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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1928—），生于爱尔兰一中产阶级新教徒家庭。童年时代，因父亲银行工作的需要，他随家人迁移于爱尔兰南部数城市，转换过很多学校，包括都柏林的圣科伦巴学院。在那里,他深受教他艺术的雕刻家奥爱森·凯利的影响。1950年，特雷弗毕业于都柏林大学的三一学院，获历史学位。之后，他尝试把雕塑当作自己的职业。1954年他移居英国。
       1958 年，特雷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行为的标准》反响平平。1964年，他凭借长篇小说《老男孩》获得霍桑登文学奖，次年的另一部小说《寄宿院》再获此奖。接着，多个奖项接踵而至：《豪华旅馆中的天使及其他短篇小说》（1975）获皇家文学会奖，《戴恩莫斯的孩子们》（1976）和《命运的傻瓜》（1983）获惠特布莱德小说奖，《花园里的寂静》和《两种命运》入围周日快讯图书年度奖提名（1988），《露茜·高特的故事》（2002）先后入围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小说奖最后候选人名单，《费丽西娅的旅行》和《夏日之死》获2005年惠特布莱德年度奖提名。
       虽为长篇小说获奖者，特雷弗却把自己定义为“爱写长篇的短篇小说家”。《纽约客》杂志亦称他为“当代最伟大的用英语写作的短篇小说作家”。 他的短篇小说常效仿契诃夫风格，人物常怀揣深切的渴望，却不得不接受无望改变的生活现实,忍受不可避免的必然。或许有片刻的光明，但总是很快熄灭，逆境时刻包围着人们。他短篇小说的主题常常是接触真理、认识真理、传达真理和接受真理的艰难。特雷弗的人物多为社会边缘成员：儿童、老人、中年单身男女或婚姻不幸者。这些愿望得不到满足的小人物，不得不退缩到各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和幻想中勉强维持生活。一些小说运用了哥特式传统的元素，探究邪恶的性质以及它与疯狂之间的关系。特雷弗坦诚自己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深受詹姆士·乔伊斯的影响，作品虽然有些沉重，但总体印象并不沮丧，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冷嘲式的幽默，为读者描画了一个悲喜剧式的世界。
       近年来特雷弗开始重新专注中篇小说。这一形式非常适合他,因为它兼有短篇小说的紧凑和长篇小说的宽广，让作家既能发展主题和人物，同时又能展示他风格的简约和细节的精选。其作品人物的精妙、结构的精巧和描述的清丽，无不与他先前雕塑职业的经历有关。
       “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吗?”他问。凯瑟琳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虽然她完全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九年的时间，足以治愈任何痛楚，每天治疗些许，直到她失去工作，丧失慰藉。极度无聊的痛苦之中，这样的治疗终于无济于事。这便是她来这里的原因，除此之外，她再想不出别的理由，可她没有说出来。
       “那你呢?”她反问。
       他立即不假思索地说，那次跟为自己生儿育女、打点饮食起居的老婆又一顿恶吵之后，正孤零零如丧家之犬的他，遇见她，顿时被她吸引。
       “屋子太寒碜，愧对了，”他说。
       他的东西胡乱堆放着，有书、纸板盒、打开着还没收拾停当的手提箱，一台没接电源的文字处理器，电缆还拖在地板上，门背后的衣架上乱七八糟挂满了衣服。一幅大象的解剖图贴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图上用箭头在一些特定的位置上标出大象皮肤下的器官。这幅灰色图画不是他的，凯瑟琳问起时，他说，他住进来时就贴在那里了。临时他只能找到这样的房子。洗涤槽就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充当洗脸盆，架子上放着一只电水壶和一台环形轻便煤气炉，绿色的塑料窗帘敞开着尚未拉上。
       “你一来，屋子顿时蓬荜生辉，”他说，听起来倒是很诚恳。
       凯瑟琳起身穿衣服时，感觉出他不想让她走。他得走，而她不必，她满可以在屋里待上一个下午。她一边扣上衣袖上的扣子，一边说，现在她至少知道，欺骗的感觉是什么了。
       “这对费尔会是什么滋味？”她心里说。
       她把窗帘拉开一角，让阳光更直接地照射在屋内唯一的梳妆镜上，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秀发依然金黄，没有一丝灰白。她妈妈的头发还没白呢，姥姥也只是在很老的时候头发才开始花白。她可不想生白发。她已四十七岁。乌黑的眼睛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时，她发现，口红被抹掉了，呆板的面容不是靠化妆能起死回生的，美丽容颜已与她渐行渐远，虽说还算风韵犹存。
       他已穿好衣服，“你很想知道那滋味，”他问，“欺骗的滋味？”
       “是的，想知道。”
       “还想再领略吗？”
       心绪仍不安宁的凯瑟琳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如果你想要我领略的话。”
       屋外，午后的阳光非常温暖。他们的房间在一家彩票经理部的楼上，屋前的街道似乎比她先前来时要亮堂优雅许多，尽管商店和汽车的嘈杂声仍在，但街面却笼罩于午后的宁静之中。那个叫“王子与狗”的店外摆放的桌子这会儿全空着，它帝王般威严的外墙两边悬挂着两只牵牛花篮，旁边蹲坐的斑点狗正跷着自己的一只脚。科斯塔咖啡店紧邻一家快餐店，凯瑟琳穿过街道走过去，她从操作意大利式咖啡机的女孩那儿点了一杯意大利浓缩咖啡，等候的当儿，她从柜台上的玻璃柜里挑了一块意大利饼。
       这个已经跟她睡过觉的男人，她可以说还根本不认识。在一次独自去的舞会上，她跟他跳了一支舞，后来他又约她跳了一次，把她搂得更紧，问她叫什么名字，也告诉了她他自己的名字。费尔这段时间没陪她去舞会，她自己也不常去，可她知道自己特意来这个舞会的目的。
       为数不多的几张桌子已全被占满，她在沿一面墙面的酒吧间里找到一个座位。“青少年宵禁令!”有人手里拿的晚报上的这么一个大标题，暗示了愤怒的意味。这是什么意思？她琢磨了一会儿，没多久便将其抛于脑后不再理会了。
       费尔这会儿一定只穿件衬衫安静地坐在桌前，这件蓝色圆点衬衫是她前天熨的，那一头拳曲的姜黄色头发，和他那天早晨离家时的样子一样，见到人他总会报以友善的微笑。尽管九年前发生了那事，可她并没把他蹬了，之所以仍跟他生活在一起，是念及他过去的好处。当然，在男人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似乎很不地道。“我们离开这儿吧，”她当时说过这话，她记得她现在还这么提议，可他不想离开，因为他觉得不该逃离。他说那是逃离，其实，他早就这么说过。
       今晚他会跟她汇报他今天一天的事，她也会跟他说她一整天的事，她得撒谎。在她将饭菜端上饭桌、他给她倒酒的当儿，他们会相互听着对方的倾诉。他不会给自己倒酒，他不喝酒，除非别人硬劝，为避免难堪他才略喝一点。“我的婚姻快完了，”那个在自己临时住所已跟她做过爱的男人，在刚跟她跳舞，两人还完全不认识时，就这么向她吐露。“你怎么样?”他问。她犹豫了一下说，我们还好，然后就再没提这话题。喝了一些饮料之后，第二次一起跳舞时，他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没有。她不能有孩子，这是她结婚前就知道的。以后，这事实便成了她婚姻的一部分——直到六年前，她一直在查特豪斯慈善机构供职。那一年，查特豪斯慈善机构决定关闭了。
       “无聊会使人心烦，”跳舞时她跟他说，并问这位未来的情人听说过雪伦·里奇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人们刚开始的反应一般都是没听说，但往往马上便会想起来。可他一直摇头。她告诉他为什么他可能会听说过这个名字，可他依然一头雾水。“雪伦·里奇被人杀了，”她说，“我丈夫就是那个被指控杀了她的人。”若不是喝了点酒，这事她是不会说出来的。
       她吹了吹杯中的咖啡，咖啡仍然很烫，她把纸袋中的砂糖轻轻倒在茶勺上，然后看着它们慢慢溶入咖啡里。她喜欢这个味道，一如这个下午其他愉快的事情一样。“嗯，是窒息而死，”被问起那个叫雪伦·里奇的人是怎么被杀时，她总这么说，“她被人用一个垫子捂住窒息而死。”雪伦·里奇生活淫荡，住在一个非常堂皇的地方，被无数男人登门造访。
       凯瑟琳又坐了一会儿，看着自己落下的意大利饼的碎屑和喝掉的咖啡。“我们就这么凑合着，”一起离开舞会的时候，她这么说，他们各自打道回府，他回和自己闹别扭的老婆处，她去为欺骗自己还搭上了条人命的老公那儿。一小时前，在他临时居所的屋内，她的午后情人对她的故事着了迷，想知道所有的一切。
       上地铁后她还在不断揣摩那间屋子：大象图片、手提箱子、拖在地板上的电缆、挂在门背后的衣服；他们相互回应的声音、他的好奇、她的回避以及后来的些微透露，因为她毕竟亏欠于他。“他为她付过一次账——哦，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就是这样查出他来的。他们去询问住在雪伦·里奇楼梯平台对面公寓中的老妇人时，她从给她看的相片中认出了他。哦，是的，我们就这么凑合着。”
       出地铁时，她的票却打不开地铁的十字转门。她想起自己买票时是估摸着票价的，恐怕估少了。站台口那位专门处理此类事件的印度人看上去很严厉，这趟行程很特别，她竭力向他解释，自己出门时一大堆事搅在一起，“是的，这种事常发生。”那印度人说，她发现他远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严厉。她笑了，可他没注意。这也是他的方式，她想。
       她买了两个鸡胸脯，是自然放养的鸡制成的那种，还买了些小胡瓜和水果。和往常一样，她没有列出购物清单，也不知道完成这些事是否需要这样一个下午，应该需要吧，她想。她拼命回忆该补充些什么早餐谷类了，可就是想不起来。总算想起要买些诺曼第奶油和番茄。五点前她才回到公寓。电话响了，费尔说他要晚点回来，晚不了多少，大概二十分钟吧。她匆匆冲了个澡。
       他用手指抚摩着那只靠近他的手臂。他说他觉得自己爱她。凯瑟琳摇了摇头。
       “告诉我，”他说。
       “我已说过了。”
       他没有按压自己正抚摩的手臂。他们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凯瑟琳说，“我更爱他，我现在产生了一点对不起他的感觉。我俩都很想要孩子，当我得知自己不能生孩子时，他很同情我。同情大多出于爱，是吧?”
       “是的。”
       她跟他说了许多。她已意识到是自己想说，这可是她以前从没意识到的。清晨，两个警察到的时候她还没起身。费尔正在泡咖啡。“费尔·亚历山大·沃伯顿，”其中的一个警察叫道。她在卧室里听到他的喊声，浴缸里的水还在放着。她以为他们是来报告死亡通知的，警察有时会做这事。是不是她的母亲或者费尔的伯母去世了。可下楼时，她听到他们正在谈论一个她不认识的人的死亡。“谁?” 她问，高一点的警察说是雪伦·里奇，费尔什么也没说。另一个警察说，“你丈夫已经解释过了，说你不认识里奇小姐。”两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四的晚上，8号，他们说。她还记得那天她丈夫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吗？
       她支吾着说一点不记得了。“可那人是谁呀？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高一点的警察说，有些结论还不太确切。“太太请坐，”他的同事插话道，她又被问起丈夫是什么时候回家的。那天晚上他说地铁比平常迟滞得厉害，是上上个星期四。他和大家一样，放弃等候，离开了地铁。可因为下雨，又很难打到出租车。“你记得清楚吗，太太？”高个子警察连忙问，她突然本能地说那天费尔是在常规时间到家的。她没法思想了，她没法思想是因为她在拼命回忆费尔是否提起过雪伦·里奇这个名字。“你丈夫去里奇小姐那了，”高个子警察说。另一个警察的呼叫器响了，他拿着呼叫器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不，我们正跟他谈呢，”他对着呼叫器压低嗓门说，可她听见了。“你丈夫解释说那是前一天，”他的同事说，“而且是比较早的时候——他最后一次拜访里奇小姐，是在他的午餐时间去的。”
       记着，凯瑟琳想待在这里，待在屋内。她想睡觉，想琢磨清身边这个她以前并未了解的男人，想让他在她醒来时等她。因为一周前热浪的袭击，他已打开了窗户上那个旧式的空调装置。
       “我得走了，”他说。
       “当然。我也待不了多长时间。”
       楼下，收音机里播送的另一场赛马比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穿衣服时，他们几乎没听见收音机里的播音。他们一同走下没铺地毯的狭窄楼梯，走出彩票经理部敞开的大门。
       “你还来吗?”他问。
       “嗯。”
       他们当即约下十天以后的下午，因为他不能老溜出办公室。
       “别让我谈这事，”分手前她说，“别问，别让我说。”
       “如果你不想说的话。”
       “这事已完。你已生厌，或者很快会生厌。”
       他开始说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她知道他会这么说，因为她在他改变主意之前已从他脸上看出来了。而且他当然是对的，他不是傻瓜。好奇心不只是能被抑制而已。
       他们没有拥抱他便匆匆离去，以前也是这样。看着他离去，她好像觉得这已成了一种习惯，穿过大街去科斯塔咖啡店时，她一直在想，她在这里度过的一个个下午，是不是能改变一下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
       “哦，什么都没了，”被问起还有什么其他前景时，她总是这么说。她不知道自己还会一大早便穿行于吵嚷的地铁，熟练地挤上拥挤的车厢，穿越整个伦敦吗？这情境似乎已不再可能：某个地方，还有她自己的一个小办公室，有自己重要的位置，有慷慨的同事。要不是前不久听到费尔说起，日常事务是他矫正呆痴的方式，她还真没意识到呢。
       今天下午她真不该说那么多，凯瑟琳对自己说。她坐在那里一直没动。她从未跟别人说起过那事，或者说从未跟她认识的人说起过。心里很烦，她觉得。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夹杂着远处的雷声，天气变得越发燥热起来。
       喝完咖啡，凯瑟琳并没离开咖啡店，她没带伞。那天晚上伦敦也下雨了。因为下雨时，楼梯平台对面公寓的那位老妇人从窗口往外看，看到雨水进去了，那会儿收音机里六点的新闻正巧开始。女人记得，先前，地毯还没淋湿前，她曾穿过那段公用楼道，关上打开的窗户。就在关窗户的时候，她听到楼下门厅开门的声音，然后是上楼的脚步声。她回到自家门口时，那男人正好走到楼梯平台上。“不，我一点没感觉到会有不祥事情发生，”她后来非常确切地陈述说。没有觉得住在平台对面公寓里的女孩会有什么不祥，也没有觉得那些来拜访她的男人有什么不祥。“我从不打听，”她说。那天晚上，她走到自家门口时，还回头看了那个男人一眼。她以前见过他，他站在那里等女孩让他进屋的样子，他的衣着、头发，还有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没错，是他。
       咖啡厅里的人开始多起来，门口挤满了躲雨的人，还有些人在柜台前排队。这时，凯瑟琳的手机响了，是那种断续声，她讨厌这种铃声，尽管这铃声原本是她自己选的。一个像小孩的声音说了些什么，她没听懂，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就断线了。现在有那么多声音像小孩的声音，她想着，把电话放回到手提包里。“时髦，小孩的电话声音，” 费尔曾说过，“尽管听起来那么奇怪。”
       她一点点咬着那块意大利饼，然后打开小糖袋。外面先前黑沉沉的天，现在开始亮堂起来，门口的人开始陆续离去。那次下了一个晚上的雨。
       “又一无所获？”费尔一到家总这么问。他的关心总那么专横，那么强制，有那么一两次，他还带回有空缺职位的信息，其实全是些不实之信。然而，即便是他最挂念、最和蔼的时候，想的也是自己。费尔很差劲，这正常，他就那么差劲。
       她手机又响了，他说他午餐时买了芦笋，正好在货摊上看到，很新鲜而且不贵，就买了。昨天他们刚提到芦笋，意识到现在正是芦笋的季节。他若不来电话，她会买的。“正出电影院，”她说，她已说过又看了一遍《大路》。 他说他一小时前给她打过电话，电话关机。“对，肯定关机，”他说。
       恋情维持的时间往往是六个月，因为总有事会发生，她一个个下午去会见的这个男人说，他可比凯瑟琳精于此道多了。而且他似乎一直非常清醒，一过六个月就回到妻子身边。那以后他仍留下这屋子，为的是他们这次的会面——抑或没有这次会面——但他的东西已全搬走了。没有了那些东西，凯瑟琳感到屋子越发地空阔与暗淡。
       “凯瑟琳，出了那事，你为什么还爱你丈夫? 他有什么牵动你?”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俩互相躲着，你和他。”
       “是的。”
       “你害怕吗，凯瑟琳?”
       “是的。我俩都害怕。我们老梦到她，看到她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知道对方又梦见那事了。我们知道，但都心照不宣。”
       “你不应该害怕。”
       他们没在屋里争吵过，哪怕是稍微的拌嘴，但他们有分歧，尽管没有各自坚持自己的分歧；有不理解，但没囿于那些不理解。凯瑟琳从没想过，当这屋子仍在充当他们的“爱巢”时，婚姻是否还能支撑得住。她的临时恋人没逼迫她吐露自己依然保留的一切。
       “我想象不出他是个什么样，”他说，凯瑟琳没有试图描述自己的丈夫，只说他的名字很适合他。他的姓，她说。
       “你真了不起，你知道吗。你依然那么爱他。”
       “可我还是到这儿来了。”
       “也许我指的就是这个。”
       “不仅是这个。人有时并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羡慕你的认真。这正是我爱你的地方。”
       有一次，在又到他该走的时候，她留在屋里没有离去。那天他很匆忙，她还没收拾停当。“你走的时候把门锁撞上，”他说。
       她听到他的脚步声敲打在楼梯的木板上，想起那个老妇人说的听出费尔的脚步声的话。费尔的律师在法庭上一定会问，她是否敢肯定那是他的脚步声。他怀疑她是否真能听出来，因为你得在楼梯平台上才能听得见脚步声。以前每次她都恰巧在楼梯平台上吗？不太可能吧。他暗示这样的话她待在平台上的时间，比待在自己公寓里的时间还多呢。他不相信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能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因为一般照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快就会淡忘的。
       凯瑟琳一个人待在屋里不想离去，她重又爬上几分钟前刚离开的床。天虽不冷，她还是拉上床单盖住了自己的身体。窗帘没有拉起，她很惬意。“我并不怎么中意那个女孩，”两个警察离开以后费尔说，“我只是在某一点上有些喜欢她而已。凯瑟琳，我对不起你。”他已给她端来咖啡，拥她坐下。男人免不了这样，他说，“我们只是聊天而已。她跟我说了许多。”这样的女孩每次按门铃时都会抓住机会的，他说。而他哭的时候，凯瑟琳知道，那是为那个女孩哭的，不是为他自己。“哦，是的，我理解，”她说，“当然，我理解。”她理解的是他与漂亮妓女那种廉价的关系，这理解，正如她告诉他自己不能生孩子时，他所表示的理解一样，他说不能生孩子没事，可是她心里知道有事。“我在用最珍贵的东西冒险，”丈夫羞愧地低声说，承认自己觉得欺骗她很刺激。冒险已经来了，凯瑟琳已经体验。冒险是隐匿的一部分，值得尝试。
       那两个警察后来又来了。“太太，你确定所有细节你都没记错吗?”他们问，之后又无数次一遍遍地问她，重复日期，听她不断重复七点差十分是他通常回家的时间。费尔原本不想知道——现在依然不想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回答警察的问题，为什么坚持证实他按时回家了，其实他比她证实的时间要晚九十分钟。她也许没告诉任何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说本能让她这么做以外。而她了解费尔就像了解自己一样，无论他与那女孩是什么关系，他绝不会要了她的性命。而这关系——即他俩在一起，即便只是聊天——所造成的代价是惨痛的，若被问及，她会这么说。“你们吵架吗，先生?”高个子警察问。肯定会有争吵，不可能一点分歧都没有。但费尔不是那种好吵架的人。他摇摇头。除了死亡责任问题，所有回答中他未做任何争辩。他没否认去了那座公寓，并详细描述了他拜访时的情景。他承认自己有指纹留在那里，但指纹并不能说明什么。“你确定吗，太太?”他们又一次追问。因为担心，她的本能更敏锐了，即便他们的影射荒谬可笑。是的，她很确定，她说。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以后拘捕了他。
       凯瑟琳睡着了，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但只恍惚了一会儿，不足十分钟。她走到屋角的脸盆架旁洗脸，然后开始慢慢穿衣服。他被从她身边带走了，拘留起来等待审判，这期间所有事情由他们全权处理，不需要她再来了。“不，不，我要来。”她坚持着。在这僵持之中——长时间的沉默对峙中——她还不知道那老妇人已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就是那个到时会被叫到法庭上作证的老妇人。她还不知道，在这么重大事件的重负之下，那个老妇女已经不敢肯定，那个雨夜里她看到的那个男人——现在已形象模糊——以前她见过，或许经提示和鼓励她会恢复信心。那些认为她的证词很重要的人，会觉得这一起诉案的关键不在别的，就取决于指认。可长时间的耽搁已让事情变得很糟糕，证人已疲于准备，且在法庭上一点不遮掩自己的焦虑。第一天上午审判结束前，法官压住愤怒宣布，他认为案件不成立。下午陪审团解散。
       凯瑟琳拉开窗帘，画完妆，铺好床。一定是哪儿出了差错，是记忆出错？警察渎职？还是起诉缺乏证据？很难找出令人满意的原因。偶然与环境引起的这场噩梦，让法官悲叹，是什么造成了这么个站不住脚的案子。宣布休庭时，他的评述非常严厉。可任何评述业已无济于事，这事已造成太多的后患。没有别人受指控，虽说总有个人干了那桩谋杀。
       离开屋子时，她遵嘱砰地撞锁上了那扇门。先前他们没有道别，可下楼时，她又听到跑马场解说员急促含混的解说声，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屋子的使命终矣。今天下午她已经感觉到了，即便那话不直接说出来。
       她没去喝咖啡，甚至路过“王子与狗”店时都没在意。她要在厨房里烹饪自己买回来的食物，他们会坐在一起，聊今天发生的事。她会看着桌对面她爱着的丈夫，可那只是一个影子。他们不会有很多话说。
       她徘徊着，漫无目的，离开嘈杂、温馨的街道，走在带有露台、挂着滚边窗帘的房子的旁边。她那位午后情人会修补自己失败的婚姻，一片片地修补，因为损害不是毁灭，也不该是毁灭。吵架并不可怕；无爱和不忠也是如此。他们约定，止于此，莫贪求。“可她呢？”他妻子哪天若问起，他会说那个女人是他们婚姻故事的一个补充而已。
       凯瑟琳来到运河边，沿河有一排坐凳。晚上，她躺下，他们照例说些闲话。她不说害怕了，他也不说。可恐惧一直萦绕在那里，这恐惧，之于她，是害怕受指责，可他是因为什么，她不得而知。她走过坐凳，走过一队由幼儿园老师带着的孩子。一艘装着桶的驳船驶过，船头上画的是玫瑰花。
       她好像走在一片荒地之上，是她心如荒地，不是境如荒地。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仿佛一具无以归属的孤魂，让她无从认同。哦，一切业已过去，她对自己说，仿佛在回答这微末的困惑，可却更为困惑，她问自己，何以获悉自己似乎知道的一切？思索无益，这完全是感觉。所以，走吧，什么也别想。
       不知为什么，她感到抑制在消散。是的，当然，九年了，她一直在抑制。 她没有追问原委，没有刨根她听到的一切是不是事实，没打听那女孩，她的穿着、声音、脸庞，以及她是否只是聊聊天而已。没问天气不好时地铁里会是什么样，也没问雨中等出租车的情形。九年里，他们就这样沉默着，在平淡的交往、交谈和做爱中，在周末的散步和夏日出国的旅行里。九年中，爱一直同在，不仅仅是一种安慰，远胜于此。偷情仍很刺激吗?没人问起过。凯瑟琳停下脚步，看着另一艘驳船驶过，她知道，偷情现在不会有刺激了。公寓被人进入过，雪伦·里奇窒息在沙发上。她是被害的吗?这事也没人再提起。
       凯瑟琳转身往回走。这不是什么震惊，也不是诧异。他想知道的，她都告诉他了，现在该是她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表示自己要离去了。他会理解，她没必要告诉他。即便爱至极，亦不足焉，他懂这一切。
       （何朝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系副教授，邮编：23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