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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仁祥（云南昆明）
       劭力子先生在《聪明话》（见《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10期）一文中说，社会上讲聪明话的人到处都是，比如，大教授责备黄包车夫，为什么不早读书受教育；资本家对工人说，你嫌我的厂工钱少为什么不离开；房东对房客说，你嫌房租贵搬走就是。这些聪明话的最大功能，是使年轻人和穷人闭口不言。看看今天，确实如劭先生所预言，“说聪明话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不是吗：你说房价高，开发商说，我只为富人造房子；你说大学学费高，教育家说上大学不是惟一选择，你可以不上；你说国有企业老职工太困难，经济学家说改革要付成本；你说些发达国家的进步之处，官员说你为什么不移民；农民工说春节火车票不该涨价，铁路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工地上节日加班——还是那样，一句聪明话可以让对方呛得说不出话来。
       人类社会在螺旋型的进步之中，但是人与人的心灵沟通非常困难，也许人性的基本面永远改造不了。这是不是说聪明话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呢？
       钱家良（浙江杭州）
       贵刊10月号下《和谐社会只能是知识社会》（下称《和》）一文，愚以为立论失当。和谐，意为配合得适当匀称，怎么可武断为“只能是知识社会”。我没知识，讲不出大道理，只凭数十年的见闻，觉得这应该是多方面的配合。
       首先必须有民主、自由、平等、公开、公平的环境，不论地位高低有无知识，都应按规律行事，舍此而侈谈和谐，无异空中楼阁。当年一个“阳谋”，50多万知识分子含冤沉沦。继而“文革”祸起，全民遭殃。改革开放后，局面虽有很大改观，但“文革”余毒未尽，腐败丛生，民冤连连，上访不断。这，能和谐吗？
       其次，必须让人人温饱。倘一边是衣不遮体满脸菜色的贫困农民、下岗工人在街头流浪，一边是衣着光鲜大腹便便的贪官污吏、巨商大贾尽情享用数十万元一桌的豪宴。面对如此现实，凡良知未泯的人，恐怕谁也做不到“坦荡荡”、“山岳定”的。高层之所以提出“执政为民”，我猜想就是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让民无冻馁之忧这一前提。
       至于“知识社会”之说，稍加思索，破绽即现。其实和谐与否，非关知识。如果知识者品德恶劣，则其破坏力反而更大。就我所知，远的有“文革”中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祸国殃民，近的有顾雏军、牟其中们的巧取豪夺及某些经济学家助纣为虐的丑行可证。他们何曾因其“知识”而有所收敛。也许有人认为少数人不足以为据，那么，目前从小学到大学的乱收费，各类医院的乱检验，胡开方，高收费，弄得民怨沸腾，算不算是祸呢？有调查表明，学校、医院居然已经“荣登”腐败行业之榜首。而此两行中人，是最“知识”的群体，照《和》文标准，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坚分子。可惜其作为恰恰相反。倒是很不“知识”的群体中，不乏为构建和谐社会而默默作贡献者。白芳礼、丛飞就是（可叹的是，被他们资助成很“知识”的受助者们却坏了良心——又是不“愚昧”、不“无知”的知识者造成的不和谐！）。
       苏殿奇（河南濮阳）
       宋志坚先生的文章《读书人的事未必都体面》，我是在《杂文月刊·选刊版》10月下）上看到的，读来颇有感慨。宋志坚先生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叫做“跑职称”，并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批判读书人为了区区一级职称而放下几千年来的清高，得出“读书人的事未必都体面”的结论。
       不知宋先生研究过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难道读书人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去低三下四地“跑职称”吗?笔者认为，没有任何人——不仅仅是读书人，愿意去“跑职称”，既然去“跑”，肯定有难言之隐，或者不“跑”不行。我的一个同事去年晋级职称时，指标就是“跑”来的，闲聊时，听其原因，方知个中奥妙。掌管职称晋级的人事局职称科的某些官员，在分配职称指标时，总会预留一二，干什么?等下面的人来“跑”，为什么?可以带来利益。哦，原来如此，该给十个指标，偏偏给八个，另外两个便成了“权钱交易”了。
       论年龄，论知识，论才情，都该晋级，可偏偏有人“卡”你，有指标不给，逼着你来“跑”，你说不“跑”行吗？可以不“跑”，可看到你同来的同事，已经晋了高级，可你还是中级，心理平衡么?又不是水平不如别人。所以“跑职称”未必都是读书人愿意做的,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官员腐败的原因。
       另外，现在许多单位的准入要看职称，不管是否有真正的本领，只要有符合本单位的职称，就可以享受到较高的待遇。有的是高级职称，可并没有高级水平，拿的却是高级工资。工资标准与职称挂钩，个人待遇与职称挂钩，职称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太紧密了。笔者认为，什么时候职称不再与工资挂钩，什么时候“跑职称”这种现象才会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