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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数十年以来，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其定义也日渐完善，诸如格劳特费尔蒂、布依尔、斯洛维克等生态批评家通过各自的定义诠释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该批评运动的缘起和今后的方向。总的来说，鲜明的叙事性、对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的注重以及行动主义精神或许可以作为其定义的较新阐释，这与国内比较强调的美学层次的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文艺学)形成了一定的对照，也为建设性的对话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关键词：生态批评 定义 中国的接受 生态文艺学
       作为文学研究中的绿色运动，生态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自美国兴起后，便借助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如今在国内文学批评界，由于外国文学研究学者的译介和本土文艺理论家的积极接受及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生态批评正处于兴旺勃发的时期，其相关术语如环境主义、自然写作、生态文艺学等都已不再陌生。在比较文学领域，生态批评的出现也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因为文学研究已不仅可以穿越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本身。文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不断对话的体系。生态批评正是在学术的前沿展示了这一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关的人文学科都在“变绿”，如有史学家提出自然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这出史剧的舞台，它本身也参与了演出；人类学关注文化与地理的关系，重视考察生态环境对民族形成的关键作用；在心理学领域，有学者认为人与自然的疏远成为社会、心理顽疾的根源；哲学则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特别是生态伦理学已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之一；甚至还有神学家也宣称环境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在《21世纪批评导论》中对生态批评作了重要评析的学者凯特·瑞格比也说：“文学批评家，特别还有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对于文化、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思考的变化反应迟钝，这已是臭名昭著的事实，而相邻的学科，首先是哲学，其次还有神学、政治学、史学，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对此进行表述。”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当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使文学研究得以转型，同期的环保运动却无此效应。这并不是说相关研究就没有，但学者们往往各自为阵，没有组成学派，彼此也不相呼应，难以进入主流。因而，虽然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产生于二十多年前，但到80年代中期学者们才开始携手合作。随着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如1991年现代语言学会[MLA]主办的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化”的研讨会)、机构(如1992年创办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和刊物(如1993年创办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的诞生，90年代生态批评终于作为一场颇有声势的运动在学术界兴起。生态批评家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在她和哈罗德·弗洛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的序言部分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她指出文学理论已经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以往文学理论大多将“世界”同义为社会，而生态批评的“世界”则包含了整个生态圈。这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格劳特费尔蒂的定义似乎是一只孔洞过于阔大的筛子，宽泛的准入机制一方面显示了这一批评潮流潜在的容纳能力，另一方面也招来众多非议：这只筛子最终能留住什么来打造自己的招牌?生态批评自身具有特色的理论建构从何而来?这股始终以“生态”为关键词的新兴力量能走入批评主流，能永远“有话可说”吗?在文学理论界，这股新兴的环境批评运动带给人的经常是一些前所未有的矛盾的情感和评价：同情伴随着怀疑；理解却又排斥；肯定其“锐气”，否认其“底气”。然而从生态批评目前的发展来看，生态批评家也正在通过理论上努力完善对生态批评的描述来消除学术界对它的偏见，尽管这其中很多偏见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作祟的结果，所以具有讽刺性的是，生态批评的弹药与靶子往往是由其敌对方提供的。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劳伦斯·布依尔对生态批评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注：参见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另外，布依尔自己亦给出过一个简明的定义：“在一种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30.)首先，他认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这也是生态批评家和环境文学作家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的一个原因。其次，他认为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事实上，生态批评家中有不少接受过良好的理科训练。他们的研究路线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谁要是只执著于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身，那么是无法做一个生态批评家的。第三，“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起初使用它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这些作品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比今天简单。比如，许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这特别表现在“第一波”生态批评运动中，当时其中比较激进的学者过多地表现出反理论、反现代主义的倾向。然而目前情况已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已处于“第二波”生态批评之中。第二波生态批评是以如下前提为出发点的：i)所有形式的话语在原则上都可以充分地成为“环境”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体裁；ii)“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事情，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以各种形式包括了全球所有国家)，不仅关乎相对较少的人类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也关乎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iii)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
        事实上，许多生态批评学者都在着力界定着这一不断崛起的运动，而定义的发展也反映了其本身的走向。笔者于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有机会访问美国生态批评的重镇——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其间接触到不少生态批评运动的一些标志性的组织、刊物及学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以及格劳特费尔蒂、迈克尔·布兰奇、斯科特·斯洛维克等生态批评家。尤其在与内大环境艺术与人文中心主任、《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的主编斯洛维克的密切交流中，笔者了解到了生态批评定义及发展的最新情况。斯洛维克在其新作《生活的品位与守卫：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中指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既指以任何学术路径所进行的对自然写作的研究，也反过来指在任何文学文本中对其生态学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这些文本甚至可以是(貌似)对非人类的自然界毫无提及的作品。这一在美国欣欣向荣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不仅是对美国自然写作杰出的艺术成就的反映，也显示出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对非人类自然界的重要意义及脆弱性的意识”。可见，生态批评家们正在力图打破人们一向持有的偏见，即生态批评是对环境文学的批评，而事实上它正在发展为一种文化批评。
       斯洛维克还进一步就一些生态批评有必要思索的基本理念/策略作了进一步说明。第一，生态批评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生态批评家应该将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分析的策略来对待。其目的不是与文学本身竞争，而只是为阐明并鉴赏阅读的语境——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作为服务于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的生活的语言来加以亲近。斯洛维克警告道：“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学术研究退化为一种干枯的、知识分子的高级游戏，毫无活色生香可言，根本脱离了实际经验。得同时去迎接世界和文学，找出两者的关联及交叉的部分。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分析、解释文学——或者讲述你自己的故事，然后再展示出与世界的接触是如何塑造你对于文本的反应形式的。”第二，生态批评注重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功用，摈弃学者的平衡与中立姿态。这实际上是生态批评反对形式主义研究的倾向的继续。斯洛维克说：“我日益感到，文学其实绝不仅是一种智力玩具，创造出来供脑袋灵光却‘不用负责’的批评家消遣的，而这些批评家是一向反对就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表态的。”斯洛维克宣称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身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与人的价值和态度密切联系的，这与我们中国学者将文学看作人学的立场是一致的。第三，生态批评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t)运动，即是一种走出书房，走向社会和旷野，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的批评。斯洛维克在其间强调交际的简练，即用平实优美的语言写作，避免繁缛的俗套，而真正实现交际的功能，实现对最大受众群的鼓动。此外还要广泛接触其他学科的学者，接触社会运动，当然还有身体力行地接触大地：“假如我们这些在大学教书的人还能记得留心自然，假如我们还没有迷失在讲座、理论、文本和实验室里的话，那么也许还能有用于社会。一个分量十足的警告：生态批评家(以及我们在其他环境学科的同仁)不仅要去接触文学，不仅要相互接触，还要接触大自然。”
        生态批评对强调政治正确性的学者、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对其他处于边缘地带的群体(如女性、少数民族团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社群)是十分具有亲和力的，它所力图去解释的环境、社会问题，也是全球性的挑战，因此，也因为中国传统深厚的自然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在中国的接受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事实上中国学界早已超出了“接受”的范畴，而更趋向对话和重构，显得比以往迎接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时更有信心和实力。早在2000年，苏州大学的鲁枢元便出版了《生态文艺学》，这本著作试图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文艺创作的能量和动力、文艺欣赏中的信息交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赓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上看，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较少来自欧美生态批评的影响，是独立的成果。他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生态批评并展开与国际前言学术的对话提供了极有参考意义的理论框架。由鲁枢元主编的一项宏伟工程——《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已于2006年出版，这应是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里程碑式的出版物，以语录体的形式全面收进古今中外著名学者的生态思想精华，成为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是对生态美学思想的重要贡献。作者指出生态存在论哲学观是在当代生态文明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学术思潮，他由此出发提出了人的生态本性理论，包括人的生态本源性、生态环链性与生态自觉性。在生态存在论哲学观的学理基础上，直接产生了以海德格尔后期美学思想为代表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曾先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刷新了存在论哲学，认为其表达的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的新人文精神，而积极的人文关怀都应具有自然的和生态的维度。
       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则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本书以时间为序同时也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在导论中给国外的生态文学下定义道：“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这一定义的确立至少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其他著作还有张皓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余谋昌在《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张全明和王玉德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徐恒醇的《生态美学》，王学谦的《自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多种。
       有关生态与文学、美学问题的学术会议在近几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2年6月于苏州大学召开的“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提出，应把文学艺术放在整个生态大系统中加以阐述的研究策略；当代文学艺术应当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奉献。文学艺术应当走进自然、关爱自然、佑护自然，重振“自然之维”。这不仅仅指文学艺术创作中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营造，更体现出一个文学艺术家的良心和职责。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提出了生态文艺领域的许多命题，还在于整合了其实业已存在的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力量。2005年8月19—21日，“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崂山康成书院、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与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此次会议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问题上一次大规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对话，是对1994年以来十年间我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的一次学术检阅和总结，也是对未来时期我们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韦清琦 袁霞，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