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莫莉·贾尔斯，对我们国内读者来说可能是个很陌生的名字，因为在笔者研究该作家的几年里，发现汉语文字资料里的这个名字只在介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文章里被顺带提到：“此间她的朋友莫莉·贾尔斯给了她很大帮助。贾尔斯是一名教师兼作家，曾帮助编辑过谭恩美的大部分作品。”然而，莫莉·贾尔斯在美国可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现任圣何塞州立大学文学创作教授，阿肯色大学文学创作项目负责人和教授。
       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Rough Translations，1985年荣获Flanner o’Conner短篇小说奖，波士顿全球小说奖，海湾地区书评小说奖，她还因此获普利策文学奖提名。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Creek Walk曾被评为《纽约时报》最受瞩目的书之一。其中一篇还获得欧亨利奖。她虽擅长写短篇小说，但也尝试进行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Iron Shoes同样受到普遍好评。她的作品几乎都以女性为主体，以女性的婚姻生活及其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题材，且都是以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来展示女性曲折丰富的内心世界，关注女性的生活境遇及生存状态。书评家说她的小说表达着被压抑的心声。从这篇《作家们的模特儿》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她的小说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其独特的风格见长。结构看似松散，对话似可有可无，不连贯的内心独白似与主题若即若离，似有着意识流派鼻祖乔伊斯的作派；看似简单的语言，清新、简洁、明快，有着抒情文般的韵致。然而，这并非作家的本意，如她所言：“我所追求的是以最简单的语言包罗尽可能丰富的内涵。”事实上，这正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冰山在海面上移动是很庄严、雄伟，这正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正是这种风格，在给人以极大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作品的解读难度，大大激发了读者的寻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探知欲望。
       现在我是老了，可年轻时那会儿是什么事儿都能和我谈的，我开放明理儿。所以当看到一则广告说有批作家因创作缘由需采访一位有冒险精神的女孩时，我动了心。它还说“只需回答问题”就“能为美国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这更让我按捺不住了。我一直想要做些什么重大贡献。于是我披上外套抓起坤包，径直奔向报上所说的地址。
       我来到城市一处破败不堪街区的一座灰暗的房子面前。我敲敲门，没有应声，于是推了推，门开了。走进去，是一个怪怪的房间，就像监狱里的审讯室。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垂在天花板的中央，下边是一把椅子，空着；椅子四周静静地围坐着一圈人。我瞥见他们手里的笔在灯下闪烁的光，看见他们的便笺簿摊开在膝盖上。我注意到，所有的本子都是空的。而这，因某种原因，竟触动了我。我挺了挺胸，朝椅子走去，坐了下来。
       “尽管问吧，”我说。
       “你的身体什么样儿?”第一个作家问了。
       我很吃惊，瞪着他，这才注意到这里都是男人，很多人还穿着相似的衣服：衣袖上镶皮革补丁的粗花呢茄克。他们一个个调整着角质边框的眼镜，点着了欧石南烟斗，拍拍躺在他们脚边的爱尔兰猎犬。然后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脱衣服。
       我脱了，也没觉得害臊。我已经明白了，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我既不是女人也不是人，我是一件物品。一件小艺术品——我自我安慰道。
       “你笑什么呢?”其中一个问。我边摘围巾边讲了一个小笑话。“你懂法语吗?”另一个问，声音又尖又细。我耸耸肩，一边解衬衫纽扣，因为人人都懂一些法语。接着我又脱掉裙子。接下来的时间里只有唰唰唰的写字声和偶尔从背后传来的一两声不耐烦的问话：“德国人怎么样?希腊人如何?”这是第一次问答课。
       此后，一丝不挂地坐着的次数并不多；毕竟他们有笔记可以参考，而小房间又冷。无论如何，他们不是为我身体而来，而是为问题而来——那些问题和我能给的回答。他们不少人是见过、摸过和睡过女人的——很多人已结过婚——但却没有几个曾和女人有过真正的谈话，这一次是个机会。
       你对内裤感觉如何?
       你跑起来会乳房乱颤吗?
       有人进入你体内是什么样的感觉?
       它的大小重要吗?
       高潮是何感觉?
       这些是生理方面的，还只是部分的，当然这方面的问题还有更多。一切与乳房有关的都让他们着迷，除了哺乳——他们听都不想听——月经和生产也很少有人问津。他们都想知道有关“初夜”之事，还有我是否和女人做过，我是否曾被诱奸过，如此等等。虐女症令他们兴奋不已，当我告诉他们我和同伴们都对此茫然不知，他们全都掩饰不住脸上的表情：不相信。另一些问题，非生理方面的，那更是五花八门，但却并不让人更吃惊：
       你钓鱼吗?
       你做梦吗?
       你参加选举吗?
       还有个问题，让他们都屏住了呼吸：
       你看书、读报吗?
       休息时，很多人还继续一边观察一边写，观察我小口地呷着保温杯里的茶，观察我吃着半块三明治。他们闻闻我的香水，翻看我的钱包都是允许的。就连我去厕所也是允许一两人跟随观看的，如果需要他们还可以做些笔记。
       休息后，有些人向我提出了让他们“文思不畅”的“难题”——这是他们的措辞。如果通奸被人扔石子：你感觉如何?你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私奔，你会怎么办?如果你被强奸，如果一头狮子朝你扑过来，或者你衣橱里有具僵尸——简单的问题，多半都是，我认为，没什么难倒人的。有时他们拿些服装给我——紧身衣或护士服或带饰边的花格围裙，这要看他们在塑造什么样的角色——他们还要我表演与情人大打出手的场面，或即兴写份自杀留言，或手拿鞭子摆个姿势。或者假装发疯——这些也都不难。
       这工作惟一难的地方是“自由形式时段”——每次问答课最后留五分钟让我谈谈这一周来的所思所想。我想说的东西不少，从校委会的选举、美人鱼的现身到墨西哥铁路。但是作家们此时已经厌烦了，他们像小孩一样说变就变。有些人强忍着不打哈欠，其他人毫不掩饰地胡写乱画。很多人索性套上狗，走了。我明白我的谈话不能吸引他们，还要努力克制自己禁不住想要编故事的欲望。如果一不留神，我自己就会成为作家，想到这里，我就惊恐不已。
       回头看看，我感觉那是一份挺不错的工作。我以为那些男人虽孤独无知，却是可以教育的；并且我很自豪能帮助他们去理解别人，哪怕是一点点。当看到以我为原形塑造的女性角色被书评称为“真实”、“丰满”时，说真的，我觉得很荣幸。但我自己读那些书时，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书中的女人和她们过去一样——是圣人，是荡妇，是一群可悲的精神病人，我一生在书中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人。她们的激情哪儿去了?慷慨之心在哪儿?我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错?
       作家们的问题开始让我厌烦——同样的问题，关于内裤，问了一周又一周——趁我还没有真的成他们的“看物”之前，我决定辞职。我用积攒的钱完成了学业。之后，我做过女帽商、大厨、沙滩城堡建筑师，开办过托儿中心和疗养院。有年秋天还在澳大利亚糊过墙纸，在布列塔尼的葡萄园干过农活，在休斯敦为自行车赛计过时。我总是对稀奇古怪的工作情有独钟，这丝毫也不夸张，就是看到宇宙飞船昨晚着落在我家后院我也不会太吃惊。从中走出一个矮个子男人来，圆突的前额和一副受伤而惊异的眼神，似曾相识。他说千里迢迢来这儿为了研究像我这样的人。尽管我很想看到火星人，但我还是拿起猎枪把他赶出了我的庭院。有些事是无法研究的，我告诉他，而且也不存在像我这么一个人。
       (林玉霞：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3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