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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于世，除了解决衣食住行的现实问题，人常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我们寄托精神、心灵驻留和灵魂归依应该在哪里？
       对此，基督教这样解释：第六日，上帝造人，而后，人以原罪被驱逐出上帝的天国，世代承受苦难，等待救赎。然而耶稣降世，却并未完成拯救之使命，人继续在痛苦和希望中，等待基督复活，末世降临，最终审判来到。宗教就这样以《圣经》的史传，建造起乌托邦的理想王国，告诉我们到达彼岸、到达那个不可预测不可解释甚至不可验证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怀着信仰、希望和爱——“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但是，科学却顽强地质疑、验证、解释着这原始而朴素的“福音”。罗素在其《宗教与科学》一书中曾历述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似乎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在科学进步面前一步步退却，神的光环从纪年的数字上撤去。可以说，这一千年尤其是最近的数百年，是科学改变和造就了世界。
       科学和宗教谁会被谁征服？科学最终能否解码宗教？二者之间的交锋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中生发产生的诸多幻想、想象抑或悬疑带来的兴奋点每每值得期待。从电影《第六日》到全球畅销的《达·芬奇密码》，再到这部由迪迪埃·范考韦拉特所著的、并荣登法国《读书》“20部年度最佳图书”金榜的科幻小说《克隆救世主》，都暗合了人类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彷徨和游移。
       《克隆救世主》首先讲述了一个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基督“重生”的传奇。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2025年，小说中的主人公吉米·伍德是一位32岁的中年男子，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6岁时，继父母在路边捡到了从某个医院神秘逃出的他，然而温馨甜蜜的家庭生活依然不属于他，两个哥哥用尽残忍的方式虐待他，17岁时，他被彻底驱逐出这个家。他四处流浪，最后成了维修工，为富人们维护游泳池维持生计。他体重超重，相貌普通，忍受着失恋的苦痛，还和刚在泳池边认识的女人完成了一场失望的做爱，生活几乎是一团糟。就在这时，白宫的三名要员犹如当年朝拜圣子的三圣人，为他带来了属于他的“第六福音”：
       “你们想说……你们试图让我相信，我是从一块布上的一摊血里生出来的?”
       “不是随便的一摊血，也不是随便的一块布。”多诺威神父微笑着说。
       “您可能是，”神父小心翼翼地接着说，“也只能说可能，您是《福音》中宣布要回来的救世主……”
       “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不带有任何神性的实验室产品。”法官结束了神父的话。
       就这样他们不容分说地宣告了吉米·伍德的身世——他就是那位1994年从基督的都灵裹尸布上克隆出来的再世耶稣，一个秘密科学试验的唯一成品。
       这次拜访彻底完结了吉米·伍德混沌无知的生活状态。不管这个叫吉米或是欧米茄计划的人造婴儿愿不愿意，他的命运已被颠覆，被套牢，被注定。耶稣《启示录》中说：“我是 A 也是 Z，我是始，也是终。”在四部福音书圣典中，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而，吉米·伍德的人生道路却早已被规划设计好，他将被一群称为科学家和政客的人群引导着向前。生活，或许本就是个大圈套。
       但这是一条怎样的路！请看看人们期许于一个新救世主的到底是什么吧！政客们如获至宝，因为“一个克隆的耶稣、合成的基督，……以他真实的肉身出现，……他那神的血统，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我们，则扮演先知的角色”。科学家们小心谨慎而又傲睨一切，“爱的传播来自于先进科学技术，基因的缔造延续了造物主的工作，人等于神，圣子从 DNA 中诞生”。科技进步也似乎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然而，这里的悖论是，这位再世基督要是不通过宗教的鉴定，不通过诸般手段的引导使其恢复神性的记忆，不得到梵蒂冈宗教中心的认可，又怎能被审核通过、确立其新救世主的身份地位？悖论带来了挥不去的疑惑：
       早在1869 年，教会公布过一条教义，声称人类在胚胎期间，灵魂就已经形成。因此，从宗教上给人体克隆定罪，也不外乎同堕胎是同出一理。那么，如果耶稣的克隆尚还在人间，并且逃过了畸形和退化，这个造成其同类大量死亡的双重危机，如果他真如桑德森所说，已活过三十岁，那我们对此又该当何解呢?
       这样的问题或许宗教难以回答。而科学呢，不同样哑口无言？吉米·伍德——这位被克隆的基督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被命名、被认可的危机，陷入了一个科学与宗教的两难。
       于是，作者顺理成章地带领我们同吉米·伍德一起走进颇具喜剧性的“耶稣加工厂”，一群精锐人士——他们之中有高层要员、生物学家，有心理医生、有营养学家，有整容学家、通晓各种语言的教士、宗教顾问、法官，还有克隆专家——等待对新“基督”进行加工培育，等待在吉米·伍德身上启动基督的神性。就这样，主人公吉米·伍德，被克隆的神，重生的圣子，被形形色色的专家导引着，最终显现出诸多出人意料、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迹”：让枯死的树重新萌发，绿意葱茏；让被脑癌折磨的克隆专家奇迹般地恢复健康；甚至让一个植物人小女孩从病床上活蹦乱跳地起身行走……作者就是这样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理期待，用一个又一个出其不意将我们往更深处导引。
       然而，《克隆救世主》并不仅仅是一部故弄玄虚的“造神”传奇。在小说中，凡人吉米·伍德最终变成了“再世基督”，得益于庞大的“造神”队伍，成就于繁杂而震撼的“造神”过程，但这个过程更像是一个灵魂不断前进、不断自我提升的精神旅程。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外在力量的驱使下，吉米·伍德不断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不断发现人身上的“神性”，不断运用自己的潜能造就震撼人心的奇迹。他就像蛹，艰难地、一步步地蜕化而成蝶，舞动中寻找花香的国度，寻找着神的殿堂。小说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也正在于此，你会发现吉米·伍德精神成长和蜕变过程中的那些思辨不仅仅是智慧的火花，智力的游戏，更是吉米·伍德为自己写就的“第六福音”。
       “福音”（Gospel）一词，原义是“佳音”、“喜讯”、“好消息”，它传达着耶稣的生平言行及受难、复活的信息，可以说，福音书就是耶稣生平事迹与教导的忠实记载。公元180年左右，法国里昂主教爱任纽用《以西结书》中的狮、牛、人、鹰，分别象征基督教圣典中的“四福音书”。狮子象征至高的能力与王权，指《马太福音》，在其中，耶稣是上帝之子、天国之王，主宰并管理全世界。牛象征谦卑的侍奉，指《马可福音》，在其中，耶稣是一位谦逊、忘我、勤勤恳恳地为人服务的典范。人则象征智慧，指《路加福音》，在其中，耶稣是一位分享世人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亲切感人。鹰象征神圣，指《约翰福音》，在其中，耶稣是启示上帝真理，救赎人类的“人子”。至于“第五福音”为何则众说纷纭。在《克隆救世主》这部科幻小说中，作者借雄心勃勃的白宫第一编剧巴迪·古柏曼之口，把神奇地记载了耶稣离世信息的都灵裹尸布称作“第五福音”。
       不管怎样，福音书里面讲述的故事多数具有强化耶稣教诫的权威性和力量的作用。耶稣自己也说过：“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因此，福音书的作者不是为写历史而写福音，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位新“基督”吉米·伍德的的确确通过作者之手为自己写就了“第六福音”，这部福音如实记载着一位克隆耶稣的成长之路。
       细细阅读这部“第六福音”，我们不难发现，吉米·伍德在成长、变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思辨其实就是从古至今不断进行的宗教与科学之争的微缩版。人类曾经需要宗教，但现在已不再需要它。在科技发达的新世纪，没有人再愿意去相信神迹、相信神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相信，宗教为道德提供了基础——这是科学和实证的世界观做不到的。在小说中，当吉米·伍德被告知自己身世之秘时，他不能相信，他的血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他甚至反感，不愿因为别人把他造成先知，他就得做耶稣所做的事儿。他甚至怀疑基因操作过程是否能把圣灵一并存储到他的血液中。这些亦是科学无力做出解释的。试想，如果宗教反问科学，这个从一块裹尸布上诞生的克隆婴儿如何才能证明他为再世耶稣，他能召唤上帝现身于世吗？恐怕科学无言以对。而宗教亦为这位克隆“基督”显示了其雄力，科学向它俯拜，恳求它站在高台上为新“救世主”颁发鉴定证书。而转变吉米，并最终成就其“神性”的也并非科技手段，而是信仰之力。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克隆救世主》无疑是站在宗教与科学之间，以宗教与科学结合而诞生的克隆“耶稣”吉米·伍德为发言人，进行了一场宗教与科学大论辩。或者可以说，1994年吉米·伍德被科学实验室成功地从都灵裹尸布上提取的DNA克隆出来，那纯属科学的骄傲；而当吉米·伍德这个普通男人在他32岁时成功地展示了他的神力，并按部就班地向再世基督转型，这无不归功于宗教的信仰之力。站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吉米·伍德，似乎就要用他的“第六福音”完成二者的交融。
       然而，在克隆“基督”即将验明正身之时，意外接连发生。作者再次使得情节发生陡转，或者说，他设置了另一个圈套——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参与克隆再世基督试验的科学家桑德森医生揭开了事实的真相：原来吉米·伍德并非被克隆，原来都灵裹尸布上的基督血样被伪造，原来吉米·伍德不过是一次强奸的孽果，一个身份卑微、尴尬的弃儿，他一下子从克隆的再世耶稣、科学试验的胜利品被打回到了世俗的人间……
       《克隆救世主》曾被法国《读书》列入“20部年度最佳图书”，可谓名至实归，很多人读后都和我有同样的困惑和好奇，很想问问上帝是怎样在哪个时刻击中了迪迪埃·范考韦拉特，让他写出了这样精彩纷呈的“第六福音”，让世人拍案惊奇。小说与其说是用一个个情节环环相扣而生成，还不如说是作者向世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个假设。作者一会儿站在宗教的左边提出假设：要是基督真的能复活……一会儿又站在科学的右侧设想：要是科学能够克隆出一个新救世主……事实上，他一直在不善罢甘休地追问读者的头脑和想象：克隆出来的新耶稣该是什么样？他还拥有多少耶稣的本质？他还能承担救世之职责并引领我们走向末世审判吗？他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就是救世主？还有，上帝会认可这个人工基督吗？或者，如小说中所思索的：这是神的旨意还是撒旦的诱惑？由此，作者牢牢地牵引着我们在小说创设的这个科幻世界里挣扎漂浮，试图寻求答案，找到出口。
       可是，尽管吉米不能通过宗教认可成为真正的救世主，他曾经显露并将继续拥有的那些神力、那些神迹也要一并被否定吗？他的经历会让他成为半人半神，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科学与宗教的千年纷争该如何才能得到完满解决？虽然同样迷惘，不过作者总算为我们留下了希望。上帝是什么？是一份激情，一种能量。一种爱和创造的力量。吉米希望，或者说是作者希望，人们靠良知去了解耶稣，让耶稣在他们的心里重生，让他们的感情回归——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耶稣重生。正像詹姆士·里德在《基督的人生观》中论及的那样：“在耶稣的生活中，他的宗教具有这样一种使他的人生达到完满的巨大秘密。他的存在和他的所作所为都联系着那个看不见的实在，这实在的本质就是爱与正义，它的名字就是神圣之父。”
       坦白说，我很期待迪迪埃·范考韦拉特能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为我们展现更宽广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在那儿，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微的科学水乳交融地、无比融洽地调和起来。遗憾的是，作者也陷入了宗教与科学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混沌中，桑德森医生的揭秘是一把双刃剑，科学被打得落花流水，宗教自己也惶惶不可终日，一切显得是那么的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然而，作为一个读者，我宁肯作者坚持他开始的创设，甘冒科学和宗教双重之大不韪，把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克隆造就的新基督坦荡地敬奉于宗教的圣坛之上，等待世俗人群的反应。惊呼也好，痛骂也罢，甚于激愤的冲突，甚于严酷的审判，但只要假想能够存在，只要知道人们能够期待于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去寻那条光荣的荆棘路，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那该是多么安慰和骄傲的荣光！
       英国哲人、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说，再怎么频繁地提醒人类曾经有位名叫苏格拉底的人也不过分，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类，从前他们当中有个名叫耶稣的人。看来，现在的作家们颇愿承担起这份责任。近几年，关于耶稣的新说、解密一本接着一本问世，其中包括全球狂销的《达·芬奇密码》。在此，我们可以把《达·芬奇密码》与《克隆救世主》简单作一对比。首先二者共同的源头——基督耶稣，使得它们对读者均能产生无比的吸引力，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圣因而神秘的事物感兴趣。而对比来看，《达·芬奇密码》是对历史的某种猜测；《克隆救世主》则是对科学与宗教未来的期待，因此笔者以为，《克隆救世主》超越了《达·芬奇密码》，立意更加气度非凡。从写作方法和美学风格上看，《达·芬奇密码》好像一部好莱坞动作巨制，充满了追赶、赛车、悬疑、刺激的情节要素；而《克隆救世主》则更像一部欧洲的艺术影片，以细腻的心灵描写和缜密的思辨见长，全书以平淡的口吻讲述着，不动声色地导向一环扣一环的精彩。这种不同在两本书的开头就显示了出来：《达·芬奇密码》开始就是深夜卢浮宫谋杀案，一上来就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克隆救世主》是从白宫美国两任总统的权力交接不动声色甚至平淡如水地开始，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白宫前主人的一句话就把我们这些读者带进了作者创造的幻象世界：“啊，对了，事实上，我们克隆了耶稣。”看，惊心动魄并不仅仅在于鲜血和谋杀，不在于激烈的场面或文字的绚丽诡异。而作者用带着嘲讽口吻的叙说发生在白宫中礼仪性的例行公事，展现了其幽默背后的冷峻，这也是这部“福音”最大的语言特色了。
       （李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6级博士生，邮编：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