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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文坛上各种文学奖项颇多，什么《东亚日报》新村文艺奖、现代文学奖、韩国小说奖、文艺园地新人奖等等，粗略一算，大约有三十三四种之多，如果，连那些不定期的“××杯”之类计算在内，那便数不胜数了。在名目繁多的文学奖项中，“文学思想社”设置的“李箱文学奖”，最具影响，最有权威性。它在文坛的地位，如同中国文坛的“茅盾文学奖”类似。所不同的是“茅盾文学奖“是以长篇小说为主要对象，而“李箱文学奖”则以中、短篇小说为主。
       “‘李箱文学奖’是为了继承夭折的天才作家李箱的文学业绩，表彰优秀作家，进而发展和推进韩国文学为宗旨而设的奖项”。文学思想社——李箱文学奖运营委员会称：将中、短篇小说作为对象，其目的在于探索文学的中心从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的趋势。中、短篇小说结构严谨、技巧多样，相信这样的作品，能够表现小说美学所具有的特征和魅力，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1997年设置“李箱文学奖”以来，至今已整整过了三十个春秋，出了三十集《李箱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每年评选，将上一年评选后发表在文艺刊物，及其他刊物上的中短篇小说，加以精选，选出一个大奖，十个以下优秀奖，在特殊情况下，可选两个大奖。大奖奖金两千万元，优秀奖一百五十万元（韩元）。而获大奖者，在当年本人创作的作品中可自荐一两篇参加优秀奖评选，奖金同样是一百五十万元。
       作品的审查是相当广泛且严密的。文学思想社将一年来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作品收集起来，把作品委托给由编辑部组成的预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文艺杂志主编、报社文艺副刊负责人等约一百人组成。经过预审委员会的预审，并通过对读者的问卷调查，筛选优秀的作品呈递给审查领导小组。审查领导小组一般由五人到七人组成（每届都不同）。他们经过几天的审查，选出十篇左右。其中推出一篇为大奖，其余为优秀奖。如果审查领导小组在讨论过程中意见不一致，便通过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决定。
       “李箱文学奖”在文坛的影响非同小可。无论是文学青年还是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他们把将来有一天能够拿到“李箱文学奖”大奖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曾获2002年第26期文学大奖的《鳗鱼炖菜》作者权智艺，在谈到获奖心得时说道：二十五年前作为女高学生——文学少女的我，在母校淑明女子高级中学的礼堂举行盛大的“第一届李箱文学奖授奖仪式”时想道：在我今后的人生中，真有一天能拿到那个大奖的话，我将感到死而无怨，并在自己的大脑里画出自己是一个受奖者的画面。
       “李箱文学奖”是韩国众多文学奖项中的一个奖项，但由于它在韩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看到韩国小说创作界的一些情况。
       一一大批女作家成为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
       自1997年设立“李箱文学奖”以来，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十年，出现了三十名大奖获得者。其中女性作家为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三。第二十五期到今年第三十期，获大奖者共六人，其中女性作家五人，占百分之八十三。这六期，优秀奖共选出四十一篇，其中男作家二十二人，女作家十九人，占百分之四十六。这还不包括她们当年创作的自荐作品而获优秀奖的在内。如果将其包括在内，其比例将更大。
       我们把近五期获得大奖的女作家的自然情况排列一下，便一目了然。
       第二十五期申京淑 《浮石寺》 首尔艺术专科大学文艺创作系1963年生
       第二十六期权智艺 《鳗鱼炖菜》 梨花女子大学英语系1960年生
       第二十七期金仁淑 《大海与蝴蝶》延世大学新闻广播系 1963年生
       第二十八期韩江 《胎痣》延世大学国文系 1970年生
       第 三 十 期郑美京 《夜啊，你将离去吧》梨花女子大学英语系 1960年生
       可见，她们都尚属中青年，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知识积累雄厚，很有发展前途。
       二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讲究小说的创作技巧。
       为了更好地说明韩国小说创作情况，附带说一说中国小说创作，并稍做比较，这样也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
       中国和韩国文坛，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时间大致相同，中国最早是“五四”运动时期，而韩国也是同年“三·一”运动前后。但是，五十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战争（韩国称之为“6·25”战争）以后，中韩两国文学对待西方文学思潮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除了现实主义之外，其他创作方法基本上消失殆尽（“文革”时期更不用说），现实主义处于唯我独尊的状态。八十年代中期，现代主义为首的各种文学思潮横冲直撞涌进中国文坛，把现实主义撞得摇摇晃晃，造成了文坛上的“悲惨世界”。当时我们有些作家，甚至是一些著名作家，对这些西方来客，没能采取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对其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而是赶时髦，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地把它接过来，添枝加叶“转卖”给我们的读者，还美其名曰“创新”，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创新”创到几百字，甚至上千字不用一个标点的程度，把我们的读者引到云里雾中。结果怎么样呢？成千上万读者感到被这样的作家捉弄了。而现代派则采取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打道回府，回他们老家去了。
       而在韩国文坛，三年战争结束后，在恢复经济建设过程中，韩国的作家们开始反省和咀嚼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并重新思考和设定人的生存价值，在这方面像金东里、黄顺元、安寿吉等老作家们，便很有代表性。可战后走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他们和老一代作家不同，他们很快接纳了法国作家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一方面是对现实无情揭露和鞭挞，另一方面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出人对生存的理解：绝望、孤独、无望的情绪。
       翻开两国当代文学史，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现实主义一枝独秀的时候，韩国文坛上却是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并存，争奇斗艳，韩国文坛吸收和接纳了多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养分，发展自己的文学。时至今日，我们翻阅获得各种奖项的小说集，便不难看到，不仅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小说作品大量存在，而且以现实主义为主，糅进各种现代主义的作品，似乎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且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种比重好像越来越大。我们就以“李箱文学奖”1998年第22期至2006年第30期获得大奖的作品为例，加以说明。在获得大奖的九篇作品中，纯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还没有，而以现实主义为主，糅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仅两篇，占百分之二十二，其余占百分之七十八的七篇作品，完全采用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主的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令对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尚不十分了解的中国读者来说，很难一下子接受。笔者曾将上述一些作品译介到《译林》，或译给我的同事及学生之后，得到完全不同的反映。如，朴尚佑的《我心中的楼塔房》。（《译林》2001年第1期），这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糅进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女主人公是一家大百货商店的导购小姐，长相出众，美丽动人，但由于家境贫寒，租住在首尔一座山顶上，盖在一座三层小洋楼房顶上的简易房里（即楼塔房），她憧憬并挣扎着，希望能有一天下到地面上，过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男主人公，自己深爱的姑娘住在山顶上，他渴望有一天能成为楼塔房的一员。
       韩国权威评论家、“李箱文学奖“审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李御龄说：如果说，要说明能说明的东西就是科学的话，那么要说明不能说明的东西便是艺术。他接着说：一天接着一天地蹬着台阶往山顶上走的男主人公，和要下到地面上过着平凡人生、平凡生活的女主人公，他们明知道，他们的期盼和努力都是不会有结果的，但他们还是执著地追求着。作者将矛盾对立、又不谐调的双方奇妙地集中到这个“楼塔房”的空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楼塔房”的美学价值和作品现实的存在价值。另一位文学评论家李泰东在谈到作品的主题时说：作品如实地反映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真实生活，并为了实现未来梦想敢于迎接挑战的主人公的现实人生。这些作品译介后，在中国读者当中的反映很好。很多文学爱好者来信来电，让笔者更多地介绍这位作家的作品。
       在获得大奖的诸多作品中，更多的是大量地采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的作品，如《妻子的箱子》（《“李箱文学奖”作品集》1998年第22集）、《鳗鱼炖菜》（《译林》2004年第5期），《大海与蝴蝶》（《“李箱文学奖”作品集》2003年第27集）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是表现男女青年的婚姻、爱情生活的作品。它们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感人的情节，主要在技巧上下功夫。如殷熙京的《妻子的箱子》，作品以倒叙的方法，将丈夫与妻子婚后五年既平凡又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漫不经心地叙述出来，表现了一个主题：人们在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消耗着生命。作品在艺术上确有特色：它所叙述的都是主人公在意识流动中形成的零碎的片段，这些片段，经作者重新组装出一个整体后，让读者去读出隐含在其中的内在意义。又如权智艺的《鳗鱼炖菜》，它与《妻子的箱子》一样，其主人公也是一男一女。作者运用极其熟练的象征与比喻手法，表述男女之间的情爱。男女之间，一边是彷徨和忧郁，一边是漠不关心的外表下，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追求，致使这种情爱发展到了施虐受虐狂的程度。作者意在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应如文火炖鳗鱼一样，慢慢地、长时间地炖。
       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我们读到这些作品，很自然地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来，这些作品的意蕴不是显在文字上面，而是隐含在文字的背后。
       这些作品不仅与韩国的传统小说不同，与中国当代作品更是大相径庭。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派像旋风一般扫荡一阵退出后，到了90年代，文坛上的纯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宏大量地接纳通俗文学的养分。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向很严肃的纯文学期刊，毫不顾忌地强调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诸多作家的创作谈，第一句话就是谈“编故事”。所以，对关注故事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读韩国的这些作品，是要费点精力的。我曾将这些作品翻译后，有的投给外国文学杂志发表，有的给我的同行和学生看时，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文学需要读者，读者就是市场。韩国和中国虽是同一个儒家文化圈内，但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所以，现代派创作方法在韩国很受青睐。再说，这些学院派作家，他们的老师们无一不是在西欧反复深造过的，因此这些作家们，运用现代派创作方法的时候，其技巧非常娴熟自如、游刃有余。
       韩国文学的今天，未必是我们文学的明天，但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世界的时候，她们的文学也应积极地吸收别的国家和民族文学一切优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健康地发展。
       （张玄平：安徽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邮政编码：23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