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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是说我们要善于倾听。上面的话，得其要领；下面的话，明其实情。上下的话都听明白了，才能良于行。
       现在有两种不好的风气。对上面的话，因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常常冠以“重要讲话”，于是层层仿效，只要是上级的讲话，不管讲的是什么，也不管是在什么场合讲的，下级就一概都称重要讲话，好像这是一种不可移易的规矩，不这样就不足以表现对领导的尊重。其实，对象不同，场合不同，各级领导也会讲些家常话、应酬话、场面话。他也会出于探讨的目的，说些并不确定的意见，与大家商量。这些话同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作为方针性的讲话是不同的。何况重要是相对于非重要而言，什么话都重要，真正重要的讲话反倒显不出重要来了。这样听话，叫做不得要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口口声声说“重要讲话”，只是出于讨好，背过脸来却说：“谁知他说了些什么！”因为“重要”说滑了嘴，成为一种应酬，说过也就忘了，所以，如何领会、如何贯彻，是从不下功夫的。对下面的讲话呢，有些人信誓旦旦，说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实际上只是听取赞同的意见。他们也下去，座谈、开会，走家串户，但只是做做样子。捧场的话、颂扬的话，听得津津有味，有如吃了补药，以为“深获我心”；批评的话、反对的话，则听了如坐针毡，怀疑人家居心叵测。因为摸熟了这些领导的脾气，为了图个领导“印象良好”，于是每有上级考察、调研，当下级的总要亲自踩点，精心安排，细到什么人迎接，什么人汇报，什么人座谈，说些什么，不说些什幺，口径如何，调门怎样，甚至还要操练几遍，专拣领导爱看的看，爱听的说。这样一来，考察调研，还能听得到几句真话，看得到多少实情?
       上面的话听不懂，下面的话听不到，要想做好工作自然就难了。
       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别无他窍儿，还是中央一贯提倡的“三老”，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从听上面话的角度来说，做老实人，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听懂了就认真去做，听不懂就好好领会，不要不懂装懂，不要似是而非，不要一知半解，把好好的经念歪了；说老实话，就是不口是心非；不光说不练，不当面奉承，不随口敷衍，不隐恶，不虚美；办老实事，就是对中央的方针认真贯彻，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不做表面文章，不虚耗民财。从听下面话的角度来说，做老实人，就是对群众的意见要真心实意地听，认认真真地听，不虚情假意，不装模作样，把了解民情、遵从民意、为人民谋利益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说老实话，就是不说空话，不说套话，不说废话，不吹牛皮，不放空炮，不文过饰非，不以势压人，言必信，行必果；办老实事，就要民心急需的事急办，民力不足的事缓办，民意反对的事不办。
       听上面的话和听下面的话，是统一的，统一于人民的利益，统一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古人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尚如此，况于人乎！
       说说记性
       旧小说里要夸一个人记性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一类话是常套。但我这一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神人。记性好的朋友有几个，也不过是对他专注的东西，反复重温，印象深刻罢了。
       钱锺书先生，据许多回忆或赞颂文章，是十分恭维他的记性的，但据同钱先生捻熟的人说，他的记性虽有天赋，主要仍在勤奋。他有许多读书笔记，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录了他需要的材料，即便是“文革”到“五七干校”，这些笔记也仍然随身带着，时时翻检。管人事的多记人名，搞统计的多背数字，做分析的多熟标准，也是如此。人的记性多半是这样来的。过目不忘云云，夸张而已，当不得真。
       然而，记性实在是很重要的。大而言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我想，就因为人有记性，将取得的经验教训，当作后来实践的指导，成功的继续施行，失败的不再重犯。一个民族进步的迟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族集体记忆的好坏。德国和日本都是曾经发动侵略战争而又惨遭失败的国家，不仅给被侵略国家，也给本国人民、本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德国记取了惨痛的教训，为自己过去的行为不断深深忏悔，日本有些政界人士则遮遮掩掩不肯深自反省。然而历史会证明，只有认真记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是前途光明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有修史的传统。修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就是要长点记性。但在过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社会，统治者往往只爱听“过五关”，不愿提“走麦城”，把修史当成了功劳账簿，对“为鉴”倒看得甚轻。所以唐代的杜牧要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怎么才能有记性，也像读书一样，别指望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只有不断地重温教训，才能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陶坚荐自《瞭望新闻周刊》2005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