了。她不太想在这种情况下谈生意，因为她心里没底。
       “哦，两个月前我以十二万五卖过一幅类似的画。还有一对夫妇五六年前以三万五千从我这里买走了甘博的一幅画，现在价值十五万。”
       “十五万，”索拉纳说。她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名叫曼福德的女孩继续说道：“我想请问一下，你为什么不能把画留下来呢?”
       “不是因为我。是我的雇主。我可以跟他谈谈让他同意把画留一个星期，但是不能再多了。而且我要收据，要两张。”
       “没问题。不过，我需要看第一次交易的账单，能证明那位先生是画作的实际拥有者的证据也行，这是规矩。在这种重要交易中，弄清作品出处是很关键的。”
        索拉纳摇了摇头，以极快的速度杜撰了一个背景故事。“这不可能。他太太好多年前就死了。后来他家发生了一场火灾，所有的财务记录都付之一炬。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那些还有什么关系吗?重要的是现在的价值。这是甘博的真品，这么大的一件真品。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那有没有为了保险需要估过价呢?他的财产保单肯定有一个附件的。”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去问他。”
        索拉纳能够明白女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什么画作的出处，不过是她压价的借口。也许她认为画是偷来的，不过事实跟这也差不多。这女人想要这些画作，这一点索拉纳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出来，就像节食的人在玻璃橱窗里看见货架上摆放的油炸圈饼一样。最后画廊老板说：“让我考虑一下，或许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明天早上我给你回话。”
       索拉纳离开画廊的时候，手里握着两张收据。那幅小一点的，也就是威廉·温特的画作，其标价为七万五千元。旅行箱里的其他四幅画她想留着，直到她等到满意的价钱再拿出来。如果她能拿到那么多现金，哪怕等一个星期，都值。
       回到家里，索拉纳不由自主地认真考虑起金西·米尔霍恩的事情来了，金西居然一心一意在打探她的情况。索拉纳回忆起她第一次敲弗伦斯基门的情形。她第一次见那个女孩就很蔑视她，透过窗子看她的眼神就好像她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玻璃橱窗里的一只狼蛛一样。蒂尼还是孩子的时候，索拉纳经常带他去那里。蒂尼被各色各样可怕的昆虫和蜘蛛所吸引。有些东西毛茸茸的，有的埋伏在角落里，有的躲藏在叶子下。有一些长了角和螯，身上还有硬硬的黑色甲壳。这些可怕的小动物可以巧妙地把自己伪装起来，要想在它们藏身的叶子上发现它们有时候都不容易。狼蛛在这方面是最厉害的。陈列柜里好像空空如也，索拉纳琢磨着蜘蛛可能已经逃走了，于是她俯身向前靠近陈列柜，不安地搜寻着，突然发现那个东西就在眼前，伸手可及。那个姑娘就属于这种类型。
       索拉纳给她打开门，真真切切地发现她身上有像动物一样的味道，是雌性的，还带点花的气息，这些特点根本跟她不相配。她三十多岁，身材苗条，有一副运动员般刚健的体魄。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翻折高领T恤衫，外罩一件厚夹克，下身是牛仔裤，脚穿网球鞋，肩上斜挎着一只看上去松松垮垮的皮包。乌黑的头发很直、很随意，好像是自己剪的一样。从那时起，她就在无数场合现身，总是说些蹩脚的恭维之辞以及有关那老头的种种疑点。有两次一大清早，索拉纳曾经看见她沿着州街在跑步。她估计这个年轻姑娘在平时上班的日子，可能在太阳出来之前就起床了。索拉纳想知道她这么早起床是不是为了监视她。有一次索拉纳路过垃圾桶的时候，看见她往里面偷看。她索拉纳做什么、放什么，关她什么事啊?
       虽然这个叫米尔霍恩的女人一直死死地盯着索拉纳，索拉纳还是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并且以礼相待。这个年轻女人的眉毛像羽毛一样轻盈，绿色的眼睛周围文着深色的眼线。但她那两颗眼珠给人一种神秘可怖的感觉——绿色的眼珠加上金色的斑点，还有虹膜周围的浅色圆圈，使她的眼睛看起来像狼眼一般。望着她，索拉纳感到一种类似于情欲的东西向她袭来，不过这东西对她没有丝毫作用。她们之间有相似的性格，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索拉纳一般能看透别人的心思，可是这次却不行。尽管金西彬彬有礼，但是她的话里却透出一种好奇，对此索拉纳不喜欢。索拉纳是那种“只进不出”的人。
       那天她主动提出给她买菜，终于露出了马脚。索拉纳到厨房去写购物清单。她在后门旁边的厨房里挂了一面镜子，现在她正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还不错，看上去很好，跟她对外宣传的完全一样，细致、体贴，是一个能让病人身心愉悦的女人。她一只手臂夹着皮包，另一只手里握着钱包，回到客厅的时候，索拉纳发现她没有按要求在门口走廊里等她，而是进了屋子。事情不大，但透出她刚愎自用的性格。这是一个为所欲为，不肯听命于他人的人。索拉纳还记得那天金西很快地扫视了一下房子。那天她看见了什么呢?索拉纳曾努力想找出房子里丢了什么，可是她的目光却盯上了那个年轻女人的脸。她太危险了。
       索拉纳不喜欢她的固执，可是现在她突然发现，她已经两三天没看到金西了。星期五索拉纳去隔壁家里，为了把那老头弄出洗澡间寻求帮助的时候，皮茨先生不在，金西却过来了。索拉纳不管来的是谁，她的目的是让人们不再谈论有关老头摔倒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摔倒了——索拉纳极少让他起床，他怎么会呢——只不过是作为解释他腿上新出现的青肿的一种说辞而已。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看见金西了。金西和皮茨先生都对老头非常关心，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很清楚这两个人是同伙，可是他们在谋划什么呢?
       蒂尼告诉索拉纳星期四他在打盹的时候，听见有人进了格斯的房子。索拉纳认为那不可能是金西，因为据她所知，这个女人没有钥匙，但不管怎样索拉纳还是请锁匠把锁换了。
       索拉纳记起“对方”讲的关于那个女人在养老院问问题的事，她们俩曾经在那里做过事。很明显她一直在插手不该她管的事。
       索拉纳回到老头的房间。他醒了，自己挣扎着坐在床边上。他双脚悬着，伸出一只手抓住床头柜支撑着身子。
       她用力鼓掌，说：“太好了!你起来了。需要什么帮助吗?”她着实吓了他一跳，她几乎能感到他的身子猛地一振。
       “卫生间。”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把便盆拿来。你身子抖得厉害，不能在屋子里走动。”她拿来了便盆，可是他尿不出来。这不奇怪，因为他只不过想以此为借口起床。她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她已经把他的拐杖拿到那间没人住的卧室里去了。这样一来，无论他想去哪里，都只能靠家具作支撑，必须从一个房间爬行到另一个房间。就算那样到了后门或者是前门，他还得经过走廊台阶，然后还有那边的人行道。她想她可以让他逃到大街上，而他最远也只能逃到大街上，她就把他弄回来了。然后她就告诉街坊四邻说他想出去溜达。她会说：“真造孽呀!他穿着那么薄的睡衣，会冻死的。”她还会说他一直有幻觉，总是说些疯疯癫癫的话，说是有人在追赶他。
        弗伦斯基先生一番努力之后身体颤抖个不停。关于这点如果他问索拉纳的话，索拉纳可能就提醒他了。她帮助他进了客厅，好让他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她在沙发上挨着他坐下，说她不该发脾气。她发誓说即使他再惹恼她，她再也不对他发脾气了。她说她喜欢他。他需要她，她也需要他。
       “没有我，你就去养老院。你愿意那样吗?”
       “我就想住在这里。”
       “当然可以，而且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做任何事情，毫无怨言。可是你要保证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
       “我不会的。”
       “那个年轻女人再来问，也不要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老头点点头，没看她的眼睛。
       “如果你向她诉苦——不管以什么方式跟她说——蒂尼肯定会去收拾她，那就是你的过错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也不会说。”他低声道。
       “这就对了，”她说。“现在有我陪伴，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
       索拉纳这么好似乎让他有点感激涕零。在他看完电视后，她为了让他放松，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按摩，作为对他表现好的犒赏。在这之后，他很顺从。她感觉在他俩之间正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了新的关系。她在一天天让他适应这种关系的同时，也在等待着时机。他现在被伺候得好好的，从来不提她曾经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索拉纳以她的精明摆脱掉了那个送外卖的人。她不喜欢让后门开着，她很讨厌戴尔太太，她的貂皮大衣和花大价钱在美容院做的发型十分难看。戴尔太太自我陶醉于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她送饭过来的时候，如果索拉纳不在场，她就会讲一个笑话，但是他俩从不交谈，戴尔太太也几乎不问老头的事。尽管如此，索拉纳还是推掉了这项服务。她担心时间一长，戴尔太太总会发现点什么，然后告诉别人。
       星期一早晨，索拉纳让老头服用了加倍的“药”。他睡了整整两个小时，这样她就有足够的时间往返科盖特。她得回家看看蒂尼在干什么。她可不指望他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她琢磨着再把他带到这里来，在格斯醒来进出洗澡间时搭一把手。只要她盯紧那个老头，不时带几个人来看看他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离开之前，她拔掉了房间的电话，站在床边，观察了他一会。当他的呼吸变得深沉均匀的时候，她穿上大衣，拿上皮包和车钥匙。
       当她正准备打开拇指锁的时候，她听到“砰”的一声关车门的声音，她停下了脚步。发动机启动了。她走到窗户边，躲到一边，背对着墙。从那个角度，她可以看见外面的大街，外面的人却看不见她。蓝色的“野马”汽车经过的时候，她发现金西身子前倾，脖子伸得长长的，好像想看看房子的情况。是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她呢?
       于是索拉纳再次转身扫视房间。她的目光扫过桌子，然后收回来。有异常情况。她走过去站在那里，端详这片小天地，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拿出那包存折，大吃一惊。有人已经把橡皮筋解开，拿走了一本活期存折。另外，支票簿似乎也变薄了，她把支票簿打开，发现里面的记录也没有了。啊，天哪。她把目光移回到窗外。在过去的那个星期里，房子里来过两个人——皮茨先生和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金西·米尔霍恩。一定是他们中的哪个人干的事，然而是怎么干的，又是什么时候干的呢?
       当索拉纳开门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她知道里面没人。电视关着。厨房灶台上散落着好几天来主人饭后留下的残渣。她从小过道来到蒂尼的房间，打开顶灯。她天生爱整洁，一直对蒂尼的不修边幅、不爱整洁烦恼不已。当蒂尼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她总是吵着迫使他整理好他自己的房间，然后才让他干别的事情。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他比她重一百五十磅。这时候对她所有的挑剔责骂都无动于衷了。他会坐在那里睁着一双母牛般的眼睛望着她。她说什么做什么对他都无济于事。她会整天打他，可是那只会让他发笑。在他面前，她实在是显得太小了、太单薄了。她不再尝试改变或者控制他。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他不要把他的邋遢恶习波及到其他房间。可惜的是，她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与那个老头待在一起。这样一来，蒂尼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她检查了一下他俩共用的卫生间，让她心烦的是她发现里面有他留下的血手印。有时候蒂尼喜欢在里面手捶刀砍，事后又总是不收拾干净。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用几分钟收拾了一下散落在地板上的裤袜、内衣等衣物。有些俗气艳丽的衣服她好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穿。收拾完以后，她又找出她要带到老头家里的物件。她开始喜欢那里了，准备住下去。她曾经两次动了心思，想长久住下来，这一次她又这样想了。她想安定下来。她希望有充分的自由，不必总是战战兢兢地担心是否会犯法。她不喜欢像吉卜赛人一样，总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她对没有人妨碍她的生活心驰神往。弗伦斯基先生很讨厌，但他有用处——不管怎么说，至少现在有用。眼下她的问题是找到蒂尼，她的“汤托”。一般白天他不会走远的。倘若是晚饭后出去的话，她就没法知道他到哪去了，去干什么了。
       她锁上门，回到车上，准备挨家挨户打听他的下落。附近有一个设有汽车修理厂的加油站，他常在那里逗留。诸如加热金属及润滑油的气味等这些对他都很有吸引力。在隔壁的洗车店里，他喜欢看车辆进进出出的，进来时脏兮兮的，出去时却干干净净的，车身还滴着水。望着盖在车顶的油布四边瑟瑟地飘动，他可以这样待一个小时。他喜欢螺纹肥皂射在车胎上，那么急、那么猛，喜欢喷在车身上面的热蜡，那么光、那么亮。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希望他在那里谋一份差事，为来往车辆擦车，这是他能够做的事情。蒂尼对生活的看法很具体：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摆在他面前的东西、他想吃的东西、责骂人的证据、能帮他网住苍蝇的苍蝇拍。他看到的世界是平实而简单的。他是一个没有好奇心、也没有个人见解的男人。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要么在家里看电视打发时间，要么出去游手好闲。她心想，还是别再想这些烦心事了。
       索拉纳开着车在街上慢慢行驶着，睁大眼睛试图捕捉到他的身影。他应该身穿斜纹布夹克衫，头上的黑色编织帽盖住了耳朵。加油站里没见他的踪影，洗车店也没看见他。最后她终于在小市场转弯处发现他正从里面走出来。此前她从夫妻店市场经过的时候，他一定在里面待着，用她留给他的钱买些香烟和糖块。她减速停车，按响喇叭。他笨拙地向车子走过来，上车，坐在副驾驶座上，重重地关上车门。他抽着香烟，同时嚼着口香糖。整个一乡巴佬。
       “把烟灭了。你知道我是不允许你在我车上抽烟的。”
       她见他摇下车窗，把燃着的香烟丢了出去。他把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显然是在摸什么。
       她恼火了，继续问道：“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没哈。”
       “‘没哈’不对，要说‘没什么’。你口袋里是什么?”
       他摇了摇头好像不明白她的意思。
       “是不是又偷东西了?”
       他说没有，但语气有点不耐烦。他很单纯，不会撒谎。她从他的表情知道，他又被她抓了个正着。她把车开到路边，命令道：“把你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他显得十分不愿意。她打了他一耳光，他顺从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小包花生牛奶巧克力，还有一包牛肉干。
       “你是怎么回事啊?上次你这样做，我就警告你下不为例。难道我没跟你这样说吗?要是别人把你抓住了怎么办?”
       她摇下车窗把那些吃的扔了出去。蒂尼开始“哇哇”大哭，哀嚎的声音像牛叫，这让她心烦。据她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哭的时候“哇哇”叫的只有他一个人。“绝不能再偷了。听见了吗?别的东西也不能拿。你是知道的，我可以把你送回牢房。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还记得他们怎么对你的吗?”
       “哎。”
       “嗯，如果我说出去的话他们还会那样。”
       她端详着他。这样对付他有什么用呢?他不过是在出去的时间里做了他想做的事情。这些天来，她一直在注意他的两只手，指节变成了青紫色，手指肿得像戴了手套一般。她绝望地摇了摇头。她很清楚如果操之过急，他又会旧病复发跟她作对。
       到达他们居住的街区后，她把车子开进巷道，寻找停车位。停车场的大多数车位都空着。他们后面综合楼的住户不断在更换，这就意味着随着住户来来往往，停车位也在不断地更换。她一眼就发现一辆蓝色的 “野马”停在巷道的一边。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别的车停在那里，因为那里贴着一张告示说这是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索拉纳继续往前开，转头望着那辆车。她知道这是谁的车，就在不到一个小时前她看见过这辆车。金西在这里干什么?索拉纳感到胸口涌起一阵惊慌，嘴里发出很低的声音，又像是喘气又像是呻吟。
       蒂尼说：“怎么了?”说这话的时候省略了所有的辅音，里面的元音也发得很平。
       索拉纳把车从巷道开到街上。“现在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带你去瓦弗会所，给你买点早餐。你应该把烟戒了，吸烟对你不好。”
       25
       星期一上午11点10分，我爬上古费夫妇居住的三层公寓楼的第二层。我听见持续的喷水声，心想这是园丁或者是维修工在用水管清扫走道。去见格兰特·古费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他妻子对人很不友好，我可不想找气受。为什么我又同意这样做呢?去查看房子的受损情况时，就算我指出墙上那些裂开的洞口，他们也会矢口否认，赌咒发誓说那些洞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们搬来的时候在一份检验清单上签过字，但我至今连这份清单的复印件都没有拿到。我知道康普顿对租房过程斤斤计较，所以房客搬出去的时候态度十分粗暴，他有权这样做。如果发现了破损的情况，古费夫妇就会抗议，我们就会陷入一场可笑的争论：我说“是你弄的!”他说“不是我!”
       我把车开到巷道下面，停在靠近公寓楼不远的地方，这里从后面窗子里看不见。倒不是怕他们认出我的车，而是小心驶得万年船。那里贴着消防告示，可是我不想在那里多待。万一听到警报声或者闻到烟味，就要赶快找到车子，赶在救火车把它压碎之前像兔子一样溜掉。这是我最后一次管康普顿的闲事，并不是我愿意义务服务，而是我另有所图。麦尔文· 唐斯的阴魂萦绕于心，让我忧惧有加。
       上了楼梯，我发现有一大摊水，是从十八号公寓的门下面流出来的，这摊水一直流到二楼走道的边缘，往下滴落到水泥院子里，发出如下雨一般的声音，我刚才听到的原来是这个。噢，有意思。我蹚着水来到前门，身后留下一圈涟漪。窗帘已经放下来了，我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可是我一敲门，门居然“吱”的一声打开了。在一些电影里，观众看到这样的画面时会大叫：别进去，傻瓜!门像这样打开一般意味着会在屋子的地板上出现一具尸体，勇敢的侦探会愚蠢地拿起武器检查子弹之后开枪，为此他会受到观众的指责。对此我很清楚，所以没有那样做。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水很快漫过了我的网球鞋，打湿了我的袜子。这地方不仅没有人，而且到处都过不去。水从卫生间里涌了出来，卫生间里好几个装了水管的地方都破裂了，水槽、淋浴器、抽水马桶，还有浴盆。地毯已经被锋利的东西撕成碎片，那些碎布条在水流中像长长的水草一样摆动着。厨房的壁柜已经从墙上砸下来，扔在地板中间，狼藉一片。
       如果房子曾经装修过，那么所有的家具要么是被偷走了，要么是变卖了，因为除了几个衣架以外，里面什么也没有。水继续快速地流着。我想我肯定可以在楼下看到一片虚拟的雨林。我后退着出了门，网球鞋在地上挤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一个男子“喂”了一声。
       我向上望去，一个家伙正俯身靠在三楼的栏杆上。我用手遮着眼睛，因为他身后的光线很刺目。
       “楼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问道。
       “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我要报警。”
       “我想还是我自己来打吧，一回事。房子后边的车要是你的话，最好开走，否则的话你会受罚的。”
       “谢谢啦。你知道关水的阀门在哪里吗?”
       “不晓得。”
       我把车开走以后，在接下来的那个小时里给县里的代理治安官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后十分钟就来了。在等他来的时候，我先去敲了敲十号公寓的门，可是没有人回应。房客们可能都去上班了，要等到5点钟他们回来后才能了解水患的情况。
       治安官设法把水关掉了，这惊动了二楼的房客们。他们发现停水之后，或怒气冲天，或忧愁不已。有一个妇女从浴室走出来，身上裹着带须边的浴巾，头上满是冒着泡泡的香波。
       我借了楼上邻居的电话，发誓说我会付给他长话费的，然后打了个电话给旧金山的凯悦酒店。奇怪的是，理查德·康普顿居然在他的旅馆里。他听了我跟他说的事情之后，骂了一声“浑蛋!”
       他烦了一会，接着说道：“好吧。我会处理的。瞧，这事把你也牵扯了进来，对不起啦。”
       “你需要给维修公司打电话来修复水患造成的破坏吗?他们至少可以拿些大风扇或者除湿器到这里来。如果你不马上处理的话，地板会变形，墙上会发霉的。”
       “我会让另一栋房子的管理员来处理这件事。他可以请跟我们对口的公司。同时我会联系保险公司，让他们派个人来。”
       “我想古费夫妇不会来领他们的押金了。”
       他勉强笑了笑。
       挂断电话后，我估计了一下当前的形势。
       麦尔文·唐斯失踪了，古费夫妇恶意破坏，我看不出还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这一点只说明我对生活还了解得不够。
       星期一剩下的时间平安无事。星期二早晨，我充满歉意地去见洛威尔·埃芬格，把关于麦尔文·唐斯的消息告诉了他。以前我见过埃芬格两次，在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易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跟他隔着桌子相对而坐，我注意到他一脸倦容，双眼下面有烟灰色的眼袋。他六十岁刚刚出头，一头鬈发没有梳理，已经从上次我见到的花白变成了白色。他的下巴棱角分明，显得很有力，可是脸上却满是皱纹，像一个纸袋。我怀疑他身体有问题，然而我跟他还不是很熟悉，不便直说。他声音很深沉，好似从胸部发出的隆隆声。“你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吗?”
       “不是很清楚。可能在城市学院附近，因为他是在那里乘的公共汽车。司机把他的住址告诉我的时候，我一心想着跟他联系上，没有太在意他在哪里工作。”
       “如果他搬了家，他可能也会辞职，你说呢?”
       “哦，这确实值得研究。等我回到旅馆，我找冯太太聊聊。我经常见到她，现在她还是不妨接纳我为好。虽然她宣布了一项原则，说她只管她自己的事情，可是我敢肯定除了透露给我的情况以外，她一定还了解更多的事情。到了那里我还可以跟其他房客聊一下。”
       “尽力去做吧，如果接下来的几天里不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再讨论这件事。”
       “我希望我能快点。星期六我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没说打算要离开的话。当然，他刚刚出去弄了两只纸箱子，可是我根本没想到他会用来收拾东西。”
       三十分钟以后我第N次来到公寓酒店。这一次我看见冯太太手里端着一杯茶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穿着家常便服，外面套了一件毛衣，所以我能看到她藏在袖子里的纸巾。“你又来了，”她说，但我听得出没有特别怨恨的意思。
       “没错。你有时间吗?”
       “如果是谈关于唐斯先生的事情，我可以奉陪到底。他甚至连我也不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今天下午我休息，如果你愿意去我房间，我们就谈谈。”
       “太好了。”我回答说。
       “喝茶吗?”
       “不喝，谢谢。”
       她把办公室后面的门打开。“这里原先是仆人们住的地方，”她一边走进去一边说道。
       我尾随她走了进去，环视整个房间。
       “在我爷爷奶奶那时候，仆人们除非在工作，一般是不许抛头露面的。这是他们的会客室，吃饭全在那间小外室里。厨师也给他们做饭，但跟正规餐厅里的饭菜完全不一样。他们睡在三楼顶上的阁楼里。”
       她用两间房分别作为卧室和客厅。房间都漆成了粉红色和淡紫色。白银镶嵌的相框里装满了家庭照片。四只暹罗猫懒散地躺在家具上，整个上午它们都在安睡，很难把它们弄醒。现在其中两只饶有兴趣地望着我。最后有一只终于起身，伸了伸懒腰，穿过房间走过来嗅了嗅我的手。
       “别介意，它们都是我的女儿，”她说。“名字分别叫乔、麦吉、贝斯和阿米。我叫妈咪，”说着，在沙发上坐下，把茶杯放在一边。“我想你对唐斯先生的兴趣和那个诉讼案有关。”
       “对极了。你能猜出他去了哪里吗?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有家人。”
       “在镇上他有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她夫家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关系。他们之间很疏远，已经好多年了。我知道得不是很详细，只知道她不许他去看他的外孙。”
       “听起来有点心胸狭窄。”我说。
       “我不知道。他只提到过她一次。当时我理所当然竖起了耳朵。”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右手上的文身呢?”
       “我注意到了，但是他似乎为此感到很难为情，所以我不太好意思看。对这你也有什么说法吗?”
       “我怀疑他曾经蹲过监狱。”
       “我曾经纳闷过。可是我要说的是自从他住到这里，他的行为堪称楷模。对我来说，只要他保持房间整洁，按时交纳房租，我没有理由去探问打听。大多数人都有秘密。”
       “所以就算他被判过刑，也不妨碍你把他看作一名房客。”
       “我正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吗?”
       她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说：“肯定不是需要交流的工作。他不止一次说没有读完中学，他非常后悔。星期三晚上他回来得很晚，我想他是去上夜校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成人教育。”
       “刚来租房的时候，他填申请表了吗?”
       “他填了，但是三年后我把表毁掉了。我不想让太多的这种文件弄乱我的生活。事实上，我对我的房客们是非常仔细的。如果我认为他性格粗野，那么无论他坐过牢没有，我都会拒绝的。我记得，他没有填个人资料，这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另一方面，他既爱整洁，口碑又好，脑子也好使。还有他天生温和，我从未听他骂过人。”
       “我猜想他一定隐瞒了些什么，他很聪明，不会填进申请表里的。”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
       “我知道他和二楼的一个伙计关系很好。我找他聊聊，你不反对吧?”
       “想找什么人聊天随你便。要是唐斯先生稍微诚实一些，搬走的时候通知我，那么我会为他保密的。”
       她停下来看了看表。“如果你现在不需要打听什么了，我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五号房间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名叫伏尔农，威贝尔先生。”
       “他在吗?”
       “噢，在。他靠残疾福利金生活，很少出去。”
       26
       伏尔农·威贝尔比麦尔文三楼上的那位邻居要友好多了，那一位一见我就“砰”的关上了门，让我吃了闭门羹。跟唐斯一样，威贝尔五十多岁。黑眉毛，黑眼睛，头发花白，稀疏，理得很短，好像在盼望秃顶似的。跟那些接受化学疗法的人一样，他宁可自己承受脱发的责任。他身穿土色中式毛衣，是五彩棉织的，脚穿鹿皮鞋，没穿袜子，脚上面暴露的地方也是棕褐色的。我感到奇怪：他很少出去，皮肤怎么会弄成这种褐色。我看不出他有残疾，不过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经过一番例行的“喂，你好”之类的寒暄之后，我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
       “那要看你想干什么了。”
       “我知道唐斯先生搬走了。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你是警察?”
       “私家侦探。作为一场车祸的目击者，有人找他作证，所以我要找到他。他并没做坏事。我们只不过需要他的帮助。”
       “要是你能进来的话，那么我可以跟你聊一下。”
       这时我想到了胡安妮塔·冯的那个规定：来访者如果是女的，不得关着门待在房客的房间。现在我跟她已经成了好朋友，心想就犯一次规吧，便说道：“太好了。”
       他向后退了一下，我便从他面前走了进去。他的房间没有唐斯的房间大，但是却更干净，而且进到里面有一种居家的感觉。里面的摆设增加了一些个人物品，两盆花木，一张沙发，上面摆放着毛巾枕头，铁床上的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他指着房间里唯一的一把弹簧椅，说：“请坐。”
       我坐下来，他也在旁边的一把普通椅子上坐下来。“你就是四处散发传单打探他消息的那个人吗?”
       “你见过传单?”
       “是的，夫人。我见过，他也见过。这让他很紧张，你知道吧。”
       “这就是他要离开的原因吗?”
       “他曾经在这里，现在不在这里了。你自己去想吧。”
       “我根本没想到我把他吓跑了。”
       “对此我不想多说，如果你来这里是想问问题的话，你不妨问吧。”
       “你了解他多少?”
       “不太了解。我们只是在一起看电视，但是他从不多说话，更不用说谈个人私事了。我们都喜欢看同一个频道，特别喜欢看播放经典电影的频道，像《少女》、《老黄狗》、《幼畜》——诸如此类。这些故事让人心碎。这就是我们平常在一起干的一切，可是这也就够了。”
       “他离开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没有跟我商量过，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个的话。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要找个朋友，只不过想找个不会独霸电视的人，而我们两个人兴趣相投。《原野奇侠》是他喜欢的另一部电影。有时候我们会像婴儿一样在那里哭叫，伤心极了，要是你当时在那里，也会那样。找一个理由把一切都哭出来，感觉很好。”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自从他搬来已经有五年了。”
       “你一定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
       “只不过是些皮毛。他手很巧，电视出了毛病，经过他一摆弄，很快就恢复正常。对于机械方面的东西他很有一手。”
       “比如说呢?”
       他想了一下。“客厅里爷爷那一辈留下来的钟停摆了，冯太太甚至找不到人来看一看。本来她有两个钟表维修工人，可是一个死了，另一个退了休。麦尔文说他可以试一下。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他竟然把钟捣鼓好了。我倒不觉得他是给我们做了件好事。每到半夜，我都能听见钟声从那边传过来。有时候我简直没法睡觉，每响一下我都数得出来。一个小时响四次——这就足以让我发疯了。”
       “他靠什么谋生呢?”
       “这可难为我了。他没主动透露过这方面的情况。我靠吃残疾救济过活，所以也许他认为他有工作而我没有，我会感到难过。不过我很清楚他的薪水是现金支付的，因此可能是某种不法工作。”
       “可能是零工或者是个维修家电的。”
       “我说过他手法很熟练，虽然我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是维修些小家电之类的东西。”
       “他的家庭呢?”
       “他以前结过一次婚，因为他曾经提起过他的妻子。”
       “你知道他是哪里的吗?”
       “不晓得。他确实说过攒了些钱，想买一辆卡车。”
       “我认为他不会开车。否则的话为什么他还要不辞劳苦地乘公交车在镇上奔波呢?”
       “他有驾照，可是没有车。这就是他想买车的原因。”
       “听起来他好像想流浪。”
       “可能是这样。”
       “那么他手上的文身呢?那是怎么回事?”
       “他是个业余腹语木偶表演者。”
       “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就像老埃德·沙利文节目中那个西诺尔·文西斯(注：西诺尔·文西斯(Senor Wences)，生于西班牙，曾经是个斗牛士。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埃德·沙利文主持的节目中表演，其腹语木偶表演大受欢迎，最终成为20世纪著名的腹语玩偶大师。)一样，他会用腹语。他把拇指平贴在食指上，一动，就像嘴一样。食指和拇指间掌皮上的红色部分是嘴唇，指节上的两个圆点是眼睛。他把她当作一个小朋友，他给她取名叫‘提雅’——西班牙语中是‘阿姨’的意思——他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我只见他做过一次，非常好玩。连我都发现我跟她说话的时候，觉得她跟真人一样。我想每个人都有某种才能，即使这种才能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偷学来的。”
       “他在牢里待过吗?”
       “我曾经问过他一次。他承认服过刑，但是他不愿说原因。”他犹豫了一下，偷偷地看了一下手表。“我并不想打断你，小姐。但是我有一个节目快到了。如果我不赶紧下去的话，这层楼其他的人都围到电视那里去了。”
       “我也觉得就该谈到这里了。要是你想起别的什么事的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我在包里找到一张名片递给他。
       “没问题。”
       我们握了握手。我把包背到肩上，向门口走去。他抢在我前面很绅士地把门打开。
       他说：“我只能送你到大厅，我往那边走。”
       我们快到楼梯平台的时候，他说：“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吗?”
       我转身望着他。
       “我敢打赌，他还在镇上。”
       “为什么?”
       “他有外孙。”
       “我听说他女儿不让他去看她们。”
       “难道他不能想办法吗?”
       果不其然，“预防虐待老人三县管理处”的调查员正是那个南希·沙利文。我曾经跟她通过电话。星期五她在我办公室里出现的时候我才得知她去调查过了。她肯定有二十多岁了，可是看上去不到十五岁。长可及肩的头发很直。她身上有一种朴实认真的气质。她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微前倾，双脚并拢，述说着她在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她穿的夹克和裙子像是在旅行服饰公司里订做的，衣料都是免烫的，可以在飞机上穿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拿到旅馆的水池里洗涤。她脚穿舒适的低跟鞋和不透明的长统袜，不过我还是隐约看到她小腿上蛛网一样的静脉纹路。在她这样的年龄，这可是麻烦事啊。我努力想象她跟索拉纳·罗哈斯谈话的情景。比较起来，索拉纳要比她年纪大得多，也精明世故得多，而沙利文说得最多的是不知道。一个狡猾，一个诚实，两个人根本没法比。
       一番寒暄之后，她告诉我说以前一直有个专门调查虐待案件的调查员，她是来替补的。她说话的时候，把耳后的一绺头发捋了捋，又清了清嗓子。接着她说她跟那个让她做前期访问的上司谈了。接下来的任何疑问，只要有必要，都可以呈交给常规调查员。
       话到这里，一切听起来都合情合理，我像放在汽车仪表板上的摇头小狗一样不停地礼貌地点着头。接着，好像是通过第六感觉，我开始听到她实际上没有说出来的话。我感到一阵恐惧。我知道她要语出惊人，告诉我一个既成事实的事实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淡黄褐色公文夹，在腿上摊开，把文件理理顺。“现在说说我的发现，”她说。“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打的那个电话对我们价值有多大……”
       我不由自主地斜视了一下。“是个坏消息，是不是?”
       她先是一惊，然后笑了。“哦，不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居然给你留下了那样一个印象，真对不起。我跟弗伦斯基先生详详细细地谈过了。我们的造访是不声不响的，也就是说让那位护理员没有机会事先作任何安排。弗伦斯基先生行走不方便，然而他警觉而友善。他的确显得有点脆弱，而且有时候有点迷糊，在他这样的年龄这一切都是不足为奇的。我向他问了好多关于他与罗哈斯太太之间关系的问题，他没有任何抱怨的话。事实上，与此正好相反的是，当我问及他身上的伤痕的时候……”
       “这期间索拉纳一直在场吗?”
       “噢，没有。我要求她给点时间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她也有事，所以我俩谈话的时候她去忙她自己的事去了。后来我也跟她单独聊了一会。”
       “可是她在房子里呀?”
       “是的，但不在同一个房间。”
       “这是个好消息。我相信你没说出我的名字。”
       “根本没必要。她说你告诉过她你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
       我盯着她。“你在跟我开玩笑，对吗?”
       她犹豫了一下。“你没告诉她是你吗?”
       “不，亲爱的，我没有。我要是这样做的话，那我简直是疯了。这些都是她编出来的，她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这是一个圈套。她自己先作了一个猜想，然后找你来验证。是宾果游戏。”
       “我未置可否，当然没有告诉她是谁打的电话。争论的时候她提到过你的名字，因为她想搞清真相。”
       “我不太明白。”
       “她说你们俩争论过。她说自从她干这个活以来，你就不相信她、监视她，所以，尽管她没邀请你，你总是到她那里去转。”
       “简直是信口开河。我是来搞调查的，我的工作是弄清她的背景情况。她还跟你说了什么?说给我听听。”
       “我可能不应该再重复一次，可是她提到那天你看见弗伦斯基先生身上的伤的时候，你指责是她伤了他，并且威胁说你要告官。”
       “胡编乱造，想以此来败坏我的名声。”
       “或许你俩之间有误会。我来这里不是作法官的。对像这种情况进行调解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哪种情况?”
       “有时候人们打电话说病人的护理出了问题。通常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如果作出努力……”
       “瞧你说的，没有不一致的情况。我们之间根本没有谈过这些。”
       “难道一个星期以前你没有去弗伦斯基先生那里帮她把他从浴室里弄出来吗?”
       “去了，可是我并没有指责她什么呀。”
       “事后你难道没有给‘预防虐待老人三县管理处’打电话吗?”
       “这事你是知道的，当时正是你接的电话。你说这电话的内容是保密的，可是你却跟她说了我的名字。”
       “没有，不是我，是罗哈斯太太说的。她说是你在告发她。我从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我绝对不会违反保密规定的。”
       我颓丧地往转椅子上一靠，弄得转椅嘎吱作响。我知道被冤枉了，然而我不能盯住这一点不放。“这事就不提了。对此我没什么好说的了。继续说下去，”我说。“你跟格斯谈过之后，后来呢?”
       “我跟弗伦斯基先生谈过之后，又跟罗哈斯太太聊了聊，她跟我说了一些有关他病情的细节。她特别谈到他身上的伤。在医院的时候，医生确诊他有贫血症。当血细胞计数提高的时候，他就容易受伤。她把检查报告给我看了，情况跟她说的一样。”
       “这样说来，你不相信他在身体上受到了虐待。”
       “请你耐心一点，我马上就要谈到。我还分别找弗伦斯基先生的主治内科医生和给他治疗肩伤的整形外科医生谈过。他们说他的身体状况很稳定，只不过很虚弱，生活还不能自理。罗哈斯太太说她刚被请来的时候，他的屋子里简直是太脏了，她不得不把垃圾车叫来了……”
       “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的智力也存在问题。他有好几个月没有支付账单了。两位医生都感到他不具备对他的治疗作出表示同意与否的能力。此外，他也不知道照管自己的日常需求。”
       “这就是她能够利用他的原因。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她的表情不只是一本正经，甚至可以说是严厉。“请让我讲完。”她不安地把文件动了动，恢复了认真的神态，好像下面要说的情况十分严重。“有一件我没认识到、可能你也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是弗伦斯基先生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法院的注意。”
       “法院?我不明白。”
       “一个星期以前，要为他委派临时监护人的申请已经送达法院。经过紧急听证，法院派来了一位专业私人监护人处理他的事情。”
       “一个‘监护人’?”我感到自己像鹦鹉学舌一样，只会重复她的话了，因为我除了惊奇还是惊奇。我把身子坐直了，然后抓住桌子边缘向她那边靠了靠。“监护人?你们有毛病吧?”
       我看得出她很慌乱，因为有一半的文件从她的淡黄褐色公文夹里滑落下来，撒了一地。她急忙弯下腰，把文件拢到一起。她边拢文件边说：“这就像是一个法律上的保护人，对他的健康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派的是谁?千万别告诉我说是索拉纳·罗哈斯，否则我要自杀啦。”
       “不，不。根本不是。对了，我这里有那个女人的姓名。”她低头看自己的记录，向上翻文件时，两只手抖个不停，把文件弄得很乱。翻文件时她不时地舔着食指，最后终于找到了。她抽出那份文件，转过头来跟我说了那个名字。“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
       “谁?”
       “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她是一位专业私人……”
       “你说过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上星期末。我亲自看过文件。这事处理得还可以。塔西娜托女士是通过律师办理的，而且她还按法律规定立了契约。”
       “格斯不需要某个陌生人介入来负责他的生活。他在纽约有一个侄孙女。难道没有人跟她说起过吗?在这方面首先应考虑她。”
       “当然。按照遗产法，委派监护人时，其亲属具有优先权。罗哈斯太太提到过这位侄孙女。显然，罗哈斯太太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跟她谈过，讲了弗伦斯基先生的情况，请她去帮他。奥博琳女士说抽不出时间。这样罗哈斯太太才感到有必要为弗伦斯基先生请一位监护人来照顾他的健康……”
       “简直是乱弹琴。我亲自跟梅拉妮谈过，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的，索拉纳确实跟她打过电话，可是根本没说他状况不好。如果梅拉妮知道是这么回事，她会坐卧不宁的。”
       沙利文又一本正经地开口道：“罗哈斯太太的说法截然不同。”
       “不应该开个听证会吗?”
       “一般来说是应该开的，但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法官在法院调查之前可以准许这种请求。”
       “哦，正确。那要是法院与你们同流合污，那将格斯置身何处呢?”
       “没必要进行人身攻击。大家心里的想法都是为他好。”
       “可以让这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嘛。为什么既不让他知道也不征得他的同意呢?”
       “按照申请上说的，他耳朵不好使，此外还有间歇性神志不清。因此即使按常规举行法庭听证会，他也不可能出席。罗哈斯太太说你和他的其他邻居并不十分清楚他的问题。”
       “好了，就算我们都他妈的不清楚，那么这位名叫塔西娜托的女人怎么就清楚呢?”
       “可能是疗养院或者格斯的一个内科医生和她联系的。”
       “那就是说无论事态怎么发展，现在她对他都有完全的控制权吗?控制他的财务、房产、医疗吗?一切的一切吗?”
        沙利文女士没有回答，我被激怒了。
       “你真是个白痴!索拉纳·罗哈斯把你当猴耍了。我们大家都被她耍了。瞧瞧结果吧。你已经把他交给一群狼了。”
       南希·沙利文脸涨得通红。她低头看了看她的膝盖。“我想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你可能想跟我的上司谈谈。今天上午我还跟她讨论过。我们认为你会感到宽慰……”
       “宽慰?”
       “对不起，我让你难受了。我可能讲得不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道歉。你打了电话，我们进行了调查，我们相信他在能干的人手里。”
       “我请求保留意见。”
       “我并不感到奇怪。自从我一坐下来，你就对我有敌对情绪。”
       “打住。请打住。真讨厌。如果你还不停下来的话，我就要对你大喊大叫了。”
       “你已经在喊叫了，”她厉声说道。“不过请相信我，这些都会写进我的报告里面的。”她把文件塞进公文包里，收拾好她的东西。这时我看见她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我用手捧着脑袋。“真他妈浑蛋。现在我倒成恶人了。”
       27
       见她出了门，我马上拿上夹克，背上挎包，一路小跑来到法院。我从一扇侧门进去，爬上通向走廊的台阶，台阶是由红色地砖铺成的。经过楼梯间的拱形门时，冬天的寒风让我感到阵阵寒意，贴着马赛克瓷砖的墙上回响着我的脚步声。我走进县职员办公室填了一张表，要求查看奥古斯塔·弗伦斯基的档案。七个星期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查看了有关索拉纳·罗哈斯的背景资料。显然我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我却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里面有两把木椅，我坐在其中一把上等待着。六分钟后我拿到了有关记录。
       我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坐到一张桌子旁，电脑占去了桌面的大部分地方。我打开文档开始翻看，里面可看的东西不多。我看见一份标准的四页表格。页面上满是大小不一的方框，上面都有浅色的“×”标记。我迅速打开文档最后一页，在那里看见了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代理律师的名字，是一位男律师，名叫丹尼斯·阿尔提诺瓦，地址是弗洛雷斯塔。上面还有他的电话号码和传真以及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地址。我又翻回到第一页，开始查看标题和副标题，看到了我已经知道的一些情况。奥古斯塔·弗伦斯基，被监护人，现住圣特雷莎县。申请人既不是债权人或负债人，也不是其代理人。申请人名叫索拉纳·罗哈斯，请求法院委派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为其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健康及其财产进行监护。本来我就怀疑索拉纳是整个事情的核心人物，然而看到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表格里，我还是大吃一惊。
       在“房产的特征及估价”一栏里，所有的条目包括房产、个人财物和养老金填的都是“不详”，还有一个打勾的栏目里写着被监护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及衣食住行等不能自行管理。下面备注里附有详细解释，作为“秘密补充信息”以及申请“文件在此”的字样。文件没有签名，这就是“信任”这个字眼的含义。在这下面的一个打勾的栏目里写的是，建议派个监护人的格斯·弗伦斯基“实质上对其财务无管理能力而且对欺诈及不正当的影响无防御能力”。同样，详细情况写在“秘密补充信息”栏目里，这虽然也归档在申请里，但是是不能作为公共记录查阅的。末尾有律师丹尼斯·阿尔提诺瓦和监护人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签名。文件是1988年1月19日由圣特雷莎高等法院存档。
       文件里还附有护理员日常花费的发票，下面分列月份，支出费用及小计等项。1987年12月下半月和1988年1月的头两个星期支出数额为8726.73美元。下面有“老年健康保健管理中心”开的发票作为证明。还有一张1988年1月15日律师开具的专业服务清单，下列日期、每小时费用以及给监护人支付的费用等项，应付金额为6227.47美元。这些开销都得到了法院的同意，只是费用的支付途径不清楚。清单末尾注的是：“请向丹尼斯·阿尔提诺瓦按下列标准支付：高级律师每小时200美元，副律师每小时150美元，助理律师每小时50美元。”其中，新指派的监护人及其律师索取的金额总数高达14，954.20美元。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律师怎么没有附上一封写有自己地址并盖了章的催款信呢。
       我在我需要复印的一些页码上作了标记——实际上是所有页码——然后把文件交还给那位职员。在等待复印件的时候，我借了一本电话簿，在白页中查询丹尼斯·阿尔提诺瓦的号码。让我惊奇的是，在他的办公室地址和电话号码后面居然列出了他的家庭地址和号码。真没想到医生和律师还可以让人查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很明显，阿尔提诺瓦并不担心不满意的客户去跟踪、谋杀他们。他住的地方房价很贵，可是在圣特雷莎，即使是处于偏僻破败地方的房子也价格不菲。里面并没有别的人叫阿尔提诺瓦这个名字。我查了姓罗哈斯的人的情况，有很多，但是却没有查到索拉纳的任何信息。我又查了塔西娜托这个名字，也没有任何信息。
       这时候，那位职员叫我，我便去交了复印费，然后把复印件放进包里。
       丹尼斯·阿尔提诺瓦在弗洛雷斯塔的办公室离法院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警察局也在这条街上，这条街到圣特雷莎高级中学所属地段就到了尽头。在另一头，弗洛雷斯塔经过州街，穿过商业区，最后抵达高速公路。律师们已经对这片地区进行监视，进驻村舍，对这里的楼房进行了分类，原来住在这些楼房里的房客现在都搬走了。阿尔提诺瓦在一栋三层楼的顶楼租了一个小套办公室，一楼是一家非常小的金融公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地方原来是一家装潢店。
       我在门厅研究了一下这里的布局，门厅约摸比那种只供一人进出的食品储藏室大一点。你可以在这里等待全速、优雅行驶的电梯。这里的房租并不便宜。尽管房屋已显破败，然而所处地段很好。大概房东不愿让房客搬出去对房屋进行修缮，因为那样既费时耗力又花钱，太不合算了。
       电梯下来了，里面是个四乘四的小空间。电梯在爬行的过程中，像抽筋一样，哆嗦不止。这反倒让我有时间检查其安全检验日期，并且推算大约要装多少人才超过其两千五百磅的超载限度。我推算了一下，像这样精巧的玩意，假定里面可以挤十个男人的话，那么可以装十个二百五十磅的男人。一百二十五磅的妇女可以装二十个。
       我在三楼下了电梯，走廊地板是黑白相间的水磨石，也就是毛石加上白色的水泥和沙子加色制作而成的地板砖。墙壁上有橡木镶嵌，因为时间长了，颜色有点发暗。走廊两端的窗户超大，所以这里的光线很好，里面的几盏日光灯也都开着，所以显得更亮了。办公室的门是由砾石玻璃做的，玻璃上印着办公室主人的名字，是黑色的。我认为效果很不错，让人想起那些黑白电影里律师和侦探的办公室。
        阿尔提诺瓦的办公室位于过道中间。打开门就是个接待区，面积不大，由于加了一张不锈钢玻璃桌，显得颇为现代化。服务台上只有一个四线电话机座。屋子里的灯光是间接照过来的。椅子——有四把——给人的感觉是坐下后屁股就会发麻。里面没有边桌、杂志、艺术品，也没有盆景。某些“室内设计者”挖空心思摆弄出这个样子，还美其名曰极简抽象艺术。真可笑。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房客们没有搬进来一样。
       一个接待员从标有“闲人免进”的门后走出来。她的个子高挑，金发碧眼，真是太漂亮了，很难想象她跟老板没有一腿。
       “要我帮忙吗?”
       “我想跟阿尔提诺瓦先生简短地说几句话。”我认为“简短地”这个词能给人好印象。
       “你跟他约了吗?”
       “老实说，我没有。我就在那边的法院里，琢磨着来碰碰运气。他在吗?”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我想跟他讨论讨论。”
       “他邀请你了吗?”
       “没有。”
       她不喜欢我的回答，因此不再看我以示惩罚。她有一张完美的瓜子脸，光滑、白皙，没有一点斑点，像一只鸡蛋。“你叫什么名字?”
       “米尔霍恩。”
       “什么?”
       “米尔霍恩。米—尔—霍—恩。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有些人读作‘马洛恩’，但不是这样的。”
       “我来看看他是否有空。”
       我当然知道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倘若他认识我，我倒希望他会对我来的目的感到好奇。我很清楚他不会给我提供任何情况。我主要是想见见那个起草法律文件剥夺格斯·弗伦斯基自主权的人。另外，我也很好奇，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新情况，不管这些情况是好是坏。
       两分钟以后，那人自己出现了，头贴在门上，手扶着门框。对他而言，这个样子简直妙不可言。如果他邀请我进他的办公室，那么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必须说的话很感兴趣。他来到服务台表明：
       (a)他可以随随便便就消失不见；
       (b)我的事不值得坐下来谈；
       (c)我最好言简意赅。
       我说：“是阿尔提诺瓦先生吗?”
       “要我帮忙吗?”他的腔调有如他的目光，平淡而令人难受。他个头很高，头发乌黑，挺直的朝天鼻子上架着一副结实的黑框眼镜。一口好牙齿，厚厚的嘴唇，有沟痕的下巴，说起话来好像有人在他脸上砍了一斧子似的。我猜想他年近七十了，可是看上去依然很健康，显示出比其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活力(或者也可以称为暴躁)。那个接待员在走道里从他的肩膀上方窥视着，像孩子一样窥视着我们的交流，希望看见自己的一个姐妹受到责骂，然后被打发回她的房间。
       “我在找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女士。”
       他面无表情。可是他偷偷向门的附近张望，目光中有戏弄，也有好奇。他扫视着接待区，好像塔西娜托女士可能就在附近的空房间里捉迷藏一样。“帮不上忙。”
       “难道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吗?”
       “米尔霍恩女士，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名私家侦探。我有问题向塔西娜托女士请教。希望你能通报一下。”
       “你最好别见她。”
       “可是她是你的客户啊，对吗?”
       “去问别人。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刚才我在法院里，在一份文件里看见她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在一起。她被指派给一个名叫格斯·弗伦斯基的男子作监护人。我知道你肯定听说过。”
       “米尔霍恩女士，很高兴见到你。请出去吧。”
       我急中生智说道：“打扰你了。”
       他生硬地关上门，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我尴尬地等着，然而他那位可爱的接待员再也没有出现。我不相信她会放过这个对我指手画脚的机会。纯净的玻璃服务台上，电话机座上第一条线的灯亮了——毫无疑问，阿尔提诺瓦在给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打电话。除此之外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因此我找不出一点管闲事的理由。我便按指示走了出来，下了楼梯，我不愿意再冒险乘电梯了，这电梯有如挂在细绳上的一只摇摇晃晃的盒子。
       我在公共停车场找到我的车，绕过街区，向卡皮罗山开去，不懈地搜寻着麦尔文·唐斯。在蒙受阿尔提诺瓦拒绝的耻辱以后，我想干点日常工作来聊以自慰。到了卡皮罗街与帕里萨德大道交会处，我向左转弯，继续沿着帕里萨德大道行驶，不久圣特雷莎城市学院就出现在我右边的视野里。公共汽车站的板凳上空无一人。我以最省油的速度绕过环绕校园的长长山梁。山脚下是一小片商业区，有小集市、储酒仓库和一排汽车旅馆。如果麦尔文·唐斯是做维修保管工作的话，很难相信他一个星期只上两天班。这些都是全职工作，要从上午7点干到下午3点，甚至更长时间。而且，那座小山又长又陡，这意味着他每天下班后得跋涉半英里的路程。而在另一个方向离海滩稍近的地方有个公共汽车站，只离这里半个街区的距离，他为什么会去爬那又长又陡的山梁呢?
       我回到小山上。这次我开车经过校园，来到卡皮罗街与帕里萨德大道交会处，这里有一整排商店。我在这里有好几种选择，左边是一家大药店，药店后面是一个单独经营当地有机农产品及其他自然食品的市场。也许麦尔文是在那里搬运箱子或袋装杂货的，也有可能是清扫过道的。我把车停在药店的停车场，走进药店。我走马观花似的扫视了每一个过道，根本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今天是星期二，如果他还在附近工作的话，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干完。于是我从前面的出口走了出去。
       我穿过街道，依然是步行。那排商店在我右边，我沿着这些商店走着，经过两家夫妻店 ，一家主营墨西哥饮食，另一家以经营早餐和中餐为主。我逛了相邻的修鞋店、自助洗衣店、珠宝店以及宠物店。最后一家是个小店，卖鞋子的，正在打折，商店喇叭里播放着“商店停业!商品一律六至七折!”商店无人光顾，所以即便是清仓大甩卖也无人问津。于是我原路返回。
       在转弯处，我等绿灯亮起来之后，穿过卡皮罗街，来到十字路口最远的那一侧，那里的特产店排成一排。我又逛了手工市场、药店、礼品贺卡店等等，还是没有发现麦尔文。回到车上，我暗自思忖是不是完全弄错了。伏尔农·威贝尔断定麦尔文还在镇上，我就信了。可是我并没有真正的理由去相信他呀。想到这里，我又高兴起来，只要我不屈不挠，最终一定会找到麦尔文的，这种奇怪的倔强性格是我与生俱来的。不过，如果他跑到天边，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找到他。还是相信他还在镇上吧。
       我发动车子，从狭缝里倒出来。我向右拐到卡皮罗街，然后再向左转弯又到了十字路口。我又到了帕里萨德大道，路边是一片20世纪40年代修建的居民小区，每栋房子都很小，木头灰泥结构。右边有一条路蜿蜒而上，延伸到山顶，山顶上耸立着一座房子，海景蔚为壮观。在几个有人行横道的地方我都放慢了车速。一名交警正小心地照看一队孩子通过路口。孩子们两个一排，手拉着手。一名老师和他的助手在前后忙活着。
       当交警点头示意车辆通行的时候，我沿着山上的坡道，来到下面的沙滩停车场。我围着停车场慢速绕了一圈，发现人不多。我于是从停车场出来，上山来到以前来过的帕里萨德大道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为了找到麦尔文，我要烧多少汽油呢?
       我开车回到城市学院，停在公共汽车站这边，离车站不远。我坐了一会，注意到对面校园附近的儿童看护中心，那里的房子依山而建。白白耗费了三十分钟以后，我再次发动车子左转沿着帕里萨德大道行驶。我想作这一天最后的努力。在我想象中，那里是我孜孜搜索的尽头，再不往前走了。到了海滩公园，我掉头上山来到那个主路口。我突然发现他就在离我一百码的地方，可是我遇到了红灯。
       认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是一种记忆和感知的瞬时结合，其变量几乎不可能复制重现。我们互相看见对方后会注意到什么呢?无非是年龄、种族、性别、感情、情绪、转头的角度，还有高矮胖瘦、举手投足。而后呢，却很难确定那种引发“一见投缘”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的一个出口，我看见一个人的侧面像。他大步穿过候机楼拥挤的人群。这是一个瞬时形象，就像一张快照。随着旅客的移动，他被挡住了。我看到的那个人是个警官，在警员训练营我曾跟他一起训练过。我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他迅速转身，跟我一样，他乡遇故知，惊喜异常。
       我曾经跟麦尔文聊过一次，所以看见他走路时肩膀的样子，就认出了他。我惊奇地大声叫喊，可是发现交通灯还是红的。等我再回头的时候，他不见了。我眨了眨眼睛，目光从街道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他不可能走远。交通灯变化的那一刻，我瞅准空子向左拐进了商铺后面的巷道。没有他的踪影。可是我很清楚我没看错。我分明看见了白发，还有那件破旧的棕色皮夹克。
       我绕回到主路口，开始运用网格搜索法，在脑海中把街区分为更小的区域，以便慢慢搜查。我来来回回地找着。我想他没有发现我，因为他一直面朝相反的方向。一个有任务在身的人是不会注意其他东西的。至少我现在搜索的方位缩小了。我继续缓慢地行驶着，在我后面的司机们欢快地按着喇叭，好似在鼓励我。我自言自语地说：浑蛋、浑蛋、浑蛋。出来吧，唐斯，把你的脸转过来吧，就一次。
       二十分钟后我放弃了。我简直不相信，他失踪了。我本来是可以停下车走着找的，可是这个想法似乎不一定有用。星期四再来地毯式搜查一次，现在我想还是打道回府吧。
       我把车停在半个街区以外的地方，锁上车，向亨利的后门走去。透过玻璃我看见他坐在桌旁的摇椅上，桌子上是加冰的黑杰克鸡尾酒。我敲了敲门。他起身把门打开，脸上笑意盈盈。“是金西啊。亲爱的，进来吧。还好吧?”
       我说：“很好。”接着大哭起来。他不该称我“亲爱的”，因为正是这一声亲切的称呼让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停止哭泣，哽噎着、抽泣着向他倾诉我这一天的遭遇。从麦尔文·唐斯说起，讲到南希·沙利文所犯的错误、我在法院了解到的格斯银行存款的支出款项，接下来说到了我去律师办公室的情况，以及最后回来寻找麦尔文前前后后的倒霉经过。我没有说这是我成年以来最倒霉、最糟糕的一天。我离过两次婚，那些闹剧也差不了多少。
       然而从职业的层面上，这次还算好的。
       我把胸中的郁闷，把我的话、他的话、她的话，我的感受、愿望、想法，当时的、后来的以及中间的，一股脑地全都告诉了亨利。每当一件事快讲完的时候，又会记起一些新的细节，我便回头把这些细节加进来。“让我困惑的是，索拉纳所讲的一切正是我给县里打电话说过的，只是她把这些话颠倒过来了而已。我不能否认，当时格斯的房子里很糟糕，索拉纳跟南希·沙利文讲的大多数情况都是真的。他贫血、身上有瘀伤——这一切也是真的。我能争辩什么呢?我用来证明有虐待问题的事实刚好是索拉纳用来证明法院应该看护他的理由。似乎一切全错了……”
       我停下来擤了擤鼻子，把擦过鼻子的卫生纸扔进垃圾桶里，里面已经有一堆我丢进去的湿卫生纸了。“我想问，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一位律师和一位职业监护人吗?我斗不过他们。我去法院图书馆把‘迪林加利福尼亚遗嘱认证法’拿出来。都在这里啦，什么权利啦、义务啦——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他们没有许可的程序，也没有监督或者规范他们行为的机构。我敢肯定一定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真正的监护人，然而这两个人像吸血鬼一样已经缠上了格斯。”
       后来我又擦了两张卫生纸，因为流了那么多眼泪，我的眼都有些肿了。我说：“我不得不相信索拉纳了——她太聪明了，造谣说我俩吵了架。她说我威胁她，使得我给县里打的那个电话倒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亨利耸了耸肩。“她是个恶人。她用的条文倒是不少。呃，只有一条最重要。只用对她有利的。”
       “我得改变策略。改成什么，我不知道。”
       “有一点值得注意。”
       “噢，太好了。我可以用一下。”我说。
       “只要格斯的账户上有钱，对他们来说，格斯活着比死了要好。”
       “不管怎么说，他们要行动了，不会太久的。”
       “放精明一点。别让她把你卷入非法的事情里面——除了你已经做过的那件之外。”
       28
       星期三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我在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发现了索拉纳和格斯。好几个星期没看见他们出来了。我得承认，他戴上漂亮的盖住了耳朵的编织帽，看上去还不错。格斯坐在轮椅上，身上裹着结实耐穿的棉线衫，棉线衫随意地从肩上搭下来，吊在膝盖上。索拉纳在他的膝盖上盖了一条毯子。他们一定是刚从外面回来。她推着轮椅绕着圈子，以便把格斯推上前面的台阶。
       我穿过草坪走过去。“要我帮忙吗?”
       “我能行。”她说。她费力地把格斯拉上最后一级台阶时，我把一只手放在轮椅上，朝跟前凑了凑。
       “嗨，格斯。你还好吗?”
        索拉纳插进我们中间，想把我们隔开。我伸出手掌挡住了她，这让她心情很不爽。
       “你想干什么?”她问道。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想让格斯跟我聊聊。”
       “他不想跟你聊，我也不想。请把手放开。”
       我注意到格斯的助听器已经不见了。我想这真是不让格斯与外界联系的好办法。倘若他什么也听不见，那他也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了。我把嘴巴贴在他的耳朵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他悲哀地看了看我。嘴巴颤抖着、呻吟着，就像一个处于分娩初期的妇女，不知道到底会有多难受一样。他偷偷瞅了瞅索拉纳，发现她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她脚穿耐磨的褐色鞋子，身着笨重的褐色大衣，看上去真像个女看守。“弗伦斯基先生，说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耳朵里，摇了摇头，假装听不见。可是我知道他听得见。
       我抬高了声音。“你愿意到隔壁的亨利家去喝一杯茶吗?他很想见见你。”
       索拉纳说：“他已经喝过茶了。”
       格斯说：“我走不了啦。我走起路来浑身都在发抖。”
       索拉纳盯着我。“这里不欢迎你。你让他难受了。”
       我没有理会她，蹲下来跟格斯用眼睛交流。格斯即便是坐着，他的背也佝偻得很厉害，为了看我他不得不把头向旁边转过来。我满面春风地望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种鼓励。索拉纳在旁边虎视眈眈，这也不容易做到。“我们好久没见到你了。亨利大概弄了一些很不错的自制甜卷。我把你推过去，一会就送你回去。你觉得怎么样?”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知道，格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他一边摇头，一边用那双饱经风霜的手抚摸着膝盖。
       “你知道我们都很关心你。所有的人都关心你。”
       “感谢你，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
       “只要你感觉好就行。”
       他摇了摇头。“我不好。我老啦。”
       我在办公室安安静静待了一上午，整理办公室、支付账单。我还做了一些小事：清理垃圾、把文件归档、倒垃圾。我心里还在想着格斯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得转移注意力。比如麦尔文·唐斯，这个人有点让我不安。这件事远非只是找到他的人，因为我肯定能找到他。
       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我开始整理我对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的谈话录音。录音磁带倒过去倒过来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让我奇怪的是，里面竟然有那么多干扰的声音，有纸张的“格格”声，有狗“汪汪”的叫唤声，还有她说话时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要把这些采访录音整理打印出来恐怕得花好长一段时间，那我可就有事干了。
       干累了，我打开放有铅笔的抽屉，拿出一包索引卡片。同样在这个抽屉里，我看见了从麦尔文·唐斯家里的壁橱后面搜到的那个玩具。我把两根棍子往一起推了推，只见那个四肢异常柔软的木头小丑在杠上做出了一系列动作：后翻，倒立，再翻。我无法知道这个玩具是他的还是在他之前在该屋居住的房客的。我把玩具放到一边，捡起那堆索引卡片。
       我一张一张地把卡片排成一排，匆匆地记下我了解到的有关他的情况，这一切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他很可能在城市学院附近工作，在那里搭乘公共汽车。他似乎最喜欢那些关于小男孩、刚出生的小动物以及迷失题材的经典电影，这些电影大都是些感伤的故事。他女儿与他形同陌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让他去看他的外孙。他曾蹲过监狱，这可能是他女儿剥夺他的探视权的原因。他有一个想象的朋友，名叫“提雅”，他用红色把这个朋友文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之间的U形处。涂在指节上的两个黑点成了布袋木偶的两只眼睛。
       还有呢?
       麦尔文对机械情有独钟，在修理方面很有一手。他会修各色各样的东西，包括出了毛病的电视机。不论干什么工作，他的薪水都是用现金支付的。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中午下班后他都坐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他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可是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攒的钱可以买一辆卡车。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都在镇上，表面上跟他的孙辈们离得很近，却无法探视。如果他离开时不把房间里无数的娃娃、针绣花边枕头以及其他一些装饰品带走的话，他的房间里会非常凌乱。看到我发的传单后，他惊慌失措，马上收拾好东西，溜了。
       看完所有这些情况，我把卡片又洗了洗，并把它们随意排了排序，看看是否会柳暗花明。我把卡片摊在桌上，用手撑着脑袋，心想，这些情况有哪些不属于麦尔文呢?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我抽出两张卡片放到最前面凝视着。这个机械玩具小丑以及麦尔文想象中的朋友“提雅”跟整个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据我所知，麦尔文身上很难看出有顽皮的一面。他不愿意把红色文身给别人看，其中确实可能有隐情。或许这些玩具并不是供他自己娱乐的。也许“提雅”和那个玩具小丑是用来供别的什么人消遣的。会是谁呢?是附近小学里或者儿童看护中心里面的哪个我见过的小孩吗?学校和中心都在他经常等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
       他有恋童癖吗?
       我很清楚，这种人手头经常有些游戏和录像，以此来接近小孩，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关系就亲密了。渐渐地就有了身体的接触。随着亲近和信任而来的是对身体的抚摸，直到抚摸和对私处的抚爱成为他们“特殊”关系中醉人的情趣。如果他是个性犯罪者，那么就能解释当有人在学校、操场和儿童看护中心离他一千码的地方看见他时他的恐惧心理了，也能解释其女儿为什么拒绝他去看他的孙辈了。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县假释部。我要求跟那位名叫普里西拉·霍洛威的假释官说话。我心想恐怕得留言了，哪知她那边接了电话，于是我报了姓名。她的声音出奇地轻，这让我想到了她的身材。她骨节很大，红头发，属于那种在中学里进行过剧烈运动还觉得不过瘾、回到家还要在卧室里展示其在垒球和足球比赛中所获奖牌的主。7月份我见过她。那个时候我正在照看从加利福尼亚女子学院假释的一个名叫雷巴·拉夫尔提的叛教者。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们省掉了那些寒暄的话。“你熟悉镇上那些登记在册的性犯罪人员的情况吗?”
       “大多数我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中很多人都要求来作药物检验。如果他们换了地址或者工作也会打电话来。你找的是哪一个?”
       “我找一个名叫麦尔文·唐斯的人。”
       对方停了一下，我能感觉到她在摇头。“不认识。我觉得不认识。这名字不熟悉。他在哪里服的刑?”
       “我不知道，但是我猜想他一定因为骚扰儿童坐过牢。他身上好像有坐牢期间文的身——在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间的U形处，是用红色文上的。我得知他会一些腹语表演，因此我想知道他是否用这来勾引小孩。”
       “我跟其他管人事的查一查，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这么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你认识一位叫洛威尔·埃芬格的律师吗?”
       “当然，我认识洛威尔。”
       “他想让唐斯为一起伤害案作证。唐斯是一个很难找到的人，但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他。开始他似乎还很配合，可是后来就转身飞快地逃跑了。这让我不得不想他们一定在哪里有个组织。”
       “我想不会是在这里，但有可能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这些人想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开始无声无息地流浪。我们随时都可以抓到十五个这样的盲流。这还只是这个地方。在全国范围内，数量可就惊人了。”
       “天哪，那些性侵犯者都还在逍遥法外吗?”
       “对不起。再把你的号码说一遍以便我得到消息后通知你。”
       表达过谢意后，我放下电话。虽然我的疑团没有解开，但是她并没有说我的怀疑是假的。总的来说，我受到了些许鼓励。
       结果星期四下午早些时候，我便开车再次上了卡皮罗山。我坐在有机食品市场的停车场，望着那边的交叉路口，两天前我曾经在那里看见过唐斯。因为他的工作日似乎一直是星期二和星期四，所以我希望再走好运发现他。这样找人，我厌烦得真想哭。我带了一本平装小说和一暖壶热咖啡打发时间。从加油站走过两扇门有个女厕所。对一个女的来说还需要什么呢?我看了一会小说，不时透过挡风玻璃向那边扫视。
       我去了一趟加油站。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街道对面有了动静。一辆货车在自助洗衣店的路边停了下来。我懒散地望去，只见两个人走出来又走进去。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出来把装在货车后面的纸板箱搬下来，这时候我已经坐在自己的车上。货车侧面的挡板上有字，可是我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我把手伸向后座，把双筒望远镜抓在手里，调好焦距，看清楚了上面的字。
       基督教慈善基金会“从头做起”有限公司
       什么东西你不要，那就是我们的钞票。
       我们诚挚回收各种旧衣服、家具、小家电以及办公设备。
       回收时间：每周星期二、星期四上午9：00至下午2：00。
       显然这两个人在募捐。是自助洗衣店的吗?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小家电”这几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还有办公的日期和时间。这些正好与像唐斯这样的人的情况吻合：喜欢摆弄机械，在修理方面有一手。我脑海中又出现了他家里的坏了的真空吸尘器、电吹风、电扇等收集来的物件。要是换了别人，这些东西早就进了垃圾箱。基督教慈善协会也可能对他坐过牢表示同情。
       我扔掉小说，下车，把车锁上。我抄近路走过小区中间的人行横道。我到了店前，经过那扇大大的平板玻璃橱窗，从两栋楼之间插进后面的巷道。我曾经两次开车到这条巷子里来，一边在勉强够两辆车通行的巷子里巡游，一边观察来往的行人。有一次我不得不停下来，给我前面一辆坐满小孩的车子让道，这辆车子是个妇女开的，正减速转弯，把车开进车库。
       既然看见了自己要找的东西，我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在自助洗衣店的后门上也有一个标牌，上面的文字跟我在那辆货车挡板上见过的一模一样。这里应该就是基督教慈善基金会“从头做起”有限公司募集来的物品的存放点了。他们一定是租了后面的两个房间来存放并整理募集来的物品。后面的停车场可停三辆小车，除此之外，还可放一只很大的有盖的箱子。中心关门以后，这只大箱子还要在这里放好几个小时，地点就在自助洗衣店和隔壁的珠宝店之间的空地上。在箱子和另一辆车之间的夹缝中停着一辆车，我可以看见它的尾部。这辆车我很熟悉：它是一辆送奶车改装的野营挂车，最初标价为1999.99美元。卖给他这辆车的那个经销商就在唐斯住的公寓酒店附近的停车场边上。实际上那天他和那个戴着太阳镜和平顶卷边圆帽的白发男人洽谈这笔交易时我都看见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麦尔文，因此还没有想那么多。到我快赶上他的时候，他却准备逃开。我拿出笔记本记下了送奶车的车牌号码。
       商店的后门半开着。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在拐角处偷偷观察着。麦尔文背对着我，正把孩子们的衣服折起来放在纸箱里。既然我知道了麦尔文在哪里，就应该向洛威尔·埃芬格报告。他会安排唐斯录证词的日期以及向他发出出庭作证的传票的。我记下印在箱子上的地址和联系电话，然后回到车上，开车回到自己办公室，我在办公室给律师办公室打了电话，把唐斯的下落告诉了他的秘书。
       “你要去处理这件事吗?”秘书问道。
       我说：“不行。他认识我，这就是说我从前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从后门溜走。”
       “可这你在行啊，你去办不正好吗，”她说。“我们这边安排好以后就通知你，应该不会太久。另外，格蕾蒂斯告诉布赫瓦尔德夫人说，听说有个证人，但失踪了，她现在在讨好我们，希望我们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她。”我被她装出来的德国口音逗乐了，简直与海蒂·布赫瓦尔德的一模一样。
       “祝你好运，”我说。“你们安排好了打电话给我。”
       “会的，伙计。”
       那天下午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脖子好酸。我提防着索拉纳，不想再碰见她。她会以为我在监视她，我想她不会喜欢这种干扰。结果是直到星期六晚上我们才狭路相逢。在此之前我一直提心吊胆。
       当时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我把车停在半个街区以外的街上，当时只有那里有车位。我下了车，把车锁上。街上很黑，空荡荡的。突然一阵乱风刮过，掀起地上的树叶，掠过我的双脚，像一群见了猫的仓皇逃窜的老鼠。月亮忽隐忽现，树枝摇曳，月光时明时暗。我暗想恐怕就我一个人在外面了，然而当我走近亨利的门口的时候，却发现索拉纳站在暗处。我拉了拉肩上的挎包，攥紧了放在风雪大衣口袋里的手。
       我快要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她走上前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说：“让开。”
       “你在县里给我使坏，不够意思。”
       “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是谁?”
       “你知道她是谁。她是弗伦斯基记录在案的监护人。她说你去找了她的律师。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吗?”
       “关我屁事。”
       “嘴放干净点。我可是给足了你面子。”
       “也许还没给够。”
       索拉纳盯着我。“你在我家的时候拿起弗伦斯基先生的药瓶看他在服什么药，可你没有把瓶子放回原处，所以我知道有人动过。你一定以为你做事神不知鬼不觉，可是你错了，我都注意到了。你还拿了他的存折。”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我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是我心里却在想，她是否听到了我的心好像小橡皮球一样，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了。
       “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想跟我斗的人总是这样。当他们开始理解‘后悔’这个词的含义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你是在威胁我吗?”
       “当然不是。我是在给你提建议，别管弗伦斯基的事情。”
       “屋里的那个呆子是谁?”
       “屋子里除了我们俩之外再没有别人。你这个女人太多疑了。有人把你这种人叫作妄想狂。”
       “那个勤杂工是你雇来的吗?”
       “即使有一个勤杂工，那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你感到不安了?我知道你对我心怀不满。你个性超强，喜欢固执己见，我行我素。我俩很相似，都喜欢一条道走到黑。”
       说着，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甩开了。“闭住你的臭嘴。你去吃屎还是去死都不关我的事。”
       “现在是你在威胁我了。”
       “你最好这样想吧。”我说。
       我边说边去开门，门栓发出的声音，还有门发出的“嘎吱”声结束了我们的对话。她还站在人行道上，我绕过公寓的转角，走进自己黑黢黢的房间。我随手关上门，一边走，一边把外套脱掉，丢在厨房的灶台上。我没有开灯，下楼走进浴室，察看外面街上的动静。我偷偷向窗外望去，她已经走了。
       29
       星期一上午我正准备进办公室的时候，听见电话响了。邮递员送来的一大包东西靠在门边。我把它放在胳肢窝里夹着，匆忙打开门，跨过一大堆从投信口塞进来的邮件。我停下来一把抓起这些邮件，快步走进里间，一边把邮件丢在桌上，一边抓起电话。电话响第五下时通了，接电话的是玛丽·贝弗劳尔，听上去很高兴。“你拿到了洛威尔·埃芬格寄给你的文件吗?他也把这些文件寄给我了。”
       “一定是放在门边的那个包裹吧。我刚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打开。是什么文件?”
       “是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他从车祸鉴定专家那里拿来的证据副本。你看完之后马上给我打个电话。”
       “一定。你好像很高兴。”
       “至少可以说我很好奇。这可是个好东西。”她说。
       我把外套和挎包扔到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打开包裹之前，我去小厨房煮了一壶咖啡。我忘了带一盒牛奶回来，只好等咖啡流进玻璃水瓶之后用两包扁扁的冒牌货替代。我回到办公桌前，打开淡黄褐色邮包。我在摇椅上躺下来，把双脚跷起搁在桌子边上，摊开副本放在膝盖上，右手边放着咖啡。
       特尔弗德·布拉尼根是一位生物机械专家，在这个案子中，他还是个事故模拟专家，同时身兼两职。文件打印得很整齐。所有的页面左上角都用订书机订上了。每个8×11的页面都缩成了4×11的页面，以使文件整齐划一。
       第一页上面列的是信函，标有“原告证据#6A到6H”的字样，往下是具体内容，前面有相应的序号。里面包括布拉尼根的简历、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的病历、要求原告出示证据的请求、原告对被告要求提供证据的回复以及索要证据的补充要求。斯坡丁医生的医疗档案和格德法伯的医疗档案都找来了。还有无数的证言、摘要/病历都标有“原告证据#16”字样，并附有警察的报告。受损车辆和出事地点的照片也都作为证据放进来了。我快速翻到最后一页，只是想找到一种我想要的感觉。布拉尼根的证词从第六页开始一直到一百三十三页才结束。整个程序从下午4点30分开始，一直到7点15分才结束。
       采集证据就其本质来说没有上法院那么正式，因为它是在律师办公室进行的，而不是在法庭里进行的。在法庭里提供证言证据之前都要宣誓。原告和被告的律师以及一名法庭书记官都在场，只不过没有法官。
       海蒂·布赫瓦尔德代表弗德利克森夫妇，洛威尔·埃芬格代表莉萨·雷，但是原告和被告都不在场。几年前，我查看布赫瓦尔德女士的简历时以为她的法律文凭是哈佛或者耶鲁的。事实上，她毕业于洛杉矶某所法律学校，这所学校制作了一幅巨幅广告，贴在高速公路边的广告牌上自吹自擂。
       我回头翻了前面几页，在这几页里，布赫瓦尔德女士说布拉尼根没有经验又不够资格，这都不是事实。洛威尔·埃芬格不时用拖长的腔调提出反对意见：“前面的证词不实”，或者“请就提出的问题作答”。这些拖长腔调说出来的话，即使写在纸上，也感觉得出他的厌倦和烦躁。埃芬格在一些页面上贴了标签，确保我不会漏掉重要的东西。尽管布赫瓦尔德女士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不断地狡辩并且提出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特尔弗德·布拉尼根仍然岿然不动，坚持认为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的伤与车辆碰撞的力学原理不相符。接下来的十四页是布赫瓦尔德女士搜集的反驳他的证据，她想用那些挖空心思弄来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让他低头。对此布拉尼根依然泰然自若，耐心应对。他的反应是温和的，有时候简直令人乐不可支。这一定让布赫瓦尔德女士恼怒不已，她就想用摩擦以及仇恨来惹恼证人。如果他在最小的细节上作一丁点让步，她马上就会得寸进尺，好像一下子占了很大的优势，然后对他前面提出的证据反戈一击。我不知道她想给谁留下印象。
       看完文件，我马上给玛丽·贝弗劳尔打电话。她问道：“看了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格蕾蒂斯受了伤。我们有三英寸厚的医学报告：X光的结果、治疗方案、超声波、核磁共振扫描。颈椎的损伤和后背下部的疼痛可能是伪装的，可是骨盆的骨折以及两根肋骨的骨折呢?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布拉尼根并没有说她没有受伤。他是说这些伤不是在车祸中造成的。在米勒德撞上刚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的莉萨·雷之前，她已经受伤了。虽然布拉尼根没有直说，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难道是米勒德把她打成那样的，或者诸如此类的?”
       “这正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
       “可是她的伤是新伤，对吗?我是说，这事就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
       “对。这事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上货车之前。或许那个时候他正带她去急诊室，这时他发现机会来了。”
       “别编故事了，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他有责任保险，可是车祸不包括在内。他们已经终止了私房业主的保单，原因是他们付不起保险费。他们没有重大医疗保险，也没有长期残疾保险。他们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这么说他撞莉萨·雷是故意的?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是不是?要是莉萨被撞死了怎么办?要是他的妻子也遇难了呢?”
       “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实际上这可能对他还要好些。他就可以以误杀或过失杀人等等多种名义提起诉讼。关键是要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的话不仅不需要赔偿反而会得到补偿。他自己那次受重伤时陪审团给了他六十八万。这些钱他们可能已经挥霍掉了。”
       “天哪，真是太坏了。他是个什么人哪!”
       “狗急跳墙。海蒂·布赫瓦尔德曾经对布拉尼根穷追猛打，可是却没能使他让步。洛威尔说他能做的事情只有让自己别笑出来。他认为这数目太大，可以说是非常大。只是我们得弄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还会再上那里去的。也许邻居们了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但愿如此吧。”
       我回到弗德利克森家住的小区，决定从街正对面的两个邻居问起。不过就算他们知道，可能也知道得不多，但是至少可以把他们排除掉。第一家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她显得很高兴，但是她声称对弗德利克森家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说明情况之后，她说她刚搬来六个月，喜欢跟邻居们保持点距离。“那样的话，如果我跟他们有了矛盾我就可以随意发牢骚而不必担心会伤害哪个人，”她说。“我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
       “呃，我明白你的意思。直到最近我和我的邻居关系还是不错的。”
       “如果邻居攻击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家就应该是战区里的一个避难所，而不是一个固若金汤的营地。”
       阿门，我心中念叨着。我把我的名片给了她，让她如果听到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别作太大指望啊。”她边说边关上门。
       我从她家出来，上了人行道，向另一家走去。这一次房主是个近三十岁的年轻人，瘦削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长长的下巴上留有一绺小山羊胡子，脸越发显得瘦长。他下穿宽松的牛仔裤，上穿横条纹T恤衫，这T恤衫是妈妈们喜欢的。
       “我叫金西·米尔霍恩。”我边说边伸出手去。
       “我是朱利安·弗里希。你是推销什么东西吧?是雅芳还是富勒刷具?”
       “我还以为这些日子他们不会挨家挨户推销这些东西了。”我再一次解释自己的身份，并向他讲了我要在弗德利克森家人身上找证据的任务。“你跟他们熟悉吗?”
       “当然。她帮我管账。要进来吗?”
       “好吧。”
       他的客厅像是在做计算机销售和服务展示。其中有些设备我一看就知道——键盘，还有些像年久失修的电视屏一样的显示器。房间里有八台电脑。连接到地板上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缠绕着。此外，还有些密封的纸箱，我猜想里面装的是崭新的计算机。放在角落里的那几台拆开的计算机可能是准备修理的。我听说过“软盘”和“启动程序”等字眼，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是出售或者修理电脑的吧。”
       “都有点关系吧。你有电脑吗?”
       “一台手提‘史密斯科罗纳’打字机。”
       他笑了笑，好像我在跟他开玩笑似的，接着他摆了摆一根手指。“最好跟上形势，你正在错失良机。电脑无所不能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我不太相信。这似乎不大可能。”
       “你不相信，我们相信。要不了多久，十岁的孩子都会使用电脑，到那时连他们都会觉得你可怜。”
       “有那么严重吗?”
       “不要认为我这是危言耸听哟。话说回来，你敲我的门恐怕不是说这个的吧。”
       “确实，”我说，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刚才我差不多要做完的介绍上来，最后讲到去年5月28日发生的那场车祸。“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帮你管账有多久了?”
       “有两三年了。我只知道她工作上的事，至于她的私事我不太了解。她现在出了事，但是她工作做得不错。”
       “是过去还是现在?”
       “噢，现在她还在帮我管账。她总在说这里疼、那里痛，不过从没有因此影响过工作。”
       “她跟保险公司说，因为她不能长期坐着，也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所以她不能工作了。我问她，她也对我说了同样的情况。”
       他露出痛苦的表情。“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看见邮递员一周要去她那里两三次。”
       “你敢肯定吗?”
       “我就在这里上班。街对面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并不是想丢她的面子，但她确实跟以前一样忙。”
       也许我坠入了爱河。我的心扑扑地狂跳，胸口感到阵阵热流涌过。我摸了摸额头想看看是否突然发烧了。“稍等一会。太好了，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你能对着录音机重复这些吗?”
       “可以，”他说。“我正想着不管怎样都要解雇她的时候，她的啜泣声又让我感到不安了。”
       我在屋子里唯一的金属折叠椅上坐下，把录音机放在一只没有打开的纸箱上。我拿出写字板以便同时作笔录。他说得并不多，然而他提供的信息至关重要。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说自己残疾不是事实。她还没有拿到一分钱，除非她收到州里发放的残疾救济金，而她收不到州里发放的残疾救济金完全是有可能的。他一录完，我便收拾好东西跟他握了握手，并对他千恩万谢。
       他说：“没关系。如果你改变主意，想学电脑的话，反正你知道我的住处了。我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教会你。”
       “多少钱?”
       “一万。”
       “你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花一万去做自己不适合做的事情。”我离开了他家，边走边想，我是十岁的孩子吗?你算了吧。
       街道这边弗德利克森家右手的那个邻居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妇女一直就没有明白我的意图，以为我是在卖保险，她礼貌地谢绝了。我重复了两次，后来只得谢谢她然后转到另一家。
       开门的那个妇女我认识，第一次到弗德利克森家的时候，我见过她。
       以我跟那些诸如格斯、亨利等那类老年人交往的经验来看，这妇女八十出头。她身手依然敏捷，说话柔声细气，似乎一切机能正常。她看上去很丰满，长得像针垫一样，身上散发着“欢乐”牌香水的味道。“我叫丽蒂·鲍尔斯。”她一边说，一边跟我握手并把我让了进去。
       她的皮肤很细腻，粉嘟嘟的，她的手很暖和，至少比我手的温度高两三度。我没有想到她这么相信人，就这样把一个陌生人领进家里，不过正中下怀。
       客厅里家具很少，窗帘是那种轻薄材料做的，地毯和墙纸都已退色。维多利亚式的家具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不过倒能显示出都是真品。我在一把摇椅上坐下，其坐垫是用马鬃做成的，这东西现在你很难弄到。前门靠右边，也就是靠弗德利克森家的那一边，那扇法式双合门开着，通向一个木制阳台，上面摆满了盆花。我自报了家门，并说我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这家公司在那场车祸之后受到了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的起诉。“我向你请教一些问题，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我很高兴为贵公司效劳。要茶吗?”
       “不用，谢谢。你知道这事吧。”
       “噢，知道。她跟我说她在起诉，我说 ‘好啊。’你可以想见这个可怜的人整天在我周围一瘸一拐。这件事很糟糕，她有权索赔。”
       “我对此还不清楚。这些日子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就像去拉斯维加斯玩老虎机一样。”
       “说得太对了，赔得多赚得少。只要你敢跟保险公司要钱，保险公司也会这样对待你。生杀大权全掌握在它手里。如果你赢了，他们有办法把赔偿金扣除掉，或者让你加倍交纳保险金。”
       这着实令人灰心。我以前听说过这样的观点，认为保险公司是肥猫，老鼠遭受到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在这个案子里，那些事实尚存争议，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那些事实是明显的。发生了一场车祸。事实就那么简单。格蕾蒂斯告诉我说，这应该包括在私房业主的保单保险范围内，而这家保险公司却拒付赔偿金。格蕾蒂斯只得诉诸法律。”
       “是汽车。”
       “是 ‘汽车’吗?”
       “这不是他们私房业主的保单。格蕾蒂斯之所以起诉那家保险公司，是因为被告的车险是在那家保险公司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想，我这是不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很显然，我们有相互误解的地方，然而我还是拿出了录音机做我例行的公事。我自报了家门，接着丽蒂·鲍尔斯说了一些话。然后我说：“你认识弗德利克森夫妇有多久了?”
       “说实话，我不太了解他们，也不大喜欢他们。需要我发誓吗?”
       “太太，不需要，可是如果你尽可能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的话，会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总是实话实说。因为说实话会受到称赞。”
       “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跟你说起过那次车祸吧。”
       “她没必要跟我说。是我自己看见的。”
       我俯身向前。“你当时在路口吗?”
       她好像被我弄糊涂了。“没有什么路口。我就坐在这里，望着窗子外面。”
       “我不太明白你怎么能看见这一切的。”
       “我不可能错过。我正靠窗做着编织活。窗户下不仅光线好，而且还能看清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过去常常绣花，不过后来改成编织了。这让我的眼睛不那么紧张了，手也不那么累了。我一直看着他们，所以她摔倒的过程我都看见了。”
       “格蕾蒂斯摔倒了吗?”
       “噢，对。完全是她自己弄的，不过照她跟我说的来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保险公司无论如何得给她赔付。”
       “我们可以补充些话，然后再开始吗?”
       我花了几分钟时间给前面记录的内容补充细节，她在一旁摇着头。
       “你说的一定是别的什么人。事情不是那样的。”
       “那好。我们听听你的看法。”
       “我并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喜欢评头论足的人，但她和她丈夫确实都非常节约，他们绝不会雇帮手的。屋顶上的雨水槽里塞满了树叶。春天我们这里暴风雨很多，大雨如注，在屋檐处不是以水柱的样子流下，而是像激流一样倾泻。在天气转晴的那个星期，她爬上梯子去清理檐槽，结果梯子倒了。她摔倒在地板上，倒下的梯子打着了她的头。我感到奇怪，像她那样的体重，竟然没有摔断脊梁。那声音真吓人，就像一袋水泥掉在地上一样。我跑出去，可是她说她还好。我看得出她头摔昏了，腿瘸得厉害，但是她不让我帮她。接下来我知道的事情是米勒德把车开到前面并揿响喇叭。他们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然后她就上车了。”
       “她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很自信吗?”
       “没说这么多话。她说这只是我知她知的事情，然后对我眨了眨眼。我一直这样认为，她的要求合理合法。”
       “你愿意为被告作证吗?”
       “当然。骗人是我不赞成的。”
       “我也是。”
       下午晚些时候，我特意到罗斯的酒馆要了一杯酒来犒劳自己。我一般都是回家后再吃，可是转念一想，我圆满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应该犒劳一下自己。我刚在我最喜欢的位置坐下来，夏洛蒂·斯奈德出现了。自从她跟亨利吵架以来，我好几个星期没看见她了。我以为她的出现纯属偶然，可是她在门口停下来，朝四周看了看。当她发现我以后，径直向我的桌子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来。她头发上系着一条头巾。她把头巾解下来放在大衣口袋里，摇摇头，将头发恢复成自然的样式。她的两颊冻得通红，两眼发亮。“我敲你的门，没人开门。总算在这里找着你了。要是你跟我说亨利正往这里来，我就马上消失。”
       “他正跟威廉吃饭。今天是男人们外出的日子。”我说。“怎么了?”
       “我希望改变我在亨利眼里的形象。我听说法庭委派了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女人作为格斯·弗伦斯基的监护人。”
       “别跟我提这个。听到这我就头痛。”
       “这正是我要谈的。按照银行的说法，她正用房子作抵押办理一大笔贷款。”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猜想她是想把房子装修改造一下，增加一条轮椅能走的坡道，重装一下水电管道，这样一来房子通常会更加亮堂。”
       “这个地方是可以整整容。可是即使索拉纳给它整了容可能还是乱七八糟。贷款数额有多大?”
       “二十五万。”
       “哇，谁跟你说的?”
       “杰伊·拉金，他是我在信贷部工作的一个朋友。几年前我们经常碰面。我涉足房地产业，他帮了我不少忙。他知道我热衷于房产，所以这件事出现以后，他知道我又有交易可做了。这让我很好奇，因为我告诉过索拉纳，要是把那块空地和房子放在一起要比单独卖房子值钱得多。这个街区已经成为多户家庭区。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会选择把两块地都买下来，然后把老房子拆掉。”
       “可是对格斯这样顽固不化的人来说，翻新改造房子也是有道理的。”
       “这正是我的意思。索拉纳把房子拿去卖。呃，也许不是索拉纳，而是监护人。”
       “拿去卖?怎么会这样呢?以前我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这是一张独家代理的清单。我想她会用变卖房子的钱来还贷款。我本来不知道的，可是在我们圣特雷莎办事处的一位代理人正在办理这件事。她记得我的客户来镇上的时候我做了些免费工作，因此她打电话问我是否要介绍费。这对我极具诱惑力，可是想到亨利会对我大动肝火，我没敢要。”
       “要价多少?”
       “一百二十万，真是开玩笑。即使装修好了，也卖不了那个价钱。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无论索拉纳怎么赌咒发誓，格斯是死也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让我不解的是，这个房产怎么会列在我公司的名下。是不是有人知道我得到了什么风声呢?”
       “监护人可能不知道你也参与其中了，”我说。“索拉纳对房地产似乎还不那么精通。如果这真是她干的勾当，她大概不知道你们之间这么密切。”
       “她太小瞧我们了。”
       “这事是通过格斯的银行账户办理的吗?”我问道。
       “当然是的。本来大家在一起都很愉快的，可是现在，整个事情糟透了。我想你应该明白吧。”
       我说：“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
       夏洛蒂从桌子那边推过来一张纸。“这是杰伊在银行的电话号码。你可以跟他说我俩谈过。”
       30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脑袋嗡嗡作响。丽蒂·鲍尔斯透露的情况真是太有价值了，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见见她和朱利安两个人。要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弗德利克森之前就跟这些邻居谈过的话，我早就知道我现在该干什么了。在跟索拉纳·罗哈斯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失算了，觉得自己正在犯错误。我倒不是怕把自己置于死地，而是怕格斯遇到大麻烦，然而正是因为我才让他陷入如此困境的。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已经跟县里打过电话了，所以后悔也没有用了。南希·沙利文毫无疑问已经在其报告里把我五马分尸了。还不止这些呢，我没有证据表明她对我情感及身体进行过伤害，无法报警。我该何去何从啊?
       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半夜三更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不能这样任事态发展。最后我沉沉睡去，好像掉进一个深深的峡谷，又好似滑进海底的深沟，黑黢黢、静悄悄，沉重的水体把我压住，使我动弹不得。直到听见响声，我才意识到自己睡着了。我迟钝的感觉记录下那个声音，很快杜撰了几个故事去解释它。然而，没有一个故事说得通。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那是什么?
       我看了看钟，好像看时间很紧要似的。此时才2点15分。如果我听见了“啪”地打开香槟酒盖的声音，我也会不由自主地看时间。我担心是枪声，因为如果是枪声事后警方会要我提交报告的。有人在房子前面玩滑板。滑板滑过人行道缝隙的时候，金属轮子在水泥地上“喀嚓”作响。滑板时而向前时而往后，那声音也随之起起伏伏，时断时续。我倾听着，想分辨出有多少人在滑——我听出只有一个人。我听得出那孩子想做空翻动作，如果做成了滑板就发出“砰”的一声。如果没做好，滑板就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想到了12月份格斯在轮椅上责骂两个玩滑板的九岁男孩的情景。那个时候他的腰已经有了问题，可是他还能行走。不管他怎么抱怨，怎么打那些讨厌的电话，至少他还有生气而且精力充沛。现在他不能动弹了，小区里再也没有人生气地去对外面的喧闹声表示抗议了。滑板“噼里啪啦”地离开路边，进了街道，又“梆梆”地回到路边，沿人行道滑着。也许从现在起我成了那位脾气急躁的古怪邻居。
       我掀开被子，摸黑起身向铺了地毯的阁楼走去。从树脂玻璃天窗里照进来的光线足以让我看清我要去的地方。我赤脚走下螺旋楼梯，我的T恤衫虽然很大，但膝盖还是露了出来。房子里很冷，我知道即使只是出去像格斯一样挥挥拳头，我也得穿一件外套。我下楼来到洗澡间，踏进纤维玻璃浴缸，周围是淋浴挡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面上。我没有开灯，这样，玩滑板的人就不会发觉我在那里观望。声音似乎越来越远了——慢慢减弱，但是还有。过了一会，一切归于沉寂。
       我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以保持身体暖和，在黑夜中探视着街上的动静。街面上空荡荡的，而且始终如此。最后，我又上了螺旋楼梯，爬到自己的床上。此时已经是2点25分，我浑身冰冷，直打哆嗦。我把被子拉到肩上，等着变暖和一点。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6点了，该去跑步了。
       跑了几英里以后，我心情开始好起来。海滩，湿漉漉的空气，还有太阳在天空中抹上的几丝淡淡的色彩——一切看起来都预示着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日子。我到达州街街尾的海豚喷泉，然后左拐向镇上跑去。我没戴手表，但是我到达火车站附近的信号门的时候，通过那里发出的“叮叮叮叮”的信号，知道自己跑了多远，用了多长时间。地面开始震动，我听见汽笛逐渐减弱——火车来了。傍晚时分，旅客列车经过的时候，汽笛声会很大，足以盖住海滩周围的人说话的声音。
       我把自己想象成是建筑工地的工头，此时趁机透过派拉蒙酒店泳池周围的木制屏障向里面探视。很多建筑垃圾已经没有了，混凝土上面好像喷了一层石膏。完工之后的样子我可以想象得到：场院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一些桌子和躺椅，桌子上方撑着太阳伞。很快，这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格斯的担忧。我盘算着跟纽约的梅拉妮打个电话。结果将很让人沮丧，她会对我大加指责。我知道，索拉纳此前已经跟她胡编乱造了一通，说她自己有多好，说我有多坏。
       我一回到家里，就处理了通常每天早上都要做的事情。8点钟我锁上房门向车子走去。街道正对面的路边停着一辆黑白相间的巡逻警车。一名穿着便服的警官正跟索拉纳谈话，而且谈兴正浓。两人都朝我这边看。现在有什么事吗?我第一感觉是跟格斯有关，可是附近既没有救护车也没有救火车。我满腹疑惑地穿过马路，走到他们跟前，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索拉纳瞥了一眼警官，接着盯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开了。不用说，这两个人在谈论我，可是是哪方面呢?
       “我是皮尔斯警官。”他说。
       “你好。我叫金西·米尔霍恩。”我们俩谁也没有主动握手的意思。我不知道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不过肯定不是来交朋友的。
       在我认识的警官中皮尔斯可不是那种士气低落之辈。他个高肩宽，可能超重十五磅，是所说的那种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警察。他行动时皮带发出的“嘎吱”声透出一股威风凛凛的味道。
       “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车被人破坏了。”
       我随着他的目光转向索拉纳的折篷汽车，离我的车子有两个车位的距离。有人拿了锋利的工具——扳手或者凿子之类的东西——在驾驶室的车门上刻了“去死”两个字，凿得很深。由于用了很大的力气，所以油漆都弄掉了，金属板上被凿得坑坑洼洼。
       “哦，哎呀。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昨晚6点钟到今天早上6点45分她的车停在那里的这段时间。她看到有人从房子旁边经过，就起来查看。你知道这周围有什么动静没有?”
       我从他的肩膀上方向街对面看去，发现一个邻居穿着睡衣出来拿报纸，正和索拉纳谈话，内容大概与我和警官谈的内容相同。从索拉纳的手势能看出她非常焦虑不安。我说：“今天早晨她看见的人可能是我。每个工作日早上，我都要跑到州街。大约6点10分开始，三十分钟以后返回。”
       “周围有没有其他人?”
       “我没有发现，不过半夜时分我确实听见有人在玩滑板，这事说来也挺奇怪的。我记得当时看过钟，那是凌晨2点15分。听起来好像是在人行道上来来回回地滑，在路缘上上上下下地滑，有时还滑到街上。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起来看了看，但连魂也没见着。可能别的邻居也听到了。”
       “是一个小孩还是几个?”
       “要我说的话，是一个。”
       “你住那边吗?”
       “你说的是那栋公寓吧，是的。我是向一位名叫亨利·皮茨的先生租来的，他住主屋。你可以去问，不过我认为他不会跟你说很多。他的卧室在一楼后面，所以同样的声音尽管我在楼上听得清清楚楚，他却听不见。”我喋喋不休地说着，讲了一些皮尔斯根本不需要的情况，但是我控制不住。
       “听到有人玩滑板，你就走出来看，到了街上没有?”
       “呃，没有。外面很冷而且漆黑一片，我只是下楼到浴室里透过窗户向外看了一下。当时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就回来睡觉了。我听到的不像是在打凿敲击的声音。”我的意思是这个结论有点轻率，但他转过头看我的眼神却是断然干脆的。
       “你和邻居关系很好?”
       “跟索拉纳吗?呃，说实在的，不太好。我还没谈到那些。”
       “你们不和?”
       “我想你可以那么说。”
       “为什么?”
       我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让我怎么说得清楚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之间玩的那种猫鼠捉迷藏的游戏呢。“说来话长，”我说。“我很高兴作出解释，不过这需要点时间，而且好像与此事无关。”
       “你们之间的仇恨与什么无关?”
       “我不愿称之为仇恨。我们只是有分歧。”我突然打住转过头看着他。“她并没有说我和这事有关。”
       “邻居之间发生争论是很严重的事。你就住在隔壁，却想从这场冲突中脱身，没这么轻松吧。”
       “等等。简直是疯了。我是个合法的调查员。我为什么要冒着罚款和蹲县监狱的风险去解决个人间的争执呢?”
       “那你知道可能是谁吗?”
       “不知道，不过绝对不是我。”我还能说什么才不至于让人听起来是在为自己开脱呢?单是对你做坏事的一点联想就足以让别人对你产生怀疑。我们空口说“假定无罪”的时候，大多数人很快就“假定”恰恰相反。特别是对一位已经听说过某一话题的各种可能说法的执法警官来说，更是如此。
       “我得去上班了，”我说。“我还能给你帮点别的忙吗?”
       “给我一个可以找到你的电话吧。”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他。我很想指着名片说：瞧，我是一位不会骗人的私人侦探和一位守法的公民，然而那样只会让我想起自己的违法行为，仅仅过去的这一周里我就违法了很多次。我正了正肩上的挎包，穿过马路上了自己的车，敏锐地感觉到那警官正用眼睛望着我。等我鼓起勇气回头的时候，发现索拉纳也在看我，她的表情很恶毒。站在她旁边的那位邻居不安地望着我，她微笑着朝我挥手，也许在担心如果她不对我好一点，我也会把她的车砸坏。
       我发动了“野马”汽车。在我倒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碰到了后面那辆车的保险杠。我似乎没必要下去看，但要是我不下去，我肯定就得去修理厂“丁丁当当”无数次地修车，此外还得收到逃离事故现场的传票。我打开车门，让车门虚掩着，在我的车子后面转了一下，根本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那位警官也走过来看了看，似乎跟我的看法一致。
       “你还是小心点吧。”
       “我会小心的。我很小心。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写个条子。”你看见了吗?害怕权威竟然会让一个成年妇女沦落到如此卑躬屈膝的地步。就好像现在如果他赏给我一个微笑，我就会把他的皮带搭扣舔得闪闪发光。可是他并没有微笑。
       我把车子开走，尽量不再惹麻烦，可是我被完全搞乱了阵脚。
       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煮了一壶咖啡。我并不需要咖啡因。我已经够兴奋的了。我需要的是一份游戏计划。咖啡煮好了，我倒了一杯，拿到桌子上。索拉纳正在找我的麻烦。我敢肯定是她自己把车子划了，然后报警。为了证明我对她有仇恨，这是很狡猾的一招。我越显得仇恨满腔，比较起来她就越显得无辜。她早就设计好了让我拨打县里的热线电话，并把这作为我仇视她的举动。现在我又有了恶意破坏他人财产的嫌疑。她有充分的时间来证明，不过其主要目的是要破坏我的信誉。我必须想办法反击。如果能在她前面先走一步，我就能请君入瓮，让她自食苦果。
       我打开挎包，找到夏洛蒂给我的那张纸片，跟银行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我说我找杰伊·拉金。
       “我就是拉金。”他说。
       “你好，杰伊。我是金西·米尔霍恩。夏洛蒂·斯奈德把你的电话给了我……”
       “对，好极了。我知道你是谁。要我帮忙吗?”
       “噢，说来话长，不过我会跟你长话短说。”我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跟他讲了基本情况。
       我讲完后，他说：“不用担心。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会负责处理好这事的。”
       转身准备喝咖啡的时候，发现咖啡已经冷透了，可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好。我坐在转椅上，跷起双脚，手指交叉枕着头顶，两眼盯着天花板。或许我可以放这女人一马。在我的一生中，我与无数的流氓、恶棍、杀人凶手以及五毒俱全的穷凶极恶之徒打过交道。索拉纳再狡猾也不如我精明。我虽然没有大学文凭，然而我生性机灵、聪慧过人(她曾经这样谦虚过)。我的聪慧可以与任何人媲美。既然如此，我的智慧也就不在她之下了，跟她有得一拼。我只不过不想以我惯常的那种生硬鲁莽的方式去行事罢了。跟她的直接抗衡让我到了现在这步田地。从现在起，我要像她一样极尽狡猾之能事，巧妙应对。下面是我的另外一点体会：如果你直接过不了障碍物，你就要迂回行事。无论她的盔甲有多么坚固，也会有缝隙。
       我坐起身来，把脚放到地上，打开桌子右边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她的档案。里面的东西不多，只有跟梅拉妮签的合同，原来的求职申请表，还有我了解的有关她的情况的报告。果然，所有的个人推荐书都是胡说八道。拉娜·舍曼的简历我放在这些文件的后面，现在我拿出来仔细研究。她对索拉纳·罗哈斯的评论曾经很不友好，然而她的批评只强调了索拉纳的勤劳和诚心，丝毫没有提及她有以虐待老人来取乐或者谋利的迹象。
       我把索拉纳的申请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很清楚，从她给我的科盖特这个地址开始，我得回头逐行检查。我第一次看到这条街的名字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意识到我见过。富兰克林街与文斯露街平行，离理查德·康普顿的二十四单元楼房有一个街区的距离。这就是位于文斯露的那栋房产，古费夫妇曾经是那么喜欢这里，连壁柜都砸掉了，管道装置也毁坏了，上演了一出灭世洪水，只是没有诺亚方舟。这一片地区成了犯罪的温床，所以索拉纳在这样的地方感到十分惬意就讲得通了。我拿起外套和挎包向车子走去。
       我把车开到位于富兰克林街的那栋公寓楼停下来。这是一栋单调的灰褐色三层楼建筑，没有任何建筑装饰——没有过梁，没有百叶窗，没有门廊，没有景观，除非你觉得干燥的泥土是一种美学上的享受。路边有一堆枯死的灌木，这就是这里的全部植被。索拉纳申请书上的公寓号码是九号。我锁上车，向马路对面走去。我大致看了一下邮箱，其数目表明这是一栋二十四单元的综合楼。从上面标出的门牌来看，九号公寓在二楼。我开始上楼，楼梯的竖板是铁制的，踏板是由混凝土和卵石一起浇铸而成的碎花纹梯面。上了二楼，我又重新考虑了一下。我马上想到，索拉纳是格斯的专职陪护，如果她在富兰克林街上的住址是她的永久居所的话，她就可能在此来来往往。要是我撞见了她，她就会知道我在监视她。这不大好。
       我回到一楼，发现一号公寓门上有一张白色塑料标牌，上面说管理员就住在这里面。我敲了敲门，等了一下。一个人来开了门。他五十多岁，矮胖矮胖，正是又圆又胖的脸掩盖了他的实际年龄。他的嘴角向下撇着，双下巴，这使他的下颌跟青蛙一样几近于无。
       我说：“你好。对不起，要打搅你了。我找索拉纳·罗哈斯，想问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我听见后面有人喊：“诺曼，是谁呀?”
       他回头喊道：“等一会，我的公主。我在讲话。”
       “我知道，”她喊道，“我问是哪一位。”
       他对我说：“这栋楼没有叫罗哈斯的，除非是有人转租，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
       “诺曼，你听见了吗?”
       “你自己来看。我不能像这样来回叫嚷。有失体面。”
       很快他的妻子出现了，也是又矮又胖，但是比她的丈夫年轻二十岁，有一头染成黄色的乱发。
       “她找一位名叫索拉纳·罗哈斯的妇女。”
       “我们这里没有罗哈斯。”
       “我也是跟她这样说的。但我想你可能知道那个人。”
       我再一次看了看申请表。“上面写的是九号公寓。”
       “公主”做了个鬼脸。“哦，是她呀。九号的这位女士三个星期前搬走了——还有那个傻儿子——不过她不叫罗哈斯。是塔西娜托。是个土耳其人或者希腊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
       “是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吗?”
       “是科斯坦兹。别吓我们。她还欠我们好几百元损失费呢，我们算是没法指望了。”
       “她在这里住了多久?”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他说：“九年吧?也许是十年。两年前我们接任管理员的时候，她跟她的儿子已经是这里的房客了。直到她走了，我才有个机会去查看她的房间。那孩子在墙上踢了一个大洞，那洞一定漏风，因为她在壁骨之间填满了旧报纸。报纸上的日期是1978年。现在有一家像疯子一样的人把房子占了，我们正设法把他们赶走。”
       “公主”说：“两个月前这栋楼转手了，新房东提高了房租，所以她搬走了。现在住在一楼的房客们像老鼠一样，正一群一群地往外搬呢。”
       “她没有留新搬迁的地址吗?”
       诺曼摇了摇头。“真希望能帮助你，可是她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臭气熏天，只得请了一些通常清理犯罪现场的人前来……”
       “公主”插嘴说：“就像尸体在地上烂了一个星期一样，地板上浸满泡沫状浮垢。”
       “明白了，”我说。“你能不能描绘一下她的模样?”
       诺曼不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很普通。大概是中年，皮肤有点黑……”
       “戴眼镜吗?”
       “好像没有戴。可能在她看书看报的时候才戴。”
       “高矮胖瘦怎么样?”
       “公主”说：“属于瘦的那类，有点中部崛起，可是没有我这么厉害。”她笑了。“那个儿子你是不会认错的。”
       “她叫他蒂尼，有时叫汤托，”诺曼说。“娃娃脸——块头很大，是个很笨的家伙……”
       “块头真是大，”她说，“可是头不大。他差不多是个聋子，所以他说话像是在咕哝。他妈妈好像能听懂，但是其他人都不懂。他简直是个动物，喜欢夜间在小区里游荡。不止一次吓得我没法睡觉。”
       诺曼说：“好几个妇女都受到过他的攻击。他曾经把一个姑娘打得大便失禁。她伤得很厉害，几乎精神失常。”
       “太好了，”我说。我想起在查看格斯房子的时候见过那个傻子。索拉纳一直在收取格斯勤杂工的费用，原来那个勤杂工就是她的孩子。“你们有没有她搬进来的时候填写的申请表?”
       “这你就得去问新房东了。这房子有三十多年了。我知道在房子后面藏着一些箱子，但是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
       “你为什么不把康普顿先生的电话号码给她呢?”
       我吃了一惊，问道：“是理查德·康普顿吗?”
       “对，是他。在巷道对面他也有一栋楼房。”
       “我一直在跟他打交道。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是否反对我去查看旧档案。我敢肯定他不会介意。对了，如果你收到塔西娜托女士的信，别忘了让我知道，好吗?”我拿出一张名片，诺曼接过来看了看，然后递给他的妻子。
       “你认为她跟这个名叫罗哈斯的妇女是同一个人吗?”她问道。
       “我看是这样的。”
       “她是一个坏蛋。很遗憾，我们不能告诉你她去哪里了。”
       “没关系。我知道。”
       门关上了，我在那里站了片刻，玩味着刚得到的这些信息。我得给自己加上一分。事情最终有了眉目。我虽然已经调查了索拉纳·罗哈斯的背景，然而事实上我是在跟另外一个人打交道——名叫科斯坦兹或者克里斯蒂娜，姓塔西娜托。这中间发生了身份的转换，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干的。真正的索拉纳·罗哈斯本人很可能都不知道有人借用了她的简历、证书和姓名。
       我回到车上，发现有一辆白色“绅宝”停在我后面，一个家伙站在人行道上，手放在口袋里，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望着我的“野马”。他上穿花呢皮夹克，肘部打着补丁，下穿牛仔裤。这是个中年人，一张灰色的大嘴周围是一圈修剪整齐的褐色胡须，在靠近鼻子的地方有一颗痣，另一颗在脸颊上。“这是你的车吗?”
       “是啊。你是车迷吗?”
       “是的，太太。这车太酷了。你满意吗?”
       “差不多吧。你想买一辆吗?”
       “也许吧。”他拍了拍他的夹克衫口袋。我以为他要掏出一盒香烟或是名片。“巧了，你是金西·米尔霍恩吧?”
       “是的。我认识你吗?”
       “不认识，不过我相信这辆车是你的，”他边说边把一个白色的长信封交给我。信封正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满腹狐疑地接过信封。不料他抓住我的胳膊说道：“宝贝，你的传票送达了。”
       我感到血压下降，心突地一跳。我的灵魂生生地跟我的身体分离开来，就像火车的车厢脱钩一样。我感觉到我就站在自己身边旁观。我双手冰凉，颤抖着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聆讯通知书”以及“临时禁令”。
       要求保护的人名叫索拉纳·罗哈斯。我是受限制的人。我的性别、身高、体重、头发的颜色、家庭地址及其他相关信息被整齐地打印在这些通知上。这些信息大多还算准确，只是体重给我增加了十磅。聆讯安排在1月9日——就是下个星期二。在这段时间里，按照“个人行为准则”，我不得有骚扰、袭击、敲打、威胁、跟踪、妨碍等行为，不得损毁个人财产，不得阻挠索拉纳·罗哈斯，要服从监管。我任何时候都必须跟她本人、她的住宅、她的车至少保持一百英尺的距离——这一最低限度显然考虑到了我跟她住隔壁的事实。另外，我不得拥有、占有、持有、购买或者意欲购买收取或者意欲收取，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枪支弹药。在这信的底部有一排黑色的粗体字，写的是“法院特令”，好像怕我不相信似的。
       我摇了摇头，传票送达人好奇地看着我。他大概跟我一样，习惯了传票送达后必然引起的大发雷霆。
       “简直是胡编乱造。我从未对她做过什么。这些都是她编的。”
       “这就是进行听证的原因。在法庭上你可以跟法官申诉，也许他会同意。还有，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请一个律师。”
       “我有律师。”
       “若是那样的话，祝你好运。很乐意为你效劳。你让我释然了。”
       说完，他开车走了。
       我打开“野马”的车门，上了车。我并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坐在那里，双手握着方向盘，望着街道。我一低头又看到丢在旁边客座上的禁令，于是捡起来又看了一遍。在“法院特令”下的第四部分，我查看了标有字母“B”的框框，里面的具体内容是：如果我不服从这些命令，我有可能遭到逮捕并被指控有罪。无论哪种情况我都可能受到以下处罚：(A)进监狱；(B)接受多达1000元的罚款；(C)既坐牢又罚款。任何一种选择都让我难以接受。
       更为讨厌的是索拉纳又投机取巧地占了上风。我曾经以为自己很精明，可是她又抢先了一步。留给我的还有什么呢?我的选择受到了限制，但总会有办法的。
       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杂货店停下，买了一些感光度为400的彩色胶卷。然后我开车回家，把车停在亨利家后面巷道边的一块草地上。我从后边篱笆上的一个缺口悄悄回自己的公寓，上楼，清理了一下床头柜，这床头柜原来是个床脚箱，现在被我当成床头柜用了，我打开台灯，调好闹钟，整理了一下地板上的书籍。我打开箱子，拿出三十五厘米单镜反光照相机，这照相机并不先进，可我只有这么一部相机。我带上胶卷，从螺旋楼梯上下来。现在我必须找一个能从不同角度拍摄隔壁那个复仇女神的有利位置，同时，确保她发现不了我，不会报警。偷拍照片也肯定算得上禁令中的一款。
       我跟亨利说明了来意，他顽皮地笑了笑。“什么时候你都能把时间掐得很准。我散步回来的时候，正好碰到索拉纳开车离去。”
       用银色遮阳屏挡住旅行车的挡风玻璃，这主意不错。亨利坚持让我借他的车。索拉纳对我的车太熟悉了，她一直在防着我。亨利出去进了车库，回来时拿来了遮阳屏。他把车停在太阳下的时候，就用遮阳屏来降低车里的温度。他在遮阳屏上割了几个棱镜大小的圆洞，然后把车钥匙给我。我把遮阳屏夹在胳膊下，丢到客座上，然后把旅行车开出了车库。
       还是没见索拉纳车子的踪影，不过这里离她早些时候停车的地方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我绕着街区转了一圈，在街对面找到了一个地方，小心翼翼地在她和我之间保持着一百英尺的距离(假定索拉纳在她的属地之内活动)。当然，如果她的停车位被占，她就会把车开到我的后面，我就要进监狱无疑了。
       我打开遮阳屏，撑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坐好，手拿照相机对准格斯的前门。我接着把焦距调整到路边的空地，再把镜头对正。我弓着腰等待着，透过挡风玻璃最下面与仪表板之间的狭小空隙观望着格斯家的前面。二十六分钟以后，索拉纳转弯上了阿尔巴里尔路，沿这条街道往下走了半个街区的距离。我看见她又回到了她的停车位。她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进停车位以后，显得十分心满意足。索拉纳一出现，我就坐起身，在方向盘上支起双臂。我飞快地抢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相机连续发出的“咔嚓”声和“砰砰”声让我感到阵阵快意。她把车停下来之后，从车里伸出头来。
       太爽了。
       我看见她扫视着街道。她的身体语言表明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她的目光从街区移到转弯处，然后转过来盯着亨利的车。她站在那里望着，好像她能透过遮阳屏看见我似的。我趁机又拍了六张，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看她是否穿过马路。我这时最好不要发动车子开走，因为要开走的话我得先把遮阳屏拿掉。如果这样的话我自己就得暴露了。就算设法不暴露自己，我也得从她旁边经过，那样的话也得完蛋。
       31
       索拉纳
       索拉纳坐在老人的厨房里，从蒂尼那里拿了一根香烟抽上，脸上显出少有的罪恶的快意，她只有在需要集中心思的时候才这样。她给自己倒了一点伏特加酒，一边抿着酒，一边数着积攒下来的现金，一扎一扎地捆好。其中一些钱是她这些年干别的活挣的，存在活期账户上，账面上有三万块。她在现在的职位上工作的同时，还一直高兴地拿着利息。上星期她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她从格斯以及她以前的病人那里弄来的珠宝拿去卖掉了。其中有些她存放了好多年，她担心有人报告这些是偷来的赃物。她在地方报纸的分类版面上做了广告，写的是“遗产珠宝”大拍卖，听起来轻浮但不失优雅。她接到许多电话。打电话的都是些每天都要浏览广告，想从身处绝境的人那里买到便宜货的淘宝者。对那些珠宝她褒扬有加，她也仔细考虑过售价，颇具诱惑力却不至于引起怀疑：让购买者不会问些“她是怎样弄到爱德华艺术时期和装饰派艺术的钻戒以及卡地亚手表的”之类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在做这笔生意，她杜撰了好几个故事来自圆其说：一位很有钱的丈夫死了，没给他妻子留下别的，只有这些年送给她的这些珠宝；一位母亲在1939年从德国走私进大量手镯和戒指；一位老奶奶倒了霉，只得变卖珍藏多年的项链、耳环等传家宝物，这些宝物是好多年前她妈妈传给她的。人们大都喜欢让人伤心落泪的故事。他们愿意在带有悲剧色彩的物件上花更多的钱。这些戒指、手镯、胸针以及垂饰项链的价值超过了真金和宝石。
       这个星期她每天都给画廊老板打电话，问她是否找到了买画的人。索拉纳怀疑她在故意拖延，但不能肯定。不管怎样，索拉纳不能容忍财产的让渡。她要钱。格斯的古董家具她一件一件地卖给了镇上各种各样高层次的商人。格斯整天在客厅和卧室里打发时光，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房子在慢慢地被蚕食。从这些交易中，索拉纳捞取了一万两千多元的好处，她还嫌不够。加上格斯所有存折上的两万六，还有她以房子作抵押从当地银行贷到的二十五万，她已经有了二十八万八。此外在她个人账户上有三万。虽然那笔二十五万元贷款还没有到她手上，但是银行的拉金先生已经告诉她贷款已获批准，现在只剩下把支票取回来的事情了。今天她要去购物，只得留下蒂尼照顾格斯。
       蒂尼和老人相处得很好。他们喜欢同样的电视节目。他们一起分吃索拉纳在乔氏连锁店里买来的大块的夹有腌牛肉的比萨饼和便宜的塑料罐装曲奇饼干。近来她开始允许他们在客厅里吸烟，不过这常常让她很恼火。他俩的耳朵都不太好使，所以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这有时让她烦不胜烦，她就把他们赶到蒂尼的房间里去看她从公寓里带过来的那台旧电视。可惜的是，跟这两个人住在一起破坏了这房子里的快乐，现在让人感到狭小、幽闭和恐怖。格斯先生坚持让恒温器保持在华氏七十四度，这让索拉纳感到喘不过气来，好像要窒息了。是消失的时候了，然而她不太确定怎么处理弗伦斯基先生。
       索拉纳把钱包放在储藏室后面的一个行李袋里。穿戴好后，她在浴室门后面的穿衣镜前照了照，看上去不错。她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职业装，里面是一件衬衫，显得简单朴素。她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对穿戴颇有讲究。她拿起皮包朝门口走去。经过客厅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蒂尼。”
       见没有回应，她只得又喊了一次。蒂尼和那老头正看电视看得起劲。她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下上面的静音键。蒂尼惊奇地抬起头来，对这种打扰很恼火。索拉纳说：“我出去一下。你就在这里。明白吗?哪里也不许去。我让你照看格斯先生。除非发生火灾，否则不准开门。”
       蒂尼答道：“好的。”
       “任何人敲门也不许开。我回来时希望你还在这里。”
       “行!”
       “还有不准顶嘴。”
       索拉纳下了高速公路来到她喜欢的大型购物中心——迷人岗。她特别喜欢罗宾逊百货店，经常在那里购买化妆品、衣服，有时也买家用品。今天她是为即将离开格斯家购买皮箱。她想用美观昂贵的新行李来标志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很像准备嫁妆。她认为近年来的年轻姑娘一般不会做这么充分的准备。在共度蜜月以前，你得让一切东西都换成新的，并且要周密安排，仔细打理。
       索拉纳走进商店的时候，出来一个年轻女孩礼貌地为她把着门让她进去。索拉纳瞅了她一眼，然后慢慢往别处望去，但目光没有完全离开。这女孩的名字可能是佩吉，也可能是克莱因，索拉纳想——她是她照料过的一个病人的孙女，那个病人一直到死都是她照料的。
       那个名叫克莱因的问道：“是雅典娜吗?”
       索拉纳没有理会，进了商店，向电梯走去。那个女孩并没有作罢，相反跟着她走进来，并在后面尖叫道。“等等!我认识你。你就是照顾我奶奶的那个女人。”
       她走得很快，踢到了索拉纳的脚跟，抓住了她的胳膊。索拉纳凶巴巴地转过身。“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名字叫索拉纳·罗哈斯。”
       “放屁!你叫雅典娜·米兰娜格拉斯。你从我们家偷走了好几千块钱，然后你就——”
       “你弄错了。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我根本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你家里的其他人。”
       “你他妈的撒谎!我奶奶名叫埃丝特·菲尔德坎普。两年前她死了。你盗用了她的银行账户，还做了什么坏事，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妈妈报了案，可那时你已经逃走了。”
       “滚开!你疯了。我可是体面人，从未偷过别人一分钱。”
       索拉纳说着上了电梯，转过脸去，电梯把她带上楼去。那女孩紧跟着她，离她只有一步楼梯之遥。
       那个名叫克莱因的女孩还在喊：“来人啦!报警啦!”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慌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
       “闭嘴!”索拉纳说着，转过身猛地把她一推。那女孩站立不稳向下退了一步，但还是像章鱼一样紧抓着索拉纳的胳膊不放。电梯到了尽头，索拉纳想脱身，结果却把这女孩拖进了运动服饰部。收银处的一个店员望着她们，只见索拉纳把克莱因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掰开，当她使劲地掰她的食指的时候，她痛得尖叫起来。
       索拉纳在她脸上狠狠地揍了一拳，然后挣脱身子，落荒而逃。她尽量不跑，因为跑会吸引更多的目光，然而她必须尽量使自己和那个向她发难的人离得远一点。她慌乱地寻找着出口，可是没有找到一个，这就意味着出口可能在那个女孩身后的某个地方。她转念想找一个藏身之地——也许是一个试衣间——然而她还是担心被逮着。在她身后，那个叫克莱因的女孩已经说服店员叫来了保安。她看见两个保安挤在柜台前，从内部通话系统中传来店内人员使用的暗语，说的什么内容只有鬼才知道。
       索拉纳急忙转弯，终于看见了下行的电梯。她抓着扶手一次往下跳两步。对面上行电梯上的人懒懒地望着她，不过他们似乎没有看见刚才戏剧性的一幕。
       索拉纳向后望了一眼，那个叫克莱因的女孩已经赶上了她，马上就到了她站立的阶梯上，喘出的气息几乎到了索拉纳的脖颈。到了一楼，等那女孩快靠近的时候，索拉纳猛地转身，用皮包用力地甩到她的头部。那女孩并没有退缩，相反抓住她的皮包猛地一拉。两人扭打在一起，皮包也拉开了。那个名叫克莱因的女孩抢到了钱包，这时索拉纳大叫：“抓小偷!”
       一位从男子服装部出来的男顾客向她们走来，不知道该不该插手。如今大家都怕受连累。试想一下，打斗的一方有枪，结果前去帮忙的好心人被枪杀了，要是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去送死太不值得了，没有人愿意去蹚这浑水。索拉纳照着克莱因的胫骨踢了两脚。克莱因蹲下来，痛苦地叫唤着。索拉纳最后瞅了她一眼，发现有血从她的腿上流下来。
       索拉纳不要命地逃走了。那女孩只是拿了她的钱包，然而她仍然拥有她所需要的其他一切：房钥匙、车钥匙，还有化妆盒。没有了钱包她照样能行。谢天谢地，她在钱包里没放现金，可是用不了多久，那女孩就会查到她驾驶执照上的地址。她本来应该在上面留“对方”的地址的，不过现在较为明智的做法还是搬到她以前住过的公寓里去。以前有一次，索拉纳去求职，留下的地址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对方”的。结果那个病人的女儿找到了那个地址，并敲开了门。很快她就认出跟她说话的那个女人跟正在照看她奶奶的那个女人不是同一个人。索拉纳被迫放弃了那份工作，结果她藏在她住的房间里的一大笔钱也落在了那里。后来索拉纳回去找过一次，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所有的锁都换了。
       索拉纳想象着克莱因跟警察汇报的情景：她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地讲述着她奶奶以及那个照顾她奶奶的盗窃犯的故事。索拉纳没有犯罪记录，但是雅典娜·米兰娜格拉斯却因为藏匿毒品被拘捕过一次，只怪她运气太差。倘若索拉纳知道这事，她绝对不会借用这个女人的身份。索拉纳知道有关她的各种投诉已经记录在她的各种化名之下了。如果克莱因去警察局，又会增加一些罪状。过去她都留下了指纹。索拉纳现在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可是这已经没法挽回了，因为如果要避免留下指纹的话，那么每当她离开一个地方之前，她都得把去过的地方彻底地擦干净。
       她匆忙穿过停车场上了车，车子上了101高速公路向南行驶，在卡皮罗街下高速。银行在闹市区，她已顾不得在商店发生的乱子了，只想尽快把钱拿到手。至于行李箱嘛，她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或者她没必要去找麻烦了。时间不多了。
       索拉纳把车开到阿娜肯达与弗洛雷斯塔之间的路口，绕着街区转了一圈，确定没有人跟踪她。她这才停下车，进了银行。银行经理拉金先生热情地跟她招呼，并把她带到办公桌前，像招待女王一样，彬彬有礼地请她坐下。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有人对你摇尾乞怜，有人对你卑躬屈膝。索拉纳把皮包像奖品一样放在膝盖上。这个包是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价格不菲。她很清楚，这会给人留下好印象。
       拉金先生说：“对不起，我离开一下，有个电话。”
       “好的。”
       她看见他穿过大厅进了一扇门。她一边等一边拿出化妆盒在脸上搽了点粉。她看上去平静而自信，根本不像刚刚被个疯子袭击过。她的手有点抖，于是做了一下深呼吸，想尽量显得若无其事。然后她关上化妆盒。
       “是塔西娜托女士吗?”
       一个女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身后。索拉纳吓了一跳，手中的化妆盒掉到了地上。她望着塑料盒子下落的弧线，落到大理石地板上后慢慢反弹了一下。装粉的托盘“砰”的一声蹦了出来，坚硬的压缩粉饼被摔成几片。盖子上的镜子也摔碎了，碎片撒了一地。盒子里还有一块碎片像一把匕首，又尖又锋利。索拉纳用脚把碎片扒到一边。会有人来清理这些的。摔碎镜子是不好的征兆。不管摔碎什么东西都不太好，而摔碎镜子是最糟糕的。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我会让人打扫的。我担心你把手割破了。”
       “没事，不用担心。我会再买一个。”索拉纳说，但是心却一沉。事情已经很糟糕了，现在又是这个样子。她以前见过这种情况，祸不单行啦。
       索拉纳把注意力移到那个女人身上，努力压制住心中的不快。这个人她根本不认识。看上去有三十多岁，肯定怀孕了，从孕妇罩衣隆起的程度判断可能有七个月了。索拉纳看到这个女人戴了婚戒。她不赞成她的这种做法。她应该辞去工作待在家里。她不该得意地挺着个大肚子，没有一丝尴尬，在银行里工作。三个月后，索拉纳就会看见她在分类版面上做的广告：在职妈妈需要可靠的熟练保姆。详情备查。真恶心。
       “我是丽贝卡·维尔切。拉金先生被叫走了，让我来帮助你。” 说着坐到了他的位置上。
       索拉纳不喜欢和妇女打交道。她想抗议，可是忍住没有说出来，因为她急于把交易办好。
       “让我看看，我想熟悉一下你的贷款手续，”她边说边开始翻页，看得非常仔细。索拉纳看见她的眼睛在逐行移动着。她抬起头望了望索拉纳。“我知道你已被指派为弗伦斯基先生的监护人。”
       “说得对。他家急需维修。电线老化，水管也坏了，而且没有轮椅坡道，这使他实际上成了一个囚犯。他已经八十九岁高龄了，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是来照管他的一切的。”
       “我知道。我开始来这里工作就见过他，不过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丽贝卡把文件放在桌子上。“好像一切准备就绪了。不过这还要交给法院审批。一旦批准，我们就发放贷款。倘若你不介意，我们似乎还需要你填一张表。我这里有一张空白表格，你拿去填了交过来。”
       丽贝卡在抽屉里的文件里翻出一张纸，从桌子对面递过来。
       索拉纳不耐烦地看了一下。“这又是什么呀?我已经填好了拉金先生要求的所有表格。”
       “一定是疏忽了。很抱歉又麻烦你了。”
       “我给你的表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这张表是政府的新要求，应该用不了多少时间填写。”
       “我没有时间填表了。我认为一切手续已办理齐备了。拉金先生说只要顺路来一下，他就把支票给我的。这是他跟我说的。”
       “没有法院的批准是不行的。这是规定的程序。我们需要法院的认可。”
       “你说什么，你怀疑我拥有这笔款子的合法性吗?难道你认为房子不需要修缮吗?你应该亲自去看看。”
       “不是这样的。你订的房子的修缮计划很好。”
       “这地方还有火灾隐患。如果有些事情不快速处理，格斯先生有可能被烧死在床上。你可以告诉拉金先生说是我说的。如果发生什么不测，他要负责任，还有你。”
       “很抱歉，我误会了。要不我去跟经理说一声，或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对不起，我离开一下 ……”
       丽贝卡一离开办公桌，索拉纳就起身抓起皮包。她伸出手把桌子对面装着所有文件的淡黄褐色文件夹拿过来，然后，尽量装出办正事的样子，朝入口处走去。快到门口时，她知道那里装有监控器，就把头低下来，举起文件夹挡住面部。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她没有做任何令人产生怀疑的事情。她一直很合作，让人感到愉快，为什么这样对待她?她要打电话问一问。她要跟拉金先生谈谈，诉说心中的冤屈。如果他让她填那张表，她会做，不过她要让他知道她有多恼火。有可能她会拿到别的地方去办理。法庭审批可能需要一个月时间，而且经常还要对交易进行详细审查。
       索拉纳在停车场找到车子，匆匆赶回家。她心里烦得顾不上担心放在后备箱里的画了。她注意到其他一些司机经过时都要望一眼刻在她驾驶室门上的“去死”两个字。或许这主意并不好。她雇的小混混这件事干得倒是漂亮，然而现在她却深受其害。她倒不如背上一面旗帜，上面写着：瞧，我是个怪胎。房子前她的车位还空着。她慢慢开进去，小心移动直到车与路边平行。
       直到下了车锁上车门，索拉纳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头。她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搜索街上的动静，目光从一栋房子移到另一栋房子。她一直搜寻到转弯处才把目光收回来。亨利的旅行车远远地停在街道对面，与她所在的位置隔着三户人家，车的挡风玻璃下面有遮阳屏，她看不到车里的一切。他为什么要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停在街上呢?
       索拉纳看着车玻璃上斑驳的反射的太阳光。她认为自己好像看到驾驶室里有不规则的小阴影。可是离得太远，她不能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她转过身，心中琢磨着是不是穿过马路靠近一点去看个究竟。金西·米尔霍恩不敢违抗法院的命令，然而亨利却可以观察她。对亨利观察她的原因索拉纳没有细想，不过她得装出并没产生怀疑的样子来。
       索拉纳进了屋。客厅里没有人。这说明蒂尼和格斯先生已经像乖孩子一样睡觉了。她拿起电话拨了隔壁亨利的号码。响了两声后，有人接了电话，说了声“你好!”
       索拉纳一声不吭地把听筒放到了机座上。如果不是亨利，那么会是谁呢?答案不言而喻。
       索拉纳从前门出去，下了台阶。她斜着穿过街道，径直朝亨利的车子走去。这事得制止，她不允许有人监视她。心中的怒火提到了嗓子眼，她十分憋气。她发现车子没锁，便猛地把驾驶室的门拉开。
       里面没人。
       索拉纳深吸了一口气。她的感觉像狼一样敏锐。空气中弥漫着金西的气息——散发着淡淡的然而却是十分清楚的洗发香波与肥皂的混合味道。索拉纳把手放在座位上，她敢发誓座位还是热乎乎的。此时此刻索拉纳一下子懵了。她太失望了，真想大哭一场。然而她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她闭上双眼，心中念叨着：冷静!一定要冷静!不管发生什么事，现在还在她的控制之下。要是金西发现她从车上下来了呢?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除非金西拿了相机拍照。索拉纳把一只手放在喉咙那里。要是金西已经在疗养院见过“对方”的照片，她现在想拍一张自己的近照做比较呢?不能给她机会。
       索拉纳回到屋里，把前门锁上，好像警察随时都要冲进来一样。她来到厨房，从水槽下面拿出一瓶清洗剂。她又拿来一块海绵，打湿，把清洗剂挤到上面，使海绵浸透，达到饱和的程度。她开始清洗厨房，擦去她自己弄的痕迹，就这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擦过去。稍后再擦儿子的房间。现在得赶快收拾了。蒂尼的东西也得一起收拾好。还得把车里的油加得满满的。在出镇的路上，她要停下来去取画，把画拿到别的画廊去。这次她得一丝不苟，不能出一点纰漏。
       32
       按照临时禁令，二十四小时以内我必须交出或者卖掉所有的枪支或轻武器。对枪我并不是那么迷恋，然而我却特别喜欢我那两支枪。其中一支是九毫米的赫克勒科赫责任有限公司制造的P7M13手枪，另一支是一支小巧的戴维斯点32口径半自动手枪。我常常要带上一支，卸下子弹，放在后座上的公文包里。当然在车里也有子弹，不然的话，拿枪有什么用呢?我一直最喜欢的枪是我的姑妈金送给我的那支，点32口径，半自动，不是品牌货，可惜几年前被一枚炸弹炸毁了。
       我很不情愿地把两支枪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来。解除我的武器，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把它们上缴警察局，他们登记以后给我一张收据。这种选择的问题是，我认识圣特雷莎警察局的许多警官和侦探，切尼·菲利普就是其中一位。一想到要碰到哪怕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我就受不了。我还可以选择把枪交给位于州街北部那个有营业执照的枪商。他在我的那张表上填好第五项和第六项以后，我拿去交给法院的办事员存档就行了。我的枪只有在法院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归还给我。
       在回镇里的路上，我去了法院，对索拉纳的临时禁令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她的断言不真实。然后我又顺路拜访了罗尼·金曼，在他的办公室聊了一会。他同意下星期在我聆讯时随行前往。“我想不用我提醒你，如果你违反临时禁令上的条款，你的执照可能就被没收了。”
       “我并不是有意违反法庭的命令。否则我拿什么谋生呢?我一生中做过许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我特别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还有别的吗?”
       “你或许可以组织一两位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你的证人。”
       “我敢肯定亨利愿意。我得想想看是否还有别的人。索拉纳很聪明，即便是我们的私下交流她也能应对。”
       我走进办公室，发现电话应答机里有洛威尔·埃芬格的秘书杰尼瓦的留言，说麦尔文·唐斯出庭作证的传票已准备好，可以拿走了。不知道怎么地我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不想坐在办公室等待又一次打击降临。说来也怪，我开始感到麦尔文像是一个朋友，我跟他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默契，而我跟索拉纳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
       我坐进“野马”，迅速来到埃芬格的办公室拿了文件，然后开车前往卡皮罗山。我避开帕里萨德大街，向左拐进巷道，把车停在那栋设有自助洗衣店和放置“从头做起”捐赠物品的房子后面。后门是关着的，可是我轻轻一推，门却开了。
       麦尔文坐在工作台旁的一个高凳上。他在一个陶瓷缸子里装满了棒棒糖，我看见了那张包糖的玻璃纸，是从他嘴里含着的那根棒棒糖上剥下来的。后面的屋子很冷，所以他穿着棕色的皮夹克。从前面自助洗衣店里吹出的潮湿的微风散发出一股肥皂和漂白剂的味道，在特大号干燥机里，棉布衣服在打着滚。在麦尔文面前的工作台上，有一台拆开的烤面包机。他把底座从架子上拿了下来。裸露的机身像一只拔掉了羽毛的鸡一样，显得又小又脆弱。麦尔文看见我，摇了摇头。
       我把一只手放在夹克口袋里，与其说是怕冷倒不如说是紧张所致。另一只手里攥着法院传票。“我想你一般是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上班。”
       “对我来说星期几并不重要。其他事我干不了。”棒棒糖一定是樱桃的，因为他的舌头鲜红。他觉察到了我的目光，马上端起缸子，请我吃一根，我摇了摇头。他只剩下樱桃味的棒棒糖了。虽然这也是我的最爱，然而对我来说接受他的任何东西似乎都不太合适。
       “烤面包机出了什么毛病?”
       “加热器和闭锁组件出了问题。我正在修闭锁组件。”
       “你弄了很多烤面包机吗?”
       “就那些，还有吹风机。如今烤面包机坏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扔掉它。家电很便宜，如果哪里出了毛病，就去买一台新的。大多数时候，问题其实很简单，就像盘子里的面包屑，只不过人们不愿费神去倒掉一样。”
       “什么，就是下面正在滑动的东西吗?”
       “对，太太。在这台烤面包机里，面包碎屑落在基座上，造成了加热器短路。面包屑塞住了组件，所以我得把闭锁里面吹干净，然后在上面涂上润滑油。等我把这些重新装好，一切又运转正常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找我?”
       “噢，有点小事。”
       看着他忙活了一会，我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倒掉盘子里的面包屑是什么时候。我烤出来的面包总是一边烤焦了而另一面却还是软的，或许那就是原因所在了。
       他对着我手里的那张纸点了点头。“那是给我的吗?”
       我把那张纸放在柜台上。“是的。他们已经安排好让你去作证，这是传票。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来接你，完了送你回来。他们定的是星期五，因为我告诉了他们你在这里上班的作息时间。”
       “想得真周到。”
       “我也只能做到这步了。”
       “没问题。”
       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右手上。“请跟我透露一下。那是在监狱里刺的文身吗?”
       他瞥了一眼那个地方，然后把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做成一张嘴，这张嘴张开着似乎在等待下一个问题，加上用墨水点在指节上的那双永久的眼睛，确实给人一张小脸的幻觉。“这是提雅。”
       “我听说过，她很乖巧。”
       他举起那只手贴近自己的脸。“你听见了吗?”他对提雅说。“她认为你很乖巧。想跟她聊聊吗?”
       他把手转过来，提雅似乎在饶有兴致地打量我。“好啊，”提雅说。那双黑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的眼睛。她对麦尔文说：“我跟她说多少呢?”
       “你决定吧。”
       “我们在里面待了二十年，”她说，“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的。”
       麦尔文发出的假声像真的似的，惟妙惟肖。我不由自主地对她提起问题来。“是在加利福尼亚吗?”
       她转头望了望他然后又回过头来望着我。尽管提雅像一个没有牙齿的干瘪老太婆，她还是设法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我们真不想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麦尔文是个很好的人，他被提前释放了。”提雅对他行了一个屈膝礼，并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对此，他报以一笑。
       “他是因为什么进去的呢?”
       “哎呀，因为这个因为那个。跟刚见面的人我们一般不说这些。”
       “我猜想是因为对儿童性骚扰吧，因为他女儿都不让他去看望外孙。”
       “呃，你把别人想得太坏了吧。”她尖刻地说。
       “只是猜测而已。”
       “那些小男孩他从来没碰过，真的。”她说道，为他感到愤愤不平。
       “或许他女儿认为性骚扰者不值得相信。”我说。
       “麦尔文想说服女儿让他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去看他们，可她还是不答应。他尽可能去弥补，包括跟一些讨厌的家伙打交道。”
       “什么意思?”
       提雅偏了偏头，示意我靠近一些，表明她要说的话非常私密。我往前凑了凑，让她跟我说悄悄话。我发誓我感到她的呼吸让我脖子痒痒的，很不自在。“他们在旧金山建起了一栋房子来照顾像麦尔文这样的人。这是个很不雅的地方。‘另类人的住所。’”
       “你再说一遍?”
       “就是跟我们不是一类人，亲爱的。”
       “我还是不明白。”
       “阉割。” 提雅说这个字眼时似乎难于启齿。麦尔文毫无表情地望着她，一脸茫然。
       “像一所医院吗?”
       “不，不像。这是一个私人的居所，实际上有些外科手术是偷偷做的。医生都是些没有营业执照的人，只不过是些喜欢用医疗工具和设备做切割和缝补手术以减轻一些人的强烈欲望的男人。”
       “麦尔文是自愿去那里的吗?”
       “这是结束他的欲望的一个办法。他需要控制自己的冲动，以免让别人控制他。”
       “有效果吗?”
       “基本上还行。他的性欲几乎没有了。一旦有什么欲望他就设法控制住。他不饮酒也不吸毒，因为他无法预测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恶魔般的坏习惯。它们狡诈不狡诈呢?你自然是不知道的。不能给这些邪恶的东西一点机会。它们一旦出现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他能克制，就是一个好人。这并不是说他已经让他的女儿相信了这一点。”
       “他的女儿心肠真够狠的。”麦尔文说。
       提雅转头望着他。“嘘，小声点。你是知道的，她是母亲。她的职责就是保护她的孩子。”
       我对麦尔文说：“难道你不需要登记吗?我给缓刑部打过电话，他们从没听说过你。”
       “现在的地方我登记过了。”
       “要是你搬家就应该重新登记。”
       提雅插嘴道：“从法律的角度严格来讲，是应该这样，尊敬的女士，但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那样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他所犯的罪行。一旦他们知道了，消息就会悄悄传开。接着愤怒的父母们就会举着标语牌示威，在他房子外面走来走去。然后新闻车和记者就会赶到。这样一来，他就再也不得安宁了。”
       我说：“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侵害过的孩子们。他们永远走不出那个阴影。”
       麦尔文清了清嗓子。“我为我的过去感到抱歉。我得承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提雅插话道：“这就对了。麦尔文现在只想照顾好小孩，让他们安全。难道这有什么过错吗?”
       “他不应该再跟孩子有联系。他跟孩子之间至少应该保持几千码的距离，不要去学校，不要去操场。这些他都知道。”
       “他只是看着他们。他很清楚去接触孩子是不对的，所以他不再那样了。”
       我望了麦尔文一眼。“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处于那样的嫌疑之中呢?就像酒吧里一名口渴的斟酒师。诱惑总在那里，诱惑太多的时候，你就把握不住了。”
       提雅“咯咯”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尊敬的女士，我已经跟他说了无数次，可他就是不听。”
       我不能再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作证的事情吗?你一定有些问题要问。”
       麦尔文的注意力仍然在烤面包机上。“我要是同意了，有什么办法不让对方律师追问我呢?这可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你证明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他们马上反过来倒打一耙，说你是一个卑鄙的有前科的罪犯，然后没有人再听你说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想到了海蒂·布赫瓦尔德。“可能是这样的，对此我也不想哄骗你。不过，你要是不出庭的话，你就会因为藐视法庭而被传讯。”
       这时候，提雅突然又是打躬又是作揖，说道：“哎呀，求求你了。你认为他还会去蹚这浑水吗?”
       “难道你不能劝劝他吗?”
       “让他歇一歇吧。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我等了一下，可是谁也没有再吱声。我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把传票放在柜台上，从前门走了出去。
       
       这天下午锦上添花的是，我回到办公室时接到了梅拉妮·奥博琳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真是及时。“金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索拉纳说她迫不得已对你用上了临时禁令。”
       “谢谢你，梅拉妮。我感谢你的支持。你想听听我对此事的看法吗?”
       “不太想。她跟我说你给县里打了电话投诉她，后来他们不再受理此事了。”
       “她提到过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人已经被指派为格斯的监护人的事情吗?”
       “指派为他的什么?”
       “我想你知道这个词。”
       “噢，是的，不过为什么不派别人呢?”
       “你应该这样问，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是谁?”
       “对，她是谁呢?”
       “她跟我们认识的索拉纳是同一个人。她正忙于算计格斯的每一分钱。你等等，我看看笔记，好让你知道精确的数据。啊，找到了。在补偿金方面，她向法院递交了8726.73元的发票，说是格斯的家庭护理费，这还是‘老年健康保健管理中心’的优惠价。里面包括给她那半痴呆的儿子付的工资，名义上她儿子是勤杂工，实际整天在睡大觉。还有一张到1988年1月15日为止的律师‘专业服务费’发票，金额为6277.47元。”
       电话那端沉默良久。“他们能那样做?”
       “伙计，我不喜欢冷言冷语，重要的是要帮助这位有大笔积蓄的老人。为什么不指派你为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人作监护人呢?这讲不通啊。”
       “这真让我恶心。”
       “这事本来就恶心。”
       “县里怎么说的?”
       “这才是你该问的问题。我向‘预防虐待老人三县管理处’汇报了索拉纳的情况。他们派了一个社会工作者前去调查。索拉纳跟那姑娘说她已经无数次地请求你来帮助格斯，可是你拒绝了。索拉纳说格斯生活不能自理，她就提了自己的名——我应该说是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来监管格斯的一切。”
       “简直疯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星期、也可能是十天以前。当然一切被归为偶然巧合，恰恰是从冒牌货索拉纳出现时起。”
       “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可这是事实。”
       “你知道我从未拒绝过帮助格斯。这真是他妈的弥天大谎。”
       “索拉纳说的很多关于我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才让我知道这些。你本应该早点提醒我的。”
       我朝电话瞅了瞅，真想不到她的反应跟我估计的丝毫不差。果然她把一切过错都转嫁到了我的身上。
       “梅拉妮，我一直跟你说索拉纳在捣鬼，可是你就是不相信我。我再打一个电话又有什么用呢?”
       “是你说她还不错的。”
       “对，可也正是你告诉我，要我只查查她的文凭，最后在哪里工作的，再找一两个证明人。”
       “我说过吗?”
       “是的，亲爱的。我习惯于把在这样的案子中得到的指令写下来。现在请你屈尊帮帮我吧!”
       “做什么?”
       “首先，当我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你飞过来给我作证。”
       “为什么作证?”
       “临时禁令。由于索拉纳整天在那里，我不能接近格斯，可是你仍然有权去看格斯，除非索拉纳也用禁令限制你。你可以起草一份文件来挑战她的委任书。你是格斯唯一活着的亲人，你有这个发言权。对了，我让你去冒险，但也要提醒你一下。我把报告一打出来就把复印件送给地方检察官。或许他们会介入，去阻止她。”
       “好的。就这样办。等我把事情安排好马上就飞过来。”
       “好。”
       安排停当以后，我给理查德·康普顿打了个电话。他说他会跟诺曼联系，让他允许我去那栋综合大楼找一找放在地下室里的记录。我跟康普顿说了我去那里的大致时间，他说他马上就去处理。我到达科盖特之前停留了两次。头一次是在杂货店，前天我把一盒胶卷放在那里了。拿了胶卷我又开车前往曙光会馆。进了前门，我顿时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快意，因为以前我曾经来过这里。我事前打电话跟拉娜·舍曼说过。在调查索拉纳·罗哈斯的背景的时候，我曾经向这位执照职业护士咨询过。她说只要没有急事，可以给我抽出一点时间。
       在门厅里，白色绒棉制作的圣诞树已被拆除，放到了箱子里，留着下一次再用。服务台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中国制造的姜黄色罐子，里面插着一根漆成白色的树枝，上面挂着粉色和红色的心形饰品，是为迎接两周后的情人节准备的。
       那个接待员指引我来到术后区的西一区。我经过大厅时，看见拉娜在一间有四张床的病房里发药，药是装在白色折叠纸袋里的。我挥了挥手，又用手指了指，表示我在护士站等她。我来到一个供客人歇息的小凉亭，在一把灰色塑料椅上坐下来，顺手拿起一本杂志，叫《现代壮年》，杂志有点破旧。
       不一会拉娜出来了，系着鞋带的胶鞋在乙烯基地板砖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已经休息过了，所以不能待太长时间。”说着在我身边一把同样的塑料椅上坐下来。“索拉纳的事怎么样了?”
       “不太妙，”我说，心中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想着怎样才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可是我看不出克制有什么好处。我想找到答案，转弯抹角没有用处。“我想给你看一些照片，请你告诉我照片上都有谁。”
       “就像给他们排个队，对吗?”
       “不完全是。”我从挎包里掏出装在浅黄色信封里的照片递给她。在一卷三十六张照片中，我抓拍了十张清晰的个人快照。她很快就把这十张分出来交还给我。“这是一个护工，名叫科斯坦兹·塔西娜托。索拉纳在这里工作的同时她也在这里。”
       “你听说过她用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吗?”
       “没有，不过我知道这是她中间的名字，因为我在她的驾照上见过。科斯坦兹是她的中间名，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你问这个干什么?”
       “过去三个月里她一直诈称自己是索拉纳·罗哈斯。”
       拉娜做了个鬼脸。“这是不合法的，是不是?”
       “只要你不行骗人之事，你想用什么名字就用什么名字。她的情况是，她声称自己是执照职业护士。她搬进病人的家里，一起搬去的还有她那个儿子，据我所知，她那个儿子是个呆子。在她还没来得及做出更多的害人事之前，我想阻止她。你肯定这是科斯坦兹而不是索拉纳吗?”
       “去护士站附近的墙上瞧瞧。你自己就会作出判断。”
       我跟着她进了走廊，那里挂着一些照片，都装在相框里，是过去两年里的明星雇员。我不由自主地盯着真正的索拉纳·罗哈斯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她比我认识的索拉纳要老些，魁梧一些，连那些熟悉真正的索拉纳的人都被这种冒充欺骗了，我只得把它归因于塔西娜托夫人的欺骗手段太高超了。“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借走这张照片吗?”
       “不会，不过如果你说点好话，办公室的那位妇女会给你复印一份。”
       我离开曙光会馆开车来到科盖特，像以前一样把车停在富兰克林大道那座综合公寓楼对面。我敲了敲一号公寓的门，“公主”来开了门。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诺曼在睡觉，”她低声说。“我去拿钥匙，然后带你下去。”
       原来“下去”是“下”一个地下室，这在加利福尼亚非常罕见，因为这里大多数楼房都建在混凝土路面上。地下室里很潮湿，有一排用煤灰渣围起来的拥挤不堪的屋子，其中一些又被隔成更小的屋子，用挂锁锁上了，是给房客们作储藏室用的。照明用的是一些挂在低低的天花板上的灯泡。屋顶上满是煤气管道、下水管道和电线管道。待在这种地方，会让你觉得地震预报完全搞错了，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如果楼房倒塌，我绝对没法出去，假定自己还活着的话。
       “公主”把我带进一间狭小的摆满架子的屋子里。这栋楼从开始住人已有三十年了，来来去去也有好几任管理员，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几乎都能辨别出来。一位有洁癖，把所有的文件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放在尺寸合适的银行保管箱里。接手的那个家伙做事就有些杂乱无章，他用的东西稀奇古怪、乱七八糟，有装酒的纸箱、卫生巾盒子，还有装牛奶的木制板条箱。还有一些显然是从一家搬运公司买来的箱子，每只箱子靠左上角都用模板整齐地印着相关内容。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六位管理员。诺曼及其“公主”喜欢不透明的塑料箱，这让我感到吃惊。每只箱子前面有一个插槽，插槽里插着一张或两张卡片，卡片上整齐地印着按日期排序的租房申请和分类文件清单，包括发票、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单、银行对账单、维修账单以及房主纳税回执的复印件。
       “公主”撇下我，让我自行其是，急切之情有如我对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渴望。我顺着这排箱子向房间最远的那一端走过去，那里的光线不怎么好。外墙上的裂缝给人一种滴水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滴水。当然，作为一名调查员，我做过警察，受过高级训练，但我还是担心碰到害虫，比如千足虫、跳蛛等等。我按照箱子上的日期一直追溯到1976年，这超过了诺曼提出的界限。银行的保管箱看上去比印满“卫生巾”字样的箱子舒服一些，所以我就从银行的保管箱开始。我发现的最早的日期是1953年。我想了想，这栋楼正好是那个时候竣工的。
       我一次搬一只，首先从架子上搬了三只1976年的箱子，放到屋子里光线好的那一边。我把第一只箱子的盖子揭开，快速浏览了一遍二英寸厚的文件，想感觉一下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原来是随意排列的，里面有很多淡黄褐色文件夹，都是按月分类的，但没有按房客的名字字母排序。每只银行保管箱里都装有三至四年的租房申请。
       我把注意力转到1977年。我坐到一只倒扣着的牛奶塑料箱上，拿出四分之一的文件夹，放在膝盖上。我的腰已经开始痛了，然而我还是顽强地坚持着。纸张散发着霉味，我发现有的箱子像油绳一样吸水。在1976年和1977年的箱子里没有发现什么，可是在1978年的第三堆文件里，我终于找到了她。我还没看见名字之前就认出了那整齐的方块印刷字体：克里斯蒂娜·科斯坦兹·塔西娜托和她的儿子，当时二十五岁的托马索。我起身走过去，站在一只四十瓦灯泡的正下方。克里斯蒂娜受雇于一个名叫“非凡女仆”的公司，她的工作是清扫房屋，那时候那家公司已经倒闭。考虑到她喜欢撒谎，她的大多数资料我都没有细看，只注意到一条信息。在“个人资料”下面，她列出了一个名叫丹尼斯·阿尔提诺瓦的律师，并标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些我都知道了。在“关系”那一栏里，她用粗体字标着“哥哥”。
       我把申请书收起来放回箱子里，然后再放回到架子上。我很疲倦，手也弄脏了，可是心里却乐滋滋的。这一天收获很大，很快就可以揭穿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的老底了。
       直到离开地下室上了楼梯我才发现上面有个女人在等我。看见她，我有些迟疑。她三十岁刚刚出头，穿着套装短裙、短袜、低跟鞋。很有魅力而且精心打扮过，不过两只小腿和面部右侧都有青紫的痕迹。眼睛周围的深红色条痕在夜幕下变成了青紫色。“是金西吗?”
       “是啊。”
       “‘公主’告诉我你到下面去了。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的工作。”
       “根本没有。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叫佩吉·克莱因。我想我们俩在寻找同一个人。”
       “是克里斯蒂娜·塔西娜托吗?”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用的是雅典娜·米兰娜格拉斯这个名字，可是她的驾照上是这个名字。”她掏出驾照，我又看见了索拉纳·罗哈斯这个名字，现在她又多了一个化名。
       “你是在哪里弄到这个的?”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在罗宾逊商店殊死搏斗过了。在我奶奶需要全天看护的时候她照顾我奶奶一直到死。奶奶死后，我妈妈发现她伪造奶奶的签名套取了好几千元的支票。”
       “她知道你认出她来了吗?”
       “噢，当然。在我发现她的同时她也发现了我。你应该看见过她逃跑的情形。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她，她就跑到了电梯上。”
       “你去追她了吗?”
       “我追了。我知道这很蠢，可是我忍不住。她拖着我满地跑，但我就是不放手。我坚持着一直到她打我。她用皮包打我，又猛力用脚踢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抢到了她的钱包，结果我就来到了这里。”
       “我希望你报了警。”
       “相信我吧。已经给她下逮捕令了。”
       “好。”
       “还远不止这些呢。奶奶的医生跟我们说她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然而做尸检的法医说窒息与心力衰竭有些特征是相同的——如肺部水肿，充血以及他所说的瘀斑出血。他说是有人用枕头放在她脸上把她闷死了。你猜是谁干的?”
       “是索拉纳杀了她?”
       “对，警察怀疑她以前就这样做过。每天都有老人去世，没有人去细想。警察已经尽力了，当时索拉纳已经逃走了。我们都以为她逃走了。以为她不在镇上了，可她最终还是又来了。她好蠢啊。”
       “用‘贪婪’这个词来形容更好。她对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老人竭尽逢迎之能事，都快把他榨干了。我曾经努力去阻止她，可是我出师不利。她用禁令限制我，即便我对她斜视一眼，她也会让我去坐牢。”
       “喔，你最好想个办法去对付她。杀害我奶奶是她失踪以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33
       我让佩吉·克莱因开着车，跟在我后面去我家，她把车停在亨利车库后面的巷子里。我在前面的街上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与索拉纳的车之间隔着六辆车。我走进大门，从公寓的侧面绕过去。佩吉在屋后篱笆的缺口处等着，这是我给她扒开的，好让她溜进来。亨利本来有一扇大门的，不过不能用了，因为大门和篱笆都被牵牛花压垮了。我说：“时间把握得真好，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就在综合楼里索拉纳的公寓里出现了。”
       “我把索拉纳的驾照给诺曼和他的‘公主’看的时候，他们就对所发生的事情十分清楚了。”
       佩吉跟着我到了亨利的后门口，亨利走过来把我们让了进去。我给双方作了介绍。
       “怎么了?”亨利问道。
       “我们准备把格斯弄出来。我赶回家去取几件工具，让佩吉和你讲讲。”
       我撇下他们，让他们自己交流情况。我开了自家的门，爬上螺旋楼梯。两天之内，我这是第二次清扫床脚箱上面并打开盖子。我从里面取出了腰包。我又找到电筒，检查了一下里面的电池，发现电量还很足。于是我把手电筒装进腰包，放进腰包里的还有一套装在时髦皮套子里的撬锁工具，这些都是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个小偷送给我的。我还拥有一把电池驱动的毁锁枪，是另一位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现在在坐牢，这样专业的工具他目前用不着。为了行善，我好长时间没有做撬门入室的事情了，但这是特殊情况，但愿我这方面的技术还不至于太糟糕。我迅速把腰包围在腰上及时回到亨利的家里，还赶上了佩吉所讲故事的结尾。我跟亨利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两个人都觉得会有个机会营救格斯。倘若我们失败了，那么格斯很可能就会像佩吉的奶奶一样遭遇不测。
       亨利说：“哦，朋友。你这次冒的风险可不小啊。”
       “有什么问题吗?”
       “索拉纳怎么样?”
       “我没有惊动她。”我说。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噢，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佩吉准备打电话。我跟她说了大致的情况，她会提出一个建议，保证让索拉纳撒腿就跑。介意我们用你的电话吗?”
       “请便。”
       我在亨利放在电话机旁的便笺上写下了格斯的号码，看见佩吉在电话上敲进了相应的数字。电话接通了，佩吉的表情发生了变化。我把头靠近听筒以便能听清楚她们的谈话。
       “请问是塔西娜托女士吗?”她不慌不忙地说。佩吉打电话的样子很可爱，和蔼可亲又不失威严，声音里透出一丝温馨。
       “啊，我就是。”
       “我是丹尼斯·安贝尔。我在圣特雷莎储蓄信贷处工作，是拉金先生的助手。我知道你借款的资金有点问题。他让我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他对给你带来的烦恼感到非常抱歉。”
       “确实如此。我很难过，正想着要换一家银行试试。请你把我的话传给他。这样对我，我不习惯。他让我过去拿支票，可是那个女人——怀孕的那个——”
       “丽贝卡·维尔切。”
       “对，就是她。她又给我一张表让我填，可是我已经按拉金先生的要求办好了一切手续。接下来她居然无耻地跟我说，不得到法院的批准是拿不到钱的。”
       “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恐怕是维尔切太太与拉金先生互相没有通气。她不知道他在法院那边已经把路打通了。”
       “是吗?”
       “当然。这么多年来，弗伦斯基先生一直是我们的贵客。拉金先生特地去办了审批手续。”
       “得知这些我很高兴。有个承包人星期一要来这里，他来的时候会带一份起草好的协议。我答应给他的账上打一笔钱过去，让他马上开始房子的布线工作。现在里面的电线实在太老化了，我都能闻到烧焦的气味了。如果我把一个熨斗和烤面包机同时插上，所有的灯就会灭掉。维尔切太太连问也没问一下。”
       “我敢肯定她对你们现在的境况也不知情。我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你的支票在我这里。银行5点钟关门，因此如果你愿意，我就把支票寄给你，免得你在下班高峰时间来回折腾。”
       索拉纳沉默了片刻。“你真好，不过我可以马上来镇上。这个小区送邮件的速度比较慢，我等不及了。我想亲自来取，然后把钱存在我为这事专门建的账户上。不过不是你们银行，是一家信托公司，我跟这家公司打交道好多年了。”
       “那就随你便吧。如果明天对你不晚的话，我们是9点钟开门。”
       “还是今天吧。我现在有点小事，不过可以等会处理。我一刻钟后赶到。”
       “那太好了。我马上要下班了，不过不要紧，你来后只需在出纳窗口问一下。我会把支票装在信封里，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对不起，我不能在这等着亲自交给你了。”
       “没关系。是几号窗口?”
       “一号窗口。就在门里头。我跟你说完马上就把信封交过去。”
       “真是太感谢了。这我就放心了。”索拉纳说。
       佩吉挂上电话，心满意足地笑了。我很高兴刚才跟她介绍了说谎的乐趣。她一开始还担心做不好，我就告诉她，大家都跟小孩子撒关于圣诞老人的谎和复活节小兔子给他们送彩蛋和巧克力蛋的谎，都撒得很好。
       亨利从餐厅的窗户里盯着外面的大街。几分钟以后，索拉纳出来匆忙上了车。亨利跟我们示意说她走了。我马上从后门出去，悄悄钻进树篱里面，佩吉扒开灌木跟在我后面，只有天晓得她的连裤袜被灌木丛撕扯成了什么样子。我告诉要她小心些，她却说：“管它呢。”
       “你带了车钥匙吗?”我问道。
       她拍了拍口袋。“我把皮包锁在后备箱里了，这样一来我们行走就更方便了。”
       “搞阴谋诡计你还真有一套呢，我服了你。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问道。说这话时我们已经在爬门前的台阶了。
       “我在家带孩子。在当今属于稀有品种。我认识的做母亲的有一半在坚持工作，因为整天待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们干不来。”
       “你有几个孩子?”
       “两个女儿——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她们放了假，在一个朋友那里玩，所以我就得空出来了。你有孩子吗?”
       “没呢。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有孩子呢。”
       亨利戴上帆布手套，拿了几件种花草的工具，来到大街上，站在格斯家前面的人行道附近，奋力地挖着。路边的草正处于休眠期，像泥土一样没有一点生气，因此倘若索拉纳发现他在除草，我不知道他怎么自圆其说。他会想法子去骗她。她对园艺的了解大概和她对房地产的了解差不多吧。
       我最担心的是索拉纳的儿子。我曾经提醒佩吉要小心他，但是因为怕把她吓着，没有深入地讲细节。我从后门上的玻璃往里面探视，发现厨房的灯已经关了，客厅里的灯也熄了，可是我却能听见电视不断发出的声音，这说明蒂尼有可能就在里面。要是索拉纳带着他去了银行，我们动手之前亨利会告诉我们的。我试着扳了一下门把手，心想，万一她忘了锁门呢。要是门没锁，我还用毁锁枪去撬锁，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我猛地把腰包从后面拉到前面，解下扭矩扳手和毁锁枪，这些都是能让我快速进屋的保证。使用皮套子里的五件撬锁工具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把它们作为备用物带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对使用手摇鹰嘴镐非常在行，不过好多年没用了，所以不想冒这个险。我计算了一下，索拉纳去银行往返得半小时。我们还估计得到，她得耽误一些时间跟出纳员争论关于那位子虚乌有的安贝尔女士跟她承诺的根本不存在的支票的问题。如果索拉纳不依不饶，保安就会进来请她离开办公室。不管怎么样，用不了多久索拉纳还是会明白她受到了愚弄。问题是，她会把这跟我们进攻她的堡垒联系起来吗?她大概认为，通过禁令已经把我控制在她的掌股之间。至于佩吉·克莱因，她根本就没有料到。佩吉真是个啥事都能干的家庭主妇——这个家庭妇女成了她的克星。
       我拿出毁锁枪，开始干起来。干这事得用两只手，左手拿转矩扳手，右手拿毁锁枪。其机理十分巧妙。一旦毁锁枪插入锁中，挤压扳机发动里面的大头锤，大头锤压迫可调节的弹簧。如果一切顺利，毁锁枪的快速震动就会把钉子一个一个撬起，并把钉子保持在到剪切线之上，再用扭矩钳平稳加压，一旦所有的钉子被剪断，插销就松了，我就可以进去了。
       我操作这些工具的时候，毁锁枪发出一种低低的咔嗒声。声音很好听，这声音让我感觉是在用电动订书机装订东西。佩吉在我身边转悠着，非常宽厚地没问我什么问题。我感觉到她很紧张，因为她一直在不安地踱步，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好像是在努力克制自己。“我想去尿尿，”这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哎哟，我真希望她不提这件事。我们是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不可能停下来去小便。
       我干了不到一分钟就把锁撬开了。我把工具收起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厨房门。电视机的轰响声来自一间卧室。一共有三间卧室都直通大厅，门都开着。封闭在房子里的声音很大，把厨房的窗帘都震动了。厨房里有一股浓浓的漂白剂的味道。我看到灶台上放着一瓶清洁剂，旁边是一块打湿的海绵。我走进去，佩吉蹑手蹑脚地跟在我后面。我从厨房门向走廊望过去，发现我们听见的轰鸣声是从大厅尽头的那间卧室里传出来的。我向佩吉示意，指了指第三间卧室，这间卧室的门是虚掩着的。蒂尼大概在电视里看见了什么，因为我听见他吼了一句，但是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我希望他有限的智力不会妨碍他看电视。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客厅把前门打开，以方便亨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正在上演的这出戏里，他只是一个后盾。我看见他站在门廊里，注意力集中在空荡的大街上。他是放哨的，我们成功与否要依赖他。他一旦发现索拉纳的车回来，就要给我们足够充分的警报，以便我们从地狱里撤出来。我转动拇指锁，把锁定在开着的位置，然后回到大厅。佩吉在那里等着，脸色苍白。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冒险欲没有起到助长作用。
       格斯的卧室是右边的第一间。门关着。我握住门把手小心地转动着，直到我感觉到门栓从插孔里出来了。我把门打开一半。窗帘是拉着的，从窗帘上透进来的光线使房间里蒙上了一层深褐色。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薄荷醇的味道，还有尿湿了的床单的骚味。角落里的加湿器嘶嘶作响，让我们又被另一层声音所包围。
       我走进房间，佩吉在后面跟着。我把门推开一条缝。格斯靠在枕头上一动不动。他的脸对着门，双眼紧闭。我瞅了瞅他的胸膈膜，可是没有发现让人安慰的起伏动作。但愿我没有赶上人死前的僵直期。我走到床前把两只手放在他的手上，摸起来还有热气。这时候他的眼睛睁开了。然而却无法聚焦，两只眼睛似乎不同步。他的神经似乎已经紊乱，我怀疑他是否记得他身居何处。无论索拉纳给他吃什么药，都没多大作用了。
       眼下当务之急是让格斯站起来。他的棉睡衣又轻又薄，一双赤脚像死人的脚一样又长又瘦。他要多虚弱有多虚弱，我不忍心让他身上不包点什么就把他弄到外面去。佩吉四肢着地从床下找出一双拖鞋。她递给我一只，我们一人负责给他穿一只。这对我又是一个难题，因为他的脚趾都弯曲了，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把拖鞋穿到他的脚上。佩吉发现了我的窘境。她伸出手来，用她的拇指压住他脚上的圆形部分，像一位母亲生拉硬扯地给蹒跚学步的孩子穿硬底鞋一样，使尽了浑身解数。格斯的脚趾总算放松，穿上了拖鞋。
       我检查了一下壁橱，里面根本没有外套。佩吉开始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开开关关，把所有的抽屉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件毛衣，看上去不怎么暖和，只好将就了。佩吉揭掉裹在格斯身上的乱七八糟的被子，我扶着他把他从枕头上向前移开。我开始给他穿毛衣，发现他的两只胳膊绞在了一起。佩吉把我推开，使用做母亲的又一个绝招，给格斯穿上了毛衣。我们俩一起抓住他的腿移到床边。床脚下有一条阿富汗毛毯，我把它抖开像斗篷一样裹在格斯肩上。
       突然我听见从大厅里传来狂躁的电视娱乐节目的主题音乐。蒂尼在大声地跟着吼，调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叫了一个字。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在叫格斯的名字。我和佩吉对望了一下，满脸惊愕。她赶忙把格斯的腿推了回去，拉过被单盖住格斯穿了鞋子的双脚。我急忙拉掉阿富汗地毯，丢到床底下，同时佩吉麻利地脱掉格斯的毛衣藏到毯子下面。我们听见蒂尼跌跌撞撞地进了卫生间。几秒钟以后，听见他用力地撒尿，像一个小瀑布泻进一个铁桶里。他放了一个响屁，长长地还带着音符。
       蒂尼冲了冲厕所——小子还不错，知道冲厕所——穿过大厅向我们这个方向蹦跳而来。我推了一下佩吉，我们俩悄悄迈了几大步，努力不让他看见。他推开门歪歪扭扭地走进来时，我们站在门后一动不动。糟糕，从五斗橱上的镜子里我可以看到他的脸。我想我的心都停止跳动了。只要他往右看，正如我们能看见他一样，他就能清楚地看见我们。实际上我从未真正地见过他。有一次纯属偶然，我以为里面没人，走进去撞见过他。那时他在屋里睡觉。他块头很大，肉乎乎的，脖子又短又粗，一对像黑猩猩一样的耳朵低垂及肩。头发扎成辫子，像抹布一样披在身后。他又模糊不清地喊了一句话，句末用了升调，看来是一个问句。我猜想他是在劝格斯去另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去看联欢会。我看见格斯躺在床上朝我们这边瞅了一眼。我像节拍器一样机械呆板地向他摆了摆手指，然后把手指放到嘴唇上。
       格斯无力地说：“蒂尼，谢谢你，我现在很困。等会吧。”说完他闭上眼睛，好像是睡了。
       又传来一句难懂的话之后，蒂尼走了。我听见他蹦跳着到了厅里。估摸着他上了床，我们马上忙乎起来。我拉开被子。佩吉给格斯穿上毛衣，然后把他的腿搬到床边。我把阿富汗毛毯披在他的肩上。格斯知道我们的意图，然而他太虚弱了，想帮我们却帮不了。我和佩吉一个人扶一只胳膊，当心把他弄痛了，因为他身上几乎是皮包骨头。他一站腿就弯，我们只得架着他不让他跌倒。
       我们扶着格斯向门口走去，此时前门已经被我们全部打开。终于到了门口，我让他的手扶着门框保持平衡，然后迅速到卫生间拿起他的药塞进腰包。我又回到格斯身边，把他的重心放在我的肩上，为了让他站稳几乎是扛着他的胳膊了。我们挣扎着进了大厅。电视里传出的高分贝声音掩盖了我们走走停停弄出的响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随时被发现的威胁。只要蒂尼从卧室向门口探一探头，我们就算见鬼了。
       格斯走得很慢，像刚刚学步的小孩每次只能移动几英寸。从他的卧室到大厅尽头十五英尺的距离几乎花了两分钟。索拉纳返回的时间似乎快到了。我们来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朝右边扫了一眼。亨利不敢敲玻璃，可是他正焦躁不安地又是摆手又是指点，打手势让我们快走，还用食指在喉咙处划拉了两下。显然索拉纳已经过了从海湾路到阿尔巴里尔路的那个转角。亨利不见了，我只能希望他自己救自己了，我和佩吉在执行任务，脱不开身。
       佩吉的身材跟我差不多，我们俩都拼命让格斯站直身子往前移动。虽然他身轻如棍，但总是站不稳，走不了两步，两只腿就会发软。虽然行进缓慢，我们还是穿过了厨房。我们扶着他出了后门，我还没忘记把后门关上。我不知道索拉纳发现前门没有锁时会有什么想法。我希望她会怪罪蒂尼。我听见从街上传来“砰”的关车门的声音。我的喉咙里哧哧有声，佩吉望了我一眼。我们更加努力了。
       从后门的门廊走下台阶的整个过程简直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可是时间太紧，没空去担心要是格斯倒下会是什么后果。阿富汗毛毯在他后面拖着，不是我的脚就是格斯的脚被绊住。为了防止被绊倒，我和佩吉只能半步半步地挪动。我想象得出我们三人堆在一起滚下去会是什么情景。我们谁都没说话，可是我知道她跟我一样紧张，也想赶在索拉纳回来检查格斯的房间发现他离开之前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我们在后面的步道上走了一半，这时佩吉蹲下身子伸出一只胳膊放在格斯的腿下，来了一个漂亮的抓抱动作。我也如此这般。我俩用胳膊做成一张人椅抬着格斯。他用颤抖的双臂抱着我们，为了保住宝贵的生命坚持着。我们沿着走道侧身而行，一直到格斯的后大门。我们打开后大门的时候，锈迹斑斑的金属铰链发出刺耳的声音。这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犹豫，因为我们离自由近在咫尺了。我们仨摇摇晃晃地沿着巷道又走了二十步，终于来到佩吉的车前。佩吉打开前门，拉开后门，把格斯放在后座上。他居然还知道躺下不让别人看见。我从腰包里拿出他的处方药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我又用阿富汗毛毯给他盖上，这时候他抓住我们的手说道：“小心点。”
       “我知道你很疼，格斯。我们正在尽力。”
       “我是说你，要小心。”
       “我会的，”我说，然后对佩吉说，“开车。”
       佩吉关上车门，尽量不弄出声音。佩吉进了驾驶室，坐到方向盘前，轻轻关上车门。我悄悄穿过篱笆进入亨利院子的时候，她把车子发动了。开始启动时很慢，接着突然加速，碾得地上的沙砾噼啪作响。按照计划，她把格斯直接送到圣特雷莎的急诊室。到了那里她让医生给他检查，如果有必要的话，让他住院。我不知道她将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除非她说格斯是她的一个邻居或者朋友。没有理由以监护人身份出现，这害人的监护人实际上让格斯成了一名在押囚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营救他，此外我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讨论，不过我知道在营救格斯的过程中，佩吉好像是在营救很久以前在世的奶奶。
       亨利出现在我公寓的转角，然后快步穿过后院。他身上没带任何园艺工具，这样看来他显然已经把那些工具丢掉了。他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向他家后门口，然后进了厨房。我们脱掉夹克衫。亨利锁上拇指锁，在厨房里的桌旁坐下来，我则向电话机走过去。我拨通了警察局切尼·菲利普的电话。虽然切尼只是个副职，但是我知道他善于见机行事，并很快让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用。他一接电话，我就简明扼要地跟他讲了事情的原委。按照佩吉的说法，法院已经发布了对索拉纳的逮捕令。他专心地听着，我能听见他不停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赶印索拉纳各种化名的通缉令和逮捕令。我把索拉纳现在的下落告诉了他，他说由他来负责处理。事情就是这样。
       我来到桌旁，跟亨利坐在一起，不过我俩都很焦急，根本没闲工夫饮酒聊天。我拿起报纸，随意地翻到专栏版。如果有人真的抱有我读到的这些观点，那他们就是白痴。我试着看了看前面的版面，说的都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一些乱子，但是没有一件能跟我们在这里发起的这个乱子相比。亨利的膝盖在抖，脚在地板上弄出了轻微的“咚咚”声。他站起身走到灶台，从上面的钢丝篮里拿出一个洋葱，剥掉一层像纸一样的外皮。我望着他，只见他先把洋葱切成两半，又切成四半，洋葱变成很小很小的一块，那刺激的味道让他泪流满面。每当生活不顺，他就通过切洋葱的方法来医治内心的伤痛。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只听见秒针走动时发出的“嘀嗒嘀嗒”的声音。
       我“哗哗”地翻着报纸，翻到“商业”版时，研究了一下描述1978年到现在的主要市场走势的曲线图。我希望这枯燥的文章会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然而似乎没多大效果。我心中一直指望着听到从索拉纳肺部发出的尖叫声。她会从辱骂儿子开始。喋喋不休地痛骂之后，像个女鬼一样捶打亨利的门，又哭又叫。要不然就是对我们大加谴责。如果运气好的话，警察会及时出现，在她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行动以前就将她带走了。
       然而没有吼叫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寂静之外还是寂静。
       5点15分，电话铃响了，我伸手拿起电话，因为亨利正忙着做肉糕，手指把燕麦片、番茄酱、生鸡蛋放在一磅重的碎牛肉里，揉得“嘎吱”作响。
       “你好?”
       “你好，我是佩吉。我还在圣特雷莎医院。我还是先把最新情况给你说一下吧。格斯获准住院。他情况不太好，也没有什么大碍，只不过需要些日子疗养。他营养不良，有脱水症状。他有低度膀胱感染，心脏也出了问题，身上有大量瘀伤。右臂桡骨处有轻微骨折，拍了X光，医生说这种情况发生有一段时间了。”
       “真是造孽呀。”
       “他会好的。他没有身份证，也没带医保卡，不过让他住院的那位办事员查了他以前的病历。我说了安全问题，医生同意格斯用我的姓登记住院。”
       “他们没有大惊小怪吗?”
       “根本没有。我丈夫在那里工作，是神经科医生。他的名声有点传奇味道，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脾气像废品旧货栈的狗一样。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大肆张扬出去的话，光是他这一关就没法过。除此以外，在过去十年里，我父亲给这家医院捐了足够的钱，让它上了台阶，因此他们对我也是恭敬有加。”
       “哦，”我不由自主地惊叹了一声，因为我对佩吉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她丈夫的职业以及她父亲很富有这两点，我更是闻所未闻。“你的女儿们怎么样了?你要不要现在回去?”
       “这是我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她们正在玩伴那里吃晚饭。我跟她们玩伴的妈妈通了电话，她显得很冷淡，我向她保证一个小时之内去接她们。不把真相告诉你们，我是不会一走了之的。”
       “你真了不起。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不用谢。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好玩的事情了。”
       我笑了。“小菜一碟，是吗?”
       “对极了。我跟护士长已经交代清楚，除了你、我和亨利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探访格斯。我还跟她提了索拉纳……”
       “指名道姓了吗?”
       “当然。她不过是一堆狗屎，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她呢?格斯显然受到了严重虐待，护士正在报警，并打电话给虐老热线。我想他们正在派人来。你怎么样?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没什么。坐在这里等待炸弹爆炸。索拉纳现在一定知道格斯被抢走了。可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安静。”
       “那是她气馁了。”
       “那是肯定的。我还给在警察局工作的我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倘若对索拉纳的逮捕令已经发出去了，一些警察很快就会来逮捕她这头肥猪的。然后我们就过来。”
       “不着急。格斯正在睡觉，不过，如果他醒来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会感觉好些的。”
       “我会尽快赶过去的。”
       “不要错过看好戏的机会哟：看着索拉纳戴上手铐，被丢到黑白相间的警车的后座上。”
       “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挂断电话，我向亨利说了格斯在医院的情况，其中有一些他已经在我刚才的谈话中猜测到了。“佩吉已经提醒每个人注意，索拉纳可能出来设法找格斯。她已经插翅难飞啦，如此说来是个好消息，”我说。“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你认为警察已经来了吗?”
       “等一下，很快就来了。”
       他匆忙洗了洗手，拿着洗碗毛巾，离开厨房，走进餐厅。我跟着他，看见他掀开窗帘，向街上探视。
       “有情况吗?”
       “她的车还在。我没发现动静，因此有可能她还没有发现。”
       肯定只有一种可能，可是我们谁也不愿相信。
       34
       将近6点的时候，亨利把肉糕放进烤盘里盖好，然后放进冰箱里。他的计划是留到明天拿出来烤一烤用作晚餐。他邀请我，我接受了，认为我们俩都不会死。同时，他的家庭活动开始恢复常态。考虑到这是高兴的时候，他拿出一只老式玻璃杯，像往常一样倒了一杯加冰的黑杰克鸡尾酒。他问我要不要来一点酒，虽然事实上我很想要，但我还是决定谢绝。我想为了防备索拉纳出现，我最好还是保持神志清醒。我认为现在有两种可能性：一、如果她勃然大怒，那么她马上就会来；二、出去买枪支弹药来尽情发泄怒火。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我们都认定在灯火通明的厨房里让自己完全暴露是不明智的。
       我们转移到客厅里，拉上窗帘，打开电视机。晚间新闻都是坏消息，但是相比而言，还是让我们感到平静。我们刚刚放松一点，前门就响起了敲门声。我跳了起来，亨利的手一抖，酒泼了一半。
       “你待在这里不要动!”他说。他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向门口走去。他打开门廊的灯，从猫眼往外看。来人不可能是索拉纳，因为我看见他把防盗链拉开了，准备让来人进屋。我听出是切尼的声音。切尼进了屋，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胸牌上写着约翰·安德森。他三十来岁，蓝眼睛，面色红润，整个特征看起来是爱尔兰血统。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诗：“约翰·安德森，我的心上人，约翰，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时候……”就记得这么多了。我上中学时英语成绩平平，留在记忆中的也就这么一句了。记不清作者是谁了，不过我记得罗伯特·彭斯这个名字。威廉的父亲认为背诵诗歌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好处，我不知道他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我和切尼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实在的，他是值得敬慕的。也许我的这种想法是因为他赶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了安慰。让他去对付索拉纳和她那个傻瓜儿子吧。切尼在和亨利聊天，使得我有机会打量他。他下穿宽松长裤，上着扣领衬衫，外罩一件酱色的羊绒大衣。切尼出生于金融世家，可他不愿到父亲的银行工作，但是却十分精明地享受着外快。我很清楚我在四分之一磅的奶酪面包前也一样，非常无能为力。不是说他适合我，适合不适合谁在意呢?
       “你跟索拉纳谈过吗?”亨利问道。
       切尼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们想知道你们二位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到隔壁走一趟。”
       亨利说：“当然可以。出了什么事?”
       “是你们报的警。我们赶来的时候，发现前门开着，所有的灯都亮着，可是屋里好像没有人。”
       亨利穿着短袖衬衫，连外套也没穿就跟切尼和安德森警官走了。我没有立即跟他们走，而是到厨房取回放在椅背上的夹克衫。我又拿了亨利的夹克，飞奔着去追赶他们。夜晚很冷，起风了。索拉纳停车的地方空了。我沿着人行道一路快步疾走，心想切尼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关于格斯房子里的情况，切尼说得一点没错，每间屋子都亮着灯。我穿过前院的时候，看见安德森用手电筒在房子周边查看，白色的光柱弯弯曲曲扫过窗户、走道以及周围的灌木丛。
       切尼手里捏着索拉纳·罗哈斯的逮捕令，我想这张逮捕令可以让他在搜捕她的时候查看一下格斯屋里的情况。他还打开过两份未执行的托马索·塔西娜托的逮捕令，一张指控他殴打格斯，另一张指控他殴打格斯并致其受伤。他告诉我蒂尼在科盖特一家小超市偷东西两次被当场抓住。超市老板已经确认，可是却决定不控告他，说是不想为一点牛肉干和两小包花生牛奶巧克力跟他计较。
       切尼进去的时候让我们在外面等着。亨利穿上夹克，把手放在口袋里。我们谁也不说话，不过他和我一样，一定担心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切尼确定里面没人以后，马上让我们跟他进去，看我们能否发现异常。
       房子里的个人物品已经拿走了。上次我擅自进去探查的时候，竟然没有注意到里面没有什么生气。客厅还是原来的样子，台灯、桌子、脚凳以及茶几上的假花等摆设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厨房也没什么变化，一切都原封未动。要说动了什么的话，就是水池里面的脏碗已经清洗、擦干，收好了。一个洗碗的毛巾看样子还是湿的，折好并整齐地挂在架子上。清洁喷雾剂不见了，然而气味还很浓。我想索拉纳的洁癖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格斯的房间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被子掀在一边，床单和被套皱巴巴的，看上去不太干净。抽屉还是佩吉翻找毛衣后留下的半开状态。加湿器已经干了，不再嗞嗞地冒气。我沿着大厅来到最近的一间卧室。
       与我们前面看到的景象相比，索拉纳的房间显得很空。红木雕刻床架还在原地，然而其他古董却不见了：带树瘤的胡桃木转椅没有了，大衣橱不见了，装有豪华铜拉手的果木圆角五斗柜也不见了踪影。索拉纳刚才回家后是来不及把家具搬到车上的。一方面，那些东西太笨重；另一方面，太匆忙来不及搬。这就意味着她早就把这些家具处理了，可是谁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处理的。壁橱里的衣架七零八落，大部分衣服不见了。一些衣服散落在地板上，随意地堆放在一起，表明她收拾的时候很匆忙。
       我来到蒂尼的房间。亨利和切尼站在门口，我一直指望着突然发现一具尸体——他的尸体或她的尸体——被枪杀、刺杀或者绞死的。我忐忑不安地、小心翼翼地挪到切尼后面，暗想如果再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他能保护我。蒂尼房间的空气中充斥着这个“家伙”的味道：睾丸素、头发、汗腺以及脏衣服等的气味，与这些难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的是我自始至终都注意到的同样难闻的漂白剂的味道。难道索拉纳一直用这种清洁喷雾剂来擦拭家具表面的印痕吗?
       两幅厚厚的遮光帘仍然钉在窗棂上。头顶上的灯光呈茶色，不起任何作用。电视不见了，可是蒂尼所有的盥洗用品仍然散落在他跟他妈共用的卫生间的台子上。他的牙刷落下了，不过他可能没怎么用过牙刷，所以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
       安德森警官赶上我们，来到大厅。“你们有谁知道她开的是什么车吗?”
       切尼说：“是一辆1972年产的雪佛兰折篷汽车，驾驶室门上刻着‘去死’两个字。皮尔斯在他的出勤记录簿上记了她的车牌号。”
       “我想我们找到了。你们过来瞧瞧。”
       他出了后门，边走边打开门廊的灯。我们跟着他走下台阶，穿过院子，来到院子后面只能停一辆车的车库。旧木门用挂锁锁着，安德森警官用电筒往布满灰尘的窗户里照。我踮着脚往里一瞧，还真是索拉纳的车。车子的顶篷已经拉下来了，前后座位上空无一物。如果切尼想进一步搜查的话，就需要搜查证。
       “弗伦斯基有车吗?”切尼问道。
       亨利说：“他有，是一辆1976年的别克依勒克拉，内外都是蓝色。他很喜欢这辆车并引以为自豪。他有好多年都没有开了。我敢肯定牌照上的标签都过期了。我不知道他的车牌号，可是像那样的车不难发现。”
       “车管局会有它的信息的。我会通知县治安局和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巡逻队。对索拉纳的去向问题你们有何见解?”
       “没有线索。”亨利说。
       在离开以前，安德森在车库和房门贴上了犯罪现场专用的透明胶带，准备回去后带上搜查证和指纹专家再过来。对于能否追回索拉纳这些年来偷窃的现金以及其他贵重物品，切尼并不乐观，不过不失为一个机会。至少可以看看这些隐性的指纹与案件是否有关。
       “切尼，等一下。”他正要上车时，我喊道。
       他从车顶上看着我。
       “指纹专家什么时候来?告诉他们查一查水池上方柜子里的伏特加酒瓶。索拉纳离开时有可能没有想到擦去上面的指纹。”
       切尼笑着说：“我们会的。”
       
       亨利和我回到他家里。“我准备先去医院，然后再去罗斯的酒馆，”我说。“跟我一起去怎么样?”
       “我当然愿意，不过夏洛蒂说她1点钟要来。我要请她吃饭。”
       “原来是这样。呃，有意思。”
       “我不觉得有意思。在格斯的事情上我对她很不好。我顶撞过她，现在是我弥补过失的时候了。”
       
       我留下他梳洗打扮，自己走了半个街区上了车。开车去圣特雷莎医院用了不到十五分钟。这让我有时间思考索拉纳失踪以及再见到切尼的事情。我知道再去恢复那种关系不太好。但另一方面，(总是有另一方面，不是吗?)我闻到他剃须后搽拭的润肤液的气味时，几乎要喊出声来。我把车停在边道上，向灯火通明的医院入口处走去。
       按计划，我看望格斯的时间不长。我到了一楼，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被告知他还在睡觉。我跟护士长聊了几句，确信她很清楚谁可以看望他谁不可以来看他。佩吉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格斯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我特意去看了看他，花了半个小时观察他睡觉。他的面色好多了。
       有一件巧事让我感觉不虚此行。我按了电梯后就等着。只见电梯“呼呼”作响，然后“砰”的一声，宣布它从楼下上来了。门开了，我发现跟自己面对面站着的居然是南希·沙利文。她一只手里拿着制作精良的“女童子军”公文包，脚上穿着舒适的低跟鞋。作为世上还有公正的证据，她把我挤掉后，被安排进了格斯的案子。她冷冷地跟我打了声招呼，用的是一种恨不得我掉进洞里去的腔调。我没有搭理她，不过我心里暗自得意。直到电梯门关上，看不见她了，我都一直忍着没有笑出来。然后我嘴里冒出了最悦耳的一句话，“早跟你说了吧。”
       
       我开车往家里赶，心中想象着要在罗斯的酒馆吃的晚餐。我要参加吃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比赛：面包和黄油、瘦肉，在吃的所有的东西上面涂上酸奶油，还有一大份甜津津的甜点。我这样大吃大喝的时候还要带一本平装小说。我等不及了。我把车开到阿尔巴里尔路，发现几乎没有车位了。我忘了今天又是个“驼峰日”，这个时候的狂欢者们一下子使车位不够了。为了找到停车位，我用半速在街上巡游着，同时还在寻找另外两样东西：一样是黑白相间的警车，表明警察又到格斯家里来了，另一样是装了报警器的蓝色别克依勒克拉，表明索拉纳就在附近。可是看了一下，两样都没有发现。
       我又转过拐角上了海湾路，一直把车开到街区尽头也没有发现路边有可停一辆车的地方。我又向右开到卡巴拉大街，然后再向右转回到阿尔巴里尔路，再一次看了一下这个街区。在前面人行道上，我发现一个女人身穿军用雨衣，脚穿高跟鞋。她的头发在我的前灯的照射下显得太黄了，有些失真——染过色，弯曲如钩，很花哨。这女人身材高大，即使从后面看也显得有点不对头。直到我的车从这女人身旁经过时，我才看清原来是男扮女装。我转头望了一下。是蒂尼吗?我从后视镜里观察着他。终于找到了停车位，我便把车子开了进去。
       我关掉发动机之前，又朝人行道上看了看。没发现那个“宝贝”的踪影，于是我把窗户向下摇了摇以便能听见他的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噔噔”声。街上很安静。如果是蒂尼，他要么折回去，要么转过拐角，这两者我都不喜欢。我从打火装置上取下钥匙，捏在手里，钥匙从我的指间露了出来。我再次向右转过头去，想在打开车门之前看看人行道上的动静。
       车门把手突然脱手，车门猛地被拉开了。有人抓住我的头发使劲把我往外拽。我背部着地摔在人行道上，尾骨火辣辣地痛。我从气味判断出是蒂尼——又酸又臭。我连连挥动手臂，回头望着他。他那淡黄色的假发已经歪了。他脸上胡子拉碴，依我看就算刮一下午也很难刮干净。他脱掉军用雨衣，蹬掉高跟鞋。他穿了一件女人的衬衫，特大号裙子，现在裙子已经卷到屁股上，这让他行动更加自如。他仍然用手拽着我的头发。我抓着他的手设法站了起来，这样他才不至于扯掉我的头皮。车钥匙已经掉在了车下面。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操心那些了。我挣扎着站稳，一脚踢在他的右膝上。我的靴后跟可能踢伤了他，不过他皮厚肉多，很难让他感到疼痛。受到这种刺激之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越发兴奋起来。一条大号紧身裤将其小腿和大腿下部的毛压平了。胯下之物犹如蛇一般把尼龙裤撑得胀鼓鼓的，喉咙里“吭哧”有声，一半是因为用力，一半是因为兴奋，想着把我弄伤之后再杀死我。
       我们扭打着，两个人都摔倒在人行道上。他躺着，我也躺着。我四肢张开躺在他身上，十分难堪。他双腿绞动，想用腿夹住我的身子。我向后伸出手去抓他的脸，想把他的眼珠抠下来。我的指甲抓到了他的脸，一定把他抓疼了，因为他朝我头上打了一拳。这一拳好重，简直快把我的脑袋打开花了。这浑蛋足足比我重两百磅。他把我死死抱住。手像老虎钳一样把我卡住。我的身子紧贴着他的身子，就好像我没有胳膊肘似的。他摆动着身体，用力向前推挤着，使劲用一条腿绞住另一只腿。我成功地侧了一半身子，把盆骨的骨架当作楔子让其两腿分开。我很清楚他要干什么——用两腿卡死我。大腿不断加压让我只能呼气，然后再使劲夹。他像一条王蛇紧紧缠着我，直到我停止呼吸为止。
       我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除了喘息声，周围一片寂静，我感到孤独极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即使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也没人知晓我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一种奇怪的拥抱。他开始发出猫叫似的声音——快活，抑或是发情——不知道是哪一种。我从他身上滑了下来。现在他长满肥肉的大腿压到了我脸上。他很热，两腿全是汗。光是他的体重就足以把我压碎。他不用再费任何力气就可以骑到我的胸部上。用不了三十秒钟，黑暗就会降临。
       我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的大腿把一切声音都盖住了，我只能感觉到他的血液在静脉血管里汩汩流动。我一点点地扭动着，移动着，终于我的鼻子接触到了他的裤裆，那个凸出物显得软弱无力，我伸手可及。很明显，只要不是紧身裤，任何其他衣服——牛仔裤，或者宽松长运动裤，或者有遮阴布的短裤之类的——都可以给他提供保护，保护他的睾丸。然而他的皮肤一接触到柔软的衣物就兴奋。这就是生活。我们都有各人的偏好。我张开嘴咬住他的阴囊，闭上眼睛使劲咬，一直咬到感觉上牙齿与下牙齿快要在中间会合了。我口中的软物有着海绵乳胶一般的韧性，只不过中间核心部分有一点软骨。我像猎狗一样咬住不放，清楚地感觉到他身体里发出像闪电一样的疼痛的信息。
       随着一声惨叫，他的双腿像装了弹簧似的突然张开了，冷空气涌了进来。我就地一滚，手脚并用，向车子方向爬过去。他在我身后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喘息着、呻吟着。他紧紧抓住裆部，看来正如我所愿，已经给他那个地方造成了重创。他哭喊着，声音嘶哑，有些痛苦，又有点不相信。我在车子周围摸到了车钥匙，因为浑身颤抖得很厉害，捡起来又掉了，我不得不又赶紧捡起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等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却又呕吐不止。他满头是汗，面色苍白，一只手撑着腰，一瘸一拐地朝我这边走过来。肥胖的身躯加上蹒跚的步履使他移动得很慢。这段时间刚好够我打开车门坐进去。我“砰”地关上车门，“啪”的一声把门把手锁上，哪知这时候他按住门把手使劲往外拽。我只得移到客座上，把那边的门把手锁上。然后我坐在那里喘息着积聚力量。
       他用双手在车顶上砸，又用力往前推，想凭借他的体力掀翻它。要是那辆我深爱的大众汽车，他就会把车掀倒然后再把它底朝天翻过来。他没有料到这匹“野马”却一动也不动。他不能忍受这种挫折，抓住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把它弄弯，直到它像一根脱臼的手指那样支棱着。我看到他还想找点别的东西来破坏。
       他绕车转了一圈。我昏昏沉沉地一直看着他，他转到车后，然后又出现在我左边，我扭过头去一直看着他。他嘴里在说着什么，好像说的是英语，可是说的那些音发得很平，从口型上也看不出来。没有断句，也没有元音辅音之别。他向后跳了两步，向车子猛冲过来，踢在车门上。我知道车子已经被他踢凹了。由于他是赤脚，加上穿的又是紧身裤，他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要比对车子造成的伤害厉害多了。他又开始拉扯车门，用拳头在玻璃上捶，然后使劲把肥大的手指伸进车窗和门柱之间的缝隙。我就像一只装在玻璃罩子里的老鼠，外面有一条蛇在“咝咝”地吐着信子，徒劳地攻击着。我像是被一支高压电击枪击中一样，恐惧顿时传遍全身。他的攻击有点催眠的效果，凶猛，持久。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攻破我这小小的堡垒呢?我不敢离开车，因为待在车里让我感到安全，车子至少可以把他挡在外面。我一直按着喇叭，直到汽笛声响彻夜空。
       他又绕着车子转起来，偷偷地想找出我防御上的破绽。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却没法接近，这显然激怒了他。他站在驾驶室旁盯着我，突然转身走了。我以为他要离开了，然而他穿过街道到了那边之后又转过身来对着我。他的目光里有某种非常疯狂的东西，吓得我直哆嗦。
       我终于在乱糟糟的一大把钥匙中找到了正确的那把，插进了点火器，转动钥匙，引擎发动起来。我猛地把方向盘往左边一打，车子离开了路边。我很清楚要向左打两次才能避开我保险杠前面的障碍物。我倒回来又打了一次方向盘，看到蒂尼向车子这边跑来，像他这样的体形居然能跑这么快，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他收起右拳，快接近车子时，拳头直直地伸了进来，玻璃碎了。我尖叫着迅速低下头以免被飞落的碎片伤着，一些玻璃片落在我的腿上。留在车窗上面的玻璃戳进他的肉里。他那只手一直到肩膀都伸进来了。他想抽回去，车上的碎玻璃像鲨鱼的锯齿一样挂住了他的上衣。他盲目地在车子里摸索着，想抓到我，我感到他的手指快摸到我的喉咙了。身体接触的简单事实让我断然采取了行动。
       我猛地把变速杆推到一挡，又把离合器猛踩下去。随着轮胎“嘎吱”一声尖叫，“野马”向前冲去。我从眼角的余光中仍然能看到蒂尼的胳膊和手，像一根树枝被一阵大风刮得穿墙而过。我“吱”的一声把车刹住，心想这下可以把他甩掉了。这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由于他的身体重，我的车速快，我已经把他甩了半个街区的距离。留在车上的只有他的一只手，像个老朋友似的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
       35
       我不想一点一滴地回忆那场可怕的噩梦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反正大部分我都忘了。我只记得警官安德森开着巡逻车来了，然后是切尼开着漂亮的红色梅赛德斯折篷车也来了。我的车依旧停在原地。当时我坐在亨利房子前面的路边，好像患了神经错乱症，浑身颤抖不已。跟蒂尼搏斗之后，我身上留下了许多挫伤和擦伤，这些足以让人们相信我的说法：是蒂尼在袭击我。受到重击之后，我的头依然嗡嗡作响。由于对蒂尼已经发出了相关罪行的逮捕令，所以没有人认为我有过错。
       有很多事实对我是有利的：
       事故发生以后，我停下车，向伤者靠近，确实是想给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而这不是因为他已经死了。
       根据呼气测醉器以及随后的血液检查结果，我根本没有醉酒或者吸食毒品后驾车的嫌疑。
       交通局的官员到达现场以后，我向他提供了我的姓名、地址、车牌号以及保险证明。我持有合法的加利福尼亚的驾驶执照。他很快对照了一下我的姓名、驾照号码和车牌号，认定跟我的一切相关记录都没有出入。我倒是担心他知道临时禁令那点事情，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出庭，禁令有可能还没有进入他们的系统。更何况除此以外我对他没做过任何事情。
       有人认为我可能防卫过当，但这一观点随即就被推翻了。
       我的“野马”在汽修厂放了一个星期。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和驾驶室的窗玻璃都得换了。驾驶室车门被踢凹了，驾驶员坐的白色乙烯基凹背单人座椅毁了，无论对椅背清洗多少次，清洗得多彻底，都无法洗掉接缝处的血迹。我是否继续保留这辆“野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拥有这辆车就像拥有一匹纯种赛马一样——外面光鲜，可是维护费用却很昂贵。毫无疑问，这辆车救了我的命，但我也在想，以后每次开这辆车的时候，我是否都会看见蒂尼收回右拳拼命向我的车子奔过来的情景。
       格斯在医院住了两天以后出院了。梅拉妮找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他安排了一名新的陪护。那个妇女帮他干点轻松的家务活：做饭、跑腿，晚上回到她自己的家里。不过，两个星期一过，格斯就把她解雇了。接着请的那个陪护一直干到现在，可是亨利说他经常听到远远地从树篱那边传来争吵声。蒂尼死了一个星期之后，在离墨西哥边境六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了格斯的别克依勒克拉。车上的指纹已经被处理过了，但是在车子的后备箱里锁着一堆油画。这些画作后来卖了大价钱，大约一百万美元。索拉纳抛弃这样值钱的家当一定是很不情愿的，然而倘若她紧紧抓住这一车偷来的艺术品不放的话，她就不会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了。
       她失踪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在就禁令听证的那一天她不会到庭。虽然禁令解除了，但要想把我的枪拿回来，仍然需要得到法官的许可。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我要抓住她，她也要逮到我。我对她唯一的孩子的死亡负责，我将为此付出代价。
       同时，我告诉自己担心是没有用处的。索拉纳是失踪了。可是如果她哪一天回来了，我就得跟她打交道。我得把这事放下。一切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再改变，面对故人我外表平静如水，可在我内心却没法控制住那汹涌澎湃的情感。亨利肯定知道这些，可是他却老练地大声探问我是怎么处理蒂尼死亡这事的，建议我说，“找个人谈谈”或许会好些。
       “我不想跟任何人谈，”我说。“我是被迫而为。他完全可以不攻击我，也完全可以不把拳头塞进车窗里。这些都是他的选择。我做出了我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又不是我杀死的第一个人。”
       “呃，这就清楚多了。”
       “亨利，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可是你关心错了地方。”
       我承认我有点急躁，不过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还好。至少我跟亨利这样说，跟任何问及此事的人也是这样说。我貌似勇敢，可这些天来我内心却经历了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一种低级情感——恐惧。我希望结束这一切。我需要把这一切未了之事来一个了断。只要索拉纳还在，我就不会感觉安全。我害怕，用“恐惧”这个词来描绘更好。后来我才知道我患了一种叫作“后损伤性压力紊乱症”，然而当时我只知道怎么去尽力压制我的焦虑。我没有胃口。虽然我没有失眠，可是凌晨4点钟我就醒了，再也睡不着。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害怕人群，稍大一点的声音就感到非常紧张。每天像这样努力地去抑制自己的情绪，一天下来就使我感到精疲力竭。“害怕”这种情感跟其他强烈的情感一样，要掩盖起来很难，可我的大部分精力却都耗费在这上面了。
       唯一让我放松的活动是我的早起晨跑。我渴望运动，我喜欢在地上飞奔的感觉。我需要大汗淋漓，需要气喘吁吁。如果我的腿受伤了，肺部烧焦了，那样反而更好。我跑完之后，会有某种可触知的平静的东西传遍我的全身。我开始给自己加压，在通常跑三英里的基础上加了一英里。如果还不够量，我就加快步伐。
       这种平静是短暂的。星期天，2月14日是我享受这种短暂的——而且是人为创造的平静的最后一天。事先我一点都不知晓，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索拉纳就采取了行动。情人节是亨利的生日，罗斯请我们吃饭庆祝亨利八十八岁的生日。因为星期天酒馆不营业，所以那天酒馆被我们独占了。罗斯准备宴席，威廉打下手。酒馆里就我们四个人：罗斯、威廉、亨利和我。遗憾的是，中西部下大雪，刘易斯、查理以及内尔这些亲戚为大雪所困，只有等到机场重开之后他们才能来。亨利跟夏洛蒂重归于好了。我确信亨利邀请了夏洛蒂，可是亨利不太愿意撩拨他们之间的暧昧之情。她总是太着急着慌而且十分执着，而亨利却喜欢不慌不忙的悠闲的生活方式。亨利说他吹蜡烛的时候，只需要他最亲近的人在旁边。当我们欢快地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他脸上绽开了快乐的笑容。罗斯、威廉和我凑了一点钱给他买了三只铜底炖锅，这可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星期一早晨我8点要上班——这对我来说太早了，晚上我睡得不好，所以没有等到6点，5点半就起床跑步了——比平时提前半小时。我的办公室有个优点——或许就这个优点——就是前面总有停车的地方。我停下车，锁上车门，走进办公室。跟往常一样，邮件投递口下面地板上有一堆邮件。其中大部分是垃圾邮件，我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但是最上面有一封信，很厚，我猜想是来自洛威尔·埃芬格办公室的文件。唐斯没有出庭作证，我向杰尼瓦承诺过再去找找他，和他再谈谈心。很显然，麦尔文对藐视法庭这种威胁无动于衷。
       我把挎包扔到桌子上，脱掉夹克挂在椅背上。我拿起那个淡黄褐色信封，信封订得很严实，打开它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工夫。我撕开信封朝里面看。第一眼就让我发出一声惊叫，把信封扔到了房间另一边。这些个动作是不由自主的、由嫌恶而引发的习惯性反应。我看见的是一只活狼蛛的毛茸茸的腿。我浑身颤抖不已，可是我来不及平静下来，也来不及细想。
       我恐惧地望着狼蛛摸索着从信封里爬出来，一次从里面爬出一只毛茸茸的腿，迟疑地在混色线呢地毯上试探着。这只狼蛛看起来很大，然而事实上这小东西蹲着身子不过一英寸半宽，由八只鲜红的腿托着，它动起来的时候，八只腿像是在各行其道。身子的前面和后面都是圆的，腿上似乎都有关节，像是弯曲的肘和膝，最下端是又小又平的爪子。腿和身子拢在一起形成一个直径四英寸的圆盘。狼蛛沿着地板扭扭捏捏地爬行着，像是一块有着黑红相间毛发的小软块在四处移动。
       倘若我不想办法阻止它，它就会爬进我的文件柜里逃生。我该怎么办呢?用脚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踩死是不可能的。我不愿意近距离接近它，也不愿意看见用脚把它脚踩碎时喷出来的东西。我肯定也不会用杂志去拍打它。除了厌恶之外，其实这种蜘蛛并没有危险。狼蛛并没有毒，只不过实在是太丑了——苔藓状的毛发，八只闪闪发光的圆眼睛，还有即便是隔着半个房间的距离也能望见的尖牙(我不骗你)。
       狼蛛不知不觉、轻轻巧巧地爬出了办公室，继续爬过会客区。我担心它会拉长身子，像猫穿过篱笆一样，巧妙地潜入踢脚板下面。
       我恐惧地盯着它，快速从大厅退到小厨房。星期五我曾经清洗了一只玻璃咖啡瓶，倒扣在一条毛巾上，让它变干。我拿起咖啡瓶快速返回去，发现狼蛛在这几秒钟内竟然走了好长一段距离，对此我感到十分吃惊。我没敢停下来考虑近距离看它有多么讨厌。我什么也不想，把瓶子倒过来盖住它。我又哆嗦了一下，同时从我身体上某个原始部位发出一声呻吟。
       我从咖啡瓶边离开，站到一旁，用手拍着胸部。后来我再也没用过那只咖啡瓶，让我从狼蛛脚碰过的咖啡瓶里喝饮料，我是受不了的。我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对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只能推迟处理的时间。我该怎么办?找动物管理中心吗?找当地的狼蛛救治小组吗?我可不敢把它放到野外(我的门外有一块长满常青藤的地方)，因为我会经常到那里去找它，担心它什么时候会再次突然跳出来。每当这样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男人在你身边。不过我敢打赌大多数男人也会像我一样，一想到蜘蛛内脏就几乎要呕吐。
       我回到办公桌前，跨过那个淡黄褐色的空信封，我必须把这个信封烧掉。我拿出电话本，查到了自然博物馆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妇女对这种情况似乎司空见惯了。她查了一下名片簿，说了城里一位正在喂养狼蛛的人的号码。然后她又向我提供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他的讲座，有现场表演，深受小学生的喜爱。这些孩子喜欢让蜘蛛在他们的胳膊上爬来爬去。我拨通她给我的那个号码时没敢在脑海中再现那个情景。
       我不知道从一个以狼蛛为生的人那里会得到什么。半个小时后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来人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身材魁梧但举止温和，留着胡须，大概是想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你是金西吗?我是拜伦·科。谢谢你的电话。”
       我跟他握了握手，尽力抑制住内心的感激之情。他握得很轻，手掌很暖和。我怀着对水管工的虔敬之心望着他。那天洗衣机的水管松了，水洒得到处都是，我叫来了水管工。“行动这么神速，真是太感谢了。”
       “很高兴为你效劳。”满脸是甜美的笑容，一头蓬松的头发像燃烧的灌木丛一样金黄金黄。他外面穿着劳动布工作服，里面是短袖T恤衫，脚上穿着旅游鞋。他带着两只很轻的塑料盒，一只中等大小，另一只较大。他把盒子放在地上。他一到这里那只咖啡瓶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他还是礼貌地说：“让我瞧瞧里面是什么。”
       他一只腿跪下来，俯下身子把脸靠近咖啡瓶。他在瓶子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可是狼蛛自顾自地忙活着，没有理会。它在瓶口周边探寻着，想找到一个小出口爬出去，重获自由之身。拜伦说道：“这只蜘蛛很漂亮呢。”
       “哦，谢谢。”
       “这是一只墨西哥红腿狼蛛，名叫墨西哥红脚，大概有五六岁了。根据颜色判断，这是一只公蛛。瞧见它有多黑了吗?母蛛的颜色比较柔和，呈褐色。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实际上，是它发现了我。有人把它塞在信封里寄给了我。”
       他兴致勃勃地望着我。“什么原因?”
       “没什么原因。只不过是个非常恶心的玩笑而已。”
       “是个玩笑吗?就一只红腿小蜘蛛，没有一百二十五块你还买不到呢。”
       “哦，是吗，开个玩笑花那么多钱也不错。你说这是墨西哥红脚，你的意思是这种蜘蛛只有在墨西哥才有吗?”
       “不一定。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以及得克萨斯等这些州也很常见。我养的是金腿蛛和钴蓝蛛。哪种都没有这只值钱。你知道可以把狼蛛训练成宠物吗?”
       “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
       “哎呀，是的啊。它们不出声也不蜕皮。但它脱毛，你必须小心别被咬着。其毒液对人体无害 ，可你要是黏上了，会肿胀，有时会麻木或者发痒。它们跑得很快。你没有把它弄死，真好。”
       “从内心讲我是提倡保护自然的，”我说。“喂，如果你打算把它弄起来，请提前通知我一声，我好离开房间。”
       “不用，这家伙有外伤，我可不希望它把我当成敌人。”
       我望着他，只见他拿掉那只中等大小的塑料盒子的换气盖，然后从我的桌子上拿起一支铅笔，揭开咖啡瓶，用铅笔慢慢把狼蛛哄进盒子里(铅笔也放进去了)。他“咔嚓”一声掀下盖子，用自动弹跳手柄把狼蜘蛛举到跟自己的脸部平行的位置。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归你啦。”我说。
       “真的吗?”他微笑着问道，脸上因兴奋而显得红光满面。自从跟切尼分开以来，我还从未给过别人这么多快乐。
       “这件事占用了你的时间，我也会很乐意付给你报酬。你真的救了我的命。”
       “哦，朋友，这报酬够了。要是你改变主意，我也会很高兴把它奉还的。”
       我说：“带走吧!上帝保佑。”
       他走后，我把门一关就坐到办公桌旁，独自一人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一遍：一只墨西哥红腿狼蛛。咬我的屁股。这一定是索拉纳干的事。如果她的目的是把我吓出屎来，她就算成功了。我不知道对索拉纳来说，狼蛛代表什么，但是依我看这说明一颗灵魂扭曲了。她是在警告我，我心里清楚。晨跑得到的那点放松早已烟消云散。第一眼望见狼蛛的感觉将伴随我一生。我依然感到心惊肉跳。我收拾好我需要的文件，拿上“史密斯科罗纳”手提打字机，锁上办公室的门，上了车。办公室已经弄脏了。我得在家里上班了。
       这天非常难熬。虽然总是被打扰，但我还是决心做成几件事。我需要安慰，所以晚饭时吃了一块三明治，三明治是把半英寸的橄榄油灯笼椒奶酪涂在一整块谷物面包上做成的。我把它切成四块，小时候我经常这样吃。每咬一口，我都要细细品味那浓烈的气味。我得承认，对吃饭我并不十分讲究。我只是需要用吃喝来使自己镇静。我很清楚用白酒来缓解紧张情绪是一种很顽皮的做法，不过葡萄酒更便宜，而且又不会犯法，问题也得到解决了。但也不能彻底解决。
       那天晚上上床时我再也不必担心睡不着觉了。我烂醉如泥，睡得像一块石头。
       一习冷风吹醒了我。我正睡得浑身是汗，等待着晨跑，可是就算是把全部衣服穿起来，我还是感觉到冷。我望了一眼那个数字式时钟，可是钟面是黑的，意识到它通常发出的柔和的颤动声已经停止了。停电了，这对像我这样时间观念很强的人来说是一件烦恼事。我透过树脂玻璃看看天空，但还是估计不准是什么时候。倘若我知道还是凌晨2点或者3点的话，我会拉过被子蒙住头，一直睡到我自己的生物钟6点叫醒我为止。我懒懒地想着是不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在圣特雷莎，如果是因为刮风电路出现了故障，那么会有若干次短暂的供电中断，然后才安全断电。几秒钟后时钟会再次闪光，上面的数字会不停地闪烁，看到的是令人难受的一片模糊。今天哪种情况都不是。我本来可以在床头柜上摸到手表。把表正过来侧过脸去仔细看，我也可以看清楚几点几分，可是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对这突如其来的冷风我顿生疑惑，是不是哪里的窗子没关好。这种情况似乎不可能。冬天为了保持房子温暖舒适，我常常关掉里面的百叶窗以免空气进入。我不由得往床脚看去。
       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夜晚的黑暗并不是绝对的漆黑。就算在镇上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我依然能区分不同亮度的光线，从白色、灰色最后加深直至炭黑。如果夜晚醒来，我的这种能力使我不用开灯也可以在房子里走动。
       这个人是索拉纳。她就在我的房子里。在我的阁楼里，我睡觉时她一直盯着我。恐惧慢慢传遍全身，我感到浑身冰冷。冷气从我身体的中心部位一路扩展直到手指脚指，就跟湖水封冻似的，水慢慢变成了冰块。她是怎么进来的?我等待着，心中嘀咕着这个小幽灵会不会分解为一件普通物品——一件扔在栏杆上的夹克，抑或是挂在卫生间门叶上的一个装衣服的袋子。
       刚开始，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无法——根本无法——进来。随后我记起亨利的房门钥匙系在一个纸板垂饰上，垂饰上面整齐地印着“皮茨”二字，以便跟别的钥匙区别开来。我第一次到格斯家寻找梅拉妮的电话号码时见过。格斯把它放在桌子的抽屉里。亨利跟我说过有一次他离开镇子的时候，格斯曾经给他送过邮件，还进来给花草浇过水。亨利的钥匙可以开我的门锁。想到这里，我记起自己竟然忘了挂上防盗链。这就意味着，一旦索拉纳把门打开，就可以长驱直入了。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我不如把门虚掩算了。
       索拉纳一定感觉得到我醒了并且正望着她。我们互相对望着，没有说话。如果她带了武器，这是她动手的好时机，因为她知道我已经觉察到是她，可是没有力量反抗。相反，她走了。我看见她上了螺旋楼梯就消失了。我直直地坐在床上，心依然悬着。我掀开被子，拿了跑鞋迅速穿上。电子钟再次闪光，数字闪现出来。时间是3点过5分。索拉纳一定找到了断电盒。现在通电了，我蹦跳着下了楼梯。前门开着，我听得见她沿着走道离开时不慌不忙的脚步声。她离开时那种慢条斯理的样子透出一股傲慢无礼。她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来做这件事情。
       我把门关上，锁上拇指锁，挂上防盗链，急忙下楼来到浴室。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街上的动静。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朝两边看，没有她的踪影。本指望着听见车发动的声音，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来到水池边，用双手擦了擦脸。
       现在她走了，我反倒比她在这里时更害怕。
       在黑暗的浴室里，我闭上双眼，琢磨着她的想法，心中明白她一定也对眼前的形势心明如镜。先是狼蛛，现在又弄这一出戏。她到底要干什么呀?要是她想要我的命——毫无疑问她想这样做——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她又没有行动呢?
       因为她想在我面前显摆她的能力。她在告诉我她可以穿墙入室，这就会让我永远不敢闭上眼睛睡觉，永远没有安全感。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我干什么，我都逃不出她的手掌心。无论上班还是在家，我都要听任她摆布。现在我还活着，这只不过是她一时的怪念头；不过时间不可能太长。那只狼蛛的事情她唱的又是哪一出戏呢?
       还是让我们从最明显的事情开始吧，她人不在墨西哥。她把车放在边境上，从而让我们认为她逃跑了。事实却恰恰相反，她又折回来了。是怎么回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听见车子发动的声音，可是她可以把车停在两个街区之外，然后步行往返于我的家和她的车之间。她要是考虑购买或租一辆证照齐全的车，而佩吉·克莱因拿走了她的驾照，没有驾照她就完蛋了。佩吉都说不清她长的什么样，她叫什么名字，因为她的各种各样的化名都还没有归为一体。索拉纳当然知道，只要她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她就会暴露她的所在地，法网就会收紧。
       在索拉纳失踪的几个星期里，她可能没有找到工作，这就意味着她用的是现金。即使是她设法解决了身份证问题，买车或租车也会用光她的积蓄。一旦她把我杀掉了，她的行动得更加隐秘，这就意味着她必须省吃俭用直到找到新的猎物为止。这样做是需要耐心和周密计划的。现在她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一种新生活。那么她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呢?
       要么是坐汽车，要么是乘火车。坐汽车便宜，而且大都不用登记名字。乘火车能让她在离我的住地不到三个街区的地方下车。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把昨晚的来访者以及关于她进屋方法的推测告诉了亨利。然后，我打电话叫来了锁匠把锁换了。亨利和格斯的锁也都顺便给换了。我同时打电话给切尼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好让他那边把通缉令发出去。我曾经给过他索拉纳的照片，所以每一轮值班的警官都会熟悉那张脸。我的神经再次受到考验。我催促罗尼让法官签署命令让我把枪拿回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我拿到了那份命令，那天下午我就从武器商店把枪领了回来。我没有想全副武装像个玩枪的人一样来往于街市间，然而我总得做点什么来使自己感到安全吧。
       星期三早晨我跑步回来，发现前门上贴着一张照片。准是索拉纳干的。又怎么了?真烦人，我把相片扯了下来。进门后，我把门锁上，打开桌上的台灯。我仔细看了看照片上的人，看出是谁了。原来是她前天在我晨跑时抓拍的一张我的照片。我认出了我穿的那件深蓝色运动衣。外面寒冷刺骨，我脖子上还围了一条酸橙绿色围巾，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定是我快跑完的时候拍的，因为照片上的我满面通红而且张大嘴巴在呼吸。背景是一座建筑物的一部分，前面有路灯。情况已经够清楚的了。即使是曾经被我当作救命稻草的长跑现在也完全在她的掌握之中。我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用一只手掩住嘴巴。我的手指冰凉，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我不能这样活着。我不能让我的后半生像这样处处亮着红灯。盯着照片，我脑海中有了一个想法。她希望我发现她。她在告诉我她在哪里，但是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为了占上风，她挖空心思，诡计多端。无论她身居何处，都把我折腾得团团乱转。她要做的只是在那里冷眼旁观。她就是想看我能否找到她。如果找不到，她马上就会再给我一条线索。我真正弄不明白的是她玩弄这种游戏的意图。她这样做，心里一定有她的目的，可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能力展示。我的危险要比她大得多，然而她什么损失也没有。
       我洗了个澡，穿上运动衫和跑鞋。早餐我吃的是冷麦片粥。饭后我把碗和勺子都洗了放到架子上晾干，接着上楼拿了腰包。我把撬锁工具放在小皮夹里，把毁锁枪拿出来，放上了赫克勒科赫手枪。我手里拿着索拉纳拍的我的照片离开了房子，还带着她的一些快照。我沿着老路线——从卡巴拉大街往下，然后到州街。我一边走一边关注着沿途的景色，想找到索拉纳拍照片的地方。照片好像是从上往下拍的，但不太明显。如果她出来在露天拍，我就会发现她。在跑步过程中，我的注意力一般会集中在跑步上，但也会留意其他的东西。我出去时通常是在太阳出来之前，街上很空，但旁边也不时有人出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我专注于健身，可是并没想到会以遭愚弄为代价。
       我一方面非常想走完这段路程，另一方面想找到那个拍摄地点，我逡巡于其间，结果是走了一半。我预感到她的拍摄点在高速公路靠近沙滩的那一边。州街北边的那些建筑跟照片上的建筑完全不一样。我跑这条路线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让我吃惊的是，步行走这条路线所看到的街面景象跟跑步时所见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零售商店都还没开门，然而时髦的路边咖啡馆却人满为患。人们或者向体育馆走去，或者汗流浃背地回到车上。
       在尼尔街和州街的十字路口，我转身原路返回。所幸这边灯柱不多——每个街区只有两根。我扫视了一下那些建筑的一二层，还有上面的消防通道以及阳台，这些都是她可能藏身的地方。我又看了看一些窗户，从这些窗户里她可以拍出那样角度的照片。当时我差不多走到了铁道边，路已走到尽头。抓拍我的照片并给我暗示的建筑就在这里。对面是卖T恤衫的商店，平板玻璃橱窗下面的踢脚板清晰可见。我慢慢继续往前走，直到看见与照片上背景相吻合的地方。这时我转身回头一望，派拉蒙酒店。
       我看了看大门罩上边那扇显眼的窗户。这间位于转角的房子可能还不小，因为我看见一个很大的阳台围住了那栋房屋的两侧。也许原来的酒店在那里设有一个饭店。两边有落地窗通向阳台，这样的话，顾客吃早餐时就可以呼吸早上的新鲜空气；傍晚时可以边喝鸡尾酒边欣赏落日美景。
       我从前门走进门厅。房子装修得非常精细。建筑师在突出古典美的同时也顾及了现代的雅致。所有古老的黄铜附属装置好像仍然各在其位，并且被擦拭得锃光瓦亮。我知道这都不是原物，因为在酒店刚刚关闭时就被洗劫一空了。墙上都是些色调柔和的壁画，上面描绘的是20世纪40年代派拉蒙酒店的时尚家居背景。近前有看门人，还有好些侍者在为入住的顾客搬运行李。在门厅的一角，有几个戴着时髦帽子的妇女挨个坐着在玩桥牌。四人中有两人穿着大垫肩的套装夹克衫，外面披着皮衣。因为没有男的，所以没有交战的气氛。天井和游泳池都被清洗过了，塑像都取材于老照片。在游泳池的那一边，我看见有六间简易浴室，两侧有马尾棕榈和又大又雅致的王后棕榈。我透过屏障偷偷往里看，没想到游泳池在玻璃墙下延伸进了大厅。大厅里面的那部分做了很多装饰，不过总体效果还不错。壁画上画的是一些老式汽车停在街上，可是见不到像州街上摆满旅游商品的商店的景象。右边，有一幅立体逼真的角拱错视画，上面是宽大的铺着地毯的楼梯，弯弯曲曲通向夹层楼面。我转身看到了现实中一模一样的楼梯。
       我爬到顶端，向右转过身以便能面向街道。本以为会看到一家饭店或者酒吧，实际上看到的却是一个奢华的转角套间。门上黄铜做的号码牌装饰华丽，上面写的是二号。我听见里面有电视的声响，便来到大厅尽头的窗户边向外望去。索拉纳一定是在这个套间里的一扇窗户旁抓拍的那张照片，因为照片上的角度与我站的地方有点偏离。
       我从宽大的楼梯下来回到大厅。接待员三十多岁，有一张瘦削多骨的面孔，头发往后梳着，抹了头油，这种发型我只在20世纪40年代拍的照片上见过。他的西服也是经过翻新之后的流行款式。“早上好，要我帮忙吗?”他说。他的指甲刚刚修剪过不久，上面搽的指甲油闪着亮光。
       “是的。我对夹层楼面的那个套间非常感兴趣。”我说，同时用手指指楼梯那边。
       “那是‘阿娃·加德纳(注：美国影星，1922年12月24日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1990年1月25日在英国伦敦去世。)套间’，已经有人住下了。你需要订什么时间的?”
       “实际上我不需要。我的一个朋友住进来了，我想突然造访，给她一个惊喜。”
       “她交代过不让别人打扰她。”
       我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这话听起来不像是她。通常她都会有客人不断造访。不过她刚离婚，也许是担心她的前夫会来找她。你能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吗?她结婚后的名字是布罗迪吧。”
       “恐怕我不能告诉你。这是违反酒店规定的。我们把客人的隐私放在第一位。”
       “要不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怎么样?你至少可以确定她是不是我的朋友?我不敢贸然敲门，怕弄错了。”
       “为什么不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给她打个电话呢?”
       “那样的话就没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了。”我把腰包从后面挪到前面，拉开两个夹层中的小夹层的拉链，取出索拉纳的照片放在柜台上。
       “恐怕我爱莫能助，”他说。他的目光也很小心，但是我知道他会控制不住。他还是迅速低头瞅了一眼。我什么也没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但是，她现在来了客人。一位先生刚刚上去。”
       所以他尊重她的隐私。“一位先生?”
       “那人很英俊，白头发，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恐怕有八十多岁了。”
       “他跟你说了他的名字吗?”
       “他不用说。她打电话下来说她在等一位叫皮茨的先生。如果他来了，让我把他带上去，就这么回事。”
       我感到脸上马上没有了血色。“我要你报警，立即报警。”
       他望着我，嘴唇撇了撇，疑惑地笑了笑，好像这是一个骗局，好像我在用一台隐藏的照相机拍下他的反应似的。“报警吗?刚才那位先生也这么说。你们俩不是开玩笑吧?”
       “废话!你只管报警。找一个名叫切尼·菲利普的警探。记住了吗?”
       “记住了，”他拘谨地说。“我不是傻瓜。”
       我站在那里。他迟疑片刻，拿起了电话。
       我离开服务台，两步并作一步跑上楼去。她为什么把亨利叫过来?她说了什么话让他过来呢?我第二次走近“阿娃·加德纳套间”，电视的音量已经调小了一些。酒店修缮过并加了现代化设备，居然没有装上数字卡开关锁，这让我很高兴。锁的牌子我不认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拉开腰包，拿出里面的皮夹子，夹子里有五件撬锁工具。我倒希望用嘈杂的音乐和高声的谈话来作掩护，可是机会已经错过。正准备动手的时候，门开了，我看见索拉纳站在那里。
       她说：“省得你动手，为什么不进来呢?接待员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来了。”
       真他妈的浑蛋，我心里骂道。见我走进房间，她便关上门并插上了防盗链。
       这是客厅，通过左边开着的门可以看见两间独立的卧室和一间浴室，浴室的地板是老式的灰白条纹大理石。亨利躺在客厅的气垫沙发上，胳膊上有静脉注射器针头，失去了知觉。他的气色尚好，我看见他的胸部非常平稳地一起一伏。让我担心的是那个装满药水的注射器，注射器放在咖啡桌上一只装满玫瑰花的水晶花瓶旁。
       两扇落地窗敞开着，一阵微风吹动薄而透明的门帘。我清晰地看见游泳池周围大石板天井上新种的棕榈树。大阳台还在建设中，不过游泳池好像已经竣工，现在正往里面放水。索拉纳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搞清楚方位，为的是让她充分体味写在我脸上的恐惧。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给他服了镇静剂。亨利发现你不在这里后他很难过。”
       “他怎么会想到我在这里呢?”
       “因为我给他打过电话，说你在这里。我说你到酒店来袭击我，结果我把你给打伤了，伤得很厉害，现在你快死了，求我让你见见他。开始他还不相信我，可是我坚持着，后来他大概怕出差错，就半信半疑了。我跟他说我已经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只要他一报警，你就没命了。他来得非常快，不到一刻钟就敲响了我的门。”
       “你给他用了什么药?”
       “我觉得药物的名字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这是一种外科手术前让病人安静的药。此前我给他打了别的药，是在屁股上打的。这药真神，快得很。他立刻像一棵树被大风刮倒了。看上去他没有知觉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他有知觉。他什么都能听见，只是不能动弹。”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只不过在他死之前欣赏一下你的面部表情，”她说。“你夺走了我生命中的爱，现在我要你偿还。啊，不过首先还是请你把腰包给我，格斯跟我说你有一支枪。你身上有枪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没带，不过还是欢迎你检查。”我解开腰包递给她，她伸手接包的时候，我突然抓住她的胳膊猛地朝我这边一拽，她身体失去平衡向前一蹿，我对着她的脸提起右膝，只听见“砰”的一声，这声音太迷人了，我希望是撞到她的鼻子发出来的。的的确确是鼻子，她脸上顿时血流如注。她的眼皮眨了一下，双膝着地趴在地上，两只手甩到前面想稳住身子。我又从她的侧面踢她，用脚猛踩她伸出来的一只手。我从咖啡桌上拿起注射器，用脚后跟把它碾碎。我站在亨利身边把他胳膊上的胶布扯下来。我想拔掉他身上的静脉注射器。
       索拉纳见此情形，从后面一个鱼跃动作向我扑来。我跌跌撞撞地倒在咖啡桌上，她也跟着我倒了下来。桌子被掀翻了，玫瑰花瓶掉到地毯上弹了一下，却仍然直立着，里面的玫瑰花一点都没乱。我抓着花瓶的边缘，击打她的上臂，迫使她把手松开了。我四肢着地翻了个筋斗，她再次向我扑过来。她紧紧抓住我，我就用胳膊肘不停地捅她的腰部。她踢我，我也踢她，踢在了她的大腿上，我还尽力用跑鞋的后跟给她以重创。
       这个女人也不顾一切了。她再次向我扑来，这次是抱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胳膊肘按在腰上。我们胶着在一起，我摆脱不了她。后来我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竖起来，她只好松开了。我转到一边，抱住她的手腕，扭过来。她的身子在我的臀部上面弯成了弓形，她倒了下去。我用一只胳膊肘勒住她的脖子，用手指挖进她的一个眼眶。她疼得大叫起来，用手捂着脸。我把她推开，喘着粗气。这时只见街上响起了警报声，我祈求这是冲我们这边来的。她转过身来，一只眼睛流着血，表情狰狞。她发现亨利在她的视野范围之内，两大步跨过去，扑在他身上，双手扼住他的喉咙。我跳起来扑向她，扇她的耳光，揪住她的头发把她从亨利身上扯开。她站立不稳向后退了两步，我又照她的胸部使劲一推。只听“梆”的一声，她穿过落地窗，到了阳台上。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见她利用栏杆才能站得起来，知道我把她伤着了。她也弄伤了我。但是直到激烈的打斗消停下来，我才弄清楚自己伤得有多重。此刻我非常累，对是否还能与她对抗完全没有把握。她朝大街上瞟了一眼，这时我听见了呼啸而至的警车，警车尖叫着停了下来。我们离地面只隔一层楼，要不了多久就会响起他们“咚咚咚”上楼的脚步声。
       我费劲地移到门边，拿掉防盗链，转动拇指锁，把门打开，靠在门框上。等我转过身来看索拉纳时，却发现阳台上空无一人。这时候听见下面传来一声尖叫，我立即穿过落地窗，来到阳台上，从栏杆上面往下看，只见泳池中泛起一团粉红色的水波，逐渐向四面扩散。她挣扎了一下，然后不动了。无论她是摔下去的还是跳下去的，都不重要了。她脸朝下着地，头碰到泳池边上，然后滑进了水里。在泳池最浅的这一头只有两英尺深，然而这已经足够了。她淹死了，没有人来得及救她。
       后 记
       亨利被救护车送到圣特雷莎医院，很快就有惊无险了。我想他会为自己上了索拉纳的当而觉得丢脸，不过我要是他的话，当时也会那样做。我们彼此都为对方着想，宁愿自己遭遇不测也要豁出性命保护对方。
       弗德利克森夫妇对莉萨·雷的起诉撤销了。倒是我对海蒂·布赫瓦尔德深表同情，因为海蒂深信他们的要求是合法的。到能走动的时候，我来到自动洗衣房附近想跟麦尔文说他已经没事了，却发现送奶车不见了，他也没了踪影。我写了一份诉讼不能送达的书面陈述交给法院记录备案，就算结束了我跟麦尔文的关系。发现他失踪了，我一点也不奇怪，然而他竟然放弃了对最小的外孙的看护倒是令我难以置信。我一直希望能联系上他们，但是自始至终都没弄清他女儿的姓名。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小儿子在哪里上学，兴许是在城市学院附近的学前班或者是另外一个日托中心，日托中心是几天前我在六个街区之外发现的。
       即使是现在，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开车在麦尔文工作的地方转悠，查看每一所日托学校；见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忍不住要多瞧几眼。我还到这个地区的各个公园瞧瞧，想着在某个公园突然冒出一位穿着棕色皮夹克的白发先生。每当看见一个拿棒棒糖的小孩，我都要对附近的成年人研究一番，看是不是有人给那个小孩一块糖做那种试探。在儿童游泳池旁，我站在篱笆边看着孩子们玩水，打水仗，双手撑着池底，肚皮贴在浅水池底上滑动着，好像在游泳一样。他们真可以说是既漂亮又可爱，很难想象会有人存心去伤害他们。不幸的是的确有这样的人，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数千名被定罪的性侵犯者。其中，每天都有一些亵渎小孩的性侵犯者，尽管人数不多却非常让人担心，他们目前的下落警方仍然不知。
       我不愿想起“食肉动物”。我知道他们确实存在，然而我宁可聚焦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同情心、慷慨、乐于助人。考虑到每天都会有关于偷盗、打架、强奸、暗杀以及其他一些背信弃义的行为的新闻报道，这样想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对我们中间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来说，我像个白痴，可是我坚信邪不压正，我要努力分清哪是恶行哪是善举。总会有人利用弱者：小孩、老人，还有任何年龄层次的天真无辜者。尽管长期的经验让我对这些很了解，但是我决不灰心。我知道，只要我谦虚谨慎，不自大虚夸，就能带来一些改变。你也可以。
       金西·米尔霍恩 敬上
       (唐克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邮编：518055；曾凡海：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