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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八岁起，一个年轻人就打算从事写作。在教室里听老师曾对他说，要想写得好，首先必须好好地感受，好好地思考。对此他心里完全信服。他在拉布吕耶尔拉布吕耶尔(1645—1690)，法国作家。《品格论》是他的一本散文集，书中有简短格言和对当时一些人物的素描。的《品格论》中读到“写书是一种技艺”这句话，他想，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人能够而且可以学到的东西。
       要做画家，就得追随著名大师在画室里学习，那么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他该走向哪里呢?
       皮埃尔·路易和我，我们早年曾经是同班同学，彼此敞开心扉，畅抒情怀，几乎无话不谈。如果不说是兴趣完全相同吧，至少我俩都一样地热爱诗歌。路易比我能闯，也更大胆，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跑。
       他带我去了马拉美家。
       每个礼拜二晚上，马拉美总在他罗马街的寓所接待宾客。关于这些聚会的情况，人们常常谈起；若不是为了记述这位诗人的风采，阐明他的教导的某些特色，我真不想在这里对你们再次重提。他的教导，既有异于当时的一般情况，也与今天一切人们所见、所说和所做的完全不同；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其特色愈加鲜明，愈加卓越。
       马拉美的内心和外表都很淳朴。他在贡多塞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工资不容许他有任何奢侈，然而他家里所有的东西无不呈现出一种优雅的趣味。他接待我们的小小餐室只容纳得下八个人，顶多也就是十个。大家环桌而坐，在平时摆饭菜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盛烟草的大罐子。大师本人站着，背靠一座棕色的陶瓷火炉。马拉美夫人早已悄悄退去。敲十点钟的时候，他女儿日内薇埃芙，面带微笑，款款地托着掺糖水的烈酒走了进来。有时，客人不多，她会停留一会儿，但很稳重，从来不加入到谈话中来。几乎常常是马拉美一个人在说话。后来他写的那本《拉杂随谈》中，有些就是他当时谈话的如实反映。我记得他说话的声调，他的微笑，那不是发自唇边，而是从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一种谨慎的、隐秘的、怯生生的笑意；在说话的同时，他常常伸出食指轻轻一掠，以表示探询和期待……啊!在罗马街的这所斗室中，我们远远离开了纷繁城市的喧嚣，离开了那么多的政治谣传、阴谋和诡计。大家跟随着马拉美进入了一种超然的境界，在这里，金钱、荣誉、掌声均已消逝，没有什么比他的那份光辉更不引人注目、更隐秘的了。今天，有教养的人都知道——
       而在当时只有我们很少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马拉美把我们的诗歌引向一个更高阶段：音韵铿锵，富于形式和内在的美，诗，显现出它从未有过的神奇魅力——我想，在艺术上，完美的东西不复旧，主要是永远向前，别出心裁。
       马拉美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在他身上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圣洁。在这一方面，他完全不属于世俗，他这个人仿佛在从事某种天赋的圣职。他的言谈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他的风范激动了我们的心灵——而他，却显得十分平常，一点大师的架子都没有。可以说，对于我们，他总是以德行教导我们，而身教更多于言教。我看，确确实实，他是一位圣者。我就是这样看他。用一句简单的赞词来赞美他，我想应当强调的是他的某些品质，表面上看似乎非关文学，而实质上却是文学之所依存，却正是我们的文化所依存的东西。什么是这种德行的要素、组成成分呢?……这就是对绝对真理的信仰和信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任何事情，无论在马拉美周围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动摇，怀着对真理的无限挚爱，在真理面前，一切都退避、消逝、变得无关紧要了。
       不过，我看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这种对现实的轻蔑态度将会走向何方：这必然引导人们离开生活。而诗人一旦脱离现实，就有使文学堕入抽象和冷漠区域的危险。这种对客观世界的忽略，请允许我用一件轶事来加以说明，这样也许才不致因为我老是在谈论马拉美的师表风范，而使我的讲话过分严肃。
       当年由于对自然主义很反感，而且也想给象征主义加上一篇小说创作(直到那时，象征主义只有诗作，而小说独缺)，我写了《于里安游记》，并抽出其中第三和最后一部分另印单行本，以书名《斯匹兹堡游记》出版。我送了一本给马拉美，他接受时乍一看书名，不禁眉头微皱，他大概把这本小说当作一部真实的旅行记了。几天后，他又碰到我，他说：“啊!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担心你真去过那里呢!”他的那份微笑简直美极了。
       在这以后不久，我认为在文学和客观世界之间应该建立起直接而感性的联系。这很重要，就像我在《地上的粮食》的序言中所写的：“要让她赤脚踩在地上。”于是，我离开了马拉美，不过我仍然常常记起他的教诲：无论在文学还是在生活中，憎恶那些过于随和、讨好，或一切逢迎媚俗之举；对己对人，都要怀有一份不渝的热爱，要真诚而正直；他还要求我们坚信：体现人的价值、荣誉和自尊的东西总是胜过，而且应当胜过其余一切；其余的一切只是从属品，必要时俱可抛却。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值得注意，不知道别人是否已经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这种永不妥协、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出间接的后果，就像在“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国武官，遭到逮捕，判刑，终生监禁；其后经反复申诉、辩论、调查，至1906年始获昭雪。这一事件搅动了整个法国，影响到政治、文化，以至全国各个阶层。发生时，坚定的正义事业吸引了不少热情的捍卫者走到马拉美身边，如费迪南·艾罗尔德、皮埃尔·吉雅尔、贝尔纳·拉扎尔……
       因此我有理由说罗马街的谈话不仅是使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教益，而且也深深地陶冶了我们整个心灵。
       (徐知免：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邮政编码210093)