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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詹姆斯·瑟伯被誉为美国现代最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和漫画大师，他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性别大战的关注，短篇小说《胜券在握》描写了一个怯懦的男人和刁蛮的婆娘之间的明争暗斗。本文把该小说文本放在瑟伯的其他作品以及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中加以考察，认为主人公马丁对巴罗斯式的女人采取的反击行动体现了男人对丧失社会控制力的焦虑及其行为反应。
       关键词：詹姆斯·瑟伯；《胜券在握》； 性别大战；性别焦虑
       詹姆士·瑟伯被认为是继马克·吐温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美国幽默作家，其作品用奇谲怪诞的现代主义手法表现了对性别大战的困惑，他对婚姻持怀疑的态度并流露出男权失落的焦虑。瑟伯说：“作家用浸满忧郁的双手推动着小小的创作之轮前进，幽默是一种人们在平静状态下对精神苦恼的反思。”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作品中所表现的“两性冲突”世界观折射着作家本人的生存焦虑。
       男人的反击
       瑟伯的短篇小说《胜券在握》讲的是为人处事一向谨小慎微，在菲萨公司任劳任怨地干了二十二年的档案部主管埃尔文·马丁先生和骄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乌尔金·巴罗斯太太之间的角斗，其实质是争夺控制权的性别大战。它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善于投机钻营的巴罗斯太太自从挤进菲萨公司担任董事长特别顾问的那一天起，就倚仗菲特威勒先生的宠信在公司里飞扬跋扈，她有恃无恐地排挤同僚并打击下属，搞得公司鸡犬不宁，人人自危。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当马丁死心塌地地确信巴罗斯太太要对他的档案部下手时（她的镐头正高高悬在空中，伺机进行第一次打击），这个一向怯懦的男人在被逼到了墙角时终于忍无可忍，决定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揭竿而起，奋起反击。经过一周的精心准备，1942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胆小如鼠的马丁按照“行动路线图”踅进巴罗斯太太的单身公寓楼，借酒壮胆，准备刺杀这个女人，但他酒后却并没有胆量干掉“女魔头”，而是在言谈中把攻击矛头对准了栽培自己二十多年的董事长，他出言不逊，声称要对有眼无珠的菲特威勒先生实行炸弹攻击，把他送进十八层地狱。
       急于邀功请赏的“女魔鬼”第二天就向董事长揭发了马丁的“罪恶阴谋”，菲特威勒先生将信将疑，面对董事长的当面质问，一向“干练沉稳、彬彬有礼”的档案部主管矢口否认前一天晚上的言行。反复审视这位跟随自己二十二年的老部下，菲特威勒先生断定他的“最不可能、最无辜”的模范职员已经成了变态心理狂的迫害对象。在给精神病医生菲奇通电话后这位先生推翻了先前对巴罗斯太太的正面评价，深信她由于精神崩溃而产生了幻觉。在董事长办公室，巴罗斯太太面对急转直下的被动局面像悍妇一样暴跳如雷。董事长不动声色地按下了办公桌下面的所有按钮，紧接着菲萨公司的众多员工蜂拥而至，两个壮汉费尽全力才把“母老虎”带到了应该去的地方，从此马丁在档案部又过上了轻松愉快的正常生活，公司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胜券在握》演绎的是怯懦的男人和刁蛮的婆娘之间的激烈较量。在这场荒诞的性别大战中，马丁显然是弱者，他和《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1939）中米蒂一样，刚开始只能梦想把巴罗斯太太推到被告席上，指控她处心积虑地打击他人，破坏菲萨公司的效率和制度，最后以法官的身份“宣布判处这个令人发指的婆娘死刑”。在采取刺杀行动之前，他擦眼镜的次数明显增多了，竟然把已经削好的铅笔又削了一次，能把这么一个胆小怕事，“从不会犯错误”的老实人逼出杀机来，可见他受到的“女性暴政统治”的侵害程度之深。
       瑟伯在《我们时代的寓言》（1940）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花园里的独角兽》，《胜券在握》是它的小说版，两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和写作套路如出一辙。《胜券在握》秉承了瑟伯对男女角色的一贯定位——弱小的男人和霸道的女人，作者在《胜券在握》里用漫画般的手法把这两种角色更加具体化了，性别大战的对垒双方的形象更加真实，力量对比更加悬殊。
       马丁从不抽烟喝酒，工作业绩和行为举止堪称菲萨公司的员工楷模。为了在执行刺杀行动时消除紧张情绪，他苦练抽烟喝酒的本事，“这东西的味道糟透了，可他没有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在前往巴罗斯太太住所的路上，他愈发紧张不安，“虽然他戴手套的手又湿又热，但是额头却感觉冰凉，他的那盒骆驼牌烟从外衣兜挪到了上衣兜里，”进入巴罗斯太太的房间后，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好像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对手的块头看上去比他预想的还要大”，连巴罗斯太太都发现他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有什么人在追你吗？”她问，“你像一只心惊肉跳的山羊。”寻找武器时他异常慌乱，把家具上的器物都打翻了，行刺前连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都费了老大的劲儿。
       反观巴罗斯太太的行为举止则是一副凶悍的母老虎形象，她有着公鸭般的嗓音，笑起来像驴叫。她善于投机取巧，能博得老板的信任；她横行无忌，对同僚打击报复，对下属尖酸刻薄——平时就像游乐场上的木马，在大厅里、在电梯里乱窜乱叫。在作家的笔下，巴罗斯太太简直就是一个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暴君，淫威渗透到了公司的每个角落。在小说的结尾，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形势，她居然大闹董事长办公室，结果作茧自缚，自取其辱。
       精神分析学认为受压抑的本能欲望总要有释放的渠道，“本我”总是要千方百计推翻“超我”的“暴政统治”，在一方是弱小的男人而另一方是蛮横的女人的两性对垒中，人们不禁会问，弱者该怎样战胜强权和专制？引用瑟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对自己精心策划的幻想作品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译林》2007年第3期，第184页。，作家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米蒂式的奇思妙想——一种貌似合情合理实则荒诞怪异的结局。驯狮不能用蛮力，打虎也得凭技巧，在同强悍的对手博弈时，弱者巧妙地借用外力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妙用，《花园里的独角兽》中的某君终于把太太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马丁也从巴罗斯太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阴影下获得了解放，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此言不虚。
       厌女症种种
       解读作品《胜券在握》的主题和作家的创作动机不能忽视相关文本和语境，我们把瑟伯的众多作品中关于女性的文本加以综合分析，用“证据链”的方法就不难探寻到作家的深层意识形态，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读过瑟伯作品的人大概会产生一种直觉，他笔下的诸多女性大多呈负面形象。《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中颐指气使的米蒂夫人和《花园中的独角兽》（1940）中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那位太太自不必说，自传体故事集《我的生活和艰难岁月》（1933）更是不乏其例。“幽灵进来的那一夜”里，妈妈是一个大惊小怪的家庭妇女，为了驱鬼，她把鞋子扔进对面的邻居家里请求报警；“床塌之夜”里，像男人那样吹口哨的梅丽莎姑姑迷信谶纬之言，莎拉舅妈疑神疑鬼，格雷丝舅妈因为患有“夜盗恐惧症”而练就了一套荒诞的防身术，所有这些婆姨们或轻或重地患上了神经质病症。瑟伯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术中的“泛性论（pan-eroticism）”，但是他的厌女症（misogyny）和厌婚症（misogamy）似乎又矫枉过正，走向了极端，陷入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癔症。许多女权主义者以及妇女之友（男性）批评瑟伯是反“女”歇斯底里派的急先锋，通过分析瑟伯作品中美国男人的行为和逻辑，人们不难发现上述指控绝非捕风捉影的“诬控”，以《胜券在握》为例，作者是这样贬损女性的：“女人，像一个蛮横的目击证人，总是喋喋不休。”
       瑟伯的作品《性不可或缺吗》（1929）含蓄地批评了弗洛伊德的性欲决定论，剧本《雄性动物》（1939）和随笔《男人、女人和狗》（1943）表达了对性别大战的困惑。如果说“米蒂综合症”表现的是一定程度的厌婚症，是对女性主导下的婚姻生活的逃避的话，《求爱万象》则借助动物这种镜像来折射瑟伯的厌女症，其潜意识一用精神分析术就昭然若揭，其备受诟病的反“女”意识形态可谓“原形毕露，不容抵赖”。
       在厌女症心理的驱使下，于是就有了作家笔下的性别大战：《花园里的独角兽》表现了弱小的丈夫和霸道的太太之间的对立，米蒂现象则表达了婚姻是地狱的观念：“说到底，哪里不是地狱？”在米蒂的家庭里，夫妻是统一的对立体，彼此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面对强势的太太，丈夫举手投足动辄得咎，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漠视，难怪米蒂抱怨：“你明白吗，有时我也会想些什么的？”面对男人的呛声，太太宣布抗议无效：“等到了家，我要给你量量体温。”此时太太是精神分析学中“超我”的化身——一个威严且不可抗拒的家长，米蒂则像一个童仆，日久天长，逆反心理催生对女性的厌恶情绪在所难免。
       在性别大战中，《花园里的独角兽》中连发言权都没有的丈夫、《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中可怜的米蒂、《胜券在握》中的马丁都属于“弱势群体”的成员，都是所谓“困境中的男人”。在作者看来，他们受到了女性的压制甚至“暴政统治”，他们的际遇值得同情，他们的反抗值得赞赏。
       女性“巴罗斯化”与男权失落的焦虑
       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种力量本体论。权力意志就是力量扩张和追求控制力的本能。他的“超人”哲学强调强力和统治力，反对弱者的颓废生存理念，是一种地道的英雄情结。尼采的超人哲学，在看待性别大战时表现为对女性的征服和控制意志，著书立说时常常不忘表达对女人的不屑，最甚者莫过于名言：“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记带上鞭子！”他这种鄙视女性的权力哲学毫无疑问要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口诛笔伐，然而，深入了解尼采的生平之后，许多人可能会原谅这位思想伟人的狂人狂语并寄予这位感情生活中的“受挫者”以梦呓的权力，因为他的超人哲学和唯意志论无非是弱者自卑情结的思想折射。尼采高扬起权力的皮鞭去征服别人，但挨打的往往是自己，“一个人寻求一个具有天使美德的婢女，可突然间他却变成女人的婢女了，所以他急于变成天使”正是尼采的内心独白。
       中国作家莫言说过：作家的自传要当小说看，作家的小说要当自传看，此话用在瑟伯身上最为贴切。瑟伯与尼采可谓同病相怜，都是现实生活中惺惺相惜的弱者。瑟伯七岁那年和两个兄弟玩耍时，一只眼意外失明，另外一只眼严重损伤，沉重的打击加上家庭成员的古怪行为，造就了他郁郁寡欢和乖戾的性格。十九岁那年他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成绩平平，最终辍学，没有取得学位。他1922年结婚，在第一任妻子的鼓动下于1925年移居法国，翌年返回美国，成为《纽约客》的编辑，正是在这里，他最终确立了幽默作家和漫画家的地位。像尼采等众多怪才一样，瑟伯深受种种病痛折磨，特别是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视力严重下降，嗜酒成瘾，患上了甲状腺炎症，并时常中风。他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女儿的帮助下坚持创作。
       瑟伯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十二年，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婚姻尚算圆满，人们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疾病缠身、双眼视力几近失明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而言，其求爱过程以及后来的婚姻之路该是多么坎坷。尼采只遭遇了求爱的挫折，而瑟伯却披上了长时间不幸婚姻的缧绁，因此他对厌婚症更有发言权。当瑟伯的思想投射到其作品中时，他所刻画的性别大战便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阴盛阳衰的错觉，在他的笔下，男人们想方设法在两性对立中战胜对方：米蒂通过想入非非的白日梦来化解自己的窘境，《花园中的独角兽》里的妻子进了精神病院，《胜券在握》中的悍妇最终被送到了该去的地方。然而瑟伯真的和女性有仇吗？非也，米蒂的白日梦里曾经有一个漂亮女郎扑入自己的怀抱，他后来还哼着小曲儿“靠近我的金发女郎”走向战场。“巴罗斯化”（对女性的“妖魔化”）和米蒂综合征折射出的是男权失落后的焦虑，是“权力意志”得不到伸张的意识体现。
       《胜券在握》是两性为争夺社会主导权而进行的激烈较量，“起初她（巴罗斯）是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切削公司大厦的房檐，可是眼下她却在挥舞镐头动摇其根基。在以男权制度为主体构筑的社会大厦里，如果一个女人挥镐对其零敲碎打尚可忍受的话，动摇其根基并颠覆整个上层建筑就是大逆不道了。当传统男权体制分配的两性力量格局发生变化时，曾经主宰家庭和社会的男性感到尊严和地位受到了挑战，女性角色的嬗变触动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模式，沉重打击和削弱了男性的社会地位，面临这种社会性别危机，历来掌控家庭和社会双重主导权力的男性群体产生了深重的心理焦虑，他们希望重新界定男性女性的社会地位，重新设置传统的性别秩序。”徐海龙， 《男性焦虑与性别划界》，载2002年《世界电影》第一期，第188页。 瑟伯作品中的性别大战表现了男性的精神焦虑和心理恐惧，当男性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们便要捍卫原有的权力架构。同马丁一样，《花园里的独角兽》中的那位先生在“权力意志”的本能驱动力下，“奋起”反击，夺回自己失去的地盘，哪怕即使幻想，也要把脱笼而出、无法驾驭的“精神病患者”制服后套上紧身衣，放在她本来应该进去的适当位置。
       （龚东风：温州茶山高教园区温州医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3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