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想我泱泱华夏巍巍中国，是最明辨事物的重要性的：领导的即兴言谈谓之重要讲话，领导的随意举止谓之重要调研……除了领导内急之余“哪有不放之理”的“肚中之气”，一切的一切，均有重要之政治元素，于是乎，凡事掂量重要性，便成了特色社会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特色的代名词。
       当然，重要有隐性与显性之分。一般来说：是隐性的，尚需斟酌；是显性的，无需推敲，想当然可矣。
       然而，由于刁民或者说有些人眼里的所谓不安定因素的存在，越是显性之重要，似乎越是容易被钻空子而黑白颠倒，使得原本一唯性者，产生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常识分歧。比如，“吃早饭”与“升国旗”。
       某市某校每周一早晨7点40分“升国旗”，校车将城区起早定点等待的师生拉到地处郊外的校园往往是7点35分，一些第一节8点有课的老师就失去了“吃早饭”的所谓“法定”时间（盖因校址偏远，为不影响正常上班，校方提供早餐）。
       要“吃早饭”，就不能“升国旗”；要“升国旗”，就不能“吃早饭”。而不“吃早饭”，可以让肚子委屈点忍着，总有可吃时；不“升国旗”，轻则扣钱，重则下岗断炊烟。奈之如何？！
       有刁民，必有刁师焉。于是乎，有精神上的流浪汉、思想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似乎极其可笑的问题：“吃早饭”与“升国旗”，孰重要？
       说其可笑，是就政治上的幼稚而言的。公民必须爱国家，“升国旗”是爱国，所以必须“升国旗”。这是常识。
       问题是，这一常识在时下宽容的环境里，居然遭到另一常识的质疑。早饭与头天晚饭时间相隔约有10个小时以上，如果不及时补充，大脑处于饥饿状态，以这样的状态去上课会精神不振；早饭没吃，中午就会大量进食，这样会使胃壁一下子处于紧张状态，时间久了易生胃病；大脑不断受到饥饿信号的刺激产生空腹感，中午吃进的食物特别容易被肠胃吸收，容易形成皮下脂肪，食物消化后多余的糖分大量进入血液，容易形成脂肪；空腹的时候，人体内胆囊中的胆固醇饱和度比较高，容易形成胆结石。长期下去，人体内的平衡系统遭到破坏，容易导致贫血和营养不良。“吃早饭”能避免上述弊端。所以必须“吃早饭”。这也是常识。
       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其实，稍加思索则觉不然！
       常识的地位和力量应该是毋容置疑的。而一旦常识与常识产生矛盾，绝非常识本身的错误，而是因为此常识与彼常识往往处于事物的阶段性与局部性上。比如，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是真理，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是真理，资本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是真理；这些真理都是相对而言的。
       常识被质疑，千万别挥舞着形而上的政治大棒吓唬人，亟应将常识提升，跳出某一局部，站在另一高度，或曰从另一视角来化解常识的对抗性。
       “吃早饭”与“升国旗”的矛盾，只要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从人性化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后者只是手段，前者才是目的。理论上讲，某种手段不能达到某种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务虚的“花架子”。我们已经走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极左的红色恐怖时代，千万不能重蹈覆辙。爱国强化凝聚力，凝聚力产生强国之效，强国之效落实民生；民生不保，再响亮的凯歌亦枉然。
       手段形式上的极致，必然导致目的内容上的淡化。这每每是非民主化社会“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
       值得警惕的是，任何手段都有目的。倘若一种手段在极致中淡化了理之所向的直线型目的，那么其必然在淡化一种目的之际，强化了另一种理之所悖的曲线型目的。常识告诉我们，“吃早饭”与“升国旗”通常情况下讲如此。
       当“升国旗”的引申义与“吃早饭”的引申义相脱钩，目标锁定于一种纯意识形态的结构稳固，爱国就背离了人道的宗旨，沦落为一种工具!
       ［刘阳荐自《语文新圃》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