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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内斯特·J.盖恩斯（Ernest J. Gaines 1933—），是当代美国继福克纳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南方小说家之一，其作品已跻身美国大学必读书目。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学界多种族文学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盖恩斯的作品也愈来愈受关注。爱丽丝·沃克曾在《纽约时报书评》中称其作品“深深植根于并展示了南方黑人丰富的文化遗产”。评论家杰里·布赖恩特撰文称其“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及简洁的文风，表达了人类最强烈的激情及由此引发的行为，是当今最富天才的故事讲述者之一”。评论家梅尔文·马多克斯则在《时代》杂志上著文指出他“不但写了过去的奴隶制度，还写了现在的奴隶制度”。
       盖恩斯自上世纪60年代起发表作品，长篇小说有《凯瑟琳·卡迈尔》、《成自爱、成自土》、《简·皮特曼小姐自传》、《在我父亲家》、《老人会》和《临终一课》等。另有中短篇小说集《血缘》。他的作品曾获多项美国文学大奖，不仅常入选一些知名作品选集，而且还常被拍成电影，如《老人会》、《天是灰蒙蒙的》及其代表作《简·皮特曼小姐自传》等。
       其作品多以家乡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农业地带为背景，都发生在一个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式的贝永镇。他以南方黑人近乎口语化的故事叙事技巧，表达了强有力的反种族主义的主题。其作品不仅在语言风格上深受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影响，还在文体风格上深受福楼拜和莫泊桑的影响，在主题上则受前苏联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作家的影响。
       盖恩斯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饱满热情的笔触表达了对南方黑人过去、现状及未来命运的关怀，表达了对所有黑人历史，甚至整个美国历史的重构。尽管有人批判他的作品基调过于温和，没有以锋利的笔触集中揭露黑人面临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而这恰好成了他个人风格的一个方面，他的所有作品都不以渲染当时的历史事件为重，也从不对书中人物作明确的评判，他所关注的并非黑人与白人的对立，而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种族人的共性与趋同。
       
       沃尔夫冈（以下简称沃）：请问你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印象如何？那里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何反响？
       盖恩斯（以下简称盖）：我先前去过法国。早在1992年我就在巴黎和昂热待过。1994年又去过，那时我的小说《临终一课》（A Lesson Before Dying）在法国出版，反响很好。我的作品在那里很受欢迎，销售也很好。但是，德国是最早翻译出版我作品的国家。首先出版的是《凯瑟琳·卡迈尔》（Catherine Carmier）。我是在斯坦福时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经历了漫长的写作历程，因为当时还不懂如何写小说。德国早在1970年代就出版了这部小说，后又出版了《简·皮特曼小姐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和《临终一课》，有可能还有《老人会》（A Gathering of Old Men）。
       沃：我认为你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作品都描述同一个地方，描述得如此的真实，又极具代表性。
       盖：我从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描述中得到了启发。当然，还有乔伊斯和他笔下的都柏林。福克纳也许是从乔伊斯那里得到了灵感。关于那个地方，我在每篇小说中都添加新的细节，我对它太熟悉了，我在那里度过了十五年的青春光阴。
       沃：我眼下正试图解读你作品中所隐含的“进步哲学”，主要从你笔下那些公然反抗现状的人物身上寻找答案。有趣的是，我发现你好像对所有人物都同情有加。譬如对杰克逊·布拉得利，他基本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你把他塑造得极具可读性，使读者能理解他，体会他内心的感受。
       盖：我想我可能是从欧洲小说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启发，特别是伊凡·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影响了我。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以及詹姆士·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史蒂芬。我在塑造杰克逊和凯瑟琳时，这些人物对我不无影响。他们都是与自己的社区、家庭及宗教格格不入的年轻人，换句话说，都是对生活进行质疑的人。是的，我同意你的理解。我认为他们能解放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对这些事情进行质疑。
       沃：但同时，他们又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没有什么新的标准来取代或完善过时的价值标准。
       盖：是的，这正是他们所缺失、所追寻的东西。他们大多是受过教育的人，为了到达某个境地，为了有所进步，他们必须抛却一些东西。这些年轻人正处在一个抛弃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进程中，他们正投身于此，然而又一片茫然。
       沃：我对《成自爱，成自土》（Of Love and Dust）中的马库斯这个人很感兴趣，他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又不会被击垮或打败，他找到了自己特有的反抗方式。这个人很讨人喜欢。
       盖：（笑）你知道，在法国和德国许多人有类似的看法。人们喜爱他并把他看成真正的大人物。但我知道，在美国有些人则不这样。我与你的感觉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反抗者，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我喜欢他，所以我塑造了这个形象。他和简小姐也是给我的创作过程带来最大快感的两个人物。
       沃：我发现你的作品很迷人的一点就是你对其中的人物从不做明确的评判。如你在代表作《简·皮特曼小姐自传》中描述的有关阿尔伯特这个人物的一幕和大屠杀的场景，很是成功，很能吸引读者，使其产生共鸣。
       盖：是的，绝对正确。这也是我给学生常讲的。特别是一些非洲裔美国学生经常问我，“你是如何做到描述大屠杀，而又不表达对屠戮者的愤慨之情的？”我的回答是，“对这样的场景，我只想写好，让你去自寻身临其境、耳濡目染的感觉，让你为杜绝此类悲剧的重演去努力，去奔走呼告。”我所要唤醒的并非人们的暴力意识，而是对主人公命运的同情与怜悯。在处理关于阿尔伯特的一幕时我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讲的是一位年轻的黑人教授，教黑人孩子读书、写字、游泳、种花等。当地的白人觉得他做的太过分，就找了个杀手除掉他。至于谋杀细节我全然不知，书中内容全为虚构。小说被拍成电影放映之后，在美国大受欢迎。一次，一位90来岁的老妇，是一位法国人——纯正的法国人，不是法裔路易斯安那州人，走到我跟前说她对教授被害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她说：“电影中的阿尔伯特先生与真人长相不同，他本人是留着长胡子的。”她说他的胡子是很长的，她连这个都还记得呢。我对他的相貌根本就毫无概念，只是虚构而已。当然我也尽力使他人性化。
       沃：你在《老人会》中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的作品与众不同。
       盖：有人告诉我：“你把三K党人（Ku Klux Klan）写活了，你把他们变成了好人。”其实我原本不想这样写的，我只是赋予了他们人性。
       沃：你在结尾对开枪的描述也很幽默，揭示了那些老人们还要参加战斗的荒谬性。
       盖：确实，对这一结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黑人学生表示反对，而有些白人学生却认为查理的回归和老人的集会意味着巨大的胜利。也有人批判我书中的结尾近乎闹剧。
       沃：那么查理为什么一定要死去？
       盖：噢，这是契诃夫式的主题，如果有枪，就挂在斗篷上，结果就定会开火的。小说中所有老人都带了枪，那么它们的枪一定有用途。所以威尔和查理一定要用枪解决争端。并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人生感悟也不同。当时，我认为那是理想的结尾了。的确，我也曾想过其他的结尾。我曾一度想以老人马歇尔和马图相互残杀来结束全篇。我想过各种情形。最初，该书的写作叙事比较单一，完全从露·戴蒙斯一人的角度叙述。后来我意识到他不可能了解所有老人的思想，仅用多重叙述的方式，他们不能把他们之间彼此交流的情形悉数告诉他。
       沃：我还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你作品中明显触及了跨代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老人会》就是你前期作品的一大合成。当老人们表明立场时，托德及斯努克姆等一大群孩子也在场。还有，查理回归时，俨然成了这些孩子们的父亲，他们抚摸他的尸体时更是如此。
       盖：那个场景是重要的。也许我对于美国人太了解了：反抗，进攻，出走。故事中，查理可能对此也太了解了。我必须让他回来，很多人觉得查理不会干那事，真正杀人者是马图。我得费好大劲让人们相信查理是凶手，他有那个胆。至于出走，我笔下的小人物一个也没有做到。简小姐想去俄亥俄州，格兰特想去加州，但又回来了。查理想走，但走不了，凯瑟琳·卡迈尔也想走，但她又不能走。他们的根在那里，他们逃避不了。费阿姨正如一棵树，还没有走就死了。
       沃：所以，目睹了那天发生的一切，斯努克姆可能变得更成熟了，更坚定的扎根在那里，向后人传承这个故事。
       盖：是的，完全如此，《临终一课》中就是这样。格兰特必须回到学校，在最后一句他转向了那些孩子，哭了。他要放弃一切，去好好教书拯救那些孩子，这样，他们长大后就可能扎根于此。如今，孩子们要留下来了，去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他们留在那儿工作、生活、战斗直至死亡。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沃：我发现就种族发展而言，你的观点跟马丁·路德·金有些相似。首先，种族隔离就意味着如果你囚禁一个人，那么你就囚禁了所有的人。所谓发展，必须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否则就无发展可言。
       盖：是的，我很喜欢他。你知道，我们都是同一天出生的，他长我4岁，都生于1月15日。
       沃：还有，路德·金提出了忍受苦难的新见解，即坚守信仰就要忍受苦难，灵魂就能得到拯救，尊严就能得以恢复。
       盖：对，这一主题在我的书中也反复出现。有一种界限，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愿意超越，不管会遭遇伤害、死亡还是其他不幸。你要有所变革，特别要对历时已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有所改变，你必须忍受。肯定要有一个倡导者，其他人再效仿，这个人通常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沃：这是否也说明如果你退缩，也就愧对你承受的压迫，即金所说的“沉默就是背叛”。
       盖：是的。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没有视自己为革命者，他们只是觉得“我应当这么做”，从未考虑是否会有人步其后尘。另一方面，在《临终一课》中，格兰特还是说服了杰斐逊要使那次行动对其他人有所改变。
       沃：我越是仔细阅读路德·金的演讲，就越觉得你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盖：你知道这并非因为我曾读过他的演讲。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有近乎相同的感受。我记得亚历克斯·黑利在写《根》时我正在写《简·皮特曼小姐自传》，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却都在写同样的事情，就是那么巧合。
       沃：那么你不是在特意接受路德·金的观点？
       盖：不是。有人曾问我在塑造“三人”中的普罗克特时是否受到马尔科姆的影响。事实上，一点没有。为了有所变革他就得进监狱。我只想到了这点。我很喜欢海明威，一个人身体垮了，但道义感却增强了，精神得到了升华。但在创作时，我没有想到海明威、马尔科姆或金，而是满脑子充斥着我书中的人物。别人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积聚多了，创作时可能有所体现，但全是下意识的行为。一旦坐到桌旁写作，我不会使自己被他人左右。
       沃：你总是喜欢那些捍卫自己信念的人，像路德·金、詹姆士·梅瑞狄斯等。你也曾说过你愿意在作品中体现梅瑞狄斯的观点。
       盖：正是梅瑞狄斯让我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我原打算在1962年和朋友去墨西哥的。我要离开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太商业化了，它禁锢作家的创造力。一切都是成品，一切都在消亡。我的朋友们，有白人也有黑人，都要离开美国，远去墨西哥、非洲和欧洲等。1962年，我原想和两个朋友一起离开，但为了谋生放弃了。那年9月，詹姆士·梅瑞狄斯去了奥利·米斯（Ole Miss），于是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假如我去了墨西哥，我可能再一次出走，从我的作家生涯中出走，从一个真正的自我中出走，甚至从生命中出走。因为梅瑞狄斯来了奥利·米斯，我开始面对生活。我开始明白要有所成就，就要留下来而不是出走。那时，在我眼中他是世上最勇敢无畏的人。当然，金也是这样的人。正是因为梅瑞狄斯，我在1963年1月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在那停留了6个月。恰恰这6个月拯救了我的创作生涯。在此之前我计划用4年时间写完《凯瑟琳·卡迈尔》，但没如愿。是6个月的生活体验使我一回到旧金山就完成了这本书。假如没去路易斯安那州，我不可能完成这部小说。假如梅瑞狄斯没去奥利·米斯，我也真不可能去路易斯安那州。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李庆学：山东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邮政编码：26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