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三重谋杀
作者：［美国］查尔斯·海因斯 著 李钟涛 韦清琦 译
《译林》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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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考虑到人物的隐私，我改换了他们的名字。有很多内容是由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说给我听的，他或许是20世纪70年代纽约那些极富洞见的庭审评论员和观察家中的最后一位了。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成员包括《纽约邮报》的吉米·坎农、《纽约时报》的斯考蒂·莱斯顿和拉塞尔·贝克，当然还有伟大的默里·坎普敦，他为《纽约邮报》撰稿多年，之后在纽约市及长岛的报纸《今日新闻》成就了他作为专栏作家的辉煌生涯。
我的这个人物叫莫蒂，并非真名，因为这是他本人的意愿。他曾对我说：“要是你开始着手写这个，可别把我写进去。”接着他又补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写，会显得那么离奇，谁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节的。而你——你是个该死的律师，有没有人信你无所谓！”
莫蒂为一份很优秀的地方报《布鲁克林鹰报》工作，常年出入于纽约市刑事法庭。那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记者的黄金时节。当时有十大日报：《新闻》和《镜报》（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一份报纸，将其说成《新闻镜报》）、《邮报》、《时代》、《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先驱论坛报》、《美洲日刊》、《斯泰顿岛前进报》、《长岛新闻》，当然还有发行量不大但非常强势的《布鲁克林鹰报》。许多伟大的律师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学习并磨砺基本技巧，并服务于法律援助协会或地区律师事务所，而这些场所也为年轻记者们提供了非凡的训练机会。也正如初出茅庐的律师利用这些宝贵的经验获得初步的训练，并通过能接触到的大量案件来锻炼技能，莫蒂及其同侪也借此熟谙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们懂得了设定期限的极端必要性，以使一个故事能够及时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线人，以及如何寻找途径来获取秘密消息以抢得先机。对于这些警务记者，特别是小字辈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矫饰的鲜活舞台剧，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欢乐与哀愁，混乱和痛苦样样俱全。莫蒂从未让自己失去过对法庭场面的兴致，他管位于布鲁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号的法庭叫“地域会堂”。该会堂实则称作纽约市刑事法庭，为一幢10层大楼，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块砌成。它容纳了十几间审判室、法官室、文书办公室和一间宽大的诉讼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记。到这里来办公的还有地区助理检察官、来自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这是一个在美国其他地区被称作公共辩护部的组织。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街区的建筑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他们中有数百名警官，还有数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数量的悲剧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时我是法律援助协会派往刑事庭的律师。我们的见面立刻就给彼此留下了坏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联邦探员，被指控在数起独立的案件中对七名儿童强行施以幼奸。没有一个孩子超过9岁。虽然每次施暴都令人发指且是在枪口威逼下进行的，但对于这些孩子是否正确地指认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问。在单独陈词的情况下，孩子们对罪犯体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认正确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过即便这点相似之处也使诉讼程序寸步难行，因为每名受害者对汗毛颜色的描述从亮红到漆黑不一而足。那个探员是我多年未见的一个儿时伙伴，此时被关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层的单人牢房。我在会晤我的一个委托人时他认出了我。这地下囚室简直就是但丁设计的，照明亮度极差，到处充斥着尿味和体臭，并附着在墙壁以及所有穿过这一拘禁区域的人身上。总之这里就是地牢，几名囚徒分别关押在相邻的牢房里，他们的漫谈永无止歇地回荡在空气中，制造出一种令人惊恐的高声喧叫。对于一位来自刑法体系另一端的联邦警察来说，这一经历不啻让其心惊肉跳。
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弗兰克·奥沙利文穿着蓝色的高尔夫衬衫、茶色便裤和一双破损的褐色廉价便鞋。因常年吸烟他的面孔过早地显出老态，有很深的皱纹，灰白两色的头发杂乱地生长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认出我时，他正倚着牢房的门栏。他既悲哀又羞愧于脸上已干掉的泪痕，并带着因恐惧而变得嘶哑的嗓音恳求我代表他面对犯罪指控的传讯。传讯是庭审程序的最初阶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详细内容。他告诉我他的律师迟迟不能来，而管辖此拘禁地的典狱官称要等他的律师到位后才能开庭。我受命向法官说明，法律援助协会将代表奥沙利文出庭，只限于传讯阶段。
开庭时，审判室里挤满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愤怒的神色，还有几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纽约市所有的记者都到了。这只会让地方上的警务记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恼火，使他们更渴望掘得内幕新闻，以给“那些城里来的家伙”（这是莫蒂之类的正规军送给入侵他们地盘的同行的绰号）一点颜色看看。当然，孩子们被安置在另一间屋里，看护她们的是特选警官和几个来自受害者事务局暴力创伤部的社会工作者。
法警宣布了诉讼事件号码及案件名称，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时向坐在法庭拘禁区的奥沙利文示意，并责其走向前来。这一特定的宣词对被告有很大的震慑，因其显示了政府的威权：“纽约州政府的人民诉讼……”接着他转向我，指示道：“请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审制度里众多不合时宜的事项之一，它仅仅意味着律师必须出具其姓名、地址和从属关系，登记在审判速记记录上，以备日后检查——例如，可以证明被告已按恰当方式从检察官那里得到了控诉通知。我回答道：“查尔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协会的助理律师，现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吗？”克伦威尔法官简单地询问道。
“是的，他当然有，法官大人，刚刚在庭审开始时由法警宣布过。”克伦威尔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脸色通红，显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几十年的后果。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就恼了。他声如洪钟，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但特别是聚集一堂的媒体记者都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质问：“为什么要法律援助协会来代表该联邦探员？他是有办法请到私人辩护律师的。”这种法官是我们不得不对付的最糟糕的官僚，无论我如何解释都没法阻止他不失时机地在公众面前出风头。克伦威尔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词在快结束时将矛头指向了法律援助协会，尤其是要跟我过不去，“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100万。”他补充道，像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后他说：“假如被告，一个联邦探员，”此时他用洪亮而戏剧性十足的嗓音拼读了奥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爱迈特·奥沙利文能够凑齐700万美元以确保在必要时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组织，那本来该是代表贫穷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来，打断了法官的话。
“你要是再敢打断我的话，看我不让你交保释费！”他尖声高叫，他的反应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时又打出一个响亮的饱嗝，黑麦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规饮品——的刺鼻气味袭击了距法官宝座5英尺内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钟，才继续发话。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释金，我估计他也请得起律师。”我那可怜的朋友奥沙利文探员被铐走时吓得什么也应对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耸了耸肩。当他被带往拘禁牢房，双手铐在背后，我用口型对他说：“别担心。”接着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时便在纽约市管教部（即拘押奥沙利文的部门）准备好了人身保护权令状。
人身保护权令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法律补救手段，是每个美国公民生而就有的权利，也是我们免受政府滥用职权的基本策略之一。该令状是由法官签发的命令，下达给在押人员的监管人。文件开头的文字责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其基本意义为“汝速提此人见吾”。像许多其他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一样，它也有着英国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国法律中或许是最著名的律令了，并被普遍尊为“自由的伟大律令”。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对令状的申请后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声，然后在得知克伦威尔法官时便摇头说：“那个混蛋！”
我带着令状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实上我跟他撞了个满怀，他向前一步厉声说道：“我是《布鲁克林鹰报》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来代表这个坏东西的，嗯？”莫蒂最多不过5英尺高，声音粗厉得像锉刀，身上散发着尼古丁的臭气，那是多年抽骆驼牌香烟的后果。他的面孔连接着一顶样子古怪的卷边帽，右耳上还架着一支硕大的黄色铅笔。他穿一件廉价的羊毛衫，深灰色长裤，以及一件花哨的红白条纹衬衫；在我看来他挑这身行头是因为他认为这合乎他的职业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报社记者大多也是类似的穿着。莫蒂又重复了问题，仿佛我第一遍没听到，“你他妈的有什么权利用纳税人的钱来代表这么个东西？”自我和克伦威尔法官交恶并领教过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后，我已没有兴致去对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于是我一把推开他，试着不去理会他的叫嚷和抱怨（说我侵犯人身权应该被抓起来），径自走向我的办公室。莫蒂执意朝我办公室打电话——一共11个——我一概不回。
之后，当令状得到认可，奥沙利文探员在没有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时，莫蒂仍然对我穷追不舍。我不予理会，同时恨不得将其脑袋拧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职于政府，但有时也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身份做些个人法律业务。我开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纪实报道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虽然忘不了我们不愉快的初遇，但还是很欣赏其文笔。他的写作清晰、多思辨、视角全面，且不掺杂个人评判。很快他就在纽约市一家颇具影响的小报上有了自己的专栏，一周三篇，而我也成为其热心读者并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1985年，我们各自的道路再次相交。那年6月，纽约州长马里奥·M.科莫委任我做纽约市反腐特别公诉人。最早参与调查的几件案子中，有一件是应莫蒂之邀，他要求与我会谈。他在下曼哈顿巴克斯特街的福里尼意大利餐厅订了午餐，这家饭店离联邦暨州法院不远，是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最爱光顾的一处地方。
餐厅分为两间。主厅的进口在巴克斯特街，与之相连的后厅沿右边的墙布置着相同的火车座。而两个厅的中间和左边都整齐地排列着餐桌，且恰如其分地隔出了私密空间。每个厅里的火车座都有镶在墙上的金属铭牌，标识了某位知名食客，通常为法官，如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温·托雷斯，《卡里托之路》一书的作者。托雷斯法官让人难忘的是他在宣读对某个不可救药的毒贩子的判决书时说的一句话：“听着伙计，就我将要判给你的刑期来看，你的假释官还没出生呢！”
有一块火车座铭牌是送给纽约县德高望重的现任地区检察官罗伯特·M.摩根索的。还有一块献给了才华横溢的联邦法官约翰·方丹·基南，他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弗兰克·S.霍根手下掌管杀人案件，而后者则是摩根索的前任，一位令人敬畏的检察官。
福里尼餐厅后屋的灯光被调得较为柔和，营造出比灯火通明的前屋更隐秘的氛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异，只是看上去更加私闭，尽管时常还是能够看见火车座——每组可容纳四人——里的食客交头接耳密谈着什么。很自然地，占据前屋的是那些愿意被看见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只有新来的大人物才会打断他们的聊天。
福里尼的吧台可以很容易地成为达蒙·鲁尼恩故事的舞台背景。司法体系里不同层次的人物在这里会谈而极少考虑级别划分。法警、辩护律师、警官、诉讼人乃至法官都围着这张特别长的桌子纵情畅饮。开放式厨房将一阵阵诱人的大蒜香传遍了吧台。吧台区灯光昏暗，当你从其开在巴克斯特街的门走进去时，那些老主顾看上去更像影子，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光线。
吧台区在中午时分是高朋满座，有些熟客一直盘桓到傍晚。那儿大多充斥着高谈阔论之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喧闹声反而比后屋更能遮掩密谈。
莫蒂和我很恰当地选择了在后厅会面，讨论我们对公共腐败，尤其是警务腐败的共同兴趣。进入正题之前莫蒂首先发话道：“那么小伙子，你代表的那个侵犯儿童的联邦探员后来怎样了，叫什么来着，奥雷利还是……”
“奥沙利文，”我纠正他道，“这是一桩看来没有结局的悲剧。你大概只记得弗兰克·奥沙利文受到七名女童的指控，她们年纪最大的不过9岁。他被控在布鲁克林的不同地区单独或互不关联地犯下多起幼奸罪行。他被警方逮捕，尽管事实情况是，唯一证据来自这些儿童的目击辨认，而她们对他面部毛发颜色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在每起袭击之后受害儿童随即向警方描述的汗毛颜色从亮红到漆黑不一而足，然而由于所有这些暴行都如此令人发指，地区检察官拒绝驳回此案，即便奥沙利文的面部汗毛很显然是金黄色的。他的结论是，这些描述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为孩子们年龄的幼小以及遭袭时难忍的伤痛。
“‘此外，’地区检察官对奥沙利文的一位律师说，‘自从那家伙给抓起来后，就再没有类似袭击事件了。’
“奥沙利文先后六次受审，而正如我说的，每次案情都一样，以至于警察局的性犯罪科将这些袭击归为‘典型幼奸’。在每起案件中，受害者都被引诱进居民楼的电梯内，而侵犯者有显著的面部汗毛、鬓角以及山羊胡，以鲜亮的大手帕遮住了部分面孔及汗毛。受害者都诉说侵犯者用一把镀银小手枪抵住了她们的脑袋。侵犯者只说过一次话，而且非常简短。他似乎总有办法绕过楼层，径直将女孩带到顶楼，通常是六楼。接着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将这个吓坏了的孩子拖往一段金属楼梯，类似消防梯，通往操作电梯的机房。然后他强迫受害者跪下。”
说到此处，我决定让莫蒂见识一点该案中我为奥沙利文辩护的详情。我想让他知道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什么。
“助理检察官小心翼翼地让那个年仅7岁的幼小受害人，回忆了她与侵犯者的初次相遇，以使得她对罪犯的辨认准确无误。
“‘你在等候电梯时，门厅里开灯了吗？’
“‘是的。’
“‘灯亮不亮？’这个检察官明白这是个不适当的对答案有诱导性的提问，但他也明白由于孩子的年龄以及她所承受的压力，假如我提出反对的话法官不会做出有利于我的裁定。这无关紧要，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反对，我认为那将使孩子受到惊吓，从而给陪审团造成负面影响。
“孩子答道：‘很亮。’
“‘你独自一个人？’
“‘是的，’她轻声答道，然后又像耳语般加了句，‘只几分钟。’此时法官探身对她热切地说：‘小宝贝，你得说响亮些，这样陪审员才听得见。’年幼的受害者便指了指弗兰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然后他来了。’
“说到此时她的脸颊上流下了泪水，当她回想那丑恶的一刻时不禁战栗起来。我向陪审席瞥了一眼，看见了陪审员们的反应，有的悲伤，有的愤怒，有的露出嫌恶的神色。
“助理检察官证实了电梯里的照明十分充足，且反复询问孩子在被诱拐以及受折磨的过程中她是朝哪儿看的，从而引出了她关于在机房遭到侵犯的证词，并向陪审员清楚地表明，她有充分的机会来指认侵犯者。”就在此刻，即在我回忆小女孩的证词时，我留神起莫蒂的反应来。
“‘当你被强迫跪下时发生了什么事？’起诉人继续问道。
“当孩子讲到侵犯者拉下裤子拉链时，她的抽泣失去了控制……”
在我描述完这其中的淫邪和野蛮后，我看了看莫蒂，发现他的脸气得发白。
“你怎么能为这头猪辩护？”
“可是莫蒂，”我说，“这人是无辜的。”
我叙述完了她的证词，其间她回忆道，那侵犯者最后对她说：“数到50，不然……”他亮出枪顶在她脑袋上，以强调不服从的后果。接着他出了门，很快下了金属楼梯。
“弗兰克出庭了六次，在每个案子里都有一位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律师代为辩护。每次他都遭受到全套指控，包括绑架、袭击未遂以及幼奸。到了我代表他出庭时，受理上诉的部门已撤销了前两项罪责，并驳回了指控，引证的理由是目击者指认普遍缺乏可靠性，尤其在这两宗案子里。在我参与的这次审判中，侵犯者的面部汗毛的颜色与长度都有很大差异，不仅如此，他还被描述为长有漆黑的鬓角和漆黑而浓重的山羊胡。弗兰克的鬓角像他毛发的其余部分一样是金黄的，他被捕时的照片上还有细绒毛状的金黄色山羊胡。警察得到的关于罪犯身高和体重的描述也存在很大问题。根据受害者的说法，侵害她的人比弗兰克重40磅，而且至少高出6英寸。”不过这在人们眼里看来都无关紧要，对现在的莫蒂也是如此，于是弗兰克·奥沙利文再次被控告。
“那时奥沙利文已失去工作，自第一次遭到起诉后就被解雇了，虽然他一直在求助FBI的仲裁。局里为他做的行政复议随着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控诉而变得毫无意义。当然在第二次控诉被驳回后他的行政上诉得到复议，可是第三次诉讼又使之停顿下来。最后他维系了10年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他失去了对9岁女儿的监护权。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在第三次审判时还跟他同甘共苦，但接下来她称自己已不能肯定他的清白，并为他们的女儿感到担忧。此时弗兰克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还在努力克服抑郁症，他说他已逆来顺受惯了，也完全理解罗斯玛丽的决定。
“几个月后第三次控诉撤销，案子被驳回，但是地区检察官仍初衷不改，继续起诉。弗兰克又被审判和控诉了三回，每个案子又都被撤销和驳回，理由是受理上诉的法庭的结论认为目击指证存在缺陷。不过真正向地区检察官传递了明确信号的，是关于这起‘人民对奥沙利文之案’的第六次撤销和驳回，其中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主持法官R.赫伯特·戴扬以雄辩但直截了当的语言写道：‘对于本州的法庭而言，再也没有比毫无任何其他支撑的目击证词更令人不安的证据了。虽则本法庭并非完全拒斥该证词，但每一位希望做事公正的起诉人在仔细斟酌该证据时，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其潜在的不良和不公正的后果。’戴扬接着又补充道，‘在金斯县地区检察官更完整地理解其职责不仅在于控诉还在于公正执法之前，本法庭还得依据奥沙利文案的事实撤销多少次起诉？’奥沙利文无须第七次出庭受审了。”
莫蒂开始理解弗兰克的困境，不再做出情绪化的反应，他问道：“那么他后来怎样？”
“他重新归队并拿到了欠薪，”我回答，“但几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的状态仍然很差，还在尽力挽回他的婚姻。几个月后我把电话打到他重新分配工作后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还是难以让罗斯玛丽回心转意。”
我们都意识到谈论奥沙利文的荒唐遭遇占用了大部分午餐时间，再谈腐败问题已没有多少工夫了。这时年近七旬的莫蒂道：“顺便说一句，小伙子，警务腐败问题是永远谈不完的。他们什么招数都试过，但都没用。”我笑着耸了耸肩。
我们吃了鲜美的法兰西小牛肉和浸大蒜及橄榄油的通心粉，然后省掉甜点，改而要了些浓咖啡和少许茴香酒。莫蒂突然站起来说：“吧台那儿有几个人想见见你。”
“谁？”我警惕地问。都是些不错的家伙，几个庭审记者，一个诉讼人，一个辩护律师。“你大都认识，而且，”他向我保证，“不记录在案。”
这是个周五的下午，度假的日子，法庭日程也停顿了，当我们走进吧台区时，我认出了房间另一头靠门口的博比·卡闵斯基，一位谋杀案诉讼律师。他正和卡洛斯·里维拉说着什么，后者是辩护律师的好手，已干了15个年头了。里维拉早先在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10年。他刚刚被推荐到州最高法院，而且在民主党的支持下，确保了在11月的选举后有长达14年的任期。他和卡闵斯基正在庆祝呢。
里维拉和卡闵斯基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卡洛斯·里维拉有着5英尺8英寸的结实身材，厚厚的胸脯小心地掩藏在剪裁讲究的巴罗尼西服里。他喜欢戴那种阔边浅顶软呢帽和穿深灰色斜纹软呢带天鹅绒领子的大衣。他总是用唾沫将黑色意大利皮鞋擦得锃亮，那是在海军陆战队时养成的习惯。他言辞强硬，时而夹杂着泼辣粗俗的语句，那是在埃尔巴里奥——哈莱姆的西班牙语区成长时学会并保留至今的。他的头发乌黑发亮，且总是向后梳得十分齐整。作为资深谋杀案起诉人，他受上级委任对博比·卡闵斯基进行培训，由此开始了两人的友谊。博比·卡闵斯基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整两百磅，每日清晨5点开始的强化训练使得他魁梧结实。他长着浓密的淡黄棕色波浪发，而且作为一个45岁的单身汉，他可是一点不乏爱慕者。卡闵斯基和里维拉在福里尼餐馆似乎总是形影不离，要么在餐区，要么在吧台。他们都喝得不多，而是更喜欢吧台上推杯换盏的氛围，多数时候只是小口喝着健怡可乐或偶尔要些啤酒。他们各自的形象能使年纪稍长的顾客想起连环漫画里的人物马特和杰夫。
站在他们之间的是三个记者：《纽约每日新闻》的西德·李昂斯，他无时无刻不在抽着雪茄；《今日新闻》的吉米·菲斯，是个矮胖爱嚷嚷的家伙；还有《纽约邮报》的巴尼·戈尔登，他穿着方格子外套。三位都是能喝善饮之辈。我在法院里见过他们，但从未交谈过。我知道卡闵斯基和里维拉都是一流的庭审律师。要旁听他们的辩论那可是一票难求。他们一上场便将兄弟情谊抛在法庭外边，激烈的唇枪舌剑一直持续到陪审团宣判为止。
莫蒂飞快地向众人介绍了我，着重于我的职位而不是名字。《今日新闻》的菲斯几乎没有分神注意我一下，而是第一个继续自顾自地说起来：“假如国家不破产，你唯一能从这份该死的饭碗里得到保证的就是每两周一张的支票，因为对于警察腐败，甚至是法官腐败问题，你他妈的再也没辙了！这是体制！”当我问菲斯为何如此肯定时，西德·李昂斯粗暴地打断我说：“真见鬼，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是凭什么混上州反腐特别公诉人的？”为强调他的嘲讽，他一字一顿地念着我的头衔。卡闵斯基打断他们说：“咳，让人家喘口气吧，他什么都没说呢。”此时里维拉和《邮报》的戈尔登争着扯开嗓门插进话来。“博比，跟小伙子说说马尔维吧。”戈尔登说。“告诉他，”卡洛斯·里维拉说，“那鸟‘蓝墙’是怎么毁了一个好端端的警察的。”戈尔登接着道：“你瞧，所有干警察的都知道马尔维的事，尽管他们大多是诚实、卖力的童子军，可因为马尔维，也因为警察局对其他警察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诚实的警察会愿意帮助你消除警务腐败。”“还有，”莫蒂补充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只会是这个岗位上的又一个失败者，这份活儿早就该在多年前废除了。不过眼下，还是听从吉米·菲斯的忠告吧。放松心情，享用工资。”对这种玩世不恭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和新鲜。可我想听听马尔维的事儿。
他们在那天下午告诉我的情况着实令我震惊，而数年之后马尔维外甥的遭遇更让人忍无可忍。这位青年警察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及其舅舅罗伯特·马尔维警官的故事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说明纽约警局那“沉默的蓝墙”是如何生成的，且为何要将其摧毁以终结纽约警察腐败的恶性循环。这个关于警务腐败的故事有个不同寻常的开端，以谋杀揭开了序幕。
1
纽约长岛萨福克县，
1990年12月20日，上午7:30
“哦，上帝，戴维。”艾莉森·基勒为自己的可怕发现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快来啊。”她身子颤抖着央求道。
艾莉森有着一头松软的金发，其间夹杂着几缕栗色的发丝，轻柔地披在肩上。淡褐色的大眼睛深嵌于高高的颧骨之上，为之衬托的是一张鹅蛋脸。那带点鹰钩的鼻子雕琢精巧，嘴角线条挑起，似乎永远微笑着。她长得很漂亮，甚或称得上美丽，可这天早晨她那可爱的脸庞因惊恐而扭曲了，这全怪那几步之外横于地上的尸首。她看见后立刻扭过头，可不禁又多看了几眼。她的这个反应一直持续到其未婚夫戴维·拉普赶过来；23岁的戴维以保护者的姿态紧紧搂住了她。两个年轻男子的尸体躺在覆了雪的海滩上，约30出头的年纪，神情还算安详，仰望着天空。乍一看还以为他们在这肃穆的环境里沉浸于自己的冥想之中。可仔细观察便可见每个人前额左侧都有一个弹孔，其边缘有一小摊凝固冻结的血迹。
21岁的艾莉森·基勒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二年级学生，该校位于长岛的萨福克县。她就读于医学院优等预科班。戴维则在同一医学预科班的三年级。那天一大早他们便驱车来到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以纽约那个声名狼藉的建筑商命名）。他们想早早地来看日出。那是他们最钟爱的地方、最钟爱的时刻。
艾莉森的骇人发现是两具男尸，身着粗斜纹棉质衬衫和长裤，还有粗布夹克，领子和袖口上镶有廉价的黑色仿毛。脚上套着破旧的黑色工作靴。
艾莉森稍微缓过神来，便用附近的一部电话报了警。萨福克县的911警察紧急行动中心将艾莉森的电话转给了一辆在公园周边地区巡逻的警车，而所有装备警务监控扫描器的应急单位都立马打开警灯拉着警笛直奔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隶属萨福克县警局和纽约州警局的巡逻车、消防车、救护车以及萨福克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纷纷奔赴现场，很快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一整支记者队伍。
距圣诞节还有五天的时候，两个人被谋杀于一个向来平安无事的郊区州立公园，这可是值得24小时连轴报道的新闻。遇害者的身份问题只会引起更多的兴趣。
首批做出反应的警察向巡逻警官通报说：“我们发现了两个西班牙裔男子，显然是头部中弹致死。看起来像在遇害后被从主干道上抬到了这里。我们在每具尸体上都找到了布鲁克林一家工厂的薪水条儿——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
奈德·利昂是长岛有线电视21频道的当班记者，也是第一个听见呼叫的记者，他的厢式汽车仪表板上配了警务扫描器，车顶还配备了未经授权的红色警灯。利昂做警务记者已逾12个年头，早先曾在如今已寿终正寝的《长岛新闻》工作过很长时间。他既酗酒又抽烟，这是他刻意养成的习惯，以符合一个强悍坚忍、专事街头犯罪报道的记者形象。这些陋习理所当然地给奈德·利昂带来恶果，他饱受慢性咳嗽和出血性溃疡之苦，且面容忧愁枯槁如一老者。利昂以及所有所谓的警务记者都喜爱这些装备或是可以体现警察权威的器具。有些人戴着假冒的警徽，有些甚至携有发了执照的枪支。他们佩戴着象征性物件招摇过市，却不必像真正的警察那样面对艰巨的责任和危险。不过奈德还是博得了警察及其他警务记者的尊敬，因为他具有一个街区侦探那种不凡的调查技能。他对原始资料的分析能力往往使案情在罪犯落网之前就已水落石出。
两个西班牙裔人在1990年以被执行枪决的方式遇害，这对于奈德·利昂而言只意味着两种情况：这两人是布鲁克林一桩恶性毒品交易的牺牲品，或者该谋杀缘起种族纠纷。像利昂这样的资深记者，每天要么悠闲地沉思冥想，要么就是与丑恶的杀人案、被虐待的妻子、遭遗弃的孩子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别无其他动因。雇用遇害兄弟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的工厂位于布鲁克林一块名声很坏的地区，在那里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司空见惯；而在纽约市，种族间关系极为恶劣，甚至在东边与之相邻的拿骚、萨福克两县也好不到哪里，因此奈德·利昂的想法绝非仅是玩世不恭的猜测。然而这一回他的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
“吉米，”萨福克县警察局刑侦总长菲尔·皮泰里说，“我手下的谋杀案警探认为昨天早晨在摩西州立公园发现的两个人是被市里的警察所杀。”
“有什么证据吗？”地区检察官詹姆斯·克罗利问。
“老实说，”皮泰里缓缓答道，“除了一些事实以及一个警察的直觉，他们还没有掌握多少证据。验尸官根据尸体僵硬度估算出死亡时间为被发现之前六到八个小时。既然死者来自布鲁克林，我的人推测凶手是在那里作的案，然后抛尸于摩西。”皮泰里等待克罗利做出反应，见后者不语他又继续说下去。
“法医从每位受害者的头部各取出了一枚弹头。我们的弹道实验室确认该弹头用于警察专用.38口径手枪，你知道，那是由纽约警局配发的左轮手枪。还有这个：北部州公园路一家加油站的服务员在20日凌晨两点给一个开厢式货车的人加过油，那正是尸体被发现的日子。他说司机看起来像警察，而车里的两个乘员也像警察。最后，服务员说当司机拿钱包付款时，一支枪柄从腰带处顶了出来。”
“嗯，”克罗利说，“现在要有人坦白交待多好。”
“得了，吉米，”皮泰里嗔怪道，“耐心点。我的手下正在与纽约警局内务部门合作。谁知道，假如我们查清了真相，或许会有人向你供认的。”
“怎么不会？”克罗利答道，“这个城市有三万警察，1993年在我任期结束时你也许能有幸找到向我招供的人。”
2
肯尼·拉提根，
1990年和1991年
1989年，W.卡尔顿·理查森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纽约首位非洲裔美国人市长。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谢尔曼·巴迪·库珀——理查森的一个老朋友和同盟军，将手下负责处理团伙作案的肯尼·J.拉提根推荐给理查森，作为其首席市政法律顾问。市政法律顾问就是城市的律师，其成员可以在纽约市任何部门遭起诉时作为其代表。从传统来看，市政法律顾问不仅是市长的首席律师，也是其心腹。库珀检察官认为肯尼·拉提根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拉提根的判断力近乎完美，而且可谓赤胆忠心。
当拉提根行将结束第一年任期时，他对工作中的每一时刻都充满了热爱。虽然对民事法律实践并无经验，拉提根还是做出了很好的调整以适应新工作：聘请在许多专门行业（包括市政、金融及房地产）内经验丰富的一流律师，当然也配备了作风强悍的出庭辩护律师，以对付过失法领域内的硬仗。拉提根尤其为能成为市长核心集团的一分子而高兴，他能够直接面见理查森，这实际上赋予了他在所有重大决策上的发言权。
紧接着对市政法律顾问的指派后，下一个关键任命便是警署专员。理查森的班子里只有肯尼·拉提根有执法经验，因此市长接受了他的推荐，任命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辖区指挥官肖恩·J.内文斯。这一令人惊愕的事态给警局上下带来强烈的冲击波。它还极大地触动了警局的顽疾之一——警务腐败。该委任也稳固了拉提根对理查森市长的影响力。
理查森市长的权力根基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伊维森特区以及昆士县的南牙买加区，那里都是黑人聚居的飞地，其非裔美国文化传统一点不亚于举世闻名的曼哈顿哈莱姆区。这些社区里的敌对状态一般而言是非常温和的，但一涉及政治便立刻势不两立。理查森在其核心圈子里任用的都是自己的政治支持者，且基本上为非裔美国人，因此拉提根这个市政法律顾问便显得势单力薄。但他期盼着每个崭新的日子和每次新挑战，也喜欢与市长参谋班子其他成员的友善批评作一番辩解，特别是和一位副市长，后者喜欢嚷道：“今儿个咱们的白人存着啥有色彩的想法？”
格雷西大厦每天的例会准时于7点开始，并很快演变为畅所欲言的场合——辩论声一浪高过一浪，其间由理查森压阵，他是个工作狂，似乎有一种得日复一日重新证明自己的需要驱策着他。每天早晨的这种激辩对于肯尼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兴奋剂，那种愉悦填补了与他的旧爱——庭审战场——分开后留下的真空。
不过拉提根追随市长左右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90年11月，做了十余年昆士县地区检察官的肖恩·帕特里克突然辞职。在理查森市长的力荐下，纽约州长、民主党人戴维·劳雷尔任命肯尼·拉提根为昆士县临时地区检察官。该委任将一直延及1991年11月的大选。市长说服拉提根到选举办公室去一试身手。他承诺并带来了南牙买加区非裔美国人社群的支持，于是到了11月，肯尼·拉提根轻松获选，将完成帕特里克余下的任期。
“肯尼，我是罗斯。老板要找你。”罗斯·绍夫多年来一直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的秘书和知己。对于肯尼·拉提根而言，尽管他和库珀检察官是同事，但后者永远都是他的上司。
“肯尼，我有糟糕的消息。”库珀知道拉提根会很震惊，便字斟句酌地缓缓道出，“萨福克警方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有人在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发现两个西班牙裔青年被开枪打死了。”
“是的，老板，”拉提根打断道，“我知道这个案子。”
“嗯，有匿名电话向他们吐露，”库珀继续道，“如果搜查一下布鲁克林某工厂，他们就会找到斯科特·鲁本——前些日子失踪的一名警察——的尸体。打电话的人还补充说，谋杀这三人的凶手是一名纽约警察，如果能找到他的枪，就获得了所有需要的证据。”
“这个警察是谁，老板？”拉提根急切地问。
库珀回答：“打电话的人说是史蒂文·霍尔特警司。”
“啊，那是扯蛋，老板。”拉提根火了。
“等等，肯尼。验尸官检查了在仓库里发现的尸体的牙齿记录，并确认为斯科特·鲁本的尸体。现在的说法是鲁本在去年设法躲过了对腐败警察的清剿，而史蒂文为此非常气愤。”
“没错，可是就此下结论说是他杀了鲁本也太武断了吧。”
“可是肯尼，假如此人关于史蒂文的枪的透露属实呢？”
“我还是不相信，老板。嘿，对不起，我得打个电话。”拉提根随之断然结束了对话。
拉提根首先打给已经退休赋闲在纽约州北部的罗伯特·马尔维。
“罗伯特，”拉提根竭力使语调听来随意些，“我怎么能找到你外甥？”
“他仍在东纽约布鲁克林那边的第75辖区。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儿，”拉提根答道，“问个跟手头案子有关的问题。”
“这是第75辖区，我是警察行政助理斯隆，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吗？”
“我能找霍尔特警司说话吗？是私人电话。”
“我能告诉他是谁打来的电话吗？”这位警察行政助理回应道，这是为警局工作的文职人员。
“当然，我是昆士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不过这个电话是非官方的。”
片刻之后，警察行政助理又拿起了电话，“我很抱歉，检察官先生，霍尔特警司在开会，没法打断他。我会告诉他您打来了电话。”
3
布鲁克林东纽约，第75辖区，
1991年4月23日
会见史蒂文·霍尔特的托马斯·纽厄尔高级警监和雷吉·乔布洛维斯基警司均来自内务部。数月前霍尔特为到内务部来求职而接受过两人的面试。那是在1990年，一宗重要的警务腐败案告破后不久，霍尔特响应了警署专员肖恩·内文斯下发的命令，内文斯鼓励所有有职衔的警官申请去一个“全新”的内务部工作。
霍尔特的才智、热情和对腐败的理解给纽厄尔和乔布洛维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谈到了腐败的根源，以及他所认为可以推行的各种应对策略。不过出于两个原因他们并不打算推荐他调往改组后的反腐部门。首先是他的年龄。他毕竟是全局最年轻的警司。其次，他对某些问题的回答显示他还不够成熟。他们尤有顾虑的是他认为铲除警务腐败不单是警局应优先解决的问题，而且也体现出一种个人的激情。
乔布洛维斯基警司在报告中下了这样的结论：霍尔特调往内务部的申请需要压后一两年，以让他积累更多的巡逻经验并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取必要的成熟。“申请人天资聪颖，仕途无限光明，不过在他目前的职业阶段，他在警局内对腐败的论断遮蔽了他的客观性和判断力。”他写道。
可是今天，纽厄尔高级警监和乔布洛维斯基警司并非在第75辖区警监办公室讨论霍尔特的调动申请问题。史蒂文疑惑地看着屋里的其他人，特别是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官，从臂章上辨认他们应该来自萨福克县警局。
纽厄尔高级警监作了介绍。“霍尔特警司，这是菲尔·皮泰里副总警监、萨福克县警察局刑侦总长。刑侦警司布伦达·墨菲，负责萨福克县警局命案司，还有助理检察官华莱士·戈斯，萨福克县检察院命案部主任。”
这么多人挤在警监办公室，若非大家都神情肃穆，本该是很好笑的。
“这些人想问你几个问题，史蒂文。有困难吗？”纽厄尔继续说道。
“我觉得没什么，长官。”霍尔特回答。
皮泰里总长走向墨菲警司，说道：“布伦达，从你开始吧。”
“警司，你以前跟斯科特·鲁本警员有多熟？”
霍尔特立刻就起了好奇心，因为墨菲警司在提到鲁本时用的是过去时。
“谈不上熟。我们都在第75辖区工作，但他是在别的警司指导下做日常巡逻工作。”
“那指导他的是谁？”她问。
“有好几个。我记不得了。”
“你以前认识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兄弟吗？”——霍尔特想，她又在用过去时了——“就是曾在布鲁克林布什终点站的雷波电器公司工作过的？”
霍尔特向这三个穿文职服装、据称是萨福克县警官的人仔细打量了一番，又看了看那几个着制服的警察，他们也来自萨福克但并未被介绍到。接着他向纽厄尔高级警监问道：“这些人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墨菲警司没等纽厄尔反应就回答道，“他们都死了。鲁本也是。被谋杀了。”
霍尔特从椅子上蹦起来提高嗓门说：“我认为在我们继续谈话之前，我应该先和我的警司慈善协会的代表说一下。”警员的工会组织——对于史蒂文而言就是警司慈善协会——在此情形下是第一道防线。
纽厄尔高级警监站着，然后踱到霍尔特身边说：“霍尔特警司，那当然是你的权利，不过我必须正式问一下你，你是否愿意继续这场谈话。”
“不，长官，我不愿意，至少得等到我和我的工会代表谈过，并决定我是否该请一位律师之后。顺便问一句，我现在被拘押了吗？”
皮泰里总长拿出最友好的姿态，将胳膊搭在史蒂文肩上并温和地说：“当然没有，小伙子，而且如果你想等到咨询了律师或工会代表以后，那没问题，也应该如此。”
纽厄尔高级警监说：“霍尔特警司，根据预调查的结果，纽约市警署专员授权我将你至少停职30天，并且我命令你上缴所有你掌握的武器，还有警章。最后，我命令你明晨8时到警察广场一号的刑侦总长办公室报到。清楚了吗？”
霍尔特能感觉到怒火正在上蹿。他脸颊通红，深感沮丧和耻辱。
“是的，长官。”他终于蹦出了话。
可对于年轻的警官来说，这才是痛苦的开端，因为轮到助理检察官华莱士·戈斯发话了。戈斯为此清了清喉咙，笨拙地从外套内插袋里取出一张橘红色的纸，约有公函的四分之三大小。他将纸递给霍尔特，霍尔特看到戈斯的手颤抖起来才接了过去。
戈斯拉长了音调严肃地说：“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萨福克县大陪审团特此传唤你，就定名为‘纽约州人民诉讼约翰·杜’一案出庭。”“约翰·杜”或“理查德·罗”是大陪审团用来指认区分调查案件的，即在该案未有充分证据来确定或起诉特定个人时用。
霍尔特接过纸折好，并打算离开。不过到了门口他又停下脚步，对纽厄尔和乔布洛维斯基说：“今天你们俩的所作所为是不名誉的。”
纽厄尔企图插嘴，但霍尔特截住了他。“不，警监，请您宽宏大量点，听我说。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不会像您对我那样无礼。为了这座城市的人民，我早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我和这个局子所纵容滋生出来的、几十年来无人过问的腐败作斗争。而现在，在陌生人面前，您没有给予我通常的礼节或基本权利，那可是例行公事，连一个伤害甚至杀害警察的街头混混都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的。”
屋子变得出奇地静。刚才的一幕着实让皮泰里感到尴尬。连戈斯都显得颇不自在。
霍尔特结束时道：“你们今天的行动是个天大的错误。你们都应该为作为职业执法者而感到害臊。”
霍尔特突然间便出了门，不等他们表示任何怨言或看法。
第二天早晨霍尔特去警察广场一号报到。皮泰里高级警监正在那里等着，陪同他的还有两名萨福克县的警探和一名纽约警局内务部的警督。他们向霍尔特贴过来，皮泰里平静而坚决地说：“霍尔特警司，请转过身，手放在背后。”
史蒂文立即遵从了命令，让皮泰里从背后铐住了他，可当这位高级警监向他宣读《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一切”——霍尔特打断了他。
“不，你怎能把我当成一个犯人！”他叫道，“我是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名警司，我他妈的很清楚我的权利。你不能在其他警察面前这样侮辱我。”
皮泰里提高嗓门说：“小伙子，我没有选择。这是法律。”
然而更难以忍受的既非法律也非程序的要求，而是手背在后面铐着，被押解着穿过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的走廊，在众目睽睽之下进了电梯，接着进入车库，上了带门的厢式警车，去往萨福克县监狱。那是霍尔特不能忘记和释怀的，多年之后，他还清楚记得那天是1991年4月24日，他的生日。那年他27岁。
4
史蒂文·霍尔特，布鲁克林，
1964—1969年
史蒂文·霍尔特生于1964年4月24日。在天主教会受洗礼时名字中间添上了罗伯特，以向其母亲的兄弟罗伯特·马尔维表示敬意。罗伯特·马尔维时年21岁，刚刚加入纽约警局，被指派在位于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片区的第67辖区执勤。马尔维那年轻力壮的身子匀称地分布在6英尺的体格之中，并轻而易举地支撑着180磅重的结实肌肉。他面部轮廓分明，特别是那尖削的下颌、阔大的鼻子、黑亮的头发以及洞察一切的眼睛使他颇似印地安人而非北爱尔兰德里郡人的后代。
佩戴1050号警徽的罗伯特·马尔维警员对成为纽约警局的一员极为自豪，参加洗礼时他穿上了崭新的蓝色制服，尤其将那双黑皮鞋擦得锃亮。他特别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姐姐玛丽请他做史蒂文的教父。史蒂文的父亲哈罗德是酒鬼，永远醉醺醺的，什么活儿也不干。他在洗礼仪式上禁不住百般嘲弄这位认真的年轻警员。他大喊大叫，放肆地辱骂，以至于德耶神父将他逐出了洗礼仪式。这正中哈罗德下怀，他便扬长而去奔向最近的廉价酒吧。
随着史蒂文一天天长大，他越来越依恋舅舅。而罗伯特·马尔维的身份也日益超越了舅舅，特别是在1968年，当他将史蒂文的父亲赶出家门之后。
哈罗德是个典型的借酒发疯之徒，酗酒使他愈发显露出暴力倾向。他将乖戾之气撒向了史蒂文的母亲，开始时他用冷嘲热讽的话羞辱她，之后还时不时地扇她耳光。这种肢体暴力愈发升级，有一天大清早在他的毒打之下玛丽被送往医院，去缝合左眼上方的一个很深的口子。对于玛丽而言，这种折磨最糟糕的地方是他是当着只有4岁的儿子史蒂文的面对她施暴的。很快这个孱弱的小男孩晚上开始做噩梦，都是关于这些殴打的，玛丽决计非得离开不可了。就在她下定决心没多久，她兄弟罗伯特出乎意外地来看望她。他走到门口时，听见玛丽的尖叫声和外甥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马尔维撞开门闯进去，发现玛丽躺在厨房的地上，哈罗德正收腿准备踢向她的头部。马尔维抓住那醉汉提起的脚，将他扔向背后的炉灶。哈罗德脑袋撞在上面失去了知觉。史蒂文小小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觉得快要爆炸了。他躲在餐桌下目睹了这一切。哈罗德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门前的人行道上，他休想再回到这个家了。罗伯特已将他所有的衣物连同两只手提箱整齐地放在他身边。“要是胆敢再靠近我姐，我就掰断你的每根骨头。”马尔维边说边扯起哈罗德的头发，将他的脑袋往后拎，以让他直面马尔维，好叫他明白自己的威胁绝不是开玩笑。哈罗德再没能看见妻儿，尽管几年后当他因税务诈骗在联邦监狱里服刑时，还企图找到玛丽和史蒂文。
在史蒂文的心目中，罗伯特·马尔维舅舅不仅代行了父亲之职，他更是偶像和挚友。在1969年的暑期，马尔维教小史蒂文打棒球，带他看电影，去谢亚体育馆看大都会队的比赛。那年夏天是大都会队神奇的一季，他们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当姐姐数落他说一个快27岁的人该成家立业时，罗伯特则会说，除去他如此钟爱的职业和他在自己“最亲密的伙计”史蒂文身上花费的时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他设法当着孩子的面说了这番话，而那5岁的小家伙则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时隔不久，一场悲剧袭向纽约，并给罗伯特·马尔维造成了持续一生的影响，对小外甥史蒂文亦是如此。
5
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大街和U大街，
1969年8月23日，下午2：25
午后的布鲁克林正经受着每年8月的三伏天，到了这一时节，太阳仿佛站着不动了。湿度超过了90％，布鲁克林成了烤箱。
在弗莱特布什大街和U大街这两条主干道的交会处，汽车已热得快开了锅，这证明使用较新式的车用空调也无济于事。其后果是许多这类如同一堆废铁的汽车堵在了马路上。
没有人留意一辆破旧的深蓝色福特轿车停在了弗莱特布什大街的边上，离十字路口向西只有几步。这辆没有标记但明白无误的警察巡逻车由哈里·刘易斯警探驾驶，与他合作逾12年的戴维·科尔多警探坐在副驾驶座上。他们已略微超出了巡逻范围，好让刘易斯在他最喜欢的香烟店里买雪茄。在1969年，雪茄和宽檐卷边帽可是纽约警探的商标，而哈里·刘易斯的一言一行都是个不折不扣的纽约警探。他是个收拾得整洁又时髦的瘦小个子，穿了增高的皮鞋后差不多也有5英尺7英寸。他的眼睛透出的笑意比嘴角流露的还多，不过那与其说是风趣诙谐，不如说是玩世不恭，是多年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结果。他那高昂的前额使人很容易注意到他正在消退的发际线，不过他总能用那顶卷边帽加以掩饰，帽檐在脑袋左侧压得很低，颇为时髦自得。他觉得这使自己看起来很像汉弗莱·博加特。更有甚者，刘易斯警探还总打着花哨的条纹领带和特大号的粗呢夹克。这肥大的外衣是用来藏他那门加农炮的，他喜欢这么称呼自己那把硕大的柯尔特左轮。他简直就像刚从摄影棚里走出来似的。
当刘易斯踱向香烟店时，科尔多警探也下了巡逻车，以躲避车里的热气。科尔多原本是波多黎各人。他更爱用熨烫整洁的深色西装、蓝衬衫、样式保守的领带以及擦得极亮的皮鞋。他的模样更像是FBI探员而不是纽约警探，是他的搭档刘易斯的极端反面。他乐起来时满脸笑容，还露出雪白的牙齿，不过并不指向某一特定的事物。他高高的颧骨，雕琢完美的鼻子以及乌黑的波浪发，赋予了他黝黑而英俊的拉丁小生的相貌，那可是姑娘们心中的偶像，况且他还有结实、修长的身材。他完全可以装扮成一个刚刚退役的职业运动员，或是一名棒球手。科尔多靠在附近的一根电话线杆上，同时想着要是能有一杯麦克努尔提餐厅的冰镇啤酒该有多好，那是第67辖区的警员和警探最爱光顾的酒店。
迎面沿弗莱特布什大街款款走来的一个年轻高挑的女子吸引了科尔多的目光。她浅金色的披肩发在末梢自然卷起，黄色无袖衫几乎裹藏不住柔软的胸部；她的整个容貌引人心动。她甜甜地笑了，对他的注意表示认可。她放慢脚步，看来有心要停留片刻，哪怕只是一会儿。就在科尔多准备搭腔时，他听见香烟店里传来砰砰的手枪声。他立刻拔出那支.38口径的手枪并向店里冲去。他的肾上腺素开始上蹿，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不过训练有素的他对首要的战术问题飞快地进行了估测。
店门的入口靠近科尔多的一边有一把很大的绿色长椅子，上面放着各类日报。椅背有4英尺宽，近6英尺高，完全挡住了科尔多从此处观察店内的视线。科尔多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这一障碍。刘易斯警探的躯体横躺在门口，他仰卧着一动不动，手空空地张开抵着墙。科尔多警探看见在小店的深处，就在一张6英尺长的柜台后面，离出口15英尺的地方，有个年过中旬的男子，双臂举起，面露恐惧之色；他似乎在用眼神暗示旁边有人。
科尔多大叫道：“警察，不许动！”并猫身做好了射击姿势。两个模糊的身影突然分别从柜台两侧冒出来，以连续的枪击作为回答。砰，砰，砰，砰。科尔多胸口和腹部各中两弹。他在跌倒于人行道之前便已一命归西了。
一级警探哈里·刘易斯时年51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二级警探戴维·科尔多46岁，丧偶，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父亲。他们成为纽约市警察局1969年在执勤时遇害的第四名和第五名警察。
史蒂文·霍尔特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8月24日的早晨。母亲刚为史蒂文准备好早餐，这时传来两下熟悉的敲门声，接着房门开了。罗伯特看着玛丽和史蒂文，然后在门廊处突然停住。罗伯特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不见了。他的眼睛潮红，显然刚哭过。他的右手攥着一份《纽约每日新闻》。当他展开报纸时他们瞧见了可怕的标题——《两警探在布鲁克林被杀》。
第67辖区所有穿制服的警察都认得刘易斯和科尔多。马尔维尤其尊敬这两位了不起的警探。他的一个梦想便是能
佩戴上纽约警探的徽章。
6
布鲁克林圣婴教堂，
1969年8月27日
大概纽约市警察局最值得珍视的传统便是对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尊崇。其仪式被称为高级警监之葬礼，可能因为人们觉得此礼仪对享有该头衔的人是合适的，不过谁都不会觉得一个死在床上的高级警监能与一个在履行警务时遇害的低级别警察的死相提并论。这个传统要追溯到好几十年前，其盛大壮观的情景和华丽的排场不啻为一次庄严的教堂仪式。
随着葬礼弥撒的临近，教堂外面的街上开始挤满了人群，即将进行的悼念仪式使得肃穆的气氛愈渐浓厚。参加过这样一次葬礼的人将毕生难忘。
依照传统，在刘易斯和科尔多被杀害时，本辖区的指挥官拥有从其麾下挑选警员作为仪仗卫兵的特权。这班人马通常包括十名警察，两人一组，在由家属选定的哀悼时间内，轮流守立于灵柩两侧。灵堂在向公众开放期间仪仗兵始终在此守卫，直到遗体被安葬或火化。
第67辖区的指挥官肖恩·J.内文斯警监挑选了罗伯特·马尔维作为这支精干小队的第一位成员。他这么做的理由并非仅因为马尔维无可挑剔的仪表和出色的职业评估。马尔维得到的评价的确超乎寻常，而且以其相貌、体格，还有他对制服的爱护，他完全可以成为警察征募海报上的理想楷模。然而内文斯是因其性格而看中他的，并借此向第67辖区的其他警察传递如下信息，即在他们的指挥官的心目中，职业操守比盲目忠诚更为重要。
马尔维被指派作为刘易斯和科尔多警探共同葬礼的仪仗兵，这对于其外甥史蒂文的影响，在当时是无从预见的。而将要改变罗伯特·马尔维一生命运的境况，也从此刻有了开端。
高级警监葬礼弥撒在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片区的圣婴教堂举行。该教堂是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造于19世纪晚期，约有三分之一个街区宽，纵深则足有一个街区。大楼主要由形状大小不一的沙色石块砌成，其间又点缀了些深色，营造出独树一帜的风格。正大门位于东17街，有三道12英尺高、漆成深色的橡木拱门。这些通向教堂前厅拱门的下三分之二部分镶嵌着摩洛哥皮，那是本教区的一个极其富有的投资银行家专为教堂进口的。门的上部则由彩色玻璃构成，上面描绘了基督生活的各种场景。每扇门都配备了硕大的铜环，定期的擦拭使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1969年，圣婴教堂可是布鲁克林主教辖区的精华所在，囊括了金斯县和昆士县的所有罗马天主教区。圣婴教堂拥有像特朗普家族这样的信徒，后者在高层公寓楼林立的布鲁克林及邻近的昆士县建起了数千套平民能买得起的住宅。麦克埃里斯特家族也是本教区的杰出一员，他们拥有港口里数量首屈一指的拖轮。这两个家族在教堂事务的各个方面——尤其在捐资上——都表现得极为活跃。事业有成的律师、银行家和医生也都慷慨解囊，以维持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对于这些重要的世俗领袖而言，为其花费再多也不为过。当然，并非所有该教区的居民都是有钱人。他们大多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包括教师、小公司老板、消防队员和警察。
选择圣婴教堂来为两位警探举行共同葬礼，主要是因为哈里和莫尼卡·刘易斯以及他们的孩子为该教区居民，且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科尔多家并不信奉天主教，也不归属哪个教区。戴维·科尔多的妻子穆里尔在30岁时便死于癌症，给他留下了四个幼小的孩子。她的死使戴维气恼而悲苦。虽然刚开始时戴维还遵照穆里尔的遗愿，将孩子们作为天主教徒来抚养，但很快他和他们就与教堂中断了联系。所以当科尔多最大的孩子、23岁的比利——一位尚处于见习期的纽约市消防队员——被问及安排父亲葬礼的意愿时，他答道：父亲和“哈里伯伯”——他就是这么称呼刘易斯警探的——应该继续搭档，哪怕是在葬礼上。
葬礼日又是8月骄阳似火的一天。9点时温度计读数已接近80华氏度，湿度则为75％。清洁工沿着考特留路和贝弗利路之间的东17街忙碌着，扫净了柏油路面、路缘甚至两边的人行道。太阳迅速升起，很快便蒸发掉了那一点薄雾。汗水浸湿了清洁工的衬衫，但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觉而自豪做着的工作，就是要让城市的街道一尘不染，使这里能配得上迎候两位英雄的荣誉，后者的灵柩将很快运抵以举行他们的葬礼弥撒。
玛丽·霍尔特和儿子站在教堂露台上看着送葬的队伍。玛丽的脸上露出平常人的那种悲戚神色。她的头发呈灰色，并在迅速变白，左眼下部的皮肤上长出了永久性的色斑，那是她丈夫哈罗德最后一次殴打她留下的。在那次毒打中，她眼睛上下的骨头都碎了，并且被打成脑震荡。她兄弟罗伯特后来回忆道，在那次暴行之后她就变得郁郁寡欢。她总是挺直着身子，充满尊严地昂着头。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但今天她穿了一件很有品位的深蓝色亚麻套装，还略施淡妆，包括粉红的唇膏。透明长袜将双腿衬托得更加匀称，深蓝色高跟鞋使她显得比实际的5英尺5英寸的身材更加高挑些，而一顶形态优雅、带着深蓝色飘带的白色草帽最终使她的一身穿着看上去相当完美，帽子明显向左倾斜。她这么戴帽子是为了遮掩头发的大量脱落，那是医生为了消灭在她体内肆虐的癌细胞而采取损伤性化疗的结果。不过今天颇为难得的是，玛丽·霍尔特显得容光焕发。
小史蒂文披着一头长而杂乱的金发，脸上带着可爱又淘气的笑容。母亲将他装扮得十分漂亮：浆洗过的白色牛津布衬衫，蓝绿相间的条纹领带，海军蓝短裤配中统袜。他刚在早晨擦过的黑色路夫便鞋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11点差10分时，数千名穿制服的警员从纽约四面八方拥来，另外尚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波士顿、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这支庞大的特遣队形成了一堵蓝墙，站满了东17街两边，默默地表达着哀思。市长和州长都到了，随行的还有其他政治家和工会官员。所有当官的都在警察们的前面，后者则列队于教堂正对面。
距此三个街区处，大片的人群开始听见几支风笛清晰的乐声，没有确定的曲目，只听得风笛手吹出的哀伤的杂音。忽然间一切都奇怪地沉寂下来，这情形持续了整整10分钟。许多悼念者开始朝本来有声音的地方张望，而就在这时低沉的鼓声在远处骤然响起。随着击鼓声越来越清晰，从教堂已能望见由风笛手和鼓手组成的行列。很快，12名鼓手行进到离那些高级官员只有几步路的地方，强劲的鼓点和皮鞋后跟敲击柏油马路的踢踏声使在场的不少人都激灵一下变得更为肃穆。跟在鼓手后面的是50名静默的风笛手，每一位都以右手持风笛并使之与地面平行。
仪式到了这一步，意味着英烈们已依照传统由一队勇士踏着鼓点护送抵达了，他们来自纽约警局绿宝石协会鼓乐队，并都引以为荣。他们每一位均身着深蓝色夹克和色彩鲜亮的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右腰别着配了皮套的自动手枪。使他们看上去更英姿飒爽的是一条绿、白、橙（爱尔兰共和国的国旗色）相间的宽肩带，从左肩头经胸口斜挎至腰部。他们的黑皮鞋擦得锃亮，深蓝色中统袜配着鲜绿色的花饰。每一位的右腿外侧还挂着配有黑色把手、带鞘的长刀。风笛手庄重地行进着，始终以缓慢的步伐迈向圣婴教堂。全权指挥他们的领头人、鼓乐队长瑞恩·奥法雷尔身高6英尺4英寸，火红的头发夹着几缕白发。奥法雷尔红润的高颧骨凌于大而尖锐的鼻子之上，鼻尖通红。他宽阔而孔武有力的肩膀从束腰外衣上耸起，而外凸的腹部也毫不逊色，那是喝了多年啤酒的结果。他卖力地扯着吸烟者的那种沙哑嗓子，大声地发号施令。他一边昂首阔步一边将那根6英尺长的银色指挥棒缓慢地左右挥舞着，那帝王般的架势使得典仪的权威性到了登峰造极、不容任何挑战的境界。
骤然间鼓声变响了，同时人们也听见了激越的引擎吼声——40辆摩托车朝着教堂的方位缓缓驶来，两两一组，皆由年轻的警察驾驶。骑手身着深蓝色束腰外衣，其上缀着闪亮的铜扣——这便是俚语中说警察为“copper”或“cop”的由来——软警帽上镶有黑色皮革。每一位都自左向右斜挎一条黑色皮带，与同材质的腰带系在一起。皮带右边还配有黑色皮质枪套，内装.38口径警用左轮。骑警们还穿了深蓝色长裤，那看上去更像马裤。他们也脚蹬擦拭得锃亮的黑皮靴，长及膝下。跟在纽约骑警之后的有至少20名来自萨福克、拿骚等县区以及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数座城市警局的摩托车手。压阵的车辆包括20辆绿白相间的巡逻警车，分列于街道两边；最后是周边三个州派来的20辆警车。
终于轮到灵车开过来了。两辆车着意选择了东17街的路线，都是重量级的大块头，一辆墨黑色，一辆深灰色，在临近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第一辆装运了哈里·刘易斯警探的遗体，第二辆则是装运戴维·科尔多的。每辆车的前后都有仪仗警察护卫，他们昂首挺胸，迈着军人的准确步伐，以持重静默的仪态前行，唯一的声响便是鞋跟击打路面发出的富有节奏的声音。
史蒂文一眼便瞧见罗伯特舅舅护卫于刘易斯警探的灵车的右侧，他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小史蒂文·霍尔特日后将回忆起，罗伯特舅舅便是他当时最想当的人。仪仗兵开始小心翼翼地将两位警探的灵柩抬下来，也就在此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喝道：“全体，立正。”在场数千人无不响应。当灵柩抬下来并置于仪仗兵的肩上，一干家属列于一侧时，那指令声又道：“全体，敬礼。”顷刻间数千名穿制服的警察将手贴在了帽檐上，而文职人员则将右手放在胸口。
当遗体被抬往教堂入口时，一位风笛手独奏出《奇异的恩典》的曲调。乐声停止时那个洪亮的声音又道：“预备，二敬礼。”于是所有的悼念者均将右手放于身侧。死者家属以及教堂所能容纳的最大数量的警官，与那些政界要人一道鱼贯而入，坐在长凳上等待肃穆的复活弥撒。对于那些挤不进去的人，整个仪式，尤其是高级罗马天主教随警牧师蒙塞恩诺·帕特里克·凯耳琛感人至深的布道，由大功率喇叭播放到了室外，这些喇叭安放在教堂前面以及整个东17街的各个角落。
仪式结束时，教堂里的警察拥出来重新与同事们会合，形成了一堵悼念的蓝墙。很快市长、州长、其他政界人士和工会领袖都出来等候死者的家属以及之后抬出来的烈士灵柩。当家属走出教堂时，他们站在了边上。在灵柩离开教堂时，盖着他们的美国国旗由两位警督仔细折叠好，并在专注的敬礼之下交给莫尼卡·刘易斯和比利·科尔多。
交送国旗一结束，东方的天边出现了纽约警局的直升机编队，以“寻人队形”飞过下面的葬礼场面。飞机低空掠过时，风笛手吹响了丧葬号音，之后是《美国》。葬礼的最后一幕是由风笛手和鼓乐队引领队列从教堂出发，走过数个街区。他们演奏的曲调是《回家》。伤感的风笛先吹起高亢凄切的音调，转而又变低沉，悲哀地奏出“回家，回家”的旋律，伴随着的是低沉而持重的鼓点。罗伯特·马尔维经过时，史蒂文正和母亲站在教堂露台上，羡慕与自豪袭遍了这小小少年的全身，他做了个漂亮的敬礼，同时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另一个出席葬礼的人也注意到了马尔维警员。此人便是日后将对罗伯特·马尔维的职业生涯乃至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警监。
7
拉里·格林，
1991年4月25日
“肯尼，”罗伯特·马尔维的声音颤抖着，“他们要让我外甥坐牢了。我们需要帮忙。”
马尔维向昆士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解释道，史蒂文·霍尔特已因涉嫌三重谋杀而被捕，目前被拘押在萨福克县监狱且不能保释。当然，一个纽约警司因三重谋杀被捕的新闻在整个早间都是广播和电视的头条新闻，因此马尔维的电话并未让拉提根感到意外。他的新发现只是史蒂文曾受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命案部主任的传唤，并被允许有“机会”自行前往该县负责调查斯科特·鲁本、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遇害一案的大陪审团处报到。
“冷静点，罗伯特，”拉提根答道，“我认识萨福克县的检察官，那可是本州最公正的公诉人了。”
马尔维停顿片刻，抑制住抽泣，又道：“可是肯尼，假如有证据表明史蒂文与这些有牵连呢？我是说，他们拿走了他的枪。”此时他哭得不能自已了。“这是我姐姐唯一的孩子。求你了，你得帮帮忙。”
“拉里，拜托件事，帮我看看这个案子，好吗？”拉提根尽自己所知详细讲了一遍，但仍说得言简意赅，末了又说：“这对我很重要。”
回答他请求的先是一声咕哝，然后是格林标志性的牢骚：“嘿，肯尼，你他妈的是干诉讼的，可你说起话来像个该死的社会工作者。”
劳伦斯·路易斯·格林年届58岁，仍处于事业的巅峰。他几乎已完全谢顶，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剪得只有板寸长短。他外形魁梧，维系着这一体格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以及上好的法国佳酿。他面色永远是那么阴鸷，这与他刻薄爱争论的风格一样，一半是在做戏，一半是受着痛风的困扰，那都是从他对葡萄酒的嗜好引起的。他的医生壮着胆子建议他改变饮食习惯，并问他是否喝的不少，他答道：“相对于谁呢，W.C.菲尔兹？”
在巴迪·库珀任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的时期，当他处理得面临各种利害冲突而需任命特别检察官时，拉里·格林总是他的首选。比方说，假如库珀的一个助手是犯罪受害者，那么仍由他来做首席检察官就不合适了。于是那么多年以来，司空见惯的情形是听见库珀检察官急躁地向他的秘书罗斯·绍夫吼道：“给我接格林。”
拉里·格林是法庭上的天才，也是布鲁克林的传奇人物。虽然富于攻击性已成为他独特的招牌，但真正使他的庭审技巧日臻完美的是他对证据的审慎准备和对法律的精通。除非他对每一步都加以监督，否则不允许任何人进行任何调查工作。曾有位检察官很遗憾地低估了格林的能力，认为他只会唱独角戏而对其不屑一顾，不过她很快就改变了看法。他在一个案子中最终使被告判为无罪，在她眼里这简直是一场漂亮的灌篮表演，她说：“他哪里是在唱独角戏，简直就像该死的纽约爱乐乐团。他对我一连提出了37项申请。我不得不从我的上诉办公室调来三个人全力以赴才跟他打成平手。”
在之后的几天里，格林会见了霍尔特警司和伯纳德·普莱斯勒高级警监——那是史蒂文多年来的良师益友，还见了不少霍尔特的朋友、联系人，以全面了解这是怎样一个年轻人，并判断他身上是否有什么因素会促使他痛下杀手。他也约见了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吉姆·克罗利和克罗利的命案部主任沃利·戈斯。
格林认识克罗利有些年了，他们在纽约州地区检察官协会会议以及国家地区检察官在全国各地主办的执法会议上多次合作并发表过演说。克罗利在被选为萨福克县检察官之前曾是长岛最负盛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而格林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手下的超级替补特别检察官，所以两人常常轮流担当公诉人和辩护律师的角色。他们的庭辩风格迥异：一边是如疾风暴雨般、总想要主宰法庭的爱尔兰人克罗利，一边是其喜怒无常的对手、纯粹的布鲁克林犹太人格林，后者的巧舌如簧在大多数人听来简直就像臭名昭著的“杀人团”匪首梅耶·兰斯基在说话。由此在这两人之间营造的剑拔弩张的气氛，总是能使得演讲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格林和克罗利都爱喝上一两杯乃至更多，因而那种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使两人关系良好。
于是格林与克罗利在会晤中言谈甚欢，他们先谈了约半个小时的战争故事，谁是战斗英雄那得看谁讲故事。克罗利身材高大，爱结交朋友，他坐在自己那张长长的桃花心木办公桌旁，穿着件硕大的爱尔兰针织毛线衫。他夹杂着几缕黑色的灰发更像马的鬃毛，从耳边长长地披下来，遮住了大部分颈子。他浓密的黑眉毛下面是深邃的黑眼睛，闪动的目光与那动人的微笑相得益彰。
当友好的玩笑话说过，话题转向对史蒂文·霍尔特的诉讼时，气氛就有些变了，格林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格林在向肯尼·拉提根汇报自己的收获之前的最后一次会晤是与罗伯特·马尔维和他的妻子莎侬，后者是退役的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
格林对马尔维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方式。“这么说你在职业生涯里有过麻烦，直到警察广场一号救了你一条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莎侬想说些什么来试图维护丈夫，可格林提高了嗓门继续追问：“你的外甥知道多少，什么时候发现的？”接着格林面向莎侬咆哮道：“听着，夫人，我不跟你绕弯子。我不喜欢联邦调查局的探子，你退役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样，因为你改不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架势。”
现在轮到莎侬吼起来。“你真该死，你怎敢把我归为你脑子里的那个FBI类别，怎么敢这么对待我丈夫！罗伯特·马尔维过去曾是、现在也是个好汉，他被纽约警局搞了。当时的情形简直要了我们两人的命，而你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别他妈这么冷冰冰的。”
马尔维站在那里，以一种缓慢而坚定、显然带着威胁的语气说：“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我，但离我妻子远点，你听到了吗？”
格林答道：“我听到了，对不起，马尔维夫人，我不会再越雷池半步。”格林语气平静，并且字斟句酌。那是他通常不愿示人的柔和一面。他为这样对待他们而感到内疚，但他也只是这么平淡地道了歉，因为他得非常明确地让他们知道面对着的是什么。
不论这一过程对于他们夫妇而言有多么难熬，罗伯特还是对格林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他如何误入歧途，肯尼·拉提根和伯尼·普莱斯勒高级警监如何解救了他，而警署专员维吉尔·桑普森又是如何允许他继续做一名警员的。他还告诉忙着在一本黄色便笺上记了大量笔记的律师，他对史蒂文一直守口如瓶，只是说遭遇了些麻烦，并被派往内务部工作了。
格林随即抬头说：“你是在1990年的某个时候跟他说的，对吗？”
马尔维困惑地说：“我没有把刚才告诉你的说给史蒂文听，这有什么问题吗？”
莎侬问：“是不是有人在暗示存在着某种动机？”格林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本以为你只是个FBI探员，马尔维夫人。你说起话来更像重案组的警探。”
“叫我莎侬，格林先生，我以前当的可是街头探员。”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特别探员中有的是分派去大街小巷，深入实地调查的，有别于那些只会舞文弄墨制造冤假错案的，前者便称为街头探员，其工作的精干毫不逊色于纽约警探，对此拉里·格林也心知肚明。
格林没有直接回答，而只是说：“可以这么讲，你们二位大概都明白，州法院里的检察官无须证明存在动机，但要是有的话那肯定是有帮助的。”
鉴于他们在执法系统中的背景，他向马尔维多说了些他平常所不愿透露的情况。“当斯科特·鲁本警员及其搭档加布·培罗恩警员收了不义之财却还被允许留做警察时，你外甥大为光火。你俩都清楚他是个安静而拘谨的人，可他为此再三地表示了愤怒和失望，而且逢人便说让他们逍遥法外继续工作是错误的。他也很为你受到的对待感到恼火，因为你调派的部门是大多数警察所看不起的。”
“你是否在暗示，”莎侬问，“史蒂文感到罗伯特的调动是无理之举，再加上局里对警务腐败松懈处理，使得他杀死了那三个人？”
格林停顿了片刻，以让自己所说的话得到充分理解，然后又道：“莎侬，他从小到大都崇拜着罗伯特。”
莎侬走到格林坐的地方，非常柔声地问：“你认为那孩子会出于对舅舅的爱……而杀了那三人吗？”
格林抬起头，在他开口时莎侬感觉得到他的一丝怒气。“一个律师的噩梦便是被迫为无辜者辩护，可眼下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清白的。”
“肯尼，”格林说，“我们去喝啤酒。”
第一杯下肚后格林直盯着拉提根说：“唯一真正的希望就在那个混蛋沃利·戈斯身上了。克罗利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人来办案子，我真不明白。就好像他已打算认输放弃了。可这不是克罗利的风格。”
“唔，戈斯是命案部的主管。”拉提根答道。
“这不错，他照理是个注重调查的好律师，可我还想不出有谁知道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出庭的。还有，我们上次和克罗利会晤时，戈斯显然对庭审策略一点儿都不懂，只是不断地说他的案子十拿九稳，好像这就能唬住我。”
拉提根道：“怎么说呢，也许克罗利认为这案子非常清楚，不需要动用重量级的庭审律师，他还拿这个来作为对戈斯的褒奖。”
8
萨福克县监狱，
1991年5月28日
史蒂文·霍尔特是被单独关押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警察；其二，对他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酷，一旦定罪则有三个连续的刑期，可以从25年直至无期，因而必须密切关注他有无自杀的可能。监警分三班日夜不停地看守着他，每班有两名副典狱官负责。他被拘禁在一间还算宽敞的卧室里，配有双人床、写字桌、小椅子以及台灯。夜间台灯得开着。屋门由防弹玻璃制成，能让副典狱官随时观察到史蒂文。他可以看任何一种挑选的报纸，也被允许阅读任何一册监狱图书馆里的书。他一天三餐，当需要解手时，便被送到同一层楼他专用的安全卫生间。
“嘿，警官，”一个副典狱官在敲过半透明的牢门后嚷道，“有访客了。”站在门口的是约瑟夫·克兰德警司。尽管来者穿着便装——蓝色防风衣、咔叽布裤，史蒂文仍然认出了敦实而强壮、服役于东纽约第75辖区的克兰德，而史蒂文自警校毕业后也一直在那里工作。克兰德有时也担当出勤警司之职，即在每个出勤班次伊始负责点名。史蒂文在供职第75辖区的短短几年间与克兰德鲜有接触，因而他对后者的来访很是奇怪。
克兰德先开了口。“我只是想让你明白，小伙子，整个警司慈善社协会都是你坚实的后盾。昨晚我们一起喝啤酒来着。”克兰德看看史蒂文有何反应，什么也没有。他继续道：“我告诉他们，我在第75辖区知道有你这么个人，没有直接认识，也谈不上关系密切，但我清楚你是个很棒的警察，是个正派的人，绝不会干出他们所讲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弹道学实验认定你的枪所用的子弹与从三个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弹是吻合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史蒂文终于说话了。“警司，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自己没杀人。”
克兰德立刻追问道：“但他们说你认识斯科特·鲁本，你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腐败分子——”
史蒂文提高嗓门打断了他。“听着，警司，我的律师说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这桩案子，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吧。鲁本是个无赖，比无赖还坏，可我不想和你或是其他什么人谈这个。但事实就是我与他遇害毫不相干。清楚了吗？”
“当然，小伙子，别生我的气。我是来帮你的。”
“我想你还是走吧，”史蒂文坚决地说。克兰德转身准备离开时又停住，用强有力的双手抓住史蒂文的肩膀，说：“会员们正在为你募捐请律师。拉里·格林是好手，当然也不便宜，所以我们要弄到这笔钱，那样你就不会走投无路了。”
此时史蒂文笑了笑。“谢谢。”他说。克兰德离去时他挥了挥手。
史蒂文重新坐下时他想到了克诺里总警监，假如罗伯特舅舅和克诺里从未谋面，那情形会是多么的不同。他开始反思自己所走上的这条讽刺意味十足的平行路线，他正一头栽向深渊，正如舅舅当年所受的煎熬。哦，当然，他们走向厄运的道路还是很不一样的。罗伯特毕竟为了职位几乎就屈从于压力了，而另一方面，史蒂文则完全是阴谋诡计的牺牲品。然而史蒂文也能看出，在罗伯特·马尔维对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的英雄崇拜和他自己对舅舅——他生命中的守护天使——的崇拜之间，存在着某种阴暗的关联。正因为他史蒂文才做了警察。而正因为做了警察史蒂文此时才会枯坐于萨福克县这间临时监狱里，为三宗他并没有犯的谋杀罪而面临着终身监禁。
9
克诺里警监与圣诞礼单，
1969年9月
37岁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或许算得上纽约警局里五六个年轻有为、人称工作狂的行政干部中的一个。所谓“工作狂”指的是极少数警官，特别是领导层里的，带着强烈的忠诚感全身心地投在警察工作上。
克诺里出生后在罗马天主教堂洗礼时，被以詹姆斯·克诺里和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的名字命名，这两位都是爱尔兰革命烈士。
1969年，詹姆斯·克诺里已跻身纽约警局几位仕途光明的年轻警司之列。实际上，一些总警监认为克诺里已具备当警署专员的潜质。他的相貌粗犷而英俊，脸部宽阔，额头高耸；宽大而结实的下颌和大鼻子被浅棕色的波浪发和淡蓝色的眼睛调和得恰到好处；185磅和差不多6英尺的身高使他看上去体格非常强健。他的脸上有一道5英寸长的栗色伤疤，呈锯齿状，从左眼下部一直延伸到嘴唇之上，否则这将是一张挺漂亮的脸庞。那是有一回他在准备逮捕一个向其同事挥刀的武疯子时被砍伤的。
克诺里以闪电般的速度通过了一系列升职考试，先是警司，接着是警督，最后是警监，这是面向文职考试的最高警衔。所有更高级别的衔位都单独由警署专员依据警察升职考评委员会的推荐来委任。副高级警监、高级警监、副总警监以及助理总警监等衔位的任命具有十足的政治意味，以至于一个高级警监不无怨恨地说道，想得到提升的话你就得拍马屁，然后再做个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这位每每失意的警监还添了一句：“还不能捣蛋，永远别想！”
然而所有这些似乎对于强势的詹姆斯·克诺里来说并不适用。他在与上司进行政策商讨时总是颇有主见，但一旦上司做出决定他从不违忤。他以娴熟的技巧和充沛的精力去执行每一项指令。比如，在他被派往负责位于布鲁克林康尼岛的第60辖区时，该地的毒品交易活动极为猖獗。克诺里带着搜查证和执法队一遍遍地清洗那些窝点，直到所有的毒品贩子都落荒而逃。在一次搜捕行动中，一个毒贩子用霰弹猎枪将克诺里的右肩打掉了一块，但他还是予以了还击，而此后第60辖区的警察的缉毒任务便容易多了。
克诺里很快便赢得了警察的警察的美誉。当时任何一个熟悉警局政治心态的人都明白，这可并不是擢升之路上值得赞许的名号。不过詹姆斯·克诺里就不一样了。上司们很喜欢他，而他在政策问题上与上司意见相左时，他也总是遵令而行。每当有想法被驳回时，克诺里总是答道：“是的，长官。”之后他便会将指令实施得滴水不漏。上司们在年轻的克诺里警监身上看到的是一位强力的政策执行者和未来的领袖。
1969年劳工节刚过，罗伯特·马尔维便被召到了克诺里警监的办公室，那里本是1964年在昆士县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场所。纽约警局的特别行动队，或称“别动队”，能够在任何突发事件时开展行动。纽约市，尤其是曼哈顿，总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各种大型室内外活动。别动队通常根据集会人群的数量来安排数百名徒步巡逻的警官，并有数十名轻摩警和骑警作为增援。这种对民众集会的控制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应对那种有可能会升级为暴乱的自发性示威活动时，别动队的工作便特别卓有成效。在这个部门，克诺里拥有优先指挥权，能够代行任何警察部门的权力。例如，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在举办音乐会，歌迷们激动得开始动手动脚了，此时当地辖区的总长便可以通知别动队，克诺里便发出指示，令在展望公园附近预先确定的一块区域内的所有警察指挥单位出动并担当起职责，实施对人群的监控。该程序的所有细节都是全纽约警务单位经常要演习的预案的一部分。克诺里被挑选做别动队的指挥官，这清楚地表明其事业发展是多么一帆风顺。
马尔维敲了敲警监的门，并获准走进去。“坐下，小伙子，放松点儿。”
马尔维没法放松，而是直直地坐着。
克诺里装作没注意。“你喜欢这份工作吗，小伙子？”
“是的，长官。”马尔维答道，同时企图躲避克诺里搜寻的目光，这目光从他那硕大而造型完美的鼻子两边射过来，与柔软圆润的脸颊形成了对照，不过他的脸还是因左边那条大伤疤而受到了损害。克诺里皮肤的深棕色是由每日在家附近的海滩跑步所致，那片海滩在昆士县的布里兹波音特，一座依于大西洋和牙买加湾之间的半岛。克诺里不怒自威的形象和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这个年轻警官感到畏惧。
“你被派到第67辖区有多久了，警官？”
“自从我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在那儿，长官。”
“你知道为什么挑你做刘易斯和科尔多警探葬礼的仪仗兵吗？”
马尔维的脸有些发红，他轻声说：“不知道，长官。”
“因为你的警监可不想让什么混球来守卫两位英雄！”克诺里答道。尽管他很少用这种语言，但似乎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合适的。
“好了，跟我说说圣诞礼单的事。”他要求道。
马尔维的面孔此时变得通红，他一时无以应答。
克诺里霍地站起并继续说道：“听仔细了，马尔维，这间办公室地上画了一道线，你最好看清楚点。你可以跨过那条线和我站一块儿，或者留在那里，解下你的警徽，吐口唾沫在上面，向施奈德大街上的那些下三烂投怀送抱。”
克诺里警监在盛怒之下发出的最后通牒让马尔维完全失去了勇气，以至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克诺里又咆哮道：“告诉我这鸟圣诞礼单，不然就操他妈的给我滚。”
马尔维忽然清醒过来并站起身。当他想从克诺里身边退开一步时绊了一下，几乎跌坐进邻近的一把椅子里。他用手捂住脸，对那些后果的愤怒、愧疚和恐惧几乎压垮了他，使他因担忧和犹疑而呆在了那里。克诺里将手放在他肩上以示安慰，并等待着。过了片刻，马尔维开始讲起了上一个圣诞节的事。
在纽约警局以文职人员替换警员来从事文秘工作之前，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穿制服的警察来做的。这既效率低又花费高，且使得警员们不能全力以赴与犯罪作斗争。这些职责中的一项便是对警察局的管理。每个辖区都有一个被称作“124号”的警官，该名出自《巡警手册》（这可是纽约警局对一切行为规范都详细交待的“圣经”）第124节。如其名所示，124号负责该辖区的文件管理，登记关于分配到警局工作的警员的所有信息，其中的基本职责便是记录每位警员休息日、病假及休假的时间。该信息对于辖区指挥官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他得知道哪些警力可以动用，以做出合适的调度。
124号的分量从来就没有被轻视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实际控制负责点名的执勤官，派来工作的警员就算不畏惧他也相当尊敬他，他们或许哪天就需要他关照的。
在60年代中期，一位警员若是想请一天假，他会给干124号的一点点小意思，通常为一张10美元钞票。他还会指定哪一个警员去向当地商家收取圣诞礼单，后者则每年按要求向在其店面地区巡逻的警官捐献若干费用。每年只交很少的一笔钱，但从没有哪个商家拒绝交付。
在一些辖区，124号还同时是指挥官收受贿赂的中间人，他定期向较有实力的店家收钱，而后者则以此换取各种好处。124号将大部分贿金交给上司，并获得10％的提成。当然黑吃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很多这样的中间人在上交之前便截留了一些。在60年代，这些干124号的，尤其是为主子受贿做中间人的，变得炙手可热，他们对警员们小费的求取变成了索取；他们得到的好处可以高达100美元，其金额取决于好处的大小。很有代表性的做法是一个交过钱的警员会从违章司机那里把自己的损失弥补过来，他只警告一下后者而并不开出罚单，同时搜刮走10美元、20美元的零钱。
到了1968年，这类警务腐败在纽约市已相当普遍。诚实的警察对此也只好视而不见。一位反腐警察总长将堕落的警察描述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类型：吃草的和吃肉的。吃草的只在恰好碰到机会时才拿钱——比如说从被截住司机那里，后者会一边赔着笑脸一边递上行驶证和驾照，里面夹着一张20美元的钞票。
而吃肉的则每次出勤都必定得找出一个犯事儿的，每次都选定一个猎捕目标。他会走进一家受州酒精饮料管理局管辖的店里，到洗手间把肥皂偷走，那是州酒精饮料管理局和市卫生局要求提供给顾客的。然后该警官便大模大样地走到吧台前说：“嘿，伙计，你这搞的是什么猪窝呀？你知道州酒精饮料管理局对肥皂的规定的！”在1968年，大多数熟悉行规的店员都会一声不吭地转向收银台，按下“非卖”键，抽出一张10美元或20美元的钞票，恭敬地递过去，而那位公共卫生守护者立即离开，走向下一个目标。随着液体肥皂设备的引进，这一行为暂告结束，而等他们又想出将液体肥皂从容器里抽走的办法后便又故态复萌了。
60年代后期，担当124号的人具备很强的组织性，他们似乎有自己的联盟——堕落警察组成的团伙，辖区指挥官可以从中挑选替换人员。许多拿回扣的辖区指挥官在需要的时候会相互交换手下的这些人，但并不向被重新指派的人做很多说明或交代。这导致警务文职人员工作的粗率，他们没法不知道辖区内哪些警官是可以信赖的。
于是哈特维尔警官，布鲁克林东纽约第75辖区的124号，在1968年圣诞节期间被临时调到弗莱特布什的第67辖区时，惹出了极大的麻烦，并因疏忽大意引发了严重的混乱。
梅耶·哈特维尔的样子不像人们想象中的警察形象。他又矮又胖，几乎完全谢顶，他让脑袋左边的黑头发长得尽量长，再将其梳过头顶以遮盖秃掉的部分，于是无意间打扮出了十分滑稽可笑的样子。梅耶的前额永远都是汗津津的。他的面部与众不同，但绝不是魅力所然，而是一副夸张、浓密的八字胡，黑中带灰，还夹杂着前一顿饭留下的模样古怪的碎屑。其表面凸显的蓝色和红色的静脉将细长的鼻子弄得一片斑驳，而且使得那对小而深陷的黑眼珠也黯淡无光。几丛鼻毛杂乱无章地从鼻孔里探出来。哈特维尔警官似乎每天都是从衣柜最底下翻出他的制服的。他的警用衬衫总是皱巴巴的，最下面两颗扣子不知去向，松垮地搭在皮带上，而皮带则被腆起的肚腩顶着。他的黑皮鞋被伤痕弄得几乎成了灰色。可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他是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从警校毕业的，而且也因为他的成绩，他在布朗克斯的一个辖区的第一个指挥官便挑他干124号。很快就明确的一点是哈特维尔及其指挥官可说是绝配，都是腐败分子。也是在这第一个职位上梅耶·哈特维尔磨炼了做124号的技巧，为每个愿意出价的警员办成他们要求办的事。那种经验，更加上他挣得的名声，使他落脚在了第75辖区，那可是124号捞外快的宝地。
梅耶·哈特维尔警官在第75辖区胆大妄为地吃肉的名声很快为他赢得了“采购员梅耶”的绰号。梅耶有一张价格单，开列了第75辖区警员所有想得到的好处费用，30美元买一天计划外的休假，70美元则能换得午夜到早8点执勤警车里的一个好座位。该时段的巡逻因油水多声名狼藉，因为几乎没有警司在场监督。干警察的都知道这趟巡逻被称作夜盗班，其时两个贪警察可以敛上多达300美元，只消光顾一下过了凌晨4点仍未停止售酒的餐饮店，或是迫使酒后驾车的司机交20、50乃至100美元，以免遭逮捕。
位于第75辖区的东纽约皮特金大街上那些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商人，在看到哈特维尔警官走过来时便会嚷道：“啊唷，‘采购员梅耶’来了！”
有一回，犹太肉商曼迪克对哈特维尔说：“梅耶，你干吗不去打扰那些非犹太人？我已经没钱给你了。”
哈特维尔笑着答道：“那你吃不了兜着走吧！”纽约州政府有个制定法规监管犹太肉商加工、销售肉类的部门，哈特维尔有个朋友在那里。他这个做巡视员的朋友定期光顾曼迪克的市场，转一圈并在临走时称：“梅耶说你经营的店不错。你知道，他是对了！”每隔约六个星期，梅耶就会从曼迪克那里收到75至100美元不等的钱，后者可以得到表示认可的盖章，梅耶则和犹太肉商巡视员平分那笔钱。
就在1968年圣诞节前，当梅耶得知第67辖区的124号要暂且离开一段时间时，他请在警局总部当警监的叔父安排一次调动。
于是在12月第三周的开头，梅耶·哈特维尔调到第67辖区，暂时作为124号上起了从早8点到晚4点的班。
就在梅耶漫不经心地翻看桌上的文件时，他发现了一只公函大小的警局用信封，上面只写着“哈特维尔”。梅耶飞快地打开，看见前任124号留下的一张便条，上面列出了该辖区每个巡逻片区商家的名称和地址。
梅耶对所列的每个片区的商家数字暗暗称奇。他的目光也随着每家店后面括弧里的数字欢跳着。数字从50美元到250美元不等。其中最大的那笔250美元的出自弗莱特布什大街和施奈德大街拐角处的布鲁姆斯太因百货店，离警局只隔半个街区。数百家店铺鳞次栉比地顺着弗莱特布什大街延伸了数英里，那可是能榨出不少钱财的。每份清单首先列的是当天从早8点到晚4点值勤的警员名字——查理片区除外，那里没有指派巡逻警察。
附在清单上的一张便条简单明了地写着：“梅耶，谢谢你给我代班，不过可别成了偷儿，伙计！”
正当梅耶乐滋滋地查看圣诞礼单，期望能让他大捞一笔时，该辖区早晨的例行工作开始了。负责考勤的警司点起了名。罗伯特·马尔维警官在每次巡逻前都会显得很兴奋。对于这个年轻而敬业的警官来说，这便是又一次历险的开端，根本无法预知其结果。另外，点名还总能使他想起伯纳德·普莱斯勒警监，那个警校里的硬汉也是他的老师，其孔武的气度和作风让马尔维钦慕。
普莱斯勒曾以立正姿势，将5英尺10英寸的匀称而紧凑的体格挺得笔直，并说了下面这番令马尔维终身难忘的话：“使我们不同于那些我们发誓要保护的人的，是不确定性。我们永远没法知道在巡逻结束时我们是否会受伤甚至被害。”对此罗伯特很是震惊，但他似乎总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能记起这话。他开始将其视为自己的安全网。
考勤警司点名结束时以相当平常的口吻说：“到弗莱特布什大街巡逻的警员，去找一下124号。”于是所有去那里巡逻的警察走到哈特维尔的办公桌前领走了他打印的圣诞礼单——到查理片区的除外。
“谁是去查理的？”哈特维尔叫道。
“对不起，”罗伯特·马尔维警员紧张地答道，“是我。早上刚派的我。”
“好的，小伙子。”哈特维尔说着将礼单递给马尔维。他轻笑一声又道：“可别落下什么。”
马尔维好奇地接过单子。他边走边瞧，越发感到困惑不解。“布洛克曼食品店，弗莱特大街740号（50）；米其布芮南酒吧及烤肉店，弗莱特大街736号（100）；希德文具店，弗莱特布什大街850号（50）……”
正当马尔维走到前门口时，考勤警司赶上来从马尔维手中一把夺走了那张纸并嚷道：“那不是给你的，小伙子。搞错了。”“可那是什么？”年轻的警员结结巴巴地问。“没什么，”警司厉声说，“现在巡逻去，那是你该做的！”
马尔维仍然迷惑不解，他踌躇着下了警局的水泥台阶，向弗莱特布什大街走去。
他没有听见考勤警司将“采购员梅耶”掼到更衣室的墙上，并向他吼道：“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昏了头了？谁他妈的让你把单子给那个该死的童子军了？”
当罗伯特在查理片区来回巡查时，脑子也在飞速地思索着。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他回忆着刚才看见的打印纸，辨认着上面沿巡逻路线的店家，以及括弧里的数字，又想到了警司的古怪行为，所有这些都透着蹊跷。他单凭直觉得出结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请让我和警监通话。我是马尔维警员。”此时是下午1点15分，马尔维的午餐时间，但他什么也没吃。
“长官，我是马尔维，马尔维警员。”当警监拿起电话时他急急地说。
“我知道，你给我打过电话，”内文斯警监答道，他口气生硬，可那就是他的风格，“你想怎样？”
“长官，我得在执勤后见您。”
10
拿骚县卢考特角，
1992年夏末
对于纽约的警察和消防队员，尤其是其中退役的，“卢考特角”便是香格里拉。那些喜欢在带走廊的平房里享受夏日宁静的人，以及那些夏天一结束便到南方的佛罗里达居住的人，来到这里的确会感到宾至如归。至于后者，他们在南方一直要呆到阵亡将士纪念日，然后才回到他们亲切地称为“海边的拿骚”的卢考特角。不过一些在淡季仍留下的常住户懂得，卢考特角是一方宁静得难以置信的绿洲。
他们其中一位便是已退休的纽约市第一副警察总长布伦丹·莫尔。当邻居们大多南下过冬时，莫尔总长和相守40载的妻子佩吉则在海边享受着秋日。
“布伦丹，”毫无疑问这声音是罗伯特·马尔维的，尽管他们上一回谈话已在多年以前了，“我保证最多占用你一小时。”
“没问题，”布伦丹答道，“过来吧。”
“谢谢，可以带莎侬来吗？”
“当然了。佩吉和我会很乐意见到你俩。干吗不趁下午来，一块儿吃顿晚饭，住一夜再走？我们房间多的是。”
11
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1月
在被萨福克大陪审团调查、指控涉嫌三宗二级谋杀期间，史蒂文的健康每况愈下，曾经瘦长结实的身子掉了不少肉。鉴于他仍是警察，且拥有警司职衔，他并未被要求像其他在押人员那样穿上监狱的号服。平日里他喜爱的有领运动衫现在无力地搭在身上，咔叽裤在腰间变得松松垮垮，他好不容易找了根皮带才系住。史蒂文黑棕色的双目陷在眼眶里，而瘦削的脸颊使其看上去更加深邃。他浅棕色的波浪发显出了几丝斑白，而发际线也在悄然后退。一直监视着他的副典狱官开始惶恐不安，因为他会在书桌前面无表情直愣愣地坐上好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试图和他攀谈，史蒂文则很有礼貌地听着，但他们知道他根本没听进什么。他唯一显露出些许生气的时候是在每日他的未婚妻李·莫兰来看他时。
李大约二十五六岁，也是拥有警司职衔的纽约警官。从一开始她便分担着史蒂文这场噩梦的痛苦。她有一头长而柔软、金中带红的秀发，常常束成马尾辫。她那绿宝石般的眸子嵌在鹅蛋脸上，流露出让人舒心的文雅神情，而又不失性感。李·莫兰每天都来探望史蒂文，每当踏上县监狱的台阶时，她总是不住地摇头。她的身段匀称得近乎完美，浑圆的乳房诱人地掩藏在毛线衫里，有时她也穿一件柔软的罩衫或是剪裁讲究的夹克。她纤细的腰肢，结实、富有魅力且线条柔和的小腿，还有款款而行的足踝，都成就了一位极上镜头、年轻貌美的女子的形象。
自史蒂文被捕并关入萨福克县监狱（且不能保释，只能等待开庭）以来，他正因为这个尤物每天所带来的慰藉而尽力保持着心智的健康。李·莫兰申请了不带薪休假，她的到来一直都是他安慰与希望的源泉。今天上午对李的期待也是一如既往，只是时近中午，史蒂文开始有些焦急了。他突然被透明门上尖厉的敲击声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来了一位警司，警官。”副典狱官弗雷带着惯常的满面笑容宣布道。在所有的副典狱官中，史蒂文最喜欢弗雷。弗雷当班时，总会给年轻的警官讲无数的战争故事，还主动在法律上为他献计献策。“我的侄子是为政府工作的律师，这真糟糕。要不然他可是能把你从班房里弄出来的！”他有一次嚷道。
“你没事吧？”李满怀希望地问。
“只要有你在，就永远没事。”他向牢房门口招招手。弗雷副典狱官坚持要用毯子将门遮住，以给史蒂文和李一个私密空间。这种严重违规会招致严厉的处罚，甚至使他丢掉工作，但弗雷一点儿都不在意，因为他坚信史蒂文是遭陷害的。
“格林说开庭日期了吗？”李问。
“很不走运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两个月内开庭，拉里就将到曼哈顿去忙联邦法庭的一个案子了。那个案子4月初开始。一宗诈骗案，他估计至少要四个月。”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能一直挺过来的，史蒂文。要是格林在联邦法庭脱不开身，你准备怎么办？能肯定他就是最合适的律师？”
“无辜获罪是够难受的，不过能让我安慰的，除了你再就是请到了我的律师。通常第一次陷入这种困境的人对司法体系一无所知，找个好律师才有一线希望。当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关起来时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感谢上帝保佑我有罗伯特舅舅和他的朋友拉提根检察官。他们的举荐正是我需要的。现在我看到拉里·格林与那个混蛋助理检察官沃利·戈斯在审判前的几个回合的交锋，便知道我请到了最好的。”史蒂文站起来，让李·莫兰独自坐在床上。他踱了几步又回转身。她看见他说话时有一丝泪光：“你明白的，除了你，我爱的就是能成为这个行业中的一员。这是孩提时代就开始的梦想。做个警察，做些好事。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的舅舅或怎么对待我，我要把警察一直当下去。”
史蒂文回到床前，坐在李身边，温柔地吻着她的额头。
李不出声地盯着史蒂文看了一两分钟，之后说：“我想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决定要当警察。”
史蒂文笑着叹道：“说来话长，不过我们时间多的是。”
12
史蒂文的职业之路
史蒂文罹患多种癌症的母亲有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不过到了1984年，她终于没能战胜在前一年诊断出的肺癌。他父亲早在近10年前就已死于酗酒。于是当他于1985年从警校毕业时，罗伯特舅舅作为唯一的亲人，到曼哈顿历史上著名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之后，罗伯特带史蒂文到市中心布鲁克林的一家老字号“盖奇和托纳斯”去吃饭。
“要多注意安全，史蒂文，”罗伯特说，“最重要的是忠于对你妈妈的回忆。别做任何不能使她引以为豪的事。要是有哪怕一点点烦恼，只管给我打电话，白天晚上都行。”
尽管对于当警察，史蒂文的心中从未有过疑问，但在成长的路途中他却曾偏离了目标，几乎使这一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在上布鲁克林的天使之女小学五年级时，他因为粗鲁无礼而被开除。
此后玛丽·霍尔特立刻用打零工的积蓄送他到了圣彼得·朱利安·伊马德预备学校，这是一家位于曼哈顿的私立天主教学校，其员工多为虔信上帝的男性修士，以严苛和好体罚而闻名。玛丽想这些修士能够有效地代行父亲之职，而孩子那终日醉生梦死的生父则早已不知去向。
史蒂文在圣彼得预校的头几年还算平安无事。他的行为受着纪律的严格管教，而这经常是由棍棒实现的。在孩子表现规矩时修士们也是很友好的，他们有很多是擅长运动的年轻人，向史蒂文及其同学教授了篮球和棒球的基本规则。然而，他们不能容忍课堂上的任何捣蛋和功课上的偷懒。他们要求学生在阅读、数学和文法上能够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这些要求对史蒂文而言可是很大的困难。他不敢对修士们动粗，因为这会招致后者的严惩，但他对同学就没那么好脾气了，常常用罗伯特舅舅教他的拳脚功夫来恐吓同学。他出拳迅疾且效率极高。有好几次当老师有事离开教室时，史蒂文便瞅准这个时机把对另一个同学的忿恨发泄出来。当然，等修士回来时，史蒂文就会遭到痛打，并被禁止周末返家。随着他恃强凌弱以及其他逾矩行为的增多，他有越来越多的周末不能回家了。
与母亲和罗伯特舅舅的日益分离使得史蒂文变得郁郁寡欢，开始远离学校的大部分活动以及与同学的交往。他开始重复地做噩梦，父亲对母亲频繁毒打的场景总是清晰地再现出来。他不想读书也看不进去，很快他的功课就远远落在全班后面，只有体育例外。那是史蒂文发泄攻击性的唯一途径。他在篮球场上动如脱兔，而作为一垒手则防守稳固，这引起了学校体育指导主任的注意，他正是这两项运动的教练，可是史蒂文根本没有可能加入球队，因为有一天教务主任说他的成绩使他失去了参加课外体育运动的资格。当天晚上，史蒂文趁高年级学生到餐厅吃晚饭时摸进了他们的宿舍，在一只床头柜的抽屉里偷走了一张征兵卡。他的计划很简单。第二天一早他将溜出学校，找到征兵处，参加美国陆军。他将成为一名伞兵，而当他训练结束荣归故里，穿着刚刚熨烫整齐的制服，脚蹬锃亮的伞兵靴，胸口骄傲地别着银质伞翼徽章时，所有的人都将以尊敬罗伯特舅舅的眼神来看待自己。他甚至还会重访圣彼得学校，看看修士们以及那些在他背后捣鬼的小讨厌鬼们艳羡的表情。他永远也不必再忍受“‘瘦士们’那些个劳什子臭规矩了”。
史蒂文的宏伟计划有不少问题。那张卡本是一个18岁的高年级学生的，而史蒂文将卡伪造得很是拙劣。他用涂改液抹去原来以墨水写的名字，再歪歪斜斜地补上自己的名字。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千秋大罪，因此慌乱不堪。他又注意到卡上的出生日期与自己的不相符，于是又以同样笨拙的手法换成了自己的生日。这个倒霉的伪造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么改却暴露了他的实际年龄——16岁！陆军征兵处的中士看了看这张征兵卡，又看了看史蒂文，后者立刻坦白交代了，并随即被送回“瘦士们”那里。
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记得，这次事件成为史蒂文的一个转折点。修士们只当是一个顽童愚蠢的恶作剧，可他们也认识到这行为之中的危险信号，于是便有一位修士对史蒂文进行全时监护，并帮助他把功课提高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同学们也对他刮目相看。“天哪，”其中一个说，“这家伙挺有胆量。”有些同学和他交上了朋友，那可是史蒂文头一回有了朋友。所有这些无疑在史蒂文身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得他的功课渐渐接近了中等水平。不过他真正的转变——一种顿悟，一直到数年后他被纽约市警察局录取并开始在警校受训时才姗姗来迟。
史蒂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在体能训练课程中他将自己练得精疲力竭。关于警察策略与技巧的每一种理论及应用他都仔细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还在课后花很多时间泡在校图书馆里。他会用上数小时缠着罗伯特舅舅问所有他能想到的问题。这样一来，见习警官史蒂文·罗伯特收获了两大成绩：全班多数票推举他荣获“领导奖”；他以班级第四的成绩从警校毕业了。
霍尔特第一次工作任务是去布鲁克林东纽约的第75辖区。
“当然，”史蒂文继续道，“给我做一名警察的信心和愿望的是罗伯特舅舅。他过去是现在也是我的英雄。”突然间一阵痛苦的神情攫住了史蒂文的脸。
李吃惊地问：“怎么了？”
史蒂文又想起了舅舅以及那张臭名昭著的圣诞礼单。他向李讲述了舅舅故事的其余部分。
13
内文斯警监和圣诞礼单，
1968年12月
肖恩·J.内文斯警监似乎总是处于立正的姿势，哪怕是坐着。过早斑白的头发给理成了板寸；他的下颌永远是紧锁着的，嘴里似乎总叼着一根很长的、从不点着的雪茄。他长着蓝而柔和的眼睛，总是闪动着活泼的光芒。他过去酗酒、抽烟成性，但经过治疗已从中摆脱了出来，现在他每天起得很早，用90分钟的时间来做充足的身体锻炼。当他说话时，胳膊和手都不停地动着，像一个被熟练操纵的木偶。在他很难得地将雪茄拿出来时，你便能看见他紧而薄的嘴唇，总像是在皱眉或冷笑。紧接嘴唇上面就是个大而扁平的鼻子，那是年轻时做了多年业余拳击手的失败记录。他胸膛外凸，而且被窄窄的腰部衬托得更加宽厚。44岁的他已经从警19年了。在警方高级官僚以及巡警慈善协会的工会官员之间，他的口碑便是顽固透顶。他们都讨厌内文斯。而另一方面他却深受手下人的爱戴，这对于他而言就够了。
有一回发生过一次罕见的怠工行动，并几乎要演化成罢工了，这将直接威胁到南布朗克斯地区的巡逻任务。内文斯受命在点名之后将警员们派出去巡逻。他站在集合起来的警察前面说：“在我的指令下不允许有怠工行动。”他的话立刻就营造出一种类似电场的效应。“大家都听明白了？”他闷声吼道。
一个叫温特的老资格警察举起了手。“我是本辖区的代表，我要求有机会能和本区受托人谈一谈。”
每个警务辖区都有两名工会代表，而每个区指挥部里都有一名巡警慈善协会受托人，是中心理事会的成员，而后者则是这个拥有两千成员组织的执行机构。温特警员是警局足球队的后卫，6英尺3英寸、240磅的块头使他看上去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内文斯警监径直走到温特跟前，抬头看了看他的脸，挥掌就是一耳光，响亮得如同爆竹。温特疼得尖叫起来。
“你给我滚，巡逻去，要不我就当着你的委托人的面把你踢得屁滚尿流，好让他们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现在都给我出发，”内文斯命令道，“所有人！”
警员们立刻忙不迭地朝门口拥去走向巡逻岗位。
内文斯大叫道：“嘿，温特，等你完成巡逻任务了让你那狗屎受托人来见我。”他停顿了片刻，以让自己的话充分发挥效力，接着又扭头吼道：“如果他有狗胆子来见我的话！”
在马尔维警员向内文斯报到的第二天早上，内文斯向第67辖区总部全体成员发布指令，要求所有人在出勤前到会议室集中，一个都不能少。
“当我刚来到这间肮脏的屋子时，”内文斯声如洪钟地发话道，“我就警告过你们这伙人，要是我抓住你们偷拿卡要，我会亲手把你们铐起来。”内文斯发泄着火气和沮丧，同时脸涨得通红。就在此前他还相信，他的个性力量，加上他在越南当海军陆战队军官时养成的独特的指挥风格，足以使自己的命令得到彻底遵从。而对于第67辖区的大多数警员，特别是小字辈来说也的确如此。他们崇拜内文斯，因为他指挥了一次又一次对袭击卡车司机（他们是送货到弗莱特布什大街沿线的商业区的）的劫匪的清剿行动。他将在越南指挥军事行动的那种骁勇用在了这里。
“不管是谁搞出了这个该死的圣诞礼单，”他几乎是在喊着说的，“就是犯了该死的罪。警察是不能接受他娘的赠礼的，至少真正的警察不会。给你们24小时交出从弗莱特布什大街上搜刮来的所有东西。谁要不交，我就他妈的把谁铐起来。”他瞪着所有站得笔直的一干人，大声嚷道：“听清了没有？”
“是，长官！”众人高声应道。
第二天下午，内文斯雄赳赳地走在弗莱特布什大街上，形单影只却器宇轩昂。在沿途的每家店，店主都对他的询问连声否认。其中有些回答得是那么怯懦，这反倒使内文斯确信其就在那张现在已失效的圣诞礼单上。
对每位店主他都直截了当且不无威胁地说：“再给钱给我的手下，我就让你坐班房！”其中一位给吓坏了，并向当地民主党领袖投诉，后者则将投诉信转给了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谢尔曼·库珀。也就因为这个，肖恩·内文斯和库珀的第一助手肯尼·拉提根第一次见了面。多年以后当他们回忆起那件事时，还为两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乐不可支。
顺便提一下，内文斯因为在那次未遂的“怠工行动”中扇了温特——南布朗克斯的巡警慈善协会代表，而被罚了两周的薪水。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内文斯的行政级别停留在了警监上而再无提升，对此他倒也不以为意。
内文斯还做了一件事。他任命马尔维警员为第67辖区的全时124号。124号办公桌上的腐败贿赂当然就终止了，与马尔维有过接触的警员寥寥无几，他们毕竟无法信得过他。
“可是在当初，第67辖区或者说其他工作人员是怎么将事情弄成这样的？”李问道。
“我舅舅总说是几种因素的致命结合：那些只顾给自己遮丑、只关心离任后的前途的上司，和那些巡警慈善协会的高层人士，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力和额外津贴而不是他们会员的福利。”史蒂文答道。
“嘿，二位警司，”弗雷副典狱官打断他们说，“你们可知道钟点吗？”
李和史蒂文都忙不迭地道歉，他们谈了一下午，已过了规定时间整整一个钟头。李飞快地在史蒂文的唇上吻了一下便出了门。
14
巡警慈善协会年度大会，
1990年8月
康科德假日酒店是纽约州北部莎利文县昔日的避暑胜地中硕果仅存的几家之一。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凯茨基尔山区的甜菜汤地带饭店群是很有潜力的夏日度假区，但到了六七十年代，人们对凯茨基尔山的热情已经消退。康科德和其他寥寥数家酒店靠向一些机构组织提供特色服务生存了下来，例如巡警慈善协会的年度大会就是在这里开的。
巡警慈善协会年度大会是该工会组织每年的重头戏。巡警慈善协会的官员和理事会成员借此表达对来自纽约警局各部门的代表的感谢。事实上，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所有的代表及其配偶子女都“管吃管住”——这是警局里“免单”的说法。
时至1990年，来自70个辖区及其他警务单位的代表共有好几百人，他们组成了裁定议会，其特定职责通常限于批准或拒绝与工会成员的薪水及其他福利待遇相关的合约。巡警慈善协会的执行理事会与纽约市劳动关系办公室进行商议，所形成的合约提交给巡警慈善协会裁定议会表决。从历史上看，裁定议会内部虽存在有限的争议，但一般是批准这些合约的。不过，这一成员主体通常是个沉睡的巨人，一旦被唤醒，便可以充当推翻官员和理事会成员的催化剂。因而该组织的高层领导将裁定议会的代表们伺候得无微不至。
尽管在1990年时，超过三分之一的纽约市警员为妇女、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亚裔及其他少数族群，但该理事会的七名成员都是白种男性，而且该组织固执地保留其正式名称为巡警慈善协会。虽然自20世纪初开始，显然每隔20年便有一轮警务腐败风潮，但在人们印象中巡警慈善协会从未主动发起过打击这种歪风邪气的运动。正相反，该工会领导层要么坚决否认腐败的存在，指责任何此类调查为政治迫害，要么干脆就不闻不问。
巡警慈善协会的主席是差不多战无不胜的帕斯夸里·拉塞尔·拉索。到1990年，“拉不下”的拉索已经在这头把交椅上坐了近20年。他的执政受到广大普通警员的拥戴，因而总是连选连任。拉索赋予了巡警慈善协会最需要的稳定环境，这迫使市参议员们不得不认真就相关问题，尤其是重中之重的薪水问题与巡警慈善协会进行商谈。
拉索主席主持着一个会员逾两千的组织，这给了他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任何一个在纽约竞选政治职位的人，没有巡警慈善协会的认可便不可能成功，而且，随着纽约市的警员大多移居城外，在整个纽约州范围内想参加竞选的人都得寻求巡警慈善协会的支持。寻求获得这些认可，与其说是在拉选票，不如说是在拉赞助，还为了赢得相应的地位和公众的认同。巡警慈善协会的认可包含着“赞成执法”的认可，因而也是对犯罪的震慑。
54岁的拉塞尔·拉索每天都要去健身馆，因而保持着整洁强健的体格。他正好6英尺高，体重从不超170磅。他的脸部窄小，但得到了硕大而坚固的方下巴的弥补。他所有手工裁制的阿马尼西服都是黑色的，而他的欧莱格·卡西尼衬衣都是蓝色的。当然，他的行头还少不了弗拉加莫设计的皮鞋和领带。拉塞尔受到了媒体的热烈追捧，他也乐于与之接触。他的脸用太阳灯人为晒成了棕褐色，那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而吹得一丝不苟的黑发里已初见灰白色的端倪。他的眼睛很大，其色泽很深，几乎为黑色，可能是由于那浓密的黑色眉毛所致。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凝视着什么，强调着主人的气度不凡。他的颧骨高耸而圆胖，鼻子扁平。在有些人看来那是一个总挨打的拳击手的形象，但事实是拉塞尔总是避免肢体接触。拉索的整体形象就是成功，一个全美最大的警察工会的铁腕领袖。
拉塞尔·拉索有着鲜明的言语模式。他的前任是个强硬的街头警察，嘴里脏话连篇，还常常对政府官员和媒体恶言恶语，弄得工会会员们很是尴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拉索的语言才能，至少对于会员们而言，使他说起话来颇似一位大学教授。他使自己这个职位带上了阶级意味。他用词要考究其声响、长度，而主要是其内容。他的讲话偶有用词错误，这使得纽约一位顶级政治专栏作家默里·坎普敦评论道：“无处不在的拉塞尔·拉索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多音节字或是暗喻。”
最后一道甜点上来后不久，拉塞尔·拉索登上了康科德假日酒店宴会厅的讲坛。
“我的兄弟姐妹们，当选的官员及各位嘉宾，再次欢迎来到这富丽堂皇的康科德酒店。”
大厅的午宴布置了三层主席台，坐满了其他巡警慈善协会官员，还有来自别的工会团体的代表，警局里的主管和当选的官员也被恰如其分地安排坐在一起。另外必须出席的还包括警署专员、纽约市长、州长、十几位国会议员，以及不少州和城市议员。最后，作为得到司法界联合支持的表现，五个当选的纽约地区检察官每年都要来，分别代表布鲁克林（又称金斯县）、昆士、曼哈顿（又称纽约县）、斯泰顿岛及布朗克斯，这趟旅行在他们的工作日程上是非得做的事。
“请将今天以及你们在此小住的几天看成是我们”——拉索大手一挥指向在讲台两侧就座、面带微笑的理事们——“向诸位表达诚挚感谢的方式，你们将慷慨和无私奉献给了那些伟大的当代斗士，他们每天都挺立在犯罪分子和我们城市善良的居民之间。让我们向那些英雄致敬。”
众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并立刻全部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也都刷地抬起了屁股，以至于一位市长候选人差点将假发甩了下来。拉索随即进行的20分钟演讲又被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打断了八次之多。
最后他说道：“由于各种灾祸无可避免的合流，以及家庭美德的丧失，如今那些真理都莫明其妙地被暴力，被日益福利化的社会，被专管闲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取代了——而如果你是一名警察，那就意味着‘自由联盟’的失败！”
这话引来了一连串哄堂大笑。拉索手一抬，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他先严厉地看了看理查森市长，接着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又逐个看了看本次五个当选的地区检察官。他的嗓门开始提高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些‘街头混混’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破坏。”这个词是少数几个拉塞尔脱离开自己那高贵的演说风格的用语，所表达的姿态便是，我还是大伙儿中的一员。“此种氛围营造了对法律与秩序的极度蔑视，以至于在纽约市的许多辖区，警察束手就擒，而罪犯却大摇大摆！”
最后几个词藻使拉塞尔收获到了他想要的、来自现场每位警察的吼叫和呼喊。
“我们那些孤军奋战的公共安全卫士真是备受折磨，我们可以悲哀而恰当地套用来自著名的歌剧作曲组合‘吉尔伯特和莎利文’的威廉·施温克·吉尔伯特爵士的话：‘警察的活计可不轻松。’然而，我的朋友们，姑息罪犯的时代行将结束。从今往后，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们的团体将发布宣言，致全纽约所有的公诉人：我们受够了！就在今天早晨，你们的理事会和我一致同意，你们杰出的法律顾问威廉·莫兰德及其能征善战的律师团将要为我们所有会员起草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如下要求，即任何牵涉刑事案件的警员在向更高级官员或助理检察官提供证词时都将得到我们法律顾问的援助。”
所有人都起身狂热地欢呼起来——除五个地区检察官、州长、市长和他的警署专员之外。
拉索的声音盖过了众人的喧闹，“如果那些为非作歹危害社会之徒还依法得到了律师的保护，那么每日里以性命相抵换得社会平安的人们也应该得到律师，我们的律师的保护。那是他们应得的。那是他们必须有的。”在演说结束时，拉索刷地将双手向上伸直，做出个表示胜利的姿态，那短暂的一刻里，他像极了理查德·尼克松，与此同时众警员及其家属纷纷跳起来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摇撼着年月悠久的大厅的椽柱。
当拉塞尔走下讲坛台阶时，来自纽约县的地区检察官突然拦住了他。假如每个警察在被捕时都要求在见地区检察官之前先叫来巡警慈善协会的律师，那还不乱套了。想到此处，在五个检察官中资历最老的贾斯廷·罗斯柴尔德不禁怒火中烧。71岁的罗斯柴尔德曾是肯尼迪总统任命的国家检察官，在全国都享有很高威望，更掌握着强大的权力。他足有6英尺2英寸高，腰板仍旧硬挺，谁见了都不想与之为敌。罗斯柴尔德平视着拉索，食指戳着这位工会领导人的胸膛，平静而坚决地说：“拉塞尔，你他娘的疯了吗？你指望这怎么搞起来？”
拉索回敬般地瞪着他说：“走着瞧。”接着他便走开了，旋即便被崇拜他的代表们簇拥而去。
斯科特·鲁本和加布·培罗恩警员在餐桌上兴奋地谈论着拉索的建议。鲁本五短身材，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个消防栓。他的颈围足有17英寸，胸脯宽厚而壮实，合身的短袖衬衫突出了其强健有力、长满浓黑汗毛的胳膊。他身高刚过5英尺6英寸，双腿短而结实，这使他在警局足球队里颇有冲击力。鲁本椭圆形的脸上长着硕大弯曲的鼻子，安在如球茎般的眼睛当中。小耳朵以上的脑勺部分是秃的，好在他还留着浓密墨黑如海象胡须般的八字胡。他的体格以及那总是阴沉着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这大概是他获选第75辖区代表的原因之一。鲁本的朋友加布·培罗恩是他的候补，他们都属于特殊的新一代败类。这两人和所有其他辖区代表和候补一样，明知纽约警局的腐败日益严重，但他们却选择了同流合污。不幸的是，那一糟糕时期的大多数警察也都走上了这条路。鲁本对拉塞尔·拉索的挑战的反应是“真是妙不可言——立马就有律师驾到，哪怕是那个讨厌的莫兰德”。
培罗恩是个瘦弱的小个子，一张菜色的长脸上扯出两条缝隙做了眼睛，还有一只长而尖的鼻子。他正使劲地抽着雪茄，同时用很重的鼻音抱怨道：“斯科特，你怎么看，拉塞尔真能实施吗？”
鲁本正准备回答时培罗恩的寻呼机响了。他飞快地看了看显示的号码，说道：“是弗兰克。”鲁本点点头，培罗恩离座去找公用电话。
“弗兰克，”培罗恩冲着电话咆哮道，“告诉那该死的老狐狸，要是星期五早上我们还拿不到包裹，他就别想再见到孩子们了。”他啪地挂了电话，兴奋地点燃了一根烟。
15
布鲁克林展望公园，纽约警局安全房，
1974年3月初
内文斯警监在1969年1月——即圣诞礼单曝光后一个月——改换罗伯特·马尔维做第67辖区的124号，这无疑是个不错的决策。由马尔维负责这个敏感岗位，便不会给腐败留有任何机会。然而对这个年轻的警官来说，该项任命不啻是骤然降临的噩梦。再没有哪个警察愿意跟他来往。在各个方面他们都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他。“沉默的蓝墙”不但袒护腐败警察，而且还将任何敢于触犯潜规则的警官打入黑名单。纽约警局之外的观察者无法理解为何显然占多数的诚实警察也热烈拥护这一规则。我们讲完这个故事时，将能较为全面地理解其中的原由。
马尔维作为一个被排斥的人在第67辖区呆了九个多月，此间他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请求调动。他反反复复地思考着，甚至为背叛了同事们而感到某种内疚。不过他所受的煎熬在1969年9月与别动队的克诺里警监的会晤时便结束了。第二天克诺里就安排将马尔维调到了纽约警局的紧急事件应对组。那将是马尔维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紧急事件应对组是纽约警局中一个精英荟萃的部门，其成员能够对发生在其行动地理区域内的任何突发事件立即作出反应。他们从颤颤巍巍站在大楼顶上准备寻短见的父/母怀里夺走孩子，然后用一切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在那忧伤的男人或女人正准备跳下时将其解救下来。他们奔走在市区里，帮助兄弟单位对付一个手持斧头的情绪失控者。他们定期访问中小学，演示援救方法，讲授阻止犯罪的课程。按《纽约邮报》一位专栏作家的说法，他们是“带枪的消防队员”，但他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抬举了与他们竞争的消防队。马尔维的一个朋友在当地一家警察和消防队员常常光顾的酒吧里高声说过“不，我们是带脑袋的消防队员”，当即便招引出一片怒骂。
马尔维以为他能一直把这份工作做下去，或至少等到40几岁时体力上干不动了，再收拾好行装去干个文职的活儿。
“马尔维。”紧急事件应对组的指挥官——一位副高级警监叫道。
“是的，长官！”马尔维答道。
“到13分部去见克诺里高级警监，马上去。”
罗伯特领命而去，转身准备过街时，一辆车拦住了他，无明显标记但显然是警用巡逻车。两枚金色的警徽在他眼前晃了晃便收了回去，快得使罗伯特无法看清其警衔。
“马尔维警员，”年纪稍长者说，“请上后排座位。克诺里高级警监吩咐我们来接你。”马尔维没有选择，便迅速钻进了汽车后门。
自与克诺里在别动队会面之后已过去了四年。在警局办的酒会上他们也不过是寒暄几句。有两次酒会是庆祝克诺里升职的，均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先是提为副高级警监，然后就在六个月前，正式升为高级警监。
汽车很快来到了展望公园——布鲁克林最大的休闲绿地。巡逻车停在了一处有表演场的像是音乐台的地方。舞台后面装有一扇门，通向光线昏暗的楼梯。他们走到似乎是地下室第二层的地方，在其第二级楼梯平台的底层又有一扇铁锈色的金属门。马尔维依照他们的吩咐独自下了楼梯，并敲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一张书桌和两把直背木椅。书桌两头各立一面旗：美国国旗和纽约警局旗。忽然书桌后面的一扇门开了，站在那里的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高级警监——第13便衣警察队的指挥官。
克诺里穿着很随意：很合身的灰色休闲裤、白领衬衫、没完全扣上的蓝色羊毛开衫、白运动袜、擦拭极为光洁的棕色路夫便鞋。他很像一位附近布鲁克林哪个大学里的文学教授，而拿在左手里的烟斗更增添了文人的气质。高级警监指指椅子示意罗伯特坐下。他坐下时眼睛飞快地瞥了一眼那块软木公告板，公告板有3英尺长2英尺宽，被坐在其前面的克诺里的身躯部分地挡住了。上面好像贴了一些年轻男性和两三个穿制服的年轻女性的照片。
“工作怎么样，罗伯特？”克诺里高级警监询问道。
“我很喜欢，长官，我很快要提升为警司了。”
克诺里打断道：“是在10月，没错，还有你正在认真和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姑娘结婚，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莎侬·凯利。还有，哦，我知道你在火岛订了明年夏天的一个房间。”
马尔维迷惑且又有点儿慌乱地瞧着克诺里翻看着一本蓝色大文件夹。
“你还每天去做弥撒，通常在昆士区克罗那的圣里塔教堂。”接着他笑了笑说，“或者其他任何你能找到的地方，这取决于工作的需要。有几个早晨你让我们找了好一通。”
“请原谅，长官，”他鼓起勇气问了个简单的问题，“可您为什么要跟踪我？”
“因为，罗伯特，”克诺里变得相当严肃，“我需要你。”
克诺里的认真使马尔维感到了不安。克诺里显得有些焦虑——而非通常一个警察指挥官所表现出的神定气闲——而这会晤的气氛更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需要你那样需要人的帮助！”
一时间马尔维惊得愣住了。克诺里是他所崇拜并乐意帮助的人，可如何帮？他得离开紧急事件应对组吗？他的职业梦想是在这个单位里干下去，假如他能幸运地赶上升职考试周期，他就有可能在35岁左右时提为警监，就像克诺里那样。这显得很不真实。詹姆斯·克诺里，这么个同时让人尊敬和害怕、警局里最强势的年轻干部，那么恳切地需要马尔维的帮助。
“罗伯特，”克诺里用轻柔、简直难以听见的声音开始说道，“我要告诉你的话是不能外传的。你必须向上帝起誓。”
马尔维的心跳动得剧烈起来。此番情形的严肃使他感到畏惧。
“即便你决定不帮忙，或者这么说吧，尤其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你也得担着负罪感而决不能吐露我的话。”克诺里给了年轻的警察一分钟琢磨问题的严重性，然后说：“清楚了吗？”
“是的，高级警监。”马尔维支支吾吾地答道。
“你能发誓吗？”
“是的，长官。”
“你要我继续往下说？”
“是的，长官。”
“除几年前在第67辖区的圣诞礼单外，你有没有听说过或实际看见过其他警察拿钱的事？”
克诺里当然猜得出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派遣马尔维来紧急事件应对组，便是将他置于了一群职业操守无懈可击的警官之中。
“不，长官。尽管我在酒会上听到过常有的那种传言。仅此而已。”
“唔，罗伯特，在第13便衣队这里，我们有的可远不止谣言啊。”
16
布鲁克林展望公园，纽约警局安全房，
1974年3月初
克诺里高级警监开始跟马尔维简要讲述像第13分局这样的便衣部门的工作以及其腐败行为的历史。
第13便衣分局是警察局建立旨在处理卖淫和赌博活动的单位，类似的单位有12个。很快，便衣部门就成了人人皆知的警察可以捞些外快的地方，他们从被控赌博予以逮捕的赌博者那里，从在街上揽客、被视为街区眼中钉的妓女身上收钱。这些女人可能会碰上一名秘密便衣警察，她们提出要耍一耍，通常因此而被捕，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警员会把妓女带回到派出所，提出起诉，送她们上刑事法庭。通常他另有小算盘。
因为这些单位的职责是遏制——如果不能说铲除的话——这两类罪恶，或恶性，所以被派到这些单位的男性和寥寥无几的几位女性很快就被烙上了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扫黄禁赌警”。派到这些行动组的警察们几乎立刻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试图遏制这两种不道德的大众活动完全是徒劳，更别说铲除了。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没有成功消灭过卖淫，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那么凭什么几个纽约市警察就能干得更好呢？所以为何不从这些职业人士——她们对自己的称呼——身上弄些钱呢？把她们放了，换一次免费的性爱或一些秘密情报，或者允许她们在某个特定的区域招揽生意以换取一定比例的嫖资。
至于赌博，因为大众对此关心甚少，也没兴趣，所以扫黄禁赌警们没有从市民那里听到强烈的抗议。恰恰相反，人们普遍的态度是：谁真正受到了赌徒张三或李四的伤害？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哪个地方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丈夫用多余的钱赌马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看起来倒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酒鬼丈夫会给他的妻小带去贫困。区别就在于政客们认为暴饮合法，而赌博非法。这样的现实状况很快就导致了一种遏制形式的出现，这是警察局或者纽约州的刑事法典中没能预见到的——通过“小本子”来遏制。
“小本子”是扫黄禁赌警以及赌博经纪人创造出来的委婉语，指的是付给警察的贿金。赌博经纪人偶尔会被抓落网。实施逮捕的警察不会没收他的赌注登记本，或者叫工作本。工作本上详细记录了在赌博经纪人那里下的赌注，没有它任何下注者都可以声称他或她是赢家。所以工作本就成了赌博经纪人的生命。既然逮捕时没有发现他们从事赌博经纪——这是项重罪——的证据，那么唯一可以提出的就是意在赌博而滞留街头的轻罪指控。当然，无论是地区检察官还是法官对这类案子——对赌博经纪人提起的这种低级别犯罪指控——都提不起特别的兴趣。所以扫黄禁赌警和赌博经纪人达成了一种令双方都满意的安排。
为何赌博经纪人一开始就愿意付钱给警察，而且遇到要求增加贿金的时候也从不大发牢骚，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意的利润非常、非常丰厚。赌博经纪人从他们客户的损失中赚钱，通过“抽头”的形式支付。纽约市最早的一批赌博经纪人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使用了意第绪语中“vygryshi”一词，原指打赌所收的费用。抽头一般为赌博损失的票面金额的10％。
在美国赌博经纪是一种主要的犯罪产业，除了诸如内华达等很少几个州之外，那里赌博是合法的。到70年代末，在纽约市，每年从赌博经纪中获得的总收入额为80亿美元——和现在一样完全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所控制，这不足为奇。纽约的五大犯罪家族授予某些场所从事赌博经纪的特许经营权，每周收取一定比例的赌博经纪利润。这些特许经营场所因为害怕而受到控制。每一位赌博经纪人都知道任何违规的事情，例如瞒报或隐藏利润，立刻就会招来一顿暴打，甚至因此丧命。
这场表演的另一幕将发生在法院里，那儿忙于应付更加严重的犯罪的地区检察官们会随便敷衍地问：“你有什么案子，警官？”
“我有一个KG犯街头滞留罪。”KG是警察和检方之间用的一个俚语，指“已知的赌博者”。
然后检察官会询问赌博经纪人的律师，通常是一位当地法院里的职业混混，受聘于赌博经纪人，一个案子收25美元，“律师，承认未遂，然后交50美元罚款怎么样？”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这样的安排，然后被送到法官面前。法官也不会认为这样的指控是特别严重的罪行，宣判一般是口头警告，该错误行为不得再犯。所以假逮捕不光对警察和赌博经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利，而且有益于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对这些可能堵塞整个系统的小事情，这种处理方法快速、有效、来钱。
一些法官，例如默里·肖恩斯坦法官，他准备竞选金斯县地区检察官，总是找机会拍人马屁——对警察和巡警慈善协会。肖恩斯坦是个胖得滑稽的人，整个面部特征都被他的下颌挤没了。他的头发弯曲，染成了紫红色，因为他觉得这样使他看起来更年轻。他想站立的时候，总是要费很大的劲。他短小的胳膊没法平衡身体，让其粗短的腿撑住自己。通常，而且理由也很明显，肖恩斯坦法官一旦登上法官席就座后，便会避免再站起来，但是他又喜欢站着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来训斥赌博经纪人。在宣判之前他会给赌博经纪人一个特别的警告。
“你也许不认为你的罪行特别邪恶，而且我想甚至在一些更经久世故的人看来，你的行为最多只能算作为社会所不耻。但是我对你说，先生，而且清楚地告诉你，如果你成为这名警官的调查对象，因此令他从事把自己置身险境的活动”——在这个时刻，肖恩斯坦会提高嗓门，要求所有在场的人（主要是其他同样实施假逮捕的扫黄禁赌警和赌博经纪人）屏气凝神地听着——“如果由于你的犯罪行为，使得警官需要运用其受训技能、计谋和智慧——”现在肖恩斯坦在高喊——“于是你便令他置于危险之中，很可能遭受伤害、甚至死亡。”最后一部分演讲是以一种严肃、深沉的声音说的：“出席警察的葬礼，我是永远不可能感到适应的。所以如果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判处你最高的入狱刑期。你听明白了？”
赌博经纪人会精明地装作受到了震动——并学乖了，扫黄禁赌警通常会眉开眼笑，而根据法官表演的效果如何，在审判室里的警察们，同样还有赌博经纪人们，会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此时肖恩斯坦会面带满意、开怀的笑容宣布说：“休庭！”
当然，绝大多数以被告身份出现在肖恩斯坦法官的法庭之上的赌博经纪人对这一套拿腔拿调的演讲已见识过许多次了——当然，他从来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进监狱。在布鲁克林刑事法院三号法庭内，人们递交着有罪或无罪的辩护申请，结局好则皆大欢喜。法官发表一通演讲；地区助理检察官得到认罪答辩；赌博经纪人保住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赌注登记本。拼命揽客的法院律师们拿到了25美元，而扫黄禁赌警们又可以保证每月从“小本子”中收到贿金。
当克诺里高级警监来到第13分局时，他决心了解一下他即将领导的警察们的贪腐程度。没花多少时间，他便发现第13分局内的情况是如此令人震惊，因此他决定招募马尔维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卧底任务。克诺里知道这位年轻的警官对他非常忠诚，但是他猜测马尔维会觉得这种程度的腐败令人作呕，很可能会拒绝这次任务。不管怎样，克诺里要尝试一下。
“坐，年轻人，”克诺里温和地说，“我是如何了解到第13分局的情况的，这是个相当长而且遗憾的故事，在我请你帮忙之前，你必须知道一切。”马尔维没有回答，但是他放松下来，专注地听着。
17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12日
太多自荐去当庭审律师或参加诉讼的律师认为挑选陪审团的过程是种分神的事情，耽误了主要的事件——审理。但是对拉里·格林这样一流的庭审律师而言，voir dire——法语中意为“说真话”——是案件审理的重要前奏。事实上，格林喜欢说寻找合适的陪审员的过程对任何案件都是sine qua non。这个拉丁短语的意思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正是在挑选陪审团的过程中，”格林在福特汉姆法律学院对他的庭审律师班授课时说，“那些有望成为陪审员的人会考量一下律师的品性。如果他们喜欢你，你就建立了一块滩头阵地。如果他们不喜欢你，那你还不如说斯瓦希里语！”他会暴躁地问，“如果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挑选陪审团呢？你只有通过提问诱导出完整、全面的回答你才能了解他们。只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评判一名陪审员的智慧、其对当前事件的了解程度以及思想上是否会先入为主。”
注意，这并不一定表明格林想找个公正不倚的陪审员。他的任务，正如他意识到的，是挑选他可以找到的最聪明的人，那些他可以说服的人以支持他对于案件的推测。
对拉里·格林来说，胜利并不代表一切，这是唯一要做的事情，这与伟大的职业橄榄球教练文斯·伦巴第的态度如出一辙。所以对那些认为陪审员的挑选是审理的附属产物的律师，他少有耐心，甚为鄙视。萨福克县助理地区检察官华莱士·戈斯就是这样一名律师，这对史蒂文·霍尔特来说是件幸事。
对一群等候着进行甄选担任陪审员的市民，戈斯问了一系列问题，经常问得咕咕囔囔得听不清，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两个词，然后他便敷衍马虎地对他们说声谢谢你。“你能保持公正吗？”“你会接受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吗？”“除了提供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之外，你对检察官会提出更多要求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能”、“会”和“不会”。有些时候，法官会告诫戈斯不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法律问题完全属于法官的权限。但是无论戈斯被警告过多少次，他就是不明白。他完全不留意。
拉里·格林挑选陪审员的方式旨在实现两个基本目标：让他或她尽可能地多说以了解这位潜在的陪审员的情况，这是做出恰当评估所必需的，另外设计出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格林运用他的诉讼策略。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技巧就是问一些问题，试探一下该陪审员先前参与审理的经历。
“萨利文先生，先前你说过，你以前曾担任过陪审员？”
“是的，先生。”
“那你和其他陪审员进行过裁决的评议吗？”
“有过。”
“如果你们达成了裁决意见，你不用告诉我们裁决是什么，但你能跟我说说该案的事实吗？”
潜在的陪审员回答问题的方式——是否吐字清晰，表达是否简短、明白，对案件是否还记忆犹新——透露了这个人很多方面的东西，甚至可以从这些一问一答中诱导出其对法律制度的态度。这位可能成为陪审员的萨利文先生回答格林问起的前任陪审员的情况时，他回忆说：“是关于这个抢匪的。”对被告的描述虽然很简短，但是对拉里·格林意味着萨利文先生有偏向于检方的倾向。当然，格林会补充说他的结论最多是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恰当猜测。
格林的第二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案件的分析有关。在史蒂文·霍尔特一案中，格林几乎找不到乐观的理由认为结果会对这位年轻的警司有利。霍尔特的枪被上交给萨福克县警察，上面有其清晰的指纹和掌纹。弹道测试看来是确凿无疑的；用史蒂文的手枪做测试的子弹与从三位死亡的受害者尸体上发现的子弹吻合。而且，史蒂文还有杀害斯科特·鲁本警员的特别动机。他憎恨鲁本，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个腐败分子。还有某种其他的原因，霍尔特不打算告诉别人的事。
“纽约州的刑事辩护律师还有一手暗中保留的强力王牌，如果，”格林在福特汉姆大学庭审律师班上授课时说，“他们知道如何使用它。只需要一名陪审员就可以扳倒检察官的案子，让陪审团无法达成意见一致的裁决。在有些州，五分之四的陪审员意见一致就可以做出裁决，但是纽约州要求达成全体通过的裁决。而且，”他带着少有的微笑——事实上是种自鸣得意的傻笑——补充说，“有时候你会很走运，本来只打算说服一名陪审员的理由被所有12人采信了。”这里他大致引用了评论作家H.L.曼肯说的话，“当一个人被捕、被指控犯了一项罪行，立刻该案就会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如果那个人经审理后被定罪的话，则可以轻易地让公众相信那个人是被权威当局以不实的罪名被判入狱的。”基于许多人都抱有的这种愤世嫉俗的观念，即被告经常是因捏造的证据而受到犯罪指控的，格林认为他应该运用一项策略来妨碍——如果不能说挫败的话——检方对史蒂文·霍尔特的起诉。
格林开始了他的voir dire——“女士们，先生们，也许人们对陪审团制度最出色的评论是，真相是由那些诚实、可敬、具有不同经历的公民们同心协力合作揭示出来的。所以让我用这个问题作为开始：在你们的人生经历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某人被不公正地提起了刑事起诉，你们能够回忆起那个案子的事实吗？”
有一位年轻的黑人股票经纪人，大约30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西装上衣和一件白色开领的短袖马球衬衫，他身体前倾，说道：“在南方，施以私刑太司空见惯了，即使在60年代也如此。这经常是建立在捏造的证据之上的。”
虽然拉里花了一些时间和诺顿·马歇尔——这位来自华尔街的年轻的潜在陪审员——探讨了这一美国历史上的祸患，但是他非常清楚戈斯会动用他的“绝对回避权”把这位真诚的年轻人送回到股票交易所。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有两种要求潜在陪审员进行回避的权利。一种是有原因的，因为某人抱有偏见显然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另一种是绝对回避权，不需要解释，但是其使用不得出于歧视的原因——例如种族或宗教。
其他几位潜在陪审员对格林的问询有不同的意见。每位律师完成了一轮询问之后，这一组人或被入选或被拒绝。这一程序进行了不算很长时间后，格林撞上了好运。伊斯特·斯坦博格举起了她的手。
“什么事，女士。”格林冲她点点头，“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也许想说点什么吗？”
“是的，”她回答说，她开怀地笑着，轻声却坚定地说，“J"accus。”
“什么？”戈斯大声叫嚷着。
“噢，耐心些，”格林劝告说，“我相信斯坦博格太太会解释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伊斯特·斯坦博格——这位仪表庄重、衣着完美、粉黛时髦的七旬老妇人——谈起了一桩叫做“德莱弗斯”的案件。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是法国陆军中一名犹太炮兵军官。他蒙冤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在1894年被一军事法庭定罪。他被判入狱，在南美洲海岸外臭名昭著的恶魔岛上服刑。1896年，法国军方获得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德莱弗斯是无辜的，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消息，没有释放他。他一直被囚禁到1899年。1898年法国伟大的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致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把该文命名为“J"accus”——《我控诉》。左拉提出充分、有力的证据，谴责了德莱弗斯上尉在法国军事法庭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左拉的文字在法国政府内激起了官员们的怒火。这篇文章也引发了法国全境反犹太主义的可耻浪潮。左拉受到审判，被认定犯有刑事诽谤罪，被判在狱中服刑一年。他逃亡到英国，在那里呆了一年多时间。到那个时候，德莱弗斯的定罪被撤销了。对上尉进行了重审，结果他再次被定罪。但是，法国政府很快就赦免了他，他被陆军复职。之后他得到晋升，并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判上尉无罪。几年之前，针对左拉的诽谤指控已经被撤销了，但是他对德莱弗斯上尉的支持让他在经济上破产了。在这桩重大冤案发生的12年后，人们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举行了一场盛装阅兵典礼以示敬意。
格林下定决心不能失去斯坦博格太太，但是他得保证这不能做得太明显，让戈斯看出来。
“斯坦博格太太，”他温和地问道，“我能问一下您是否是犹太人？”
她脸微微一红，回答说：“是，我是。但是——”
格林马上打断了她。“我想您的宗教联系以及您对德莱弗斯一案的了解不会影响到你听取本案中的证据、理解法官在法律问题方面的职责、与其他陪审员进行商议并做出公正的裁决，对不对？”
“是这样。”她迅速回答说。
格林继续问：“当我问你们关于司法不公的例子时，为什么您会引用德莱弗斯案，有任何理由吗？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导致德莱弗斯冤案发生的状况是刑事司法体制中的通常现象吗——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我认为德莱弗斯的例子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不公案件，”她回答说，“但是我认为考虑到我们刑事司法系统中所具备的所有防范措施，像德莱弗斯一案中类似的权力滥用在这个国家里几乎不可能发生。”
她的回答让地区检察官戈斯非常满意，他接受斯坦博格太太作为陪审员。格林乐开了花。
18
路易斯·加尔多总警监，
1973—1974年
到了1973年，警察腐败形成了肆意蔓延的态势，而警察广场一号的领导层们却无力或者不愿采取任何策略加以遏制。这只能靠新的市政管理层和具有革新精神的警察专员来扭转大局，但是考虑到这个城市的政治格局——民主党占统治地位，而且市长很受欢迎——这看来不太可能发生。然后就出现了温思罗普·哈格罗夫，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当选。
在操纵政治核心的民主党大佬们看来，哈格罗夫是共和党推出的最理想的候选人，作为每四年一次的牺牲品。温思罗普·哈格罗夫看上去就是那种木呆呆的盎格鲁-萨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在私立高中受教育，顶峰是哈佛的学士学位以及耶鲁某法学院颁发的文凭。在一个登记注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数比为六比一的城市里，哈格罗夫一点儿都不具威胁，而且他的竞选口号“和温尼一起获胜”如果算不上荒唐的话也很可笑。民主党领导层内那个一度充满改革思想的现任市长菲尔·科西，这个受到纽约人的仰慕被誉为“永远的市长”——他自己说的——已变成了一个空虚的、顾影自怜的影子。这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科西曾多次没头没脑地试图获得地位更高的公职——首先是竞选入主参议院惨败，几年之后又半心半意地试图竞选州长，这削弱了选民对他的兴趣，毁掉了他的名望。这好像也没关系。而控制纽约各行政区的五名民主党大佬中两个在联邦监狱服刑，还有一个因严重的忧郁症呆在了精神病医院。这看来也不是大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纽约市各级别的竞选中连战连胜已经让民主党人脱离了现实，就像这个城市的市长一样，他坚持要参选，谋求史无前例的四连任。
所有的情况汇集在一起，再加上科西对几乎所有人都不屑一顾，使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美联社通过电报发布的新闻立刻传遍了整个国家。“菲尔·科西，一度极受纽约市中产阶级欢迎的市长，曾得到过三名竞选民主党内总统提名的候选人的支持作为1968年该党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几分钟之前沦为了竞选失败这部惨痛历史中的一分子。随着他的失败，民主党核心露出了其纸老虎的真面目。被纽约市历史上最浩大的抹黑竞选一再贬损的‘温尼’·哈格罗夫以57％对41％的得票战胜科西市长。”
所有市长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公共安全，所以新闻界密切关注着他对警察专员的任命。完全出于偶然，哈格罗夫遇到了他后来选中的这个人。地点是在里士满县——斯塔腾岛的一个行政区——布莱顿区一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社内，时间是在夏天那段尤其激烈的市长竞选期间的一个周末。路易斯·加尔多一星总警监是该行政区指挥官的副手。加尔多职业生涯的顶峰是领导负有盛名的公共道德管理处。他曾下令逮捕了“彼博”·里登，一名重要的体育赌博经纪人。他恰好是纽约市一名担任了势力强大的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议员的弟弟。自此之后加尔多的日子便江河日下。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人向人们介绍了哈格罗夫，他登台准备说几句话。一名醉醺醺的民主党工人突然出现在人群之中，开始高声喊叫：“你这个该死的共和党腐败分子。”并朝候选人扔了一整瓶一夸脱装的啤酒。哈格罗夫立刻把瓶子挡开，没砸到他的脑袋。加尔多几分钟前正好走进会社核查哈格罗夫的安保情况，他跃上讲台，把醉汉击昏打倒在地。一眨眼的工夫，加尔多总警监已把这个人的胳膊反绑在后面铐了起来，并把他交给了一名看得目瞪口呆的警司，完成了整个逮捕程序。当众人缓过神来时，他们为加尔多高声喝彩，他跳上讲台，询问笑眯眯的竞选人：“你没事吧，先生？”
警察局马上同意了哈格罗夫的请求，让加尔多总警监领导他的安保小组。
路易斯·加尔多总警监被任命为新任警察专员，这越过了11名资深总警监，他们所有人都立刻辞职了。加尔多反过来选了另一名一星总警监，“小甜饼”基斯·诺兰作为部门的首领。诺兰成为了唯一一名肩披四颗星的警察行政人员，作为首席行政长官，他领导一个由3.6万名各级别的警察和1.2万名文职人员组成的部门。
在他担任现在这个职务的几年之前，诺兰总警监被当时的部门首脑放逐到隐没在警察广场一号内部官僚体制中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单位。他想不起来犯了什么错，显然，在没完没了的某次行政会议上，他的前任主观臆断地认为他冒犯了谁。他猜想最可能的是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有一项冗赘的议程是希望高级警官注意个人卫生，有点恼火的诺兰微微发了一通牢骚。第二天他就从行政办公层被贬到了大楼的地下室管理车辆调配场。
虽然警察专员和高层警察指挥官之间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关系，加尔多和诺兰两人之间的历史使事情变得很不一样。他们俩以班上几乎最优的成绩从警校毕业后，在南布朗克斯当警察那段日子起就成了朋友。这个新管理班子是一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公开场合下，诺兰会尊重地称加尔多为“头儿”——在警局内这是称呼上级长官的传统用语，加尔多则称呼诺兰为“局长”。私下里，他们则扔掉所有的繁文缛节，开始革新这个他们无比热爱的部门。他们下定决心要铲除系统性腐败，特别是在便衣警察部门中的腐败。所以这是为何他们决定召唤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高级警监开始改革的原因。克诺里提出了一项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他同意了：把伯尼·普莱斯勒警司派去帮助他。
19
来自布朗斯维尔的伯尼·普莱斯勒
一开始从警察学院被派到布鲁克林东纽约的第75辖区起，詹姆斯·克诺里和伯尼·普莱斯勒两人就形影不离。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克诺里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身穿警服时注意整洁光亮的仪容，穿便服时也很讲究细节。普莱斯勒是名犹太人，固执己见，是个对如何在城市中生存非常了解在行的人。他的衣服看起来总像是上床睡觉时也没脱似的。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调查人员，痛恨腐败警察。
伯纳德·艾瑟·普莱斯勒是个生活在布朗斯维尔的犹太人。如果你也来自那儿，或者知道自20年代起一直到50年代末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地区是个什么样子，那么你马上就对那些话有概念了。布朗斯维尔是个低收入的村子，主要是些木结构的供一个和两个家庭居住的住宅，为完全独立或半独立式的，还有许多赤褐色砂石建造的连排平房，一般被称作“火车车厢式公寓单元”。住在这块飞地里的全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这些波兰、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定居者家庭人数众多，狂热地恪守着传统，包括对上帝的笃信以及对教育的清醒认识——在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度里，教育是把他们从贫民窟经济中解放出来的最终力量。但是和其他处于类似境地的族群一样，有人认为犯罪是一个摆脱贫困更有效的方法，布朗斯维尔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大发横财。这些流氓建立了“谋杀公司”，这是个犹太人犯罪团伙，一直控制着布鲁克林的敲诈勒索活动，直到被移民过来的西西里黑手党所压制。
布朗斯维尔的犹太人还统治了长岛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大学篮球队，后者是最后一支在同一年内获得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赛和全美锦标赛双料冠军的球队。他们甚至为一些天主教学校打球：20年代末的圣约翰大学篮球队被称为“神奇五人”组，在1929年五名首发球员中四名是犹太人。布朗斯维尔还出了一些纽约市最成功的赌博经纪人，有些人说他们在幕后操纵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篮球赛诈分丑闻。
布朗斯维尔的犹太人使用诸如“打架小子麦克戈特”、“中尉杀手麦格诺”这样的假名，成为排名很高的职业拳击手。他们是一批为多年后犹太人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参加拳赛的开拓者。像麦克斯·拜尔和加斯·莱斯尼维奇这样的冠军在他们的年代里在纽约市的主要拳击竞技场所出没，拥有大量拳击拥趸。
布朗斯维尔还出过一位男子服饰经销商，他致力于让邻近地区的孩子们远离犯罪而去从事医学、教育、社会服务和法律事业，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这个叫亚伯拉罕·斯塔克的人大获成功，并被推选为布鲁克林区行政区的主席。对今天任何超过50岁的人而言，亚伯·斯塔克留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是在历史上著名的艾贝茨球场——当时为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主场——右中场上那个男子服饰商的招牌。这个服饰招牌上写着，“亚伯·斯塔克——皮特金大街1514号”，并邀请球员“击中招牌，赢得套装”。
虽然从布朗斯维尔出了一批犯罪分子，但是更多的居民成为了教育家、法官、伟大的庭审律师、医生以及像伯尼·普莱斯勒这样的警察。伯尼·普莱斯勒头脑敏锐，高中成绩极其优秀，足以让他进入纽约市任何一所大学。他来自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这个家庭和布朗斯维尔的许多其他家庭一样，极其贫困，根本无力负担一个孩子上大学。所有孩子与父母加起来的收入必须用来维持生计。
伯尼身高5英尺10英寸，重180磅。他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每天在离他家不远的健身馆内进行举重训练和慢跑。他打拳击小吊袋练习得很出色，以至于健身馆的拳击教练试图说服他去做职业选手。该职业选择在普莱斯勒妈妈给出了一个强硬的命令后就结束了。“不！”所以伯尼参加了招募纽约市警察的考试，在数千名年轻的申请人中他成绩排在第四。很快他就参加了宣誓典礼进入了警校。
伯尼乌黑的头发在头部中下方分得很开，这是40年代酒吧招待的发型。他宽阔的脸庞上有一双珠子般大小的黑色眼睛，高高突出的颧骨，一只扁平的大鼻子，这是他打拳时代留下的纪念。他粗短、肌肉结实的脖子看起来好像消失在头和肩膀之间。他的嘴唇较薄，而且总是像林林兄弟马戏团中的小丑那样向下耷拉着，看起来要让他笑一笑得费很大力气。
当伯尼·普莱斯勒进入警界的时候，纽约市警察局仍然被爱尔兰帮派所控制。对犹太人，人们一成不变地认为他们要么是医生、律师、教师，要么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他们不会去干像警察或消防员这样艰苦的工作。他加入的警察部门眼界狭隘，对新移民，特别是欧洲犹太人避而远之，所以犹太居民以及屈指可数的一些犹太人警察经常会成为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每当普莱斯勒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会迅速采取行动。他被派到第75辖区——布鲁克林最艰苦的一片管区——不久之后，伯尼无意间听见一个爱胡说八道的顽固分子称他为“那个卑鄙的犹太种”。他请那位警察去更衣室，一个人，在那儿他把那家伙打得遍体鳞伤。
20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19日
1991年6月4日，萨福克县大陪审团对史蒂文·霍尔特提出指控。他被控犯有三桩二级谋杀罪，即谋杀斯科特·鲁本、雷蒙·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的哥哥海勒姆。审理前涉及到多种复杂的申请程序，再加上拉里·格林有其他案件的审理，使得史蒂文的审判拖延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法庭传唤他出庭受审，他终于感到了一丝解脱。
迈克尔·J.麦克考恩法官正在指导陪审员。
“另外，如果你们排除了合理怀疑认定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司蓄意造成了雷蒙·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哥哥海勒姆·罗德里格斯的死亡，而且造成了斯科特·鲁本警员的死亡，那么针对该起诉书上列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项罪状所指控的二级谋杀罪，你们应该认定罪名成立。”在这里法官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当然，如果你们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认定他有罪，你们必须裁决霍尔特警司无罪。”
麦克考恩法官只是在按照例行程序对陪审团进行初步的指导，但在经受了十几个月的焦虑之后，史蒂文·霍尔特已经开始显露出妄想症的迹象。此时，他蜷缩着身体，认为法官是在强调刑事定罪的标准，而弱化了无罪的理由。在另一方，麦克考恩却认为清晰的复述实际上是有利于被告的。在陪审团听取了所有证据之后，并且案子将提交给他们进行商议之前，作为他最后的职责，他还将对陪审团详细重复这些指示，或者详述法律定义和解释。最后，麦克考恩补充说：“陪审团的先生们、女士们，裁决一词来源于拉丁文veredictum，意思是讲真话和告知真相。应该记住，这是你们必须实现的。”
麦克考恩法官的声音坚定、有力，在这间宽敞、声效堪称完美的审判庭内回荡。该审判庭是他挑选的，因为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大批听众及记者出席这场指控一名纽约市警察犯下三重谋杀的审判。
审判庭的墙壁用的是贵重的深红褐色桃花心木。地板上镶嵌着昂贵的橡木，庭审结束后每天都有人打理，地板因此擦得锃光瓦亮。法官席则给这个正义宫殿的威严形象添加了最后一笔。法官席的前部厚约1英尺，高约7英尺，宽约12英尺。它的主体部分用的是黑白色大理石，3英尺乘4英尺见方，带有一个设计雅致的黑檀木基座。晶莹的石头中精细地镌刻着正义女神的形象。高高在上的法官席在法官和审判庭内其他人之间竖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在那张特大的绿色皮革面的法官席后面，在桃心木墙的上方，用镏金字写着一句来自《申民记》的古老戒律“至正、至义，乃汝之所求”。所有这一切为这位高大、颀长、面容冷峻的迈克尔·J.麦克考恩——萨福克县所有法院的主管法官——创造了一处最合适的场所。他身高将近6英尺6英寸，头发雪白，声音低沉，他吸引了陪审员全部的注意力。他们舒适地坐在邻近的陪审席中，椅子宽大，用的是桃心木，与审判庭的墙壁相同，与麦克考恩法官的椅子一样蒙着奢华的深绿色皮革面。麦克考恩当然对律师和列席的听众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有其他的方式。他说话的时候，审判庭里唯一能听见的是他的声音。
一开场是法官的引导性指示——在检察官对陪审团进行开庭陈述之前。史蒂文对此难以领会。麦克考恩是位坦率认真、强硬、支持警方的法学家，对辩方律师少有耐心，因此而闻名。绝大多数警察认为他很棒。史蒂文仔细地观察，想知道法官对他的案子是怎么看的，他的案子。因为在这种事情上霍尔特没有经验或者标准，所以他做的一切实际都是徒劳。
“怀疑不能是虚无缥缈的。它必须是合理的，而且不能作为借口以回避令人不快的工作。”麦克考恩继续说。史蒂文想事情肯定对他不利。麦克考恩说的话像大铁锤不断猛击着他的耳膜，他感到自己苍白的双颊上泛起了潮热。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当这些话造成的恐惧在他体内涌动的时候，史蒂文在想：他妈的我是怎么被弄到了这里的？
这个问题，他经常问自己，而且也问过李·莫兰和他的舅舅。他找不到答案。枪杀两名他从未谋过面的布鲁克林的工厂工人，他当然没有理由。而且虽然他认识斯科特·鲁本警员，也不怎么喜欢他，但他没有杀他的动机——就这点而言他没有杀任何人的动机。他的警察佩枪是如何被用来谋杀三人的，对此他毫无头绪。
在思考这些的时候——要么是在审理期间注意力不集中，要么是他独自呆在牢房里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困境与造成他舅舅恶劣境遇的情况进行比较。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他们对对方的爱以及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对任何警察腐败都深恶痛绝。他们服役的时间前后相差近20年，但是他们的头儿都因无法容忍警察腐败而给了两人一个铲除腐败的机会。史蒂文不知道的是，虽然几乎摧毁了马尔维以及威胁到自己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的力量都源于他们的反腐努力，但是两人各自遭受的毁灭之路却有天壤之别。
21
克诺里和普莱斯勒的计划，
1974年1月至2月
克诺里高级警监和普莱斯勒警司的意见一致，最初的策略应该是对第13分局管辖范围内数个甄选过的地点进行监控。普莱斯勒从内务处借了一辆客货两用车，把它伪装成一辆貌似布鲁克林联合煤气公司的多功能车。
他们第二天上午开始了监视。大约在10点30分，即他们布点监控后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发现，在诺斯特兰德大街对面一家酒馆和一家杂货店里的活动不同寻常，这里距诺斯特兰德大街和一条叫东公园路的主干道的交叉路口约100英尺。透过这辆侦察车被烟熏黑的窗户，他们看到接连不断有人进入商店却空手离开。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内，有36人进入杂货店，47人进入酒馆，大多数人一会儿之后便两手空空地离开了。
虽然这些“顾客”看起来形迹可疑，但是法律规定警员在对嫌疑犯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要有合理的依据相信犯罪正处于进行之中。克诺里和普莱斯勒决定向副总警监维吉尔·桑普森征询意见，他是精英部门公共道德管理处的长官。
虽然公共道德管理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检察官打击一些主要的赌博经纪人，让他们失业蹲大牢，但是偶尔也会抓一些和这些经纪人合作的腐败警察和小偷律师。公共道德管理处的办公地点是不对外公开的，而且其人员数量也严加保密。该机构享有廉洁和高效的美名，无可挑剔。不像内务处——它常被大多数警察视为笑柄，公共道德管理处可是真格的，如果他们的警察抓住了你，你就插翅难逃了。
维吉尔·桑普森身高约6英尺4英寸，皮肤黝黑，像经过打磨一般光亮。在那个时代，能在纽约市警察局晋升为总警监级别的黑人警察屈指可数，他是其中之一。他身体修长、结实，一直保持着笔直挺拔的姿态，这是经常运动以及桑普森总警监的意志磨炼而成的。他的双手硕大，肌肉发达，看起来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不成比例。他每周都有几天在家中后院里劈柴火，手有力。他的家在布鲁克林一处叫皇冠高地的地方，住在一片整洁的住宅区。总警监有死盯着人看的习惯，似乎要把人看穿，所以令多数人感到害怕，这也掩盖了他颇为幽默这一事实。自进入警察学院的第一天起，一直到每一次升职考试，作为学员的维吉尔·桑普森是相当出名的。虽然无论在班上或在升职考试中，他从未名列榜首，但是他严格遵循了已故父亲的忠告：“维吉尔，你必须要有竞争力。”确实，这就是多年的学习给这位专注的年轻人带来的一切。维吉尔总是有所追求，总是具有竞争力。
桑普森对克诺里和普莱斯勒进行监控的皇冠高地非常熟悉。他是在这一辖区内长大的，离他现在的住所不远。他对克诺里和普莱斯勒监视的两家商铺也知之甚多。
“那家酒馆，”他说，“从40年代末克雷顿一家从佐治亚州搬到这里起就属于他们。杂货店是于1951年斯图尔德一家从开曼群岛迁到布鲁克林后不久开的，后来路易斯·阿罗约从他们手里买了下来。两家商店都兼营一些体育赛事赌博和三位数彩票赌博。”三位数彩票赌博是一种主要在犹太人区玩的赌博游戏，中奖数字是当地举行赛马时当天总下注额的后三位数字。例如，如果某天在纽约市的“水渠”赛马场总赌注为3,542,923美元，那么中奖数字就是其最后三位数——923。如果猜中，获得的收益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美元。
普莱斯勒问道：“总警监，你不认为几个小时内有那么多人进出意味着这不是什么小举动？”桑普森总警监干监控这一行多年，经验比警司丰富，他压制住冲动，不想让伯尼伯尼为伯纳德的昵称或简称，小说中多次出现类似的情况，译者不再一一赘述。失望。他对两位警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你们认为我们能查到什么？”
克诺里回答说：“我猜要么第71辖区的头头认为这两家商店最多只构成扰乱秩序的行为，要么一些来自该辖区或第13分局的警察被贿赂了。”
马尔维清了清嗓子，他虽然有些惶恐，但仍然鼓足勇气问道：“警监，为什么你如此肯定有些警员在受贿？”
克诺里笑了笑，依然试着让他这位门生放松下来，但收效甚微。“年轻人，简短的回答就是在警局内，便衣警察部门的腐败一直是个公开的秘密。问题是没人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正是警察专员希望我们努力去做的。”
马尔维听到高级警监说“我们”的时候愣住了。他坐在椅子里，显得浑身不自在，不断变换着姿势。克诺里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克诺里讲完了他的分析，桑普森总警监看来有些困惑，但这只是一分钟的事情。然后他说：“好的，让我们看看能否查出来。”他按响了内部通话设备的按钮，对他的助手说：“比利，帮我把摩尔警督找来。如果他在楼里，让他过来。如果不在，与他取得联系，告诉他我要立刻见他。”
10分钟不到，桑普森总警监的门上便听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他答道：“噢，警督，如果是你，请进。”
布伦达·摩尔警督快步走进房间。摩尔的脸可以上爱尔兰国营航空公司的旅行海报。他的头发乌黑，修剪得很短。他的眼睛深蓝，双颊上有明显的酒窝。他脸上带着热情奔放的笑容，当他进屋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他穿着灰色的花呢夹克和刚刚烫好的斜纹棉布裤，配上一双饰有流苏带子的平跟懒汉鞋，这是他选择的穿着，因为他认为这使他看起来年长一些。虽然他已年近50岁了，但是他一直担心年轻的外表会让人误以为经验不足。这身街头装束令他看起来像一位调查分析人员（这是他一直努力想干的行当），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警局里没什么人像他一样。
相互介绍完之后，桑普森总警监向摩尔警督讲述了具体细节，然后问道：“布伦达，我们有没有什么线人？我们可以让他进入两家商店的任何一家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当然有，头儿。”警督回答说，“有个家伙销掉了在布朗克斯区的案底，他住在东公园路上，离这些商店只有几个街区。”警督所说的“销掉案底”是指秘密证人在纽约五县当中的任何一个县面临刑事起诉时，如果该秘密证人能够为摩尔警督提供证据或有用的情报，摩尔会同意请求那个县的地区检察官以一个较轻的指控换取承认有罪的供述，减轻判决的入狱刑期，甚至撤销案件。如果说秘密证人在秘密进行的反毒和反赌博行动中是一种执行法律的货币，那么布伦达·A.摩尔警督就是他们的国家银行。这位已入行26年的老警察具有20年秘密行动的经验，在这门被称为“暗中调查”的秘密艺术中他是最受人尊重的警官。联邦及地方上的调查机构迫切需要摩尔的专门技能，这占据了他许多时间，以至于加尔多警察专员的前任不得不严格控制警督在警局之外的活动。
几天之后，在摩尔警督的秘密线人的协助之下，答案变得非常清晰明了：这两家位于皇冠高地的商铺是经营体育赌博的主要场所。而且，这些商铺完全由冈比诺犯罪家族控制，是其非法赌博特许经营网络中的一部分。
摩尔的情报不只是让桑普森总警监大吃一惊，而且让他暴怒。像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他家的邻近地区。
当然桑普森非常清楚有组织犯罪团伙控制着而且事实上管理着非法赌博活动，不仅仅在纽约市，而是遍布整个国家，毕竟在犯罪活动这个领域内，他是位行家。但之前，他一直笃信传统的经验，认为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头目一般对地方上不起眼的赌博经纪人不屑一顾，尤其是那些主要从事三位数赌博诈骗活动的人。
不论是总警监还是其他任何在执法部门处理非法赌博活动的人，都不知道冈比诺家族的分支头目们在18个月前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该家族决定不再从事毒品交易——因为它的风险太大，而加强对各种非法赌博的控制，尤其是体育赌博，不管其在何地经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此处带来的滚滚财源就充分填补了该犯罪集团因退出贩毒活动而形成的空洞。
这家酒馆和杂货店的经营大体上如出一辙。波比·阿罗约是路易斯的儿子，朗斯·克雷顿是波尼斯·克雷顿——克雷顿一家的女族长、酒馆的所有人——的儿子。他们俩会把下注单送到一个貌似废弃仓库的地方，它位于渡船码头附近的斯塔腾岛上。
仓库的一部分已被改造成高度精良复杂的赌注登记室，作为冈比诺家族在纽约经营体育赌博活动的神经中枢。
对所有赌注经营者而言，登记室是其保管人，所有的下注单在这里被统一登计以确定赌赢后钱该付给谁。如果涉及金额太大无法运作，它有时也会把赌注转给这个国家内其他什么地方的赌博经营场所以分散风险。例如，如果巨人队对公牛队的赢面太高，斯塔腾登记室会把一部分赌注转给他人。如果一旦出现了冷门达拉斯队赢了，冈比诺家族的登记室不会就此完蛋。
斯塔腾岛上的登记室戒备森严，安装有监控设备和一套中央报警系统，它与该家族控制的一家保安公司相连以加强安全。因为该登记室经手的总金额达到每年6亿美元，所以一天24小时它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
在2月一个明媚、寒冷的下午，克诺里和普莱斯勒决定将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计划非常简单：抓住阿罗约家的小子，收缴所有的下注单，对他提出最重的重罪指控，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呆上很长时间，把他的父亲唤到逮捕现场，利用这一手牌让这个老家伙指认腐败警察。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他们将会顺顺当当地铲除第13分局内的腐败行为。这对一个月前，即1974年1月才走马上任的新警察专员来说相当不错。当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当波比·阿罗约那辆最新款式的蓝色梅赛德斯汽车从韦拉扎诺大桥连接布鲁克林的那端驶向匝道入口时，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插到了前面，把他逼到了路边。克诺里和普莱斯勒拔出枪从车里跳了出来。
“把手亮出来，不许动！”普莱斯勒警司命令道，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有点太做戏了。而可怜的波比·阿罗约可不这么想，他双手举在头上，离开汽车之前裤子都尿湿了。阿罗约那高5英尺4英寸、重120磅、肌肉发达的身体因害怕而剧烈颤抖，他那张布满小麻点、永远看起来有点忧郁的脸变得灰白。他哆嗦着哭了起来。
“喔，看看这儿，高级警监。”普莱斯勒给克诺里看了看装满了两个购物袋的下注单。
“警官，”阿罗约哀求道，“我能给我父亲打电话吗？”
“妈的，你知道你惹了谁吗？”路易斯·阿罗约怒吼道，他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一接到儿子打来的紧急电话，阿罗约就疾驰到韦拉扎诺大桥连接布鲁克林一端桥下那条偏僻的、两侧种植着树木的辅路。波比被允许同他的父亲单独说一分钟话。从外表上看，路易斯·阿罗约与他儿子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只是岁数大了点而已。波比想在穿着打扮以及行为举止上学父亲的样，他们如此相像以至于他的朋友和家人都称他为路易斯托，即小路易斯。
“我要付多少钱给你们这帮狗娘养的？”路易斯喊道，但是他话还未说完，普莱斯勒就一拳打在他的下颚上，把他重重地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痛得说不出话来了。
普莱斯勒指着克诺里咆哮着说，“这里有一位纽约市警察局高级警监，你这个小杂种，你胆敢再对他大放厥词。”
震惊之下，路易斯·阿罗约带着一副厌恶的语气和神情低声问：“我要付多少钱给多少警察才能避免这些狗屎事情？”
纽约市警局公共道德管理处的指挥中心位于斯塔腾岛上一座封闭的汽车站内，恰好它与冈比诺家族的登记室相隔不过两个街区。
在公共道德管理处总部，路易斯·阿罗约告诉克诺里、普莱斯勒、桑普森总警监以及保罗·加西亚探员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克诺里隐约感到自己要吐了——他将要接管的是一支极其腐败的警察部队，如果你能算得和他一样快的话。
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在不同的地点，路易斯将和两名第13分局的警员会面，交给他们100张百元面值的美钞，即10,000美元。
马尔维迅速计算了一下，当他意识到这些腐败警察们一年将收取12万美元的黑钱时，他跳了起来，大声惊呼：“高级警监，请不要说了，我已经听够了。不管你心中想的是什么，我都不愿意卷进去。”克诺里站起来，试图打断这位年轻的警察，但是他坚持己见。“如果你想找什么人去抓这些腐败警察，我不是你要的人。他们会一眼看穿我……”
“罗伯特，”克诺里继续说，“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再听听我对你的看法。如果你仍然认为无法帮助我，这事就算结束了。好不好？”马尔维犹豫了一下，克诺里接着说：“请坐回去，让我讲完。”
马尔维谨慎地点点头，又坐了回去。
克诺里高级警监审查了第13分局的人员名册，他发现目前一共有24名警员，三名警司，一名警督，一名警监，还有一个空着的、克诺里将要出任的高级警监职位。总共有29名警察。克诺里想知道有多少警察在分享每年高达12万美元的贿赂——仅从阿罗约这里。
路易斯·阿罗约解释说交钱是用来换取一些普通的好处，包括对意在赌博而滞留街头这种行为不端的人实施假逮捕，当然，下注单会交还给阿罗约的马仔，他们一般被称为“跑腿者”。阿罗约解释说冈比诺家族控制了他的生意，并授权许可他继续从事赌博经纪交易之后，他们把新的客户带到他的店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警察要求的贿赂也越来越高，从每月6,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令桑普森总警监更担忧的事情是，从时间上说，这和冈比诺家族决定对他们地盘内的所有赌博活动进行全面控制两者是吻合的。腐败警察从当地的赌博经纪人手里受贿已足够罪恶，但是调整贿金的行为表明腐败警察和犯罪集团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阿罗约说碰头交钱的时间很短，也不说一句话。月底前倒数第四天，会有一名警察对他手下任意一位“跑腿者”说“Feliz Navidad”。这句西班牙语“圣诞快乐”意味着阿罗约要拨打一个特别的号码得到交月供的地点。更改地点是这帮腐败警察想出来的主意，以保证不被发现。
路易斯·阿罗约同意配合警察的调查以换取他儿子的获释，而波比·阿罗约的购物袋中的下注单被没收了没有返还。路易斯·阿罗约得到的唯一保证是如果案件有所进展，将尽力不让他作为指控这些腐败分子的证人。
22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19日
拉里·格林从辩护席旁的椅子里起身开始他的开庭陈述时，他朝史蒂文短暂一笑，然后走向陪审团席。他感觉到这个案件他是在白费工夫，但是他的举止中没有透露出丝毫这样的感受。通过眼角，他瞥见在保留给律师的那排座位上坐着一些来自福特汉姆大学他教的法学专业学生。他回头看了看他们，冲他们眨了眨眼，然后继续走到离陪审团女主席——她六旬上下，是位退休银行家，身穿整洁的深灰色正装——只有约一英尺的地方。从陪审团人员审核程序开始之时，茱尔女士对他和麦克考恩法官所提问题的回答便铭刻在他的心头。
此时，格林想起了他在法学院所做的一场讲座，是关于开庭陈述的重要性以及辩护律师该如何处理胜算不大的案件。“你永远不能做的事情是放弃开庭陈述，除非，”他嘲讽一般加了一句，“你为你的当事人准备了一个越狱计划。而且在检方的开庭陈述相当精彩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显得正确。”当然戈斯的开庭陈述并不怎么样，无效，枯燥，让人分心。但是，正如格林在课堂上所告诫的那样：“哪怕是再糟糕的开庭陈述也需要回应，但是要根据案件的事实——其有利和不利的方面，以及任何可利用的事实情况——做出恰当的修改。”于是，他便这样展开了陈述。
“恳请法庭、麦克考恩法官、戈斯先生、陪审团主席女士以及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聆听。”格林的嗓音轻柔，令人感觉安心，“检方把本案提交给这个法庭，要求你们对一位曾经得到无数表彰的警官定罪判刑，他身为反腐斗士的经历为他赢得了纽约市市长以及纽约市警察专员给予的衷心的个人感谢，而且被授予纽约市警察局能够给予的最高奖章。陪审团主席女士，考虑到你和你的同事将从这位博学的麦克考恩法官那里得到明确的指导——关于检方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以及霍尔特警司有权被推定为无罪，另外考虑到年轻的戈斯先生在其陈述中向你们承诺的本案中到目前为止少量的证据，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些指控，”现在格林的音量在稳步提高，“是我在40年的律师生涯中遇到的最耸人听闻的。让我再说一句，虽然在我大部分职业生涯里，我为遭到不同犯罪指控的人进行过辩护，但我也经常得到本州主管法官的委任，曾在纽约州全境多个县担任过特别检察官。我要对你们说，”现在拉里·格林装出来的愤怒达到了他所期望的程度，“在本州的任何一个县，在任何一个我有幸出庭的地方，无论是作为辩方律师还是检方，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如此胡乱、草率的案件，即将呈现给你们的立案证据完全是虚无缥缈的并具有不可弥补的瑕疵。”
突然，格林转过身看着听众和那群他教的庭审律师班上的学员。他朝这些他照看的年轻学生们会意地笑笑，因为他知道他们会感到吃惊。毕竟，在福特汉姆大学大部分学期里，他教导他们说华丽辞藻和激烈辩论在开庭陈述中毫无用武之地。“开庭陈述，”他说，“是用来证明一种可能性。把你们的辩论留到总结性陈述。”今天晚些时候，他要告诉他们，在整个课程讲授过程中他对陈述做区分处理是有目的的，是为了不把他们弄糊涂。最后一堂课，他将在当地一家酒吧招待他们喝些啤酒或葡萄酒，并向他们解释说一位有经验的庭审律师会在合适的时候把咄咄逼人的辩论夹杂到可能性的证明之中，目的是为了在审理初期就吸引陪审团的注意力。格林将告诉他们，针对史蒂文·霍尔特多项谋杀的指控，为其辩护需要“我把检方的案情一点点拆散，动摇其毫无根基的基础”。
格林又把目光转到陪审团成员身上。“一旦你们弄清楚了年轻的戈斯先生摆下的迷魂阵，那么他向你们承诺了些什么证据？他有霍尔特警司的手枪，”现在他装出惊讶的样子高声说，“噢，你瞧，在那武器上警司的指纹和掌纹可样样俱全。”为了加强印象，他停顿了一下，慢慢抬起肩膀，掌心向上，然后把头猛地向后一仰，喊道：“戈斯先生要让你们相信这些结论是出自法医技术人员，伟大的舍洛克·福尔摩斯的继任者们。”
格林直接走到茱尔女士面前，离这位陪审团女主席大约一英尺远，身体前倾，然后以轻柔镇静的嗓音说道：“让我说得一目了然些，霍尔特警司交给萨福克县警察的枪是他自己的枪，枪上面自然布满了他的指纹和掌纹。”
“反对，”地区助理检察官戈斯喊道，“我听不懂格林先生在说什么。”
“反对无效。”麦克考恩法官将其驳回，“坐下，专心听！”
“然后，”格林继续说，“除了他提供的这个毫不令人激动的证据之外，戈斯先生还向你们保证来自霍尔特手枪里的子弹与从本案中每位受害者尸体上取回的子弹是吻合的。”格林在陪审席前走来走去，搜寻着每位陪审员的眼神。他突然停下来，然后不动声色地说：“我向你们保证这个所谓的法医证据就会在你们的眼前破碎，然后被真相的寒风席卷而去，你们的方向就变得通畅了。”
格林转身，看起来要回到律师席，但是就在走到椅子前时，他站住了。“陪审团主席女士以及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当你们听到所有这些，”现在他脸上装出愤怒的样子，虽然他的声音仍然保持冷静，“你们会问，这件子虚乌有的案子是如何剥夺了这位年轻警官将近一年半的自由，而且将他置于面临判处终身监禁这种威慑人心的恐惧之中的。你们心情难过地想知道……”
戈斯从他的座位上蹦了起来，大声叫道：“反对！反对！法官大人。辩护律师完全清楚量刑以及审前的释放条件不属于陪审团的职责范围。”
格林脸上挂着柴郡猫一般的笑容，站在那儿，等待着法庭的裁决。
麦克考恩法官慢慢地站起来，手撑在高高的法官席上，身形看起来高大、让人敬畏。“年轻的戈斯先生，你最好清楚地弄明白一件事情。你不要再次在本庭就本州法律问题教导任何人。”麦克考恩愤怒地摘下他的眼镜，凝视着年轻的检察官，他看起来有些惶恐。“法律问题是我的管辖范围。”法官等着以便让他的告诫获得很好的成效，他继续说，“而且，在当格林先生还处于向陪审团进行开庭陈述的过程中时，你应该坐在你的椅子里，而且不许发出任何声音。你听明白了吗？”
一开始，戈斯被吓晕了，没有做出回答。到目前为止麦克考恩的声调一直保持克制、平稳。他提高了嗓音，问道：“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年轻的地区检察官助理起身，双腿发抖有些站不稳，低声答道：“是，法官大人。”
麦克考恩法官落座，然后转向陪审团说：“现在，诸位陪审员，格林先生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即使是年轻的戈斯先生也知道量刑属于我的职责范畴，不属于你们的职责，所以你们不应该考虑这一点，就如同你们不应该考虑霍尔特警司的扣押方式一样。在你们做出裁决的时候，都不应考虑这两点。”
麦克考恩然后对拉里·格林说：“现在，格林先生，请不要再运用这样的策略，请试着克制住你的冲动以展示你作为一名庭审律师所具有的丰富经验。”
格林立刻站起来，礼貌地鞠了一躬，说道：“当然，法官大人。我会尊重您的意愿。现在，请允许我继续，我马上就要结束了。”
麦克考恩点头同意，于是格林继续说：“当你们考虑这个案件的时候，想想它对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影响，他们的生命之花凋零了，那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以及这位年轻的警官是如何遭受惩罚的，你们想知道高悬在麦克考恩法官席上方的那些词句的意思，《申命记》中那条古老的戒律‘至正、至义，乃汝之所求’的真正含义。但是不管你们如何认为这些词句是否适用于本案中的检方，我完全相信你们会注意到它们的深刻指示，而且你们会遵从麦克考恩法官就法律问题做出的博学的指导，以做出公正的裁决。如果你们这样做，我知道你们会认定史蒂文·霍尔特是无罪的。谢谢。”
格林回到他的座位上，他知道他的开庭陈述是不错的表演，但是缺少实质内容，因为根本就没有。他同样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提供的东西。他会把希望压在茱尔女士或斯坦博格太太或者其他什么人身上，使陪审团不能形成意
见一致的判决。
23
计划，
1974年2月
“你想休息一下吗，罗伯特？”
“不用，高级警监，我想多知道一些。”马尔维回答说。
“好，”克诺里说，“因为现在事情变得有趣了。”
阿罗约同意与警方合作后的那个星期五，他手下一名毒贩告诉他一些警察又打电话了，先是那声熟悉的问候“Feliz Navidad”，之后指示说会面地点将在布鲁克林地区一家主要的公共图书馆内，位于大军队广场上。该广场复制了巴黎凯旋门的设计，是为了纪念美国内战中为北方作战的士兵们而建造的纪念碑。
指令里说将在法律研究区最后一张桌子那儿见面，阿罗约要把一个耐克鞋盒装在一个棕色的纸袋里。最后这一段指令在克诺里高级警监和其他人听来像是来自一部廉价的间谍影片中的情节。路易斯解释说不管用来装一万美元的东西是什么，都会在会见地点被警察用一模一样的空容器换掉。
桑普森总警监、克诺里高级警监以及普莱斯勒警司一致认为现在是到了约见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代表们的时候了。
目前调查中掌握的证据被放在了地区助理检察官肯尼·J.拉提根的面前，他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联合工作处的负责人。侦查小队的指挥官是地区检察官新任命的肖恩·J.内文斯警监。桑普森总警监向内文斯透露了一些事实，请他安排和拉提根见面。
按照传统，五大地区检察官中每人都有一支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派来的侦查小队为其工作。这些警探们通常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和警察腐败指控，由每位地区检察官下属的联合工作处的负责人进行监管。这些年来，小队成员以及其指挥官人选一般由每个县的政治大佬们推荐，但是在加尔多被任命为警察专员后，他认为作为指挥官人选，其廉洁正直必须无可置疑，从而取代一些靠民主党政治权贵而得以任命的御用警察。专员希望由他和地区检察官们联合选任这些指挥官，以此巩固本市五大检察官和纽约市警察局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一种协调策略以消灭警察腐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主意，不久之后就带来了有益的成效。
肯尼·拉提根不仅是布鲁克林区联合工作处的负责人，他还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巴迪·库珀的知心密友。加尔多专员提出由他和地区检察官们合作进行选任这个主意时，他正在和拉提根一起饮酒。肯尼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加尔多然后问道：“你知道你的头儿会选谁吗？”“当然知道，”拉提根回答说，“我们会要内文斯。”加尔多然后用那种滑稽的布鲁克林腔——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是装的还是真的——答道：“嘿，肯尼，你他妈的疯了吗？内文斯是个正直的家伙，但他妈的也是个不好控制的炮筒子。”
于是桑普森总警监、克诺里、普莱斯勒和小队指挥官内文斯把布鲁克林联合工作处负责人肯尼·拉提根那间散发着霉味的偏僻小房间塞得满满当当。拉提根35岁，长着一张消瘦、苍白的脸，头发呈现出柔和的棕色。他的身高普通，为6英尺，而体重不足，让他穿的西装看起来大了两号，他的白色衬衫和条纹领带松松垮垮地吊着，以至于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巨大的喉结上。拉提根看起来如此年轻，以至于经常被错认为是被派到地区检察官侦查小队的一位长着娃娃脸的警探。他吸起烟来一支接一支，令人讨厌，他的小办公室里经常充斥着烟雾和一种令大多数不吸烟的人作呕的臭气。对那些带着案件到他这里的警探们，他的态度是“不要瞎扯”。肯尼具有一种评估案件的诀窍，要么决定立刻行动，要么撤销。根据目前他已经了解的该新案件的情况，拉提根很感兴趣。
他们讨论的行动计划需要出奇制胜。他们认为把两名和路易斯·阿罗约在大军队广场图书馆会面、取钱的第13分局警察中的一人策反过来，从而了解第13分局内腐败程度的真实状况，这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警察局能给这位决定出卖其同谋的警察什么呢？
是桑普森总警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回答说：“让地区检察官同意不请求法官判处他入狱服刑。”
拉提根想了一会儿，然后答道：“这狗屁不值，维吉尔。所有这些人真正在意的是他们的退休金。他们非常清楚法官不会判他们入狱的，所以也就没有和我们合作的理由。”
拉提根为了加强效果，停顿了一下，然后提出了一个建议，他非常清楚这将和警察部门秉持的程序格格不入。他在会见之前和地区检察官库珀已经谈妥了，库珀分手时说：“嗯，肯尼，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警察是否是当真的。”
拉提根身体前倾，说道：“如果我们不起诉那个同意合作的腐败警察，继续保留他的工作怎么样？”
桑普森总警监好像是被闪电击中了，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但是用一种缓慢的语气说：“肯尼，我们要把垃圾清洗出这个部门。这行不通。”
“好的，总警监，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克诺里从椅子中跳起来，喊道，“但是肯尼，那些第13分局内的腐败分子和人渣怎么办？”
年轻自信的检察官站起来使出了他的王牌。他微笑着从挤在小房间内几位参与者的身边走过，回答说：“嘿，伙计们，去你们在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里看看吧，他们也管腐败案件。”他目光直视着桑普森总警监继续说，“坦率地说，我和地区检察官对这些废话早已受够了。你和你们警局中的其他人总是保持该死的拒绝态度。你们有一生的机会可以用来拆除、摧毁腐败警察们的罪恶巢穴，把他们送进监狱，相反你们却只想去抓其中一两个。噢，我对你们的政策再熟悉不过了。等这两个和阿罗约打交道的腐败分子被逮捕之后，你们会向媒体宣布为了避免不当行为的出现，警察专员将重新委派第13分局的人员。而你们这么做的时候非常清楚其中的大部分警察都是腐败分子，不用花多少时间他们又会聚成一伙再次进行偷窃。妈的，总警监，你们很清楚，为什么谈到彻底根除腐败问题时没人会把你们的部门当回事，这样的政策是主要原因。所以去找联邦政府探员去玩吧，因为他们和你们玩这个游戏没问题。但是记住这一点，总警监，地区检察官库珀和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试图掩盖警局近期历史上一桩涉及面最广的腐败丑闻，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会一声不吭地袖手旁观。”他关上门，离开房间去参加另一场会谈。
“肯尼，”地区检察官库珀显然很关切，问道，“我希望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让这样一个案件溜了？”
“巴迪，你对这种一次一个案件的腐败起诉还没受够吗？每次我们抓住一个腐败警察，工会和警局就会说这是一个独立案件，是一桶好苹果中的一个坏苹果而已。你让那些正直的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感到愤怒，感到尴尬，他们觉得邻居将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很快，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就会开始相信巡警慈善协会说的屁话，而这些屁话又得到了这个从来就没能找到方法清除其污秽、落伍过时的警局的支持。我们有一个其他人也许没有面对过的机会。我们将告诉每个人我们掌握的是件他妈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某个警察单位里的警员在收取成千上万元的贿金。这是所有这个城市里的普通员工，包括你和我，能够明白而且不能容忍的事情。而且，头儿，如果警察局不明白这点，就去他妈的吧！”
第二天凌晨2点30分，他们所有人又回到了拉提根那间拥挤的办公室。在桌子的一侧，坐在联合工作处负责人身边的是克诺里高级警监、普莱斯勒警司、加西亚探员以及满脸阴沉的维吉尔·桑普森总警监。在桌子另一边紧挨着墙坐着威廉·波斯科警员。波斯科看起来与警察的形象不符——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是个矮小的年轻人，头发已所剩无几，因紧张光秃秃的脑门上大汗直冒。他身着一件慢跑时穿的绿色运动装，有些褪色，而且当他一屁股坐下往一边倾斜时，尺码显得太大了。他的脸色如同粉笔般发白。他的手指一直在动，要么敲打着他所坐木椅的直背的侧面，要么去擦从他瘦削的脸上流淌下来的汗水。因害怕他的身体不时会抽搐一下，然后发出沉重的叹息声，他的眼睛飞快地从一张张控诉者的脸上扫过——他们好像一直没有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肖恩·内文斯警监坐在不远的地方怒目而视，叼着一根无时不在又未点燃的雪茄。
多个小时之前，波斯科和他的拍档本尼·佩雷斯警员在图书馆和路易斯·阿罗约会面。波斯科把一只空的耐克鞋盒装在褐色纸袋里，放在法律参考书区域的桌子下，那里已放着一只类似的袋子。然后佩雷斯探员微笑着拎起阿罗约的袋子说：“Muchas gracias, muchacho.”（西班牙语，意为“非常感谢，年轻人”。）于是两位警员快步离开朝他们的汽车走去。对两位警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波斯科28岁，有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而他的妻子玛丽亚已怀了三个月的身孕。他们最近在拿骚县郊外购置了一幢供一个家庭居住的房子，并已搬了进去。所有这些个人责任和债务使波斯科成为首选目标。相比之下，佩雷斯是个25岁的单身汉，相对而言生活无忧无虑，他不上班的时候开着一辆二手通用汽车，经常每周就换个女朋友。他们决定策反波斯科。
周六上午约12点45分，波斯科驾着他那辆用了四年的福特牌旅行车刚刚通过纽约市的边界进入拿骚县的溪流谷镇，他便猛然向右转向，驶离了南州公园大道，骑上了水泥路肩，停在了草地上。他突然转向的原因是有两辆没有任何标记的黑色客货两用车——一辆毫无预兆地撞在旅行车的后部，一辆和他并行行驶中却突然右转驶进他的车道——迫使他驶离了道路。
在波斯科看来好像有十多个人举着枪从两辆客货两用车里跳出来，大喊着：“不许动，警察！”
波斯科一面喊道：“我也是警察。”一面想掏出他的警徽和证件。
“你是狗屎，人渣。”什么人回应道，并加了一句，“把你该死的手亮出来，要不我一枪崩掉你的球。”
克诺里从阴影处走出来，问这位浑身颤抖的年轻警察：“你打算从口袋里拿什么，年轻人？你差点让自己挨枪子。”
波斯科立刻回答说：“我是一名纽约市警察，长官。我正想要表明我的身份。”
“噢，年轻人。我是纽约警察局的克诺里高级警监，我们正在搜捕一个驾着旅行车的家伙，他在几小时前在昆士县的麦斯佩斯抢劫了一家便利店。”
“长官，那不可能是我。我被分派到布鲁克林东纽约的第13便衣分局，而且午夜之前我才结束巡逻。我的拍档和至少两位头儿可以证明这点。”
“把枪收起来。”克诺里命令说，这让波斯科一下子松了口气。
波斯科表明他的身份之后，克诺里说：“对造成的麻烦我很抱歉，年轻人。但是那个抢劫商店的小偷向店主12岁女儿的脑袋上方开过三枪。如果你可以去跟店主见一下面让他知道那个人不是你，会对我们有帮助。你不会介意吧，就现在？”
“我没问题，长官，但是我的妻子怀孕了，她等着我回家呢。”
“没问题。去我们办公室的路上，普莱斯勒警司会让你用一下付费公用电话的。”克诺里回答说，“两小时内我们准能让你回家。”
所有这一切只是个计策，让波斯科失去警惕，无法应对他之后遇到的惊愕。
他们一抵达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内文斯猛然伸向波斯科的腰带，从皮套中一把扯出了.38口径的警察专用手枪。他不露声色地说道：“你现在已不是警察了，你这堆狗屎！”
未等波斯科做出反应，拉提根说：“波斯科先生，”他强调了“先生”一词以突出波斯科身份的突然变化，“我是肯尼·拉提根，是助理地区检察官以及联合工作处的负责人。”
肯尼曾参与过一些引人注目并经媒体广泛报道的警察腐败案件，这一点颇有帮助。他的名字对在布鲁克林工作的警察们而言如雷贯耳。对受贿罪名成立的警察他会要求判刑入狱，在这一点上他享有盛名。
“波斯科先生，我希望你休息一下，闭上眼睛，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想象一下你正坐在位于布鲁克林的纽约州最高法院的重罪庭，听我扼要描述对你的指控。这会让你判刑入狱大约七年。你明白吗？”
波斯科现在已是大汗淋漓，无力回答，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拉提根继续说：“陪审团主席先生，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去年在布鲁克林的大军队广场的主要公共图书馆的法律研究参考书区域内，被告人威廉·波斯科——那时他是纽约市警察——从一位主要的赌博经纪人，也是冈比诺犯罪家族的同伙手里收取了一万美元。钱被装在一只耐克鞋盒、再被放在一只褐色的纸袋里交给了被告。这一敲诈性贿赂是用来支付保护费的。被告以及其他被派到第13便衣分局——它位于金斯县，是纽约市警局下属单位，就在我们行政区的皇冠高地——的腐败警察们为此提供保护。”拉提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由于这一腐败行为，金斯县大陪审团对该被告提出了多项重罪起诉。”
联合工作处负责人继续陈述他掌握的有力证据，特别是目击证人的证词。他发誓将在审理时加以证明的各种事实像一把把重锤击向威廉·波斯科。他的双手在颤抖，开始感到要晕厥了。他打断了拉提根的话，要求拿一杯水。
拉提根以严厉的目光作为回答，坚决地说：“不行，你要等到我说完为止！”拉提根作为一名庭审律师，经验太丰富了，他不会允许失掉势头。他要让波斯科深刻意识到亵渎誓言、出卖神圣的信任的后果。
当他结束时，肯尼·拉提根像演戏一般，起身后先背向波斯科站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面对这个心神狂乱的年轻警察说道，“我非常有信心，陪审团主席先生以及各位成员，你们在听取了所有这些证据以及法官做出的对相关法律的解释后，在你们仔细斟酌本案事实和法律之后，你们在回到法庭的时候会提交你们的裁决。当你们在本法庭内公布你们的裁决时，你们将会清楚明白、有理有据地宣布威廉·波斯科给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孩子带来了耻辱，他玷污了纽约市警察部门，因为你们的裁决将认定对他的每一项有罪控诉都成立。”
拉提根说完之后，走到办公室外的水冷却器那儿，拿了一杯冷水，回来递给波斯科，他双手发抖地接过来。然后拉提根坐下来，让年轻警察集中注意力默默思考。
几分钟之后，联合工作处负责人说：“你知道，你不是非进监狱不可，你甚至都不必放弃你的工作和退休金。”听到这点，波斯科好像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他身子前倾，非常仔细地听着拉提根的话。
“你做的事情是可耻的。你侮辱了你的警徽，并让其他的警察蒙受耻辱。为了什么？”拉提根问。他站着，脖子后面的青筋暴起，喊道：“每个月几百美元的黑心钱！”他把脸凑到距波斯科不到一英寸的地方，继续说，“你还剩下什么尊严？你想让自己从无耻卑劣之中爬出来吗？”
肯尼·拉提根使出他的最后一招，他之前已用过数次，但是他觉得这是其中最佳的一次。
停顿了一会儿，其间小房间内一片寂静，波斯科只是说：“我必须跟我的妻子说，但是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拉提根没有立刻回答。相反，为了让波斯科感到措手不及——这对策反这位已经动摇的年轻警察至关重要，他眼盯着天花板，好像在沉思。
为了能够让案件得以起诉，有一条格言经过验证是可信的，即“要抓住小偷，你必须让小偷自己告发”。要让小偷自己告发，一切都必须计划得当。
所以，拉提根和其他人决定选择策反波斯科而不是佩雷斯时，派了一位纽约警察局内著名的机智练达的女警察，这是计划的一部分。桑普森总警监命令她和她的拍档要让波斯科夫人相信和她们一起去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她丈夫是有好处的。她只被告知威廉因受贿而被捕，而她可以帮助他。
“你妻子就在隔壁房间。”拉提根最终说。
看起来波斯科一时之间被这个消息弄得目瞪口呆了。但是在他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拉提根提出了他的交易。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第13分局内还有谁在受贿，然后你要戴着窃听装置帮助我们把每个卑鄙的腐败分子送进监狱。”当拉提根检察官仔细地摆出一条条要求时，他的愤怒让波斯科胆战心惊。“如果你做到，我的头儿不会起诉你，警察专员会保留你的工作，直到他想出一个方法让你退休。如果你不肯合作，那么我就会送一个人渣进监狱——就是你！现在去跟你妻子谈吧。”
戴窃听装置是必须的，因为即使波斯科同意作证控诉其他小偷，根据纽约州法律他属于共谋犯。他的证词必须有其他来源的证据加以证实，这意味着必须提供独立的证据进行支持。
玛丽亚·波斯科没有花多少时间，她从房间里走出来，简单但是非常肯定地说：“拉提根先生，威廉会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如果他不肯，他将再也见不到我或我们的孩子。”
根据波斯科的交代，第13分局有超过70％的警察共29人在收受贿赂。29名警员，包括一名警督和两名警司，每月从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进行的两次赌博活动中收取贿金。
马尔维又从椅子中站了起来，“高级警监，”他喊道，“我的天哪，29个腐败分子！”
“再坚持一会儿，罗伯特，”克诺里急忙回答说，“你再等几分钟。我相信，你将了解到腐败的涉及面、所犯罪恶的程度，以及他们是如何玷污了将身佩纽约市警局警徽视为荣誉的每位警察的声誉，其中也包括像刘易斯和科尔多这样的英雄。此刻你会认为你将别无选择，会和我加入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克诺里觉得他说得有点太夸张了，但是从马尔维的表情上他知道他被说服了。他掩饰着自己的满意，看着罗伯特再次坐下。
“罗伯特，一旦你听完我的计划，你会明白当我们把这些邪恶的家伙打倒时，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会像雪崩一样，改变这种容忍腐败日益猖獗的部门文化。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其他任何人之前都不曾遇到的机会，把这个部门从这种制度性偷窃中解放出来，用一种可以永远阻止产生循环性腐败——在纽约警局历史上大约每20年出现一次——的机制取而代之。”
克诺里当然相信他所说的，虽然他知道似乎任何事情都无法转变数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警察腐败，即使像逮捕、定罪以及监禁这么多腐败警察如此引人注目的事件也不行。克诺里当然不可能知道他的计划会几乎毁了这位年轻的警司。他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享有根除纽约市警局内腐败风气这种荣誉的人不是马尔维，而是他的外甥史蒂文·霍尔特。
波斯科详述了各个细节，他的叙述令人震惊。黑钱是按照警察的警衔按比例分配的。例如，普通便衣警察每个月分到一份，每位警司得到一份半，而警督将得到双份。一共有29名腐败警察，所以杂货店每月要支付12,000美元，而酒馆每月的贿赂是7,000美元，加在一起一年的总金额将近230,000美元。这笔贿赂每月给每名腐败警员（26名）带来约600美元，给每名警司带来900美元，而警督拿双份，即1,200美元。每月的总贿赂额令人震惊：略少于19,000美元。为了使贿金易于分配，他们将钱取整，并指定一名作为会计保管多出来的零头，然后在每季度末再根据分配比例分给每位警察。
他们每月都会轮换会计，以防止他们无法抗拒对任何一名警察而言的过大的诱惑。促成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一名长期担任他们会计的警察，声称他的汽车在一次加油站爆炸事故中被焚毁了，而后备箱中装着一袋现金，约有6,000美元。“公司”——这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根本就不相信会计说的话，但是没有证据，于是他们只能建立某种程序以防止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先前那名长期的会计被排除出这种轮换制度。当然，很久之后，他们听说那名会计的妻子享受起一套新房时，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公司会定期开会，通常是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讨论扩大他们经济利益的一系列方法。
在这个城市中其他的便衣警察部门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团伙，而且有时还形成了某种有组织的机构。想参加的警员必须提交腐败证明，这会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得到核查。这一程序完成之前，申请者分不到赃款。设立这种程序是为了防止内务处警员渗透到团伙内，或者防止更糟的情况，即被公共道德管理处麾下精英部队中那些令他们恐惧和憎恨的警察渗透进来。
部门调任不可避免会发生，这是这些偷盗团伙无法控制的，这时他们会从金库里给离开的腐败分子支付两个月的贿金，通常是在他或她的告别酒会上。这样离开的腐败警察就不会损失什么。
克诺里高级警监讲完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仅在一个警察单位内腐败便如此普遍，他陷入了沉默。他仔细地盯着马尔维，直盯到这位年轻的警官把头垂到胸前，目光盯着椅子下方的地板。马尔维不知道克诺里想做什么，当惊慌向他袭来时，他开始冒汗了。
“罗伯特，”克诺里终于打破了紧张气氛，“这项任务是我事业的转折点，是我成败的关键，这就是为何我那么需要你的帮助。我也知道我提出的计划对你的要求可能太过分了，所以如果你拒绝，这一点儿都不会降低我对你的尊重和喜爱。”
克诺里解释说，波斯科已同意做任何事情采集用来控告分局内每个警察腐败分子的谈话，但是高级警监并不相信“这个腐败的小黄鼠狼，哪怕就一会儿”——正如他所说的。
他想了一个可以保证成功起诉的计划。首先，他会让波斯科在六个月时间内戴着窃听装置，收集证据用来起诉尽可能多的警察腐败分子。接着，在肯尼·拉提根的帮助下，他会得到法庭的准许，在公司每次选定的开会地点安装监听装置。四次月会的谈话录音，再加上波斯科采集的其他谈话录音，能够确保公司未来的会议只能在阿提卡州立监狱召开了。当然克诺里的王牌是罗伯特·马尔维。罗伯特将执行经公共道德管理处甄选过的这项任务，用六个月的时间获得他的腐败资历证明，然后他会被调到第13分局。在两个月的入会考察期后——其间他的腐败资历会得到核查，他就可以在公司定期举行的会议中占据一席之地。只要有两次马尔维在场的会议录音就可以让公司彻底完蛋。该计划可以锁定波斯科，因为如果他背信食言，拉提根会让他进监狱，一直蹲到他耄耋之年。如果辩护律师想质疑波斯科的证据，他们还必须面对卧底警察罗伯特·马尔维，其毫无污点的履历将让那些腐败警员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如果他们的律师强迫马尔维出庭作证，而且如果这些腐败分子中的任何人被认定有罪的话，拉提根会要求以该州最高的入狱刑期进行量刑，而且有望成功。
马尔维站了起来，克诺里谨慎地看着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马尔维说：“头儿，你一直是激励我的人，是我仰慕尊重的人。我对该计划深表疑虑，但是我会遵从您的任何指示。”
“谢谢，年轻人，”克诺里说道，“马上我会把你介绍给一个人，在整个行动中他将是你的直接联系人。”克诺里按响了电话旁边的蜂鸣器，一会儿之后普莱斯勒走进了房间。马尔维立刻起身，立正站好。
普莱斯勒笑了，粗声说道：“你用不着站起来，年轻人。我只是名警司。”现在轮到马尔维笑了，同时也感到放心了，因为他认出来普莱斯勒是他非常崇拜的学院教官。他对自己说如果普莱斯勒成为他的联系人，事情便不成问题。
“你拿着这个号码。”普莱斯勒递给他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如果我没有立刻接电话，会自动传呼我的，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你回电。”
马尔维看了看号码，然后说：“谢谢，长官。”
克诺里伸出手，抓住马尔维晃了晃，说道：“普莱斯勒警司不久会和你联系。现在你可以回去待命了。”普莱斯勒握了握马尔维的手，然后这位年轻人立刻离开了房间。
“嗯，你觉得怎么样，伯尼？”
“很理想，头儿。”
事情通常不会进行得像计划那样完美，但是无论是克诺里还是普莱斯勒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预见到这些。这个计划看起来肯定会马到成功。
24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21日
戈斯的起诉按照预期向前进展着。现年25岁的戴维·拉普以及他的前未婚妻——刚满24岁的艾莉森·基勒，证明他们在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积雪覆盖的沙滩上惊恐地发现了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兄弟的尸体。戈斯引导着每个人追溯着每个细节，尤其强调他们看到的每一位受害者左太阳穴上留下的大洞，周围是干涸的血迹。这是检察官为了突出暴行的程度而试图采取的策略，可以预见。
在这一时刻发生的一件事情展现了戈斯的策略，并引发了第一轮正式交锋。当戴维·拉普描述伤口的情况时，从麦克考恩法官的审判庭陪审团所在一侧的第二排座位那里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两位受害者的母亲罗莎·罗德里格斯——刚刚从波多黎各飞抵纽约参加审理——开始抽搐着号啕大哭起来。女法警竭尽全力也无法安抚她，麦克考恩法官于是命令暂时休庭。
陪审团离开了法庭。拉里·格林等着他们离开，然后站起来说：“法官大人，我们能在你的办公室里见一下面吗？”
麦克考恩向地区助理检察官戈斯招手示意，同时回答说：“当然可以，格林先生。你也一块儿来，戈斯先生。”
双方刚刚迈进麦克考恩法官里面的办公室，他就开始大发雷霆：“你想在我的法庭兴风作浪，小子？”
戈斯面如死灰。“我对此感到愤懑，法官大人。您在暗示什么？”
“该死的，你非常清楚你在做什么。顺便问一下，从波多黎各飞到这里，谁出钱给罗德里格斯女士付的机票，她呆在这里的开销又是谁付的账？”麦克考恩问道。
“我们付的飞机票，也是我们付的账，法官大人。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麦克考恩大喊道，“但是这意味着在本县你对她有控制权，而且你一定会控制她的情绪以便对本陪审团施加不当影响。如果你不会这么做，那么不要再把她带进本庭。听清楚没有？如果你没听清，再出现一次情绪失控的情况，我将判你藐视法庭，以后你就可以白天审理案件，晚上呆在本县监狱里，直到本案终结。听明白了？”
戈斯能够说的只是“是，法官大人”，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戴维·拉普结束了他的直接证言，没有事情发生，罗德里格斯女士也没有出现。当戈斯问完之后，他转向拉里·格林说：“你可以进行质证了。”
格林站起身，首先看了看陪审团，然后转向法官，说出了一句庭审律师们认为也许是令他们最难以启齿的话。“法官大人，对这位年轻人我没有任何问题。”当艾莉森·基勒的作证结束之后，格林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让拉普或基勒继续站在证人席上只能证明其令人惊恐的发现准确无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当两位年轻人作证结束之后，麦克考恩法官注意到时间已过了4点。他说道：“现在应该是陪审团休息的时间了。”
陪审团开始离开房间。
麦克考恩法官现在发问：“戈斯先生，你明天的计划是什么？”
“我打算让法医、一些警方证人以及弹道专家作证，这应该是所有的安排。”戈斯回答说。
格林马上就嗅出了不妙的气味，他问道：“我可以问一下检察官是否计划传唤目前未列在他提供的证人名单上的什么人出庭作证？”
戈斯和格林之间令人不快的争辩已让戈斯怀恨在心，所以他只回答了法官的问话：“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添加证人的计划，法官大人。”
麦克考恩怒目相向。“很好，年轻人。但是我警告你，戈斯先生，不要在我的法庭上玩什么花招。”
“但是，法官大人……”未等戈斯开口再多说一个字，麦克考恩法官已离开了法官席。
格林转身对戈斯说：“嘿，你以前在这位法官面前审过案子吗？事实上，我想问你上次审理重罪案是什么时候？”
戈斯不想理他，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格林也没打算留下来听他回答。
25
曼哈顿华盛顿高地，第34辖区，
1974年
克诺里在和马尔维谈话之前决定，如果他同意帮忙，会把他安排到一个有名的腐败警区。
他被派到曼哈顿北部华盛顿高地的第34辖区，这事办得轻而易举。没人会注意普通的调任，而且马尔维警官离开了享有盛誉的紧急勤务小组去做巡警恰恰可以视为他在警司这一警级上排名颇高，他显然有兴趣在得到提升之前有些实地警务经历。
马尔维顶替了另一名被调往布鲁克林康尼岛上第60辖区的警察，那里也是醉酒驾车发生率很高的地区，所以一个两人警察小队驾车巡逻可以收到相当多的钱。摩尔领导的反腐败网络储备着一批卧底警察，等待着合适的任务，被调任的警察和马尔维一样，也是被安插在华盛顿高地的卧底。
马尔维的工作很快就让他有了捞外快的机会——从一位主办斗鸡赌博生意的当地牙买加人那里收取保护费。他为斗鸡提供保护，换取每月的酬金，这成为他后来成功打入第13分局的通行证。
长年以来，华盛顿高地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流亡者的登陆地。他们带来了他们的基督教传统、家庭价值观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随之而来的也有因流离失所和极少的就业机会造成的贫困。语言经常给他们带来障碍，除非他们可以学一些英语与人相处。下班后，尤其在周末，他们想找些消遣，而斗鸡是他们的最爱。这是一项观众众多的特殊体育运动，但是有一个严重问题，斗鸡在纽约州是违法的。
斗鸡是斗士，喂养的目的是提高它们的体力、速度和嗜斗的本性。通常它们的羽毛色彩鲜艳，腿上长着长长的距，而且它们的饲养者会修整鸡腿上的距，并在上面绑上锋利的铁制或铜制的人工距铁。
斗鸡在一块封闭的场地内进行。斗鸡开始之前，训练者让两只鸡靠近，用喙互相击啄，直到它们发怒、准备打斗了。围在场地四周的观众于是在赌博经纪人那里下注，他是提供场地的某个废弃仓库的业主。
为了保证警察不会插手，要和派驻到赌场所在地的警员谈好数目合适的贿金。保护费统一是250美元，也有一些头脑更灵活的警察会按赌场的收入按比例提成，一个有油水的晚上会有700至800美元进账。虽然250美元算不上特别高的贿赂，但这提供了某种资历，可以用来获取其他的腐败机会，例如把你派到反劫持小组，这里的腐败警察被买通后，当整卡车的酒遭到抢劫时，他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可以作为跳板进入便衣处执行“上等”任务。
经营斗鸡场的是德·阿里奥·圣地亚哥和帕迪·佩雷斯。佩雷斯是圣地亚哥的重要部下，除了其他事情外，由他出面处理和分派到第34辖区的警察进行的贿金交易。帕迪有出售毒品的案底，这本可以让他被判终身监禁，所以为了抹去这一案底，他同意和摩尔警督完全合作。大约有175名警员被派驻在这一辖区（其中有十二三名腐败分子），没有人会问为什么马尔维被派去抓斗鸡赌博。在他们这一行当里，你想生存下来就别问问题。于是马尔维被毫不引人注目地派到了进行斗鸡赌博的地区，而帕迪·佩雷斯安排支付适当的贿金。虽然由佩雷斯安排付款的各项细节，但是圣地亚哥不信任任何人，实施贿赂时实际上是他亲自出马。正如他公开所宣称的，他喜欢“占有”警员的感觉。
马尔维憎恨收取非法钱财。虽然一个月里面只有几次，每次15分钟，而且是假装的。但他一想到要见到德·阿里奥·圣地亚哥就充满厌恶——这家伙总是散发着廉价葡萄酒和大蒜的气味，会把一个污浊的褐色纸袋扔给马尔维，大笑着说：“给，朋友。”
钱一交给他之后，马尔维会立刻去仓库后面的场地，那里有一位摩尔警督手下的警员会当着他的面把钱点清，并让他在收据上签名。但他看来这不重要。罗伯特·马尔维知道会有一天肮脏邋遢的圣地亚哥和他溜须拍马的手下们经营的赌博窝点将被端掉，他们将被关上很多年，这些贿金会被作为证据，但这也没有用。每次收钱的前一天晚上，马尔维想入睡时一个讨厌的念头总是不断地冒出来纠缠着他——他也是个可以被几百美元收买的坏警察。
他下床找出普莱斯勒给他的纸条，拨打上面的号码。铃响了几次，无人应答，他挂断电话，等待回电，这是说好的。15分钟之后没有回电，他重拨了一次。这次仍然没有回电，于是他在厨房的水槽下面找出了一瓶伏特加，给自己弄了一大杯，坐在床边思量下面该怎么办。他一饮而尽，试着睡下。
公司每月的会议被安排在雪伦·米肯斯警员那幢赤褐色砂石房子的地下室里。她的家位于贝德福德－斯图伊维森特区的高档消费区内。多年来雪伦收取的贿赂可以让她和有钱阶层——包括医生、股票经纪人、律师和企业家们进行交往。这笔明显的财富从何而来，米肯斯警员会告诉人们这是继承了一位在巴拿马的叔叔的财产。
六个月时间内，波斯科警探录下了数十次第13分局的警员进行受贿的谈话。这些贿赂是由受他们保护的赌博经纪人支付给警员的。贿赂总是支付给成对的警察——轮班执行某一特定调查任务的拍档。通过预先的安排，当一对固定拍档中的一人休息、生病或度假时，便小心谨慎地让波斯科顶替进去。很快，没有引起他人特别的关注，波斯科成为了分局中的“轮换拍档”。这些腐败警察们并不明白做到这一点需要巧妙策划，他们更关心钱，而不担心会被发现。这当然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个让波斯科逐个进行接触的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录音，他不仅逮住了分局中的每个腐败警察，录下每个人从赌博经纪人那里收取贿赂的情况，而且还录下了公司每月一次的会议，共六次。
这些证据给联合工作处的负责人肯尼·拉提根提供了足够可信的理由，向法院申请许可令，在公司未来召开会议时——马尔维将首次出席——安装窃听装置。米肯斯警员那幢赤褐色砂石房子的地下室是下一次会议的召开地点，这里被变成了一个录音棚，到处都是监听的麦克风和录音设备。摩尔警督领导的卧底分队中的一支特别小组在这里安装了六种不同的监听设备。任何音节都不会被漏掉，任何耳语都不会被错过。
这一天是马尔维作为公司的一名完全合格的成员首次参加会议，天还未亮他就起来了。在第13分局耐心地等待了两个月之后，公司才同意他加入。公司里的一些成员已经暗地里通过他们在华盛顿高地第34辖区里的狐朋狗友对他的资历进行了核查。里奇·古德温是第13分局里的一名便衣警察，他清清楚楚地告诉马尔维，他不仅对有他这样一位同事感到满意，而且对于马尔维是如何处理“斗鸡保护敲诈”——古德温是这么叫的——的报告印象深刻。那天凌晨，马尔维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想到第一次和他鄙视的那些腐败警察正式会见时，他觉得心被揪紧了。
里奇·古德温长着一只西拉诺·德·贝格热拉客似的鼻子，以及丑陋无比的硕大耳朵。骨瘦如柴的身体几乎不足5英尺8英寸，所有人都叫他“黄鼠狼”。他的头发抹着厚厚一层润发油，向后梳成一种可笑的发型。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身上发出的臭气可以充满一间屋子。古德温以前不是这副邋遢相。在被派到第13分局之前，他曾作为卧底在反毒局工作过18个月。好像是在演电影一般，他把自己装扮得比最上瘾的粉友还要地道。他蓄起胡子，减掉30磅体重，并习惯了夜间露宿在街头的厚纸板堆中，白天他就躲在里面。没法经常洗澡，他后天养成的邋遢样成为了他表演的一部分。他甚至时常把小便撒在裤子里，这样捂干后的尿臊味充斥着他周围的空气。
他也是一个小偷。他的手法真的很简单。他和他的拍档比利·麦克基恩警员相互勾结。古德温会从当地的毒贩手里买些毒品，之后他会用无线电通知麦克基恩带领着他的小组突袭毒贩的窝点，并将其逮捕。他们会没收毒贩全部的毒品和毒资。他们把所有的钱和大部分毒品留下来，等到这趟巡逻结束时，它们会在古德温、麦克基恩以及其他两位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平分。例如，如果他们缴获了50袋海洛因或高纯度可卡因，他们会上交10袋作为证据，把40袋分掉。之后，他们会把这些毒品转卖给一些和他们经常合作并提供关于其他毒贩情报的街头吸毒者，这样他们可以换一天再次设套捞上一笔。要是被告会被送上法庭，麦克基恩或者另两位警员中的任何一位会跟地区助理检察官说他们意识到自己进行搜查的理由不充分，他们太急于求成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合理的根据。于是案件便会撤销。其他情况下，他们会告诉检察官被告是他们的合作者，或者被告是个被毒品弄得神智恍惚、需要戒毒治疗的瘾君子。他们使用一堆不同的计策，最终使被告脱身。这样的结果是吸毒者乐得高兴，不会将他或她受到敲诈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为了避免形成同种模式被人发现，他们总是很小心，绝不会再次利用同一位地区助理检察官。作为一名缉毒警察，里奇·古德温在18个月的时间里捞取了几千美元，这样的资历足够可以让他在第13分局的公司里占有一席之地。
要不是出了一件事——开始只是件风流韵事，最终演变成一组缉毒警察被捕，他们的操作手法和古德温一伙非常相似——“黄鼠狼”也许可以在反毒局里呆上更长一段时间。对纽约市警察局而言，不幸的是，古德温这样的腐败小组并不仅仅限于反毒局。在纽约市任何一个县任何一个反毒局的任何部门中，都存在着少量组织严密的腐败窝点。其中一个的灭亡始于一家叫福里尼的酒吧，据说这里是曼哈顿刑事司法系统中那些政治掮客们聚集的场所。26岁的布罗森姆·兹姆是一位为法律援助协会工作的助理律师。她和36岁的阿伦·史蒂文斯首次约会，他在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中当助理。他们简短交谈了几句，打破沉默后去福里尼餐厅，然后他们谈起了与本行有关的事情。
“你要知道，阿伦，”布罗森姆说，“碰到如何对付吸毒者这个问题时，你的办公室里是一帮毫不妥协的强硬家伙。对我们来说，有些缉毒警察有勇气承认他们犯了错，这是幸运的。”
“例如？”史蒂文斯谨慎地问道。
“嗯，就在过去几个月中，”兹姆解释说，“有一组在时代广场周围执行任务的缉毒警察两次向我承认，说他们的搜查不太正当，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合理的根据就过早动手了。”
“对该信息你采取了什么行动？”史蒂文斯问道，“那些警察长什么样？”
在详细描述了那组缉毒警察的相貌之后，布罗森姆接着说：“嗯，当然了，我告诉一位地区助理检察官发生了什么，在得到警员的证实之后，案件被撤销了。但是为什么你会问起这些警员？”
“因为那帮家伙上个月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就进行了三次有问题的搜查。在我看来有猫腻。”
“你看，这就是检察官们的毛病，”布罗森姆发怒了，“你疑心重得令人讨厌。”
“也许你们这样的人太天真了。”史蒂文斯立刻反驳说。“但究竟是为什么？”他补充说，“让我们吃饭吧。”他这样说是不想把首次约会弄砸了，但是第二天他当然会调查这些巧合的事件。
没花多少工夫就查清了缉毒警察布雷恩·欧赫尔利和他两位密友所虚构出来的把戏。一旦内务处得到十几名吸毒者提供的合作，至少这群腐败警察是彻底完蛋了。之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每位警员都供认有罪，在北面的监狱里服刑数年。当然，早在这之前，里奇·古德温就动用了他的关系，去第13分局重新偷盗已在安排之中。但真的没有必要如此匆忙，因为内务处在法办完欧赫尔利和他的党羽之后终止了调查，他们不愿相信存在这样一种腐败模式。
“嘿，马尔维，你怎么想？”“黄鼠狼”身体倚住马尔维，用他那种令人烦躁、带着鼻音的腔调问道，“你有办法让我的一个好朋友做做斗鸡的买卖吗？”
马尔维屏住呼吸，担心一旦吸入他周围的空气会严重危及他的健康。“不行，里奇。”他很快回答说，走到了一边。然后他又含糊其词地说：“他们已经安排好人排队了。”
“好的，我明白了，”“黄鼠狼”回答道，“我只是希望能做笔来钱快的中介生意。”不知怎的，马尔维并不感到震惊，但是当他听到“黄鼠狼”在身后喊“明晚你我会上再见！我会坐在你旁边，让你开开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他一下子变得沮丧起来。
可是，这并非这个早上困扰马尔维的事情。更令他困扰的是他感到一种恐惧，他必须和一伙认为他和他们一样是小偷的腐败分子们坐在一起。他知道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糟糕，在华盛顿高地斗鸡结束之后，德·阿里奥·圣地亚哥会扔给他一只装着钱的肮脏的褐色袋子，此时就是同样的感觉。他决定给莎侬·凯利打电话。她知道该做什么，她总能知道。
“罗伯特，”莎侬说，努力使自己清醒一下，“你知道还没到6点吗？”
“我知道，亲爱的，我很抱歉，”他怯生生地回答，“但是我需要听听你的意见。我就是睡不着。”
“好的，”她深表同情地说，“我煮点咖啡，你过来吧，你这个大男孩！”莎侬是父母六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而且是唯一的女孩，但是她长大后被联邦调查局培训为特别探员，之后她很快成为家里发号施令的人，尤其在她母亲死后。她父亲和其他兄弟们都找莎侬拿主意，有时只为了些很简单的事情。她能够很好地处理罗伯特·马尔维的问题，这来自于她多年的训练和经验。
他坐在她那张垫得又软又厚的褐色皮沙发上。一开始他只是盯着他的鞋子看，几分钟后他跷起长长的腿，双手交叉合抱在胸前。然后他左手端住右胳膊肘，窝起右手托住下巴。将近10分钟，他一言未发。
最后莎侬打破了沉默。“嘿，伙计，喝点我放在你面前的咖啡怎么样？然后你我再谈这个问题。”她等着马尔维弄懂她的意思。“否则，”她挑衅似的加了一句，“我要回床上睡觉了。毕竟今天是周六。”莎侬站起身，好像真的要走。马尔维开始吭声了。
“我没法做到这一点。我不想在那间屋子里呆上五分钟，和那群卑劣的无耻之徒，让他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是堆狗屎。”
“我当然知道，亲爱的。”她回答说。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词句继续说：“这是你的权利，完全由你决定的事。但是在下定决心之前，你应该想清楚几件事。例如你是如何花了生命中八个月的时间才打入这些人渣内部的，你只要参加两次会议。而且你已经挺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和像圣地亚哥那样的寄生虫打交道。历史上让纽约警察局最蒙羞的腐败团伙就要被瓦解了，你离这一步已经非常近了。”他专注地听着，听取她意见时他总是这样。“除此之外，”她继续说，“你不是向克诺里高级警监保证你会把任务进行到底的吗？”
“但是他手里有波斯科，而且那个奸诈的家伙会安然脱身，保住他的警徽和退休金，因为他把所有人都录了下来。”
“对，”她很快反驳说，“任何正直的辩护律师都会戳穿波斯科，让他在陪审团面前暴露出其卑鄙的本性。你不一样，罗伯特，你是克诺里暗中保留的王牌。你不能冒险让那些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莎侬停了一会儿，然后摆出了最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帮一文不值的杂种怎么看你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很快局里的每一位警察以及这个城市中每一位公民都会知道你是谁。在华盛顿高地的半年里，你将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罗伯特，你是英雄，更重要的是你被选中了，给予了你人生中一个如此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每天去做弥撒是有原因的，它把你引向一种你无法视而不见的使命感。”
整整10分钟过去了，最终他回答说：“好的。”罗伯特声音很轻，然后起身离开。“今晚晚些时候我开完会后能再上你这儿来吗？”
莎侬眨了眨眼睛，然后冲他鬼鬼地一笑。“当然可以，但是别忘了带香槟。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庆祝!”
作为警察间的聚会，在雪伦·米肯斯警员的地下室召开的会议一般都开始得较晚。很快就端上来啤酒，雪伦还挑了一瓶特制的桑塞儿白葡萄酒，她准备和公司里另一名女性成员蒂娜·特卢姆波莉一块分享。雪伦和蒂娜让第一次见到她们的人想到了斯蒂弗·旺达所唱的那首几近传奇色彩的民谣《乌木与象牙》。两位年轻的女性都不到30岁，身体比例非常匀称，拥有天使一般美丽的容貌，高高的颧骨，可爱的杏仁眼，鼻子小巧却有型。令人赏心悦目的嘴巴上翘着，像是永远在笑。她们微笑的时候，洁白的皓齿闪着微光。她们长得很像，甚至她们的肤色差别也没那么大。雪伦是淡淡的乳褐色，而蒂娜是那种完美得如混合橄榄油一般的肤色，她的祖籍源自地中海地区。不用说，无数的警察兄弟们都把她们视为征服的目标，只是都无功而返。她们都有同样的梦想——完美的性爱，财富无尽的丈夫，同时她们还分享着另一种热爱：她们要保护在第13分局管辖内的赌博经纪人，以此捞取尽可能多的贿金。
今晚的公司会议所有人都将到场，一共22人。马尔维惊讶地看着他们，有这么多的警察一起让自己委身于贪欲。他飞快地扫视着他们，一个一个地，试图确定他们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但是没有。只有20名男性白人和一黑一白两位女性，他们的服装、相貌以及举止透露不出什么线索。只有当他们谈起对金钱的迷恋时——他们经常这样，其阴谋的严重程度才让人大吃一惊，罗伯特·马尔维尤其如此。他对警察的荣誉深信不疑，如同他对上帝的信念。
他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树桌边，舒适懒散地斜躺在蒙着深紫色皮革的椅子里。很早以前，雪伦·米肯斯决定如果她的地下室能成为公司每月召开会议的地方，其装饰和家具应该能恰当地体现出一种公司会议室的风格。因此，在贿金被分配给各位警员之前，她估算了一下，留出钱购置了一张合适的会议桌、配套的椅子、厚厚的天鹅绒落地窗帘、一张巨大的调酒柜桌（带有自来水和水槽）以及一个完整的厨房。屋子里对着厨房的那边是一处舒适的座椅休息区，有两把罩着灯心绒面的大躺椅，还有四把配套的大低背安乐椅，都对着一个40英寸大小的电视屏幕。这一定是雪伦想象的经理人员办公室的样子。这儿鼓励喝任何酒，但是吸烟是被严令禁止的。
今晚人都到齐了是因为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议程。公司将正式考虑接纳罗伯特·马尔维成为成员，也许这正是他显得那么忧虑的真实原因吧。他们还将讨论是否时机已到应该要求赌博经纪人提高贿金，这在近18个月里没有发生过。最后，雪伦暗示说她有一项自己的议程，她拒绝提前透露内容。但她的确说这非常重要，所以需要所有22名成员予以关注。
公司会议是由汤姆·哈斯探员主持的，是在这一行干了18年的老手。虽然弗兰克思警督和保厄斯及怀特警司的警阶都比他高，他被选为主席的原因是他毕业于约翰·杰依刑事司法学院，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很早之前所有成员一致同意他们需要一个善于谋划的人担任主席。除此之外，哈斯还具备所有做领导的素质。
哈斯威严、整洁，具有运动员的身材，6英尺高。尽管他已接近40岁，他仍是纽约警察局美式橄榄球队“最优秀者”队里的中流砥柱，打边接应的位置。他还是球队队长。他拳曲的金发经过日晒略显发白，眼睛为深蓝色，他具有南加利福尼亚冲浪者那种永恒的棕褐肤色。他更喜欢穿休闲装——牛仔裤以及套头短袖衫，这使他看起来比其年龄年轻了不少。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的举止散发出一种领袖魅力。每次他主持公司会议要求保持秩序时，人们立刻就安静下来。他穿着定制的鳄鱼皮靴、迈着大大的坚定的步伐踏入雪伦的地下室，从这一刻起，没有谁会再问谁在主持大局。
罗伯特有幸挤进了怀特警司和蒂娜·特卢姆波莉警员之间的一个座位，把那个有些恼火的“黄鼠狼”古德温撂在了会议桌的另一边，他看起来特别郁闷。
建议提高贿金是第一项议程，是由保厄斯警司提出的。他的理由是建立在最近由市政当局和警察工会进行谈判而确定的全面加薪计划之上的。他怒气冲冲地说：“这太骇人听闻了。我们他妈的被出卖了。第一年什么都没有，第二年2％，最后一年3％，三年里总共只有可怜的5％。如果我们不提高贿金，那样的加薪过日子根本就不够。”
马尔维茫然地看着接下来激烈的辩论——增加敲诈比例是好还是坏。辩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哈斯主席举起手冷静地说：“我觉得到了可以投票表决的时间了，但是要记住这个事实。不久之前我们有29名成员，每月进行分配的钱近19,000美元。现在由于调任和退休，我们的人数减少到22名，如果不算上马尔维的话。我要提醒你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净收入是免税的。比起以前这已经增加了很多，而且没有赌博经纪人抱怨。为什么要冒险让他们中的谁变成敌人？现在如果他们被纽约警察局抓住了，他们没有动机和警察合作对付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太贪了，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这样的理由一锤定音，没有投票的必要了。
接着雪伦举起了手。哈斯目光敏锐地看着她问道：“对此你还想说些什么吗？”
“没有，汤米。”她低声回答道。她的身子前倾探过桌子，紧身深褐色开司米毛衣中露出一道诱惑人的乳沟。“但是既然我们提到了钱，我想在考虑马尔维的问题之前谈谈我的议题。这和钱以及讨论新成员入伙都有关。”
这时，蒂娜·特卢姆波莉的左手按住马尔维搁在膝盖上面的右手，捏了一把，然后对他耳语道：“好好看着，宝贝。”马尔维不自在地动了一下，迅速把手放到了桌子上。他觉得蒂娜把手从他膝盖上拿走所花的时间太长了。终于她把手移开了，但是接着又放在桌上，靠着微微发抖的罗伯特的手。她发出咯咯的轻笑声，然后小声说：“别担心，宝贝，我不打算引诱你。”她又加了一句，“至少不是现在。”马尔维感觉到自己的面颊发红，他眼睛直视着前方，根本就不想理蒂娜。
“很好，雪伦，说来听听。”
“嗯，首先，”她的开场有些气势，“看看这间屋子，你们看到了什么？”这是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她马上自己做出了回答：“这儿所有的人，除了我和蒂娜，都是男性白人，而我是唯一的黑人警察。这有些不太合理。”
马尔维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激烈的辩论又进行了一个小时，有时争论几乎变成了尖刻的讽刺。一开始，大多数男孩——他们是这么自称的——认为雪伦的抱怨是种儿戏，所以引起了责难和嘘声。这些突然被中断了，雪伦站起来，大声说道：“不是，该死的，你们听着。第13分局还有三名黑人警察，他们也同样渴望能捞些外快。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加入进来。不要跟我说是因为肤色原因而把他们拒之门外。哪怕你们是这么想的，最好也别说出来。”
她说话时带着的挑衅和蔑视让哈斯感到不安，他插进来。“不是，雪伦。这个讨论和肤色无关，而是关于经济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为何要缩减钱的数额。”
“好，”她反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考虑马尔维，因为他是个白人？”
“根本不是，雪伦。马尔维有资历。”听到这儿，罗伯特心生畏惧地想：听，说到这一点了，我和他们一样是个腐败分子。然后他想的所有事情是在对这些罪犯进行审理过程中播放这段录音时，这听起来会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最后，哈斯同意进行一次面试，人员包括米肯斯、特卢姆波莉和其他两位警司。哈斯将担任主席。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对目前派驻在第13分局的三位男性黑人警察逐个进行审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涉足过腐败行为，可以让他们有资格成为公司的成员。哈斯说他会到警察的其他部门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他们可以信任的黑人警察，他保证会员中黑人警察人数总共将达到三名。这一主动提议让雪伦感到满意。
晚些时候，在莎侬·凯利的公寓里，马尔维讲述他参加的第一次公司会议，变得越来越兴奋，尤其随着一杯杯香槟进肚之后。
“有一点是肯定的，亲爱的，”莎侬眉开眼笑地说，“当陪审团听到这些录音带时，无论他们对米肯斯女士怎么看，肯定他们不会把她比作罗莎·帕克斯。
《纽约邮报》的大字标题令人触目惊心——《22名腐败警察被捕》。甚至一向以矜持低调著称的《纽约时报》其头版折页之上的整个右幅版面——通常安排的是最重要的报道——都让给了大字标题《一名警督、两名警司和19名警员因大规模腐败丑闻而被捕；据称与犯罪团伙有染》。伴随的关于起诉的报道不仅详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未加证实的说法——这个警察部门中70%的人员都有腐败行为，而且还援引了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在警察局的任何部门都存在着类似程度的腐败。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被披露后的日子里，举行了许多场记者招待会。其中有一次，市长、市警察专员以及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在市长那间官方的蓝色屋子内面对媒体。和这三位官员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他的着装完美，外表高贵，看上去年近七旬。
乔治·M.斯卡珀法官是纽约最高法院即上诉法院内资深的无行政职务的大法官。他同意从法院辞职，负责“就警察腐败问题进行纽约警察局历史上最广泛的一次审查”——如市长所承诺的。斯卡珀法官将领导一个由市长任命的调查小组以永远地消灭警察腐败。
“斯卡珀法官以及我将任命的其他小组成员将会得到所有必需的人员和其他资源，以便使反腐工作在警察局内部成为一项制度。”市长说。
肖恩·J.内文斯警监在这间大房间的后面，他嘴上总叼着一支没有点着的雪茄，从嘴角的这一端又蹦蹦跳跳地挪到另一端。他转身对伯尼·普莱斯勒简单地说：“这都是胡扯，伯尼。这永远不会结束，除非警察的所作所为像个警察。”
一位来自《纽约今日新闻》报导警察事务的当地记者偷听到了这个，问道：“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内文斯和普莱斯勒正要离开房间，他头也没回就回答道：“我是在跟你说话吗？白痴！”
“嗯，肖恩，那是什么意思？”普莱斯勒认真地问道。
“伯尼，它所说的就是它的意思。”警监然后就不再理会这一话题了。
事实是内文斯说对了。任何任命、新的举措以及承诺的资源都无法应对不断出现警察腐败这样的现实。在那些研究该问题的人看来，拥有25,000或30,000名员工的部门中间总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犯法者；总归会有些烂苹果、害群之马。接受这一事实的困难之处在于这些犯法者是宣誓要保护大众、为维护法律而献身的警察。更糟糕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警察腐败无处不在，以至于从根本上威胁到吸引年轻男女们投身警界的使命。毕竟，他们当警员是想做好事。内文斯对任何试图进行的改革注定会失败这番冷嘲热讽历史上是有据可依的。
市长介绍完反腐委员会官员、发布了宣称要结束警局内体制性腐败的政府令之后，他把罗伯特·马尔维警官叫上主席台。市长向警察专员点点头，他于是站到了市长身旁。马尔维走到一边，和他的家人站在一起。
现在市长开始致辞：“罗伯特·马尔维警司作为卧底为纽约警察局做出了崇高的贡献。他和纽约警察局的同仁们以保护这个城市为荣，他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奉献精神堪称楷模。我们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为了表彰他在执行这项危险重重的使命时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警察专员将为他授勋。”警察专员打开了一只蓝色的毡盒、从里面拿出了一枚形同十字架的金质奖章，上面系着一条深蓝色的绶带。
“马尔维警司，”专员下令，“请上前。”年轻的警官啪的一声立正，然后轻盈地朝专员走去。经过市长身边时，他停了一下，向他敬礼。市长笨拙地举手试着还礼。马尔维走近专员，笔直地站在他面前立正，他的右手利落地举到警帽的边缘。他等到警察专员还礼结束后，才把手放回体侧。接着马尔维脱下帽子，头微微低着，听专员致辞。
“罗伯特·马尔维警司，现在我代表深感荣耀的警察部门以及深表感激的市民向你颁发二等荣誉奖章，十字战斗勋章。”他把奖章戴在年轻的警司的脖子上，然后举手向他致敬。这位有些局促困窘的年轻警官立刻还礼。
警察专员继续说：“这枚奖章用来表彰这位英雄警官执行的长达八个月的卧底任务，他每天都承受着卧底身份被发现而被重伤或杀害的危险。他的行动最终瓦解了我们这个部门历史上涉及面最广的警察腐败团伙，而且这在任何时候都将昭彰史册，给那些敢于玷污警徽的人发出一个清楚无误的警告。罗伯特·马尔维警司现在成为了那些人中的一员，他们寥若星辰、特立独行，为这个城市的幸福而奉献，使他们的兄弟姐妹们以身着纽约市警察局制服为荣。”
马尔维身着熨得干净笔挺的警服，胸前挂满了绶带，面对无数的相机镜头面露微笑。此时他的女朋友联邦调查局特别警探莎侬·凯利以及他的小外甥史蒂文站在他的身边，笑逐颜开，充满自豪。玛丽距他只有两英尺，她的目光始终无法离开弟弟。有一时刻，他向她报以微笑，知道她会因吞噬她身体的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而暗自神伤。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罗伯特·马尔维身上，但是在这个欢心鼓舞的庆功典礼上，没有人能够猜想出什么在等待着他。
26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26日
地区助理检察官沃利·戈斯做事彻底，有条不紊。戈斯最初的证人名册上包括来自纽约警察局法医部门的药剂
师，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罗德里格斯兄弟和鲁本警员的尸体被发现时的状况。专家鉴定中包括对射入罗德里格斯兄弟头部的子弹进行的弹道检测证据以及对每位遇害者的太阳穴所作的火药残留测试，以此证明他们是在非常近的距离被枪射杀的。这些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杀手使用的是一种处决式的杀人手法。关于鲁本警员尸体腐烂状况的证词引起了大声呜咽和干呕的声音。戈斯提出杀人武器为霍尔特所有，而且上面有他的指纹和掌纹，之后只需要弹道专家来证明每一颗子弹都来自史蒂文的手枪。
最后，还有一个动机的问题。虽然在纽约州，动机不是给谋杀定罪所必需的，但是有证据表明，史蒂文对他舅舅在第13分局的丑闻中扮演卧底警察的英雄壮举受到了警局的不公对待感到气愤。鲁本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警察得以留任，而同一警察部门却对罗伯特·马尔维放任自流，让他陷入滥用毒品、绝望和耻辱之中，对此史蒂文尤其感到义愤填膺。
史蒂文不愿费神仔细去听，他发现自己的思绪不时被他舅舅和警察局的事情引开。这让他不由地暂时忘记了这同一个机构又是如何卑劣地对待自己的。
27
拿骚县卢考特角，
1992年夏末
佩吉·摩尔过来开门，她和罗伯特、莎侬各自亲吻了一下，以示问候，然后把他们领进了摩尔夫妇那间舒适、装饰高雅的书房。在马尔维夫妇到来的几分钟前，布伦达·摩尔点燃了炉火。壁炉是由大理石和鹅卵石建造的，华丽富贵。右侧是落地窗，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上，它占据了书房那一侧的剩余空间，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水景。布伦达·摩尔进了屋子，拥抱他的两位老朋友。
佩吉端进来一盘咖啡，然后他们四个人面对着河滨，围坐在房间中央。
“布伦达，我们不知道该找谁求助。”罗伯特·马尔维打开了话匣子，“自从史蒂文被捕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审查一下证据。老实说，证据看起来是占压倒性优势的。”
莎侬补充说：“他们有法医鉴定和动机。”虽然看起来是莎侬插话打断了她的丈夫，但是他们先前已商量好和布伦达·摩尔会面请求帮助时她将唱主角，因为罗伯特对发生在他外甥身上的事情感情容易冲动。虽然莎侬竭力劝解，罗伯特仍相信他对史蒂文遭到起诉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但是他有更严重的担忧，他没敢跟莎侬提起过——一个让他提心吊胆的噩梦：不知怎的，对史蒂文的指控或许是确凿的。
莎侬陈述完起诉史蒂文的案情后，她停下来观察摩尔的反应。毫无反应。从他20年的调查经验中他知道表露反应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除非这是预先计划好的。莎侬继续说：“检方准备提交证人证明没有其他任何人具有比史蒂文更强的动机，而且——”
现在是布伦达·摩尔打断了她。“听着，拉里·格林也许是现在纽约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等他击退地区检察院提出的法医鉴定专家之时，他们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见识过这个人的能耐。”
莎侬的回答听起来忧心如焚，没法让布伦达明白多么需要他的帮助使她越发绝望。“但是，布伦达。拉里认为那个叫戈斯的地区助理检察官手里还握有一个没有透露的证人。”莎侬看到摩尔开始理解她的痛苦了。“史蒂文认为‘缄默蓝墙’不仅只存在于诚实的警察当中，他们出于一种错误的兄弟义气会保护那些腐败警察，而且这堵该死的墙，他就是这么叫的，得以存在还因为那帮警局广场一号内的高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们不愿媒体曝光，直到他们能够混到一个轻松舒适的工作，像百货连锁店的保安主任之类的。”说完后，莎侬感到她失败了，但是她仍然继续说：“布伦达，你很清楚，这么多年来，情形一直如此。史蒂文坚信这一政策几乎毁了罗伯特，而且也许会毁掉或几乎毁掉许多其他受命在这座城市里为公众服务的正直的年轻人，他们反倒会因那堵该死的墙而腐化堕落。这一直困扰着史蒂文。”
听到莎侬的不敬之词，摩尔脸色发白。她泪如泉涌，立刻做出了道歉。罗伯特拥抱、轻吻着她，轻柔地为她拭去面颊上的泪痕，她看起来恢复了平静。摩尔在一旁等着，然后说：“莎侬，格林会让那套论调体无完肤的！”
现在罗伯特说：“布伦达，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拉里还像以往一样，一头扎进法律书本中，寻找任何可以用来撤销起诉的理由，他一无所获。而且你知道，他做事喜欢单枪匹马，就是因为就法律研究或者运用具有创造力的技巧来终结诉前预审这一点上没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他动用了他最好的调查团队，对发现鲁本尸体的布什终点站进行了一次彻底搜查，还是一无所获。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鲁本被杀的任何情况。我们告诉拉里你有秘密情报网络，他说我们得尽快找到那天晚上可能呆在终点大楼的人，或者可能看到些什么的人，任何情报。”
摩尔提出了异议：“你们俩都知道情报来源枯竭的速度有多快。告密者被抓投入监狱了，他们过量服用毒品毙命了，或者他们成了别人的密探。几个月的时间，这些事都可能发生。我已经有近一年不干这行了。你知道我想帮忙，但是我已经脱身不干了，而且我不想再回去了。看看佩吉和我现在的生活。我非常抱歉。”
罗伯特和莎侬起身道别，并向布伦达能听取他们的求助表示感谢。这时佩吉·摩尔——她一直非常仔细一字一句地听着——握住布伦达的手说：“亲爱的，你不愿意至少试一下吗？”
28
从卢考特角到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夏末
从卢考特角驾车驶回到位于纽约北部的家中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在此期间，一开始莎侬和罗伯特几乎没有说话。莎侬开车的时候，罗伯特坐在后面装作睡着了。
他开始回顾和布伦达·摩尔的商谈，并对检察官收集罗列的要点逐项核查。他回忆得越多，便显得越发不安。不管他多么相信史蒂文是清白的，事实就是无法支持这一结论。
有一阵子，马尔维不能确定是他睡着了还是陷入了深深的遐思，但是不管怎样，他被带回了史蒂文年轻时的那段岁月，回到了那块沙地，那里长着一块块茂盛的墨绿色草丛，尘土飞扬。阳光炙热，马尔维坐在正面看台上，脖子上围着一条打湿的毛巾以缓解酷热。唯一给他带来欢乐的事情是看着史蒂文——那时他大约18岁——在第一垒附近进行技巧训练，他身形优雅。史蒂文天生就是块打球的料，每次他完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动作后，都会向舅舅望过去，以期得到他的赞许。当罗伯特点点头，或者对这个年轻人竖起大拇指时，史蒂文脸上会绽放出开怀的笑容。马尔维记得最清楚的是史蒂文对他那种过分的仰慕，这是一种超越了普通的兄弟或挚友之间的爱。在没有征询罗伯特舅舅的意见之前，史蒂文不会做出任何决定。虽然他已掌握了足够好的棒球技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做职业棒球选手的可能，或者至少可以让他申请一份大学奖学金，但是对他舅舅的景仰把他领上了另一条道路。
当他们小口喝着可乐，向马尔维的车走去的时候，史蒂文突然站住说：“罗伯特舅舅，我想当警察。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想做的事情。”
马尔维猛然被一阵悲哀和内疚的感情吞噬。他现在完全清醒了，他几乎是大喊着对莎侬说：“亲爱的，停车。”
“出了什么事？”
“莎侬，请停一下车。你不明白吗？史蒂文是有罪的！”
莎侬大声叫嚷道：“你在说些什么？”看到了下一个出口时，她从长岛高速公路的右边驶到宽阔的紧急停车道上停了下来。天色现在相当黑了，所以莎侬打开了危险警示灯。
“你不明白。”他强调说，“如果他早点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就不会面临终身监禁了。我早该去看他，再迟就太晚了。”罗伯特俯下身，在莎侬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史蒂文看望过我们之后，我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因为我知道这会让你心烦。我告诉史蒂文我是如何被派到华盛顿高地，以及我扮演卧底是如何捣毁了公司把第13分局所有的腐败警察一网打尽的情况。但是当我准备告诉他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时，他把我打断了，他就是不想听。他说他不愿意听任何关于这些的事情，因为他的高级警监说我是被这个工作毁掉的。”
现在莎侬开口说话了，“听着，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意图是什么，但是我不会让你把事情的剩余部分告诉史蒂文，贬低你的形象。你做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缺少英雄气概，而警察局应该承担责任，倾尽全力给予你亟需的支持，这才是事实。他们却把你弃之不顾。但是不管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都不会夺去你对这个城市中人民的忠诚，抹杀你为所有警察承担的风险。”莎侬因愤怒脸色涨得通红，她大喊道：“让那个孩子的幻想破灭，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你曾是英雄，现在仍然是英雄，就连警局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要这么做，你是史蒂文的偶像，不管从他生活中会夺去什么，至少让他保住这个。”
“但是，莎侬，”马尔维坚定地说，“如果他知道关于我的真相，他就不会面临终身监禁了。我要去见他，否则就太晚了。如果他知道了我做的事情，也许他会让格林争取诉辩交易。我们找间汽车旅馆，明天你开车送我到萨福克县监狱。”
莎侬怎么劝都不能使丈夫相信他这样做是错误的，然后她也不再一个劲地坚持了。事实是她也开始相信史蒂文杀了人。不管怎样，莎侬同意罗伯特应该去和他的外甥谈谈，只要能够不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史蒂文，有些事你必须知道。”当马尔维开始讲述他的经历时，史蒂文坐在桌前的椅子中，跷着腿专注地听着。
29
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夏末：马尔维的故事
马尔维知道，史蒂文·霍尔特这个年轻人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里是很崇拜自己的，所以他认为史蒂文必须明白无误地理解自己如何沉沦堕落的故事。这至关重要，马尔维相信，这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而是要说明责任全在自己。他首先说，他被派到第34辖区呆了六个月时间，这使他的个人生活陷入了混乱。他开始酗酒，起初是在下班之后——尤其在那个“斗鸡恶棍”德·阿里奥·圣地亚哥付完贿金之后。酒精使身边所有人都对他心生厌恶，虽然他设法对莎侬·凯利隐瞒了自己越发严重的酗酒问题。
在被派到第34辖区的整个期间，他没有和克诺里高级警监进行过接触，克诺里听取的是摩尔警督简短而明确的汇报。当然，摩尔的情报只能来自于他安插的卧底警察提供的报告——只涉及马尔维警官如何迅速交接保护费的。
在被派到第13分局的前两个月里，没有迹象表明这位年轻的警官遇到了什么麻烦。自始至终他保守着自己酗酒的秘密，一直守到公司成员被逮捕之后。
第13分局的腐败警察被大批逮捕之后，克诺里高级警监和马尔维见了一次面，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出色完成了任务，克诺里向罗伯特表示祝贺。“现在你已经被提升为警司了，你希望被派到哪里任职，罗伯特？”或许高级警监应该注意到马尔维的眼神怪异，一直呆视着前方，或者注意到他的回答“听从您的吩咐，头儿”听起来特别无力，但是克诺里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克诺里高级警监决定把罗伯特举荐到位于曼哈顿南部唐人街附近一处久负盛名的警区。当他把此决定告诉马尔维的时候，这位年轻的警司只是顺从地点点头。也许，多给些时间，克诺里或许能够察觉出那些正在慢慢吞噬这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警官、很快就将其逼向绝望边缘的恶魔的身影，但是克诺里没有这样的机会。
马尔维遇到的主要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市长、警察专员和媒体给了他无数的荣誉，其他警察却对他避之不及。其他警察会把马尔维视为英雄这个美好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重新上任之后，很快他就被新同僚们视为一个告密者。这一点从来没有被挑明。他注意到，他在旁边，他们就会低声耳语，或者干脆没人理他，或者当他踏入更衣室的时候，有时本来在热烈交谈的警察会立刻离开。这样被人拒之于外，以及他和那帮在华盛顿高地的人渣——他们认为受贿名册上有位警察——进行交易的场景使他变得愈发孤独，有时更显自闭。
他没有放弃和莎侬·凯利的关系。不幸的是，一场特别敏感的重大政治腐败案件涉及到一位位高权重的议员，她不得不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到很晚，除了小睡几个小时外，几乎没有剩余的时间。随着调查的深入，除了和罗伯特简短地通几次电话外，他们一分开就是几周。独自一人呆在狭小的公寓里，很快马尔维的饮酒开始增多，然后发展为周末的狂饮。有几次莎侬注意到在电话里他说话含糊不清，但是她没多想什么。打电话一般是傍晚时候，而且通话时间简短。罗伯特在应酬时多喝了点啤酒罢了，又能有什么事呢？她根本就不知道他喝的是伏特加而不是啤酒，而且已经开始被酒精所控制了。
1975年初，克诺里高级警监被提升为一星级副总警监，并被授命领导警察学院的训练工作。之后不久，他前往位于曼哈顿东21大街上的一家银行，距学院不远。他发现有人试图抢劫一位正在该银行大厅使用自动取款机的老年妇女。克诺里总警监立刻命令司机靠边停车。他拔出手枪，从车上跳下来，对持枪歹徒喝道：“站住，警察！”劫匪立刻转身开枪，把MAC-9型自动手枪中的子弹全部射入了克诺里总警监的胸膛。总警监倒在人行道上，几分钟之后停止了呼吸。
这对罗伯特·马尔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让他撕心裂肺。
克诺里的葬礼举行后的几周内，马尔维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他休了几个星期的假，一直与外界隔绝。外甥史蒂文想来看看他，他一再拒绝。大部分时间，他坐在阴暗的卧室里喝着伏特加，一直喝到昏睡过去。
有一天傍晚，马尔维公寓中的电话铃响了。一开始，他没有动，而是坐在椅子里前后摇晃着，脚边躺着一只伏特加空酒瓶。电话不停地在响，终于，他踉踉跄跄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拿起听筒架上的电话，勉强地咕哝了一声：“喂？”
“对不起，亲爱的，我有没有吵醒你？”莎侬匆匆地问道。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接着说：“我有一些好消息。”马尔维没有回答，因为他没法回答。他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把电话摔在身边。莎侬看了看手表，7点10分，她打算明天再跟罗伯特谈。
但是第二天当马尔维打电话给莎侬的时候，她决定不提昨天晚上那件有点奇怪的事情，而是直奔她所说的好消息。
“昨天下午，我们逮捕了哈里·曼宁，纽约州众议院的副议长。他在收受被作了记号的18,000美元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住。这笔钱是保证能为我们的秘密特工在纽约州最高法院谋求一个法官职位支付的头款。”
“喔，那棒极了。”
“真正棒的是那个没用的混蛋在录音带里明确指示未付的32,000美元要在两周内付清。”
“难以置信。”马尔维起初只是这样的评论，但是接着他又说，“大多数人相信只有警察才会走歪路。一个腐败的律师为了当法官付了5万美元，为了把这笔钱捞回来，人们可以料想他会做些什么。”然后他又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庆祝一番，在福里尼餐厅怎么样？”因为目前他所处的警察辖区位于曼哈顿中心地带，离这家餐厅只隔几个街区，而且到莎侬所在的位于26联邦广场上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也很方便。马尔维高兴地说：“而且我还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我8点去接你。”
“那说好8点。”莎侬愉快地答道。她挂断了电话，昨晚发生的事情已抛在脑后，她期待着给她的惊喜。
马尔维挂断电话后，快步走到床头柜旁，拉开最上面的抽屉，欣赏着璀璨的半克拉重的订婚戒指。他微笑着，充满期待，但几乎转瞬之间又怀疑她是否会接受。突然他注意到拿着钻戒的手在微微发抖。最近几周，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他用过去学到的方法来对付。他走进厨房，从水槽上方的橱柜里拿出了一瓶伏特加。他抓起一只杯子，倒了半杯，一饮而尽。一开始有一种暖暖的、几乎有点热辣的感觉，立刻带来镇静的效果。颤抖过去了，他感觉不错。当然她会同意的。
马尔维一走进莎侬的公寓便向她提议他俩订婚。她立刻注意到了问题——仅在求婚的一个小时之前，他喝了将近半夸脱的伏特加。他讲话含糊不清，而且他充血的双眼让莎侬感到恐慌。
“罗伯特，发生了什么？”她问道，而没有回应他的求婚。
马尔维几乎都站不稳，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莎侬对他的求婚避而不谈使他勃然大怒，他咆哮道：“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亲爱的。”然后，猛地关上她公寓的门，他走向最近的酒吧，消失在大街上。
透过窗户，莎侬伤心地看着马尔维踉踉跄跄地从她公寓的走道里出来。然后她拉起窗帘，悲伤地想她是否还愿意再见他。
第二天，马尔维宿醉后醒来，非常不适。他去医疗部约见医生，坦承了自己的酗酒问题后，他被批准休假。警局里的精神病医师提议马尔维应该申请住院治疗30天。不幸的是那时没有床位。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酒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没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是因为他每天都去做弥撒——他一直倔强地不肯放弃——带来的奇迹，突然他的忧郁一扫而光，也不再喝酒了。几个星期后，他要求回到岗位上去。经过了全面的身体和心理检查之后，他被复职。他的上级决定委派给他压力较小的工作。他被任命去监管芳町大街上的车辆扣押场，它位于布鲁克林东纽约人迹稀少的区域。
一开始史蒂文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当他的舅舅讲完他无法自拔的狂饮经历以及自我救赎之后，他看起来迷惑不解。他伸了伸腿，站起来走向床边。他坐在床上，问道：“那怎么又开始了？”
“这没有等多少时间，而且变得越发不妙了。”马尔维回答说。他的舅舅讲述起接下来的那段工作时，霍尔特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纽约市警察局的车辆扣押场是个面积巨大的储存车辆的停车场。这些被找到并被留作证据的车辆来自布鲁克林和毗邻的昆士县，和正在被调查的刑事案件有关或者正处于对一些失窃车辆的调查期间。被委派到车辆扣押场的警官，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些因酗酒成瘾而一再受到惩戒的堕落分子，是一帮等待警局的行政管理审查办公室对他们提出指控进行处置的警棍，有许多捣乱分子，因和巡警慈善协会有关系而被安置在此以保全他们的退休金。他们中的一位——麦克·奥利瑞警官，尤其是个问题警察。
警察总部的头脑们认为这对马尔维警司来说是个理想的任命。这份差事需要他的领导技巧以及激励他人的能力。他们真的认为他会鼓舞这样一些不称职的警察，使他们重返岗位。但是没人理解马尔维和他心爱的莎侬分手而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以及他的导师和偶像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殉职后他经受的巨大悲痛。他戒酒后，仍然情绪不稳，有时郁郁寡欢。但是马尔维还没遇到真正的问题，没人能估计到麦克·奥利瑞即将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麦克·奥利瑞46岁，在越南服役过两轮，分派到海军陆战队步兵连担任中尉。必须出于自愿，人们才能第二次去越南。奥利瑞要求回去，虽然他没有透露原因是他喜欢打仗。据他统计，他干掉了16名越兵。奥利瑞对可卡因的喜爱更甚于屠杀越兵。在越南，他变成了严重的毒品滥用分子，一有机会就吸食毒品。
在他第二轮服役期间，一次大量吸食可卡因之后，奥利瑞拯救了一个陷入了重围的海军陆战队步兵班。由于他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了银星勋章，这是美国荣誉等级第三等的军事嘉奖。这一奖励给这个威严的人——身高6英尺，脸庞宽阔，一头金发——增添了更多光彩。他淡褐色的眼睛向外凸起，一部分是吸毒上瘾造成的。他还是孩子时，常年在街头打架斗殴，粗大的鼻子被打扁了。他宽阔的肩膀连接着强健的双臂和硕大的手掌，这是他经常有事无事便会使用的武器。
奥利瑞会时常炫耀他的银星勋章，他所有的平民服装以及后来的警服上都戴着这条绶带。在谈话中，他经常用它来打开话匣。这一奖章也使他被选为曼哈顿南部第5辖区的巡警慈善协会代表。有一位年轻的警督曾命令他取下他的战争绶带时，他一口回绝。当后来发现奥利瑞曾通过推迟上大学的方法以逃避征召时，这也帮不上警督的忙。从来就没人提出对奥利瑞的指控，他急速蹿红，成为派驻在第5辖区的警察们心目中的英雄。
“早上好，警司。”奥利瑞说，啪的一声立正，同时干净利落地举手行礼。这让马尔维丧失了警惕。一位老警察使用这样的军队礼节，他对此并不习惯，一名警员从警察学院毕业后没几年，这种仪式就销声匿迹了。
芳町街车辆扣押场的总部设在一辆肮脏昏暗的挂车里，配有一张桌子，唯一的一盏台灯照亮着部分空间。由一位警司管着两位警员——奥利瑞和一位来自昆士县某辖区、戒酒并不十分成功的警察。他们轮值的时间是从下午4点至午夜。这个极小的分队通过两部电话同外界保持联系，虽然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一部电话可以工作。虽然掌管的人很少，但是为几百辆寻找回来的失窃车辆提供凭证和保护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除了成堆的辛苦的文书工作外，还有一个现实，就是前来或离开扣押场的公民没有一个是开开心心的。奥利瑞的魅力以及其在城市危险环境中摸爬滚打练就的手腕使这样一份不是很讨厌的差事——对马尔维这样的头儿而言——变得可以忍受了。马尔维警司心存感激，奥利瑞替他抵挡那些通常怒气冲冲的民众，他们要求知道为何他们的汽车不能马上解押，为何在警察的看管之下车子受损了。当然，马尔维并不知道奥利瑞平息车主们愤怒情绪的手段中包括索贿。给100美元，他会安排让管理员办公室快些解押——只要提出申请同时附上现金。奥利瑞告诉财物保管员贿赂只有50美元，所以能让他拿25美元看起来相当慷慨。
“难道你不明白，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这辆车。”这位妇女指着她那辆非常旧的普利茅斯牌旅行车恳求道，“它是让我能及时送三个孩子上学、我去工作的唯一交通工具。请想想办法！”
“我知道，小姐。但是警察财物管理办公室里那帮该死的官僚们可一点都不关心。”奥利瑞回答说，“除非我能证明这是特殊情况。”
“哦，那该怎么做？”
现在奥利瑞会使出他惯用的把戏。“事实是那儿跟我打交道的是个婊子养的贪婪的家伙，不肯白干。”很快这个可怜的妇女就不情愿地掏出了100美元。
奥利瑞从警察学院毕业的那天起就是个麻烦分子。如果马尔维的主管能费点工夫告诉他奥利瑞的历史经历，这位年轻的警司应该会立刻提出调任的要求。
起初奥利瑞被分派到昆士县的第114辖区。在那里，关于他从毒品贩子手里没收毒品的方式问题，他和一位地区助理检察官及一位警司发生了争执。没收毒品的方式不合法，案件就得撤销，而奥利瑞毫不在乎他们的担忧。争吵就发生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当着一大群赶去吃中饭的人面前。争执升级成奥利瑞对两人的殴打，检察官被打昏在地。这次，他的战争表现和他的银星勋章帮他逃过一劫，以赔礼道歉了事。
那时，奥利瑞有了一位弗兰克舅舅。他是一位缉毒警探，已退休。他在职期间曾倒卖非法收缴的麻醉药品以捞取外快。他会吹嘘说：“我只是替那些杂种们回收处理一下，顺便捞些外快。”年轻的奥利瑞警官对他无比钦慕，他不仅是弗兰克的外甥，而且是他的教子。
当关于他的外甥在昆士县法院前大打出手的故事在酒场四处流传的时候，弗兰克舅舅觉得有必要提出一番忠告。“两个白痴放马后炮，事后批评你，你干吗那么在意？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不让他们知道。你最好把尾巴夹起来一阵子。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甚至那帮内务处的衰人都会搞定你。”弗兰克讲述了两名黑人缉毒警探是如何被内务处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警员们设局抓住的。他们被判在州监狱服刑五年。弗兰克告诉奥利瑞，如果他处理得体，当警局内务处开始调查他的时候，他可能已从巡警慈善协会的地区代表晋升为理事，这等于授予他事实上的——如果不是完全的——逮捕或行政惩戒豁免权。
但是奥利瑞不会小心从事的。他经常去昆士县伍德塞德区一家叫“都柏林凯尔特十字架”的酒吧，这里已成为登陆纽约的爱尔兰匪帮的聚集场所。一次他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对可卡因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吉尼斯黑啤。许多人来自爱尔兰东北部的贫困地区，在那些被新教势力统治的省份，天主教徒的失业率高达80％。暴饮还有不断增多的吸毒是常见的逃避方式。但是在这里——美国、伍德塞德、昆士县，他们不容易搞到毒品。
奥利瑞立刻看到了捞取外快的机会。那股不计后果的轻率——在越南这拯救了战友的生命并为他赢得了银星勋章——很快将危及他的自由。经法院授权许可，对凯尔特十字架酒吧的付费电话进行的监听中提到了一位爱尔兰警察和可卡因。窃听装置是来自昆士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警探安装在电话上的，由此搜集非法体育赌博组织在酒吧外进行活动的证据。
无意中听到的关于一位爱尔兰警察的情报被上报给地区检察官总助理。她按章办事，在原先授权的监听命令上做了补充，准备提交给地区检察官签字，允许手下的警员就这一桩新添的犯罪行为——持有或贩卖毒品——搜集证据。但是无论调查进行得多么小心，涉及的人越多，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弗兰克舅舅又一次前来营救。奥利瑞在上班时间酗酒，问题严重，便被送入纽约北部的一家酗酒治疗中心。但窃听记录上仍会偶尔提到爱尔兰警察及可卡因，因此此项调查，至少是关于那桩罪行的调查，便终止了。
但是，内务处很清楚在那家麻烦不断的都柏林凯尔特十字架酒吧里到处都有奥利瑞的指纹。愤怒的昆士县地区检察官下令进行调查是谁走漏了风声，毁了一桩可能的毒品调查案。虽然那个恶棍警察的嫌疑很大，可是没有证据。
奥利瑞的康复治疗结束后，下来一道命令把他派到芳町大街的车辆扣押场，直到头头们想出如何安置他的方法。
几个星期之后，马尔维痛苦的孤独，加上奥利瑞伪装出来的关心起到了预想的效果。
“嘿，头儿，我们下班后去喝一通啤酒怎么样？”
马尔维本来就性格内向，而且变得越来越不愿与人接触，他一开始心存犹豫。但是他还未来得及回答，奥利瑞就继续怂恿说：“来吧，头儿，这对你有好处。”
喝了一点伏特加之后又来了点啤酒，马尔维开始放松了，他记得这也许是近一年来的第一次。暴饮之后头脑越发迷糊，因此奥利瑞的问题听起来不再那么尖刻或放肆了。
“好家伙，第13分局的事情闹大了。头儿，我猜你一到，正好他们大难临头。”未等马尔维回答，奥利瑞继续说，“真是一帮无足轻重的滑头，为了一年几千美元什么都不顾了。”
马尔维说话开始含糊起来，他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奥利瑞。但他还能听明白，并回答说：“噢，事实上对每个偷钱的警察来说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头儿，那是些微薄的小钱，根本就不值得冒险。”
“嗯，也许吧。”马尔维说道，把杯中的伏特加喝干，然后又马上拿过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站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冒那样的风险，迈克尔。”
“也许吧，头儿，也许。”奥利瑞回答说，眼里有一种异样的神情，马尔维没有注意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利瑞没花多少工夫就牵着他这位越发不堪一击的长官开始滥用更多的违禁品。一开始是高纯度的大麻，当它和伏特加及啤酒混在一起后，马尔维就有了一股愉悦的快感，然后是一种他极少体验过的宁静、安逸和自信。问题是它很快会让他陷入昏迷状态，他无法控制。苏醒过来会伴有剧烈的头疼。接着奥利瑞教马尔维吸食可卡因。它带给马尔维无比的放松和愉悦，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但是它很快就控制了这位年轻的警司，他对可卡因的需求一周比一周强。
奥利瑞还把马尔维介绍给一群其他的警察，他们中的大多数与他年纪相仿，有两位警衔与他相同。一开始他们聚在曼哈顿第二大街上的爱尔兰酒吧里一起喝酒，然后去一家在非正常时间营业、有无上装女郎招待的下等酒吧。在那儿用烟斗吸食高纯度可卡因，给马尔维和其他人带来了一阵阵恍惚神游的感觉。这伙人开始定期聚会，讨论怎么才能弄些钱来维持吸毒，并且为退休存些钱——如其中一人所说的。马尔维此时已变成了一个瘾君子——沉迷于毒品，但是由于他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所以他对这帮人谈论的腐败计划并不知情。尽管如此，他已几乎彻底堕入了地狱。当小伽罗菲洛迫切要求奥利瑞提供帮助后不久，马尔维的悲剧就将拉开序幕。
20世纪70年代初，布鲁克林地区有一块称为东纽约的街区，就像二战后的柏林。很多仍没有倒塌的供单个家庭和两个家庭居住的房子或者被烧空了，或者变成了空巢。出租这些房子带来的收入还抵不上进行日常维护的开销，这使得房子的状况越发糟糕。有些缺德的房主会故意让房子失修，最终导致房子无法居住。那些房客们被迫搬出，而取代他们的新房客被迫缴纳更高的租金。很多新来的人付不起租金，于是便被赶了出去。这样的过程循环反复几次之后，东纽约大部分地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面对无数空置的房子，还有废墟遍布的场地，没人能够猜想出东纽约曾是布鲁克林一处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地段。尽管如此，这里仍然保留着大约100幢房子和几座教堂，包括一座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和一座浸礼会教堂，为那些拒绝离开的人提供精神帮助。
这一地段还包括一幢大房子，用精美的砖块和橡木搭建，房前有经过修整的草坪，围有铸铁制造的栅栏。这幢位于纽洛茨大街的屋子就是卢切斯犯罪家族下的伽罗菲洛团伙的总部所在。团伙头目是“大鼻子”卡迈恩·伽罗菲洛。
“大鼻子”卡迈恩这一绰号的由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鼻子足够大，而且因为他经常用鼻子吸可卡因以至于鼻腔黏膜被毁掉了。结果便是他的鼻子经常发红，而且滴滴拉拉的。卡迈恩还不断地擤鼻涕，发出的像喇叭一样的声音半个街区之外都能听见，这使得他鼻子的状况更加恶化。卡迈恩65岁上下，矮小、肥硕，身高大概为5英尺3英寸。一眼望去看不到脖子，圆瓜脸，黑色的眼睛向外鼓着。除了在每片小耳朵的正上方有一小缕黑发外，几乎是光秃秃的。他穿着剪裁讲究的意大利套装，全都是黑色的。他从来不会去整理他的夹克衫——里面穿着昂贵、华丽却俗气的白色丝绸衬衫，因为他需要遮盖住一把巨大的.357口径玛格纳姆牌自动手枪。他硕大的双手更像是火腿上的跗关节，指关节上带有巨大、难看的疤痕，这是当年他成为老大前当打手留下的。他走路的时候，身躯在残肢般短小的腿上一摇一摆，脚上紧套着进口的佛莱格默牌拖鞋。他说话的声音多数时候像是从喉间挤出来的，几乎听不清。他有个令人讨厌的口头禅：“谁他妈的知道？”说这话的时候，他还伴着一种诡异的姿势——向外伸出双手，手掌冲上，眼睛一直盯着空中。“你好吗，卡迈恩？”——作为回答的是他这个标志性的姿势和“谁他妈的知道”。或者说“老板，我走了，行不行”。得到的答复是“谁他妈的知道”，这让请求者会不知所措。当人们对卡迈恩略微多加了解之后，他们开始对此习惯了，这句话没什么特别含义，也就不再理会了。
在纽约，伽罗菲洛团伙是卢切斯集团中最令其他四个犯罪家族生畏的组织，他们控制了从赛马赌博经纪到绑架到毒品交易的一切活动。他们需要这样的名声，因为在纽约这个大都会，由他们控制并许可建立可卡因的进口和销售网络。他们和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贩毒团伙打交道——因为毒贩们会对对手甚至客户的家庭成员施以暴行，以逼迫他们完全屈服。他们的孩子会失踪，然后他们身体上的某部分会被包在塑料袋或装在瓦楞纸箱里送回到家里。伽罗菲洛团伙还和同样残暴的牙买加和拉丁美洲贩毒团伙进行勾结。
通过一系列血腥残忍的打击，“大鼻子”卡迈恩和他的恶棍们完全控制了纽约市的毒品交易。有一个牙买加毒贩被斩首，有一个哥伦比亚毒贩被阉割、双手被从手腕处斩断，然后塞进了夹克衫的口袋里，这给那些在毒品交易这条食物链中的成员足够的威慑，让他们明白谁在发号施令。
贩毒组织只允许把可卡因出口卖给伽罗菲洛团伙。他们把毒品价格提高，包括了颇为丰厚的利润之后，再被卖给其他不同的匪帮。“大鼻子”还按地区设立了特许销售区域，以保证独家经营。特许经营者花钱购买未进行切割的可卡因，它们要么原样直接卖给吸毒的雅皮士，要么分割后制成高纯度可卡因卖给街头吸毒者。为了赚取更可观的利润，毒品交易的区域特许经营权每周都要进行续期，平均价格是1000美元。
在奥利瑞被驱逐到芳町大街约10年前，他和卡迈恩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小伽罗菲洛就开始了交往。那个晚上他们的相遇对两人来说都相当偶然。奥利瑞和他的拍档乘巡逻车在第71辖区值夜班，该警区管辖东纽约和皇冠高地的部分区域。巡逻时，一方面保证布鲁克林的街道安全——他们这样开玩笑，一方面他们也在找捞外快的机会，也许逮个醉酒驾车的。如果双方价格谈拢，他们会放司机走人，或者如果他/她醉得太厉害，放人不合适，拘留会变成起诉，然后警察会在法庭上做伪证，最后导致无罪判决。
对奥利瑞和他的拍档来说，这个晚上相对平静。突然，奥利瑞看到一辆车马达轰鸣地从诺斯特兰德大街高速闯过红灯驶向东公园路。这辆深绿色的全新美洲虎敞篷跑车在大道上向东疾驶，有时时速高达每小时70至80英里。奥利瑞驾驶着巡逻车全速追赶，最终在追逐了约30个街区之后，卡在这辆跑车的前面逼它停了下来。
小伽罗菲洛踉踉跄跄地从车里爬出来，一头栽倒在大街上，左手心里紧攥着一沓100美元面额的钞票。他说话含混不清，他把钱递给奥利瑞，说：“警官，请把我送到我父亲那里。”小伽罗菲洛的身高和身形普通，大概高5英尺8英寸，重160磅。他长着一张颀长、消瘦、像老鼠一般的脸。额头突出，鼻子又长又尖，耳朵非常大，这继承自他的母亲。他的嘴紧抿着，使他看上去总显得闷闷不乐。他不常笑，当他试着微笑时会露出一排不完整的蛀牙。他穿着牛仔裤、黑色的运动衬衫和黑色的运动鞋。他刚刚从诺斯兰德大街上一处牙买加关系户那儿买了些可卡因。
当奥利瑞得知小伽罗菲洛姓名时，他的心高兴地狂跳不已。他想：“这可是油水中的油水。”小伽罗菲洛身上散发着苏格兰威士忌的酒气，而且鼻孔里仍然塞着白色的粉末。在副驾驶座上以及汽车地板上毫无遮拦地放着十几个透明的塑料包，装着更多白色粉末。
奥利瑞把小伽罗菲洛带到他父亲那里，但这不是一次愉快的团聚。“你这个该死的蠢货，”卡迈恩叫喊着，棒球棍粗壮的一端抡在小伽罗菲洛的鼻子上，打断了他长长的鹰钩鼻，“活丑，你让我和家人丢人现眼，你真是堆狗屎！”
奥利瑞带小伽罗菲洛去一家当地医院医治鼻子，当然是在卡迈恩付给他和他的拍档一笔可观的奖赏之后。这笔钱已足够让他的拍档为在拿骚县郊的劳伦斯村购买一幢心仪的房子支付首付款。当然，关于这件事警方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连报告都没有。
小伽罗菲洛成了奥利瑞最亲密的朋友以及主要的可卡因供应者，而且免费。之后的日子里，卡迈恩逐渐地把生意移交给小伽罗菲洛，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朋友奥利瑞。
“麦基，”小伽罗菲洛在电话中大声说，“我要马上见你。”奥利瑞告诉马尔维警司说他感觉患上了流感，需要立刻准假离开车辆扣押场。他一到纽洛茨大街上的联谊俱乐部，便直接进入了后面有人把守的办公室。
小伽罗菲洛脸色灰白，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说：“麦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亲。他们在皮特金大街进行了伏击。”小伽罗菲洛开始抽泣起来，头可怜地摇来摇去。“接着我接到个电话，有个家伙说我明天就要歇业，他和他的手下明天就会过来安排我退休。”
奥利瑞问道：“你知道那家伙是谁吗？”
“不知道，但是他带有相当重的牙买加口音。”
“对你基尼父亲的遭遇，我感到无比、无比、无比的难过。”一个魁梧的黑人男子说道，他浓密的红褐色拉丝塔法里式发绺披散在肩头。
当小伽罗菲洛的目光注视着温斯顿·乔丹时，他感到自己脸部的肌肉绷紧了。乔丹从他精心梳理的八字胡中堆出半点笑意，露出了三颗惹人注目的金牙。他左耳垂上挂着一个硕大的镶嵌着钻石的圆形金耳环，每一次他脑袋有力地晃动时，它随着前后摆动，这算是乔丹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在令布鲁克林许多地区闻风色变的最残暴的牙买加贩毒团伙中，乔丹是老大，这一点毫无争议。他把自己的团伙命名为“牙买加雪橇帮”。
“你那个该死的基尼父亲压制我们时间太长了，而且他竟然厚颜无耻”——这儿他把这个四音节单词的每个音节都慢慢地发出来以示强调——“到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他走得太远了，想把一切都托付给你，小基尼，好像把它当作自己的遗产一样。”
听到这里，小伽罗菲洛从椅子中突然跳起来，乔丹手下四个身穿一样的黑色皮质摩托服的马仔立刻掏出了MAC-9型自动手枪。乔丹猛地把小伽罗菲洛推回到椅子中，力道如此之猛以至于椅子翻倒了，把他甩到地上。
小伽罗菲洛在地上尖叫道：“听着，你这个混账东西，放聪明点不要再叫我父亲为基尼。他对你们的人非常仗义。”
“不，你给我听着，你这个小基尼混球，你的基尼父亲是个吸血鬼，榨干了我们的生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在我把你的卵蛋打掉，塞进你那张基尼嘴里之前，从这里滚出去！”
“趴到地上，不许动，狗娘养的，最好让我看到手上没有武器，马上。”奥利瑞喝道。他和其他六名下了班的警察冲进了屋子，挥舞着格劳克手枪和盾牌。乔丹手下的一位高级马仔被两颗子弹击中肩膀，疼得高声尖叫起来。他的动作没有奥利瑞快，奥利瑞喊道：“谁想接着来？”所有人立刻听话了。奥利瑞俯下身看着僵硬地俯卧在地上的乔丹，轻声说：“你这个脑袋里灌满了拉姆酒的瘾君子，你这张嘴可真他妈的大。”奥利瑞伸手一把把他的耳环连着耳垂一起扯了下来，鲜血溅得到处都是，乔丹害怕地哀号起来。然后奥利瑞用格劳克手枪连续猛击乔丹，直到牙买加人昏死过去。
其他六名警察也开始有条不紊地用手枪枪柄击打乔丹的手下，直到他们被打昏，没了喊叫声。现在，奥利瑞把一个废纸篓装满水，浇在乔丹头上，一阵抽搐之后他缓过神来。其他的警察看到之后，每人也拿了一个类似容器。冷水很快让这伙牙买加人苏醒过来。现在当奥利瑞压低了嗓音，以一种缓慢慎重的方式跟乔丹和他的手下说话时，他们听得极其认真。“仔细听好，下一次再在纽约的任何地方看到你们这帮杂种，你们就死定了——而且会让你们慢慢地死。明白了吗，蠢猪？”
奥利瑞的靴子紧踩在乔丹的脖子上，他几乎喘不上气，所以乔丹能做的只是以哼哼作为答复，表示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明白了。警察们没收了牙买加人的手枪，然后每隔十分钟从联谊俱乐部的后门放一个人走。
而警察和牙买加人都不知道的是，走出去一个人，他就被候在后院里的小伽罗菲洛的手下用带消音器的手枪干掉了。尸体堆在一辆偷来的货车里，然后被抛在布鲁克林克拉克森大街上的加勒比雷盖乐俱乐部门前的人行道上，那个俱乐部是令人生畏的牙买加雪橇帮的聚会地点。
小伽罗菲洛仍惊魂未定。他从来就不习惯于暴力手段，他的精力都集中在扩张毒品交易上，而把执行的事情交给了手下。他哀求道：“麦基，如果他们的朋友回来，会拿我怎么样？”
奥利瑞冷冷地、厌恶地看着这个酒囊饭袋——他一点儿都不具备“大鼻子”卡迈恩的力量、领导气质或胆量，然后淡淡地说道：“那我们就把他们都干掉。同时我们会提供你需要的任何保护。”
他舅舅故事讲到这里时，霍尔特感到有一股厌恶之情袭上心头。霍尔特想知道是什么让马尔维迷了心窍，仍和这帮由一个反社会分子带领的凶残的恶棍警察们搅在一起。但是史蒂文没有说什么，他虽然有些困惑，但仍然相当入神地继续听着。
30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1月
布伦达·摩尔预言格林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法医鉴定专家的可信度，这一点并不离谱。
探员埃德蒙德·撒切尔是弹道鉴定专家，他信心十足地作证说子弹在经过枪膛射向目标的过程中枪膛会在子弹上留下特殊的标记。他说这些标记，或者凹槽，就像指纹一样可靠。
“现在，根据你对弹道鉴别学的经验，”戈斯问道，“关于从海勒姆·罗德里格斯、雷蒙·罗德里格斯和斯科特·鲁本头骨部分发现的子弹，就其来源你有什么鉴定意见吗？以及在萨福克县的犯罪试验室里你对霍尔特警司的武器进行试射后就其拿到的子弹有何意见吗？”
“是，我有鉴定意见，”撒切尔回答道，“它们都来自纽约警察局的警用左轮手枪，注册登记为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司。”
戈斯转向格林，带着一丝可笑的鄙夷，然后说：“你可以质证了。”
就在格林开始交互质证之前，霍尔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向李·莫兰。她安慰般地一笑。然后他把目光投向克兰德警司每天就座的地方，克兰德飞快地向这位年轻的警官竖起了大拇指。
几分钟之内，格林就证明了撒切尔对数位法医学界主要权威人士——尤其是那些弹道鉴定学方面的专家——的论著并不熟悉。他承认，至少在过去三年内就这一科目他没有参加过进修课程，而且他并不知道就在这段时间内，那些权威人士，还有来自联邦调查局的弹道专家和来自纽约州立犯罪实验室的专家，都一致认为诸如砂粒和锈蚀等因素都可能改变那些撒切尔比作象指纹一样精确的标记。他同样没有考虑过专家们的发现，即子弹弹壳或枪管受到腐蚀时也许会使弹道检验人员得出不确定的结论。
格林步步紧逼。“探员，是否你得出的结论是部分建立在霍尔特警司上交的手枪在1990年12月的某个时间里——即罗德里格斯兄弟的尸体被发现的同一段时间里——被使用过这个假设之上的？”
“是，先生。”
“那么这把枪是否在1991年4月由萨福克县警察局交给探员的？”
“是，先生。”
“而且在同一年5月末的时候你曾在萨福克县大陪审团前作证，你是在1991年4月和1991年5月间的某个时间进行的弹道测试，对不对？”
“是，先生。如果你让我想一下，我会告诉你准确的日期。”
格林板着面孔，把这一提议甩到一边，“撒切尔探员，你不觉得现在追求精确是否有点儿晚了？”
“我不明白。”
“那么，让我来帮帮你。在你做弹道测试前，那把枪存放在哪里？”
“在萨福克县警察局财物保管员的办公室里，做测试之前我才从那里拿出来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霍尔特警司在上交手枪之前对其进行的保养是否恰当？”撒切尔略显迟疑，格林继续问道：“你有没有检查过该枪是否有砂粒或锈蚀？噢，对了，你对此项技术并不熟悉，它暗示那些因素可能会改变你的结论，对不对？”
“我没有就此仔细地对该枪做过检查，但是它看上去很干净。”
现在格林大声喊叫起来：“看上去很干净，正是如此！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彻底地查看一番，探员，因为你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最新发展，对不对？事实上，因为你对一把手枪——其唯一目的旨在把这个人的余生葬送在监狱里——只是草草地做了一番检查，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把枪的枪膛是否以某种方式受到了腐蚀的影响，对不对？”
戈斯起身说道：“法官大人，我们现在可以检查那把枪是否存在锈蚀、砂粒或受到腐蚀。”
“噢，坐下，戈斯先生。”麦克考恩法官脸露厌恶地回答说。
格林转向陪审团。“陪审团主席女士、女士们、先生们，也许年轻的戈斯先生头脑犯糊涂了，但是我想你们不会。在撒切尔探员做完了他那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弹道测试后，再使人相信权威机构是否对这把枪做了些什么，例如清洗，也许有些太晚了！”格林接着说，“法官大人，我没有什么要问这位……专家的了。”他仔细地发出了这两个音节。
当格林完成质证之后，撒切尔离开了证人席。他脸上已没有多少容光，看起来面带悲哀般的困惑。戈斯说：“谢谢，探员，你干得不错。”
撒切尔突生怒火，他大声地说：“如果你能多花点该死的时间让我为作证做好准备，会好得多。”他的说话声大得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尤其是陪审团。
格林很少对他的对手慈悲为怀，除非他心里另有目的。他起身为戈斯申辩。他直接对这位耿耿于怀的警官说：“好了，好了，撒切尔探员，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缺点推给年轻的戈斯先生呢？也许现在是时候了，你该回去做你先前在萨福克县警察局的差事，是给违规停车开罚单？”
这位探员愤怒得脸色发红，像红甜菜，他转过身大声喊道：“去你妈的，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犹太人。”
这正是格林梦寐以求的，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从七号陪审员斯坦博格太太的表情来看，他知道她对这句评论一点儿都不喜欢。
麦克考恩法官被激怒了，他站起来，手猛地指向撒切尔探员。撒切尔很快意识到其愚蠢之举带来的影响，试图道歉。法官立刻打断了他，命令说：“明天上午9点到庭向我们阐述一下本庭不该判你藐视法庭的原因。现在离开本庭。”
戈斯起身，大概想进行诉说，或者也许想就撒切尔的行为做一番解释，麦克考恩法官大声说道：“你坐下。”现在他对陪审团说，“陪审团主席女士、女士们、先生们，对此难听丑陋的言语、肮脏污秽的表现我深感遗憾。明天上午我会处理这位警官的，但是我必须向你们提示，在你们做出裁决时不应该受到此言行的任何影响，因为此言行虽然令人厌恶，却和此案件中的证据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觉得所有人要好好利用一下下午的时间。”他向法警示意护送陪审团离开法庭，并说道，“希望你们今天剩下的时间里过得愉快。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开庭。”
最后一位陪审员离开、大门关闭之后，麦克考恩法官仍然站着，直接对格林说：“律师，你作为庭审辩护律师，我对你任何方面的能力都赞赏有加。但是你和我都清楚是你刺激了那位警员，意在让此种效果影响陪审团。我警告你，如果在本次审判余下的时间里，你试图使用同样的手段，你要自担风险。本次听审将休庭到明天上午11点。”
麦克考恩法官没有等着看拉里·格林的反应，格林也没打算回应。他的策略奏效了，当然他也不会在这位法官面前再次使用类似的手段，而有其他的计划去重挫年轻的戈斯先生的锐气。
当麦克考恩法官离开法庭的时候，克兰德一直走到把旁听席与律师席隔开的栏杆旁，史蒂文仍坐在律师席那里。克兰德倾过身，轻声说道：“嘿，年轻人，我们今天形势不错。”霍尔特绽放出笑容，他起身被带往牢房。他离开之前朝李·莫兰望去，笑了笑，又眨了眨眼。
第二天上午9点钟，撒切尔向法官致歉，其态度证实了格林的看法，该警官只是位平常的反犹太人士。麦克考恩责令撒切尔向格林道歉，对他处以1000美元的罚款，并要求萨福克县警察局进行调查以确定撒切尔是否仍然适合从事警察工作。
麦克考恩法官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戈斯先生，就你拒绝控制或无力控制证人的问题，我不会再次提出警告了，明白没有？”
“是，法官大人。”当麦克考恩法官离开审判庭，等待陪审团被引入法庭的时候，戈斯颓坐在椅子中。
一会儿之后，对戈斯而言事情有了些起色。萨福克县刑侦总长菲尔·皮泰里打来电话把他叫出了法庭。
“沃利，我看我们找到了一直期待的证人。今晚我来见你。”虽然戈斯一再请求多透露些消息，皮泰里丝毫不肯松口。挂断电话前他肯说的就是“再耐心些”。
当天晚些时候，对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的审理进行到了每桩凶杀案件都必须经历的阶段——就死因向陪审团作证。这通常是由死尸发现地所在县的副验尸官进行的，乏味沉闷。检察官会以一种威严的架势引领验尸官回答一系列详细的、信息诱导性的问题，从医生的职业经验开始，包括自从成为验尸官以来进行过尸检的次数。接着，证言转向尸体的状况，对伤口进行一番通常是血淋淋的描述。在当前这种涉及多起谋杀的案子里，要向陪审团描述每一位受害者所遭受到的枪伤种类。最后，检察官——在本案中是地区助理检察官沃利·戈斯——会装腔作势地往后撤几步看着陪审团以加强效果，然后再转向医生。“现在，医生，根据你的职业经验和对斯科特·鲁本警官尸体的检查，你能够就其死因提供一个在医学上具备相当确定性的意见吗？”在问最后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听到从斯科特·鲁本亲戚——包括其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就座的地方传来轻轻的啜泣声。
在得到“头部受到枪击”这个回答后，戈斯会就雷蒙、海勒姆·罗德里格斯两人的尸检和死因重复这样的程序。对谋杀审判中的这部分程序，拉里·格林予以无以复加的蔑视，对那些自负地声称他们是凶杀案件辩护律师的同行们他除了嗤之以鼻之外别无其他。格林的庭辩技巧远远胜于那些搞分类存储的专家，在他看来，谋杀案应是一种少些讨厌的证词的案件。格林总认为对验尸官的证词——特别是关于死因的证词——应该有所规定，或者它需要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因为他的观点认为这样的证词是装模作样，是博取陪审团同情的伎俩。所以，格林有一套让谋杀案检察官心神不安的交互质证的方式。
当戈斯完成了他对萨福克县副验尸官罗纳德·法恩斯沃斯的直接问询之后，他转向拉里·格林，说道：“你可以进行质证了。”
拉里·格林慢慢地站起身，以一种慢悠悠的方式走向证人席，然后只问了三个问题。
“法恩斯沃斯医生，你的尸检报告告诉你谁导致受害者死亡了吗？”
有人已经提醒过法恩斯沃斯小心喜欢质证的格林。他迅速回答：“当然没有。”
“没有吗？”格林假装不信地摇摇头，嘲弄般地问道，“那么你受聘于萨福克县，对不对？”
法恩斯沃斯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是。”
现在格林以深沉的嗓音问道：“所以付你工资的与付给年轻的戈斯先生薪水的是同一群人，是不是？”
戈斯起身抗议，而麦克考恩法官命令说：“坐下。”
当法恩斯沃斯正在犹豫之时，格林以一种缓慢慎重的口吻问道：“你能回答吗？”
法恩斯沃斯恼怒地回答说：“我的回答，先生，是‘是’。”
“很好，”格林说，“那么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多年来，拉里·格林和陪审员们谈论过他的方式，知道他们也同意他的观点——验尸官的证词只是检察官的字谜游戏。
对律师所作的努力，霍尔特深为钦佩，但是他没法不让自己分神。他会不时地瞥向他舅舅罗伯特就坐的地方，回想起他的偶像被迫忍受的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现在他的境况如出一辙。
戈斯起身，充满信心地宣布说：“法官大人，经检察官申请而重新开始审理的案子是代表纽约州人民——”
格林不会让戈斯继续下去，他腾地站起来。但是未等到他开口说话，麦克考恩法官严厉地问道：“你在扯些什么，戈斯先生？要么停止举证，要么传唤你的下一个证人，马上！”
“但是，法官大人，”戈斯哀求道，“我能靠近法官席跟您说吗？”
“不行，”脸色赤红的法官怒吼道，“到那里。”他愤怒地指向法官办公室。
“首先，戈斯，”麦克考恩法官厉声说道，“以后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法庭上了。你听明白了吗？”
“法官大人，我不知道做了什么让您如此生气。”
“好，首先你很少充分准备，你不知道什么叫礼仪，还有你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法律从业人员，只想到自己，没有任何内涵的支撑。最后你根本就不配我给你多做解释。所以马上决定，不得再有半点耽搁。是停止举证，还是告诉我和格林先生你将传唤谁。”在此期间，麦克考恩法官一直站着，也没有降低他的嗓门，“明天上午9点半宣布你的决定。”
麦克考恩快速离开法官办公室，进入了法庭，并在双方律师均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休庭。
第31章
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夏末：马尔维的故事
“此时，史蒂文，”马尔维继续说，“我已经沉迷在酒精和可卡因之中了。对现实时而清醒、时而恍惚，而且奥利瑞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他的骗局。”
史蒂文一言未发，但是厌恶地摇摇头。
麦克尔·奥利瑞警员已经为自己和其他人（其中也包括罗伯特·马尔维）策划了一套有赚头的一揽子退休计划。奥利瑞行为方式不近常理，他已经开始仰慕、尊重起马尔维了，并没有把计划告诉他。不管怎样，奥利瑞也不禁有些自得。这将是他最后也是最伟大的手笔。
奥利瑞和他的团伙成员——包括罗伯特·马尔维——开始保护伽罗菲洛的利益。马尔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虽然他逾越了界限，干了过去他会一口回绝的事情，但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已经增强到他不得不多捞点收入的地步。所以从那些愿意花钱快点将车取回来、不顾一切的车主们手里捞点小钱，他并不反对。当然，他拒绝直接和这些人打交道，但是他的确在车主不在的情况下签署过释放令。
这让奥利瑞省了在文件上伪造马尔维签名的麻烦，对马尔维的前任他就得伪造。奥利瑞一直认为伪造是危险的，而且容易使他暴露，甚至遭到起诉。
既然已经伸手拿钱，跨出了腐败的一小步，马尔维警司也就不会在意出个价为小伽罗菲洛保驾护航。奥利瑞告诉马尔维牙买加雪橇帮的继任者下令要聚众暴打小伽罗菲洛。马尔维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了解到牙买加毒贩被处死的事情，以为伽罗菲洛的手下也涉足其中。酗酒和毒品使马尔维思维混乱，他认为保护那些被盯上、面临处决危险的人是警察正当职责的一部分。
这样的布置对奥利瑞完全有利，因为这让他一下摆脱了马尔维和小伽罗菲洛两个麻烦，去完成自己的大手笔。这也给了奥利瑞和乔依·本方迪密切合作的机会，在所有地方人们都叫他“毒蛇乔依”。
乔依是卡迈恩·伽罗菲洛真正的二把手，虽然从血统上来说权力应交给小伽罗菲洛。要是毒贩温斯顿·乔丹问本方迪让小伽罗菲洛子承父业是否公平，乔依会毫不含糊地说不。当然，乔依相信他才是法定继承人。他和奥利瑞一样对小伽罗菲洛不屑一顾，也鄙视新老板厌恶暴力的态度。正是毒蛇乔依下令一步一步地处决了乔丹和他的手下。奥利瑞和他合作会感到愉快的。当然，本方迪打算利用“那个爱尔兰警察”——他就是这么叫的——让小伽罗菲洛永远隐退。在奥利瑞这边，他很清楚自己在和毒蛇乔依打什么交道。在伍德塞德的凯尔迪酢浆草城堡酒过三巡之后，奥利瑞对他的一些手下说，“那个心狠手辣的小个子意大利人本方迪会让我们发财。一旦让我们知道钱在哪儿，我们就去拿了远走高飞。”
毒品交易根本就不那么复杂，也不难发现，但是很难制止，因为绝大多数的执法资源都被消耗在侦察、禁止、逮捕以及起诉上，其他资源则所剩无几了，无法用来遏制无底洞一般的毒品需求。
奥利瑞从乔依·本方迪那里获悉了伽罗菲洛家族进行毒品交易的方式。他告诉本方迪为了保护生意他需要一些情报。在想到如何除去小伽罗菲洛之前，本方迪对维持生意的赚头依然很关注，所以对奥利瑞提的一些问题没加多少提防。不加夸张地说，奥利瑞从中得到的发现远远超过了他的期待。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他和他这帮小偷将永远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
马尔维停下来，拿了杯水，然后继续往下说。他仔细地盯着史蒂文，但是猜不出他是否理解了。
事实上奥利瑞几乎不费力气就弄清楚了伽罗菲洛家族拿到了毒品之后的销售链。他们的手下定期进口上百公斤的毒品，把这些毒品销售给遍布在纽约城中的毒贩，然后从他们控制的特许经营店里收取毒品所得。交易受到严密的监控，伽罗菲洛团伙每个月的利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000万至1,200万美元。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藏宝屋”，每周会从那里取钱，到每月月底再分给团伙中的不同成员。小伽罗菲洛每月获得的份额至少有100万美元。
有时，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机构的执法力量会中断这些经营活动，并没收数量可观的毒资和毒品。这些毒品将被扔进一个巨大的锅炉中焚烧予以摧毁。钱将在采取合作行动的州、地方和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分割和分配。但是在美国全境一年内毒品交易产生的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所以哪怕被执法机构没收了几百万，这最多只能算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是生意中的小损失。
最初，奥利瑞和他的团伙负责保护把现金从收取毒资的地方转移到由伽罗菲洛的打手看护的藏宝屋。交易中危险的部分是现金的街头移交，所以奥利瑞的手下会三人一组，全副武装来往于街头。小伽罗菲洛下令每个藏宝屋的现金额不得高于两百万美元。整个毒品交易过程始于哥伦比亚，然后出口可卡因，到最后一步洗完钱后再回到哥伦比亚，这些细节问题麦克尔·奥利瑞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所有的强烈兴趣只集中在藏宝屋中的钱上。
奥利瑞的计划是让毒蛇乔依·本方迪的贪婪和野心与小伽罗菲洛的胆怯和多疑鹬蚌相争。很快他决定编一个虚假的故事：他在毒品管制所的朋友偷听到了联邦警察的窃听录音，冈比诺家族中的一伙人威胁要抢劫藏在一个或数个藏宝屋中的现金。奥利瑞将说服伽罗菲洛和本方迪把藏在各处不同藏宝屋中的现金转移到其他地点——一个奥利瑞能够找到的地方，在那儿放两周直到威胁解除为止。
为了把威胁弄得像真有这么回事，奥利瑞分别向这两个恶棍出示了一些副本，他说这是在布鲁克林本森赫斯特区的一家联谊俱乐部中进行的一场会谈的记录文本。布鲁克林是冈比诺家族中马诺尼帮的总部所在地，在过去他们曾威胁过要和伽罗菲洛家族竞争。记录文中提到了比利·德阿古斯塔，他是伽罗菲洛团伙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为了一笔数目不得而知的钱而泄漏了藏宝屋的所在地。
当然，在这份所谓的记录文本交给本方迪和伽罗菲洛之前，在离本森赫斯特区的纽洛茨大街不远处，比利·德阿古斯塔的尸体在他最新款式的凯迪拉克汽车的后备箱中被发现了。德阿古斯塔脑后部有两个弹孔，这是被有组织犯罪团伙处决的鲜明标志。没人知道或者猜测过行刑者是麦克尔·奥利瑞警官。
计划的前期准备一切就绪，所需要的就是在合适的地方找间屋子，把伽罗菲洛各处藏宝屋里的现金都运到这里，然后他席卷一空，计划便大功告成。奥利瑞估计总金额至少有800万美元，有两位目前受雇于伽罗菲洛的银行职员会把较小面值的钞票换成百元或更大面值的钞票。对奥利瑞来说，最后一步是如何想出一个方法让他和其团伙带着这笔巨款离开这个国家以及该前往哪里。
苏格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罗伯特·彭斯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诗“人、鼠再精打细算，到头一样失算”——计划会出错。当然他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会有这样一位爱尔兰裔的美国警察，他的母亲出生在苏格兰，嫁给了叫彭斯的人，她的儿子洗礼时被命名为罗伯特。
罗伯特·彭斯警员是奥利瑞团伙中的一员，他对这一大笔买卖完成之后到哪里去一点儿都不伤脑筋。他要回到爱尔兰帮助爱尔兰共和军解放其先辈们神圣的家园。对奥利瑞和他最后这个大手笔的宏伟计划而言，不幸的是彭斯是个不会闭嘴的人——特别是在伍德塞德的菲茨杰拉德酒吧畅饮爱尔兰威士忌后又灌了些烈性吉尼斯黑啤酒后，他就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而菲茨杰拉德酒吧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密切监控的地方。
很快，特工莎侬·凯利和她的拍档就开始清楚无误地监听到了令他们不可想象的内容——几位纽约市警察策划偷盗数百万美元的毒资然后逃离这个国家的图谋。特别是有一位叫罗伯特·彭斯的警察计划前往北爱尔兰，并用他新得到的财富来资助恐怖主义，争取爱尔兰的统一与自由。
从初步的这些谈话中，无论是凯利特工还是其他听到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警察涉及其中。当然莎侬·凯利不可能知道她的前任男友罗伯特·马尔维也是其中之一。
由奥利瑞选择的藏宝屋必须精挑细选，不仅要保证安全，还要远离附近的居住区和商业区。还需要能接近道路体系，可以让团伙中的每个成员从不同的路线迅速离开纽约。计划是为奥利瑞、其团伙六位警察中的每一个人以及马尔维警司各自安排不同的逃跑方案，奥利瑞最后认为让马尔维独自一人走太危险，所以决定和警司一块儿走。
关于钱的分配问题，六人同意既然奥利瑞是这一大手笔的主谋，他应当有权分到更多的赃款。据他们猜想，如果至少有800万美元的话，奥利瑞可以拿200万，六个人每人将拿100万。超过800万的部分就进行平分。奥利瑞决定首批给马尔维10万，超过800万的部分再给他很小比例的一笔。最初没有人告诉马尔维这些，因为他已经完全被毒瘾控制了，经常举止失常。奥利瑞决定，等到他和其手下实施计划前的最后时刻再通知马尔维，他们将一起离开纽约。
可怜的马尔维被蒙在鼓里，而凯利特工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小组却对计划的所有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虽然彭斯警官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可一点儿都不认为奥利瑞提议的分赃方案公平，对马尔维应该拿钱他也不买账。在菲茨杰拉德酒吧后部的屋子里，他对那些“小伙子们”——爱尔兰的不法分子对他们自己的称呼——忿忿不平地抱怨。“为什么，”他反问道，“我们要分钱给那个瘾君子马尔维？妈的凭什么要给他一个子？有一半的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当莎侬·凯利心情沉重地监听这些谈话时，彭斯的话像匕首一样，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彭斯继续说，虽然给马尔维的钱——至少最初的那笔——是从奥利瑞的份额中出的，但结果还是每个人的份额都少了。
现在，马尔维的故事几乎已经接近尾声了。
“史蒂文，你看到的是我身败名裂。”他严肃地提到了这点，“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找了些蹩脚的理由为我沉
迷在酒精和烈性毒品之中进行开脱。是警局救了我。”
32
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夏末：马尔维的故事
马尔维猛然惊醒过来。这时是早上4点15分，日期是1976年6月11日，地点是位于曼哈顿福利广场联邦法院的办公室里。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环顾四周，试图回忆起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房间中灰色的墙壁好像要挤压过来。他想他被带入这间小屋之后一定是睡着了。他又坐回去，满是疑惑。他一屁股坐在破旧的皮椅子中，房间没有窗户，他发觉在地板上堆着文件。马尔维又站起身，走到文件堆旁，看到其中的一份上面用蜡纸印刷的文字。它们让他不寒而栗。
美国检察部门，纽约南部地区，刑事犯罪处。
他感到直冒冷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中，试图弄明白这一切。慢慢地他口中吐出了这几个词。
“我是个坏蛋。”
他重复着这句话，然后又大喊着说了一遍，开始抽搐着哭泣起来。门马上开了，伯尼·普莱斯勒警司走到马尔维身边，用胳膊挽住这位狂躁不安的年轻警官。
“别紧张，罗伯特，”他轻声地说，“一切都结束了，现在事情开始好转了。”
马尔维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苍老许多。他无助地看着普莱斯勒，泪水依旧如泉涌一般沿着脸颊流淌下来。
“罗伯特，在这里再放松15分钟左右，”警司说，“然后我们要和你谈话。”
罗伯特站起来，虽然他的膝盖仍然打晃发软，差点又跌回到椅子中。他竭力站稳，轻轻地说：“谢谢，长官。”
普莱斯勒走出了房门，把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留在屋里，他凄惨地站在那里，肩膀向下耷拉着。房门被关上之后，身板强健、留着军人般平头发型的普莱斯勒迅速地从站在屋外的几位来自精英部门公共道德管理部的警官身边经过，喃喃自语地说：“又是一个这份该死的工作造成的悲剧。”没有一位来自这一特殊反腐机构的警官敢开口说话。
马尔维呆在看守室里的15分钟如同漫长无尽的等待。当普莱斯勒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几个人——一位律师、刑事犯罪处负责人比尔·麦克凯克尼、联邦调查局督察弗莱德·高德曼特工以及之前曾在公共道德管理处效力的维吉尔·桑普森总警监。由于第13分局调查案的成功，桑普森得到警察专员的提拔，主管重建并得到加强的内务处，他现在是三星级的副总警监。
桑普森总警监首先开口：“你怎么样，罗伯特？”当他进屋的时候，马尔维一跃而起立正，因此桑普森立刻说：“稍息，年轻人。”
经过几个小时的汇报工作之后，所有人都清楚地明白了马尔维的可卡因毒瘾再加上奥利瑞的操纵，这位年轻的警司几乎成了具行尸走肉，一个对他手下的奥利瑞和其他腐败警察在做些什么根本没有任何第一手信息的傻子。
问题仍然依旧，“对罗伯特·马尔维可以或应该如何处理？”经过警察局医务部的上瘾物品滥用科的评估，以及和来自某戒毒康复中心的主管主任的协商，那一天晚些时候，马尔维被送入了诺森霍普中心。这是家国际知名的戒毒和戒酒咨询机构，位于纽约的克林顿县，距加拿大南部边境只有几英里远。
这时候，马尔维中断了他的叙述。“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生活是那么一团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说我在为局长执行一项隐蔽的卧底任务。当然，我不知道康复治疗要花多长时间，这是为何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的原因。我知道你会担心的。”
史蒂文没有多少反应，他想知道故事中剩下的部分。
罗伯特被送到了一家农场，这隶属于诺森霍普中心，名字叫“蓝色山谷”。它为康复者提供多学科的支持以应对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因为罗伯特摄入的固体食物越来越少，伏特加越喝越多，其体重已降到了危险的水平，不足140磅。蓝色山谷用了近11个月使其健康恢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可以认为他达到了治疗师们称之为“康复期”的阶段。毒品或者酒精上瘾者是无法治愈的，据这些治疗团体看来，他们余下的一生都在进行恢复。从蓝色山谷出院不久之后，罗伯特收到警局的命令，让他去见刚刚被任命为警察专员的维吉尔·桑普森。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桑普森是警察专员的第一人选，所以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位担任该职务的黑人。此消息的公布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烈赞扬，除了一位警官和一位地方检察官之外。布鲁克林地区联合工作处的部门首脑肯尼·拉提根和伯纳德·普莱斯勒警司非常敬佩桑普森局长的能力、智慧和他明智的判断力，但是他们担心他不够灵活。他们记得他反对那个捣毁了第13分局腐败团伙的计划。虽然他极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但他不想等待。他把事情弄得非常不顺，以至于波斯科这位桑普森称之为“小偷”的探员提出了退休申请。波斯科获准退休——因履行公务致残，一个由医生组成的专家组认定这是与工作有关的精神疾病原因造成的，所以他的余生将获得相当于其四分之三薪金的退休金，而且免税。波斯科和他的家人带着这笔丰厚的退休金搬到了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地点没有公开。当桑普森得知这消息时，无论是拉提根还是普莱斯勒都不会忘记他的暴怒。人们听到这位谦和威严、极少说脏话的总警监在咒骂：“那个婊子养的腐败分子在羞辱了警局之后又戏耍了制度，我要保证将永远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不公。”
当拉提根和普莱斯勒考虑该如何处理马尔维的时候，新任警察专员的态度以及警局关于毒品滥用的制度都是要重点关心的问题。警局的政策是依法免职，毫无例外。“绝不姑息”必须遵守，秩序才能得到维护。哪怕社会对使用所谓的“消遣性毒品”越发宽容的时候，这仍被视为准则。
拉提根和普莱斯勒坚信对罗伯特·马尔维必须破例。当他们听说马尔维将被叫到警察专员办公室进行汇报的消息时，拉提根打电话给桑普森专员，请求他在约见马尔维之前和自己碰个头。他还请求允许普莱斯勒警司一起来。桑普森在电话中的结束语听起来语气不妙，“肯尼，我们不要互相浪费时间，听清楚了？”拉提根多少有些软弱地回答说：“是，长官。”他警告普莱斯勒说他们的任务可不愉快。
“不，该死的，我不会允许这个警局和一个他妈的可卡因瘾君子扯在一起，而且还是一个腐败分子。”在警察广场一号第14层——桑普森专员的办公地点——几乎每条走廊里都可以听见他浑厚低沉的嗓音。
“维吉尔，现在冷静一下，因为我不想提高我的嗓门。”肯尼·拉提根带着一种难得的安抚姿态回答说。
“妈的，我可不会把声音压下来，因为你说的显然是错误的。”普莱斯勒站在专员桌边，大声咆哮，脸色红得像甜菜一般。“哎，等一下，警司，”桑普森还没来得及再多说一个字，普莱斯勒已探身向前越过了桌子，把警司的警徽猛地砸到地板上，然后带着一种恫吓的神情，把嗓门压低，从喉间发出低沉的怒吼。“妈的不要跟我摆你的领导架子。你没有权力这么做，你把这块铁皮拿着别在你自己的屁股上吧！”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桑普森专员已经跳了起来，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普莱斯勒。
“嘿，伙计们，我们已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拉提根恳求道，“所以我们难道不能理智一点来商量？”他转向普莱斯勒，态度强硬地命令道，“伯尼，闭上你的臭嘴，把你的警徽捡起来。”然后他对桑普森专员轻声说道，“维吉尔，你是头儿。不管你怎么决定，这是你掌管的部门，我俩都明白这点。所以听我们把话说完，至少听我把话说完。”
现在情绪缓和下来的普莱斯勒警司轻声地说：“专员，非常抱歉。我有一张该死的大嘴。我不是存心对您不敬，所以请允许我把警徽拾起来。”
“没关系，伯尼。”桑普森半带着微笑说，“要是没有你那张该死的大嘴我们还不知该干什么。”
风暴平息下来，桑普森专员继续陈述他的观点：“这个部门有两条雷打不动的政策，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不是永远的话。腐败警察不能保留其工作、拿到退休金，还有本部门不会留用任何滥用上瘾物品的人，尤其是吸毒者。你们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把那个杂种波斯科留了下来，而他不光拿着工资去做狗屎不如的……”
专员的怒火开始上升，所以拉提根打断了他，温和地说：“说得很对，专员，完全正确，但是请您记住马尔维和波斯科情况大不一样。”
“但是，肯尼，”桑普森专员真挚地回答说，“这都肇始于政策被逐渐削弱。你们看看那个人渣波斯科得到了什么，那个该死的心脏法案！”
他提到的是数年前由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的一项法案，准许给予那些通常因履行公务而受伤或身患诸如心脏病等疾病的警察一笔伤残退休金。人们称之为“心脏法案”。因为伤残退休金是免税的，它对那些获得此类款项的警察来说是笔意外横财。在许多警察看来，这项退休福利经常被滥用，能拿到这笔钱的总警监人数多得不成比例。有位总警监没有获准拿到心脏法案给予的福利，但是他仍然得到了一笔与伤残有关的退休金，因为他声称在申请退休前两年由于一次摇滚音乐会他的听力因此受损。拉提根想知道专员为何对波斯科的退休金如此大为光火，同时许多桑普森的前同僚们却按照惯例都在享受这样的福利。
“他带着四分之三免税的退休金从这里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还对我们每个人竖着中指。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吧，如果我们允许像奥利瑞这样的酒鬼去康复中心治疗他的酒瘾，”桑普森继续说，“要我提醒你们是谁被判谋杀了那个叫德阿古斯塔的年轻流氓以及犯了几十桩相关的重罪吗？这个部门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洗刷掉那样的耻辱？”
普莱斯勒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这不是他的典型个性。他说：“但是，头儿，这个部门几乎毁了马尔维警司。你不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吗？”
普莱斯勒和拉提根一直据理力争到傍晚时分，两人轮番上阵，试图说服专员。他们说把这样一位“童子军”——这是普莱斯勒对马尔维的描述——首先安插到华盛顿高地，然后又让他进入第13分局打入“公司”内部参加腐败分子的会议，警局让他卷入了如此紧张、危险的任务，在情绪方面他是无力应对的。普莱斯勒激烈地争辩说警局本该知道像马尔维这样耿直的人是无法对付这样的任务的。
拉提根对专员动之以情，向他恳求：克诺里总警监的被杀以及与莎侬·凯利的分手使马尔维悲痛欲绝、脆弱无助。桑普森不为所动。
布伦达·摩尔在通过了警监的升职考试后，最近先被提拔为副高级警监，然后是正高级警监，现在负责管理专员总部的全体职员，他在下午3时左右加入了会谈，但只是听着——一贯如此。
当会谈结束的时候，看起来马尔维已经毫无希望了，他被安排在次日上午和专员会面。占用了专员时间，拉提根和普莱斯勒向专员表示感谢后离开了警局总部，愤怒而又沮丧。对一个亟需重建价值体系的部门来说，桑普森肩负着恢复操守的使命，这点他们可以理解，但是肯尼·拉提根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威廉·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台词：“慈悲是不会损伤人们的，它像自天而降温煦的雨，落在地面上：它是双倍的祝福；慈悲祝福施予的人，也祝福接受的人。”当他和普莱斯勒分手后，他仍然在深思，这些话在他头脑中一遍遍地重复着，直到他回到家。
现在和摩尔高级警监单独呆在了一起，桑普森专员感到被这次会谈弄得筋疲力尽。他非常喜爱肯尼·拉提根，对普莱斯勒也抱有深切的爱护之情。这种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从事着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这是那些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人才能理解的、在相互之间产生的爱。
“哎，布伦达，你一句话都没说。但我知道你有看法，是什么？”
“头儿，”摩尔缓慢但是坚定地说，“你别无选择。对一位勇敢的警察，你必须尊重并且示以应有的敬意。他是死去的吉姆·克诺里总警监，如果他知道他死之前本有机会帮助这个他妈的遇到麻烦的可怜孩子，他是不会瞑目的。”
摩尔的粗话让专员深为震惊，因为不仅他本人克制说脏话，对任何敢在他面前说脏话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他都会生气地与之较劲。与摩尔相识这么多年以来，他这位门生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样的语言。摩尔没有等专员做出反应就离开了房间，自己也感到震惊和颤抖。他对自己感到恶心。他乘电梯从第14层下到大厅，然后步行一个半街区来到了圣安德鲁罗马天主教堂，它位于以此教堂命名的广场上。他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坐了一会儿，注视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困惑地问自己，“这工作是不是最终影响我了？”在布伦达·摩尔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第一次认真考虑退出的问题。他做出了一个个人决定，如果没有让马尔维复职，他将申请退休。
1977年5月27日，纽约市警察罗伯特·马尔维警司紧张不安地撕开了从纽约市警察专员办公室寄来的信封，焦虑地阅读着命令：“生效时间1977年5月28日上午8点，向内务处报到，接受即将的委派。”
签名是布伦达·摩尔，高级警监，警察专员办公室的指挥官。
在命令的底部还潦草地写着这样几句话：“我知道你会让克诺里总警监和我为你感到无比骄傲的。祝你好运，罗伯特。谨上，维吉尔·桑普森。”
当马尔维讲完他的故事后，他期待着史蒂文的反应。他的外甥一直缄默不语。
马尔维继续说：“所以，你看，我做的事不关任何人的错，更不是警察局的错。是我自找的，但我不会原谅我对你做的事情。史蒂文，让我们跟拉里·格林谈谈，看看有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
史蒂文慢慢地站起身，走向他舅舅。马尔维坐在位于牢房另一端的床边，双手抱头，身体在颤抖。
“罗伯特舅舅，”他轻柔地说，“我爱你，但是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并不能改变我的观点，那个该死的任务毁了你。”史蒂文拥抱着马尔维，说，“罗伯特舅舅，你必须相信我，我没杀那些人。我是无辜的。”
马尔维和他的外甥见过面之后，在拉里·格林的办公室里和他进行了会晤。马尔维满怀希望。
“拉里，即使在我告诉了史蒂文我做的这些事情之后，他仍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当你跟他说这些的时候，他看上去焦虑激动吗？”
“不。”罗伯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噢，真不错啊，”格林简单地答道，“那个小个子戈斯掌握了所有的证据，而你能够提供给我的只是个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否认。罗伯特，让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考虑到这起案件涉及的暴力程度，再加上在家中他曾多次目睹他母亲被打所造成的伤害，也许人们会得出另一个答案。”
“究竟是什么答案？”
“你的外甥可能真的是个杀人犯。”
“如果真是这样，那能做些什么？”
“如果摩尔那边没有什么奇迹发生的话，我们必须迅速——我的意思是现在——提出严重精神紊乱这项抗辩。但是史蒂文得承认谋杀事实，而且该精神状况——在谋杀之前已经存在——需经过精神病学专家的确认，在此情况下我才能使用此项抗辩。如果陪审团接受这一抗辩，史蒂文不会被判入狱，而会关在精神病医院里接受治疗。某一天他也许会被释放，这完全有可能。我们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冒险！”
格林猛地站了起来，表明会谈结束了。
33
布鲁克林东纽约第75辖区，
1985年6月
“斯蒂弗，我们的小伙子，这个工作过去很有意思，现在成了狗屎，被‘米老鼠’和他手下的‘养鼠员’们把持着。”威廉·克纳警员评论道，“过去是，每天、每次巡逻你都会倾力而为。”当他回想往事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微笑。“抓人、加班、把坏家伙送进监狱。”克纳是一位在纽约警察局工作了近20年的老警察，作为老资格的警官，他正在按例履行培训新警察的职责。他身高5英尺9英寸，体格较小，由于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身体看起来一直在缩小。对警察局常年的怨气，加上一场灾难性的离婚以及和孩子们的分离使他对固体食物几乎毫无食欲。当然这样的情况对他的酗酒没有任何影响。在离第75辖区不远的肯尼迪酒吧，他狂饮生啤，还夹杂着爱尔兰威士忌。最后到家后，他还会继续喝啤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昏睡过去。他的肤色呈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他的脸部皮肤开始耷拉下来。他所有的警服都不合身，对他的体形而言太大了。他深褐色的眼睛开始深陷入眼窝，而他尖尖的鼻子显得比实际大不少。他呼吸时会发出一种喘息的声音，这是他常年吸烟造成的。克纳的手指上带着一种铁锈色，他的牙齿因为多年的烟瘾从白色变成了褐色。他身上弥漫着一股烟味，像是化学废品垃圾堆散发出的看不见的污染云雾。但任何时候当他训练像史蒂文·霍尔特这样的年轻警察时，他会很快忘记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史蒂文从警察学校毕业还不到四个月，他现在坐在巡逻车的驾驶座上，仔细听着克纳的每一个词。他们的巡逻被安排在晚上，在东纽约的第75辖区内。晚班巡逻从晚上8点至第二天上午4点，被称为“84夜班”。
“为什么事情变了？”史蒂文试探着问了一句，根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说话。
“妈的，都是吸毒者惹的，到处是毒品。吸毒的行凶抢劫、偷盗汽车、持械抢劫杂货店和酒馆。干这些只是为了弄几个美元去来一针、腾云驾雾一番，然后重新再去抢。”
克纳停顿了一会儿，评判着这位新人的反应。显然，这年轻人已铭记在心了，这让这位愤世嫉俗的老警察很满意。
“妈的，这么多的毒品和犯罪，整个体系都卡壳了。所以，即使街上再多几百个警察，再多建几千间牢房，还有更多他妈的律师，事情就是玩不转了。”
这只是克纳热身的开始。“然后还有那些地区检察官助理们。这些家伙过去都是从法律学校毕业的，加入个政治团伙，通常是民主党，然后就混上了地区检察官助理，兼职当当律师。他们要急吼吼地赚钱，但不动脑筋什么也捞不到。这些家伙非常清楚公众需要法律和秩序，所以他们从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从来不会问警察。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在有点胡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把坏蛋从街上清除出去就成。然后几年之后地区检察官助理就能升为法官的法律秘书，是那种一半拍马屁、一半干杂事的角色。最后，再混一阵，这里那里塞点钱，你明白……”霍尔特并不明白，但是他假装知道了。
“他就成了法官，这就算给美好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过去我就认为自己一生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年轻的地区检察官助理变成法官。”
现在克纳停了下来，热切地回忆着那段美好时光。“他们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但是妈的，我们是属于同一战壕的。然后，操，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开始给那帮狗杂种们种种权利，这本来是正直的人才应该享有的。”
眼见着克纳变得愤怒起来。事实上，虽然以前他这套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是每次他想到最高法院以及其关于坦白认罪和证据扣押的裁决——主要是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下形成的，他就变得怒不可遏。每个警察都知道沃伦的高院除了束缚他们的手脚外没做什么其他事情。克纳告诉史蒂文一桩在法庭审理中的事件，案件名是麦普诉俄亥俄州政府，这是沃伦的高院对证据扣押做出的历史性裁决后不久发生的。
1957年，一名叫多尔芮·麦普的妇女因持有淫秽物品而被警察拘捕。淫秽物品被没收，逮捕是在她的公寓内进行的，虽然警察没有得到法院的许可令。多尔芮·麦普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意识到她将成为司法历史上的一部分。麦普诉俄亥俄州政府一案成为了美国刑法历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涉及搜查和逮捕程序的案例。
这个案例给涉及证据扣押案子中的被告一项要求听证的权利，之后被称为“麦普听证权”，以审查警员在其没收证据并逮捕被告的时候，他或她的行动在宪法框架内是否合法。如果主持该听证的法官裁决警察的行动不合法，该证据将被查禁，而对被告提起的诉讼将被驳回。
克纳对史蒂文回忆说，在麦普一案的裁决出来后不久，一次他在帕特里克·霍兰的法庭上，一名叫诺曼·J.费德曼的律师走了进来。霍兰是个小个子，还不足5英尺高，他有个在法官席后面来回踱步的习惯。霍兰法官的矮小身材需要定做的法官服，但这也没法改变一个现实，即他的小脑袋看起来只能从法官袍的上方露出一点儿。尽管如此，或者说也许因为如此，霍兰具有很强的幽默感。他最终意识到是他造成了法庭内的快乐气氛，于是在椅子后面放了只装苹果用的板条箱，这样他就不会再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霍兰法官以前是布鲁克林的地区检察官助理，在警察中人缘很好。
当霍兰发现费德曼律师进入法庭的时候，他高声问道：“你有什么案子，费德曼？”
“有一桩涉枪案件，法官大人。”律师回答说。
“你想要认罪诉辩协议？”霍兰喊道。
“法官，我想首先申请一次麦普听证。”
“他是不是有枪？”霍兰法官问道。
“是，法官，但是警察把它非法扣押了。”
霍兰的脸涨红了，喊道：“嘿，诺米，这种胡扯的话说给那些在华盛顿的老家伙们去听。让我告诉你，你弄一份认罪诉辩协议，你的人就没事。但是如果你要求举行麦普听证，那我可看不出有什么所谓的非法证据扣押，你的人就得在号子里呆一年。”霍兰停下来，严厉地看着费德曼。“你听明白了？”
费德曼于是让他的当事人承认有罪，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克纳接着说：“所以起初我们和地区检察官助理们是互相合作的。证据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稍微做点胡编乱造。那个蠢货把枪藏在了上衣口袋里，但是你知道，警察有直觉。所以我们应该说枪就公然地放在车子里他身旁的座位上，地区检察官助理会这么告诉我们。妈的，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有枪，对不对？”克纳仔细打量着霍尔特，看看他是否明白了所说的话。
霍尔特觉得克纳期望他有所反应，便紧张地回答说：“是，但是那不是做伪证吗？”
年轻的警察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克纳便勃然大怒，“斯蒂弗，你妈的有什么毛病？那帮拿枪的婊子养的杀小孩。他们他妈的杀警察。你不明白吗？停车。”他命令道。
当巡逻车在路边停下时，克纳确信他照看的这位年轻人的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了。“斯蒂弗，”他高声说，“是我们和那帮狗杂种干的。警察是民众和混乱之间最后一道防线。看看我们的大街上都发生了什么？难道你没有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里出了什么事了吗？现在我们有两类敌人——狗杂种和所有那些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地区检察官助理们，那帮来自常春藤名校、对我们不屑一顾的白人家伙。”
克纳现在真的生气了，想努力拯救他招募的这位新兵。“甚至是他妈的那些来自圣约翰和福特汉姆大学的白人家伙们——他们的父亲也是警察和消防员。甚至他们也把警察当作他妈的办事员们加以考问和对待。他们所有人都在找机会从我们身上为他们捞取名声。加官晋爵——把警察关起来，因为他说谎或者把某个欠揍的狗杂种痛打了一顿。”
克纳的灰心失望如波涛般汹涌而出。“还有他妈的那些女检察官助理们，穿着透明的衬衫，展示她们的奶子，穿的裙子就好像是涂在身上的，一切看起来都像个投诉你性骚扰的圈套。斯蒂弗，所有的都是狗屎。他们对抓警察的事情更关心，而不是抓那些狗杂种。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要跟那帮黑鬼检察官助理们打交道。噢，对不起，是非洲裔美国检察官助理，或者随便什么他妈的他们现在用来称呼自己的名字。还有那帮拉丁美洲人。”克纳重重吐出了最后几个音节以强调他的鄙视，“他妈的，那些少数族裔的人憎恨所有的白人，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斯蒂弗。”
克纳的拳头猛击在汽车的仪表盘上，把霍尔特吓了一跳。“全是狗屎。我还有五个月就不干了，然后那帮狗杂种们可以在城市里为所欲为，我就不管了。对我，一切都‘撒优拉娜’了。但是让我告诉你，老弟，你最好快点弄明白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你的警察兄弟——我说的是兄弟。永远不要相信他妈的戴着警徽的女人。不要和其他警察走得太近，除非他是白人。我说的不会错。”
克纳被警用无线电的呼叫打断了。“中心呼叫乔治管区，迪蒙大街445号有情况，代号10-31，K。”“中心”是指全市范围内的警力调度员。代号10-31指的是正在进行中的入室盗窃案，字母K表明信息传递结束了。克纳马上采取行动，告知调度员他这个小组将去处理。
入室盗窃的地点是一家位于迪蒙大街上的小酒店，和横贯整个布鲁克林东纽约地区的主干道宾夕法尼亚大街相距不远。当他们的警车接近商店的时候，霍尔特惊奇地发现有其他三辆巡逻车已经抵达了——这是第75辖区内所有在“84夜班”进行执勤的警车数量。当霍尔特和克纳接近商店的时候，那些车上的所有警察都已进了商店。霍尔特警员到达门口时他看到的景象让他无比震惊，他感到恶心。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正在把一条条香烟堆在一只褐色的大硬纸板箱。其他人聚在收银机旁，轮流把手伸进机器里，掏出一把把的现金，塞进警方配发的防风大衣的口袋里。他看着另两位警察从街上拿了一只空硬纸板箱走进商店，然后开始往里面装更多的香烟。
沉默了大约有20分钟，当克纳把巡逻车驶回到第75辖区时，霍尔特转向克纳说：“比尔，那些警察怎么能这么做？把一条条烟拿走，从收银机里偷现金？妈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干？”汗水从霍尔特的脸上滚落下来，他想要哭。“还有你怎么了？”他问道，“连你都拿了一条。但是当那些警察走了，你把它扔回到了地板上——还有那个他妈的肥肥的警司对我说‘拿点钱，年轻人’，好像我也是个小偷。”
克纳安静而且小心谨慎地回答说：“斯蒂弗，别紧张。我们先回警局去洗一洗换好衣服。然后你到我的公寓来，离警局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谈一谈。”
那天凌晨5点半多的时候，他们走进了克纳的公寓。它位于一幢没有电梯的四层寓所的第三层，有三个房间。公寓里阴暗压抑，亟需做些粉刷。有股发霉的味道，不时还散发出一阵阵令史蒂文作呕的浓烈的陈烟的气味。因为灯泡烧坏了，门厅黑乎乎的。一张大桌子和六把椅子把狭小的饭厅里挤得满满的，这是以前克纳家住在长岛的麦利克时留下的物品。桌上摆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是一位年轻的美丽女子——克纳的妻子佛罗伦斯，六年前他们离婚后死于乳腺癌。墙上挂着一块“月度警察人物”的匾额，是《每日新闻》这家报纸——它每月会表彰警察和消防员的英雄行为——授予克纳的。起居室同样很小，散发着变味啤酒的味道。
霍尔特扑通一声坐在长沙发上，枕头已裂开，里面没有剩下多少填充物。克纳拿着两罐啤酒从小厨房里出来。
“我不想喝，比尔。”霍尔特说，但是他还是听任这位年长者把啤酒塞进他的手中。他把它闲置在自己的右膝上，当克纳开始述说的时候，他手抓着盯着它看。
“斯蒂弗，你看到的不是警察的行为。第75辖区共有183名警察，像那些游手好闲的只有几十个。”
“几十个！”霍尔特感到难以置信，打断了他。
“斯蒂弗，”克纳大声喊道，“妈的，你是在哪里长大的？是在该死的蚕茧里面吗？如果有两百名律师、或者两百名医生、或者两百个其他什么人，你不认为至少会有几十个人对他们的所得税做手脚、虚报开支账目或者拿点回扣？为什么警察会和他们不一样？事实是多数警察工作，为那帮毫不关心他们的人忙得屁颠颠的，挨骂、挨打、挨枪子，然后回家。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喝一杯他妈的免费咖啡。然后就有了上午早些时候你看到的那种人。在辖区周围，他们被称作‘阿里巴巴和40大盗’。”
现在霍尔特的震惊已经过去了。在他成为警察之前他就听说过腐败警察，他下定决心永远不会与他们为伍。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不过他开始缓过神来了。
克纳继续说：“我干警察这么多年了，每支警队里都有几个警察，一旦有机会就去偷或者敲诈别人，对像超速这样的交通违法不开罚单，或者不逮捕醉酒驾车者以换取一些钞票。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感到震惊。但我学会了把头扭到一边视而不见。我也做了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和这些肮脏的警察保持距离。”
“但是为什么你拿了条烟，然后又在那个警司命令我们看护商店的时候把它扔下了？”
“因为我希望那些家伙能信任我。”
“信任你——信任你！为什么你希望那些腐败分子相信你？”
“因为，你这个笨蛋，”克纳态度强硬地说，“会有那么一天你出去执行任务，你会被一些狗杂种们围住，要把你干掉。他们会拿着轮胎撬棍、链条，也许是刀或枪。你和你的拍档遇到了大麻烦。你会用无线电报告发生了代号为10-13的案件，请求支援。让我们假设一下离你们最近的人是你在酒店看到的那伙人，他们又恰巧是受过格斗和射击训练的警察。只有他们知道你是个不可靠的人，他们甚至会认为你会告发他们。所以他们会来支援——只是行动非常迟缓。他们还是会被当作英雄，只是英雄到得太晚了，太晚了没法让你免受一顿暴打，也许太晚了没法救你的命。”
现在霍尔特瞪得眼睛暴起，嘴巴张着，不敢相信。
“你认为我说的都是胡扯？好，你听说过弗兰克·瑟皮克吗？在60年代末瑟皮克看到那么多警察在偷盗很愤怒，所以他找了报社记者，于是瞧——一桩大丑闻。警察们和他们在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的朋友们说丑闻是一派胡言。但是市长害怕了——他担心的可是选举，所以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警察进行调查。猜猜结果怎么样？确实存在丑闻。警察们从赌徒和毒贩那里收取保护费。警察们从店铺业主和醉酒驾车者那里偷钱。这让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工会组织里的家伙们闭上了嘴。然后宣布进行重大改革。市长和警察专员说他们不能容忍腐败警察。纽约市五大地区检察官开始调查真相、起诉警察。但是市长觉得还不够。他说服了州长，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当然，因为警察也有投票权，所以市长和州长向所有人保证特别检察官不是只针对警察的——他会调查任何人，地区检察官、地区检察官助理、法官。没错，所有人。特别检察官的确逮捕了一些法官，但是这些案子都被驳回了——被其他法官。”
克纳停了一下，喘了口气。“然后，斯蒂弗，瑟皮克因为如此的英雄壮举得到了一枚金质警察徽章。他被派到反毒局。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斯蒂弗？那位新上任的瑟皮克探员在执行他的第一次任务时，他和他的小队拿着搜查令冲进了一间公寓，瑟皮克脸上挨了一枪。当瑟皮克试图冲进屋子的时候，有一个狗杂种击中了他。小队长后来说枪击是一次可怕的意外，本来不可能发生的。只有瑟皮克认为这不是一次意外。他现在住在瑞士。斯蒂弗，我拿那条香烟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而且我对那个卑鄙的警司说你有点紧张，他们离开之后我们会从收银机里拿些钱走的。”
“你干了什么？”霍尔特问。
“斯蒂弗，我为了你才做的。斯蒂弗，看惯这些狗屎事情吧，或者去别的部门，去参加消防队。”
“但是这些家伙不害怕内务处的人吗？”
克纳开始笑了起来。“为什么你会认为他们会害怕内务处里那支告密者的队伍？那些家伙用两只手都摸不着他们的屁股在哪儿。老板们会保证那些好警察在里面呆不长。”
“但是为什么？”霍尔特问，不相信拍档说的话。
“因为，斯蒂弗，警察大佬们害怕丑闻。所以他们希望内务处做的是‘米老鼠’般的狗屎事情，让正直警察吃苦头、让他们守规矩一点儿。当然，如果他们抓住了腐败警察，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们会送达命令，把他清除出去。也许地区检察官头脑机敏的话，他可以提起控诉。但是一个、两个或三个算不上丑闻。你明白了吗？”
现在已是6点30分，霍尔特感到困倦和厌烦。另外，他想参加8点钟的弥撒。他与克纳握手告别。
这位年长者拥抱着他，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自从他们的母亲去世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斯蒂弗，我会是你坚定的拍档，直到我退休。到那时，你就会明白你可以相信谁。”
下一轮“84班”开始时，大家集中之后，警司向警员们通报了辖区的情况，然后他点名解散了他们。“克纳和霍尔特，留下，”他下令说，“有个该死的内务处的警监想见你们。是你们把他叫来的？”
“是，”克纳说，“我们想自首。”警司微微一笑，克纳感到胃里在翻腾，但是霍尔特开始发抖了。克纳小声耳语道：“斯蒂弗，镇静些。如果问题严重的话，我们会找工会代表。”
两位警员走进了更衣室，警监在那儿等着。他微笑的时候，看起来一点都不咄咄逼人。“你们昨天在迪蒙大街有任务吗？”
“是，警监，怎么了？”克纳回答说。
“是不是让你们看护那个地方的？”
“是，长官。”
“是不是让你们等到店主回来，或者确保前门是锁上的？”
“锁好了，长官。”克纳回答说。
“嗯，你没有。妈的，克纳，你当然应该知道得更清楚。”
克纳差点失去了自制。内务处的“米老鼠”变得机敏活跃起来了。
“你就是这样训练这位警察新手的？”警监继续说道。
霍尔特说：“对不起，警监。到目前为止，克纳警官确实已教了我很多东西。我忘了把门锁好。”
“不是你的错，年轻人。本警局要求级别高的警官承担责任。”警监转向克纳，严厉地说，“警官，在准备这次会谈之前我们已经审查过你的档案。你一直干的不错，所以我们这次就申斥一下，不再追究了，好吧？”
克纳啪的一声立正，举手给警监来了个利落的敬礼。“是，长官。”他大声说道。
1985年12月末，像许多其他警察一样，威廉·克纳实现了“干20年就退休”的梦想，他退休去了劳德代尔堡。1986年1月，他收到了第一笔警察退休金。其后一周，克纳在打网球的时候遭受了一次致命的心脏病突发。威廉·克纳去世时，这位前纽约市警察享年43岁。
34
纽约市布鲁克林东纽约第75辖区，
1987年秋
一名新派来的警察在开车。霍尔特坐在副驾驶座上作为记录者，是负责记录所有的官方行为的警官。那个小伙子三个月前才从警校毕业，过去的六周内被派到了第75辖区。
“停车。”霍尔特突然下令说。该警员立刻做出反应，颇有些困惑，因为这是从巡逻开始后霍尔特第一次开口说话。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霍尔特说，“我他妈的不会去偷。如果你敢，我他妈的会把你抓起来。如果你要阻止我，我他妈的会崩了你。”
年轻的警员不知所措，脸变得通红，大声说：“是，长官。”
和每一名新搭档的第一次巡逻，霍尔特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一直延续到1988年1月10日他被晋升为警司。
35
警察学院，
1988年
史蒂文·霍尔特升职为警司之后，被调到警校担任教官，因为其行为为他的官方文件上增添了一条批注——“不适合承担经常性的实地指挥职责”。因为警局里的高层人士对控制警察腐败——他们认为这只是种失检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们把史蒂文看作是个讨厌的人。对付像史蒂文这样的人，警察头头们的方法是把他们派去给实习警员们讲腐败的危险。当然，在这些年轻警员们接受训练的六个多月时间内，只有一个小时被用来讲反腐意识。警察头头们故弄玄虚，解释说必须有人来应对可能存在的腐败，不论其多么缥缈，而像史蒂文·霍尔特那样的警官对腐败的危险如此忧心忡忡，讲那门课再合适不过了。
史蒂文其他的职责还包括考勤、给警校的最高指挥官开车。在史蒂文被派任该职务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出发前例行来一句问候以及最后同样唐突地说一声再见外，最高指挥官从来没有和他搭过腔。
然后第75辖区来了一位新长官。杰基·德斯蒙德警监一直采用的是警察广场一号的高层们的“米老鼠”传统，在警员中间享有坚实的声望。他要寻找可以值得信任的警司。当有人告诉他霍尔特训练新搭档的一贯做法时，他认定找到了想要的人。
很快，史蒂文·霍尔特回到了第75辖区，这次是作为其中一名巡逻警司。
36
纽约市警察局蓝墙，
80年代末
纽约市警察局体系内的腐败问题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看起来已难以控制。正如内文斯警监所预测的那样，在70年代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收效甚微。虽然在第13分局的腐败警察们被捕之后，市长立刻在新闻媒体上发布了乐观的公告，还真诚地承诺将做出积极的改变，但是在体制上没有任何举措来解决周期性的警察腐败。内务处仍然是个没有警察愿意去的地方，所以这里仍然充斥着那些令人讨厌的或者不太合格的警察，还有其他一些看来不能适应正常警务的人。
纽约州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是依照腐败调查委员会其中的一项建议而设立的，在获得了一些大小不一的成功之后，它被遗弃了。在它存续的这些年里，人们都憎恨它，因为州长赋予它权力可调查起诉警察以及调查刑事司法体系内的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至那时为止，该权力本来一直握在纽约市推选产生的五大地区检察官手里。地区检察官不会宽恕或忘记州长曾做过的事，因此，他们中没人会特别帮忙。
然后在1990年，新当选的市长W.卡尔顿·理查森走马上任后不久，便任命肯尼·拉提根为他的市政法律顾问。
拉提根反过来推荐任命肖恩·J.内文斯担任纽约市新任警察专员。理查森市长采用了这一举荐，这震惊了多数警察高管。虽然纽约市消防局曾经有过一位中尉——在其历史上其他时候甚至有一名消防员担任了消防员工会主席的——越过他的上司们当上了局长，但是那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在警察局内发生过。没错，是有一些警察专员来自警局系统外，他们通常是有名的律师，和就任的市长（不管是谁）关系密切。从来没有戴着警监警衔的人成为这个被传统束缚的警局的最高行政长官。
维吉尔·桑普森专员是位出色的警官和行政管理人员，但是他缺少灵活和政治知觉以应对警局里顽固的高层势力，他也受不了官僚做派的细节问题，而这是警察广场一号的日常主要活动。所以，他把职权和控制权越来越多地交给了他的副手们，他们非常欢欣地接受了。之后的12年内，桑普森专员的继任者们更是遵循传统的人士，于是很快，警局又回到之前不希望发生惊涛骇浪的目标上去了。如果没有丑闻，也就没有重大变革。如果所有人都明白犯罪有其低潮和高潮往复循环的阶段，不会受到来自警局外部或内部变化的影响，那么就不会带来问题让头头们去解决。在好年头的时候，把它归功于公共安全的加强；在坏年头的时候，把责任推给毒品、公众的漠然、政客和地区检察官们。
没有媒体来揭发丑闻，基本上不会提到警察腐败，对腐败的调查交给了那帮被派到内务处的笨蛋们，于是警察广场一号的头头们日子过得很舒坦。让警察专员开心，让他出现在和当地孩子们一起参观篮球中心的新闻里，多给一些和老年人在一起接受媒体拍照的机会，尽可能多升官晋级，升到资深总警监的职位，然后退休到一家主要的商业组织里领导其安全部门。不错的生活，至少对头头们而言。
可是对公众而言，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90年的纽约很快成为了美国境内最危险的大城市之一，其中的一个区布鲁克林按人均水平已经在这个国家里最暴力市政区域排行榜上名列第五。
警察腐败再次变得猖獗。很快来自联邦方面以及警察局内部的秘密报告对持续增长的腐败毒瘤提出了警告。不幸的是，这些报告基本上都被置之不理。
至少有一位警察专员，迈克尔·G.基廷想做些事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一位卓越的总警监，是靠着其功绩稳步进入了警局最高层的，而且他还是位极受人尊重、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下来的上校。可惜的是，他的任职时间短暂，而且在理查森市长选举获胜后，他没有被留任。如果不是有肖恩·J.内文斯的话，替换基廷将会铸成大错。
多年来，普莱斯勒和内文斯一直努力保持联系。普莱斯勒把目光盯在尽快通过升职考试，希望更高的警衔可以给他带来机会，进行变革以防止系统性腐败的回归。在短短几年内，普莱斯勒被提升为警督，然后是警监。到内文斯被任命为警察专员的时候，普莱斯勒的警衔是副高级警监。
每一次晋升，普莱斯勒都会遇到挑战以及令人兴奋的任务，例如指挥领导紧急勤务小组以及警察情报局，他负责制订安保计划以保护外国显要人物的安全。也许对普莱斯勒最具挑战的工作是他被任命监督一项旨在创建一种长期机制以减少犯罪的团队任务，通过运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来批准警方各辖区指挥权所涉及的责任义务。普莱斯勒的这套创新程序系统叫做“打击犯罪”，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因其大幅降低了纽约市犯罪率而广受赞誉，而且成为了一个蓝本，被世界范围内的警察部门所采用。
与普莱斯勒身担指挥重任相反，派给内文斯的工作则是要瓦解他的士气，逼迫他退役。但是任何企图都不能打倒肖恩·内文斯，不论其多么丢人现眼。他领导过一个负责审查公民申请持枪许可的单位，还曾在失踪人口部局负责审核已经尘封了十多年之久的卷宗。另一次他成为负责在游行和抗议示威时设置或移除警用隔离栅栏的部门头头。
“肖恩，妈的你是怎么对付这些狗屎的？”一次伯尼·普莱斯勒愤怒地问道。
内文斯拿出他最喜欢模仿的爱尔兰土腔，回答说：“亲爱的高级警监，每天那帮在警察广场一号里的罗锅们审核命令时看到纽约警察局肖恩·J.内文斯警监的名字，他们会慢慢地、一点点地气死的。所以到头来我们倒要看看谁还站着没有趴下。”
听到这个，普莱斯勒绽放出笑容，紧紧抱住了内文斯。
90年代初仍然在职的腐败警察们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为了生存，额外捞些足够多的外快，同时保持低调，等待着大买卖，因此以成员少、纪律严的小组进行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效仿的是城市恐怖分子以及——对，真如一位腐败警察所说的——“自由斗士”的做法。在这位腐败警察看来，他和他的“自由斗士”战友们为了他们自己以及其家庭的利益，把财产从犯罪活动中“解放”出来。他们还学会了永远不要通过电话来谈论他们的业务，在预先检查过是否有窃听装置之前在任何地方都不要说话。最后，不允许新成员加入腐败小组，除非他们是一家人。如果有警察调离了辖区，团伙或小组的规模将减小，直到私人朋友或家庭成员能够被派任过来。
夜班巡查，一如既往，对这些腐败小组而言是肥差，因为在邻近街区执行巡逻的警力减少了，所以事实上不存在巡逻警司的监督。
“警察专员，”助理总警监摩尔——他很快将成为内文斯的第一副专员——满脸笑容，说道，“我相信你一定认识普莱斯勒副高级警监。”现在这三位老朋友在警察广场一号的专员办公室里聚首，这是以前他们中任何一人都不会相信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个还带着警察局专员的头衔。这是肖恩·J.内文斯专员走马上任的第一天。随着摩尔的介绍，三人高声开怀大笑。
“哎，伯尼，现在所有那些在地窖门上跳舞的人都溜之大吉了，你成为最后的莫西干人感觉如何？”这是内文斯的标志性台词，也是他最喜欢用来指骗人东西的比喻。在内文斯小的时候，布鲁克林的邻近街区有一些小巧精致、适合一个家庭居住的框架结构房屋。在靠近前门的一侧会有一扇通向该屋地下室部分的门。它被称作地窖门，成45度角。所以内文斯用这个词语来描述那些在原则问题上摇摆的人，就像他孩童时代的伙伴们可以保持平衡在地窖门上跳舞那样。
内文斯的任命引发了一阵辞职浪潮。事实上所有警衔高于警监的头头们都递交了辞呈以示抗议。这一点儿都没有让理查森市长张皇失措，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标新立异的人，还因为他记得当年另一位市长第一次选择了一位黑人出任消防局局长时，在纽约市消防局的高层也出现过类似的反应。当被问及对如此大范围的辞职作何感想时，理查森市长做出了少见的回应——“滚他妈的蛋！”
内文斯也没有慌乱，他把此视为一次真正的机会，可以对这个垂死的专横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伯尼，我们正好得到了一生中才有的机遇，”内文斯说，“但是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年，也许三年。尽管这样，在我们走人之前时间还是很多的。我想从你这里开始改变。”
“专——”
普莱斯勒还没说出第二个音节，脾气一向火爆的内文斯从椅子里一跃而起，脸色通红，高声喊道：“该死的，伯尼，你他妈的再敢这么叫我！”内文斯的雪茄在他的嘴里上下跳动着。
“哦，那我能叫你头儿吗？”
内文斯想了一会儿，笑着说：“好的，伯尼，但只能在公众场合，不能在这里。”
37
蓝墙的毁灭，
1990年2月27日
“肖恩，你还记得哈格洛夫市长任命那名法官调查警察腐败后，你说了什么吗？”专员没有作答，所以普莱斯勒继续说，“你说‘这永远不会结束，除非警察的所作所为像个警察’。你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内文斯让普莱斯勒回想一下公共道德管理处所做的卓越工作，相比内务处，他们在抓捕腐败警察和律师腐败分子们这方面十分成功。
“他们是真正的警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有组织犯罪，监禁其成员。虽然他们对腐败警察和律师腐败分子的调查及抓捕是从这一主要任务中衍生出来的，但他们从未想过应该对这些罪犯给予区别对待，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像个警察。”
摩尔之前已多次从内文斯口中听到过这样的分析，但是对此他从未多想过。当然他觉得这颇有道理，但是他并没有想过，除了这个特别部门——公共道德管理处在几年前就被解散了——之外如何才能使其付诸实施。当继任的专员们越发担心街头犯罪的上升，觉得对体育赌博的调查是种承担不起的奢侈时，分配给它的资源越来越少，最终该工作被正式终止了。
不幸的是，在警察局中几乎无人明白犯罪集团利用从体育赌博中获取的巨大利润来资助多种其他活动——从放高利贷到敲诈抢劫到控制贩毒。而贩毒，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是造成看起来已经失控的街头犯罪的罪魁祸首。亟需毒品的瘾君子以及暴力贩毒集团的贪婪把纽约市街头变成了一个恐怖地带。
执法机构的问题是行政官员中几乎没人意识到体育赌博是有组织犯罪的现金源。公共道德处的最后一任长官当然明白其中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一精英部门被撤销之前，他经常相当灰心失落地说：“必须要让公众相信每次他们交给赌博经纪人100美元，它们将会以毒品或枪支的形式回到邻近街区，被用来谋杀他们的孩子和警察。”他同样明白赌博经纪人只是一位特许经营人，他必须定期给犯罪集团上缴费用。在全国范围内由数千名赌博经纪人组成的网络每年带来的利润有几十亿美元，为犯罪家族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
但是警察广场一号的头头们认为该观点完全不靠谱，因为它不理解所有的可用资源都必须分配给打击街头犯罪。这场攻势中采用的主要战略是所谓的“对毒品宣战”，这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从未努力去减少对毒品的需求。戒毒治疗和教育计划被认为是社会服务工作，不是执法行为。
又是同样这群头头们把领导交通警察部门的菲尔·布朗顿高级警监视为一个怪人，他说减少地铁内犯罪的方法是重拳打击乘地铁逃票者，也可以称为十字门翻越者。他认为——警察广场一号的头头们可没有看出来——这样的行为也许会揭示出反社会的倾向。如果你逮捕了这些人，会发现有不少人也许先前有过严重犯罪的记录，也许是获得假释而出狱的。他们被捕后，交通警察们发现许多人都不再和他们的假释官保持联系，其他许多人则因与其他犯罪有牵连而遭到通缉。所以，高级警监的结论是如果他能够把这些人从大街上和地铁内清除出去，结果将是地铁犯罪的陡然减少，这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种理论将打击“生活质量”犯罪视为对付严重犯罪的主要工具，这不是传统主义者能欣然接受的。这和他们学到的所有东西背道而驰，而且危险。警察局的高层们相信如果他们宣称这种方法会降低犯罪，而一旦失败，对他们把宝贵资源浪费在轻微犯罪上的愤怒批评，他们无法承受。
“所以，伯尼，那就是我想跟你谈的事情，”局长继续说，“我们已经在布鲁克林发现了一处污垢之源，第75辖区，那里的大部分警察年轻、正直、具有奉献精神。在他们被那里的六七个腐败分子传染上病毒之前，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布伦达，对伯尼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布伦达·摩尔的警衔一直在升，但他仍然保留着他出色的密探网络。在他看来任何情报、新闻或消息源都是重要的。收集情报不仅仅是他的工作，而且是他的嗜好，目的是扩大他的数据库。这也让他在警察局成了抢手的人物，成为他的力量基础。
“那里有位警司，负责夜间监督，自他得到这份差事起就开始偷窃了。”摩尔开始了介绍，“他非常狡猾地限制自己的腐败活动，以保护自己不被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他领导着一个大概有四名或六名其他警察组成的团伙，包括该辖区的一位巡警慈善协会代表斯科特·鲁本以及一位候补代表加布·培罗恩。他们通常以敲诈勒索酒后驾驶人员或其他的一次性机会捞取些外快，但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从在东纽约活动的一些犯罪团伙手里偷盗毒品和钱。当然，这种手法没有什么新颖之处，除了这伙人纪律非常严明之外。在任何可能被人偷听的地方，他们都不说话，而且他们都不用电话。”
“但是”——此时摩尔笑容绽放、露出了牙齿——“他们的确犯了错，变得贪得无厌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抓人、没收毒资和毒品，然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平分，相反他们建立起特许经营模式，允许贩毒团伙活动，每月从中抽取份子钱。虽然这带来更多的钱，但使他们易于暴露了。”
摩尔解释说这帮人会逮捕某个团伙的成员，没收钱和毒品，当晚把毒品再卖给其他团伙，然后在巡逻结束时瓜分赃款。这种“回收利用”毒品的方式安全，但是无法带给他们想要的那么多钱。所以他们确认了在东纽约活动的总共八个团伙的头目，要求他们每月按照总销售额的一定比例上缴保护费。为了确保数目真实，他们会随机进行一些查抄行动，清点钱和毒品，然后推断出每月的收入。如果他们认定钱给少了，该团伙的活动将被中止三个月。一旦中止期满，这伙警察会告诉团伙成员如果作弊再次被抓住，他们将永远失去警察的保护，而且如果该团伙成员销售毒品被抓，他们将被逮捕，面临终身监禁。这样的制裁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因为这些团伙非常清楚作弊的后果。这伙被称为“布什终点站匪帮”的人创造了一种利润非常丰厚的产业。
这伙恶棍警察得到这个称谓是因为他们收钱的会面地点选在名叫“布什终点站”里——一个包括数幢大楼的商业性综合场所，位于布鲁克林靠近高恩纳斯林荫大道的滨水地区——一处废弃的仓库内。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它距东纽约有数英里之远，该团伙认为这能降低被发现的危险。
摩尔高级警监的手下知道该匪帮的一切所作所为，但是找不到人做内应——至少之前是这样，直到最近匪帮中的一员犯了大错。弗兰克·帕特里斯警员安排与一个较小贩毒团伙的头目多明戈·桑切斯会面，收取每月的酬金，大约为1,000美元。桑切斯说他要到周末之后才能弄到钱，向帕特里斯请求多给些时间。帕特里斯找到了加布·培罗恩，他正在纽约州北部的凯茨基尔山区的协和饭店出席巡警慈善协会的夏季会议。他对酬金可能会逾期交付反应愤怒，这让帕特里斯乱了方寸，他找到桑切斯，抓住他的脚，悬在仓库六楼的脚手架外，对他尖叫道：“你这个婊子养的，12小时内你把钱袋子交来，不然你就会飞下去。”
直到那时，匪帮控制毒贩们的手段是用法律相威胁，而从来不使用暴力手段，这会让人感到害怕，迫使他们做出疯狂的举动，例如告发。帕特里斯是个十足的笨蛋，恐慌之下当然没敢告诉他的老大。桑切斯同样感到惊恐，于是他把这一威胁告诉了布伦达·摩尔高级警监手下的一位密探，他允诺提供帮忙——但是这位吓坏了的毒贩必须告诉下次付钱时的会面地点。
帕特里斯和桑切斯再次会面的时候，布什终点站的第六层已被摩尔的手下变成了摄影棚，他们在仓库里里外外安置了多个窃听和录像装置。后来，内文斯局长、摩尔高级警监和普莱斯勒审查了桑切斯和帕特里斯之间进行交易的声像证据。当然，这个匪帮定期会面的地点将一直处于摩尔高级警监手下的监视之中，直到能找到一个计划去抓住这些小偷。
在内文斯看来，检验其理论的时间终于到来了，警察将像个警察，警方将介入查处腐败警员，不再把他们视为任何特殊部门的一员，而是被派到辖区任职的一般巡警。
“伯尼，你享有声望、受人尊敬，让其成为现实，你当仁不让。正直的警察会追随你左右。如果你成功了，警察们看待腐败的方式将会改变。我们将可以通过轮换制度任命一批真正的警察进入内务处，使它成为警员们成就事业的道路，得到更好的任职。简而言之，让它成为一处受人尊重的职场。”“我们——”警察专员站了起来以示强调——“可以摧毁蓝墙……永远。”
普莱斯勒没有回答，想看看内文斯为他准备了什么。
“伯尼，这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到。”
现在轮到普莱斯勒开口了。“但是我们拿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怎么办？如果他们不顾指控而庇护其成员，这会不会助长了警员们的其他看法？”
内文斯微笑着说：“伯尼，你说得非常正确。”他转向摩尔高级警监，说道，“把比利·莱利叫来，并看看能否找到肖恩·托宾的人。”
威廉·莱利谨慎地走进了房间，脸上挂着常有的灿烂笑容。他身高5英尺9英寸，结结实实，约重140磅，一头金发，清澈湛蓝的眼睛在他微笑的时候闪闪发光。莱利只有34岁，单身，有些人认为他就是年轻女性眼中典型的警察形象。在竞选巡警慈善协会主席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对手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被莱利在竞选中击败。因为罗斯蒂·罗素的突然辞职，竞选接任这位已任职多年而且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前任在普通的警员中激发出特别的兴趣。这让巡警慈善协会里的资深官员们大为光火，因为这迫使他们匆忙之中去寻找一名继任者。相比之下，非洲裔、亚裔、拉丁裔以及女性警察们联手组织起来支持比利·莱利。像他这样的人横空出世，时机恰到好处。
内文斯警察专员对选举的结果特别满意，因为莱利的档案表明他是个改革派人士。这样一个由女性和其他肤色人群组成的日益多元化的部门，有人能够领导它正是内文斯在脑中酝酿的改变所需要的。因为莱利的竞选名单中包括了一名非洲裔警察，所以在该工会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非白人成为了其理事。而且，莱利很快就推荐了一名工作了12年的资深女性警察莉莎·凯勒进入巡警慈善协会，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理事。专员相信如果真有一位工会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警察部门已走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那个人就是莱利。同样，新当选为警司慈善协会主席的肖恩·托宾警司也是一位年轻的改革派人士，得到了年轻女性警司以及越来越多通过升职考试的黑人警察、拉丁裔及亚裔警察的支持。
“请坐，比利，”内文斯热诚地说，“我们很高兴你有时间过来。”
莱利回答的时候，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嘿，头儿。我觉得我别无选择。”
局长秘书告知托宾警司已经到了。莱利向这位年轻的警司打招呼：“像平常一样又迟到了，警司。”
托宾没有理会莱利。“我以为这是次私人会谈，头儿。”他微笑着说，“我没料到会碰见这个笨拙的家伙，但是我想命令就是命令。”托宾在名叫“最佳者”的橄榄球队里一直打进攻后卫，现在他腰部肌肉开始松弛、下巴也变大了，但是他仍然壮如磐石——身材粗短，6英尺高，体重约200磅。他留着长长的红色头发，在某些头头们看来太长了。他长着深深的酒窝，永远带着微笑，看起来就像个超大块头的爱尔兰精灵。
轮到内文斯开玩笑了，他模仿着他最喜欢的爱尔兰土腔说：“小伙子们，你们两位可爱的年轻人都知道我老是和工会作对，这是有名的，你们现在是大人物，我很感谢你们有时间来拜访我这样一个情感脆弱的老人！”片刻停顿之后，内文斯变得非常严肃起来。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那张纽约市最著名的警察专员泰德·罗斯福曾用过的桌子的前端。专员轻声地说：“小伙子们，我要让你们去做执法部门中其他工会官员们从未尝试过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专员？”莱利反应平淡而且非常直截了当。托宾没有说话。
“在我要求你们做任何事之前，我希望你们先听听布伦达说什么，如何？”
当布伦达展示完他的证据，包括关于“布什终点站匪帮”的声像资料后，莱利摇了摇头，简单说了一句：“这些杂种给我们所有人抹黑。”
“没错，比利，这就是为何我希望你和肖恩同意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拒绝为这些罪犯提供律师服务。”
“但是专员，正如你知道的，给任何有麻烦的警察提供法律帮助是我们这个组织给予其成员的一项福利。而且事实是律师费出自于会费，所以这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莱利说。托宾没有说话，只是使劲地点头以示支持。
内文斯走到了年轻的工会领导们坐的地方，像父亲般把手搁在他们的肩膀上，郑重地说：“小伙子们，在这个部门以及你们的工会决定最终拆掉这堵该死的‘缄默蓝墙’、消除对蓝墙的盲目支持之前，有多少警察和他们的家庭会被毁掉？”不等他们做出回答，内文斯继续说，“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把这事做成了，内务处将不再是那个由蠢驴和怪人用‘米老鼠’规则把时间用来烦扰警察的部门。它将成为一个光荣的职场，一条有益的职业道路，因为它会把所有的腐败分子都关起来，不管他们是不是警察。事实是我知道你们俩都相信这一点，任何保护毒贩的警察永远不配再当警察！”
内文斯握住了两位工会官员的手——这是表明会谈结束的信号——说道：“我要求你们俩做的就是考虑一下。不管你们如何决定，我会理解的。”
摩尔高级警监把情报汇报中剩余的部分填满后交给了局长，该报告包括巡逻警力以及对那些可能加入内文斯的计划的人所做的评估。
“第75辖区有180名警员，包括23名警司、六名警督、一名警监和一名副高级警监。我们的‘布什终点站匪帮’包括一名夜班监督的警司和六名着装警察，五男一女。包括一名警司在内有19名警察是加入我们队伍的主要候选人。从这份名单中我们推荐出八名警察，包括那位年轻的警司，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他中间的名字取自于他的舅舅，你肯定还记得，已退休的罗伯特·马尔维警司。”内文斯专员回想起他在布鲁克林的第67辖区担任指挥官那时遇到的这位诚挚的年轻警官，微笑起来。这些年里在他们俩身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马尔维是不是从内务处退休了，和他妻子搬到了北部？”
“是，长官。”当摩尔回想起在说服当时的警察专员桑普森让马尔维复职的过程中他扮演的角色时，充满着自豪。
普莱斯勒同样回忆起他和拉提根是如何与桑普森争辩坚持做正确的决定，他说道：“这个世界真小。但是你们认为在看到了发生在他舅舅身上的事情后，霍尔特会感兴趣吗？”
“我们并不认为他知道那些事。”摩尔高级警监回答说。
“不管怎样，”摩尔继续说，“我们名单上的八名警察在他们被派到第75辖区后以及在之前的任务中都是属于最积极的警员。他们中不仅没有任何丑闻的迹象，而且他们非常正直，在辖区内人人尽知。那些曾在霍尔特手下执行过多项巡逻任务的警察对他尊重有加，他却遭到‘布什终点站匪帮’的鄙视。”
摩尔名单上七名着装警察都是霍尔特的门生。执行危险任务时，他经常挑选他们作组员。普莱斯勒决定直接和霍尔特接触。如果他能说服这位年轻的警司，剩下的事情就容易了。
“恕我直言，高级警监，我不想变成一只该死的豚鼠。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虽然我鄙视那些杂种，但是这才显出内务处存在的理由。”
“但是史蒂文，”普莱斯勒劝说道，“你的逮捕行动将会使你成为这项工作中最有成效的警司。他们的罪行难道不是犯罪吗？”
“当然是，头儿。但是对其他警察，那些正直的警察你该怎么办，他们不会把我看作告密者吗？这个部门还曾做过什么来改变这种态度？”当然，史蒂文知道他的理由很有力，普莱斯勒同样知道。
普莱斯勒说这一行动如果成功的话，态度会得到改变，而且专员承诺将进行彻底的改革，尤其在内务处内。将近两个小时之后，普莱斯勒发现他的努力毫无作用，史蒂文开始变得不安起来，所以他决定使出计划中的最后一招。他站了起来，霍尔特也站了起来，看起来这像是会谈结束的信号，于是他松了一口气。
“你看，年轻人，对这种解决方法以及它可能对这项工作今后几十年的意义，你完全有理由表示怀疑。我们要求你在这个不愿寻求新思想的部门里做一名开路先锋。我们建造了‘缄默蓝墙’，允许警察藏身其后，我们因自己的保守惰性鼓励了它。现在突然之间，除了我们要改变的承诺之外没有其他保证，我们要求的你有权利拒绝。”
普莱斯勒看起来像是在恳求，对这位粗鲁的街头巡警来说这不是他骨子里的个性。“史蒂文，不要考虑这对警局的将来可能带来的好处。从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有多少正直、奉献的警察受到了伤害，因为对于腐败我们中没有人他妈的做什么事。”普莱斯勒坐下来继续说，“为什么不问问你的舅舅罗伯特，看看他对此怎么说？”
“当然会，但是为什么你认为他会改变我的决定？”霍尔特疑惑不解。
“史蒂文，只要问问他。让他告诉你为什么。”
那天晚上，史蒂文飞往奥尔巴尼，他在那里租了一辆车，然后开始了前往特拉华县德里的美丽乡村的旅程。罗伯特·马尔维退休后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搬到了这里。
第二天上午，史蒂文离开了德里的汽车旅馆。从有点不知所措的罗伯特·马尔维口里知道了该怎么走，他开始了最后一段旅程。虽然仍是夏末，特拉华县已开始感受到最初的秋意。太阳从雄伟的凯茨基尔山脉后升起，壮丽但有些炫目的日出抵消了微微的寒意。很快沥青铺砌的路面变成了一条深黑色的泥土路，弯弯曲曲通向山顶，从上可以俯瞰一条郁郁葱葱、宽阔的山谷，一直延伸到天际之处才消失。在山顶上有一幢两层的农场样式的住宅，看起来相当新。
车道上有一辆二手的褐色福特牌旅行车。一位个子高挑、容貌清秀的女子开的门，身上穿着的牛仔裤和运动衫展示出50岁年纪依旧硬朗的身形。她的头发颜色是一种较深的金色，带有一丝草莓般的粉红，头发梳在后面扎成了一个马尾辫。她的皮肤晒得黝黑，脸上带着活泼的微笑，颧骨如同雕塑一般优美，微微泛着绿色的杏仁眼，人们很容易会认为她不过三十五六岁，但是这对她并不重要。每次提到年龄，她几乎总会说：“那只是个数字！”史蒂文微笑着轻快地吻了她一下以示问候。
“嘿，莎侬舅妈。打扮得像个农场主的女儿感觉如何？”
“史蒂文，把这些话省下来将来追女孩子用吧。你看起来棒极了。你的舅舅想见你都等不及了。”
这些年以前，罗伯特还处于戒毒康复期的时候，他给莎侬写过两封信——她未回复——希望她能明白他们之间最后那次糟糕的见面是他的酒瘾造成的。他保证说即使她不愿原谅他，在他的余生中他也将滴酒不沾。
当他出院的时候，他得到了人生中难得的第二次机会。当他沿着碎石小路离开了那家把他从毒品造成的梦魇中解脱出来的康复医院时，他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听到了一个轻柔、熟悉的声音。“嘿，警司，想要搭便车吗？”马尔维扔下他的包，冲向莎侬·凯利张开的双臂。
罗伯特到镇上拿报纸，并去买些早餐。所以莎侬·凯利·马尔维趁罗伯特不在，利用简短的时间问了几个问题以探寻史蒂文来此的目的。她虽然几年前已退休以抚养他们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仍然掌握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审问技巧。
“噢，噢，莎侬舅妈，”史蒂文开玩笑说，“你非常清楚我们不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合作。”
莎侬不为所动，坚持问：“认真些，史蒂文，出了什么事吗？”
史蒂文的目光直视着他的舅妈，问道：“罗伯特舅舅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被派到内务处的？”
莎侬的眼睛立刻湿润起来，鼻子也红了。她脱口而出：“上帝啊，史蒂文，谁让你干的？你大老远地到这儿来就是让他伤心？”
霍尔特困惑不解地回答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还没来得及再说一个字，罗伯特·马尔维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看到莎侬，他灿烂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问道：“史蒂文，究竟发生了什么？”
史蒂文走到舅舅身边，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并在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说道：“罗伯特舅舅，我真的不知道莎侬舅妈为何会生气。”
莎侬很快恢复过来，淡淡说了一句，好像整件事只是个误会，“我以为史蒂文对你被调到内务处中那个告密者小队感到气愤。”
“没有，当然没有，”史蒂文申辩说，“普莱斯勒高级警监建议我到这儿来征询你的意见。他暗示说我来见你这很重要，但是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一直神秘兮兮的。他说我应该来问你为什么。如果我告诉你高级警监和警局希望我做的事情，以及为何我不愿意被卷进去，我想你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所以我并不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一定要跑这么远来见你。关于你和你的工作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
马尔维谨慎地问道：“嗯，让我们听听你有什么事情。”
霍尔特讲述了在第75辖区内肆虐的腐败情况，当然这立刻使马尔维回想起第13分局内猖獗的腐败，以及克诺里高级警监是如何说服他做卧底的。马尔维回忆起行动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之后所有的痛苦和自毁经历。他决定不跟史蒂文提任何细节问题，只告诉他说大多数警察不赞成他的卧底行动，因为这会导致那么多警察被捕和拘禁。他解释说对多数警察而言，那些13分局的警察是否腐败并不重要。警局的文化以及多数警察的心理认为警察不会像罪犯一样对待警察，采取包括电子监听等秘密侦察行为来搜集对付他们的证据。多数警员相信这是联邦侦探或内务处的事情，而联邦人员对警察腐败不感兴趣或者内务处就是个笑柄这些则无所谓。
真正让马尔维激动的是史蒂文跟他描述的计划，让正直的警察对恶棍警察进行调查，然后实行逮捕。最终，由内务处之外的警察来逮捕恰巧是警察身份的腐败分子将变得合情合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让训练有素并且具有奉献精神的警察来清理他们自己的混乱局面。
“史蒂文，”他激昂地说，“你不能让这次机会溜走。普莱斯勒和其他的头儿在你身上看到真正的领导潜质，你能够让其他警察信服，追随你。我们的部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一种错误观念的影响，即告密是错误的。让警察们相信这是彻底铲除腐败的唯一方法，我是个最不合适的人。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你应该大胆尝试一下。”
马尔维认为，告诉史蒂文他是如何堕落到被忘却的边缘以及他如何在内务处终结职业生涯这整个的经历没有多少意义。很快他就会发现隐瞒这一切是个令他深感懊悔的错误。
“好的，高级警监，”霍尔特说，“让我们行动吧。”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史蒂文和摩尔建议的七名年轻警察逐个会面，他们也是他的最佳人选。大多数人也提出了霍尔特曾追问普莱斯勒的相同问题：正直的警察对这样的行动会怎么看？这更难回答，因为这些警员中无人具有霍尔特的动机——发生在英雄舅舅罗伯特身上的事情令他感到愤怒和痛苦。他向普莱斯勒高级警监报告说有五名警员愿意加入、随时准备行动。
在大多数星期五晚上，准确地说是夜间11点，“布什终点站匪帮”会聚在一起分奖金——他们是这么称呼的。一般的惯例是匪帮中的每个人早些时候和各贩毒团伙的成员见面，从他们手里接过装着多则2,500美元、少则1,000美元的袋子。他们的老大，一名警司，会安排和两个贩毒团伙中的人员见面，其余六名匪帮成员会和剩下六个贩毒团伙中的成员各自碰头。取钱任务是轮换进行的，由抽签决定。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老大能分到大头，毕竟他是级别最高的小偷。周四下午，警司抽到了多明戈·桑切斯（一个拉丁裔团伙的头目）和休·戴维斯（一个黑人团伙的头目）。
七号楼是布什终点站里最后一幢大楼。七号楼的第六层是匪帮六个多月以来的聚会地点，这令一些团伙成员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为习惯和常规会引起别人的察觉。
晚间不到11点时，弗兰克·帕特里斯警员到了，之后很快又来了三名腐败团伙中的警察。每人拎着一只从贩毒团伙那里拿来的袋子。到了11点45分，鲁本警司和培罗恩还没露面，帕特里斯变得担忧起来。他和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是个圈套，他们也不清楚那天早些时候有人给他们的老大通风报信，命令鲁本和培罗恩躲开这次聚会。
相反，有三个人聚在了离第75辖区不远的凯尔西酒吧的里屋内，分的钱数量虽少但很安全。
“老大，他妈的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培罗恩问道。
“不管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和那个卑鄙无耻的摩尔有关。到处都有他的眼线。”警司回答说。
当警司早些时候从桑切斯的休闲俱乐部里取钱的时候，毒贩告诉他“那个混蛋”帕特里斯是如何威胁要杀他的，以及他如何向一名警察情报局的朋友进行抱怨的。他说有一位替摩尔工作的警监找过他，说如果桑切斯不把他带到布什终点站看看付钱的地点，他就让桑切斯失业。因为付钱的地点是定期更换的，所以警监得到的布什终点站的情报已过时了。桑切斯认为把警监带到七号楼六层——他偶尔在此交过钱——是把他戏耍了一番。桑切斯不知道的是虽然付钱的地点会经常改变，但第六层一直是匪帮们分赃款的地方。
“不许动，”普莱斯勒和特遣队成员包围了帕特里斯和其他腐败警察，霍尔特警司喝令道，“你们被捕了。”
然后霍尔特开始了一段耳熟能详的诵文：“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你们所说的一切将会……”——执行逮捕时的警告。这对警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现在转瞬之间他们就成了被针对的罪犯。
匪帮中的一员哀诉说这不是对待警察的方法。普莱斯勒立刻让他闭嘴，喊道：“你不是警察，你是个该死的小偷。”充分认识到他的新处境让这名羞愧的警员不能自已地啜泣起来。
由同辖区内的正直警察对多名腐败警察执行逮捕这一新闻并没有带来理查森市长认为应该引起的关注。其新闻办公室里的发言人试图大力宣传这一事件——警察，“真正的警察”逮捕坏警察，但是他越努力，先是报道打击犯罪的记者、接着是专栏作家、最后是社论人员却越发不买账。他们就是不明白。在警察腐败相当普遍的年代里，多数记者的态度是，“更多的腐败警察，这他妈的算什么大新闻？”
冷嘲热讽并没有影响内文斯警察专员的自豪感。他成功了。由于这一战略行动，由街道警察对那些触犯了法律并且攻击司法体系的警察执行逮捕变得合理合法了——也许会永远如此，他这样希望。
专员立即发布命令，任何警员，如果在内务部门服役少于最低18个月，就不可能升入侦探局并获得人人渴求的金质盾形警徽。内务部门不再是个处级单位，而是被提升为更具威望的局级编制，与情报局、命案局、重大诈骗局以及纽约市警察局中其他高级别单位的地位相当。
而且，探员为了获得晋升三级的资格——从第三级到第二级再到第一级，必须额外附加在内务局任职一年的条件。任何警察想获得参加晋升警司、警督或警监考试的资格必须自愿在内务局工作至少六个月。最后，警监要升到高级警监或者其他各级别的警监警衔必须至少在内务局任职18个月。
内文斯不仅成功地摧毁了蓝墙，而且消除了将内务局的工作视为耻辱的看法，不仅把在那儿任职和升职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其视为荣誉。一周之内，许多人都等着被派到这个新局任职，人数之多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名单。
新闻综述发布后的第二天，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对新闻界发布了一条声明：“我们已经审查过用来指控名为‘布什终点站匪帮’的被告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指控完全真实，因此被告无权享有由巡警慈善协会或警司慈善协会聘用的律师对其案件进行代理的权利。”该声明由巡警慈善协会主席威廉·P.莱利和警司慈善协会主席肖恩·托宾签署。
不出任何人所料，自然内文斯局长或普莱斯勒高级警监不会感到意外，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是警司中第一位申请前往内务局的警察。
38
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大街，
尤尼奥尔饭店，
1992年11月初
布鲁克林的尤尼奥尔饭店以其奶酪蛋糕举世闻名，如果你是位具有政治野心的律师，这个地方不得不去。每天早餐时分，从6点半开始，每张桌子都变成了一个权力中心。金斯县的共和党及民主党政治大佬们在不同的桌子上和请求者们见面——想寻求诸如在法官门下出任法律秘书之类工作的律师们，而给法官们配备的职员大都是由这些政治头脑们控制的。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承认存在着如此明目昭彰的恩惠。而且这也是个和募捐人见面的机会，他们提供着政治生命的血液：金钱。
这些会谈也为选民们提供了寻求帮助的机会，或者，用政治圈内的术语，这被称为“契约”。给某选民或其亲戚、朋友找份工作就是完成了一份契约。当然，正如“契约”这一术语在商业上的意义，人们总是期待能得到些回报。自从许多政治头脑们因受贿而被投入大牢之后，回报的形式已变得复杂微妙得多。它们发展成为某位政治专栏作家所称的合法贪污——没错，是报酬，但是以某种能够避开刑事指控的方式支付的：让政治头脑和其妻子或女友在巴哈马群岛度过一个长长的、快乐的周末，开销则是某个得到公职的人的大款叔叔支付的；在某份契约完成后的数月之后，为政治头脑们定下的候选人参加州议会的竞选活动而慷慨解囊，这让证明谋求职位与政治献金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太可能。对那些控制着职位的人来说，政治仍是有利可图的。
在尤尼奥尔饭店的后面还有一块地方，如果这里有人正在进行严肃、秘密的事情，便禁止其他顾客进入，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周六的大早，关于史蒂文·霍尔特的案件正是在这里进行商议的。这是在布伦达·摩尔的要求之下召集的，以便汇报一下他的调查。坐在桌边的有拉里·格林、莎侬和罗伯特·马尔维夫妇、副总警监伯尼·普莱斯勒、昆士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和其长期的良师益友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巴迪·库珀。摩尔信任他们中任何一位的能力和判断力——罗伯特·马尔维除外，但是显然不能将他拒之门外。
“当时附近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谋杀的消息，”这是摩尔的开场白，“但是那些经常在布什终点站附近晃悠的年轻酒鬼们告诉我的手下说那儿曾有个常向他们弄些毒品——主要是高纯度可卡因——的吸毒者，他在1990年12月末的某个时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因为他总是身着作战服，所以他们叫他‘士兵’。”
摩尔停顿了一下，实际上他对能够短暂地回到迷人的密探世界感到欣喜。“有一点特别有趣：士兵只在月初购买毒品。他们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该月晚些时候他们想再卖点高纯度可卡因给他时，他告诉他们他只剩几美元了，只够买些雷鸟牌葡萄酒。”
第一个说话的是普莱斯勒，但是他说的其他人都已经猜到了。“他要么死了，要么仍享有养老金，这笔钱寄到他已经搬往的什么地方。”
“对，”摩尔说，“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找过的那些笨蛋中没人提过这个家伙看到过什么，所以他的消失也许和谋杀没有关联。”
“虽然可能是这样，我仍然很想找到这个家伙。”拉提根主动说了一句。
莎侬对摩尔的情报特别关切。“我在邮局有些朋友。如果这个家伙有邮箱，而且还活着，他们应该能找到他的新地址。”
兴奋的情绪开始影响到了拉提根。“我有个朋友，是我竞选活动的捐款人，他是支票兑换协会的主席。他应该能够找出士兵是在哪里兑换支票的。他可能在离布什终点站不远的当地酒吧内兑换的现金。”
普莱斯勒接上话茬。“他们说他的腿瘸得挺厉害，所以我猜他不会走得很远。嘿，肯尼，”他转向拉提根，“我去把它查清会有问题吗？”
拉提根未来得及做出回答，格林站了起来，横眉怒目地瞪着说：“你们知道，这些他妈的执法手段谁都能猜得到。你们难道没想过霍尔特可能是有罪的，而士兵可能正是戈斯的案件里缺失的那个证据环节？”
马尔维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高声说：“不，拉里，不，他是无辜的。”
“听我说，罗伯特，还有你们所有人，永远不能用感情来代替理智。”格林希望他这帮忠诚的朋友以及相亲相爱的人能够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个该死的酒鬼、吸毒者把史蒂文出卖了怎么办？或者我们说他可以提供一些情报证明霍尔特无罪——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否可信？别急着回答，因为除了布伦达和我，你们中没人能够做出客观的评价。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排，如果找到了士兵，只有布伦达和我才能和他会谈。”
格林等着大家的反应。感到没有异议，他继续说：“那就这么定了，好吧？”
一位在金斯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侦小队工作的探员进入了尤尼奥尔饭店的后部禁区，悄悄地走到库珀地区检察官身边。他对地区检察官耳语了几句。
库珀起身道歉说：“我有一个紧急电话。”他对格林说，“我只要一会儿，等我回来。”
汽车的喇叭声连绵不绝。一名满脸通红的司机正冲着停在其车道前面等待交通信号灯的车子高声谩骂带有种族歧视的脏话。加布·培罗恩掏出警徽，疯狂地挥舞着，高声喊道：“操，我是警察，动一动！”几个小时之前，培罗恩在布鲁克林另一个地区畅饮了一通啤酒，已是醉醺醺的了。“天哪！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滚开！”
林肯大道上——这是条双向四车道的干道级大街——的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但是塞德里克·李昂斯牧师坐着的车子没有动。他是位于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伊维森特地区的非洲卫理救赎公会的荣誉牧师。李昂斯牧师深受布鲁克林非洲裔社区民众的敬爱。他命令在“我给这位年轻人开导一下”的时候，司机把车停着别动。李昂斯牧师下了车，培罗恩从他的车里跳了出来面对着年长的牧师。李昂斯牧师举起他的右手，带着微笑温和地说：“年轻人，是什么事情让你的举止变成这样？”在人行道上，一群附近的非洲裔民众开始聚集起来。
“滚回你的车里，妈的，不然我把你撂倒。”培罗恩咆哮道。
牧师的司机是个体型硕壮的黑人，一位前重量级拳击手。他向培罗恩走过来，警告他要“注意你的言辞”。培罗恩开了两枪，击中了司机的肩膀和右腿，他倒在了人行道上。
李昂斯牧师感到惊恐，他请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把枪放下。”培罗恩猛地转过身朝牧师开了两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也倒在了地上。
聚在两侧人行道上的人群开始愤怒地呼喊，但是培罗恩挥舞着枪，不让他们靠近。几分钟之后，街上布满了警察。其中几位命令培罗恩扔掉枪。一名警察在培罗恩脑袋上重击一下，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的手被铐在背后，扔进了一辆警察巡逻车的后部。当地辖区的指挥官是一名颇具威望的黑人高级警监，有办法安抚民众。他立刻采取行动，命令警官把受伤的牧师和他的司机分别抬入两辆巡逻车，火速赶往金斯县医院。他认为等待救护车前来太危险了。他手下的一名警察是急诊医师，告诉他两位受害者情况已稳定下来，不会有生命危险。在离开现场之前，高级警监对聚在那里的民众（人数已超过一百多人）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识我，知道我会说真话。首先，李昂斯牧师和他的司机不会有事。其次，那个被捕的家伙是个警察，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保证他这辈子出不了监狱。”
库珀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在尤尼奥尔饭店焦急等待的同伴：“加布·培罗恩警员在布鲁克林被捕了。培罗恩声称自己是霍尔特警司被控所犯三桩谋杀案的目击证人，谋杀是在布什终点站进行的。他希望达成诉辩交易。”
39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1月10日
“请法庭允许。”戈斯鞠了一躬，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带着一种拙劣的逢迎巴结的姿态试图对麦克考恩法官拍马溜须。
这没奏效。麦克考恩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怒目相向，威严地打断了他。“有何请求？”
戈斯立刻回答说：“法官大人，我们昨天深夜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我希望能传唤他。”
“很好，”麦克考恩简短地说，“现在传唤。”“嗯，法官大人，我不能马上传唤他。我——”不等戈斯继续下去，麦克考恩高声命令，“到里面说。”
克兰德警司步履轻快地离开审判室，他和其他的旁听者一样感到迷惑不解。他瞥见了来自萨福克县命案处的阿尔提·莫莱利警督。在几年前举行的一次警察联谊会上他们照过面。
“哎，路，出了什么事？”克兰德关切地问。
“一名叫加布·培罗恩的警察被抓了，他在布鲁克林开枪伤人。他同意作证指控霍尔特。”莫莱利回答说。然后，他指着霍尔特的方向，迅速补充了一句，“我想我们搞定他了！”
“史蒂文，”克兰德悄声问道，“加布·培罗恩能证明什么？”
血色从霍尔特的脸上一点点消逝了，但是他的回答坚定、缓慢。“我根本就不知道，除了知道培罗恩是个该死的腐败分子，是布什终点站匪帮中的一员，在我们逮捕其他人的那个晚上他没有现身。有人把我们的突然袭击通风报信给了他和其他几个人，这一点我一直非常肯定。什么事他都可能说得出来。”
克兰德告诉霍尔特，培罗恩涉嫌开枪伤人，主动提出作证以换取诉辩交易，史蒂文耸耸肩说：“嘿，警司，那个杂种你能指望什么呢？但是没关系，格林能把他的谎言撕成碎片。”
克兰德微笑着说：“所以你感觉还不错？”不等回答，他继续问，“但是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突然之间霍尔特显得不安起来，他笑着说道：“他早就该死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警司。谢谢你的探望。噢，还有，张大耳朵听着。”
40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医院，
1992年11月12日
“拉里，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他了。”布伦达·摩尔的开场想竭力降低期待。
“耶，那么坏消息是什么？”拉里·格林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几乎两年来，他一直呆在康涅狄格州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病病房里，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摩尔解释说，1990年12月末的某个时间，警察在布鲁克林滨水区域的一处码头上发现了流浪的“士兵”——他的真名为布莱德利·寇斯，那儿距布什终点站只有几个街区。他那时语无伦次，看起来受到了惊吓。他们搜查他想找到身份证件时，在他钱包里的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一份海军陆战队出具的退伍证明，他的军衔是少校。
警官们把寇斯送到了布鲁克林的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医院，他被留院进行观察诊断。在寇斯被转到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市郊这家专门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医院之前，他收到了定期寄给他的伤残补助支票。利用莎侬在美国邮政检查署的关系人提供的情报，摩尔追查到了那里。
“我马上去。”格林大声说。
“好的，拉里，但是可能帮助不是很大，”摩尔回答说，“根据他的精神病医生所说，少校性格孤僻，经常显示出紧张性精神病的症状。当他有所反应时，大多数都是低低嘟囔的喉音。”
那天早些时候，一位陪审员通知麦克考恩法官她的兄弟突然过世，他的葬礼定在周一。法官宣布休庭至周二上午10点，双方均无异议。
“这样我们有四天的时间在那儿，”后来格林在电话中对布伦达·摩尔说，“直接找这个家伙的医生，看看他能否帮助。”
地区助理检察官沃利·戈斯欢迎审理的延期，这使他有机会和加布·培罗恩警员的律师进行谈判。由于这一新的进展造成了利益冲突的扩大，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和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克罗利共同向金斯县主管法官提出请求，任命克罗利担任特别检察官对培罗恩提起诉讼。
起初，给塞德里克·李昂斯牧师进行代理的律师和一些社区活动家感到愤怒，他们担心培罗恩不会因其种族主义的暴行而受到惩罚。为了减轻他们的忧虑，理查森市长邀请了李昂斯牧师及其家人、他所有的代理人和追随者在格雷西大厦和库珀及金斯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会谈。拉提根在库珀手下任联合工作处主任时，和布鲁克林黑人社区的关系尤其融洽。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克罗利。
克罗利说话并不拐弯抹角。“为1990年圣诞节时期被残忍杀害的三个人伸张正义以示纪念，不管这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仍要向你们郑重保证，除非培罗恩接受入狱服刑相当长的刑期，否则我们不会和那个凶残、偏执的恶棍达成任何协议以换取其证言。而且，我们会和李昂斯牧师及其律师商议服刑的刑期，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那天晚些时候，培罗恩的律师凯里·不来梅和地区助理检察官克罗利在萨福克县克罗利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会谈。不来梅缓慢地开口说：“根据新闻报道，你能给予我们的商量余地非常有限。”
克罗利面无表情，回答说：“凯里，我的年轻人，是你的客户没有给自己留下余地。如果他没有什么可以兜售的东西，那我们不如在这里探讨一下你写的证据规则方面的学术论文，而不要为你代理的那个卑鄙的家伙白费口舌。”
凯里·不来梅以前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手下的一位高级处级主管，他曾担任过布鲁克林律师协会会长，最近还被同行们选为颇具声望的纽约州律师协会会长。他现年54岁，是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撰写过五六部广受好评的法律教材，还是纽约市一家有名的为白领犯罪进行辩护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不来梅一般不会为像培罗恩这样的人进行辩护。其业务主要和一些行骗的金融家、偶尔也和被控腐败的工会领导、或者面临被判入狱并丧失律师执照的律师打交道。他同意代理培罗恩仅仅是给巡警慈善协会主席比利·莱利帮个忙。当利益冲突无法让巡警慈善协会的律师代理其成员时，莱利有时会聘用不来梅的律师事务所。
不来梅总是穿着整洁——三件套装配手结的蝶形领结，好莱坞电影中庭审律师所穿的制式服装，得体、光鲜。他乌黑的头发在头部两侧已渐渐向后消退，只在他高高的前额中部留下了一撮发尖。虽然他脸上带着一种永远的渴求的微笑，但代理像加布·培罗恩这样的人不来梅教授感到相当不舒服。但他是位律师，所以他要履行职责。
“但是，吉姆，”不来梅对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提出了异议，“加布·培罗恩是你的案子。拉里·格林驳倒了你所有的法医鉴定，所以你唯一的希望是目击证人。培罗恩是唯一另外一位在布什终点站现场的人。这个案件明显就是个处决式谋杀，他可以给你提供细节。”不来梅继续说的时候，克罗利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表情。“有了培罗恩，你可以为作案动机找到坚实的依据。霍尔特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斯科特·鲁本的人。他憎恨鲁本，因为在围捕布什终点站匪帮时他漏网逃脱了。你的探员们告诉你如果霍尔特没有被捕的话，他会策划杀掉培罗恩的。”
“好了，”克罗利听够了，“对每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培罗恩将面临5至25年刑期的判决。你知道麦克考恩法官的威望——他会判培罗恩在狱中连续服刑的。所以他还有啥好考虑的。如果他肯合作，我会请求法官判处他25年徒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他得服刑17年后才能换个地方。当然，只有牧师和他的司机同意才行。如果他不愿作证，我会请求判他50年，这会让他呆上34年后才能见到假释裁决委员会——如果他那时还活着的话。”
不来梅看起来很惊愕，虽然说真的他期待的结果并不比这个好多少。“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已下令在布鲁克林召集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整个周末我将和他们商谈。他们会在周一下午5点立案提起两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克罗利的办公室将把立案起诉的时间推迟到法院书记员办公室关门前的几分钟，以降低泄露给媒体的可能性。
克罗利现在站了起来，抓住不来梅的右肩。“凯里，在周一大陪审团立案起诉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诉辩交易了。”
41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医院，
1992年11月13日
“格林先生，恐怕寇斯少校对你或者对他自己都没有什么用处。”珍妮·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她是布里奇博特退伍军人管理医院负责精神病治疗的主任。
自布鲁克林转院过来的18个月里，对寇斯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大体上仍属于推测。当然，他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情况，其精神病医生的结论是，这和他在越南的服役有关。但是当他看起来清醒的时候，传统的治疗方法——目的是把他对越南的记忆与他当前的现实状况分开——看来对他不起作用，这让那些检查寇斯的体征图表、对他进行观察的医生们感到棘手。他被迫戒断了过去经常吸食的街头毒品，突然的停用造成了他最初病情的恶化。
“对大多数病人而言，”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大约六个月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这些症状将是长期的，会持续多年。”
她告诉格林和布伦达·摩尔，对于寇斯少校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有时候白天他看起来处于恢复期，但是就在他要上床睡觉前，他的状况会相当突然地发生逆转，而且经常做可怕的噩梦。
“你能确信少校的病情只是因其在越南的经历引起的？”对德·卢兹医生的分析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格林最后问了一句。
“格林先生，我们这门科学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推测的程度。在寇斯少校刚刚离开部队那段时间里，我们缺少对其病情的观察资料，没有它根本无法判断。但是理论上，如果少校经受过另外一次激烈的体验，那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很有可能出现反复。”
格林进一步追问：“如果给少校展示一些东西，能够重现这些暴力场面发生地的环境，例如，一张在越南丛林中作战的照片，或者某种类似的环境——病人在此目击了特别暴力的事情——那么这会带来反应吗？”
“这完全有可能，但是你想了解什么？”
拉里·格林转身对摩尔说：“布伦达，给德·卢兹医生看看那些照片。”
摩尔的手下在布什终点站已拍了十余张不同角落的楼层照片。摩尔还有霍尔特、鲁本、培罗恩以及其他一些受到指控的布什终点站匪帮成员的照片，同样还有一些和培罗恩一起逃脱的嫌疑犯的照片，在霍尔特发动突袭时，他们没有在终点站露面。
寇斯少校被领进了德·卢兹医生的办公室。寇斯身高不足6英尺，身形瘦削，这是他头脑清醒时因大量运动而得以保持下来的。他的头发呈银灰色，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使他看起来比他51岁的年龄老很多。他羞涩地默默一笑，作为打招呼，加上他的医院病人服和拖鞋，他看起来非常弱不禁风。
照片被贴在德·卢兹医生办公室两侧的墙上，并应格林的要求被遮盖了起来。精神病治疗医生坚持要求由她一个人来发问。她首先会问少校，他是否认得出这些位于布什终点站内仓库楼层的照片，然后再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中的那些人。拉里·格林定下了展示这些人照片的先后顺序。
一开始四张照片是在仓库内部拍摄的，寇斯少校对此没有反应。但是对接着的两张从仓库的上面楼层——摩尔的调查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寇斯的临时住所——拍摄的照片，他点头、咧嘴而笑，清楚地表明他是认识的。当看完楼层照片之后，格林感到他的手掌变湿了。霍尔特和其他人的照片被透明胶带粘在素描纸上，正面冲下放着。医生突然把纸翻过来，露出了照片，寇斯少校低头看着展示的照片，然后跳了起来，手连续地指着，开始尖叫起来：“是他，他，他！”
看护人员无法制服这名心神狂乱的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寇斯一拳重击在一位护理人员的脸上，其右眼上方被打出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另一位护理人员腰间被柔道腿法踢了一脚，立刻疼得直不起腰来。德·卢兹医生在寇斯开始大叫的时候，立即按响了警报，召来了六位身强体壮的护理人员，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再加上德·卢兹医生打的一针镇定剂，才把他制服。
“噢，上帝啊，现在我们该做什么？”一会儿之后格林问。
摩尔问精神病治疗医生药物或催眠是否能让寇斯少校进行一次有限的情况问询。
她迅速做出了回答，在格林看来太快了，而且对摩尔和格林两人来说太过专业和抽象。
格林大声说：“你看，医生。我有一位正在受审的年轻人，被控犯下三桩他没有犯的谋杀罪，而这个人掌握着关键的东西，所以该死的请不要这么快拒绝我们需要帮助的请求。”
德·卢兹医生没有料到格林会突然爆发，她反击说：“你再敢对我嚷嚷，我就把你扔出医院。我是名医生，不是魔术师。而且你应该很清楚，既然你已经亲眼目睹了病人的反应，我几乎无能为力了。”
摩尔举手示意格林——他的脸因暴怒而变得通红——冷静下来。“医生，一定有办法的。你能做些什么让他清醒过来？”
德·卢兹医生立刻表示了歉意。这位70岁左右、像祖母一样的精神病医生通常感情不会溢于言表，尤其是愤怒的情绪。她同情地看着这两个人，格林的脸上充满着焦虑，摩尔则带着一种她记忆中从未见过的失落之情。“先生们，我会努力帮助你们的，但是你们应该明白虽然催眠可以消除一些症状，但经常又会产生某种替代症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它会怎样显露出来。催眠对治疗受压抑情绪有效，在这方面，我当然会尝试，但是显然我要等上几天。”
“医生，”格林轻声并且情绪低落地回答说，“审理将在周二重新开始，也就是后天。我们没有时间了，而且这是种胜算不大的尝试。不管怎样，我们准备把你进行治疗的过程录下来。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来梅，你这个律师真他妈的混蛋。为什么你不干脆把我送进毒气室？”在里克斯岛监狱侧翼的特殊保护区一间隔离的等候室里，培罗恩在尖声叫骂。
这座监狱被称作“岩石”，关押着被判最高一年刑期的犯人、等待审判而无力支付保释金的人，还有像培罗恩这样单独收监、不予保释的有名的犯人，如果允许他们和其他普通罪犯混合关押在一起，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一名白人警察被控企图谋杀一位年长的黑人牧师，他在一个黑人囚犯比例很高的监狱里活不了多长时间。
不来梅一开始没有理睬培罗恩的挖苦讽刺，并等着他的怒火渐渐平息下来。然后他说：“你看，你没有其他选择，你是否要服完整个刑期这也不能确定。如果你能让这个疯子一样的警察杀人犯进监狱，判上三个连续的终身监禁，一切事情都会变成可能。我不能保证，但是我会在几年之后请求对你进行改判。
听到这儿，培罗恩喊起来：“几年之后？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不来梅提高了嗓门，“因为企图谋杀纽约市最受人尊重的牧师，还有企图谋杀他的司机，都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肤色。”
“噢，狗屎，我是正当防卫。”培罗恩回答说。
“好，咱们到此为止，”不来梅说，接着又高声喊道，“警卫，让我离开这儿。”
“嘿，等一等。”培罗恩突然哀求道。
地区检察官沃利·戈斯从座位上充满信心地站起来，带着一丝微笑宣布说：“法官大人，纽约州人民传唤纽约市警察加布里埃尔·弗朗西斯·培罗恩到庭。”
戈斯引导着培罗恩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为终场的大结局搭建舞台，即在法庭上当场指认。当目击证人面对着陪审团真的指认出某一罪行所谓的实施者，这是个充满刺激的时刻。
“我们的老大鲁本还有我在布什终点站碰面，分我们从当地毒贩手里收到的保护费。突然有两名西班牙人晃到了这层楼。我想他们看到了我们脚边那么多钱，这一定颇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声称前天晚上聚会时他把钱包丢了。正当我们思量该怎么办时，有人在这个楼层的那头高喊，‘警察，不许动。’老大和我毫不迟疑地朝安全通道跑去。老大跑出门时摔下了楼梯。我藏在门道里，拔出枪，做好射击准备。那个喊话的家伙从楼的对面穿过楼层跑过来。虽然灯光相当暗，但是我立刻认出了他。他俯身看着已经扔下枪、举手投降的鲁本。这个家伙喊着，‘你这个可耻的腐败分子，’然后开了两枪撂倒了鲁本。两个西班牙人双膝跪地、开始哀求。我看到他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朝一个家伙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然后把另一个家伙踢倒在地，用手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拎起来，在他尖声哀求饶命的时候，一枪射入了他的太阳穴。”
“之后你做了什么，培罗恩警员？”
“我逃走了。”培罗恩怯懦地回答说。
“现在，培罗恩警员，请你站起来，环视一下审判庭。你能指认出被你描绘为杀害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兄弟及斯科特·鲁本警员的那名凶手吗？”
“我能。”
“很好，指出他，并告诉陪审团他身上穿的一件衣服。”
培罗恩指着史蒂文，宣布说：“他就是那个人，他就坐在被告席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上衣。”
地区检察官戈斯郑重地说：“恳请法庭允许，恳请记录下培罗恩警员指认被告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杀害了所有三名受害者。”
“准许。”麦克考恩回答说。
“这真让人吃惊。”史蒂文对他的律师咕噜了一声。
现在该轮到拉里·格林让麦克考恩法官、戈斯、聚在法庭内的记者和听众们大吃一惊的时候了。他起身、充满信心地说：“法官大人，对这个人，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格林对“人”这个字，发音发得非常仔细，把两个音节分开以表明他对培罗恩的鄙视。他知道培罗恩做了伪证。
42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1月17日
戈斯站起来，笨拙地试图做出潇洒的样子，宣布说：“法官大人，这便是代表纽约州人民起诉的该案案情。”
“很好。”麦克考恩法官回答道。他转向格林，估计他会提出请求不予受理的动议，而这总是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时候进行的。他询问道：“格林先生，你需要陪审团退场吗？”
格林起身回答说：“噢，不，法官大人，我们准备继续。”
“很好。你们打算传唤证人吗？预计要多长时间？”
“不会很长，法官大人，因为我只将提出一名证人。”
“好，请继续。”
“我将传唤布莱德利·寇斯。”
就在这个时候，审判室的后门打开了，布莱德利·寇斯在布伦达·摩尔的陪伴之下，有点一瘸一拐地慢慢地走向过道。他穿着非常整洁，一套蓝色的三件套西服和浅蓝色的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衫，系着一条红、黑、蓝三色条纹的领带。摩尔护卫着寇斯来到律师席的入口，然后在前排坐下。寇斯从霍尔特和格林身边走过，并向格林恭敬地点点头，对陪审团和麦克考恩法官他也重复着这一动作。他踏上通往证人席的台阶，并按照拉里·格林之前教导他的那样站住。
“你发誓将陈述真相吗？全部的真相，别无其他，唯有真相，愿上帝与你同在。”法庭的书记员诵读道。
“我发誓。”证人回答说。
“请告知你的姓名、住地所在州以及职业。”
“布莱德利·寇斯，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少校。”
几分钟前，格林决定不对培罗恩进行交互质证，这激起了法庭内每个人的兴趣，尤其是陪审团的。他们愣愣地坐着，观察着寇斯的一举一动。
到了审理的这个阶段，新闻记者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最具经验的评论员，他们猜不出格林究竟想干什么。兴奋的气氛在积聚，欢迎他这位神秘证人的到来。克兰德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在法庭另一端正对着克兰德就座的地方，马尔维、莎侬和李·莫兰挤在一起。他们知道寇斯少校会说什么，但是他们也知道他的作证充满着危险。当寇斯落座后，他们期待地盯着他，并默默地进行着祈祷。
格林非常清楚他做的事情也许会让他的职业生涯突然终止。他充满信心、大步走到离证人席几英尺的地方，带着不常有的开怀笑容，他开始了。
早些时候，德·卢兹医生告诉拉里·格林，催眠治疗看起来奏效了。虽然她不清楚其成功背后的科学原因，但她相当确信这可以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格林决定向麦克考恩法官隐瞒这一事实，即寇斯的证词是催眠诱导的结果。格林律师当然清楚在纽约州这样的证词是不能被法庭采纳的，而且如果他的把戏被戳穿了，麦克考恩法官可以判他藐视法庭罪，并把他的行为提交到律师投诉委员会。毋庸置疑他们会建议予以惩戒，这很有可能将导致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尽管如此，格林认为他别无选择。
德·卢兹清楚其中的风险。“他随时都可能突然垮掉。既然你已亲眼见识过，我就不用再描述往事在他脑海中重现时那种火山爆发般猛烈的特性。你发问时要切记和缓，还有祈祷！”
“我希望在我的武器库里有那个，医生，”格林对此嗤之以鼻，“我是指祷告以及所有那些玩意儿！”
对那些自愿表明他们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观点的人，德·卢兹医生从来都不太适应，所以她只是以微笑作为回答：“很好，那我来祈祷。”
格林以温和但是坚定的声音开始发问。“你能回忆起退伍后你去了哪里？顺便问一下，你是如何从部队退下来的？”
“我是因为身体原因而光荣退伍的。我回到了布鲁克林，童年时代我住在这里。”
“那么你抵达了你的目的地吗？”
“没有。”少校回答说。
寇斯叙述说他会不时地短暂丧失记忆和意识，后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处大型仓储建筑内，后来他知道这就是布什终点站。他作证述说了他染上毒瘾和酗酒的过程，他是如何在一家仓库的高处楼层上搭了个像阁楼一样的安身之地，以及他是如何靠伤残补助金生活的。接着格林引着他谈到了谋杀发生的时间——1990年12月19日至20日凌晨。
“现在，少校，”格林继续轻声地说，“请你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在寇斯讲述的时候，格林一直控制着发问的节奏。他将告诉他的学生们，这一点很重要，在直接质证的时候，质证人不能让目击证人作答时进行长时间的叙述，这通常会使陪审员失去兴趣。在本案里这倒不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但是由于寇斯少校脆弱的精神状况，因此控制他直接作证的过程尤其重要。所以格林会用一些经过精心演练的词句——如“请在这里暂停一下”或“请允许我简短打断你一下”，小心翼翼地打断寇斯的叙述。
格林小心地引导着寇斯少校叙述了每一桩残忍的谋杀。在寇斯描述第一起谋杀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格林大气都不敢出。但是当少校生动详尽地回忆起一桩桩谋杀是如何周密进行时，他的回答清晰而且缓慢。
当寇斯少校结束了这部分证词后，格林退到陪审席的后部——这里正对着位于审判庭另一侧被告人就座的桌子，然后对麦克考恩法官说：“请法庭准许，我能否让被告站起来？”
“当然可以，格林先生。”法官回答说。格林向史蒂文示意，他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寇斯少校，”格林坚定而且自信地问，“你能指认出你看到的那个谋杀了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以及后来杀害了斯科特·鲁本警员的人吗？”
“我可以。”
“请把他指出来，用他身穿的一件衣服指证该人。”
当寇斯起身伸出右手、展开食指的时候，他开始哆嗦起来。这一瞬之间，格林真的念起了他在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区的正统犹太小学里学到的一小段希伯来语祷文。当格林做完祷告的时候，寇斯以有力的嗓门说：“他就是那个人，坐在预留给警官的那排座位上，那个穿着灰色防风上衣的胖家伙。”
麦克考恩法官站起来，命令道：“你，先生，亮明你的身份，现在。”
戈斯跳了起来，大声说：“等一下，我要对该证人进行交互质证。”
麦克考恩回答说：“肃静。”
现在宽敞的审判庭乱成了一锅粥。记者团像训练有素的军事小队一样一跃而起，朝克兰德的方向冲去。一些听众、霍尔特的警察朋友站起来冲克兰德叫喊。而克兰德开始寻找逃跑路线。
麦克考恩站起来，使劲敲着法锤，命令保持肃静，并指示法警们控制住审判庭。接着他下令让陪审团退场。当最后一名陪审员离开法庭后，麦克考恩指着克兰德，对莫莱利下令说：“警督，逮捕那个人。”莫莱利迅速把克兰德的手铐在背后，押解他走向审判庭后面的囚禁室。
43
福里尼餐厅，
1992年11月25日
这是一个周三下午的傍晚时分，福里尼兄弟对公众关闭了后面的房间，而留给史蒂文·霍尔特的庆祝活动，这是少有的特例。除了史蒂文和他的未婚妻李·莫兰之外，人群中还包括了罗伯特和莎侬·马尔维夫妇、拉里·格林和三位地区助理检察官——布鲁克林区的库珀、昆士县的拉提根以及萨福克县的克罗利。一张大桌子占据了福里尼餐厅后面房间内的大部分空间，布伦达和佩吉·摩尔夫妇坐在正中央。除了庆祝之外，所有人都想听布伦达描述一下他和他的侦探们是如何找到士兵的——寇斯少校，以及如何导致戏剧性地撤销对史蒂文的指控而逮捕了克兰德这种种情况。
摩尔在短暂退休之后，再次品尝到了万众瞩目的滋味，他现在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根据摩尔和侦探们对克兰德及其成员保护的贩毒团伙的头目们和加布·培罗恩进行的询问拼接起来的。为了尽力能把他的刑期减少一些，甚至连克兰德也急切地表示愿意合作。这没有成功！
“布什终点站匪帮被破获之后，史蒂文，正同你记得的那样，你的小队开始有条不紊地铲除在克兰德警司及其团伙成员的保护下进行贩毒活动的团伙。但是克兰德为两名漏网的贩毒团伙头目制订了一份计划。”
“嘿，多明戈，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其他的团伙都完蛋了，你和戴维斯就控制了整个东纽约。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克兰德在布什终点站一号楼的顶层把他的计划向两名贩毒团伙的头目简单概述了一下，他们和斯科特·鲁本及加布·培罗恩一样，被他的胆大妄为所震住了。仅在一周之前，从这处商业综合设施中——虽然是在终点站对面的七号楼，他手下的几名成员戴上手铐才被抓走。尽管是多明戈·桑切斯向警方报的信让这些警察被捕了，克兰德却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决定重新启动全面的运作。之后他会把计划解释给鲁本和培罗恩听。
“你们瞧，这两个杂种可不会计划什么时候去开一家汉堡王或麦当劳。没有了竞争，他们的生意将会迅速红火起来，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保护。仅仅在上周，霍尔特和他的女童子军已经开始突袭桑切斯和戴维斯控制的所有场所。”克兰德继续往下说的时候，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那个该死的菜鸟警司提高了我们的身价。”
鲁本提出异议说：“但是老大，我们可都是被警方盯着的目标。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和其他人合作，而且——”
“斯科特，年轻人，”克兰德打断了他，“他们什么狗屁都抓不到，即使那些衰人企图把我们卖了，他们仍然狗屁都抓不到，因为我们是共犯。”克兰德然后以学者的口吻引述了法律条文：没有确证的事实，或者独立的证据，仅仅依据其他共犯的证词，是无法认定一名共犯有罪的。“而且，”他劝说道，“还有两年不到时间，我们三个都要退休了，我们从桑切斯和戴维斯这群家伙那里再大捞一笔，我们以后就再也不会为钱的问题担忧了。”
戴维斯和桑切斯都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但是他们也知道一旦风声一过，他们不再受到严密监视之后，随着他们毒品交易的迅速发展，他们需要保护。不仅是霍尔特的打击提高了保护的价码，紧俏的高纯度可卡因的街头售价也上涨了三倍。
“操，那个家伙冷酷无情，但是我们除了和他打交道，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呢？”桑切斯对摩尔手下的一名侦探说。
所以在布什终点站一号楼的碰面、收钱继续进行，虽然日子在轮换——这天是周二、那天是周一，倒不是因为克兰德认为这种策略更安全，而是因为它让所有其他人感到更安全。他甚至会把会面地点改到这间空仓库的不同楼层，提醒其他人说这可以避免被精密的监控设备所发现。
继续照常进行交易的决定也许能减轻些鲁本和培罗恩的恐惧，但显然这是极其愚蠢的，注定要在克兰德面前破灭。它会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存在着克兰德无法控制的情况。每次他们在一号楼第四层会面时，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发现有一双眼睛从高高位于工厂楼层上方的一个临时阁楼之上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双眼睛属于一个忧虑、疲倦的人，脸上经常挂着泪痕。
布莱德利·寇斯的眼睛在那几个晚上就会瞪得溜圆——在废墟残骸之间，三名白人会聚在一起，点着成堆成堆的钞票，比他这一辈子见过的钱都多。东纽约的毒品交易被多明戈和桑切斯垄断后，生意激增，收的钱也随着增长，一直涨到平均每周约为15,000至20,000美元之间。
寇斯看到的越多，他就越感到迷惑。他呆的地方离天花板太近，根本听不见什么，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盯着他们例行公事般地数钱、然后分钱。他发现三人中最胖且年纪最大的那个人看起来是他们的头儿，分的钱最多。
就在这些奇怪、秘密的会面发生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恐惧攫住了他的双眼，他目睹了一幕触目惊心的恐怖场景。这把寇斯少校吓坏了，他离开了他的避难所，从此在邻近地区销声匿迹。
海勒姆·罗德里格斯26岁，在1989年夏天从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的郊区移民到布鲁克林。海勒姆身体较瘦，但是强壮有力，英俊、黝黑，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拉丁情人的形象。他总是笑容灿烂，其魅力极富感染力，在庞斯大学的校园中极受欢迎。他毕业时成绩在班上排名第三，获得了电机工程学位。但是他的班级排名、完美得体的着装以及他的智慧和其他社交技能根本就无所谓，因为在波多黎各国内各地就没有适合电机工程的工作。
纽约的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被迫在一家电器公司当学徒，它位于终点站三号楼。报酬还算说得过去，而且他很有希望拿到一张势力强大的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第三地方分会会员证。几个月之后，海勒姆为他最年幼的弟弟雷蒙找到了一份做工的差事。雷蒙刚满18岁，看起来对未来漫无目标，再加上对其家乡吸食毒品的青少年日益增多的担忧，海勒姆说服雷蒙来布鲁克林和他呆在一起。当雷蒙在1989年感恩节前到达的时候，海勒姆已经为他的小弟弟找到了一份工作。
每年，雷波电气公司的老板西德·雷波维茨——他与摩尔合作，提供了罗德里格斯兄弟的背景信息——会为他手下约20名员工举办一场庆祝圣诞和光明节的活动。参加聚会的庆祝人群不断增加，到了几百人，有所有雷波电气公司的客户、他们的配偶以及朋友。人群中也包括一些来自第72辖区的警察，对在终点站内落户的企业的要求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这已成为了一种惯例。布什终点站的管理和维护人员也在受邀之列，他们打折出租聚会用的场地，而且同意聚会时可使用一号楼平时空闲的其他楼层，西德·雷波维茨借此表示谢意。1990年的庆祝活动定在12月18日。请柬上允诺提供许多食物、饮料，还有一支六人乐队为所有人助兴，“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我的天哪。”雷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呻吟着说。
“嗯，拉米，”海勒姆用他弟弟的爱称回答说，“有多少次我都告诉过你不要过度暴饮。”
“好了，好了，别再给我说大哥哥那套屁话，给我些阿司匹林。”雷蒙高叫道。
“噢，该死，”海勒姆一边找止疼片，一边叫道，“我找不到钱包了。”
在公寓里搜寻一番后毫无发现，兄弟俩决定先去上班。海勒姆利用挂失两张信用卡的时间，去布什终点站的保卫处询问是否有人拾到了钱包。回答是没有，但是他们承诺当天晚些时候，保卫人员会去一号楼查看一番。海勒姆回忆说里面大约有60美元的现金，既然他可以挂失信用卡，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兄弟俩决定下班后回到布什终点站去找海勒姆的钱包。
“好家伙，你们都来看看。”当斯科特·鲁本把袋子里装的钱倒出来的时候，面对这一大堆钱，乔·克兰德怔住了。能让加布·培罗恩哑口无言的时候很少见。他瞠目结舌地看着，然后发出了一声响亮的长口哨。
“这不是10美元、20美元一张的，看起来是许多50美元、100美元的钞票，”克兰德继续问，“我想知道我们得了多少？”
鲁本得意地笑着说：“头儿，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去数，但我忍不住——”鲁本的话说到一半被打断了，克兰德用非执勤时使用的自动手枪的枪柄重重砸在他脑袋的侧面，接着对鲁本的裆部狠踹了一脚，他痛苦地哀号着倒在工厂地板上。
“下次，你放老实一点，你这只该死的小黄鼠狼。”
鲁本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惊恐地抬头看着克兰德。
“好，他妈的有多少钱，或者我是不是该问曾经有多少？”克兰德愤怒地尖声质问道。
“老大，我以我死去父亲的名义发誓，我点过钱，但一个子都没动过。有19,350美元。”
“哇。”培罗恩喊道。
“把你的口袋掏空，狗娘养的。”克兰德命令道。
“老大，请不要，你不相信我吗？”鲁本哀求说，“我向你发誓，我没有留一分钱。请不要这样对我。”
克兰德把满满一匣子弹装入手枪，向后拉开枪的滑杆，子弹进入枪膛，然后他打开保险栓，尖叫道：“他妈的把你的口袋翻个底朝天，快。”
突然培罗恩大声喝道：“你们他妈的在看什么？”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从附近的一处楼梯井里冒了出来。培罗恩从他脚踝处的手枪套里拔出手枪，命令兄弟俩把手举到空中。
兄弟俩无法不盯着地板上的钱看，然后又盯着浑身哆嗦的鲁本以及满脸惊愕的克兰德。克兰德立刻缓过神来，喝问道：“你们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
为了掩盖恐惧，海勒姆慢慢地回答说：“这是我的小弟弟。我们俩都在终点站里的雷波电气公司上班。我们昨晚在这幢大楼里有一场圣诞晚会，我把钱包弄丢了。”
“这层楼没有晚会，”克兰德打断他，“所以你们他妈的来这儿干什么？”
海勒姆感到克兰德的愤怒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对雷蒙以及自己的担忧使他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他回答说：“是没有，先生，晚会不是在这层楼，但是我觉得也许有人找到了我的钱包，把钱拿走后，把钱包扔在了大楼里的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每层楼都找过了。”当然，这是实话，但是在惊恐之下，海勒姆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假话。
克兰德高喊道：“脸朝下，趴在地上。”克兰德用手枪指着海勒姆说，“如果你拒捕，他妈的我就一枪崩了你的脑袋。”海勒姆的抗议于是戛然而止。
高高位于工厂这层楼的上方，布莱德利·寇斯栖身在他几年前搭建的用来睡觉的小阁楼内，他不明白，或者说不太相信发生的事情。寇斯相信克兰德要准备杀斯科特·鲁本，他惊恐地看着。当罗德里格斯兄弟闯进来中断了这一戏剧性场面时，他的恐惧平息下来。他猛喝了一口葡萄酒，打了个饱嗝，长叹了一口气。但是当克兰德命令兄弟俩趴到地上，他短暂的平静心情就结束了。这立刻让寇斯少校回忆起他在西贡亲眼目睹的死亡场景。南越正规军的士兵包围了两名青年人。年轻人刚趴到地上，正规军士兵们手中用来装备美国陆军的M16自动步枪便开火了，无助的受害者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很快，从年轻人枪痕累累的尸体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地面。当寇斯回忆起那场噩梦时，他感到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冒汗。
兄弟俩立刻听命，趴到地上。克兰德对鲁本和培罗恩说：“别让这些家伙乱动。我马上回来。”
寇斯知道没事了——至少就目前而言。他又拿起葡萄酒瓶喝了一口。
培罗恩在克兰德身后喊：“老大，你要去哪儿？”
“你别管。只要让那两个蠢货别出声。我马上就回来。”克兰德扭头喊道。
克兰德知道霍尔特——“那个他妈的童子军”——去纽约州北部拜访他的舅舅去了。现在轮到克兰德对霍尔特的背叛进行报复的时候了。拿着万能钥匙，克兰德快速、安静地从后门进入了第75辖区的地下室。现在正好刚过午夜，克兰德知道房间中的大部分人都出去巡逻了。一会儿之后，他站到了标着“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司”的储藏柜前。他轻而易举地打开锁，在柜子底层的后部有一个箱子里是霍尔特的.38口径警察专用佩枪。克兰德用自己的手帕裹住手枪，把武器放进一个小帆布挎包中。不到45分钟，他驾着客货两用车驶回到布什终点站一号楼。
克兰德快步走过工厂的楼层，他紧紧地抓住霍尔特的手枪枪柄，它仍被包在手帕里，以免留下指纹或掌纹。他把枪遮在身体的侧后部，所以不太容易被人看到。
寇斯看到了克兰德在做什么，他在一旁望着而无可奈何，他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克兰德没有搭理培罗恩的招呼，“嘿，老大，这时间还不算长，是吗？”
海勒姆与雷蒙还脸朝下趴着，和警司离开工厂时的姿势差不多。克兰德朝他们的方向走去，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们。
寇斯惊恐地看着。克兰德走到兄弟俩那儿，他跪在海勒姆脑袋旁，把枪抵在他的太阳穴上。扣动扳机的金属咔嚓声后是“砰”的一声令人难受的枪声，短促清脆，在空荡荡的楼层内回响。
“你干了什么，对我的哥——”雷蒙永远不能说完这句话了，因为克兰德一脚踢在他的脑后。克兰德迅速弯下腰，把枪抵住他的太阳穴，然后完成了处决过程。克兰德仔细地检查了两人，每人在太阳穴左边都有一个弹孔；他看起来很满意。
寇斯开始干呕，然后吐了出来，他尽量压低声音。突然他就一下子昏了过去。
“老大，你他妈的这么做究竟为什么？”鲁本打破了沉默，表达出他和培罗恩感到的困惑、震惊。
“他妈的把你的口袋掏空，你这堆狗屎。”克兰德往后拉上手枪的击铁，指着鲁本，喝令道。鲁本从他右边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三张100美元和四张50美元的钞票。同时，他双膝跪地，啜泣着哀求道：“老大，请饶了我吧，我求你了。”他转向培罗恩说，“加布，请帮帮我。”
克兰德松开击铁，把枪放回挎在肩上的枪套中，冷冷地说：“我们还有活要干。我们走吧。”
海勒姆和雷蒙的尸体被分别裹在沾满油污的毯子里，装进客货两用车的后面，之后克兰德和其他两人出发开往萨福克县的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肆虐的暴风雪使开车变得艰险，但是这没关系，因为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让约瑟夫·克兰德警司相当满意。他一边笑着一边想，最精彩的还没发生呢！
他们在沉默中行进着，主要是因为鲁本和培罗恩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而且也不敢问，也因为克兰德在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在思考……进行谋划。
在回布鲁克林的路上，大约在清晨5点半，当客货两用车穿过了昆士县和布鲁克林的分界线时，克兰德命令鲁本开车回到布什终点站。“让我们检查一下工厂。我要确信那儿没留下什么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东西。”
“当然，老大。”鲁本回答说，相信自己已挺过了危机。
通往第四层楼的门被打开，声音把寇斯少校从沉睡中唤醒了。他从阁楼侧面上方望着三人走到房子的中间。他们很快把带着的三个袋子里的钱倒在地上，开始数钱分赃。寇斯被这堆钱的体积惊呆了。当克兰德和培罗恩点完他们各自袋中的钱后，警司从跪在他那袋钱旁的姿势慢慢起身，朝斯科特·鲁本走去。转眼之间，克兰德掏出了霍尔特的手枪，枪柄仍然包在手帕中，子弹利落地击中了鲁本的耳朵后面。之后是一种诡异的死寂，培罗恩和寇斯都被吓呆了。
最终克兰德的靴子声打破了寂静，他走到鲁本的钱堆旁，把它散开，开始分钱。然后他头也没抬地说：“加布，永远不能相信该死的小偷。”
鲁本的尸体像木乃伊一样先用床单裹好然后再裹在塑料布中，以减少腐烂而发出的臭气。然后尸体被抛在一号楼地下第二层的后部，在一家早就被布什终点站的管理人员遗忘了的废弃的工具车间内。
当克兰德准备实施其诡计中的最后一部分时，鲁本的尸体会被发现的。
当摩尔讲完之后，没有人说话。让大家来理解这样的堕落行为——由一名纽约市警察制造的滔天罪恶，这太困难了。
地区检察官克罗利描述了培罗恩面临着将被判终身监禁的徒刑时，他是如何对新加的伪证指控认罪伏法的，以及他是如何同意作证指控克兰德的，同时还将按照先前的协议对他进行判决。之后，克罗利对大家宣布说他将亲自审问指控克兰德的案子。
后记
陪审团用了不到七个小时便认定指控克兰德所犯三桩二级谋杀罪的罪名成立。
就在1992年感恩节之后，迈克尔·麦克考恩法官判处约瑟夫·克兰德连续三个25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克兰德被关押在阿提卡州立监狱。他是名警察，所以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直到服完75年的徒刑后他才有望获得假释资格，这意味着他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
加布·培罗恩将服刑12年半至25年，也在阿提卡州立监狱。同样他也是和其他普通囚犯隔离关押。
内文斯警察专员于1993年提早退休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他的改革得到了继任警察专员们的支持，系统性腐败没有再次出现。专员们得到了一批新培养出来的立志要防止循环性腐败再次回归的警监们的协助。
布伦达和佩吉·摩尔夫妇退隐安享卢考特角的恬静。
罗伯特和莎侬·马尔维夫妇仍然居住在纽约州的德里。
肯尼·J.拉提根在1993年秋再次当选为昆士县地区检察官。
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巴迪·库珀于1993年退休，和他的妻子布定居在以色列。拉里·格林仍然在做律师。
在1994年的秋季选举中，地区检察官吉姆·克罗利击败了州长大卫·劳雷尔，成为纽约州20年来第一位共和党人州长。
1995年6月，迈克尔·麦克考恩法官被克罗利州长提拔进入纽约州上诉法院——该州的最高法院。
沃利·戈斯从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辞职，被克罗利州长任命为纽约州的总督察，这是该州的廉政监察机构，具有调查纽约州任何机构的管辖权。
在拉提根获得连任以及新市长选举之后，伯纳德·普莱斯勒于1993年11月辞职。他给地区检察官拉提根写了下面这封信：“肯尼，现在是时候了，我该离开这匹旋转木马了。我骑得不错，但是到了该走的时间了。请保重，伯尼。”普莱斯勒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可以和前警察专员卢·加尔多以及前部门总警监“小甜饼”凯斯·诺兰一块儿没完没了地打高尔夫球。他们从不谈工作的事情。
至90年代中期，当普莱斯勒的改革成果“打击犯罪”成为纽约市警察局的制度之后，纽约市的恶性犯罪率直线下降。
抵达纽约的多米尼加和牙买加家庭达到了创纪录的数量，他们的领导层下决心要把贩毒分子清除出他们的社会。相应地，在大字新闻标题中“多米尼加毒贩”以及“牙买加贩毒团伙”这样的字眼也不再出现了。今天，纽约市的多米尼加人为美国棒球联合总会输送球员，因此而闻名。每年劳动节牙买加人则在布鲁克林举行的加勒比狂欢大游行中独领风骚，这是全美境内最大的盛装游行活动。
针对史蒂文·霍尔特的所有指控被撤销后，内文斯专员很快将他派往纽约市警察局的紧急勤务小组。“你知道，史蒂文，”他说，“如果不把你派到紧急勤务小组，你的舅舅罗伯特将不会原谅我。”
2001年9月11日，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督——任职于紧急勤务小组一号车队——和他的拍档来到世贸中心的受灾现场。两位警官都进入了世贸中心的二号塔楼，通过楼梯井向上搜救被浓烟困在第四和第五层楼之间的大批平民。当到达第四层楼时，他们开始对楼梯井内的人高喊：“我们是警察，警察，朝这个方向往下走。”
史蒂文听到一位妇女的声音：“感谢上帝。我们来了，警官。”
突然警察指挥中心广播说：“中心呼叫所有单位，这是紧急情况。你们马上撤出世贸中心二号塔楼，K（完毕）。我再重复一遍”——声音显得很急迫——“马上从世贸中心二号塔楼撤离，K。”
“指挥中心，”霍尔特回答说，“这是紧急警务小组一号车队，我们正领着一群平民离开二号塔楼，完毕。”
这是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督留下的最后通话记录。他和他拍档的遗骸都没有找到。史蒂文·霍尔特殉职时37岁，他和妻子李是三个孩子的父母。
作者寄语
这个故事中的许多部分都是真实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市警察局许多部门内都存在着系统性腐败，但是重要的是，我承认纽约市警察局为了根除有组织的警察腐败、表彰那些有责任感的警察而进行的巨大的积极变革。
首先，雷蒙德·凯利在大卫·N.丁肯斯市长手下担任警察专员时，对由退休法官弥尔顿·墨伦领导的专家小组针对警察腐败展开调查后提出的建议反应非常积极。凯利专员把内务处的名字改为内务局，并精心选拔了一名三星总警监担任领导，其工作直接向专员汇报，从而提高了其在纽约市警局内的地位。另外，专员还鼓励经验丰富的高级警官们去内务局服役，同时招募从事户外警务工作的各种级别的警察，向他们灌输根除警察腐败的思想，并进行培训。凯利采纳了默伦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且更加大刀阔斧，他设计了一幅广阔的蓝图，他相信这会让反腐工作在他的部门内制度化。
由于市政管理层的更迭，凯利专员没有得以留任。但庆幸的是，他的继任者们头脑清楚、睿智，继续执行他旨在结束循环性警察腐败问题的蓝图。一个多世纪以来，循环性腐败一直困扰着纽约市警察局，大体上每20年就会出现一次。
在迈克尔·R.布鲁姆博格市长任期内，雷蒙德·凯利再次出任警察专员，他继续把其部门的廉洁性视为重中之重的问题。在他的努力过程中，他不仅得到手下总警监们的支持，还得到了各警察工会的帮助，特别是成员人数最多的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同样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代表其他高级警官的工会组织。
故事中关于两个丑闻缠身的警察单位的事情大体属实，而故事中虚构的部分旨在说明警察腐败是如何造成两名警察的悲剧并导致谋杀的。
（李钟涛：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韦清琦：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