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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周作人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至今仍被译界奉为楷模。本文从周作人最初的翻译尝试、其具里程碑意义的《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以及译家翻译观的成熟及其影响等几个角度出发，对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直译 翻译观 翻译思想 翻译风格
       周作人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译述活动中，他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尤其是他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神话，至今仍被译界奉为楷模。钱玄同盛赞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中开了新纪元”，胡适则将他的翻译誉为“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
       译林里初试啼声
       周作人少时就读于三味书屋，在家乡的私塾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1901年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因为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深厚的英文基础。自1904年起，周作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工作。1905年，根据英文本《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编译而成的《侠女奴》翻译出版；之后，他又以《玉虫缘》为名译出了美国爱伦·坡的小说《山羊图》。这是周作人最初的翻译尝试，此时尚处试作阶段。尽管这些译著影响甚小，至今已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但它们却留下了周作人文学活动最初的足迹，就是他自己也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1906年，周作人赴日留学，先是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讲习班里学习日文，先后读了美国该莱（Gayley）所编的《美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泰纳（Taine）的《英国文学史》等书。此时的周作人积累了不少英美文学知识，视野也大为开阔。我们可以推断，周作人对古希腊的兴趣或许就是由此而萌发的。此后，他还为了学希腊文入东京立教大学，并且研读了《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以及古希腊原文的福音书。1907年，周作人翻译出版了英国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著的《红星佚史》，讲述的是古希腊的故事。此时的翻译，据周作人所言，是想卖些钱，好搜集资料以介绍新文学。之所以翻译此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林琴南以文言文所译作品的影响，如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等；而安特路朗虽非小说家，却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周作人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域外小说集》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最早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人物之一。在与鲁迅失和之前，两人更多地是以“周氏兄弟”的整体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所收的《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等，就是两人的具体成绩。
       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周作人的翻译对象转向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1908年，周作人又陆续翻译了匈牙利育珂摩尔的《匈奴奇士录》（原名《神是一个》）、俄国阿·康·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劲草》（原名《谢历勃里亚尼公爵》或《银公爵》）、波兰显克维支的《炭画》和育珂摩尔的《黄蔷薇》。1909年，周氏兄弟合译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该书收录了大量由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欧洲文学作品，共有小说十六篇：其中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国四人七篇，波西尼亚一人两篇，波兰一人三篇，芬兰一人一篇。其中三篇为鲁迅据德文转译，其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域外小说集》的选材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偏重于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这些作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苦难的意识，从深处透出的是底层的痛感，以及苍凉的精神，这些都与民族危难之际兄弟二人的心境十分贴近。集中小说采用直译的方法，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域外小说集》都可谓出众。可惜曲高和寡，难以迎合对意译习以为常的读者，结果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了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对兄弟俩打击很大，鲁迅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从事翻译，周作人虽然陆续“译些小品”，但也只发表在“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域外小说集》序）。
       《域外小说集》本是周氏兄弟所希望的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开始，鲁迅在谈到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计划时，声明“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域外小说集》序）。但遗憾的是，《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后不久，兄弟俩即告失和，两人介绍外国文学的宏伟计划也就中断了。尽管如此，《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还是不可否认的。
       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之前，周氏兄弟的翻译从选材到文字都明显受林纾套路的影响。周作人自己也承认曾经受到林纾翻译的影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端所在——“有自己无别人”。林纾的套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而周氏兄弟的翻译就是要冲破“中国中心主义”的自欺欺人，把一个更大的世界纳入国人的视界，促成国人的觉醒。《域外小说集》的出现，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译界的一个重要的转向。在此书的序言中鲁迅说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载刘运峰编：鲁迅序跋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这一段简短然而气势磅礴的自白一方面针对当时盛行的意译之风而发，表达了周氏兄弟以直译来纠正林纾翻译的任意发挥所致缺陷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兄弟两人介绍世界文坛佳品，开拓国人视野的勃勃雄心。这个序言被誉为“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珍贵文献”以及“新一代翻译家的艺术宣言”转引自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载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79页。。
       《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是周氏兄弟在翻译观念和方法上对前人的大胆的突破。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也正是在此之后逐渐成型的，因此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在周作人的翻译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周作人翻译观的成熟及其影响
       自1917年《新青年》杂志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后，鲁迅、周作人便受邀请往该刊投稿。周作人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是译文，如译自英国W.B.Trites的《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等。
       除了上述译文，周作人还发表了翻译批评文章《随感录二十四》（后改题为《安得森德〈十之九〉》），其中对安徒生童话选的一个中文译本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个译本枯燥无味，离安徒生风趣的原作相去甚远。由这篇批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原作者和原作风格的尊重，但这并非周作人第一次发表自己的直译观。早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时，周氏兄弟就被看作是直译的代表。1918年，周作人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直译是“最为正当”的翻译方法。1925年，周作人又在《陀螺序》中谈道，他觉得没有比直译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周作人还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死译、胡译和直译的分别：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借用如此形象的例证，周作人传达出了自己关于直译的精辟的见解。
       如果说五四前后周作人的翻译还紧跟时代的步伐，那么此后的他便把目光逐渐转向中、古代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代表译作有《狂言十番》、《冥土旅行》、《希腊拟曲》等。1923年，周作人在《育婴刍议》译记中说：“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周作人：《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从此，周作人的文学翻译观即发生了微妙变化，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一向关注的古希腊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因为在他看来，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得从源头开始。当然，他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也是有选择的，即偏重于我们谓之“雅典精神”的理性的、民主的、求知的传统。
       1925年至1938年，周作人陆续翻译了《希腊神话引言》、《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希腊神话考证》、《希腊神话论》等与民间文艺有关的作品。1949年，因汉奸罪入狱的周作人被保释之后，又开始重译《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后改名为《希腊的神话与英雄》）。
       解放后，周作人受国家委托，承担了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的任务，代表作有《枕草子》、《希腊神话》等。一方面，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出版社按月预支稿酬，以保证翻译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所译选目，虽然并非都由自己挑选，纯然受命之作却是没有，对于出版社要求翻译却不合乎自己的趣味的选目，周作人也一概拒译。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7月8日被迫中断翻译《平家物语》止，周作人翻译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除1952年翻译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1953年译自英国培因编译的《哥萨克童话与民谣》（后改名为《乌克兰民间故事》）等少量作品外，周作人将主要精力投到了回忆录的撰写和希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上，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经典：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日本狂言选》、随笔《枕草子》、滑稽小说《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
       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尤其是古日本和古希腊作品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觉得自己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讽刺散文作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对于晚年移译的古希腊文学，周作人非常看重，在其晚年日记和书信中屡次提起，乃至在1965年4月26日拟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止庵：《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总序，载周作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的，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正因为对古希腊神话情有独钟，周作人多次翻译过古希腊神话；但他又并非狂热盲目地崇古，他的翻译对象往往随他的兴趣点发生变化，他晚年所翻译的那部颠覆希腊神话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就是一个例证。
       五四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周作人的文学翻译观完全形成。在1944年发表的《谈翻译》中，周作人首先谈到翻译的文字，由外文译成汉文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在他看来，翻译“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文却更容易讨好”。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做出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周作人又对此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正当的翻译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他还将翻译分为“为书而翻译”和“为自己而翻译”两类，“为书而翻译”关键在于“信”、“达”，“为自己而翻译”则关键在于“雅”。在谈到具体的翻译方法时，周作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
       接下来，周作人还讨论了翻译的性质或态度，对“职务的”、“事业的”、“趣味的”的翻译区分如下：
       职务的翻译完全是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译者不以译书为事业，但只偶尔执笔，事实是翻译而当作自己的创作做去，创作的条件也是诚与达，结果仍是合格的译书，此盖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上边所说三种或者都有必要，事业的翻译前已说过是为正宗，但是这须政治与文化悉上轨道，有国家的力量为其后盾，才能发展成功。周作人：《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页。
       从周作人自己最感兴趣，同时也是其公认的、翻译成就最高的古日本和古希腊译著中，笔者摘取了两段，来体验一番非功利的、纯然出自情趣的创作性翻译的韵味。在《古事记》中，周作人以清纯淡雅、熨帖自如的文字，以其独特的悠然自在、别有韵致的叙述方式，将日本传说自有的特色，如“天真、纤细、优美”等再现出来，显示了译者驾驭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力。
       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飘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名曰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其次是天之常立神。此二神亦是独神，且是隐身之神。
       ……
       于是天神乃命令伊耶那岐命、伊耶那美命二神，使去造成那个漂浮着的国土，赐给一枝天之琼矛。二神立在天之浮桥上，放下琼矛去，将海水骨碌骨碌的搅动。提起琼矛来，从矛头滴下的海水积累而成一岛，是即淤能基吕岛。安万侣：《古事记》，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4页。
       周作人之所以特别偏好《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看中了它“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在此书中，我们看到，神仿佛无所不能，同时又有着各自致命的弱点；他们高高在上，同时又有着人的一切情感，例如，他们也强调自身的利益，也易发怒、也会报复，也是锱铢必较，有仇必报。以下是普洛墨透斯（今译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的一段对话：
       普洛墨透斯：宙斯，放了我吧！我已经吃了不少的苦了。
       宙斯：你说，我放你么？照理你应该捆上更重的锁链，头上压上整个的高加索山，不单是一只，却用十六只大鹫撕你的心肝，还要啄你的两眼，为的是你制造人类那样的生物［来烦恼］我们，并且偷了火去，还造出女人们来。还有在分肉的时候骗了我，肥油包了骨头给我，却把好的部分自己留下，这还用得着说么？”路吉阿诺斯：《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3页。
       译者以一种含而不露、回旋往复的节奏把主神宙斯自以为明察秋毫、公正无私，然而却独断专行、恣意暴虐的做派暴露无遗，译文给人一种简洁质朴、含蓄幽默、雅俗成趣的美感。
       在笔者看来，正是周作人在自己的风格和原作风格中找到了契合点，才能在译作中创造出那样一种平和冲淡、舒卷自如的美。有关风格的争论由来已久，如译者能否具有风格，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的关系，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比较认同《话语与译者》一书的观点，在把风格视作“语篇作者所作出的有动机的选择结果”的条件下，作者哈蒂姆（Hatim）和梅森（Mason）把风格分为个人语言风格（即个体语言使用者无意识的语言习惯），和表征特定语言的习惯表达形式（风格效应可以回溯到语篇作者的各种意图，这也是译者力图再现的东西）。不仅于此，作者还赋予了风格效应一种社会维度（语篇的作者接受自己业已体验过的其他语篇影响的倾向，即互文性的影响）。因此，作者得出风格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的结论。同一国度、同一语境下的风格尚且存在诸多差异，更何况出于不同国度、不同语境下的译者与原作者的风格。周作人翻译选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文学作品中找寻与自己的思想、脾味相投的因素，例如，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他看中的是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日本含蓄冲淡的审美趣味。正如止庵所言：“他的灵魂是古希腊的，而审美方式是日本的。”周作人从众多具有个体性、社会性差异，风格不一的作品中，选择与自己风格最为贴近的来加以翻译，从而实现了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和谐统一。最值得称道的是，周作人又不只限于与原作者产生共鸣，原作的特质与其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化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知堂风。
       周作人这种独特的翻译风格的形成，要追溯到五四之后其翻译思想的一个微妙的变化——从“启蒙”的文学翻译观转向“纯个人的即兴”的翻译观——这是他对“翻译个性化的自觉追求”。受五四时期“宽厚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周作人曾热衷于鼓吹“新村主义”的人道主义博爱思想；但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选择了武者小路的另一面。效仿武者小路所拥有的“自己的园地”——“这个园地不能让他人涉足，他也不想涉足他人的园地，”周作人开始营造他“自己的园地”。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单从审美趣味和文学价值的角度考虑，周作人这一转向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在谈到周作人译古希腊文和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特色时，诚如止庵所言：“周氏当时置身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反而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止庵：《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总序，载周作人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不仅限于注释，周作人翻译选目的独到，翻译风格的独特，他对于自己心目中的文学理想的不懈追求，使其翻译作品成为了“真正的艺术精品，独立的美学创造”参见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8页。。
       （杨莉，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邮编：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