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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是我多年前念书时读到的，前后读过的还有欧文·肖和阿瑟·黑利。谢尔顿的《假若明天来临》，黑利的《最后诊断》及欧文·肖的《富人·穷人》构成了我对域外流行小说的最初印象。当时，我正在念大三大四，这类书虽然是明白无误的公开出版物，可一天到晚抱着这些书看，多少还是让班主任或外国文学授课老师侧目——在他们看来，读雨果、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更靠谱，因为在专业考试时，怎么会考《大饭店》或《汽车城》?当然，面对“侧目”，我总是假装浑然不知，继续和同学们你来我往，沉溺在新鲜刺激而且非常陌生的阅读经验中。我记得我买下的那本《富人·穷人》一年后传回我手里时，已“形容枯槁”。
       谢尔顿的小说，包括欧文·肖、阿瑟·黑利的小说，可以被贴上很多标签——它们是流行小说，也是类型小说；是畅销小说，同时也属于流行文化、商业文化的一分子。它们多半伴随着逐步丰富完善的一整套商业化运作手段促销推广，广而告之……而如上种种，也不过都是些我道听途说而来的口耳之学，肤浅皮毛，受不起追问，更经不起推敲。作为一个异国他乡的读者，我与那些围观街头把戏的看客并无二致，也就一看热闹的。
       当然，热闹看得多了，渐渐有了一些观感，简单说，就是那句老话：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通俗小说也好，类型小说也好，比起纯文学乃至严肃文学，不仅境界全无高下之分，而且，就技巧和专业精神而言，更如一口锅里的菜。老话说，有破东西，没破活儿。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你的伟大志向，你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的伟大宣言，你耿耿于怀的史诗之梦、玄幻之梦、武侠之梦或言情之梦，而是你交出来的作品在技术与专业上究竟是勉强及格还是严重超标，说得更直接，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活儿的好坏才最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或商业甚至要求更刁钻、更严酷。
       谢尔顿的小说其实可以被看成如今大行其道的美剧的滥觞，他的小说情节周密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而阿瑟·黑利的小说则一直以行业为背景，故事之外，当成某个行业入门小百科去读绝对受益匪浅；克里斯蒂的小说有一种缜密的逻辑之美，当孩子王时我给娃娃们讲“逻辑常识”，它是我频繁“点击”的语料库——林内特小姐的女仆当着波洛探长和西蒙·道尔的面说：“假如那时我没睡觉，假如那时我还在甲板上，也许我就能看见凶手进入我太太的房间”……这个细节让娃娃们尤其意外和兴奋——原来逻辑推理才是波洛探长的杀手锏。
       可以说，在技术和专业态度上，谢尔顿、欧文·肖、阿瑟·黑利乃至于斯蒂芬·金、阿加莎·克里斯蒂之类，是一拨的。包括后来的罗琳，后来的丹·布朗，均为流行小说中的品牌与精英。面对流行小说或类型小说，很多人仅仅仿效其商业炒作的皮毛，却一直忽略其写作的技术性与专业精神。仔细想来，这也不奇怪，它与我们社会化过程中由来已久的宏大叙事教育相当吻合，而其实，一个异想天开的伟大梦想必须落实为每一颗拧紧的螺丝钉，就像庄稼汉的田园之梦一定来自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在第五代电影人里，我喜欢导演张建亚。与他诸多带有实验性的电影作品比，我更欣赏的，是他的技术观念与专业精神。他宣称，自己是个电影匠人，记者问其缘由，他说：“做这行之前我做过七年的木匠，我不觉得‘匠人’是一个不好的称呼，我觉得我能够做成一个匠人挺牛的。”
       他还说：“现在大家做特技都花钱到国外请外国人做，但是我喜欢自己做，这并不是我想突出自己，我只是抱着一个作为工匠的心态去尝试。……我还是希望首先成为一个匠人，可能成不了大匠，但是至少不能丢人。”
       张建亚的如上阐述证明，这位中国导演跟谢尔顿他们也是一拨的。“如果我写到一个地方，我肯定去过那里；如果我写了某道印度尼西亚菜，那我肯定在哪家餐厅吃到过这道菜。我不想欺骗读者。”上面这话是谢尔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我曾在一篇报道中得知，在写《大饭店》的准备期，黑利为了写好一个细节，专门跑到某饭店工程处，请工人师傅现场演示盥洗间面盆下那根弯管的拆卸与安装……在我看来，这些对于细部的锱铢必较，这些面对小说细节层面、专业技术层面的精准要求，当然就是一个“匠人”必备的专业态度，可它更是任何一个伟大梦想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