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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年底，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国际级出版物——《爱的讲述》。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戈迪默所编当今著名作家短篇小说集，它让世界文坛二十一位最杰出的文学家（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聚集在我们面前。集子所选二十一篇小说均由作者和译者授权出版，所有的版税和利润均捐献给防治艾滋病事业。这是一次爱的讲述，更是一次爱的奉献，体现出作家和译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热切关注，思之令人感动。回想起读过的一篇戈迪默与桑塔格（《爱的讲述》作者之一）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写作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所作的一次对谈，觉得《爱的讲述》与之有着直接的关联，遂捡出原作，译成中文，奉献给中国读者。
       ——译者
       纳丁·戈迪默（下简称“戈”）：我童年第一次拿起笔写东西的时候——九岁左右，怎么也没有想到，写作日后竟会成为大家全都认为就是我干的工作，也没有想到，写作是一种需要担当责任的行为。
       苏珊·桑塔格（下简称“桑”）：但你认为自己是有读者，你是为他人写，还是认为只为自己写？
       戈：我觉得我当时认为写作是为自己，没想过出版，也没想过别人会看我的作品。
       桑：我的经历与你不同。我也是七八岁开始写作，但我真的想过发表的事情。事实上，我当时真的认为当做家就是要发表作品。不过，我那时也不知道当做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戈：我出生在南非这样一个国家，是个白人，天生就拥有特权，像我这样一个在殖民地生活中长大成人的孩子，要当做家，就必定要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社会里有什么，并且明白社会是如何塑造我、影响我的思维的。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我就会自动地为它担当起某种责任（因为作家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要求他去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你知道，当时，我还在读里尔克、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不是九岁，而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身上有某种盲目性。我只是想：“嗯，我在写作；这是世上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便埋头写作。
       桑：但是，我认为，你在读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在寻求你作为作家的基本身份，寻找使你成为作家的东西，同时，你正渐渐意识到成为你的祖国的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与你目前做的事情有什么两样吗？
       戈：嗯，是这样：政治是某种潜入我作品的东西，因为我周围的生活充满了政治内容，就连生活中绝对隐私的层面也挡不住政治的侵入。在南非，政治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你参与不参与的东西。整个政治气候——社会秩序、你的生活方式——为政治所决定，根本不存在愿意不愿意进入其中的问题。但是，我原先不明白并感到某种幼稚的是，在我长大成人，意识到我生活在哪里、意识到一个人、一个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时，我视之为某种与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做的事情完全分离的东西。即使在我的作品中政治形势决定人物命运的时候（因为这一切就在我身边发生着），我仍然视之为我在用文学创造的东西的一部分，我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得更好一些。这与我是否令那些与我政见相同的人满意毫不相干。
       桑：契诃夫说过，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一种逃离的关系，作家决不能允许自己因他人希望你表达一种进步的观点便为之所束缚。
       戈：我当然同意契诃夫而非艾伯特·加缪的观点。加缪说：“等到哪天我仅仅只是个作家，我就决不再当做家。”我完全不能同意。我宁愿把它反过来讲，即等到哪天我成为不仅仅是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即愿意面对某个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一个公民能够深度参与，等到哪天对我而言，这些比当做家更重要，那么，我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我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我相信你必须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如果你是作家，那么，即使你对某项事业激情满怀，信念坚定，去当政治家也是错误的。
       桑：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写作在那种意义上是私人的。我是说，写作是孤独的——你独自一人写作，写作也许是天底下最孤独的职业了。但它不是私人的，只是私下做的事情而已。我从未觉得作家所从事的是私人活动。你知道，我以为优秀作家（自愿写作者）总是创造出一些代表优秀的、代表某种价值的等级体系以及保护语言的某种群体的东西；语言是我们写作的媒介，从根本上讲，我们希望防止语言衰败或退化。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在所有自己的书都穿越语言而使其保持在一种也许稍好一些而非更糟一点的形态上。作家代表卓越，作家发出一种个人的声音。优秀作品的存在代表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代表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些都是公共的、公民的、道德的价值，与你谈论的某种公众的或公民的参与不一定搭界，这我完全明白。我生活的国家并不经常要求我公开表明立场。我一生多次公开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但是，我始终觉得那是我自愿的，我担了风险——结果常常是令人很不舒服。
       戈：那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那样干呢？你是有选择余地的。譬如，你为什么那样关注越南战争，投入那么多精力创作关于这场战争的作品，可能还公开发表了一些讲演？桑塔格对越南战争十分关注，曾远赴越南，并写下《河内之行》（1968）等作品。
       桑：我认为，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非作为一个作家，我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说，我当时认为，成为作家是一种特权，我在社会上处于一种有特权的位置，我要公开发出声音，当时情况紧急，我认为自己能够以声音来影响人们，让他们去关注我热切关注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拥有——或许我们大都认为自己拥有——一种道德职责；我认为这是现代生活中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一部分。但我并不认为它决定我们作为作家的价值。
       戈：没错。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这一道德责任感更加强烈，因为我就生活在苦难中，我亲眼目睹身边的黑人在遭受压迫。从出生在享有特权的白人医院里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我就生活其中：假如我当时死了，就会埋在一个白人墓地，那里可不允许葬黑人。所以，每时每刻，你生活的周围都是这种非自然的、压迫性的社会秩序，这种情况确确实实延续一辈子。所以，责任死死地“盯牢”作为一个人的你，从一开始就这样。
       桑：找到一个题材并与之建立起一种关系，对于严肃作家来说，我认为是一种远远不像以前那样幼稚的关系。清晰地描述一个人生活的社会，描写人类的愚蠢和脆弱的整个情形，在我们要比萨克雷、巴尔扎克，或者俄国伟大的小说家所处的时代困难一些。总的来说，清楚地拥有传统意义上的题材的作家现在都属于媚俗的作家——他们纯粹是娱乐性作家，其作品不在文学之列，而我认为过去几代伟大作家中大多数——你可以一直追溯到福楼拜我们这位有独创性的祖师爷——20世纪文学所取得的主要的伟大成就已表明——似乎表明——要超越题材，自我指涉，最终要写写语言和感受力。桑塔格对感受力(sensibility)十分关注，曾写过《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1965）等文章。
       戈：不过，我认为，目前在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这样）身上发生的情况倒恰巧是两者合一了。它已表明，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是有可能合而为一、相互融铸在同一作品中的。换句话说，内心世界（实际上就是主观性小说，技巧、感受力、感觉——甚至是其技术方面，即方法）均可与外部世界（即题材）一起运用。我对欧洲不太熟悉，但我发现英国作家好像差不多整个地回避了外部世界；我觉得很奇怪。1984年发生过一场长时间的矿工大罢工，这肯定影响到矿区很多人的生活，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我只想知道，是否有什么长篇或短篇小说写到这场罢工及其影响，是否这一事件仅仅停留在报刊和电视上。
       桑：我想，我不希望小说给我带来新闻，我看质量更高的新闻作品、论文、电影，也看某类影评（我认为很重要），希望它们让我感觉到感受力是如何在当下发生的事件的压力下改变的。我认为小说家是魔术师，我需要某种魔术，需要某种快乐。
       戈：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作家似乎都不能将现代感受力应用于一种题材，甚至连兴趣都没有呢？
       桑：这是否可能与大多数作家的生活方式有关？多数作家都是高校教师。在美国，他们大多是大学教师——大多数严肃作家以教书为生，就生活在大学这个世界里。好作家总体上不写社会权力真正的来源何在。他们写私人情景，因为我认为他们实际上缺乏社会阅历。
       我认识而且极其崇拜的美国作家威廉·加斯威廉·加斯（William Gass, 1924— ），美国作家，著有《奥门塞特的运气》（1966）、《隧道》（1995）等作品。曾经问我：“苏珊，你写作是出于什么情感？”我回答说“悲伤”。当然，把你写作的源泉狭隘地归结为一种情感，那是相当荒谬的。他接着说：“哦，我是出于愤怒。”我被自己的回答吓了一跳，但是，他的回答同样奇怪。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感觉，但是，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源于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我想，我们的确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即我们都在某种方式上体会到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摧毁了许多东西，已经丧失了许多东西，还要丧失更多的东西，我们体会到对作为作家的我们的要求（我认为也是对作为人类成员的我们的要求——为什么不可以呢？）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它是激进的要求，因为我们要帮助消除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创造出某些能够有助于消除冤屈、伸张正义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是保守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进程中，有多少我们珍爱的东西正遭到摧毁。很难称我们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因为我们领教过这两种冲动。这就揭示了我们作为作家的境况。一种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另一种是越来越厉害的野蛮进程中的一部分。
       戈：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我所谓的一种间歇状态之中。这一状态不仅存在于我出生其中的南非这个国度，尽管那里最明显，因为那里的情况为葛兰西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杰出领袖，也是20世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提出的“霸权”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补充，为渐进式的革命开辟了道路，对当代思想学术也有深远的影响。所说的话作了最充分的说明。他说：“旧的在死亡，而新的尚未出生；在这一间歇出现大量不同的病态症状。”因此，我差不多现在就能写部长篇，或者一个短篇，作品的名字叫《病态症状》。
       桑：我在许多场合听你讲过，你不相信资本主义或西方式民主能够解决你们国家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能解决你们国家的问题。显然，我不敢预测你的祖国的未来。但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对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因其制度而变成了彻底的失望，这种制度一开始前程似锦，但在苏联或别的什么重要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主宰下变成了官僚的独裁。我认为，如果历史不能支持人们的希望，那么，人们就得改变其希望的视野。
       戈：但是，人们给历史机会了吗？我百分之百地同意你谈到的在许多国家里的试验——现在姑且就用这个词儿。但是，它们真正占据的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不很长，不过是几代人的时间。人们能否就此断定社会主义的整个理念、整个社会秩序就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目标呢？
       桑：我当然认为一个更仁慈的社会会到来，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几乎是与仁慈一样的意义上，我也还是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不妨说，我也有自己的希望视野。但我不相信传统的程式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对什么构成经济、什么组成社会我们知道得更多；现代官僚体制和高新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管理模式。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我想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西欧、英国，至少是加拿大和美国的人来说是这样，在这些国家，人们不再有那种不可遏制的、要求变化的强烈愿望。他们相信没什么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可能的恶化。他们不明白自己已身处某种边缘的境地，这里只许他们点头同意。人们对变化产生了一种相当抵触的情绪。变化总是某种摧毁几代人的连续性的东西。作为一个富裕消费社会的公民，我们被告知将来不会像过去一样。新技术肯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接受培训，成为新技术的消费者，成为摧毁我们的过去、摧毁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的消费者。我以为，这已经对什么是人格，什么是个性，什么又可能是各种文化产业和知识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影响。
       如果我写作，那是因为我想将来会像过去一样。这个想法是彻头彻尾的落伍。但是，我的社会给予我的大部分信息都说将来不会像过去。除了沮丧，对此我无话可说。看到你的社会里正出现的变化，难道你不沮丧吗？
       戈：是疑虑，因为我还不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种热切的希望——换言之，我身上还有热情，还相信另外创造一个左翼是可能的。我们这样的人见过许多国家的左翼自我出卖，我们见过许多政府变成独裁政府，成为新的帝国主义。相信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讲，从那些国家产生一个新左翼并继续前行是可能的。我相信——这几乎真是一种预言的感觉——这必须做，我们必须做。对比之下，你知道，我的祖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正处于这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间歇。但是你是相信的，而且知道，在你生活的社会有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你也愿意看到它们发扬光大；你愿意看到那里的连续性。说真的，要想出南非有什么我希望看到保存下来的东西，我还真得费一番脑子呢。
       （姚君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邮政编码：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