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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托妮·莫里森《天堂》中的鲁比小镇和女修道院在一定意义上分属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里的语言的象征和符号层面，正如语言中的象征层面力求维护一种稳定性，鲁比小镇在捍卫种族主义和男权制的同时也在维护单一的制度，而和语言中的符号表现出的异质性一样，女修道院由于充斥着被主流团体所排挤的边缘人也被看作是一个异端分子。克里斯蒂娃认为语言这种指意过程成为可能是因为语言中象征层面和符号层面的辩证运动，而言说主体应该是过程中的主体，虽然具有象征性的稳定，但是也随时受到符号的分裂性驱动，那么《天堂》中真正的天堂并不在那个封闭、狭隘的鲁比小镇，因为真正的天堂应该和文中的修道院一样是一个建构中的天堂。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天堂》、克里斯蒂娃、象征、符号
       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自197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以来就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上。从1982年起莫里森开始着手构思一部小说三部曲以期梳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三部曲中第一部《宠儿》描述的是后奴隶时期的美国黑人如何摆脱奴隶制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并走出过去创伤的历史，第二部《爵士乐》关注的则是移民到北方城市的南方黑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天堂》是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其故事跨越了百年历史：从奴隶解放初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1993年莫里森凭借《宠儿》一书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获奖后的莫里森并没有为此感到满足，《天堂》就是她获奖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一面世就备受关注，被认为是莫里森写过的“最为奇怪、最为原创性的作品”。非裔美国人身份让莫里森一方面关注非裔美国人整个族群的生存状态，但是另一方面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却让她更将目光焦点投注在这一群体中的女性身上。在《天堂》这部作品中，这两种关注直接体现为故事的两条主线：一条是鲁比小镇这一纯黑人小镇的兴衰史，另一条则是小镇旁边女修道院中不同女性的身世叙述。这两条故事线索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不同时期人们为建构自己梦想家园付出孜孜不倦的努力的画面。
       本文旨在用克里斯蒂娃的符号理论来分析莫里森的这部作品。克里斯蒂娃提出的符号分析学(semiotics或semanalysis)和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semiotics)不同之处在于她发现了语言极具动力的一面，虽然她承认语言是一个系统，但是这个系统随时有被越界和遭受否定的可能。她认为意义的产生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指意过程，一个是符号过程，另一个是象征过程。而符号和前俄狄浦斯阶段有关，在这一阶段，儿童还不会用言语进行表达，但他们却有一种由肛门和口唇引起的基本冲动，这种具有节奏性的冲动尽管无意义却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其特点是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克里斯蒂娃将这种原初的冲动定义为“符号”。为了让表意成为可能，这股冲动流被割裂，儿童开始运用明晰的语言，符号阶段进而被象征阶段替代，符号遭到压制。但是克里斯蒂娃提出“在诗性语言(因此，也许在任何语言里)都存在意义和指意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就是“符号”，而且“这种禀性绝对是意义的异质层面，但是又总是在意义的监控下或者于意义处在一种否定或多余的关系中”。这表明语言的这种符号性在象征阶段也存在，尽管它可能表现为矛盾、沉默、无意义和不在场的东西，但是作为语言的异质层它能对语言中的象征系统构成威胁。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娃便更改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是静止的同质结构描述，而将语言定义成一个具有异质性的指意过程。克里斯蒂娃符号理论的革命性还在于她引入了“言说主体’：的概念，她认为语言和主体紧密相连，如果符号和象征的辩证运动产生了语言的指意过程，那么言说主体也是过程中的主体，虽然具有象征性的稳定，但是也随时受到符号的分裂性驱动，而这种过程中主体的说法对于“任何称得上是政治理论的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身份政治是当下语境里的热点问题，而莫里森的《天堂》这部作品讨论的正是女性和少数裔的身份建构问题。克里斯蒂娃曾经说过：“符号学不应该仅仅是针对语言模式的或是局限于语言模式的意指实践的分析”，因而《天堂》中表现出的一种对容纳异质性的主体建构的追求也许在借用克里斯蒂娃符号理论的分析后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
       《天堂》的故事集中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名为鲁比的小镇上。19世纪70年代，内战结束后重建期间的美国南方一群刚刚摆脱奴隶制的黑人为了寻找自由家园不畏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在历经磨难后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起了自己的梦想家园黑文小镇，黑文(haven)的发音类似于天堂的发音，其中寄托着这群非裔美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黑文却并没有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永久的栖息之地，二战后小镇的萧条让创建者的后代心灰意冷，为了不辜负祖辈们的美好意愿，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带领镇中十五户家庭西迁建立了鲁比镇。在他们的努力下，鲁比镇一度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天堂，可是同样好景不长，建立二十年后鲁比小镇又重蹈黑文小镇的覆辙逐渐走向衰落。非裔美国人在白人主流社会长期受到压制和排斥，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建立一个远离歧视和压迫的乐园尤为重要，在白人主流社会里他们被当作是“他者”，但是如果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他们就能找到自我，这就是为何小说中几代黑人为了能够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园做出了巨大艰辛的努力。然而他们耗尽心血建立的乐园却从昔日的繁荣走向萧条，究其原因，那是因为小镇赖以生存的凝聚力已经变形为固步自封，而它强调的稳定性更是已经堕落为保守狭隘。
       克里斯蒂娃指出：“可以说，符号学发现的是一个事实，那就是存在一个普遍的社会法则，这一法则就是语言中的象征层面，任何一项社会实践都是对这一法则的具体表达”，而象征秩序“就是诸如意义、符号以及胡塞尔先验自我意识的所指对象等属性”。这表明象征秩序是一个指称领域和表意过程，而象征秩序预设的言说主体是具有指称功能的主体，是先验自我。为了使表意成为可能，象征秩序受到语法的限制，遵从的是理性的话语，表达的是单一的意思。这样看来，鲁比小镇的封闭隔离和狭隘正是象征秩序的这种同一性的实践，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对种族单一性的捍卫。黑文小镇的创建者们当初在追求自由乐园时历经了千辛万苦，而最让他们难以释怀的则是他们因为自己的纯黑肤色遭到白人和浅肤色的黑人的排斥的经历，这种耻辱从此永存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啃噬着他们的自尊心，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屈辱感的刺激下，他们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并最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园黑文小镇，鲁比小镇的前身，在这个乐园里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黝黑的皮肤感到骄傲。然而为了维护这个天堂的纯洁性，他们拒绝和白人世界交往，开始了自我封闭的生活，更为极端的是，他们甚至排斥同族内那些肤色浅黑的非裔美国人，认为这
       些人破坏了族裔血统的纯洁性。当初在寻找家园的途中，这些昔日的自由斗士曾经迷失过方向，但是一个神秘黑衣人三次出现为他们指引方向，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个黑衣人从此被他们认定是上帝的化身，为了感恩，在建立黑文之后，创建者们将“当心他皱眉”镌刻在大烤炉这个当时的公共炉具上，“他”指的就是上帝。上帝在此成为了先验自我，而他们的对种族单一性的信仰也变成了对上帝的旨意的遵从。这些黑文创建者的后代在搬迁时把烤炉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鲁比就是为了牢记古训，在他们眼中，烤炉和这句话一起已经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对于这两样东西只有顶礼膜拜，绝不允许有渎神的现象出现。语言中的象征层面和权力及法规挂钩，鲁比小镇极力维护的也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和制度。小说中有一段年轻人和父辈们关于烤炉上铭文的争执。年轻人试图对这句铭文重新进行阐释，因为他们认为烤炉不仅仅只是父辈们的历史，也是他们的历史。在年轻人看来，铭文是在鼓励人们应该成为上帝的工具，实现上帝期待的公正，他们甚至宣称自己“就是权力”(第88页)；可是父辈们一心只想维护铭文原有的震慑力，对于父辈们来说，这句铭文“可不是暗示，那是命令”(第86页)，权力只能属于上帝，人们做的就是绝对服从，他们无法想象年轻人企图把上帝“撇在一边”篡夺权力的做法(第87页)。老一辈人对铭文意义的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在表示对上帝的敬意，的确，“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第217页)，可是这种纯洁指的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纯洁血统，所以“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们自己的[皱眉]”(同上)。为了他们的纯净血脉“永存不朽”(同上)，铭文的意思当然不能被更改，因为挑战这句铭文就是挑战他们一直捍卫的威严，如果消解了铭文的威慑力，他们的权力地位也会遭到动摇，建立在肤色上的等级制度会随之瓦解。在语言的象征层面，为了捍卫稳定性，一切异质因素都会遭到压制，而在鲁比小镇，这种权威的力量同样是建立在对不同声音的控制上。
       二
       这种对不同声音的压制不仅体现在为了维护种族血统的纯洁性对不符合标准的同族黑人进行排斥，或者是为了捍卫权力压制年轻人的变革意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女性的严厉控制上。正如小说中写道：“一切让八大家族担心的东西都来源于女性。”(第217页)由于象征秩序不仅受到语法规则还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象征秩序被认为和父权制相联，但是符号因为和前俄狄浦斯阶段有关系，则和母亲的身体密不可分，而“语言作为象征功能是以压抑原初冲动与割断和母亲的联系为代价的”。在《天堂》中男性最为惧怕的就是女性的这种母性，因为女性的身体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确保他们一心想要维护的纯正血统的重要因素，女性的身体自然成为了他们管制的对象，一切婚姻都由掌控小镇的“八大家族”安排，绝不能有“通奸”的现象发生。虽然男性们一直都认为他们为自己的女人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生活环境，女性们在他们的庇护下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从他们沾沾自喜的口吻：“镇里见不到一个邋遢女人”(第8页)就可以看出这种对女性的保护不过是为了合法化对女性的控制。在鲁比小镇，女性被剥夺了发言权，一切都在男性的掌控中，男性们自诩的稳定也是建立在牺牲女性的利益之上的。确保血统纯洁性的关注超越了一切个体的感受，女性成为了男性监控的对象。
       如果说鲁比小镇牢牢地处在男性的掌控中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那么修道院由于男性的缺失则是个纯女性的天地。由于象征秩序强调理性和法规而符号表达的是欲望和情感，象征秩序的运作必然要压抑符号的一面，在鲁比小镇正是理性和法规压倒欲望和情感，但是在修道院却恰恰相反，单一的声音让位给了多声部的合唱，理性语言让位给诗性语言。尽管语言的象征功能企图压制符号，但是符号还是藏匿在象征秩序中，是其中的异质层面。而语言作为“指意实践，一方面接收象征律法，另一方面为了激活律法却又允许这律法的越界”。这种越界就是来自符号的颠覆性力量。这样看来，象征和符号的这种辩证关系也可以用来形容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可以把符号看成是象征秩序内部的边界。这样的话，女性同样也可以被认为是生活在类似的边界上，因为女性和其他任何性别一样既是在象征秩序内部建构，却又同时被驱逐到它的边缘，认为低于男性的力量。女性既身处男性社会，又游离在它之外；既是其中被浪漫地理想化的成员，也是被驱逐的受害者。”在《天堂》里，全部是女性成员的修道院就是生活在父权制社会鲁比小镇的边缘，而且正如符号时时刻刻在挑战象征秩序维系的稳定，修道院也是鲁比小镇秩序的破坏者，这个处在正统社会边界的修道院其实是一个“充满着极端可能性的地方，一个反抗的场所”。然而在鲁比小镇男人们的想象里修道院只有“令人作呕的性、欺骗和对孩子私下里的折磨”(第8页)，那里居住的女性道德沦丧，因为她们的价值观和这群男人“认识的或听说过的妇女都不同”(同上)，她们被称作“女巫”(第276页)。鲁比小镇的男人们非常自豪自己的女人“不施粉脂，也不抹妓女的香水”(第159页)，这表明他们要求妇女纯洁朴素、恪守妇道，可是在惟一一次修道院女性被邀参加鲁比小镇的婚礼时，她们集体亮相时的模样让鲁比小镇的男人大为吃惊：“她们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第156页)，更为过分的是这群涂脂抹粉、穿着极为不雅的女人居然还“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的摇摆的身躯”(第157页)。这种目中无人的姿态极大地挑战了鲁比小镇男人们捍卫的权威和秩序。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们“无法控制”修道院的女人(第279页)，而“无法控制”的正是这群女性的身体。鲁比小镇最有权力的孪生兄弟之一第肯就曾经受到过修道院主持康索纳塔的诱惑，而他们的侄儿K．D．也有过和修道院收留的吉姬纠缠不休的经历。因为修道院的女性可以自由支配她们的身体，她们充满诱惑力的身体便成为了一股颠覆力量，鲁比小镇苦心经营的有序生活尤其是他们捍卫血统的纯洁性就此会遭到破坏。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鲁比小镇逐渐走向衰落，昔日的天堂正在堕落为邪恶之地：畸形儿接连不断地在同一个家庭出生，年轻人变得反叛任性，小镇经济衰退，而这一切不幸都被认为和修道院有关，那里成为了罪恶的源头，为了拔掉这个恶之花，鲁比小镇的男性代表血洗了修道院。
       然而修道院却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邪恶，这里远离外面世界的浮躁和喧嚣，充满着宁静祥和，即使那些充满愤怒和仇恨之火的男性杀手们走进修道院时也能感觉到这个世外桃源的清凉。这个世界和语言中的符号界一样，诉诸的不是理性的语言，而是人原初的
       感受，尽管这种对于本能的诉求是让理性的鲁比男人们最为害怕的。修道院最初只是一个由一些来历不明、身份各异的女性组成的松散团体，当初生活在象征层面的她们曾用沉默和失语面对一切：康索纳塔在经历过感情失败后整天酗酒度日，生活在黑暗中；玛维斯由于不慎窒息死自己的孩子，遭到舆论的谴责，可是比失去孩子更痛苦的是那种让她失语的压抑生活，作为一个酗酒丈夫的性工具和孩子们心中无能的母亲，她觉得他们都要杀害她；表面玩世不恭的吉姬在目睹过一次种族冲突中无辜惨死的小男孩后内心深处其实极度缺乏安全感；帕拉斯由于遭受自己最信赖的亲人和爱人背叛再加上被人强奸的经历让她几乎不敢回首往事；弱不禁风的塞尼卡的温顺可人是源于她自幼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她更不会谈起自己受过性侵犯的经历。修道院本来是由这么一群受过心灵创伤，害怕和人交往的女性组成的团体，然而康索纳塔在每天面对这些“心碎的姑娘、受过惊吓的姑娘，这些孱弱的躺着的姑娘”(第222页)后，决定振作起来改变自己和这群受过伤害的女性的命运。康索纳塔告诉这群自我封闭的女性：“可怕的东西不在外界，而在内心”(第39页)，这说明迈向健康快乐的生活的第一步就是需要化解过去的伤痛。过去的创伤曾经让这群女性处在一种瘫痪状态，虽然生活在痛苦中却无力改变现状，在理性的世界里，她们被迫选择沉默和失语，但是，在个体受到尊重的修道院，她们能够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康索纳塔让这群女人采取“大声说梦”的方式将压抑的自我得到释放，梦原本是潜意识的容器，这里承载了太多她们过去的创伤和悲痛，然而这种痛苦在她们的意识世界里遭到了压抑，现在通过大声说梦，她们宣泄了自己的情感，消释了自己的痛苦。在大声说梦的过程中，这群自闭的女人逐渐敞开心扉，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同时也尝试着去同情他人。鲁比小镇的有序生活是建立在对个体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之上的，而在修道院身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却被打破，康索纳塔告诫女伴：“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分成两半，不要让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第263页)，在这里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构成了完整的自我，在这里她们回到了前语言阶段，在这个混沌阶段，任何二元对立都未形成，没有“自我”和“他者”的差异，也没有精神和肉体的割裂。
       三
       同样是受到外部世界的伤害，鲁比小镇那些掌控权力的男性们永远也没有摆脱这种伤害，因为他们选择了复制他们痛恨的制度。鲁比小镇一度成为非裔美国人逃离白人种族主义的避难所，可如今这个避难所却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那些当年不惜一切追求自由的斗士现在已经变成了压制他人自由的独裁者。在白人世界里，非裔美国人曾经被当成是替罪羊来承担他们不该承担的罪行，然而鲁比小镇的男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家园出现的问题时，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却同样以嫁祸他人的方式减缓自己内心的惧怕。修道院的女性们一方面因为无法达到他们对女性的定位，另一方面则由于其成员的多种族性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双重异己。鲁比小镇的男性在进入象征界时将自己的情感和欲求完全过滤，以求成功地诉诸于理性，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导致主体最终变成了一个掏空了的符号，这群昔日饱含激情、斗志昂扬的勇士如今变成了墨守成规、排除异己的独裁者就是个明证。然而同样是经历过创伤的修道院的女性们却成功地摆脱了过去梦魇对她们的束缚，获得了新生。克里斯蒂娃曾经指出：
       越界时刻在实践中非常重要：只要存在着对系统性的越界，或者说是对先验自我同一性的越界就会有实践。实践的主体不能是先验的主体，这样的主体缺乏变化，这种逻辑同一性的变化是由于语言在意指体系中将象征秩序和利比多的活动分离开来(符号禀性正是利比多的表现)。认识到符号禀性实际上意味着认识到言说主体的变化，以及他能更新他深陷其中的象征秩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主体来说就是获得愉悦的能力。
       这就表明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主体应该是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里，身体和精神，原始的冲动和社会的约束相碰撞，主体因此不断地被更新和建构。主体进入象征秩序是为了传达意义，获得认可，然而这种认可不能建立在对原初欲望的完全压抑上，因为主体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情感和欲求，它们能激活象征秩序更能够让主体获得快乐。在这种意义上，修道院的女性过着比鲁比小镇的居民更为快乐的生活，因为她们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找到了完整的自己。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试图探讨建立一个真正天堂的可能性，鲁比小镇从昔日的意气风发走到后来的死气沉沉证明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天堂，因为固步自封和狭隘排外束缚了它渴望得到的自由，而修道院尽管起初只是一个被人遗弃的角落，可是由于它敞开胸怀不断地接纳新的成员，这个边缘团体却日渐充满生机和活力。克里斯蒂娃一直都强调语言是一个意指过程，这个过程是象征和符号辩证运动的结果，而言说主体也是过程中的主体，她对于语言作为意指实践和言说主体“过程”性的强调和对符号的革命性的关注说明，她反对任何形式的封闭和任何的绝对意义。而莫里森在其小说《天堂》中正是“挖空了任何一个固定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自我而展示了建构力量的可能性”。
       鲁比小镇当初的建立体现出的是非裔美国人强大的凝聚力，正是他们集体的努力才使得他们在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白人主流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空间，可是这种最初极具建设性的种族团结在鲁比小镇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遭到扭曲，最后变形为狭隘的种族主义。莫里森在其作品中一直抨击的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这次在《天堂》中的关注对象却是黑人种族主义，让人不得不深思。它可以被理解为莫里森所倡导的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空间虽然包括对本民族性的捍卫，但是绝对不是这种模仿白人种族主义的黑人种族主义；但是它同时也可以被理解成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讽。然而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都不是莫里森所欢迎的，因为它导致的结局只会是活力丧失和发展停滞。尽管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常常被当成是女权主义理论，但是这种对固定意义的质疑和挑战使它的运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女权主义，因为少数族裔也拥有这种符号性的颠覆力量。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的少数裔虽然受到压制，但是随时也在挑战和破坏主流社会维系的稳定和单一性。莫里森在《天堂》中同时还指出鲁比小镇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女性的压制。在鲁比小镇，肤色和性别作为能指其所指是社会地位，父权制和种族制因而深深交织在一起制约了它最终的发展，然而在修道院这两个能指的意义却被完全抛空和消解，一切界线变得模糊，所有的只是混杂和交融，“修道院是一个开放的符号，它自由地接受任何解释，但是它的模糊性却又让它不可能接受任何一个完全可信的单一解释”，因为修道院里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们构成的是一个多声部的对话空间。尽管修道院的女性最后被鲁比小镇的男性们杀害，她们曾经的生活方式却留了下来，因为在血洗修道院后，这群男子并没有觉得轻松反而心情沉重，并开始自我反思。这证明修道院女性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水波一样渐渐荡漾开来，其原由就是修道院并非如鲁比小镇的男性们认为的是万恶之源，正相反，它才是激活鲁比小镇走向发展的动力。在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从上至下而是相互平等，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互爱合作；在这里单一让位给多元，差异被交融替代。莫里森的小说《天堂》是为了探讨“为什么有着坚强意志、革命精神和完备德行之人最终会失去这一切变得极具毁灭性和固步自封呢?”小说留给读者的启示是主体建构的结果不应该是一个单一性、排他性的主体，而是多元化、容纳异己的主体，而主体生存的空间则应该是容纳种族、阶级、性别等诸多差异性的多元化、开放性的空间，因为那才是人类真正梦想的天堂。
       (胡俊：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邮编：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